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立法的案件

Ⅰ 督促程序的立法問題

為減輕當事人訟累，提高法院審判效率，簡化訴訟程序，加快訴訟進程，是世界各國都在研究的課題。完善以簡便、快捷為特色的督促程序，符合訴訟制度改革的方向。督促程序是為債權債務關系明確的特定案件所設置的程序，符合不同案件適用不同程序的要求，契合簡化訴訟程序，迅速審理案件，以保障程序公正與效率的司法改革潮流，故在中國，督促程序應該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發展前景。由於中國《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中對督促程序的規定尚不完善（盡管正在逐步完善之中），造成司法實踐中不便於適用，影響了影響了督促程序優越性的發揮。因此，應結合司法實踐，探索督促程序立法的完善，以發揮督促程序的獨特作用。
應明確確立法院的有限審查制度
督促程序不需開庭審理，只需審查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書和書面證據材料，也即僅僅是一種書面審理活動。因此，人民法院的審查在督促程序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中國《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一章中，僅有的四條規定極為原則，有關人民法院的審查僅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款中有所規定，但法院的審查是否就局限於此，還是應當包括更多方面的審查？各地人民法院對此的認識和理解難免有出入，特別是對債權人之申請與債務人之異議能否進行審查、是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認識不一致，故導致適用中發出支付令的范圍與終結督促程序的條件也不一致。鑒於司法實踐中的理解不同，應結合督促程序的特點，確立法院對支付令的審查制度，即明確支付令發出前人民法院應進行形式審查和有限的實質審查，同時賦予人民法院對債務人所提出異議的有限審查權，以提高支付令的正確率和生效率。為何要確立法院的有限審查制度，人們應當從督促程序的法理精神和內在規定性上來理解，應從民事訴訟法律關系深層次的意義來理解。首先，在中國的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人民法院始終處於主導地位，每一程序步驟的實施都離不開法院的審查活動；其次，僅進行書面審理的督促程序，法院的審查應該既有形式的審查，也有實質的審查。法院不能對債權人的申請和債務人的異議進行任何審查，這種看法與做法是絕對和片面的。確立法院對支付令的審查制度，有助於規范司法實踐中的混亂作法。
法院的審查是必要的，那麼法院的審查應該是什麼樣的審查？按中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督促程序，人民法院對支付令申請處理分為受理前與受理後兩個階段，人民法院對這兩個階段均應進行審查。從外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看，一般都不要求對支付令申請進行實質審查。但德國民事訴訟法第688條及隨後條款所規定的不通過法庭審查而能夠得到被執行的判決的即決程序（即督促程序）規定，法院須審查該申請是否符合即決程序的條件，而且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審查實質問題：權利要求必須非常清楚，以區別於其他權利要求，債務存在可能性大，它不應當是顯然沒有理由的。中國基層人民法院對債權人的申請，受理前的審查是形式審查，受理後的審查是有限的實質性審查。前者主要審查申請手續是否完備，申請書是否明確，申請人有無當事人資格或訴訟行為能力，有無證據，是否屬於本院管轄，是否屬於給付金錢、有價證券的請求，債權人是否負有對待給付義務、支付令能否送達債務人等。後者主要審查債權債務關系是否明確，請求是否合法。
人民法院應否對債務人提出的支付令異議進行審查，以及應當進行什麼樣的審查，理論上、實踐中一直存在爭議。在實踐中，有個別法院或一些審判人員認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21條規定的以缺乏清償能力為內容的債務人異議不影響支付令效力外，對債務人提出異議的均不予審查，而應一律裁定終結督促程序；有些法院則就債務人的異議進行是否依法提出的審查。而司法實踐中，鑒於存在較多債務人濫用異議權，導致督促程序終結，債權人無法通過督促程序迅速獲得執行依據的現象，審判人員強烈要求賦予法院對債務人異議的實質審查權，以遏制異議濫用的現象。如果人民法院一收到書面異議就裁定終結督促程序未免太機械，易使督促程序失去應有的意義；而不進行審查，也無法確定是否「對債務本身沒有異議，只是對清償能力、清償期限、清償方式提出不同意見」。因此，規定人民法院對債務人提出的異議加以審查，與督促程序的性質、特點並不矛盾。但這種審查不應是全面的實質性審查，而是有限的審查，審查內容主要是債務人的異議是否為合法異議，是否針對債務本身提出。此外，為遏制債務人濫用異議權的現象，還應審查債務人的異議是否附具理由，但不應審查理由是否成立，否則，與督促程序的特點不符。
督促程序 盡管中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對人民法院發出支付令的要件進行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對債權人與債務人「沒有其他債務糾紛」等的理解不同，使支付令的受理范圍較為混亂，各地把握的可申請支付令的案件范圍寬窄不一，有些法院僅受理要求給付因借貸產生的債權請求，甚至僅僅受理因公民之間的民間債務關系而要求給付的支付令申請；有些法院受理「債」的分類范圍下的借貸、買賣、加工承攬等關系中有給付金錢或有價證券請求的支付令申請，有些法院則不論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如何，只要已轉為給付金錢或有價證券的請求，其他條件又具備的，就予以受理。由於在執行中理解不一，有人認為有些法院隨意擴大了適用督促程序的案件范圍，認為現行《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對適用督促程序案件的范圍規定過寬，「導致一些基層法院對借款合同、購銷合同糾紛案件等都適用了督促程序」。其實，借款合同糾紛案正是適用督促程序的典型案件類型；購銷合同糾紛案中，如果一方給付了貨物，另一方未給付貨款，應收貨款的一方在貨款明確的情況下亦可作為債權人選擇適用督促程序，要求法院督促已收貨而未付款的另一方清償貨款（如果其他條件也符合）。這些都說明，現有的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支付令適用范圍的規定確實不夠具體、明確，且已引起了適用上的混亂。因此，有必要在中國《民事訴訟法》或相關司法解釋中，進一步規范支付令的適用范圍，明確界定適用督促程序的債務案件的范疇，界定普通程序、簡易程序與督促程序案件的適用標准，從源頭上解決適用督促程序案件范圍混亂的問題。
完善對無法送達債務人的支付令的處理規定
