商業主義道德

① 經濟道德的經濟與道德

市場經濟和道德情操是什麼關系？這兩者是相互排斥、對立還是相輔相成？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能不能樹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情操？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應該樹立怎樣的道德情操或規范？
這個問題與市場經濟是同步出現、必然發生的。但是，作為一種常規，同經濟體制的轉型相比，道德規范的轉型在時間上會有一定的滯後，它需要更漫長的發育和形成過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可是最近出現的一系列事件還是使我們感到，在當前的社會生活中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重拳出擊實施政府監管，已是刻不容緩。
常言道，「民以食為天」。而食以安全為首。三鹿集團毒奶粉事件剛過去不久，最近又接二連三地出現了新的毒奶粉事件，還有瘦肉精、染色饅頭、地溝油等新花樣。在海峽對岸又曝出了更嚇人的塑化劑事件，其影響范圍之廣、危害之大，前所未有，大陸也未能倖免。廣大民眾對不法之徒既憤怒又無奈，甚至不免嘆息：「市場經濟恐怕就是如此，計劃經濟時代就沒有這些事，至少沒有這樣嚴重和普遍」。這些認識無形之中也滋生了某種市場經濟和道德情操難以相容的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的宣傳教育和理論研究中，似乎也反映了認為兩者不可相容的傾向。多年來，我們總是相信市場經濟同私有制的聯系，而市場經濟的本質之一就是自利、追逐最大利潤；至於以利己本性和「利潤最大化」為特徵的所謂「經濟人」，則更是現代經濟分析中十分流行的理論假說和分析前提，並且認為其正確性毋庸置疑。對西方經濟學及其歷史稍有了解的人早就聽說了所謂「亞當·斯密問題」，往往相信亞當·斯密的著作就體現了對市場經濟和道德情操的相互對立、排斥的理解：據說斯密《道德情操論》（1759年初版，作者生前出了六版）的基礎是利他主義，而《國富論》（1776年初版，生前出了四版）的基礎則是利己主義；前者塑造的是道德人，後者塑造的是經濟人。
我們知道，亞當·斯密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是市場經濟論和道德情操論的先哲和權威，如果他的學說真是這樣，那就不必白費力氣去追求市場經濟和道德建設的統一了。因此，我們需要對斯密學說的內涵和本質加以深究。
「亞當·斯密問題」的由來和發展
所謂「亞當·斯密問題」，最早是19世紀上半期由德國舊歷史學派提出的一種觀點，此後在西方學術界廣泛流傳，被學者們加以引申和擴大。前蘇聯學者（如盧森貝）接受並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判斷，中國學者也不例外。
在《國民經濟學的現狀和未來》（1848）中，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BrunoHildebrand）指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的是「唯物主義」，即人性自私論。接著，卡爾·克尼斯（CarlG.A.Knies）在《歷史方法論的政治經濟學》（1853）中第一次提出，斯密1766年去了法國之後，受到法國重農主義首領魁奈的自然秩序觀的影響，才在寫作《國富論》時改變了觀點，從《道德情操論》注重精神追求的利他主義轉變為注重個人物質利益的利己主義。
斯卡爾茨基（Witold von Skarzynski）充分發揮了這一觀點，1878年，他在《亞當·斯密作為道德哲學家與國民經濟學的創始人》中鄭重其事地提出了斯密的「理論轉變」（Umschwungstheorie）。從此，「斯密問題」這一說法儼然成型，逐漸成了一些學者熱衷的話題。
斯卡爾茨基的觀點又是由伯克爾（H.T.Buckle）引起的，伯克爾1861年在《歐洲文明史》（第二卷）中提出，斯密的兩部書之間存在一種特殊關系。斯卡爾茨基正確地拒絕了這種觀點，即依靠邏輯的技巧就能使不一致的東西統一起來，但是他又錯誤地接受了伯克爾關於斯密兩部書對人的行為提出了相反論證的說法。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斯密在撰寫這兩部書之間改變了觀點，並進而說斯密不是一個獨創思想家：斯密的道德哲學來自哈奇森和休謨，而他的經濟學則來自法國學者。於是，他將斯密1759到1776年期間思想的變化歸因於他1764-1766年赴法國的訪問。
前蘇聯一些經濟學者受德國影響，也認同這一觀點。著名學者盧森貝在《政治經濟學史》（該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我國很有影響）中說：「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研究的是道德世界，在《國富論》中研究的是經濟世界。他沒有能夠把這兩個世界聯系起來。他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點是同情心……他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是利己主義……斯密不能把經濟看作是基礎，而把觀念形態看作是上層建築。他的二元論是自然的；因為這是受資產階級的自然本性所決定的。」這就不僅坐實了所謂「亞當·斯密問題」，稱之為二元論，而且給出了基於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解釋。受前蘇聯經濟學界的影響，我國經濟學界持此觀點者也不乏其人。
不能說對斯密學說的這種理解沒有一點根據，但是我們要十分明確地指出，所謂「亞當·斯密問題」原本是一個偽問題，是一個虛假判斷。
