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上天冊

① 《老子化胡》是什麼意思啊

老子化胡是指中國傳統上道家的創始者老子離開中原，西出函關，到了西域（包括天竺）對西域人，天竺人實行教化的傳說。

根據《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臨兒國，浮屠經（佛經）雲其國王生浮屠（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Suddhodana），母雲莫邪（Māyā）。浮屠身服色黃，發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此國在天竺城中。……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另《後漢書》載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襄楷所上奏章中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說法。《後漢書》有雲：「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之化」；《高士傳》曰：「老子化戎俗為浮屠」；《皇朝實錄》雲：「於闐國，西五百里有毗摩伽藍，是老子化胡之所建。老子至是白日升天，與群胡辭決曰：我昔游天上，簡定人鬼之錄，尋當下降。因立此祠焉」。

1987年，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地宮發掘出土了佛骨舍利多枚。有人認為這些舍利明顯不是來源於同一個體，提示歷史上佛(浮屠, Buddha)可能不止一位，這或許可與《三國志·魏書》「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的說法相驗證。

中國佛道之爭的一次歷史事件。簡稱化胡之爭。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一度被視為黃老神仙術的一種；佛教也自附於黃帝、老子，以圖與中國傳統信仰相結合，得以傳播。東漢後期，社會上出現了「老子入夷狄為浮屠」，化胡成佛之說，以宣傳佛道同源論或老子轉生論。漢末三國時，化胡說廣泛流行。但其時佛教在中國已有一定影響，因而在佛教理論著作《牟子理惑論》中開始出現了反對化胡說，甚至認為道不如佛。
兩晉南北朝時期，佛道二教都有較大發展。為了取得各自的社會優勢，雙方在化胡同題上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晉惠帝時，天師道祭酒王浮在與僧人帛遠爭論的過程中，為抬高道教，貶抑佛教，根據東漢以來種種老子化胡傳說，造《老子化胡經》，謂老子西出陽關，經西域至天竺，化身為佛，教化胡人，因此產生佛教。南北朝之世，道教徒均據此與佛教互爭短長。南朝宋泰始三年（467）道士顧歡作《夷夏論》，認為佛教是夷狄之教傳入中夏，此說影響極大。為此，僧紹作《正二教論》、謝鎮作《與顧道道士析夷夏論》、朱昭作《難顧道士夷夏論》、慧通作《駁顧道士夷夏論》等，展開了所謂「夷夏之爭」。影響所及，上至朝臣奏疏，下至世俗論著，皆時有論爭。北魏孝明帝時，曇無最還曾與道士姜斌在殿庭中辯論《老子化胡經》真偽，最後姜斌被崇信佛法的孝明帝發配馬邑。
隋唐時，化胡之爭仍在進行。隋開皇三年（583），沙門彥琮撰《辯教論》1卷，共25條，斥老子化胡說，唐顯慶五年（660），沙門靜泰、道士李榮等奉詔集洛宮，辯論《老子化胡經》真偽。武則天天冊萬歲二年（696），福光寺沙門慧澄，請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如睿等八學士議決，但皆言漢、隋諸書有化胡之說，不當除削。禁毀未成。唐神龍元年（705），詔僧道集內殿定《老子化胡經》真偽，沙門明法抗爭，九月，下詔禁毀，違者科罪。洛京大恆觀主恆道彥等上表爭辯，敕曰：「道、德二篇，空、有二諦，莫不敷暢玄門，闡揚妙理，何假化胡之為，方盛老君之宗？」不許所請。但其後仍有流傳。
元代佛道爭論迭起，化胡之說成為爭論重點。憲宗、世祖二朝，僧道多次辯論《老子化胡經》真偽，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詔令除《道德經》外，蓁道書盡行燒毀，《老子化胡經》首在焚毀之列。佛道老子化胡之爭告一段落。