支付令能夠送達債務人是申請支付令的條件之一，但實踐中無法送達屢見不鮮。基於法律無明文規定，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對無法送達的支付令的不同處理情況。最高人民法院於2001年頒布施行的《適用督促程序若干規定》第六條中規定，人民法院發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內無法送達債務人，應當裁定終結督促程序。這一規定，改變了對無法送達的支付令無法律或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如何處理的現狀，對司法實踐中以付令的處理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但對於無法送達債務人的支付令的處理，仍需結合司法實踐，借鑒外國民事訴訟立法的有關經驗予以進一步完善。
一些國家和地區對支付令無法送達債務人的處理都有規定。如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第1411條規定：「附有支付的裁定書，如在其作出之後6個月內未予送達，即失去效力」。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388條第3款規定：「由於債權人所提供的場所沒有債務人的住所、居所、營業所或事務所或者就職場所而不能送達督促支付時，法院書記官應當將該情況通知債權人。在此種情況下，債權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個月的不變期間之內，不再提出申請過的場所以外的應送達的場所申請時，視為已經撤銷督促支付的申請」。從上述有關支付令無法送達於債務人時的處理規定看，中國有關司法解釋中三十日的期限是較短的，但更符合督促程序快速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的目的，債權人在法院裁定終結督促程序後，可以選擇實現其債權的其他方式。但法、日民事訴訟法中對開始計算無法送達的時間則是明確的：「作出支付令之日起」、「債權人收到通知之日起」。中國的司法解釋中規定的「發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內」，僅從字面上看似乎是明確的，但從實踐作法上看，則不夠明確：發出支付令是指法院製作簽發，還是到債務人住所地發出？如按照中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一條「對債權債務關系明確、合法的，應當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債務人發出支付令」的規定，發出支付令之日應指到債務人住所地向債務人發出支付令。此外，日本民事訴訟法的上述規定，也值得人們借鑒，即應將支付令不能送達債務人的情況通知債權人，由債權人積極尋找債務人或提供新的住所。如果債權人申請支付令後，支付令是否已送達，債權人不清楚，反而得知已裁定終結督促程序，債權人將很有意見。實踐中，許多法院也是將無法送達的情況告知債權人，由債權人另行提供線索。
結合司法實踐的經驗與作法，應規定經過一定的次數仍不能送達的，才能裁定終結督促程序。這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生活活躍，人員流動性大，一時送達不到的情況時有發生。在許多情況下，並非債務人下落不明，而是未時時在其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法院送達支付令到債務人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時，其住所地雖有其他人，但債務人或債務人的法定代表人、負責收件的人不在，又沒有符合條件的代收人。因而支付令一時無法送達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但一時無法送達不等於此後也無法送達，當然，象上述情況經數次送達均無法直接找到債務人本人或有權簽收的人，也應視為無法送達，否則浪費了司法資源也達不到迅速保護債權的目的。因此，無法送達也應有個量化的標准。
因此，關於對支付令無法送達債務人時的處理，今後的相關立法中可規定：從人民法院第一次到債務人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送達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內，經通知債權人另行提供送達場所，並經二次以上送達仍無法送達債務人的，應當裁定終結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
應對債務人濫用異議權予以適當限制
債務人對異議權的濫用是當前影響支付令發揮作用的重要原因，故在司法實踐中，債權人及審判人員大多希望能對債務人的異議權予以合理限制。因為一些被申請人為了拖延其對債務的履行，往往對支付令故意提出一些形式上合法，而實質上並不存在的所謂異議即濫用異議權。一些申請人則因為這個原因，往往放棄選擇督促程序解決債務糾紛，這種現象使得督促程序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
債務人的異議權應予肯定，對其異議權不應予以限制。但對司法實踐中債務人濫用異議權較多的事實也不能忽視。所以，應在不違反督促程序的性質、特點的情況下，在立法上對債務人濫用異議權之行為予以適當限制，才能既及時保護債權人的合法債權，又切實保護債務人依法行使異議權，從而充分體現訴訟經濟與效率原則。由此出發，可以考慮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限制：
1、對異議進行必要審查。此處所謂之必要審查，是指對提出異議的主體、期限、內容、形式等進行審查。除了應確立法院的審查制度外，對濫用異議權的限制方面，應規定債務人提出異議應附上理由，債務人應針對支付令的請求內容，逐一明確提出具體異議，說明是全部還是部分異議，或是其他方面的異議。由人民法院對債務人之書面異議進行程序性審查，應看是否依法提出，是否附有理由，但不要審查理由是否成立，不對債務事實和責任的承擔進行審查。附有理由，才能從程序上判斷異議是否為合法異議，是否為中國司法解釋中所指的不影響支付令效力的「異議」，這樣對故意編造理由以推脫履行的債務人也有一定的威懾作用，也才能進一步判斷債務人的異議是否為故意拖延債務履行的手段。
2、若債權人另行起訴而獲勝訴的，應一並判決此前的申請費和督促程序中其它訴訟費用由債務人承擔。在督促程序中，因債務人對支付令提出書面異議而終結督促程序，申請費由申請人承擔是正確的，因為此時究竟誰有理，尚不能確定，故申請費暫時只能由債權人負擔。但如債權人此後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債務人償還債務，且債務人敗訴的，若債權人請求判決由債務人負擔申請費和其它訴訟費的，應規定可判令由債務人負擔申請費和其它訴訟費用。這是因為，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反而濫用異議權，造成債權人蒙受負擔支付令申請費和其它訴訟費用的損失，顯然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督促程序