說它不是空穴來風，是因為斯密兩部書論述的起點確有不同。《國富論》的起點是利己主義，這是沒有疑問的。他指出，利己的動機和本性是個人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動力：勞動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基本途徑，而分工則來源於人類本性中的一種傾向，即互通有無，物物交易，互相交換。這種傾向為人類所共有和特有。為什麼會有這種傾向呢？因為個人不能完全自立，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怎樣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呢？「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於他，並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想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他又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以謀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他貨物。」
《道德情操論》的分析則是從個人的同情心和憐憫開始的：「無論人們認為某人會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像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斯密說，這是一種人人皆有的「原始的感情」。這里所說的顯然是一種利他主義。
但是，如果就此斷定，《國富論》奉行的是利己主義，而《道德情操論》體現的是利他主義，進而斷定斯密的市場經濟論和道德情操論是相互排斥和對立的，那是對斯密學說的最大誤解。
這里講四個方面：一、斯密所謂「利己」和「利他」的真義；二、兩部書共同的利己和利他相結合的人性論基礎；三、《國富論》所體現的利己和利他相結合的經濟道德觀；四、《道德情操論》所倡導的利己和利他相結合的「合宜美德論」。
《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里的「利己」與「利他」
在斯密看來，人的本性既非單純利己，也非完全利他，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由此出發，他正面闡述了新歷史條件下應當倡導的道德觀。在斯密看來，美德在於「合宜」。
第一，關於斯密所謂「利己」和「利他」的真義。《道德情操論》中所謂「人的利己的本性」，指的是人總是首先關心自己，關心自己的職業和收入，名譽和地位，生存和發展，前途和命運。這是人的天性，是與生俱來的感情，也是一種不可侵犯的權利。而所謂利他，則體現為有利於自己又有利於別人和社會的一系列美德。這同基督教歷來的仁慈說教是截然不同的，同利己主義者的觀點更是格格不入的。
《國富論》中所謂利己，即自愛（self-love），指的並非損人利己，更不是極端個人主義，而是指與生俱來的個人利益和要求，包括生存權和發展權，或者說合法財產所有權、合法經營權和收益分配權等，那是對封建特權或其他壟斷特權的否定，是新興社會階層的心聲和呼聲。而所謂利他，則是指在分工和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者通過商品交換為別人和社會提供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
可以看出，兩部書對利己和利他的理解是一致的，不過倫理學的意義要比經濟學的意義來得更廣泛，後者比前者更具體。它們所體現的都是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社會基礎上逐漸成長起來的新興資產階級新的道德倫理觀和經濟道德觀。
第二，關於兩部書共同的人性論基礎。斯密兩部著作的人性論基礎既不是單純的利他主義，也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而是合理的利己主義和高尚的利他主義的結合。這種結合，在《國富論》中表現為公私利益協調論，在《道德情操論》中體現為合宜道德論。
先說《道德情操論》。難道它體現的真是所謂單純的利他主義嗎？回答是否定的。事實是，除了將同情心作為分析的起點之外，在往後的論述中，但凡涉及人的本性的地方，他都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人的本性中利己的一面。他說：「人生的偉大目標」是改善自身的條件，謀求自己的利益，包括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他稱利己的動機和感情是「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他認為，德行最完美的人應該是既能控制自己自私的原始感情，又富於同情心的原始感情的人。他甚至還指出：「每個人首先和主要關心的是他自己。無論在哪一方面，每個人當然比他人更適宜和更能關心自己。每個人對自己快樂和痛苦的感受比對他人快樂和痛苦的感受更為靈敏。前者是原始的感覺；後者是對那些感覺的反射的或同情的想像。前者可以說是實體，後者可以說是影子。」這不就是說，利己是本源，利他是其表現嗎？這不就是說，利己是目的和動力，利他是手段和結果嗎？
《國富論》則結合經濟生活作了明確的表述：人的經濟活動的動機是利己的，而人又有交換的傾向或本性（動物沒有），因為在分工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若想滿足自己的需要，就得交換；要實現交換，只有利他，即為別人或社會提供商品或服務；只有做到這一步，即實現了利他，才能利己。可見，利己動機和交換傾向都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結合，兩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這就是《國富論》的公私利益協調論，斯密據此發展出一整套經濟自由主義學說和政策。
可見，在斯密看來，人的本性既非單純利己，也非完全利他，而是兩者的結合，兼而有之，利己和利他是人的本性的兩個方面。這同人們一般的印象大相徑庭。