② 老子化胡成佛到底是什麼意思

老子在道教中是一位非常尊貴的神，被稱為「太上老君」或「道德天尊」，認為他是創立道家思想和哲學的人。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曾經擔任過當時宮廷圖書館管理員，非常博學。看到國家開始衰落，老子就辭去職務去了西方。他經過邊界時，當地的一個官員請求他寫點東西，於是他就寫了關於道德的文章，贈給那位官員。這就是老子留下的名著《道德經》，也是後來道教最重要的經典。傳說老子活了160-200歲。 後來有一種說法，說老子並沒有去世，而是到了印度。根據道教的傳說，他在那裡變成了佛，建立了佛教，並開始對印度人實行教化，這就是所謂的「老子化胡」。其實，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只是道教為了獲得對佛教的優勢而編造的故事。

中國歷史上很多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納西族）都有自己民族的英雄史詩。《老子化胡經》是一部道教的經典，也是漢民族的英雄史詩，其中記載了早期道士西渡流沙傳播道教的史實，反映了漢民族發端源起之時的精神面貌。

《化胡經》為韻文，讀來朗朗上口，而且通俗易懂，便於在民間傳播流行。經文原文還應配有樂譜，可以配樂吟唱。現在，《化胡經》僅剩下內容很少的部分殘經，樂文也不在了。

「老子化胡為浮圖」是《老子化胡經》最重要、最基本的觀點，也是道教思想的基石。以道經所言，老子即是我，我即是老子，「老子為浮圖」、「老子為釋迦」意思即為「我為浮圖」、「我為釋迦」，這是與道教思想一脈相承的。「三張」早期提出了「我即是道」、「我即是老子」的思想，晚期又提出了「我即是如來」、「我即是釋迦」的思想，為道教增添了新內容。

「老子化胡為釋迦牟尼」表達了早期道士要始終走在時代的前沿、做時代領袖的堅定信念，對中國道教和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發掘，出土了佛骨舍利多枚，這些舍利明顯不是來源於同一個體，提示歷史上釋迦牟尼佛可能不止一位。這或許可與《老子化胡經》的說法相驗證。

③ 武則天時期的重要變法是什麼

武則天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改革家。她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以超人的魄力，無畏的膽略，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些改革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對唐朝歷史的發展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一、參預朝政時期的改革

在唐高宗統治時期，武則天參預朝政20餘年，幫助唐高宗進行了一些改革。這一時期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著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和提高行政效率而進行的。改革的內容包括改《氏族志》為《姓氏錄》，以及對官制進行局部調整等。

《氏族志》是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成的一部關於士族等級的書。唐太宗修《氏族志》的目的,是為了打擊那些不利於自己統治的舊門閥,扶植那些在唐朝建立和統一過程中立有戰功,在「玄武門之變」中支持自己的謀臣猛將,以鞏固李氏王朝的統治。事實上,《氏族志》問世之後,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這樣的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氏族志》成了維護元老重臣和達官貴人利益的工具，也成了阻礙「寒族」晉升的一大障礙。當時,庶族勢力發展很快。不少人在經濟上發了跡,要求相應的政治地位,但仕途多為士族控制；有些人雖然通過科舉入仕,也常常「撓不得進」,因而反感《氏族志》。這樣,對唐高宗來說,就有了修改《氏族志》的必要。武則天此時雖已顯達,但究其門第,不在《氏族志》之內。因此,修改此書,更是武則天的願望。所以,武則天幫助唐高宗下達了修改《氏族志》的命令。《資治通鑒》卷200顯慶四年六月載:「丁卯(22日),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准,凡九等。於是士族以軍功緻位五品,預士流。時人謂之『勛格』」。《唐會要》卷36也有類似的記載。從表面上看,改《氏族志》為《姓氏錄》只是用不同的標准重新劃分了士族的等級,實際上它對統治階級各個階層的地位作了一次大調整,其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它限制了唐初以來士族官僚的權勢,維護了新興官僚貴族的利益,為庶族地主勢力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在改《氏族志》為《姓氏錄》之後，武則天又幫助唐高宗對官製作了一些調整：如顯慶元年(656),置驃騎大將軍。龍朔二年(662)二月,廢尚書令。總章二年(669)二月,令同三品入銜。永淳元年(682年)七月,置州別駕;令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以平章事為名。又如，龍朔二年(662)二月,改門下省為東台、中書省為西台、尚書省為中台;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相為蕭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監、十六衛，並以義訓更名。在銓選方面,針對「承平既久,選人益多」的狀況,制定新的銓選制度。總章二年(669),根據裴行儉的建議，設長名姓歷榜,分銓注法,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按照「身」、「言」、「書」、「判」四條標准錄取人才。兵部課試,考騎射及翅關、負米。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派遣,令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儀鳳元年(676)八月,又設置了「南選」。為了改善民族關系，大量吸引周邊少數民族首領和鄰國酋長作官。如龍朔元年(661)在吐火羅、波斯等十六國置都督府,州七十六、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並隸安西都護府，多以其渠帥為刺史、縣令。

