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年法治進程

㈠ 中國近現代的法治發展歷程怎麼樣

近代各國走上法治抄之路，首當其沖的便是制定一部憲法抑或憲法性的制度，從而從根本上確保資本主義革命的成果——虎互港就蕃腳歌協攻茅遏制封建專制、維護人權。啟蒙學者從自然法理論出發推演出一套完整的近代法治理論體系，認定由人民制定的憲法是最能反映自然正義的法...

㈡ 中國法治化進程大概

個人認為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國法制化的時間比較短。了解中國的法制化進程的人應該知道，我國開始法制化的真正開始時間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我國才正式的開始法制化的進程。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1979年才編修成典的。而建國到1979年之間這段時間我國沒有一部完成的刑法典，大多是各個條例約束人民的行為。而且我國的封建社會是全球來講最為強大的和對影響也是最為深遠的。直到1912年我國剛開始擺脫封建社會的，而我國的封建社會講求的是儒家的以禮治國的思想，所以法律，法典大都圍繞著鞏固皇權而編修的，並非現在意義上的以法治國。而西方，尤其是美國是以個殖民國家，原住民是印第安人。美國受到封建社會思想的影響非常非常少，美國的建立是1776年，而且他們從成立那天就開始了他們的法制化進程，足足比我們早了200多年。所以從一定意義上我國的法制化建設到今天這樣的程度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㈢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進程有哪些舉措

法治中國建設是當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著，都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論述。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筆者認為，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通過比較與提煉，可以發現，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以及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是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考慮的基本關系。處理好這五大關系有助於法治中國建設更加順利地展開，亦有助於對法治中國建設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體的認知。

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

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關系，而是一個真實的關系。應當看到，法治中國建設既是法治建設，但同時也是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那麼，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是什麼？站在法學、法律、法治的專業立場上，容易過分凸顯法治的價值與意義。法治建設當然極其重要，中國憲法規定了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可以說是法學理論的生命線，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法治建設就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那麼，應該怎麼看待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呢？

國家建設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首先要有強大的軍事。在中國古代，在「華夏—蠻夷」的格局中，軍事是否強大雖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譬如，趙宋王朝的軍事就比較弱，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樣很發達，社會生活也比較繁榮，《清明上河圖》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繁榮的寫照。傳統中國王朝的滅亡大多不是由於外國軍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現代的國際格局中，軍事實力對於國家建設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一個國家所擁有話語權的多少、在全球資源分配中能夠占據的份額，從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國家建設首先是軍事建設。軍事建設當然需要法律與法治，因為軍事建設也需要規則，需要在規則之下有序展開。但是，軍事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是：法治建設應當服務於軍事建設。無論是軍事領域的法治建設，還是軍事法律對於軍事行為的治理，都應當服務於強軍這一目標。傳統中國盛行的「兵刑同義」，關於「兵刑同義」，《國語·魯語·上》的說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在當代中國當然不足為訓，但軍事法治建設以強軍作為目標卻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撐點是經濟建設。即使是軍事建設，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就難以為繼。因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大的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易。至於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多年來，法學理論界已有很多的論證，主導性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盡管這樣的說法不夠細致，但法治說到底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在經濟與法治之間，經濟建設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務於經濟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規則並讓規則得到有效的執行，讓生產和交易持續地、有序地展開。

對於軍事與經濟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所認知。法家學派對「耕戰」的獎勵，就是對於軍事與經濟的獎勵。法家學派重視法律的價值，強調「以法治國」［2］，法家「法治」的具體指向就是「耕戰」，就是要為國家的軍事與經濟服務。當然，那個時代的軍事與經濟都相對簡單，無論是軍事能力的提升，還是經濟實力的增長，主要都依賴於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這樣，通過「法治」獎勵「耕戰」的秦國依然在列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