第三，關於《國富論》所體現的新經濟道德觀。斯密對經濟自由主義的論證，同時也是對與之相應的經濟道德觀的論證。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自由主義精神。自由經營、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是斯密經濟自由主義的精粹。奉行這種經濟活動原則在斯密看來是正當、有益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增進社會財富。為此，他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分干預，批判重商主義時期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所施加的種種控制和限制，大力提倡也深信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能夠將生產資源做最佳的配置。顯然，他倡導的是一種具有嶄新歷史內涵的自由主義經濟發展觀和經濟道德觀，它不僅同中世紀的封建道德觀相對立，同重商主義的體現壟斷精神的道德觀也是格格不入的。
2、分工協作原則。生產過程中的分工協作，在斯密看來，既是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本途徑，也是一種應予倡導的道德規范，也就是說，沖破分散的孤立的小生產方式，投身到將勞動和資本集中到工場手工業的生產之中，發揚分工協作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道德的。
3、商品交換等價原理。這在斯密看來既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原則，也是一種重要的經濟道德。他將這種等價關系分解為兩個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的依照勞動相交換的法則，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以後的三種收入交換法則。在他看來，這里體現的是一種自由平等原則。這是對傳統道德標準的突破。在基督教的道德習俗中，一味地提倡「仁慈」、「愛人如己」，要求人們具有同情、仁愛、獻身的品質和精神，把無酬服務或贈送視為道德和高尚，而將有償服務或交換視為不道德而受到鄙視。斯密認為，這種道德觀不適合商業社會的現實和需要。在商業社會中，人們需要的滿足大部分是通過交換和買賣取得，不可能無償贈送，人們的生活不能僅僅求助於他人的仁慈，必須依靠平等的互利互惠原則，所以，無私奉獻固然是道德的，平等的等價的交換也是道德的。
4、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則。通過分工協作生產出的產品，又通過等價交換，換回自己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在斯密看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收入分配過程；至於這種分配是否體現了公平合理的精神和道德原則，斯密則給出了兩種相互抵觸的回答。依據他從原始未開化狀態所得出的勞動價值論，他斷定這里存在著不平等，因為土地地租和資本利潤都是對勞動成果的扣除；然而，當他轉向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的新條件和新環境條件下的交換法則時，他又肯定了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的合理合法性，聲稱這時價值應由包括土地地租和資本利潤在內的三種收入決定。換句話說，得到勞動工資固然是正當、道德的，得到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同樣是正當、道德的。這表現了斯密對土地貴族勢力的妥協和讓步。
5、消費領域中倡導勤儉節約。斯密認為這是資本積累的需要，而資本積累及其生產性地使用，又是發展生產的另一個基本途徑。這就是斯密經濟自由主義道德觀的主要內容。同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主義道德觀相比，斯密的這些道德觀顯然是進步的，甚至具有革命性意義。當然，他所反映的是新興資產者的利益和要求，必然具有其歷史局限性。例如在其分配論中對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妥協，在其財政論中對君主利益的強調和尊重，等等。
第四，關於《道德情操論》所倡導的「合宜美德論」。斯密著重批判了兩種道德學說。從人本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結合這一點出發，斯密批判了單純的「仁慈即美德」學說。這是一種利他主義學說，是晚期柏拉圖主義信條，也為古代基督教和近代神學家所推崇。斯密認為，不應把仁慈看作行為的唯一準則，事實上，對我們自己個人幸福和利益的關心在許多場合也表現為一種非常值得稱贊的行為准則。需要的是兩者的結合與平衡。
斯密還猛烈地批判了孟德維爾的極端利己主義（「私人惡行即是公眾利益」是其典型的信條），斥之為「放盪不羈的體系」。斯密指出，這種學說的實際作用在於，唆使那種因為別的什麼原因而產生的罪惡，並且抱著過去聞所未聞的肆無忌憚的態度公開承認它那動機的腐壞，所以這種學說顯得更加厚顏無恥。斯密深信，孟德維爾的詭辯和欺騙終究會被人們所識破。
從人的本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結合這一點出發，斯密正面闡述了新歷史條件下應當倡導的道德觀。斯密的論述無不體現著這種利己和利他相結合的精神。在斯密看來，美德在於「合宜」或「適宜」。所謂合宜（propriety），是指在有旁觀者與當事者的場合，當事人的感情或感受應當同旁觀者的相一致；或者在只有當事者的場合，當事者的感情和感受應當同有旁觀者時旁觀者的感情和感受相一致。
