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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道德的沖突案例

發布時間: 2022-01-23 19:05:14

㈠ 情感道德與法律相互矛盾的事例

可可西里那群保護藏羚羊的人,就是情感道德與 法律的沖突的例子

㈡ 關於"道德"與"法律"的案例

道德與法律的辯論是法理學一直以來的主要命題,主討論的是「惡法亦法,還是惡法非法」。起源故事是古希臘戲劇家索福克勒斯寫了一個十分有名的叫做《安提戈涅》的悲劇。
安提戈涅是一名婦女。她的兄弟普雷尼克因為違反了國家的法律而被國王克里奧判處死刑並已執行。後來,國王還宣布一項法律,規定不許任何人為普雷尼克舉行喪禮。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安提戈涅仍然勇敢地向國王的法令挑戰,按照希臘宗教所規定的儀式,埋葬了她的兄弟。
國王將安提戈涅抓起來,問她為什麼違反國家的法律。安提戈涅說:「我應該服從國家的法律,但是,更應該服從高於國家法律的宗教法律。」按照希臘宗教,兄弟姐妹之間的愛是永恆不變的,在其中一個離開人世時,其他人要以宗教儀式舉行庄嚴的喪禮。安提戈涅稱,寧願受國法的處置,也要將兄弟完好埋葬,這是她自己良心上的要求。

希望對你有用

㈢ 有哪些道德和法律相互沖突的例子

一個女的把自己剛幾個月大的孩子送人了,還收了人家幾萬塊錢。過了幾年又想把孩子要回來,人家不給她就去法院起訴,理由是這家人沒有辦理領養手續。

㈣ 2010年法律與道德沖突案例

李剛案,就是量刑太輕,3年,撞死人判三年,對於一條生命來說是·····。

㈤ 有誰能給幾個符合法律但有與道德沖突的判決案例

你好。

這個很多的。

昨天我看到一個案例是這樣的,高樓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著火,1401的某先生及時發現了火勢,並且作為一個素質公民,某先生報火警並且去找物業,由於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員暫時趕不過來,物業先派人來滅火,但是無法正面進入1301,於是決定從14樓滅火,但是14樓的住戶都不願意讓物業進入他們家裡作為滅火通道,這個時候某先生主動要求物業通過他們家來滅火,這時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樓,過了半個小時火勢被控制,物業得知消防員快到了,於是陸續從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發現樓道內水漫金山,往上看發現都是從他家裡溢出的,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攔住,說火勢還沒有完全撲滅。這時某先生抓住一個物業人員詢問他是否關閉了消防龍頭,那人說忘記了。10分鍾後消防員來了,成功撲滅火勢,又10分鍾後消防員撤出。這時某先生回家發現自己的木質地板已經完全濕透,室內有20cm的積水,半年之後完全腐爛,家裡電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節滿屋子的蟲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條蟲子,無法住人,於是將物業告上法庭,但是物業以住戶沒有證據證明是他們所為,也可能是消防員所為,最終一審判決原告某先生敗訴。

另外一個案例:

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樓區某小學被一名不符合入學報名條件的新生之家長以返還原物為由告上法庭。
根據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規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適齡入學新生按照所劃片區學校入學時必須提供戶口本、房產證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且戶口本與房產證所記載的住址必須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長持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到鼓樓區一小學為其女兒報名上一年級,學校開具了一張收條給該家長。經過學校工作人員審查,發現該學生家長提交的證件中缺少報名必備的房屋產權證,於是當面告知該家長因證件不齊全不符合入學條件。該家長當即表示要回去開具證明,並於當天上午持兩張小區物業證明到學校要求讓其女兒報名,並稱其家庭住址與戶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學校工作人員當場告訴該學生家長證明不能代替房屋產權證,並當場將兩張證明退給家長。8月20日當天晚上,學校工作人員按照該家長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門家訪核實,發現該家長並不住在其向學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實上其實際家庭住址是在晉安區,其女兒小學劃片也應在晉安區)。學校於8月22日通知該學生家長到學校領回證件,並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無法接受其女兒的入學報名。該學生家長22日到學校領取證件,學校工作人員要求其交回收條,該學生家長稱來時匆忙忘記把收條帶來,答應過一兩天帶來,學校老師考慮到學生報名在即需要證件,就答應了家長先把證件退還給家長,收條沒有當場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該學生家長作為學生的法定監護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學校告上法庭,要求學校返還原物即返還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其證據是學校的為其開具的證件收條一張。作為被告的學校進行了答辯,要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並提供了證據。
本案件經過法院三度開庭,並由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本案還在審理過程當中。

有問題可以繼續聯系我。

㈥ 急求幾個關於法律和道德沖突的案例 最好有結果的案例。 不要太短。

1、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講述了美國20世紀法理學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的舉世聞名的「假想公案」:洞穴探險人受困山洞,水盡糧絕,無法在短期內獲救。