3、因債務人提出異議而致使支付令失效，債權人另行起訴後，經過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審理，法院認定的事實與支付令確定的事實一致，而債務人故意提出異議拖延債務履行，或發現債務人在督促程序中提供虛假證據，以推諉、逃避應負債務的，應對債務人故意拖延債務履行的行為按妨害民事訴訟論處，依法對其適用相應的強制措施，從而達到抑制債務人濫用異議權的目的。
此外，針對債務人的異議權問題，應在立法中確立異議駁回制度。中國《民事訴訟法》有關督促程序的規定中無異議駁回制度，故債務人提出異議的，無須審查其理由是否成立，即裁定終結督促程序，而對逾期提出異議的，或不是針對債權債務本身的，不影響支付令效力的「異議」，亦不對異議人的異議作出任何處理。司法實踐中，債務人提出異議後，均希望法院對其異議有所反應，其中對於裁定終結督促程序的，債務人固然可知道其異議後果，但如果沒有終結的裁定，債務人是否會知道其異議不屬合法異議呢？顯然未必。事實上，一般債務人收到支付令後，看到支付令中限令其十五日內履行債務或提出異議的內容，通常都以為只要提出任何異議，支付令便都不能付諸執行。而中國因無異議駁回或告知制度，債務人提交異議書後，審判人員若認定不屬合法異議，不影響支付令效力，則會在異議期滿後將此支付令案件報結。而此後債權人申請執行，人民法院依法執行時，債務人則往往抵觸情緒較大，其理由就是此前已提出異議了，支付令沒有效了，法院還來執行，就是執法不公。
對於逾期提出異議，不是針對債權債務關系本身提出的異議等不合法之異議的駁回，日本民事訴訟法第394條第1款規定，「簡易法院認為督促異議不合法時，即使有關督促異議的請求屬於地方法院管轄，也應當以裁定駁回該督促異議」。中國台灣民事訴訟法第518條規定，債務人於支付命令送達後，逾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如提出異議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結合司法實踐中所遇到之問題，借鑒以上國家或地區的立法，中國也應確立對逾期異議或其他不合法異議的駁回制度，使債權人與債務人及時明確其異議的效力和支付令的效力，據此，債權人可及時申請執行；債務人如認為支付令錯誤，則可以及時採取其他救濟途徑。
完善對支付令之錯誤的救濟制度
由於督促程序僅以債權人單方申請為基礎而啟動，故法院所發出的支付令難免與實際情況不符，而債務人又可能不了解《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從而未能及時提出異議，或有其他原因，而使已生效的支付令存在錯誤。對此應如何處理，中國《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函（1992）98號《關於支付令生效後發現確有錯誤應如何處理的復函》中，對生效支付令有錯誤的應如何處理作了規定。最高法院法釋（2001）2號《適用督促程序若干規定》第十一條也重申了法函（1992）98號復函中關於對生效支付令確有錯誤的處理意見。對生效的支付令是僅設立支付令撤銷制度，還是可以申請再審，理論上有不同的探討。就所規定的支付令撤銷制度而言，這也是正確適用法律從而在程序上所作的補救措施之一。對於本院作出的生效支付令，法院院長發現確有錯誤，需要撤銷的，才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那麼法院院長如何才能發現支付令之錯誤，申請人與被申請人或案外人誰可以啟動補救程序，當事人如申請對錯誤支付令的救濟，其途徑、期限如何，法院又當在何樣之期限內予以糾正等，均應予以規定。應允許被申請人向法院提出撤銷支付令的申請；對於支付令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或侵犯國家、集體財產利益的，也應允許第三人或受損害方提出撤銷支付令的申請；申請期限可確定為從收到或得知支付令內容後的二年內（參照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申請再審期限）；人民法院收到撤銷支付令之申請後，應決定是否進行立案審查，認為確有錯誤的即報院長，由院長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從立案審查到最後作出處理決定，應該不超出再審民事案件的通常審限也即六個月。
督促程序
對於確有錯誤的生效支付令是否可提起再審，確實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支付令生效後發現確有錯誤時應如何處理的司法解釋中，對支付令不得申請再審的規定，值得商榷。首先，支付令在異議期屆滿生效後，即具有與確定判決同等的法律效力。當事人對生效判決、裁定，如具有《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的法定事由，即可申請再審，對支付令如有法定事由認定確有錯誤，同樣應可申請再審。其次，對支付令生效後，發現確有錯誤，即「裁定撤銷原支付令，駁回債權人的申請」亦為不妥。因為，駁回債權人的申請，主要發生在支付令申請階段，而法院據債權人的申請所發出的支付令既已生效，便只有通過再審，才能確定對原支付令是維持或是撤銷，而不是只能有「駁回債權人申請」這一處理方式上的單一結果（當然再審後也可能發生這一結果）。最後，對生效的支付令，發現確有錯誤，認為需要撤銷的，也必須要經過再審程序。因為在審判實踐中，對認為確有錯誤的案件，院長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並依法提起再審後，經過再審，仍然存在不少維持原判的情況，因此，如不經過任何審理程序，而只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就直接裁定撤銷原支付令，駁回債權人的申請，似有以偏概全之不妥。因此，為健全和完善對錯誤的生效支付令的司法救濟，可賦予當事人「認為生效支付令有錯誤」而行使申訴權和申請再審權之機會，當然同時也應對生效支付令「確有錯誤」之含義作出盡可能規范的界定。 中國《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之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均無應送達支付令給債權人的要求，因此，司法實踐中，有的在送達支付令給債務人後，送達一份副本給債權人，也有的只是口頭告知債權人已發支付令而未送達支付令給債權人。這就使得債權人可能沒有執行依據，難以掌握申請執行的具體時間。中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515第1款規定：支付命令送達於債務人後，法院應速通知債權人。其立法理由是：支付命令之送達，審判部門應以職權為之，應令書記官通知債權人，俾知支付命令之效力發生期。對於債權人，應依送達及其他方法，交付支付命令，以供日後受假執行宣告之用。這樣的立法值得人們借鑒，也即應在立法中規定當支付令送達給債務人後，應將支付令副本送達債權人，以便債權人了解支付令的內容及發出的時間，以及支付令生效的時間，以便申請執行。對於支付令因異議而失效的，也可作為時效中斷的根據之一。

