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90條

㈠ 向上級政府打報告反咉問題，黨委書記簽發了政府文件，這是違紀行為嗎，怎麼處理

所謂違法違紀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違反法律、法規、規章以及行政機關的決定和命令，應當承擔紀律責任的行為。違法違紀行為必須具備幾個基本條件，不具備這些條件，就談不上違法違紀行為，更談不上追究紀律責任。這些條件包括四個方面，即違法違紀行為的主體、主觀方面、客體、客觀方面。 違法違紀行為的主體，是指違法違紀行為的實施者或稱行為人。 違法違紀行為的主觀方面也稱主體主觀上的過錯，是指違法違紀行為人對其實施的違法違紀行為及造成的後果所持的故意或過失的心理狀態。 違法違紀行為的客體，是指受我國法律保護的，為違法違紀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 違法違紀行為的客觀方面，是指法律規定的違法違紀行為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實施，實施了什麼樣的行為，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違法違紀行為的客觀方面必須以法律規定的條件為依據，否則不構成違法違紀行為。（《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學習問答》人民出版社）
《處分條例》中所謂的違法違紀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公務員違反法律、法規、規章以及行政機關的決定和命令，應當承擔紀律責任的行為。

㈡ 中國有違憲審查制度嗎

我國並未建立起違憲審查制度 ，但在我國有一個專門的法規審查機構——法版規權審查備案室。法規審查備案室隸屬於全國人大法工委，它不僅負責法規備案，更重要的是審查上位法與下位法之間的沖突，尤其是下位法與憲法之間的沖突問題。

我國法律中還有一些條文涉及到違憲審查的問題，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第88條、91條部分條款等，在這些條文中似乎都能看待違憲審查的影子，但是有的學者認為這並不是違憲審查制度。

(2)立法法90條擴展閱讀

違憲審查體制通常分為四類：

第一，最高代表機關審查體制，代表國家，英國、前蘇聯。

第二，司法審查制。是指由普通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附帶的對適用該案件的法律合憲性進行審查。代表國家有：美國、日本。

第三，憲法法院審查制。是指設立專門的憲法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的制度。世界上第一個憲法法院是1920年的奧地利憲法法院。代表國家：德國、俄羅斯。

第四，憲法委員會審查制。是指設立專門憲法委員會行使違憲審查權的制度。代表國家：法國。

㈢ 我國《立法法》90條規定的內容

第九十條抄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一條從來沒用過的條文

㈣ 什麼是下位法規制度

就法的效力位階而言，法可分為三類，即上位法，下位法和同位法。這是從法的淵源而言的：就法律效力大小而言，效力大的為上位法，它之下生效的為下位法。

比如說憲法和其他法律部門的關系，憲法就是上位法，因為其他法律都是依據憲法制定的，其他的法律如刑法民法就是下位法。

憲法第89條、《立法法》第56條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可以就執行法律的規定而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做出規定；《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就「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定的事項」作出規定；憲法第90條第2款、國務院組織法第10條、《立法法》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部門規章可以就「應當屬於執行法規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作出規定;《立法法》第73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就「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作出規定。

㈤ 我國立法主體包括哪些

行政來立法主體，是指依法源取得行政立法權，可以制定行政法規或行政規章的國家行政機關。

行政立法主體包括國務院，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國務院直屬機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

《憲法》第90條規定:"各部、各委員會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內，發布命令、指示和規章。"據此，國務院各部委享有行政規章立法權有了明確的憲法依據,但現行憲法只規定了國務院各部委的立法權而沒有相應規定國務院各直屬機構的立法權.實際工作中直屬機構的規范性文件其法律地相當於規章,但苦於無法律支撐，於是在2000年頒布的《立法法》第71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這樣使國務院直屬機構也有行政立法權有了法律依據。

㈥ 中國內地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是

1. 1980年，中國設立了最早的一批經濟特區，包括廣東省的深圳、珠海以及福建省的廈門。
2. 1981年，廣東省的汕頭也被確定為經濟特區。
3. 到了1988年，海南省的海南經濟特區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4.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90條，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在不違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前提下作出變通規定，在經濟特區法規依據授權也可以對上述法規作出變通，以確保經濟特區法規的適用性。