斯密認為，這種道德觀合乎分工和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因而是唯一正確的道德觀，應該而且能夠成為社會道德觀的牢固基礎和主流。這是因為，個人生活在社會之中，同整個社會相比，個人不過是滄海之一粟；離開了社會，個人難以生存，因此個人應該服務於社會，貢獻於社會，而社會也應為個人提供必要的保護和生存發展的條件。人是個體性和社會性的結合，這就是他的「合宜美德論」的基礎。
那麼，合宜的美德表現在哪些方面呢？不妨將斯密詳盡的分析和論述作如下概括。第一，對別人，應該表現得溫柔、有禮、和藹可親；還有公正、謙讓和寬宏大量；愛憎分明，堅持正義。第二，對自己，則有兩種場合。在有旁觀者時，當事人應當確立的美德是崇高、莊重、令人尊敬，以及善於自我剋制各種激情。沒有旁觀者時，應當如何評判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呢？應當確立怎樣的美德呢？斯密強調說，在這種場合，當事者自己應該「換位思考」。以別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設身處地想像別人會怎樣看待自己，結果就會根據自己想像中的那個「公正的法官」的態度來決定自己的言行。斯密強調說，在這種場合，應當確立的美德是良心和責任感。
斯密所謂良心，就是指「心中那個公正的法官」或別人可能的看法和感受。他非常強調「良心」的權威和作用，認為他在很多場合可以支配人們的行為舉止，甚至能夠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場合，使平常的人在許多場合，做到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斯密認為，良心對人的要求是：（1）不應太看重自己而輕視別人，否則就會把自己變成別人蔑視和憤慨的對象；（2）不應為了私利而傷害別人，窮人也決不應當詐騙和偷竊富人的東西；（3）對別人的幸福或不幸都應有適當合宜的反應；（4）父母對子女的親情和子女對父母的孝敬也都應有適當的合宜的表現。
關於責任感，即對一般行為准則的尊重。斯密認為這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則。這種責任感應當體現在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朋友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和國家之間等等。
此外，斯密還論證了個人的成功和處世之道，其中同樣洋溢著對作為一個成功人士所應當追求的道德規范的刻畫和重視。包括：一、勤奮好學，謙虛進取。二、真誠，不講假話。三、廣交和善交朋友。四、談吐得當，拒絕無禮和粗魯；從不傲慢，恪守禮儀。五、量入為出，謹慎擇業。六、少管閑事，凡事比較超脫。七、謹慎，又分為兩種：一般的謹慎，關心個人的健康、財富、地位和名譽；高級的謹慎：偉大將軍的謹慎，偉大政治家的謹慎，上層議員的謹慎。他們的謹慎同更為遠大和高尚的目標相聯系，同英勇、同廣泛而又熱心的善行，同對於正義准則的尊重結合在一起，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維持的。
斯密關於市場經濟與道德情操學說的啟示
在斯密看來，市場經濟與道德情操之所以能夠並步而行。
時過境遷，國情不同，但斯密關於市場經濟和道德情操的學說還是包含著很值得我們汲取和借鑒的東西。
第一，斯密論證了市場經濟對重商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必然性，也論證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與之相應的道德規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斯密看來，這兩者之所以能夠並步而行，相互統一，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們都是基於共同的人性，既利己又利他；而合乎人性的經濟制度和道德情操必然是有生命力的。
第二，斯密對經濟制度和道德倫理評價和取捨的標准，是已經和正在發展中的實踐，是新興的先進階級和社會力量的願望和要求，以此為基礎，斯密既批判了孟德維爾式的放盪不羈的極端利己主義體系，也批判地繼承了信奉「仁慈美德論」的利他主義學說，他所倡導的「合宜美德論」顯然更勝一籌。
第三，斯密所界定的各種美德，例如謹慎、寬容、大度、仁慈和正義，以及尊崇道德良心的自我控制等等，尤其是誠信、良心和責任感，至今仍具有現實借鑒意義。這些道德規范，看起來平平常常，似乎沒有那麼高調，其實真要落到實處，並且變成一種社會普遍尊崇的風尚和規范，還要我們付出極大的努力，需要經歷一個長時期。別的不必說了，如果人人都能憑良心辦事，都有責任感，食品不安全事件即使不會絕跡，恐怕也會大為減少了。
晏智傑 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前院長。1939年生於陝西西安，1957年秋考取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62年秋師從陳岱孫教授攻讀研究生，並於1966年初畢業後留校任教。1984-1985年和1991-1992年曾先後赴美國和德國研修。兼任教育部經濟學學科指導委員會委員、中華國外經濟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北京大學國外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主要從事西方經濟學及其歷史、中國經濟改革、中外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專著有《經濟學中的邊際主義》（1987）、《亞當·斯密以前的經濟學》（1996）、《古典經濟學》（1998）、《勞動價值學說新探》（2001）、《燈火集——勞動價值學說研究論文集》（2002）等；參與合著教材《政治經濟學史》（陳岱孫主編），另有多本合著、編著、譯著及論文。