此外，武則天還提出過一些重要的改革主張。史載，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武則天上表,「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秦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覆;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廩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進階申滯。」唐高宗下詔貫徹執行。象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通過這些改革，理順了社會關系，維護了「貞觀之治」的成果，使唐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發展。

二 臨朝稱朝時期的改革

唐高宗死後，武則天開始臨朝稱制。文明元年(684)九月，改元光宅,大赦天下。同時下令改變旗幟,服色和文武百官的稱謂；改「東都」為「神都」,改洛陽宮為「太初宮」。這一做法引起了部分宗室成員和「皇唐舊臣」的不滿,發生了徐敬業的叛亂。武則天以鐵的手腕派兵平定了叛亂。一年以後,社會趨於安定,武則天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唐睿宗奉表固讓,武則天繼續臨朝稱制,直到載初元年(690)。這一時期，武則天的改革是圍繞著改朝換代進行的。

（一）、廣開言路。垂拱元年(685)二月,武則天下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有擊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垂拱二年(686)三月,又令巧匠魚保家作銅匭四枚,共為一室,「四面置門」,分別為青、紅、白、黑四色,置於朝堂,以收天下常人表疏:青匭在東,名「延恩」,告「養人及勸農之事者」投之;白匭在西,名「伸冤」,有「欲自陳屈枉者」投之;黑匭在北,名「通玄」,獻「謀智者」投之。令正諫大夫、補缺、拾遺一人充使,於朝堂知事者,「每日所有投書,至暮並進」。「由是人間善惡事多所知悉」。

（二）、擴大仕途。首先,使「常舉」制度化,堅持每年開科取士,不以任何借口停止貢舉。其次,調整取士科目。重點發展進士科,適當發展諸科,降低明經科的地位。與此同時，擴大制舉，縮短制舉時間，擴大錄取人數。為了進一步搜羅人才,武則天還創立了殿試。載初元年(690)「二月,辛酉(14日),太後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此外，武則天還採取了破格用人的辦法。垂拱元年(685)五月,「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不論是現任官吏,還是平民百姓,只要有才幹,都可毛遂自薦,以求進用。在擴大仕途的同時，武則天也很注意對官吏的培養。為此,她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親自撰寫《臣軌》一書,從十個方面對臣下提出要求，其中心思想是要求臣僚成為德才兼備、忠君愛民的人。