㈦ 我國符合越權無效原則的法條

一、越權立法概念的界定

人們通常在兩種不同的層面上界定越權立法。最常見的是從行為的意義上進行界定，即認為越權立法，就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比如，在「注意不要越權立法，該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該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1]這句話中，就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的。 但學術界也在另一層面上使用該概念，它不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法律規范的行為，而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即「有些法規、規章規定的內容超越了許可權」[2]。前者指的是一種行為現象，後者指的是一種規范現象。本文是以《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為出發點，從規范的角度對越權立法進行討論。

立法許可權也是一個具有多種含義的法律概念。因此，當我們說越權立法是指「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時，進一步明確立法許可權概念的內涵就十分必要。目前，國內立法學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界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

首先，從立法形式上界定立法許可權。比如，按照《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4條第2款、《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7條的規定：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規章不得稱條例。 這就意味著，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沒有制定「條例」的權力。他們將這種許可權稱之為「表現形式」上的許可權。 如果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文件在名稱使用上違反了這一規定，就屬於形式上的越權。

其次，從立法權力行使的時限上來界定。他們認為「立法許可權范圍這一命題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立法權可以和應當達到何種界限，一是立法權不能超出何種界限。從時限上說，立法許可權范圍，指立法權能在多大的時間跨度上有效或可以行使。這是立法權的時限效力。」[3]立法機關超越時限制定法律規范，就屬於時限上的越權。

再次，從立法事項的角度界定立法許可權，即指「立法權可以和應當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加以調整，不能對哪些領域、方面、事項發揮作用。」[4]

超越立法形式的越權立法實屬一種立法上的「低級」錯誤，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這類問題，主要根源在於那時的法律規定不明確。在《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 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 作出明確規定以後，立法者犯這種錯誤的可能不大。超越立法「時限」的越權立法在立法實踐中有可能發生，西方國家就研究所謂「立法不作為」的問題， 我國法律中也有關於立法時限的規定，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64條就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於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的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但既然是立法不作為，就不可能形成法律規范，也就不存在規范形態的越權立法；而遲延立法又難以成為動搖法律規范效力的理由。所以，就本文而言，從以上兩個角度研究越權立法，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認為，確定立法許可權的內涵應該從《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入手。《立法法》是規范法的法，只有從《立法法》中挖掘立法許可權的內涵並作為界定越權立法概念的依據，才對司法實踐具有意義。《立法法》第7條、第8條、第56條、第64條、第71條和第73條分別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地方人大以及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從這些規定看，《立法法》是以「立法事項」為標准劃定立法許可權的；也就是說，《立法法》確定的立法許可權是指立法機關對哪些事項可以制定法律規范，對哪些事項不能制定法律規范。

由此，可以把越權立法界定為：立法主體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立法事項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

二、從我國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看越權立法的認定

既然越權立法是超越立法許可權制定的法律規范，越權立法認定的首要任務就應該是確定各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授權立法的立法許可權由授權法律規定，所以確定授權立法許可權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但非授權立法許可權的確定則比較麻煩，因為，規定我國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有多種，除《憲法》外，還有相關的組織法、《立法法》等憲法性法律；此外，有些普通法律，比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 ，也是確定立法許可權的法律淵源。在諸法律淵源中，《憲法》和相關組織法對立法許可權的規定是原則性的，其他普通法律則僅就某些事項作分散的、補充性的規定，而《立法法》對立法許可權作了比較全面、具體的劃分，特別是劃定了最高權力機關的專屬立法權，因此，它是確定立法許可權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依據。但從越權立法認定的角度觀察，依然存在諸多模糊地帶，這給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很多困難。

首先是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的界線具有可變性。《立法法》第8條在列舉專屬立法事項時規定了一個兜底條款：「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這一可變的「其他事項」的規定，為基本法律和專屬立法事項界限的隨時和不斷擴張埋下了伏筆，也為越權立法的認定帶來潛在的困難。