為了維生以待救援,大家約定抽簽吃掉其中一人,犧牲他以救活其餘四人。威特摩爾是這一方案的最初提議人,但在抽簽前又收回了意見。

其他四人仍執意抽簽,並恰好選中了威特摩爾做犧牲者。獲救後,這四人以殺人罪被起訴並被初審法庭判處絞刑。

這是美國20世紀法理學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的假想公案,富勒還進一步虛構了最高法院上訴法庭五位大法官對此案的判決書。

作者編出這個案件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以一些更為聳人聽聞的真實案例為基礎的。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案例,就是1842年美國訴霍爾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

這兩個案件都是極端環境下的救生事件,都是在海難之後發生了殺人和追訴。在霍爾姆斯案中,殺人是為了讓嚴重超載的救生艇減輕負荷。在杜德利和斯蒂芬案中,殺人是為了給行將餓死的倖存者果腹。

2、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樓區某小學被一名不符合入學報名條件的新生之家長以返還原物為由告上法庭。
根據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規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適齡入學新生按照所劃片區學校入學時必須提供戶口本、房產證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且戶口本與房產證所記載的住址必須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長持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到鼓樓區一小學為其女兒報名上一年級,學校開具了一張收條給該家長。經過學校工作人員審查,發現該學生家長提交的證件中缺少報名必備的房屋產權證,於是當面告知該家長因證件不齊全不符合入學條件。

該家長當即表示要回去開具證明,並於當天上午持兩張小區物業證明到學校要求讓其女兒報名,並稱其家庭住址與戶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學校工作人員當場告訴該學生家長證明不能代替房屋產權證,並當場將兩張證明退給家長。

8月20日當天晚上,學校工作人員按照該家長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門家訪核實,發現該家長並不住在其向學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實上其實際家庭住址是在晉安區,其女兒小學劃片也應在晉安區)。

學校於8月22日通知該學生家長到學校領回證件,並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無法接受其女兒的入學報名。該學生家長22日到學校領取證件,學校工作人員要求其交回收條,該學生家長稱來時匆忙忘記把收條帶來,答應過一兩天帶來。

學校老師考慮到學生報名在即需要證件,就答應了家長先把證件退還給家長,收條沒有當場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該學生家長作為學生的法定監護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學校告上法庭,要求學校返還原物即返還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

其證據是學校的為其開具的證件收條一張。作為被告的學校進行了答辯,要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並提供了證據。

本案件經過法院三度開庭,並由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本案還在審理過程當中。

3、高樓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著火,1401的某先生及時發現了火勢,並且作為一個素質公民,某先生報火警並且去找物業,由於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員暫時趕不過來,物業先派人來滅火,但是無法正面進入1301,於是決定從14樓滅火。

但是14樓的住戶都不願意讓物業進入他們家裡作為滅火通道,這個時候某先生主動要求物業通過他們家來滅火,這時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樓,過了半個小時火勢被控制,物業得知消防員快到了,於是陸續從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發現樓道內水漫金山,往上看發現都是從他家裡溢出的。

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攔住,說火勢還沒有完全撲滅。這時某先生抓住一個物業人員詢問他是否關閉了消防龍頭,那人說忘記了。10分鍾後消防員來了,成功撲滅火勢,又10分鍾後消防員撤出。

這時某先生回家發現自己的木質地板已經完全濕透,室內有20cm的積水,半年之後完全腐爛,家裡電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節滿屋子的蟲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條蟲子,無法住人,於是將物業告上法庭,但是物業以住戶沒有證據證明是他們所為,也可能是消防員所為,最終一審判決原告某先生敗訴。

4、2006年4月21日,廣州青年許霆與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取款,許取出17.5萬元,郭取出1.8萬元。事發後,郭主動自首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而許霆潛逃一年落網。

2007年12月一審,許霆被廣州中院判處無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發回廣州中院重審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時,被告人許霆來到天河區黃埔大道某銀行的ATM取款機取款。結果取出1000元後,他驚訝地發現銀行卡賬戶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許霆連續取款5.4萬元。當晚,許霆回到住處,將此事告訴了同伴郭安山。

兩人隨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後反復操作多次。後經警方查實,許霆先後取款171筆,合計17.5萬元;郭安山則取款1.8萬元。事後,二人各攜贓款潛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並全額退還贓款1.8萬元。經天河區法院審理後,法院認定其構成盜竊罪,但考慮到其自首並主動退贓,故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並處罰金1000元。