Ⅱ 立法、司法、執法有什麼區別

1、司法機關僅指法院和檢察院，他們行使的是司法權；執法機關是行政機關，行使的是行政權。司法與執法 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主體、內容、程序性要求、主動性四個方面。

2、主體方面：司法，司法機關（法院和檢察院）及其公職人員；執法，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

3、內容方面：司法，對象是案件，內容是解決糾紛；執法，以國家的名義對社會進行全面管理，內容比司法廣泛。

4、程序性要求：司法，有嚴格的程序性要求，如果違反程序，將導致司法行為的無效和不合法；執法，執法活動不如司法活動的程序性要求嚴格。主動性：司法丁被動性，「不告不理」；執法；主動性和單方面性。

拓展資料:

1.司法必須獨立，公正至上，主要為被統治者服務，活動范圍狹；執法不能獨立，效率至上，主要為統治活動服務，活動范圍廣。執法不過是嚴格依法辦事，執行法律；司法則不然，職能要廣泛些，如司法審查職能、造法職能等。

2.執法實行首長負責制，司法實行法官負責制。二者適用的法律程序區別很大。司法活動要依法進行。司法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從事司法活動必須要在法定許可權內，在司法過程中要嚴格遵守程序法的有關規定，保證司法權正確、合法、及時地行使。

3.司法活動要有表明法律適用結果的法律文書。這些法律文書具有法律約束力，能夠引起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

Ⅲ 關於立法違憲

正確。
之所以不建立審查機制，目的是方便違反憲法啊。

Ⅳ 概括憲法 民法 刑法和立法法的內容．分別列舉違反了這些法則的案例

一看你這樣提問題,就知道你相當不專業.

憲法案例:例一：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案

劉燕文系北京大學的博士研究生，通過了博士研究生的綜合考試；導師認為其博士畢業論文達到了博士學位水平並予以推薦；同行專家評議認為其論文也達到了博士學位水平，可以答辯；論文答辯委員會經過答辯認為其論文達到了博士學位水平，建議授予其博士學位；系學位評定委員會分會經過表決認為其論文達到了博士學位水平，也建議授予其博士學位；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經過表決認為其論文沒有達到博士學位水平，決定不批准授予其博士學位。在此基礎上，北京大學根據這一決定，作出了不發給畢業證書的決定，而發給結業證書。由此引發訟案。

本案有許多法律問題值得研究，但在訴訟中原被告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是：北京大學是一個綜合性院校，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是由多學科的專家組成的機構，而這些專家中只有一人屬劉燕文所讀學科，即只有這一人能夠讀懂劉燕文所寫論文。換言之，不批准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決定是由一批「門外漢」作出的。1980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所確定的學位授予體制是，由論文答辯委員會提出是否授予學位的建議，而由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無疑，北京大學的做法是符合《學位條例》的規定的。而劉燕文及其代理人認為，《學位條例》所規定的這一學位授予體制是不合理的，侵害了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受教育權。那麼，判斷《學位條例》的規定是否合理的依據是什麼呢?當然只能是在地位上和效力上高於它的憲法。因我國的法院無權依據憲法審查法律是否合憲，即法院沒有違憲審查權，故雖然在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但法院最終不予以認定。

問題：在根據憲法制定了法律的情況下，當事人在訴訟中認為適用於該案件的法律違反了憲法的規定、原則、精神，而法院無權依據憲法審查法律，當事人的憲法權利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救濟呢?

