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道德的實踐者

Ⅰ 顧準的文集和日記主要內容

本文集和日記內容豐富，涉及多個領域，包括希臘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等。文章共分為四大部分：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經濟文稿、以及最後的關於科學與民主的探討。

在《什麼是城邦》一章中，詳細闡述了城邦的概念、起源和發展，從古希臘的神授王權，到海外殖民城市成為城邦制度的發源地，再到希臘本土的城邦化與集團化。公元前8-6世紀的希臘世界見證了城邦制度的最後完成，直至城邦希臘從極盛到衰亡，這一歷程在公元前5-4世紀的希臘中得到充分展現。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是本文集的第二部分。王元化的序言揭示了這一轉變的重要性。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被深度探討，同時對比了僭主政治與民主的復雜關系。通過《希臘的僭主政治》跋，以及附錄中的譯文和語錄，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分析。關於海上文明的章節，深入研究了統一的專制帝國、奴隸制、亞細亞生產方式及其與戰爭的關系。

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文明，以及《馬鐙和封建主義》的譯文和評注，揭示了技術變革對歷史進程的影響。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相互作用，科學與民主的關聯，以及如何通過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思想來確立科學與民主，這些都是本文集的亮點。

最後，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的讀書札記，以及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試論，為經濟文稿部分畫上了句號。這一部分探討了經濟理論與實踐，為讀者提供了深入理解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視角。

綜上所述，本文集和日記不僅詳細介紹了希臘城邦制度的歷史和演變，還深入探討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轉變，以及科學、民主、經濟等領域的問題。通過多維度的分析和討論，為讀者呈現了一個豐富而多元的知識世界，旨在啟發思考，促進對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等領域的深入理解。

顧准（1915—1974）是現代思想家、經濟學家。 他的一生中，對社會生態，經濟規律的研究熱情高漲。十五歲便被譽為「少年天才」。30年代，有多部會計學著作問世，《銀行會計》，成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遭迫害期間寫成《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 學者吳敬璉評價道：「顧準的聰明才智，道德文章，無人能達其境界。」 本次將顧准文集和日記一並出版，其目的是滿足讀者更全面了解作者的學術思想的願望。

Ⅱ 顧准史學思想述評

顧准史學思想述評

顧準是一位特立獨行的思想家。他生前坎坷，身後卻留下《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希臘城邦制度》兩部經驗主義史著。顧准通過對中國長期停滯不前的反思，探索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性，論證了歷史發展的非邏輯性。其人其學對學術界起了典型的思想解放作用。

關鍵詞：經驗主義；教條；多元化；

顧準是我國現代傑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早年即投身革命，而後半生卻迭遭厄運，直至其在“文革”中病死。逆境並未使他在精神上頹廢，嚴酷的現實反而促使他冷靜地反思歷史和民族的未來。作為一名富有良知和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在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顧准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俯瞰整個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深邃、獨到的見解，打破了中國思想界的沉悶，使國人重新聽到了鮮活的聲音。《顧准文集》就是其傾注全部精力寫就的思考總結。

顧准一開始並非自由主義者。二十歲時顧准就加入中國 *** ，做為一名堅定的戰士，在轟轟烈烈的戰斗中曾欣喜地見證了革命的勝利。然而，建國後不久，指導思想漸漸傾於教條化，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接踵而來，國家政治形勢持續動盪。一度爭鳴的意識形態在此環境中也呈現一元化，旁逸斜出即被視為異端。理想和現實的沖突使他難以理解：為之奮斗幾十年的革命何以會如此異化？顧准開始認真地考慮“娜拉出走以後怎樣”，即革命後的政權建設問題。他坦然承認“我轉入這樣冷靜的分析的時候，曾經十分痛苦，曾經像Tolstoy所寫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他漸漸清醒地認識到“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沒有的。這個人間世永遠不會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娜拉出走以後怎樣’，只能經驗主義地解決。”。至此顧準的思想完成由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的轉變。

在經驗主義哲學的基礎上，並非史學工作者的顧准寫出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希臘城邦制度》這兩部震撼中國學界的史學著作。在這兩部著作中，顧准集中研究了以下幾個問題：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通過歷史認識現實和展望未來。以下筆者就這幾個問題作詳細的論述。