（三）、加強法制。武則天在臨朝稱制時期，曾派人重新刪定了律令格式。修改律令的指導思想是約法省刑。她說:「朕情在愛育,志切哀矜。疏網恢恢,實素懷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無為,業光邢措」。由於《永徽律疏》本身「得古今之平」，因而修改時大抵依舊,「惟改二十四條」。對於格式,則根據便於時而堪為當時行用的原則作了較大的變動,編成了《垂拱式》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式》二二卷。由於武則天的主導思想正確,加上刪修官韋方質、王守慎等精通法律,因而垂拱格式,「議者稱為詳密」，施行之後,頗見成效。武則天本來是痛恨酷吏的，但當她的權位受到威脅時，便開始使用酷吏打擊政敵。這種變化,史書中或多或少有所披露。如《舊唐書·刑法志》載:「則天臨朝,初欲大收人望」,「然則天嚴於用刑,屬徐敬業作亂及豫博兵起之後,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務令深文,以案刑獄」。重用酷吏,以誣告、通供、誅殺等辦法對付政敵,手段是殘酷的。但這對武則天來說卻十分重要。封建史學家說:武則天因酷吏以自肆,天網一舉,而坐移唐鼎，「卒籠八荒」。武則天的親信大臣朱敬則也說,武則天開告端,重酷吏,「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這些評論,從不同角度誇大了酷吏的作用,但無疑重用酷吏是武則天走向皇帝寶座的重要一步。

（四）、布政維新。在打擊政敵的同時，武則天在洛陽修建了「明堂」，並下詔說:「時既沿革,或沒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堂為布政之居。」闡明「自我作古,用適於事」的思想,將大享明堂提到議事日程之上，並在永昌元年(689個正月，舉行了大享明堂的活動。在大享明堂之後,武則天進行了一系列「惟新活動」。如改羽林軍百騎為干騎,牢固控制禁軍，改正朔，優待陣亡戰士家屬，整飭風俗，制禮作樂，改革文字等。此外，還利用宗教，為改朝換代製造輿論。史載,「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閆浮提主,唐代合微,」。又說:「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後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薛懷義等人巧妙地將佛教舊經與現實生活聯系起來,所撰經疏突出了神皇受命於天的主題,因而武則天看後十分滿意,立即頒布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時間,東起渤海,西至蔥嶺,南抵交趾,北迄大漠,人們都在談論神皇受命的話題。

（五）、改唐為周。載初元年(690)九月,神都洛陽出現了兩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以武承嗣和李旦為首的文武百官,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數萬人請求武則天改朝換代當皇帝。於是,武則天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准備改朝換代的禮儀。九月九日,武則天在洛陽舉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宣布改唐為周,改元天授，「大宥天下,咸與維新」。五天以後,群臣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乃降皇帝(睿宗)為皇嗣,賜姓武氏,「令依舊名輪,徒居東宮,其俱儀一比皇太子。」至此,「武周」取代了「李唐」。武則天戴皇冠,穿龍袍,成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女皇帝。

正因為武則天足智多謀,審時度勢,採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嬴得了大多數的支持,懾服了少數反對派,才使改朝換代得以順利進行。以女子登皇位,「不出宮闈」而易社稷,並且保持了社會的安定,這是前所未聞的奇跡。陳子昂所謂「伏惟聖神皇帝陛下闡元極,升紫圖,光有唐基,以君周室。不改舊物,天下惟新,皇王以來未嘗睹也。」並非誇飾之語。登基大典結束後,在群臣的一片嘔歌聲中,武則天舉行了尊崇武氏的活動:立武氏七廟於神都。不久,「改置社稷於神都」,作為「大周」的象徵。接著,又改左右羽林軍為左右羽林衛,加強神都的軍事力量,形成居中御外的形勢,以保障神都的安全。

三、治理大周時期的改革

「大周」政權的建立,打破了千百年來男子專政的局面,同時也使人們的思想發生了激烈的動盪。不少士大夫沖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擁護武周政權,也有許多士大夫抱殘守缺,對武周政權懷有敵意。為了鞏固武周政權,武則天憂勞天下,勵精圖治,推行並制定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政策。