其次是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立法許可權劃分的模糊性。各立法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甚至全國人大、國務院、地方立法機關、自治地方和經濟特區立法機關、國務院各部門、地方人民政府等，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基本上是均有立法權，形成「四世同堂」的局面。《立法法》在表述中運用了不同的方式和概念，試圖對各自許可權作一定程度的界分，但這種界分卻極為模糊。具體表現為：

第一，在劃分中央與地方立法許可權時採用「地方性事務」與「全國性事務」的標准不易掌握。《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有三項立法許可權，其中第二項為「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對於「地方性事務」，有關釋義解釋為「純屬地方性事務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務，一般來說不需要或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不需要由全國制定法律、行政法規來作出統一規定」[5]。但這一解釋還是沒有把問題澄清。某一事項究竟是地方性的還是全國性的，中央立法機關把握可能比較容易，地方立法機關把握困難就比較大。即便是判斷某一事項為全國性的事項，中央是否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會立法，還是不好預見，因為立法活動是政治性的、程序性的運作過程，能不能立，何時立，都是未知數。

第二，各行政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56條第2款規定，國務院可以「為執行法律的規定」制定行政法規；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及其直屬機構的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第73條規定地方省級人民政府和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制定規章。不同層次的行政立法主體都具有「為執行法律」或者「執行法律」而制定法律規范的權力，但各自立法許可權的邊界在何處卻不明確。雖然在界定部門規章的立法許可權時用了「執行」的概念，而在界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規章時用了「為執行」的概念，但很難發現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

第三，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不清。《立法法》第64條規定，地方人大可以就「屬於地方性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第73條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制定地方政府規章。從兩個法律規范的關系看，第64條規定包括第73條的規定，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由此，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立法許可權就無法劃分清楚。

上述問題使得在非專屬立法事項領域，各立法主體尤其是「地方國家機關往往不知道哪些事項他們有立法權，哪些事項他們沒有立法權，或者說他們對任何事項都有立法權；」[6]其結果，在非專屬立法事項范圍認定越權立法比較困難，甚至不可能。我們認為，《立法法》實質上就立法許可權只有劃定了一道界線，即專屬立法權與非專屬立法權之間的界線。對專屬立法事項只有法律可以制定規則，對非專屬立法事項則法律、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規章等都可以制定規則。雖然在專屬立法事項與非專屬立法事項之間橫隔著一個「其他事項」，但「其他事項」在沒有被具體事項填充之前，應該是一個空「底兜」。從這個意義上講，《立法法》中的越權，就是超越專屬立法事項范圍，可能越權的只有法規和規章，法律應該不會越權。

上面的闡述只表明，法律以下法規、規章超越專屬立法界限，勢必造成越權；但並不表明，法律以下的法規、規章只有超越專屬立法許可權，才構成越權。因為，前面已經闡明，規定法律文件許可權的法律淵源除了《憲法》、相關組織法和《立法法》，還有其它法律。其它法律的規定是分散的，表述往往也是微妙的，比如《行政處罰法》第10條、第11條、第12條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設定行政處罰的許可權分別作了不同的限制； 《行政許可法》第15條、第16條等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設定行政許可的許可權作了不同的限制。再如，《行政處罰法》第8條規定的行政處罰「6+1」種類中，作為「1」的「其他行政處罰」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規才可以設定。[7]這一規定，實質上也規定了其他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設置「其他行政處罰」。可以看出，具體立法許可權會隨著普通立法的發展而發展變化。所以，具體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必須在《立法法》的基礎上，研究其他相關法律才能准確界定。

在確定了具體的立法許可權後，認定越權立法需要考慮的是「設定」和「規定」這一對立法范疇。我國立法上使用「設定」和「規定」兩個立法概念，自《行政處罰法》開始，後在《行政許可法》再次沿用。「設定」系指其他規范性文件尚無對某事項做出規定的條件下，該規范性文件率先做出規定；「規定」系指在上級規范性文件已對某事項做出設定的條件下，就該設定再作具體的規定。「設定」是從無到有，「規定」是從有到有，無非更詳細而已。[8]按此，越權立法應該是「設定」的越權，「規定」一般不會構成越權；「規定」如果超越了已有的「設定」，構成的應該是法規范的沖突，而不是越權立法。因此，認定越權立法應該以設定性立法行為為對象或基準。