今日的世界體系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的列國體系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國家建設除了軍事與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實力跟科技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當代，軍事實力主要依靠科技實力來支撐、來體現。有沒有戰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對於軍事實力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同樣，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科技建設問題。科學技術為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原因就在於：經濟的競爭已經轉化為科技的競爭，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近幾百年來，為什麼西方領先於中國，就是因為西方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在現代科技方面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國家建設的第三個核心任務就是科技建設。就科技與法治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軍事、經濟、科技看作國家建設的物質層面，那麼，國家建設還有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即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或者說是精神文明領域。從歷史經驗來看，秦王朝的短暫潰敗就體現在文化建設的落後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建設不能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今世界，一流的國家無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是文化強國的集中體現。而且文化建設還是塑造優秀國民的根本渠道，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建設依賴於國民，國民的塑造則取決於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計，樹人為本。從文化教育與法律、法治的關系來看，同樣是法律、法治服務於文化教育。

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之外，國家建設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但是，這四個方面是國家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關系主要是，前者服務於後者，前者是後者的手段、工具。這就是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關系。那麼，相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法治建設有沒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呢？當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財富、精神財富，成為文化、精神的一個因子，但是歸根結底，法治建設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這是主線，是無法扭轉的。

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

2014年春天，有一個從挪威奧斯陸大學歸國的法學同行問我：你承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適性嗎？我說我當然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抽象地說，它們都是好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誼等好東西一樣，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麼呢？讓小孩子在街頭便溺是自由嗎？把私家車停在城市道路的兩側是自由嗎？在小區廣場上放著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權嗎？對今日泰國的民主又該如何評估呢？問題就在這里。抽象地說，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積極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實處，問題就出來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話是18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於1793年臨刑之前留下的名言。這句充滿悖論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與自由的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法治也是這樣。有沒有普適性的法治？當然是有的。法律規則的治理就是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有法律，並按照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適形態。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為法治之依據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這些要求都具有普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普適法治，應當確認、接受這樣的普適法治。

但是，我們用這種普適法治提供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會很麻煩。譬如，已經被廢棄的勞動教養條例，按照這部出自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來進行勞動教養，從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這部行政法規也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也是穩定的。按照普適法治的要求，勞動教養條例及其實踐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都認為這部行政法規不能繼續適用，應當予以終止。再放眼看看當代中國成千上萬部法律、法規、規章，哪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與普適法治的要求構成了明顯的沖突呢？幾乎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處於這些法律、法規、規章的治理之下。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法治水平並不高、甚至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普適的法治標准跟自由、人權一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個「大詞」。這個「大詞」是有意義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認知僅僅止步於這樣一個「大詞」，其實是無濟於事的。誰都知道法治很好，應當實行法治，但怎麼實行呢？這就是具體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的研究。

所謂具體法治及其建設就是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法治建設。一切應從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來討論法治，語境化地討論具體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去留等，就屬於具體法治問題。公眾普遍關心的房價太高、就醫太難之類的問題，如果從法律、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就是現實性極強的具體法治問題。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法治建設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建設具體法治不是去建設一個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設一個普適的法治。

從理論上看，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就相當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甚至是傳統中國所謂的天理與王法的關系。應當追求普適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適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只能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方向。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裡，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作為一個「大詞」的普適法治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但同時也要清楚：實踐中的法治只能是具體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為追求的具體法治，只能是把事情辦好、辦妥、辦成的具體法治。這樣的具體法治才是法治研究應當聚焦的對象。

對於當下的法治研究來說，不必在普適法治的概念與理念上過多地糾纏。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置於具體的法治問題上，套用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名言［3］，我們也可以說，少談些普適法治，多研究、解決些具體法治。在實踐中，嚴格地說只有具體的法治，而沒有普適的法治。

經典作家馬克思出身於法律專業，在他的眾多著述中討論了大量的法律、法治問題。但是，馬克思幾乎沒有專門論述過法治的概念，尤其沒有對普適的法治進行討論。馬克思對法治問題的論述都是具體的法治問題。譬如，關於書報檢查制度的討論、關於普魯士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還有恩格斯關於英國憲法的討論等等［4］。應當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具體法治的研究路徑，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具體法治建設。

