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立法

Ⅰ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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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

Ⅱ 科學立法的靈魂是什麼

科學立法的靈魂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立法要尊重和體現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尊重和體現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客觀規律以及法律體系的內在規律。

1、立法要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性質，順應時代發展要求，推動國家發展進步，保障人民各項權利。

2、立法要從國情和實際出發。不是所有的法都能治國，不是所有的法都能治好國。要立良善之法，立管用之法，建立科學的立法體制機制，使每一項立法都能科學合理地規范國家機關的權力和責任，規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使法律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

3、法律是治國理政的科學，立法必須遵循法律體系的內在規律和立法工作規律，遵循立法程序，注重立法技術，努力實現立法過程的科學化。要明確劃分不同法律關系的調整對象和界限，形成和維護符合國家發展目標的法律秩序。

總結

在具體立法實踐中，要進一步完善立法程序、規范立法活動，健全中國特色的立法體制。抓好立法項目論證，科學確定立法項目，健全法律出台前評估和立法後評估制度。

綜合運用制定、修改、廢止、解釋等多種形式，增強立法工作的協調性、及時性、系統性。加強立法調查研究，找准立法重點難點，探求科學應對之策，切實增強法律的可執行性和可操作性。

Ⅲ 法治國家的基本特徵

法治國家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完備而良善的法律體系

• 法律體系完備：法治國家要求具備一個全面、系統、內部協調一致的法律體系，涵蓋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確保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法可依。
• 法律內容良善：法律體系中的法律應當體現公平正義、保障人權、維護公共利益等價值，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

二、權力制約與監督

• 國家權力分工明確：法治國家要求立法、行政、司法等權力機關分工明確，相互制約，確保權力不被濫用。
• 監督機制完善：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包括立法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社會監督等，確保國家權力的行使符合法律的規定和人民的利益。

三、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

• 公民權利得到保障：法治國家要求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確保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司法公正：司法機關應當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確保公民在受到侵害時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法律救濟。

四、法律至上與普遍遵守

• 法律至上：在法治國家中，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個人、組織或機構都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
• 普遍遵守：法律應當得到全社會的普遍遵守，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公民個人，都應當尊重法律、遵守法律。

五、良好的法律實施與法治文化

• 法律實施有效：法治國家要求法律得到有效實施，確保法律的規定能夠轉化為現實生活中的行為規范。
• 法治文化濃厚：培養全社會的法治意識，形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風尚，為法治國家的建設提供堅實的文化基礎。

Ⅳ 簡要概括指出梁啟超的法治思想精髓

1、內容上：法治思想是梁啟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其分為法治的「依據」「、基礎」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
2、實行：「三個相結合」,即「法治與民權相結合,法治與道德相結合,中法與西法相結合」。
3、意義：有利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振興中國實業；他認為「法治主義是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

補充：梁啟超法治五大主張：
（一）以大陸法系為楷模，制定資本主義「六法」體系。
為了仿行西方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梁啟超建議不僅要廣泛地翻譯、 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學說，而且要翻譯、引進西方各國的「國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書」以此為楷模，在中國首「立憲法」，制定包括民法、 商法、刑法、訴訟法、行政法等在內的國內法。同時，還應加強研究 和發展國際法。

（二）為民立法，立法應以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為宗 旨。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必須立「善法」、制「良法」。他說： 「管子之言法治主義，以得良法為究竟者也。」什麼是「善法」、 「良法」？如何區分「良善」之法與「不良善」之法？梁啟超認為區 別兩者的標准就在於法是為誰的利益服務？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為了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循所謂最多數最 大幸福之正鵠」，就是「善法」、「良法」。因為「眾人之利重於一 人，民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

（三）立法權應歸多數之國民，由專門獨立的立法機構行使。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極重要的問題是解決立法權問題。「立法 權之附屬」問題，不僅是「為立國之大本大原」，是國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決定法律的性質，關繫到「國民之能得到幸福與否， 得之者為多數人與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實現。

梁啟超又遵循孟德斯鳩論立法、行政分權之理，參照西方 各國關於立法機構的設置，主張設置獨立的、專門的行使立法權的立 法機構。他說：中國「因事勢，從民欲」，迫切需要設立一個獨立、 專門的立法機構，「立制改變，以利國民。」