可見，確定越權立法的基本思路應該是：第一，確定特定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第二，判斷特定立法是否屬於設定性立法；第三，判斷該設定立法是否超越了該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如果超越該許可權，則屬越權立法，否則就不是。

當然，這樣的分析過程，僅僅是越權立法認定的基本判斷過程。法律規范不僅僅是法律概念的組合，更重要的是它包含著立法的目的和價值，所以在具體的個案分析中，還必須考慮法律規范的目的和價值屬性。尤其是，根據《立法法》第66條第2款、第88條第1款第7項的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不得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不得違背授權目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否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授權立法是否違背授權目的，顯然不能單純採用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進行評價。

三、從法院的審查許可權看越權立法的處理

探討越權立法認定的目的在於「發現」越權立法，但「發現」並不是「認定」的終極目的，它不過是為處理越權立法創造一個前提。發現和處理越權立法的機關不止一個，但法院無疑是其中主要的一個，本文僅對法院如何妥當地處理越權立法的問題作一分析。法院處理越權立法的原則和方法，應該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越權立法的性質，二是法院對法的審查許可權。

從形式看，立法許可權一般由國家的憲法或者憲法性文件加以規定，比如《德國聯邦共和國基本法》 就有5個條文專門規定聯邦和州的立法許可權 ，其他國家如美國、奧地利也是如此。我國立法許可權也主要是由憲法、組織法和《立法法》等憲法性文件規定的，雖然其它普通法律也對立法許可權有一些補充性規定。從內容看，立法許可權涉及中央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議會立法權與行政立法權的劃分，而這種劃分實際上關涉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的結構形式，它們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看，越權立法與有權立法主體制定的法律規范或者相重復，或者相沖突，破壞了憲法秩序。所以，越權立法應當屬於一種違憲行為。

既然越權立法屬於立法違憲，法院對於越權立法的處理就應按照違憲審查程序處理。具體的程序，根據法院享有的審查許可權來決定。比如美國，普通法院享有對於違憲立法的審查權，但這種審查權僅限於確認和拒絕適用兩個方面，即各級普通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一項聯邦法律違背憲法或者地方州立法違背聯邦憲法或法律，有權拒絕適用。[9]但美國的普通法院不得直接撤銷違憲的法律、規章，只是由於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拒絕適用會導致該項法律在事實上喪失效力。奧地利是歐洲大陸最早建立憲法法院的國家。在奧地利的違憲審查體制下，普通的司法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對違憲的法律、法令均沒有審查的權力。當他們發現聯邦法律、法令和州法律、法令違憲時，不得直接拒絕適用，而要全部提請憲法法院裁決。 德國的違憲審查體制，受奧地利違憲審查制度的影響較深。根據《德國行政法院法》第47條的規定，行政法院僅對依照建築法典的規定頒布的規章，根據建築法典第246條第2款規定頒布的法規，以及其他位階在州法律以下的法規，享有審查權。其他法律法規的審查權全都由憲法法院壟斷。除了美國和德奧模式外，有些國家，司法機關對法律法規沒有審查權，由立法機關自己行使立法監督的權力。