② 商業倫理 為什麼還要體現在集體主義道德 原則的本質

這是整個國民的素質表現

③ §1 為什麼重商主義如此重要

公元1500年前後的經濟思想的差異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考慮： 1、產生的歷史背景有什麼不同； 2、主要信條有何差異； 3、對誰有利或為誰謀利； 4、產生的影響有哪些。第一條、 歷史背景有什麼不同。分析如下：1500年之前，經濟活動還不 社會中最主要的部分，以自然（庄園）經濟為主，社會制度以奴隸制，封建制為主；貿易和市場雖然出現，但很不發達，產生了最早但很零散的經濟思想；而1500年之後，商業資本逐漸興起和發展，促使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並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提供了條件，城市變得重要，國際貿易繁榮，貿易量增長，貴金屬理論產生，要求商人地位提高，為經濟和軍事擴張辯護的學派形成，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第二條、 主要信條有何差異。分析如下：公元1500年之前出現了關於分工 的思想（色諾芬，柏拉圖），關於交換的思想（亞里士多德），對價值的理解（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產生了對貨幣，財富，放貸取利等的最早的思考；但受當時社會環境（宗教與世俗交織）的影響，許多經濟思想都要受到道德判斷，像當時許多人都極力反對放高利貸，並把財富作為一種罪惡，歧視商人；直到後來才有一定的改善。而在當時，許多古羅馬思想學家都把農業放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首要地位。而在1500年之後，由於大量商業資本的積累以及強大國家的出現，人們的經濟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市場和貿易的繁榮使得商業得到了極大的重視，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當時的重商主義認為金銀是最佳的財富形式，並且認為資源是一定的，要想讓國家富有，就必須大量出口，減少進口，從貿易順差中獲得額外收益；所以他們主張政府要積極干預經濟活動，以法令的形勢保護民族工商業，鼓勵商品輸出，限制商品輸入，增加本國的金銀貨幣數量。第三條、對誰有利或為誰謀利。分析如下：公元1500年前，當時的經濟思想主觀上是主觀上為了探尋真理，客觀上是出於維護現存秩序的需要；而公元1500年後，重商主義的出現，則是為統治階級維護統治服務的，主要保護國王，貴族，官員和商人的利益。第四條、產生的影響有哪些。分析如下：公元1500年前，當時的思想家對生活中的經濟現象進行了最初的思考，對財富，貿易等有了最初的理念，開始理性的分析經濟現象。公元1500年後，經濟學逐漸成熟，出現了重商主義，讓人們認識到商業的重要性，認識到國際貿易的重要性，發展了民族經濟主義，經驗主義的思維模式出現，對後世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地推動作用。