（四）實行法治必須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啟超認為，一個國家實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據國內外形勢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還必須強調法的嚴肅性，堅決認真貫徹 執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他說：「法也者，非將以為裝飾品 也。而實踐之之為貴。」又說：「立法非以為觀美也，期於行焉。欲 養成人民遵守法律之習慣，則當一法之將頒，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實 力以盾其後。若法意雖甚善美，而形格勢禁，不獲舉而措之，則毋寧 暫緩焉。」立法不是為了裝飾門面，美觀好看，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義與價值，徒具虛文。有法等於 無法，還不如不立法。他說：天下古今之國家其得失的標准在什麼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贊揚先秦法家法治 主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法令不立則已，立則期以必行而無所假借」。

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梁啟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一些主張，認為要實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還必須注意 以下幾點：（1）賞罰嚴明；（2）不得濫用法權；（3）劃一性，簡要 性；（4）要適時，勿保守；（5）治於法律，一律平等；（6）不脫離 國民文化程度、素質水平。

（五）司法獨立。
梁啟超根據孟德斯鳩的法理以及中外歷史實際，明確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須充分認識「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根本」原則，「以 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因為「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 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亦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 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至危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中國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

Ⅳ 寤鴻句腑鍥界壒鑹叉硶娌諱綋緋葷殑涓昏佸唴瀹規槸浠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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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簡答題立法的定義與特徵

1. 立法是指一定的國家機關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及認可法律的活動，是將一定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的活動，是對社會資源、社會利益進行第一次分配的活動。
2. 立法是對個人行為自由與行為限制的界定，個體自然性與社會性的最優化統一。
3. 立法有廣義、狹義兩種理解。廣義上的立法概念與法律制定的涵義是相同的，泛指一切有權的國家機關依法制定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動。狹義上的立法是國家立法權意義上的概念，僅指享有國家立法權的國家機關的立法活動。
4. 立法是國家機關的專有活動和基本職能，隨著國家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和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完善和制度化。
5. 在古代的奴隸制和封建制時期，立法權完全由君主一人代表國家來行使。君主一言可以立法，一言又可以廢法，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
6. 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確立了代議民主制度，實現了立法的制度化、法律化。
7.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立法是廣大人民群眾通過自己的國家機關，按照自己的要求和願望進行的活動，具有廣泛的民主性。
8. 立法具有以下特點：以國家的名義進行的活動；是一項國家職能活動，旨在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有效調控；以一定的客觀經濟關系為基礎的人們的主觀意志活動，受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產生具有規范性、國家強制性的普遍行為規則的活動；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進行的專門活動；對社會資源進行制度性的分配，是對社會資源的第一次分配，反映了社會的利益傾向性。
9. 立法是對社會進行權威的、有效的資源分配、財富分配，通過權利義務的分配，實現社會控制、社會調整、實現社會動態平衡。
10. 立法是法治的重要內容，制定完備而良善的法律是進行法治建設的前提和基礎。
11. 立法活動具有以下特徵：由特定主體進行的活動；依據一定的職權進行的活動；依照法定程序所進行的活動；具有專業性和技術性的活動；制定、修改、廢止或認可法律規范的活動。