一、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在其階級革命學說中，階級斗爭被賦予推動社會前進的直接動力。社會主義建設伊始，“以階級斗爭為綱”就在黨的政治決策層初見端倪。工作方向隨之轉向“左”傾，連續出現重大失誤，最後釀成“文革”災難。咀嚼著苦果的國人，在教條化的政治空氣下仍無力或不敢沖破思想的藩籬。正是在這種“萬馬齊喑”中，顧准以追求真理的無畏勇氣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縝密地剖析。

作為猶太人，宗教情結使馬克思具有與生俱來的“拯救欲”；作為成長於工業社會初期的思想家，“社會的良心”使馬克思對弱勢群體抱有同情心。到中年時期馬克思的富有道德色彩的理論已建構完成，即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其代表著作《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論述了這一理論體系，可以概括為：無產階級承擔著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社會歷史的發展具有邏輯性；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性。

針對這種“邏輯性”，顧准從其理論的方法論人手展開潛心研究。顧准閱讀了早期馬克思的忠實信徒狄慈根的《辯證法的邏輯》一文，在諸如“形而上的邏輯的目的是把它的領域擴大到永生之界，連天上的邏輯程序都要尋求，連一切知識的最後的問題它都謀求解決”、“它使人民有邏輯上的根據，好去否定一切教士主義和神秘主義，並在這神聖的真理所居的那個世界中。謀求他們的解放。”等處，他敏銳地捕捉到：一旦形而上學化，辯證法就成了邏輯泛神論。馬克思在《神聖家族》曾嚴厲指責黑格爾的“邏輯泛神論”，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也一再堅持“在辯證法哲學看來，並沒有什麼永久確定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之類的“反神學”的立場。顧准警覺到辯證法若被先驗地賦予“真理不可分主義”和“一元主義”的屬性，也就具有了絕對真理的性質。理性和神性邏輯上的跨越將使辯證法絕對化本身成為哲學造神運動。必然性的邏輯支持，即絕對真理的支持，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確實也曾凝聚了革命隊伍，堅定了革命信念，成為革命的理想主義旗幟。作為革命和建設的“廬山中人”，顧准對此體味尤為深刻，“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不能不是唯理主義者”。

在此基礎上，顧准進一步指出，“Marx對Hegel加上極重要的培根主義的改造”；辯證法也就具有了理論和實踐的一致性，亦即歷史和邏輯的一致性。顧准認為，若將其解釋為“歷史發展，合乎我的理論；我的理論，說清楚了歷史發展的規律”，那麼這種史學理論的哲學基礎就陷入一元論和線性思維。誠然，這樣的方法論“賦予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以神聖性——宗教的神聖性”，在革命時所謂“破”的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為革命陣營所鼓舞；但若一味地持之以恆，其嚴重的異化效應也不容迴避；一旦作為絕對真理受到獨尊，共性極有可能會淹沒個性，原本豐富多彩的世界恐怕只會剩下類的存在。顧准對此痛心疾首：“你能承認今天‘社會化了的中國人’是中國人整體的無條件的共性？你還是認為這實質上是恐怖主義手段所強加於中國人整體的虛偽的共性？”所以顧准堅持認為：“唯有多元主義而不是一元主義才符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若從這種想像力（“人能夠掌握絕對真理”，也就是“歷史和邏輯的一致”）出發，固然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跡，卻不能解決‘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

為了便於徹底地論證這一問題，顧准又將研究工作引入歷史發展規律的范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提到：“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那麼歷史是否能驗證這樣一致的演進呢？顧准在實證對比中發現東西方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顯著的差異性。例如東方大陸農業領土帝國的威力所寄在於編戶農民的貢賦和徭役、兵役，而西方海上商業城邦威力所寄則是海上貿易和海軍。再如奴隸制，希臘羅馬文明程度較高的工商業城邦盛行奴隸制；而古代中國雖然存在奴隸（並非商品貨幣關系發達基礎上產生的），但不存在奴隸制度。這些都證實了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人類社會變遷的多元性。因此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應該是一種可以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理論，在指導現實工作中不宜將其教條化。

