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人治聯系

Ⅰ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是什麼

所謂人治，就是按照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是人治的廣義概念。但人治有少數人的人治與多數人的人治之分。少數人的人治是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種人治，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專制人治。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制定的制度，就稱之為少數人的法治，這種法制，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君主政治。

「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具體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

Ⅱ 簡述法治和人治的區別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

「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因此，「法治」是「人治」的對立物，也是「人治」的天敵。現代國家要走出「人治」的局限，清除「人治」的痼疾，最有效的途徑是採用「法治」。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

「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v]

「人治」強調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謂「朕即國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國家，君主和統治階層既能創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們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鎮壓老百姓，維護自己的統治。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

「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

「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vii] 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所以，政治領袖個人權威成為維系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在君主專制的「人治國家」，國家與社會的命運寄託於「好君主」，一旦出現弱君或昏君，國家不是衰敗就是滅亡。中國古代歷代皇朝的滅亡幾乎都與皇朝末期的幾代皇帝昏庸無能有著直接的關聯。唐玄宗剛做皇帝時，勵精圖治，創立了「開元盛世」，但後來他寵愛楊貴妃，沉溺於後宮游樂，重用奸臣，經常不理朝政，以致出現「安史之亂」，使唐朝走向衰落。

總之，「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

Ⅲ 法治、人治、禮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是什麼

區別：

1、概念不同

法治，謂根據法律治理國家，與「人治」相對。

人治是「法治」的對稱。又稱「賢人政治」，是關於依靠執政者個人的賢明治理國家的治國方式和理論主張。

德治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論，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道德規范，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禮治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主張以禮治國的思想學說。荀子認為，禮使社會上的人在貴賤、長幼、貧富等封建等級制中都有恰當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國家，社會主要法制思想鄧小平所提出的觀點。

人治以人來治理國家，是封建主義社會的弊端，封建社會已經滅亡是不可行的。

禮治和德治是闡述的是同一個觀點，禮儀道德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基本准則，但是用禮儀和道德治理國家，那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法律沒有強制性了，如半夜睡覺不關門，人人如己。

3、來源不同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治、人治是個舶來詞。遍考我國現代之經、史、子、集，我們都無從找到"法治"這兩個字的組合。

如德治、禮治則是在我國傳統的著作如《禮記》等等中可以找到、證其淵源的。

聯系：

1、就中國政治思想發展本身而言，在中國近代以前專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從中國近代鴉片戰爭開始則逐漸向民主、法治思想轉變，而德治貫穿社會生活。

2、法治社會是基於人、禮、德演變過來的，如果沒有了人文、缺少了禮儀更別說道德那也就是說法治不健全沒有了說服力只有強制性，可見法治是社會進步所產生的。

3、都是根據當時社會需要而產生的。

Ⅳ 人治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是人定到。又要用來控制人。

Ⅳ 法治、德治與人治的區別與聯系

法制：來依法治理，理論上自人人平等。
德治：利用人的思想道德，社會道德認知治理國家；
人治：按照掌權者人的認知水賓士理國家，所以過去各朝各代的開國之君都比較開明，因為他們了解民眾的要求，知道咋樣滿足人民的要求，過幾代就會腐朽墮落，慢慢會有民眾起來反抗。

Ⅵ 亞里士羅德法治與人治的關系

民主的重點其實是避免獨裁政治、寡頭政治等等一切形式的專制，或者說是避免不自由，避免某種統治模式不是法治。和「民主」被曲解成為「人民當家作主」（rule by the people）不同，民主這個詞的古希臘的字面意義是「人民的統治」（rule of the people），可惜這樣的說法確實容易讓人產生誤解，而波普爾則清晰地表達了出民主的本意。波普爾反對將民主視為「多數人的統治」或者「全民創制」 （popular initiative），而支持「全民評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這樣的理解，用雅典的伯里克利的話說：「在我們這群人中，可能只有幾個人有能力制訂政策、具體實行，但是，我們所有人都要有評判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