我國奉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現行司法體制下，認為法院不享有對法律的合憲性審查權，基本為大多數人所認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於規章具有違法性確認權和拒絕適用權，但沒有撤銷權，如果要撤銷規章，法院需要依據《立法法》第88條第1款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 以及《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35條 的規定，申請國務院或者省級人民政府審查。這也幾乎沒有疑問。但對法規，則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法規的司法審查權分為撤銷權、拒絕適用權和確認權三個層次的話，分歧並不在於法院是否對違憲（法）法規享有撤銷權；因為，我國《憲法》、《立法法》等法律已經明確將違憲（法）法規的撤銷權授予了其他機關。憲法第67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解釋憲法，監督憲法實施，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的權力。依此為依據，《立法法》第88條再次把改變或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力授予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
圍繞法規審查權的爭議主要在於法院是否可以拒絕適用違法（憲）的法規。這種爭議在「河南種子案」 的討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有的學者認為，我國法院享有拒絕適用違憲（法）法規的權力；[10]有的學者則認為，法院不得直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而應該報請有權機關審查。[11]值得研究的是，憲法和《立法法》把法規的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是否意味著司法機關沒有拒絕適用權呢？初看，似乎不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因為單從法律條文看，《憲法》和《立法法》只規定撤銷權屬於立法機關，但並沒有明確規定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另外一個有力的證據是，雖然《立法法》第88條規定了對於規章的改變和撤銷機關，但《行政訴訟法》第53條還是規定了人民法院對於規章的拒絕適用權。 可見，對於規章，我國是由制定規章的上級機關或立法機關行使一般的、改變或撤銷之審查權，司法機關是行使個案的、拒絕適用之審查權，兩種審查權力並行不悖，從而形成「雙重審查體制」。所以，《憲法》和《立法法》將改變和撤銷權授予立法機關，並不能必然得出司法機關不得拒絕適用的結論。那麼，對於法規的審查是否也是一種「雙重審查機制」，法院依然可以在個案中以拒絕適用違憲（法）的法規呢？我們認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首先，《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依據，參照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依據」意味著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僅享有適用權，沒有審查權；「參照」則意味著人民法院對於規章享有一定的審查權；只有規章「合法」時，才可以適用。如果認為法院可以拒絕適用違法的法規，那《行政訴訟法》的「依據」和「參照」的區分就沒有任何價值。

其次，《立法法》第90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這里《立法法》並沒有列入規章，對此不應該理解為是一種疏漏。它正好說明了，《立法法》的這一規定是和《行政訴訟法》第52條、第53條的規定是相契合的。對於規章，法律適用機關可以通過拒絕適用的方式進行有限的審查；而對於法規，當與憲法、法律相抵觸時，則只能是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不能直接拒絕適用。

可見，我國《立法法》僅授予法院對於法規違法（憲）的確認權，但沒有給予法院對於法規如同規章般的、個案的拒絕適用權，更沒有撤銷違法（憲）法規的權力。

基於以上認識，法院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對越權立法應當作如下處理：對於越權制定的規章，可以拒絕適用，與此同時，可以申請有權機關予以撤銷；對越權制定的法規，則應當逐級上報，最後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90條的規定申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

四、越權立法撤銷決定對司法裁決的效力

現在需要考慮的是，有權機關撤銷越權立法決定的法律效力問題。依據《立法法》第87條的規定，越權立法可以由有關機關改變或者撤銷，但撤銷的效力究竟如何沒有規定。撤銷決定向將來發生法律效力，被撤銷的越權立法不再作為民事活動、行政行為和法院裁判的依據，這應該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如果案件涉及的事實發生在撤銷決定作出之前，但該案件的審理尚在進行中，撤銷決定對其有無拘束力？更有甚者，如果基於該越權立法作出的判決已經發生效力，撤銷決定能不能成為申請再審的法律依據？簡言之，撤銷決定有沒有溯及力？如果有，溯及至何種的程度？這就需要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作一番考察。

㈧ 立法法中關於行政立法中授權立法的規定

授權立法制度

中國最早的授權立法出現於1955年，當時的全國人大通過了關於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單行法規的決議，1959年又通過了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法律的決議。

1982年憲法的頒布實施，從最高的法律效力上規定了授權立法，根據《憲法》第89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有權「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2000年3月九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進一步使授權立法趨於制度化。

授權立法不同於職權立法，行政機關有固定的立法權。行政機關的職權立法是指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職權而進行的立法，其立法權產生於憲法和法律的直接規定。例如《憲法》第90條規定：「國務院的各部、各委員會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內，發布命令、指示和規章」。

《立法法》第56條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第71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又如該法第73條的規定。

中國學術界認為授權立法可分為兩種：一般授權立法和特別授權立法。前者是指立法權來源於授權機關所制定的法律、法規中的法條授權的授權立法。後者是指立法權來源於授權機關專門制定的法律性或法規性的決議或決定的授權立法。