④ 商業主義

報大專的函授課程，但是現在不知道報什麼專業比較好:工商企業管理、金融、旅遊、物流、行政、心理、計算機、農業、林業

⑤ 有關商業道德的論文，一千字

商業道德，是指在商業活動中，商家及其成員從事經營時，完善其素質和協調商業內外部利益關系的善惡價值取向以及在行為上應遵循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准則的總和。本文所談的商業道德問題，由企業人對某些商業道德規則的違背談起，同時涉及到企業人對企業的管理與經濟制度的道德性問題。

商業道德雖然涉及到商家及其成員對商業規范和經濟法規的遵守問題，商業道德並不等同於商業規范和經濟法規，後兩者帶有濃厚的強制性、他律性特點，而商業道德則屬於道德范疇，有著自律性和非強制性的特點。簡單講，商業道德對市場經濟領域的商家及其成員的要求，包括誠實經營、平等交易、公平競爭、合法謀利、遵守職業道德規范等。樹立商業道德的目的是通過保護市場經濟中商家的平等競爭、維護消費者的權益藉以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同時通過培養個體的商業道德完善個體的道德人格。
二、商業道德缺失的危害性分析
1.損害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市場營銷的本質在於實現企業利潤目標的同時，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企業的利益與消費者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企業經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增進社會的財富，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因此，消費者是企業的「上帝」。但是，制售假冒偽劣產品；漫天要價，亂「宰」顧客；利用虛假廣告進行欺詐，騙買騙賣等，對廣大消費者而言，不僅造成了他們經濟上的損失，而且影響到他們的身心健康，嚴重者會危及他們的生命安全。在這里，消費者的權益被破壞殆盡，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難以實現。

2.破壞了公正競爭秩序，損害了其他競爭者的利益

公正性是市場競爭的一條基本原則，在正常的市場背景下，每一個企業都是平等的，人家都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競爭，並通過正當的手段贏得競爭和優勢，由此獲得的利益也才是正當的、合法的。然而，有些企業為了排擠競爭對手，獨占市場，則通過不正當手段竊取他們的商業秘密；用賄賂的方式推銷商品；在廣告或宣傳中詆毀、貶低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或產品聲譽；用低於成本的價格進行傾銷等，所有這些行為的出現，無不有損市場競爭的公正性原則，使市場競爭秩序受到破壞，嚴重地影響了其他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並使之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其正當利益遭受損害。

3.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

市場營銷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並遵守社會公德。企業在營銷過程中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為增進社會的福利和健康發展做貢獻。但打量假冒偽劣產品對名優產品的沖擊，不僅使名牌企業利潤減少，造成國家利稅下降，而且國家為查處假冒偽劣產品還得支付巨額資金，損失巨大。同時，某些不法分子為了使制售假冒偽劣產品合法化，不惜重金賄賂政府官員，或在銷售過程中拉關系、走後門，加劇社會風氣的敗壞，妨礙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4.嚴重損害了企業自身的利益

無論是製造、銷售假冒偽劣產品，還是用虛假廣告進行騙買騙賣，以及採用其它不正當營銷手段，從短期看，企業由於欺騙消費者，引誘消費者上鉤而獲取了眼前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其違法活動一旦被揭露、曝光，必然危及本身的聲譽和信譽，遭受社會輿論的譴責，受到消費者的唾棄，最終失去顧客，失去市場。
三、商業道德重構的對策
1.重視提高全民文化素質，營造道德氛圍

首先，作為消費者，要不斷提高自身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識別真善美與假惡丑。既能唾棄、遏制不道德行為，使違反商業道德者沒有市場；又能文明、誠實、守信，給商家良好商業道德行為提供廣闊的空間。同時，消費者要學會保護自身合法權益，有效遏制不道德行為蔓延。對違反商業道德行為不予投訴，就是助紂為虐，推波助瀾。其次，作為商家要恪守商業道德，文明經商，禮貌待客。特別是企業經營者，要把商業道德當作無形資產，不斷強化商譽意識和經濟信用意識，真正認識到講商業道德可為自己創造更多商機。同時，還要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把商業道德意識深深植根於全體職工心中，增強危機感和使命感，堅決不搞只顧自身眼前利益的狹隘滿足，而失去商業道德，失去市場和失去未來的短期的「自殺」性行為。