二、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有感於中國的長期停滯不前，顧准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東西對比中，他冷靜地認識到：“中國的思想是貧乏的”，產生不了科學和民主。西方文化是濫觴於古希臘的民主文化，鑄就民主文化的精髓是希臘思想。希臘思想是貴族思想而不是王家思想。開放的思維空間允許人們自由探索宇宙的奧秘。於是在這片容許張揚公民個性的沃土上，產生了邏輯學、幾何學、文法學，並萌芽了多元論的實用主義。而中國文化卻是依附於政治權威的史官文化，宣揚的正是王家思想。專制權力之下，“君命無所逃於天地間”。在這種封閉、內斂的體系下，科學被窒息，留下的僅是不成系統的技術和異軍突起的帝王將相之學。因此顧准深切地感受到：要確立“民主和科學”，必須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思想。

顧准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批判集中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砥定的先秦時期，矛頭直接對准老子、孔子、韓非子三個核心人物。

顧准首先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老子的哲學是十足的政治哲學和倫理哲學。老子和古希臘人在探索上各有側重：古希臘人採用嚴密的邏輯論證，執著地對事物作“為事物本身”的思考；老子則大量使用相對不夠嚴密的類比論證，“天地宇宙只不過是統治哲學的隱喻”。所以，前者代表嚴肅的科學探索精神，後者則完全是為了給專制統治的提供合理性依據。“老子對自然現象的規律性根本沒有什麼興趣”，為了保障專制權力的獨尊地位不惜採取放棄社會進步的無為政治和愚民政策。顧准沉痛地認識到：“……這正是我們現在所奉行的政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正是我們二千年來停滯不前的原因所在。”。

顧准又將老子與孔子進行了比較。顧准指出，老子的讓步政策實際上有原則性前提，即“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承認‘始制有名’的‘名分大義’無可更改”。這與孔子宣揚綱常禮教的終極目的並無差異，只是手法不同而已。顧准進一步指出老子統治哲學的權術成分被主張君人南面術的後學荀子、韓非子所引申，走向“抹煞了普通人的全部價值、權利與創造沖動”的極端。盡管這種歷史積淀下的文化發展有其必然性，但其對中國的長期停滯不前的歷史責任不容迴避。

接著，顧准從政治主張和實施手段的矛盾契入，展開對孔子的批判。顧准冷冰冰地解剖了孔子：“仁恕是講給別人聽的，是教化芸芸眾生的，至於當權的人要成霸業，不心狠手辣、芟除異己是不行的”，指出“他的歸宿必然是法家”，荀況是他的嫡傳。顧准進一步指出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邏輯跨越式的政治倫理還在作祟，其時代危害性遠未根除。只是過去表現為對“撫百姓如赤子”的專制皇權的“盡忠報國”，現在則是對“為人民服務”的“革命舵手”的頂禮膜拜。而公民的個人創造自由和獨立的思維空間與臣民一樣是“窒息”的命運。

最後，顧准在對韓非統治哲學的出發點的層層剖析中，展開了 *** 裸的批判。顧准指出，陰險殘酷的君主御下之術和君主有權無限縱欲說“積極作用起得最少、消極作用起得最多”，歸根結底，這些都是韓非站在“光大王家”的立場上提出的。其方法論是“片面主義的一元主義，是忠於自己所樹立的教條的教條主義”。為什麼必須這樣？不如此就無法論證其“主而誅臣，焉有過”的合理性。所以顧准說：“我是認為，他在中國史上沒有起一點積極作用，而他本人在道義上也毫無可取之處”。

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影響性的部分的鞭辟入裡的批判，顧准揭示中國思想貧乏得只剩下了“帝王術”，而這種缺陷恰恰是會導致落後的“內因論”。更可貴的是，顧准這種自揭瘡疤並非僅是停留在批判上。“歷史沒有什麼可以褒貶的。歷史的教訓所能照亮的只是未來，而未來倒確實有待於歷史去照亮它的！”這些清醒的認識，昭示了顧准富有時代責任的批判目的：在批判中警醒國人從仰視政治權威的夢魘中解脫出來，擁抱豐富多彩的世界，走向科學和民主，造就赤縣神州的“神武景氣”。

三、如何看待西方文明

中國沒有產生科學和民主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社會進步中的消極影響所致，那麼西方何以就產生了科學和民主呢？西方的科學和民主傳統在歷史的長河的生命力何以就長盛不衰呢？又是哪些原因導致中西方的歷史出現如此顯著的差異？顧准就是帶著這些疑問，在對中西歷史共時態的比較中，探索了西方文明的歷時態的發展，即古典時代的海上文明、中世紀的騎士文明、近代的資本主義，從而給予了西方文明比較客觀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