例二：王春立等訴北京市西城區選舉委員會案

王春立等42人為北京民族飯店下崗人員，在下崗期間正逢北京市西城區人大代表選舉。民族飯店選區將王春立等42人列入了選民名單並張榜公布，但未發給選民證，也未通知參加選舉，致使王春立等42人未能參加選舉以行使自己的選舉權。王春立等42人據此向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確認選舉委員會的行為違法，同時並要求經濟賠償。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以沒有法律依據為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該裁定不服又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中級法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予以駁回。(註：我國選舉法和民事訴訟法對選舉糾紛只規定了一類案件，即選民名單案件。在選民名單公布以後，某人認為選民名單存在問題，或者認為應當列入選民名單而沒有列入，或者認為不應當列入選民名單而列入時，可以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訴，由選舉委員會對申訴作出決定，如果對該決定不服，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即選民名單案件，人民法院在選舉結束前作出判決，一審終審。我國所有的法律對除此以外的其他選舉糾紛案件的訴訟問題沒有作出規定。)

問題：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在沒有法律具體化的情況下，公民認為其憲法權利受到侵犯，無法通過法律訴訟獲得救濟，(註：我國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及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都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從我國憲法關於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憲法監督權的規定看，人民法院不具有憲法監督權，即人民法院不能根據憲法進行合憲性審查判斷。)其應當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救濟呢?如果既不能通過普通的法律訴訟獲得救濟，又沒有相應的憲法訴訟或者其他途徑獲得救濟，憲法確認的公民權利也就成了空中樓閣、水中月。

此類案件或者事件還有一些，如男女同學讀書期間同居懷孕，所在大學依據本校的規定予以開除處分，學校的規定是否違反了憲法的原則或者精神?夫妻在家中觀看黃碟， 公安派出所依據現行相關的規定，進入住宅將夫妻兩人帶走，現行的規定是否違反了憲 法的原則或者精神?等等。

筆者預計，在未來的幾年中，涉及憲法問題的案件或者事件還會大量出現。原因在於：(1)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沖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公權力優位於私權利，私權利之於 公權力處於服從的地位，甚至是絕對服從的地位。經過20餘年的改革開放，人們的觀念和意識發生了巨大變化，私權利絕對地服從於公權力的觀念逐漸遭破棄。私權利與公權力之間的界限由憲法和法律在具體問題上的利益衡量而確定，同時，公權力存在和作用的基本目的也是圍繞著私權利的更大、更好實現。(2)由公權力優位的觀念所決定，公權力在行使過程中並不遵循「有限政府」的原則，而是本著「便於管理」的原則，這樣，就與現代公權力行使的一般要求相沖突。最突出的表現是，公權力在行使過程中有一些任意性的要求或者說有一些武斷的要求和規定。這些要求和規定缺乏正當性和公正性。(3)公權力在行使過程中的一些要求和規定，適用於計劃經濟體制，而並不適用於市場經濟體制。或者說，與市場經濟體制是相抵觸和矛盾的。(註：例如，政府在作出一些規定和提出要求時，並不考慮其必要性或者正當性，而是從有利於行政管理出發。由是，一些企業也紛紛進行效仿，在進行招聘時，無端地規定限制性條件，諸如年齡條件、學歷條件、身高條件、戶籍條件、性別條件等等；國家機關或者企業事業單位在設計表格時，從來不考慮為什麼要當事人填寫這些內容，是否有權力要求當事人填寫這些內容。)

民法案例:

王某在某地風景區旅遊，爬到山頂後，見一女子孤身站在山頂懸崖邊上，目光異樣，即心生疑惑。該女子見有人來，便向懸崖下跳去，王某情急之下拉住女子衣服，將女子救上來，在救人過程中，王某隨身攜帶的價值2000元的照相機被碰壞，手臂被擦傷：該女子頭部也被碰傷衣服被撕破。王某將女子送到山下醫院，為其支付各種費用500元，並為自己包紮傷口用去20元。當晚，王某住宿醫院招待所時，已經身無分文，只好向服務員借了100元，用以支付食宿費。次日，輕聲女子家人趕到醫院，向王某表示了感謝。

問：（1）王某與輕生女子之間存在何種民事法律關系？
（2）王某的照相機被損壞及為治療自己傷口而支付的費用該由誰承擔？為什麼？
（3）王某為該女子支付的醫療費等費用能否請求其償付？為什麼？
（4）王某向服務員借的100元應當由誰償付？為什麼？
（5）王某能否請求該女子給付一定報酬？為什麼？
（6）王某應否賠償女子衣服損失？為什麼？
第一個問題:屬於民法上的無因管理行為.因為該男子對輕生女並沒有法律上和雙方約定的義務.
第二,三個問題:王某的照相機及治療費由輕生女賠償,王某給輕生女墊付的治療費,由輕生女返還.如她是未成年人由家長承擔.
第四個問題:由王某償還給服務員,然後由輕生女或其家長返還給王某.
第五個問題:針對你所說的案例,是不可以,因為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事前約定.當然輕生女或其家長,自願給付,那是另一回事.
第六個問題:王某不應賠償輕生女的衣服損失.理由是:王某的行為是為了輕生女的利益.王某對輕生女衣服的損壞,既不是故意,也沒有過失.