2.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必須強調依法治市。而目前我國的經濟法律體系尚不完善，因此需要加快立法和修訂，健全法律法規。一要積極健全合同監督管理法規，加強打擊合同欺詐工作的可操作性；二要完善企業登記管理制度，以杜絕企業違反商業道德行為發生；三要加強企業財務管理方面的立法，以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四要加快建立信用制度，使市場經濟真正成為信用經濟；五要建立健全從業人員准入制度，使所有從業人員都有法定的「從業資格證」，便於執法機關檢查、控制，同時也能有效遏制不法行為發生。

3.破除地方保護主義

改革傳統的地方和部門領導的「政績」考核方式，即除了經濟總量指標以外，還應注重考察其市場環境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水平。與此同時，一個地方的市場開放程度和環保水平也能夠反映出其領導人的水平與能力。為追求經濟增長指標而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甚至不惜以犧牲一個地區的環境為代價，這樣的「政績」又怎能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因此，清除地方保護主義這個信用和道德建設中的最大障礙，其關鍵在於改革對地方領導人考核的單純數量指標，這樣才有利於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4.推進產權制度的改革，遏制短期行為

目前，很多企業產權不清，「婆婆」非常多。尤其是國有企業，國家是通過政府官員系統來實現所有者利益的，而政府官員是要換屆選派的，從而導致經營者出現短期行為，往往置商業道德於不顧，急功近利，損人利己，對此，要明晰產權，解除政府的約束，把企業轉由企業家經營。因為企業家是以終生經營企業為職業的，關心企業長遠利益和自身人力資本的增值，故而能夠恪守職業道德。

5.大力推動名優產品的促銷活動，實施名牌戰略，使重質量、守信用的良好商業道德蔚然成風

通過由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名牌對市場的擠占，可以增強消費者的信心，擴大市場銷售，同時使假冒偽劣產品的銷售更為困難。現階段名牌的形成和發展單靠市場自發的力量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在國內外市場競爭的情況下，應對其予以必要的扶持。

6.加強執法力度，切實嚴懲違反商業道德行為，做到天天都有「3.15」

對違反金融、外匯、工商行政管理法規，違反市場管理條例，非法從事工商活動，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必須徹底查辦。同時，堅決打擊執法犯法，貪污受賄等腐敗行為，維護法律尊嚴，促進商業道德健康發展。

⑥ 綜合我國企業現狀論述在商業道德方面存在哪些觀點它們各自有哪些特點

1：功利觀：決策要完全依據其後果或結果做出。功利主義的目標是為盡可能多的人謀求盡可能多的利益。一方面，功利主義對效率和生產率有促進作用，並符合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它會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尤其是在那些受決策影響的人沒有參與決策的情況下；同時，功利主義也會導致一些利益相關者的權利被忽視。
2：權利觀：決策要在尊重和保護個人基本權利（如隱私權、言論自由和遊行自由等）的前提下做出。權利觀積極的一面是它保護了個人的自由和隱私。但它也有消極的一面（主要是針對組織而言的）：接受這種觀點的管理者把對個人權利的保護看得比工作的完成更加重要，從而在組織中會產生對生產率和效率有不利影響的工作氛圍。
3：公平觀：要求管理者公平地實施規則。按公平原則行事，也會有得有失。得的是它保護了弱勢群體的利益，失的是它可能不利於培養員工的風險意識和創新精神。
4：綜合觀：主張把實證（是什麼）和規范（應該是什麼）兩種方法並入到商業道德中，即要求決策人在決策時綜合考慮實證和規范兩方面的因素。這種道德觀綜合了兩種「契約」：一是適用於社會公眾的一般契約，這種契約規定了做生意的程序；二是適用於特定社團里的成員的特殊契約，這種契約規定了哪些行為方式是可接受的。這種商業道德觀與其他三種的區別在於它要求管理者考查各行業和各公司的現有道德准則，以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⑦ 什麼是現代商業精神