而潛逃一年的許霆,17.5萬元贓款因投資失敗而揮霍一空,今年5月在陝西寶雞火車站被警方抓獲。日前,廣州市中院審理後認為,被告許霆以非法侵佔為目的,夥同同案人採用秘密手段,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遂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許霆隨後提出上訴,2008年3月,廣州中院認定許霆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許霆再度上訴,2008年5月,廣東省高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5、「辱母殺人案」一經曝光,就引發熱議,一是被刺殺者杜志浩的極端侮辱於歡母親的行為引起公憤,二是對當地警方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引起質疑,三是當事人於歡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的結果引起公眾不滿。

「辱母案」從一開始可能就註定了悲劇,首先於歡為周轉資金而借款高利貸,後因欠款未能即使還上而招致暴力催款,中途母子二人有打過市長熱線110卻無人幫助,就在實發當天,警察還介入過此事,但只是說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草草了事。

造成警察走後於歡看到母親被羞辱後,情緒崩潰,拿刀捅傷了三個催款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休剋死亡,其他兩位一重傷一輕傷。

法院予以判處於歡無期徒刑的判決,一部分人認為法律即是法律無關於同情,一部分人認為,法律是為人而定,應該符合人性。歸根究底是法律和道德之間的沖突。

於法,法院認為,於歡拿刀捅傷他人不在正當防衛范疇,屬於故意傷人,並造成一死兩傷,又鑒於暴力催款行為惡劣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於德,人性上,如果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收人百般凌辱,又求救無助的情況下,人的情緒會處於崩潰狀態,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後,出於防止母親再受到非人的侮辱,當事人只能動起殺人的念頭,也可以說是預防性殺人。

(6)法律與道德的沖突案例擴展閱讀:

法與道德的聯系

社會主義法與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

它在思想建設方面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科學理論,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集體主義思想,為人民服務的獻身精神和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等等。概括起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紀律。

㈦ 求一份法律案例分析,就是道德與法律有沖突的,從法律道德個人三方面分析,案例500字以內,大約2000字。

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
(2000)聊行終字第57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姚化平,男1962年8月生,漢族,小學文化,農民,住冠縣清水鎮姚行村。
委託代理人:葛潤民,聊城市東昌府區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工作者。
委託代理人:邢天華,職業同上。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岳其祥,該鎮鎮長。
委託代理人:殷汝奎,冠縣清水鎮司法所所長。
上訴人姚化平因訴農業行政強制一案,不服冠縣人民法院(1999)冠行初字第161號行政判決書,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案經冠縣人民法院審理認定:1998年陰歷後五月初一,被告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以原告姚化平拒交農業夏征款為由,強行將原告姚化平的拖拉機扣押至本村杜學功家,其行政行為沒有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姚化平所訴其工具箱內有現金一萬元,查無實據,本院不予採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3、4目之規定,冠縣人民法院於1999年12月22日判決:一、撤銷被告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扣押原告姚化平拖拉機行政強制行為;二、限被告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於本判決生效後五日內返還原告姚化平拖拉機;三、駁回原告姚化平的其他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400元,由被告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負擔。
上訴人姚化平不服一審判決,以冠縣人民法院(1999)冠行初字第161號行政判決書認定事實不清,判決錯誤為由提起上訴,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訴為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答辯稱,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判決得當,請二審法院依法判決維持。
本院對被上訴人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在一審中提交的證據進行了審查、質證。被上訴人清水鎮人民政府提交的主要證據是:1、李鳳梅的調查筆錄;2、李春玲的證言;3、調查杜繼鳳的筆錄;4、調查李春澤的筆錄,以上證據均證明上訴人姚化平拖拉機工具箱內沒有現金。5、調查李書玲、陳任祥的筆錄;6、調查范玉嶺的筆錄,均證明上訴人姚化平的拖拉機被扣押在杜學功家中。
上訴人姚化平的委託代理人對被上訴人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提供的證據提出異議,並提交以下證據:1、杜學功的談話筆錄;2、許以峰的詢問筆錄;3、杜玉娥等人的證言。以上證據均證明被上訴人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於1998年5月1日強行將上訴人姚化平的拖拉機扣押至杜學功家,不交錢不放拖拉機。
本院認為:被上訴人冠縣清水鎮人民政府於1998年陰歷5月1日,以上訴人姚化平拒交農業夏征款為由,強行將上訴人姚化平的拖拉機扣押至杜學功家之事實可以認定。該行政行為沒有法律依據,屬違法行為,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訴人所扣押之拖拉機應予返還。上訴人姚化平所訴其拖拉機工具箱內有現金一萬元,未能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其要求清水鎮政府返還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審判決並無不當,應依法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各100元,分別由被上訴人冠縣人民政府和上訴人姚化平各負擔100元。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張玉錄
審 判 員:薛振先
審 判 員:張法嶺
二000年六月三日
代書記員: 周公法