刑法案例:

案情如下: 案情：
一.某日，某市畜產品公司職工胡某在擦地板時見財務室的櫃子沒鎖，會計已去水房打水，周圍也沒有別人，於是從櫃子里取出空白支票一張並加蓋了印鑒。次日，胡某填好支票，到銀行以支取購貨款的名義在支票上簽上了本公司采購員李某的名字，支取現金人民幣2萬元。
試問：
1．胡某的行為如何定性？請說明理由。
2．如果胡某在大街上撿到一張已填好的金額為2萬元的支票，馬上到銀行支取現金，則胡某的行為如何定性？
3．如果胡某竊取了本單位的蓋了印鑒的空白支票後，但自己不敢去取。找到其好友王某，對王說：撿到一張轉帳支票，請王到銀行幫忙取出來。王便到銀行冒充某市畜產品公司采購員李某的名義，支取了現金2萬元。問對王某的行為如何定性？

二.甲在擔任某機械廠（集體性質）副廠長期間，利用自己掌握的進原材料的決定權，多次從進原材料的的單位收受回扣，共計40餘萬元，用於自己購房。
問：甲的行為該如何定性？為什麼？

案例一：1、胡某構成盜竊罪。因為胡某採用秘密方法，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竊取單位財物，數額較大，已經可以構成盜竊罪。因財物非系胡某利用職務之便取得，所以其行為不構成職務侵佔。另，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盜竊具有金錢價值的有價證券、空白票證等，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的，可以構成盜竊罪。
2、胡某冒用他人支票的行為構成票據詐騙罪。
3、王某的行為構成票據詐騙罪，因為他在明知此票據為他人所有的情況下以他人名義支取，且數額較大。
案例二：甲的行為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因為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數額較大的行為，構成本罪。（刑法第163條）

Ⅳ 環境立法阻礙經濟發展的例子

立論：（可用於一辯陳詞）

所謂環境立法，指立法機關通過制定法律法規規范人與環境的關系的法律行為，主要表現為保護自然資源、限制自然資源的使用。在此需要澄清，環境立法是針對環境保護制訂的法律，並不是包含環境的法律都是環境立法。例如：對環保產業的稅收立法，屬於稅法而不是環境法；要求政府增加環保產業投入的立法屬於財政收支法而不是環境法；規范經濟轉型的立法屬於經濟法而不是環境法；促進環保科技進步的立法屬於科技法而不是環境法。總而言之，環境立法僅限於直接的自然環境保護、限制自然資源的使用。如果對方一定要說所有和環境有關的立法都是環境立法，那麼刑法當中所有條款都和民眾有關，是不是刑法就是民法呢？

發展經濟學家克拉克對將「經濟發展」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生產總財富的增長；2、技術的進步；3、產業結構的變化；4、資本的積累；5、國際經濟關系的進步；6、經濟制度的進步。經濟發展首先要符合經濟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而且要有效利用自然資源，把自然資源分配到產生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大的地方。

我們認為環境立法對經濟發展起到阻礙作用，理由如下：

1、由環境立法的目的所決定。經濟立法的目的是促進經濟發展，而環境立法的目的是促進社會發展，它通過犧牲經濟發展、保護環境，達成社會發展。資源按用途可分為經濟資源和環境資源，但它們又是統一的，例如木材既可是經濟資源也可是環境資源。環境立法限制了資源應用於經濟目的，限制了生產總財富的增長和資本的積累，當然阻礙了經濟發展。盡管環境立法的目的是促進社會發展，但是在促進社會發展過程當中，不可避免產生了阻礙經濟發展的後果。

2、由法律自身的局限性所決定。法律條文嚴格但僵化，立法過程繁瑣，法律修改困難，不能隨時調整，所以往往不能因地制宜，立法總是滯後於現實情況變化的。法律的這種特性，決定了它必然阻礙經濟發展。美國曾經立法禁止獵殺野狼，首先這個法律阻礙了狩獵業的經濟利益，後來野狼在法律的保護下過度繁殖，又成了農業和旅遊業的禍害，結果美國政府又不得不花錢請人獵殺掉多餘的野狼。在這個案例當中，法律不能根據現實情況及時調整，成了阻礙經濟發展的力量。後來美國政府轉而採取經濟手段來治理環境，政府每年向狩獵愛好者出售一定數量的「獵殺野狼許可證」，而不再禁止捕殺野狼。當科學家觀察到野狼數量增多時，許可證價格降低，反之則增加。這樣一來，既保護了環境，又為政府增加了財源，還節省了政府花錢僱傭獵手捕殺多餘野狼的支出，真正達到了經濟與環境雙贏。這個案例說明，經濟發展有其內在的經濟規律——那就是因時因地制宜，而環境立法，由於其僵化性，不能隨時加以調整，當然不能因時因地制宜，所以阻礙了資源的合理利用，當然也就阻礙了經濟發展。

3、法律行為參與市場機制導致不合理價格，從而限制了經濟發展。環境立法通過強制手段分配資源，實質上是通過國家強制力來給資源定價，而不是通過市場機制，這樣的強制力將導致不合理價格。例如：台灣的水資源法規定：農業用水優先於其他用水。實際上是給農業用水制定了低價格而給其他目的的用水制定了高價。今年台外地區發生缺水危機，這個法律的弊端立刻顯現無遺。台灣新竹的高科技園區也很缺水，可是政府遲遲不對農業限水，而是優先供給農業用水，造成新竹工業園區的巨大損失，大大超過農業上的獲益。台灣大都市區台北市的主要用水是居民生活用水，可是政府為了保證台北縣的農業用水，犧牲了台北市的餐飲業、旅遊業和教育業，損失大大超過收益。本來法律追求公平，可是對方認為這樣的環境法公平嗎？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就曾經使用一個「環境污染」的例子說明「資源產權」比「環境立法」更加重要的觀點。我們仍以台灣的案例為例，假設政府制訂經濟法，規定水資源的產權屬於農民，而且農民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產權，那麼新竹工業園區或者台北市業者就可以出高價從農民那裡買水。顯然農民願意出售水資源，因為如果農民不出售，它利用水資源的所得低於新竹和台北業者願意出的價錢。而水資源通過市場機制用在更加合理的地方，才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我方認為，雖然環境立法對經濟發展有阻礙作用，但是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我們主張環境立法，也希望大家看清環境立法的局限性，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盡量使用經濟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來保障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