其一、統一思想。

儒家思想中,沒有女人可以當皇帝的說法,但它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維護統治極為有利。所以武則天在當上皇帝後,便著手利用儒家學說中有利於自己統治的部分,別貴賤,正名分,調整最高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在太宗、高宗統治時期,乃是李氏一統天下,李氏為宗室。武則天當皇後、皇太後時期,其娘家武氏為外戚,而武則天稱帝後,改變了李武二家的「名位」。李家原來享有的皇位,擁有的「宗室」、「太廟」和「陵寢」,現在都要由武氏予以代替。皇位就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地位。天授元年九月九日「革命」以前,睿宗居於皇位,九月十五日,武則天稱「皇帝」,降睿宗為皇嗣,賜姓武氏。降皇太子成器為皇孫。宗室就是皇帝的宗族。「革命」前,宗室是李淵一系。「革命」後,天授元年冬,武則天「封建」親戚,廣樹「宗枝」：追封伯父武士讓為楚僖王,士逸為蜀節王;異母兄元慶為梁憲王,元爽為魏德王。封元爽子武承嗣為魏王,元慶子武三思梁王。封眾父兄子皆為郡王。改唐為周前,李氏有宗廟和陵寢。改唐為周後,武則天下令在首都洛陽立武氏七廟。長壽二年追尊三世祖先,並對其陵墓的稱謂也作了相應的變動。

武則天認為，利用儒家思想，提倡禮樂是很有必要的，因而積極制禮作樂,藉以統一人們的思想。這方面的活動很多,除經常性的享祀明堂外,還有置七寶,封神岳和鑄九鼎等。「七寶」本來是佛教的七種寶物。唐制,天子有八璽,即神璽,受命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封泥」。武則天即位後,「改諸璽皆為寶」。長壽二年九月又稱「金輪聖神皇帝」。披上佛教面紗之後,又做了不同於佛教七寶,但與佛教相聯系的七種寶綬,即金輪寶、百象寶、女寶、馬寶、珠寶、主兵臣寶和主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庭」。以象徵自己超邁古昔的權力。封禪歷來被認為是帝王的盛典。武則天稱帝後,決心登封嵩山, 天冊萬歲二年臘月十一日,武則天「御金蹕,登玉輿,環拱百神,導從群後。遂陵桂萼,攀松磴,跨崢嶗而出煙道,排烈缺而班天門」，登上中嶽之巔。接著大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自製《升中述志碑》,立於封祀壇為丙地。又令李禪作《大同降禪碑》。崔融作《朝覲台碑》以記封禪之事。「九鼎」是古代象徵國家的傳國之寶。相傳離鑄九鼎,以象九州。夏德喪,鼎遷商色。商德衰,復遷洛邑,及周室滅亡,秦欲取之,其一沉於泗水,餘八下落不明。一說皆設於泗水彭城。武則天知周鼎難求,乃征銅五十六萬余斤,以司農卿宗晉卿為九鼎使,重新鑄之。神功元年(697)四月,鼎成,令書法家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分題額鼎,又令畫家曹元廊圖寫各州山川物產之像於鼎上,然後,令宰相,諸王率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及仗內大牛,白象,自玄武門外作坊曳鼎入宮。「置於朋堂之庭,各以方位列焉。」

武則天封中嶽,鑄九鼎,無疑有宣揚天人感應,搞個人崇拜的意思。但這方面最突出的表現，還要數接受尊號一事。改唐為周後,群臣屢上尊號。武則天批准群臣所請,稱「聖神皇帝」。意思是說,她和以前的封建帝王不同,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輩,乃是具有聖明和神威的皇帝。長壽二年九月九日,稱「金輪聖神皇帝。」借佛教「金輪王」之義,說自己就是象金輪王一樣聖明的皇帝。三年五月十一日,稱「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695)正月初一,稱「慈氏越古金輪王聖神皇帝」;九月九日,又稱「天冊金輪在聖皇帝」。從「聖神皇帝」到「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地位愈來愈崇高。此外,還有樹立天樞的活動。延載元年(694),諸蕃酋長慕義,獻錢請立天樞於瑞門之外,以記武則天的功業。證聖元年(695)四月一日,天樞成,武則天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武三思制頌文,紀武則天功德,以黜唐頌周。「悉鏤群臣,暮酋名氏其上」。天樞立。「萬國」會,群臣賦詩,皇帝臨觀,可謂盛況空前。這實際上也是統一思想的一種手段。