例如根據《著作權法》第54條的規定：本法的實施條例由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後實施。這就屬於一種一般授權立法的情況。又如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廈門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廈門市經濟特區實施。

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珠海市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珠海經濟特區實施。這就是特別授權。

事實證明，授權立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健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及在立法實踐中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授權立法的理論在我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可見研究授權立法對我國授權立法水平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8)立法法90條擴展閱讀

授權立法制度是國家立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已成為各國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是自19世紀30年代由英國開始的，自產生後它就伴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和政府職能的擴張而逐步發展起來。

（一）提供法律依據，完善授權法 中國許多授權法的形式要件不規范，內容規定不完備，對授權主體和受權主體的資格、授權的條件、時限、行政法規和規章的許可權范圍，及它們與法律和地方性法規許可權的區別和關系等內容規定不足，給授權立法實踐中糾紛的解決帶來許多困難。

所以完備授權法的內容和形式應是立法工作的重心。授權立法作為立法活動中的一項重要的立法制度，《立法法》對此應單獨立章進行詳細的規定。

完善授權立法的內容。應該通過《憲法》和《立法法》的修改完善對授權立法的規定，也可以制定<授權法>對其進行詳細的規定，這些內容應包括以下這些：首先，明確授權立法的主體和許可權。同時應對法律、法規、和規章之間的立法許可權作明確的劃分，應規定法律中的「保留事項」和專屬立法事項不得授權，被授權機關不得再把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

其次，設定授權立法的標准。特別在授權決定中應規定具體的標准，這一標准包括授權立法的依據、范圍和目的。再次，規定授權立法統一的程序。《立法法》雖然對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的制定程序以作了較詳細的規定，但授權立法不僅僅只局限於行政法規和規章。最後，還應明確授權的有效期限。

（二）加強授權立法程序制度的建設

授權立法程序是規范和控制授權立法權運行的規則，體現了對授權立法權運行的規范和制約。授權立法的出現使得行政機關獲得大量的自由裁量權，而日益復雜的社會現實和不斷涌現的新現象、新問題使得完全依靠實體法的精確預測和詳盡規定來實現制約行政機關立法中自由裁量權的想法變得不現實。

必須藉助程序制度來制約行政機關立法權。國外許多國家法律都規定，被授權機關在行使授權時，要遵守協商、聽證、公布實施等基本程序，我國也應當明確規定授權立法的正式程序，尤其是協商、聽證等具有民主、公正性的科學程序。

例如：規范授權主體與受權主體的資格審查程序、完善批准程序和備案程序、確立授權立法公開程序和公眾參與程序等。使立法律更加公允，容易得到人們的自覺遵守和執行。

（三）授權立法監督機制的完善

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有效運作都需要以完善的監督為基礎，就授權立法制度而言，對它的監督應關注以下幾點。

監督主體，對授權立法的監督應盡量由處於中立地位的機關來進行。授權機關對授權立法享有當然的監督權，但是這種監督往往是屬於同一機關內部的隸屬監督，很難保證監督的中立性。即使是人大和常委會的監督，由於立法任務的繁重和缺乏相應的專門審查監督機關，監督力度和實效很低。

監督方式。一般可分為事前監督和事後監督。授權立法的事前監督主要包括批准和備案。我國憲法、法律和法規中都規定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應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備案，但沒有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具體負責這一工作的部門，這就使得備案工作缺乏組織保障，因此對授權立法的備案應有的具體工作部門來負責。

而批准制度在授權立法中適用的不是很普遍，由於這一制度對於授權立法的監督很有效，授權機關認為被授權機關的立法不符合授權的目的和范圍，可以不予批准。因此應設立授權立法的批准制度。

監督標准。授權立法監督的主體應以不越權為標准，即授權立法的內容不得違背憲法、法律、法規的基本原則和超越授權法規定的授權范圍。授權立法作為與職權立法相輔相成的立法活動之一，必將在世界各國得到廣泛運用和迅速發展。中國應當借鑒西方國家在授權立法方面的先進經驗，來推進和完善授權立法制度。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授權立法制度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授權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