駁論：（可用於攻辯小結）

展望21世紀，可持續發展是人類追求的目標。我們所在的地方，現在的辯論現場，我們目前的坐標，是位於太陽系中唯一一顆蔚藍色的星球——地球。它是生我養我的母親，萬物在這里生生不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為了讓萬物在這顆蔚藍色的星球上繼續生生不息下去，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捍衛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目標上，我們與對方並無矛盾，但是對於手段我們與對方看法不同。對方認為，可以使用環境立法來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甚至於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我們認為這是錯誤的，理由有三：

1、維護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不是環境治理，也不是環境立法，而是科技發展。不妨舉兩個例子說明：第一，對方認為環境立法保護了自然環境，所以促進了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那麼如果我們立法規定全國所有的汽車都不能使用汽油，豈不是更加保護了環境，豈不是節省了能源，讓經濟以後更有可持續性發展的機會。可是問題是：它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了嗎？第二，如果我們發明了汽車尾氣凈化器，我們還需要立法規定大家不要用汽油嗎？科技發展，可以使消費者購車成本更低，可以刺激更多的消費，可以保護環境，進而在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保障了經濟的發展。從上面兩個例子可看出，環境立法最多隻能以最低限度防止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對方卻把這種「防止」的作用說成「促進」，請問促進作用在哪裡？在此請對方不要把科技發展的功勞都歸到環境立法上來，環境立法並不必定導致科技發展。比方說，禁止大家使用汽油，並不必然會有汽油的代用品誕生，禁止大家伐木，也並不必然產生木製品的替代材料。正是環境立法不能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才提出「科教興國」的口號，而不是「環境立法興國」。

2、環境立法可以防止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但是環境立法有其嚴重的局限性，決定了它不可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它的作用只是最底層的防止，而非促進作用。立法僅僅是規范約束人類行為的第一步。法律在現實當中產生效力，必須依靠政府執法和公民守法才能達成。對方認為環境立法改善了環境，可是如果沒有嚴格的執法，沒有良好的守法公民，立法只是一紙空文，環境改善從何談起，更談不上經濟發展了。中國人大在1984年早已公布了《森林法》，但是由於執法情況不好，才間接導致了98年的長江大洪水。青海省1994年公布了《草原承包管理辦法》，但是這個法律可執行性差，等於一紙空文，從來沒有被執行過。我方並不否定立法的積極作用，它是執法和守法的前提，對方的邏輯是：環境立法推出環境改善，然後環境改善推出經濟發展。可是第一個推理環節根本不成立，環境立法是如何必然導致環境改善的，請對方等一下清清楚楚解釋一下。

3、治理環境有很多種方法，而環境立法有嚴重的局限性，主要是過於僵化，不能因地制宜。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都告訴我們，實現經濟發展最主要的是靠經濟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更不可能是環境立法，這點早已被世界各國的實踐所證明。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北京市規定全市所有企事業單位，居民住房都不得使用燃煤和木柴。這個環境立法固然最低限度保護了環境，但是我們知道正宗北京烤鴨必須使用特製的梨木烘烤才有風味，由於北京市的立法規定，所有的北京烤鴨店都不得不使用煤氣來烘烤北京烤鴨，這樣的烤鴨不但失去原汁原味，還對食用者的健康造成不良影響，而且阻礙了飲食業的發展。假如我們使用經濟手段，對使用燃煤和木柴的用戶徵收環境稅，那麼效益好的北京烤鴨店付得起環境稅，可繼續使用木柴。法外容情，這才促進了經濟和環境的雙贏。總之，我方認為，環境立法由於其僵化性，不能及時適應時間與空間的變化，也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所以對經濟發展造成了阻礙。

自由辯論當中的攻擊與防守：

要點：正方要說明環境立法促進經濟發展是相當困難的。主要問題是環境立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並不是直接的，它必須通過立法、執法、守法來達成。即使是立法、執法、守法都達成了，也只是達到環境保護的目標。他們還要繼續從環境保護推理出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並不必然導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優化還要靠科技進步和政府的稅收傾斜政策才行。需要注意的是對方會把所有和環境有關的事情都說成「環境立法」，自由辯論的時候必須予以指出。

防守：

1、我國憲法規定發展經濟，同時規定保護環境，如果環境立法阻礙經濟，是否說憲法相互矛盾？

憲法並沒有矛盾，因為憲法不但鼓勵經濟發展，還鼓勵社會發展，而保護環境是社會發展的一部分。當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存在矛盾的時候，我們不得不通過環境立法阻礙經濟發展來保障社會發展的總目標。

2、漁業法規定要充分利用水域發展漁業，這也阻礙經濟發展嗎？

告訴對方《漁業法》屬於經濟法，不屬於環境立法，經濟立法的目的是經濟發展，而環境立法的目的是社會發展，需要付出經濟的代價。如果對方認為漁業法立法促進了經濟發展，請告訴我們如何促進，如果沒有執法，守法，光靠立法能促進經濟發展嗎？