其二、重用賢才。

武則天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曾重用過酷吏,並造成了恐怖的政治氣氛。但武則天深知酷吏的危害,她只不過是把酷吏當作是改朝換代的工具。一旦這個目的達到,勢必要限制酷吏的勢力。事實也是如此。改唐為周之初,因政局尚未穩固,武則天仍在使用酷吏,但武則天並沒有讓酷吏掌握朝廷要職。武周政權鞏固後,武則天立即「尊時憲而抑奉臣,聽忠言而誅酷吏。」先後殺掉了索元禮、周興、傅游藝、王弘義等人。萬歲登封元年(695)十月,又發布了一道詔書,減大理丞、廢秋官(刑部)獄,禁止為官殘濫,表示「將使三千之罪,永絕當年;豈惟數百之刑,僅寬於昔代」。神功元年(697)元月,武則天又將最大的酷吏頭目來俊臣送進了墳墓。至此,酷吏便退出了武周的政治舞台。

在抑制酷吏的同時,武則天通過多種渠道,千方百計地搜羅人才,讓那些有經邦治國才能的賢能之士居要職,任宰相,掌中樞,協助她治理武周天下。為此，她進一步發展科舉制,令貢舉人停修《道德經》，改學《臣軌》，更新考試內容，「廣搜遺逸」。使通過科舉入仕的人數,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她還經常要求臣下自薦並推薦人才。天授二年十月,「制官人者咸令自舉。」鑒於許多名士不願自薦的情況,武則天特別強調推薦,把薦舉人才作為官員的一項任務。證聖元年詔:「其長才廣度,沈跡下僚,據德依仁,韜聲幽閉,懷輔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京官職事五品以下及刺史,上佐、縣令量各准狀薦舉」。有時武則天還特別要求某些大臣薦舉人才。如聖歷元年令宰相薦尚書郎,其後,令雍州長史薜季昶擇僚吏堪為御史者。長安四年,令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並要求「務取得賢之實,無貽濫吹之譏」。對於「非舉其士」者,予以貶責;對於「薦若不虛」者,則予以褒獎。由於武則天通過各種渠道鼓勵薦舉人才,又不限門第高下、富貴貧賤,也不限種落族屬,離親遠近,;求之恆如不及」,因而選司空前忙碌,以至出現了「多士如林」的局面。對於選撥出來的人才,武則天皆「量才授職」，委以重任。

為了使各級官員能夠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武則天向他們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不僅如此,還加強左右肅政台的力量,常派使者對官吏進行督促檢查。對於無所作為或不稱職的官吏,及時予以貶逐;對於政績卓著的官員,則大力進行提拔。在這種方針的指導下,許多有才能的人都被提升到重要的職位。武則天所任用的宰相,絕大多數都是有才華的人。姚崇、韋安石、狄仁傑等人就是如此。武則天用人有一個特點,就是沒有成見,皆以是否稱職為標准。中唐名相陸質說武則天「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薦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也說:「太後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竟為之用。」這些評論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其三、勸課農桑。

武則天認為：「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田墾則粟多,粟多則人富」；「建國之本,必在於農」,「家足人足,則國自安焉」。她將所撰農書《兆人本業記》發給諸州來京的朝集使,頒行天下，以境內農田狀況作為獎懲官吏的標准,還採取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在邊遠地區實行屯田。在屯田方面，婁師德、郭元振等人的成績十分顯著。婁師德「率士屯田,積谷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鑲和糴之費」。武則天慰勞說:「自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返靈(靈州,治所在今寧夏靈武),夏(夏州,治所在今陝西靖邊北),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運之艱,兩軍及北鎮兵數年鹹得支給。」郭元振在涼州五年,軍威大振,屯田積谷，發展生產,使「牛羊被野,路不拾遺」。除了在隴右等地區實行屯田,武則天還注意興修水利。她統治時期,地方水利建設蓬勃發展,僅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就有十九項水利工程。與此同時,均田制也繼續得到推廣。武則天還比較注意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光宅元年(684)改少府監為尚方監,分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等五署;改將作監為營繕監,掌營構宮室房屋,製作磚瓦等。當時采礦業很發達。除國家開采外,亦允許私人經營。規定「凡天下諸州出銅鐵之所,聽人私采,官收其稅」。對商業也採取了比較寬松的政策。