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在法治中國建設中，還存在著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二元劃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法治以程序正義的名義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認同。譬如，有學者認為，公正的程序是促進現代化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杠桿之一，法律程序的價值與特徵主要體現在：對恣意的限制、理性選擇的保證、「作繭自縛」的效應和反思性整合［5］。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強調體現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實質。按照這樣的學術觀點，法治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在形式法治理論之外，還有實質法治理論。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形式法治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薄弱的觀點主要強調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對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主要強調形式合法性，強調法律規則應當是普遍的、面向未來的、明晰的、確定的；更加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強調民主與合法性，要求由合意來決定法律的內容等等。與形式法治理論相對應的實質法治理論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版本：比較薄弱的實質法治理論主要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個人自治；相對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尊嚴或正義；更加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社會福利，包括實質平等、福利以及共同體的發展等等［6］。

如果這樣的二元劃分可以成立，那麼，該如何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法治建設的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於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這就是說，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而言，形式法治是一個初級目標，較之於形式法治，實質法治才是高級目標。因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總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實體，輕程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們都『重實體，輕程序』，而西方則有程序優先的傳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國漫長的封建法制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期的農耕文化的影響。」［7］這樣的觀念盡管很流行，但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傳統中國的「程序法」已經很發達了。傳統中國的禮儀已經發展到堪稱煩瑣的程度，這些禮儀本質上就是程序法。喪禮、婚禮、祭祀之禮，以及其他種種禮儀，以現代的規則分類標准來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當然，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程序）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夠細密，但這種狀況與傳統中國對審判的固有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審判都是不得已的惡，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產物。換言之，訴訟最好不要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濃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傳統中國由於固有的法律觀念，沒有發展出細密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成熟的程序法。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的程序法是相當成熟的。

遷延至當代，經過幾十年的法治建設，當代中國的程序性法律已經比較發達了。訴訟程序法自不必說，行政程序法、監督程序法已經到了疊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眾還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學者甚至認為，法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9］。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僅僅強調形式法治，並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法治說到底還是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實質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質法治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高級目標。

實質法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法治的永恆主題」是自由權利［10］。對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權利雖然很重要，但法治與權利自由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統治。在法律規則的統治下，人類能夠收獲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與個體的自由權利雖有某些聯系，但絕不能完全等同；人們在法律規則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權利，但沒有法律人們同樣可以享有另一種自由權利。譬如，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既沒有統一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也沒有統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種遠離「法律統治」的狀況恰恰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動的巨大空間。可見，在「有法律的自由」與「沒有法律的自由」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否則，一生尋求自由的莊子為什麼要強調「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

㈣ 十大案件讓中國法制進程有哪些進步

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㈤ 中國十年法治進程義以什麼為核心實法

我國十年法制進程中法律體系形成以（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為核心

㈥ 中國十年法治進程中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以什麼為核心

你不尊重憲法。搞錯了，法治是從1982年開始的。多少年？

㈦ 什麼是法治化中國現在的法治化進程如何

人通過食物來生存。沒有錢哪個肯去思考。在大陸黎樣野。好比物質。當你種下一棵樹10年吧有收成，招來害蟲侵蝕你的果實。你就會開始進程！！！

㈧ 中國自建國後，法治建設進程共計經歷了哪些階段

1、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和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隨後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規范了國家機關的組織和職權，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

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動亂，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2、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汲勸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把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明確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國家的原則。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法治建設的基本理念。

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現行憲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3、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1999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

4、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

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8)中國十年法治進程擴展閱讀

在立法過程中，堅持發揚民主，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在提出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規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時，通過召開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增強立法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

關系公眾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需要設立普遍的公民義務的法律、法規草案，還要在新聞媒體上全文公布，徵求全體人民的意見。法律、法規通過後，及時在各級人大及政府公報、政府網站、公眾媒體上公開刊登。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分別將物權法、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物業管理條例等多部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規草案向社會公布，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還就修改文物保護法、個人所得稅法等，召開論證會和聽證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