3、對方是不是贊成環境立法，又認為環境立法阻礙經濟發展，那我們還要不要發展經濟？

我們當然需要經濟發展，也需要社會發展，當兩者矛盾的時候就需要舍棄一方保證一方。例如環境立法就是舍經濟發展而求社會發展的例子。我們知道，不管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發展，任何時候都要以人為本。不能為了發展經濟而犧牲子孫後代的生存環境，也不能為了環境而讓這一代人活活餓死。許多非洲國家沒有環境立法，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把高污染的廠房搬到那裡去，而非洲是面臨飢餓威脅的大洲。按照對方的邏輯，是不是要跑去告訴非洲國家領導人，你們只要環境立法，吃飯問題就解決了？

4、環境立法保障環境發展，將促進旅遊產業和環保產業的發展。

但是它阻礙了製造業的發展呀。經濟發展是一個整體概念，對方怎麼知道旅遊產業和環保產業的所得必然大於製造業的損失呢？何況立法僅僅是第一步，環保立法一定能保護環境嗎？我國1984年就有了森林法，可是為何98年長江還是發大水呢？到底我們要靠森林法保護森林還是要靠嚴格執法和守法的公民保護環境呀？我方早已指出，解決經濟與環境雙贏，不能依靠僵化的環境立法，而必須使用經濟手段保障產權，調節稅收，科技進展，這才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呀。

5、立法規定使用環保產品，促進了經濟的健康發展。

首先環保產品是科技進步的結果，促進經濟發展的是科技進步而不是立法。再次環境立法阻礙了傳統產業的發展，這難道不是阻礙作用嗎？最後經濟發展是整體概念，請對方分析一下為什麼環保產業的所得一定大於傳統產業的損失？

攻擊：

1、經濟發展是美國總統小布希夢寐以求的目標，既然環境立法能促進經濟發展，為什麼小布希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

2、對方認為環境立法能促使經濟轉型，請問經濟轉型的關鍵因素是什麼？為什麼80年代中國有了森林法，經濟沒轉型，到90年代才轉型呢？促使經濟轉型的因素是環境立法嗎？

3、環境立法必定帶來經濟轉型嗎？如果沒有科技進步、執法守法，環境立法如何導致經濟轉型的？

賽後評論：

這場比賽是典型的技巧戰，電子科大使用了很多文字游戲和概念游戲，而中國科大方面則使用了許多邏輯游戲。應該說雙方勢均力敵，從比分差距上基本上可以看出。這場比賽不夠精彩，主要是雙方並沒有把展現自己風采當成參加辯論賽的目的，而是過於看重勝負，所以才用了這么多技巧，想出奇制勝，對辯題的挖掘顯然深度不夠。

Ⅵ 成門立木是立法史上的重要事件嗎

是的。

是說商鞅徙木立信的事。
古代，有衛人商鞅要在秦國實施變法，為了表明官回府出言必行之誠信，商鞅答便命人在南城門立了一根木頭，承諾如果有人將此木搬到北城門，就賞賜十金。搬一根木頭，有如此重賞，人們不信，無人去搬。於是商鞅又下令，將賞金加至五十金。此時有人將信將疑把木頭搬到北城門，商鞅馬上派人兌現賞金，以示不欺。這件事轟動秦國，百姓紛紛嘆服。認為官府守信，相信商鞅說話算數，便擁護改革，使商鞅的新法得以順利實施。

Ⅶ 司法解釋立法化的案例

一、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於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則可視為這種變化的一個初步體現。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還發布了《關於貫徹執行<民事訴訟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分管轄、訴訟參加人、調解、證據、強制措施、起訴與受理、普通程序、簡易程序、特別程序等13部分，計82條。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修訂後，最高人民法院隨即頒發了長達320條的《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條文數量比源法律的270條多出50條。更為突出的是，在《合同法》頒布以後，最高人民法院不惜用12條共17款的篇幅對該法第73條有關代位權的規定進行解釋 形式的規范化與效力的准法律化則是司法解釋「立法化」的又一重要表現。

二、為了更加系統、規范地進行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在1997年專門就此發布了《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該規定共分17條，分別就其制定依據、司法解釋權的行使主體、制定程序、各類解釋文件及其適用范圍、司法解釋的效力及適用方式等做了具體規定。在名稱上，依其性質與內容分「解釋」、「規定」和「批復」三類，在形式上則採用法律、行政法規的編排體例（除了不設「編」、「章」、「節」外）。同時，該規定還對解釋的生效、沖突的處理等做了詳盡的規定。據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發布的《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明確規定：「本解釋自發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同時廢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釋以及與有關機關聯合發布的規范性文件，凡與本解釋不一致的，按本解釋執行。」最高人民法院不但明確將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釋定位為「規范性文件」，而且將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釋置於檢察解釋之上，在事實上獲得了對法律文本的最終解釋權，並使這種解釋獲得與國家立法類似的法律效力，不但對各級法院司法裁判具有直接的法律約束力，而且成為法院裁判案件時必須優先考慮和適用的依據。

Ⅷ 各種法律立法的目、依據是什麼

你好！
刑 法：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版罪作斗爭的具體權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
民 法： 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正確調整民事關系，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根據憲法和我國實際情況，總結民事活動的實踐經驗，制定本法。
刑事訴訟法：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民事訴訟法：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
勞 動 法：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Ⅸ 仼何一個新的事物立法是否有事件發生才是立法的依據

是的，法律就是根據這些新的事件發生，才會立新的條款，這樣才能不斷的完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