其四、鞏固邊防。

武則天對國際關系和民族關系極為重視。有關國際關系和民族關系的事,大都親自予以處理。她以撫慰和懷柔的准則,對承認武周地位,嚮往中原文化的國家和少數民族政權,皆予以支持,保護和優待。武則天規定:東至高麗國,南至真臘國,西至波斯、吐蕃及堅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並為入番。以外為絕域。所謂「入番」,就是離武周神都較近的,應該來入貢的「蕃國」;所謂「絕域」,就是不受武周管轄的、遙遠的國度。對於「絕域」國家,武則天採取睦鄰友好政策。如果這些國家派使者來,武則天皆予以厚待。對於「蕃入」者,武則天也沒有什麼特別要求。只要他們各守其土,按期朝貢。如果其國王死了,武則一皆予以冊封。對於邊疆少數民族政權，武則天的要求比對「蕃國」要嚴。所謂嚴,並不是要求他們在經濟上能對中央有多在幫助,而是要求他們在政治上絕對服從中央,各安其地,固守邊疆。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武則天對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實行了明顯的撫慰政策。一方面，廣泛吸收少數民族成員參予武周政治。當時少數民族成員在朝廷任職者很多。另一方面，允許少數民族酋長改過、和親。此外，還注意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

其五、移風易俗。

武則天以女主君臨天下,「移風易俗」,使社會生活領域發生了很大變化。風俗習慣展現出新的姿態。在婚姻方面,武則天嚴格要求嫁娶以時,禁止「別宅夫人」,力圖使「內無寡女,外無曠夫」。在喪葬方面,嚴禁「富族豪家」喪葬逾禮,鋪張浪費。故墓形制趨於規整,隨葬明器與唐初變化較大,鎮墓獸日漸高大兇猛,「唐三彩」大量出現。當時,百官服飾略同上元、文明之制而稍有改作。天授二年二月,朝集刺史賜綉袍,各於背上綉成八字銘。長壽三年四月,敕賜岳牧金字銘袍。延載元年五月,出緋紫單銘襟背衫,賜文武三品以上。至於百姓之服飾,皆隨其所欲。值得注意的是，武則天採取了不少提高婦女地位的措施。武則天特別強調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放寬了原來限制婦女社交活動的種種清規誡律。凡大朝會,允許命婦與百官雜處。在婦女的服飾問題上,也有很大改變。規定婦女出行,戴帷帽即可。還允許婦女參加有益的社會活動。當時婦女騎馬、射箭、穿男人服裝,是很常見的事。神功元年,突厥入侵,古元應妻助夫守城,頗有功績。則天下制對她進行褒獎，封她為「徇忠縣君。」萬歲通天元年以後,令上官婉兒「內掌詔命,……群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使她成為活躍宮中的「女強人」。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婦女的面貌。現在一些學者喜歡談唐代女子的相對自由解放以及唐代婚姻的開放風氣等等。這種風氣的形成,是與武則天提高婦女地位的努力分不開的。

總之，武周時期，武則天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實行的一系列新的政策大部分對鞏固武周政權、發展社會經濟、加強國防力量都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正因為如此，國家在其主政期間，政策穩當、兵略妥善、文化復興、百姓富裕，為其孫唐玄宗的開元之治打下了長治久安的基礎，史稱其有「貞觀遺風」，號稱「武周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