㈧ 近一個月里,發生道德與法律相互沖突的新聞案例

一個城裡人和一個農村人互毆,城裡人被打成十級傷殘,農村人被打成九級傷殘,最後,計算賠償數額,傷的重的農村人還要給傷的輕的城裡人賠錢

㈨ 有哪些關於道德與法律產生沖突或矛盾的經典案例

南京彭宇案。

㈩ 法律與道德碰撞的案例有哪些

法律與道德碰撞的案例: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門廣場一公交站台等83路車。人來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鑒定後構成8級傷殘,醫葯費花了不少。老太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賠13萬多元。 彭宇表示無辜。他說,當天早晨3輛公交車同時靠站,老太要去趕第3輛車,而自己從第2輛車的後門下來。「一下車,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趕忙去扶她了,不一會兒,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動過來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說謝謝,後來大家一起將她送到醫院。」彭宇繼續說,接下來,事情就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老太及其家屬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2007年9月4日下午4點半,鼓樓區法院一審宣判。
法院認為,本案主要存在兩個爭議焦點。
一、是否相撞;
二、損失數額問題。 法院認為本次事故雙方均無過錯。按照公平的原則,當事人對受害人的損失應當給予適當補償。因此,判決彭宇給付受害人損失的40%,共45876.6元。 當天,老太的代理律師表示:對判決事實感到滿意,但40%的賠償比預期要少。而彭宇則表示不服此判決。
然而這件轟動一時的案子居然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悄無聲息的和解了。
2008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在兩會新聞中心就「司法公正」問題接受中外記者的集體采訪時透露,南京彭宇案雙方當事人在二審期間達成了和解協議,並且申請撤回上訴,最後案件以和解撤訴結案,且雙方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結果都表示滿意。
我們暫且不管該案為何會達成和解,而從法律和道德的角度來分析此案。
此案中,我們必須確定老太太是自己摔倒的還是被彭宇撞倒的。這是本案重中之重,同時也是本案定案的前提。是必須證實的,而不能靠推測。
如果是老太太自己摔倒的,那麼不僅不能對其進行懲罰,當事人及其家屬還應該向他道歉致謝,社會也應該支持和鼓勵,並加以弘揚,而老太太及其家屬這種恩將仇報的行為則應該受到譴責,以維護道德和法律的尊嚴;反之,如果是其將老太太撞倒,則其應該負擔全部的醫療費用及相應的康復療養費用。而法院更不能光憑推測來定案,從這個角度來講,法院的判決可謂荒唐之極,是一種相當不負責任的做法。是對社會道德的踐踏。
但是法律有它的准則,它是無情的,也不會考慮什麼道德因素。此案中,由於沒有弄清楚老太太是否是被撞到,因此無論法院做出什麼樣的判決,都是有悖於道德的。
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該案之所以在網路和新聞媒體上備受關注,一方面是因為當前國民的法律意識提升的表現,更重要的原因卻是人們在生活中也會經常碰到類似情況。此事件發生之後,我多次聽到有家長如此教育孩子,「以後碰到有人倒在地上一定不能一個人去扶,最好叫別人去,或者跟別人一起,如果附近實在沒人的話就最好別管。」由此可見這個案件對人們的影響有多大,可能有人認為這是小題大做、危言聳聽,可是有這么一個先例在眼前誰能不提防。畢竟人人都需要必要的自我保護,誰都不希望做好事還要承擔所謂的法律責任。如果是這樣那我寧願不做好人也罷。但是根據法院做出的判決,我們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風尚將被無情的踐踏。
不可否認,當前社會的道德水準並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即使不是人人都以助人為樂,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不會出手幫助別人,不過也不至於違背基本道德去做傷天害理的事,違法犯罪的畢竟是少數,通過撒謊的手段去傷害別人的人也不多。所以我傾向於認為老太太及其家屬即原告誤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法官在判決書說理當中闡明的社會情理,並以此為由作出不利於被告的結論,在道德導向上確有不妥之傾向。如果這樣來認識情理,那麼我們還需要發揚雷鋒精神嗎?就算不是雷鋒,難道我們當今社會已經不能相信存在這樣做好事人了?我認為,我們生活當中並不缺乏這樣的好人好事,至少我們應該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大多數人也許不會像雷鋒那樣天天做好事,但偶爾做回好事應該不是不可能的。而該案的判決卻幾乎把做好事的可能性忽略,事實上就是對當前社會的道德水準評價過低所致,而且客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公民做好事的積極性。
因此,在執法機關處理類似的法律與道德有一定抵觸的案件時,應當慎重抉擇,既要維護司法的公正性,也要兼顧道德的尊嚴。而且立法部門在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也要充分考慮道德的影響,千萬不要讓法律吧道德的腰給撞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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