現代商業精神：敬業、誠信、節儉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1904年到美國考察，隨後寫出《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他在這本書中提出：美國之所以產生了充滿活力、發展迅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從歐洲逃到美國來的新教徒帶來的倫理道德、職業精神有直接的關系。
馬克斯??韋伯認為，美國現代商業的高度發達，得益於一種商人的氣質，也就是一種獨特的商業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資本為職業責任，而且注重依靠勤儉和誠信的職業倫理。也就是說商業被看成是「把獲利僅僅作為一種職業，而每個個人都感到自己對這種職業有一倫理義務的這一類活動」。理性經商成為一種公認的商業精神促使了美國現代商業的高度發達。
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商人們意識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寵，實實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們覺得，只要他們外表得體，道德行為沒有污點，正確使用財產，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創造財富，同時還感到這么做是在盡一種責任。」道德感、責任感使美國的商人們找到了經商的正當理由、使他們能夠從容經商，而免除了掠奪財富滿足私慾的負罪感的壓迫。
對此馬克斯??韋伯還指出：「獲利的慾望、對營利、金錢（並且是最大可能數額的金錢）的追求，這本身與資本主義並不相干。這樣的慾望在在於並且一直存在於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車夫、藝術家、妓女、貪官、士兵、貴族、十字軍戰士、賭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說，塵世中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實現這種慾望的客觀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這種慾望。……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於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慾望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沒有這種對非理性慾望的「抑制」和「緩解」，並升華為一種商人的獨特精神氣質，沒有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商人們就無法振作精神而創建如此輝煌的現代商業文明。一個關於洛克菲勒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富商們心靈上的重負。曾經有段時間，美國首富洛克菲勒做生意很不順，公司面臨拆分，有一天他低頭在紐約街頭過馬路。一個迎面過來的連腳都沒有的殘疾人大聲喊他：「你好，先生！抬起頭看看吧！多美好的陽光。」這讓洛克菲勒羞愧無比，自問有錢又有手有腳，怎麼還活得如此不開心。此後，洛克菲勒積極投身慈善事業，大半財富做了基金會，他死的時候雙手攤開，表明什麼也沒帶走。因此贏得了舉國尊重。而當今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早就立下遺囑，只給孩子留下3000萬美金和價值1億美元的豪宅，而將98%的財產捐給社會。他也需要獲得精神的「緩解」和社會的尊重，否則他將無以成就自己的事業。因為社會已經形成了體制和道德層面的約束：「他只要涉足於那一系列的市場關系，資本主義經濟就會迫使他服從於資本主義的活動准則。假如一個製造商長期違犯這些准則，他就必然要從經濟舞台上被趕下去，正如一個工人若不能或不願適應這些准則就必然被拋到街頭成為失業者一樣。」
總之是商人需要這種精神「緩解」，以放下「負罪」的重負，並獲得社會的尊重，才能全力以赴地投身於有益於社會事業。社會富人與窮人之間也只有在這樣的觀念調節下才不至於使利益沖突失控而毀壞整個社會經濟體系。
新教徒的信仰和價值觀和基督教徒有所不同，在他們看來：「人只是財富的受託者，這些財富是經由上帝的榮耀才被給予人。如果他出於自身的享樂而不是服務於上帝的榮耀花掉了任何一點錢，那將至少是危險的。……人對於自己佔有的財富，有著向上帝承擔的責任，這種責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種很大的負擔，在這方面，他服務於上帝就像一個溫順的服務員甚至是上帝的賺錢機器。他佔有財富越多，他的責任就越大。這種責任一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不能使財富減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來增加財富。」
美國新教徒還認為：上帝允準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慾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中所處地位所賦予他的責任與義務，這是他的天職。新教的「入世修煉」主張人們必須把勞動視為人生的目的，必須盡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責任。因此，新教倫理「具有把人們獲得財富的要求從傳統倫理中解放出來的心理功用。新教不僅把人們獲得財富的沖動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視作上帝的旨意」，成為人的「天職」，使之合理化。
由此，馬克斯??韋伯指出：基督教新教道德觀念與勤奮節儉、誠信盡職的敬業精神是美國商業精神的來源。

⑧ 公司的商業道德是什麼

做生意 最基本的道德就是 誠信 誠信才能做大 做人要誠信 公司更要誠信
麻煩採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