Ⅶ 怎樣實現科學立法

科學立法的實現路徑
實行科學立法，必須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遵循立法的科學理論，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科學合理的立法體制機制
1.立法決策體制機制。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立法主體，是立法決策和立法協調主體。不過，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委員長會議（或主任會議）在立法決策和協調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立法許可權（體制）。現行憲法和有關法律對立法許可權劃分作了基本界定，確立了統一的、分層次的立法體制。現在看來，立法許可權的劃分還不夠明晰，需要修改憲法和立法法的相關規定，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這一體制。（1）從縱向來說，要明確中央與地方的立法許可權劃分；明確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與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許可權劃分。（2）從橫向來說，要著重釐清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既要明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國務院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細化憲法第八十九條關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界定何為「執行法律」、「行政管理職權」等，細化立法法第八條關於專屬立法權的規定；又要明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3）要明確人大與其常委會之間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目前法律法規大多在人大常委會上通過，而很少（有的地方幾乎沒有）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依法將更多的法律法規草案提請代表大會審議和表決，既是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的應有之義，也是增強法律法規正當性的必然要求。
3.規范立法權的行使。（1）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權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不積極、不主動，而有利益表達訴求的主體又沒有提出法律法規案的權力，因此，適當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利於適應利益主體多元化的需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等米下鍋」的問題。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可否考慮賦予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向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法規案的權力。（2）抓緊完善法律制度。我國法律體系內部不和諧、相互矛盾沖突的現象比較突出，還存在不均衡的問題。比如，雖有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卻沒有民法總則、更沒有民法典；社會保障方面法律也較為欠缺等。當前，急需「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進一步健全稅收制度。（3）適當將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中的一些內容，吸收到法律中來或者說由法律予以規定。既然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都是適用於全國的，那從權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合法性）的角度來說，就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規定，而不應寄希望於國務院和「兩高」做細化規定，以免他們僭越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常委會行使的立法權。
（二）完善的立法程序
立法本身是一件大事，所以立法的協商、協調，不僅要在會下進行，也要在會上進行，而且要採取公開立法這種讓人看得見的方式進行。當前，在立法工作中要實行更加廣泛的協商，「深入開展立法協商。」
1.擴大立法博弈。立法本質上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分配和協調，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是在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條件下，通過協商和博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既保護共同利益，也保護個人利益。這本身既是民主立法，也是科學立法。我國正處於社會急劇轉型時期，復雜的政治和社會局面使得各項改革均步入了「深水區」，舉步維艱，實質上就是利益的表達與博弈不充分，而這又加大了改革的難度，延緩甚至阻礙了改革進程。因此，對利益的調整必須格外小心，必須與所涉及的利害關系人進行溝通，擴大和促進博弈，進而形成共識，達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平衡各種利益，體現和保障各利益主體不同的正當利益。
2.進一步豐富方式方法。在立法過程中，已廣泛採取座談會、書面徵求意見、調查研究、列席和旁聽、公民討論、專家咨詢和論證、媒體討論、信訪等形式。立法法沒有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但其中第五十八條規定：「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其實，這些方法也可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加以使用。因為這些方法的廣泛運用，不但有助於法案起草者深刻了解和把握各有關方面的利益、願望及相關要求，而且有助於立法協調工作的實施，保證立法順利進行，使法案更加成熟，質量更高。這需要修改完善立法法，從法律上進一步予以明確，做好立法溝通協調工作。
立法工作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建立健全相關的具體制度，使群眾參與立法制度化、法律化，把「運動式」的參與變成制度化、法律化的有序參與，特別是要適當改變以往立法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繼續徵求有關部門、有關方面的意見，但又不能局限於此，以免使得有關主管部門「借法擴權」、「與民爭利」，更要徵求法律所調整范圍內的利益集團和群眾的意見，擴大有不同利益的公權力機關的參與，特別是要擴大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公眾參與和博弈。就是說，對政府部門組織立法起草或參與立法起草中可能滲入的部門利益，應當通過公眾參與、其他部門參與、立法審查、權力機關審議及其他程序博弈機制進行制約，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和意志。
3.完善立法聽證制度。（1）明確立法聽證的范圍，什麼樣的法律必須經過聽證、什麼樣的法律不必經過聽證等。（2）規定立法聽證的程序和相關規則，如選擇參與立法聽證的人或團體，舉行聽證會的法律效果，舉行立法聽證會的程序規則等。減少聽證事項、范圍和適用程序確定的隨意性。（3）確定和強化「反對意見（原則性分歧意見）優先發言、重點對待」原則。
（三）高超的立法技術和藝術
1.關於立法技術。立法技術是實現立法目的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是指法律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廢止的方法，法律的文本，法律的系統化等方面的規則。法律的調整的對象不同，調整方法也不一樣，既有公法與私法的調整方法之分，也有刑罰、行政處罰、民事處罰之別，這都是有講究的。同時，法的目錄、標題，法的總則、分則和附則等的製作技術，也需要加以改進。
2.完善立法體例。立法法第五十四條對法律的體例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就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的體例作出規定。需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和完善。
3.規范立法的語言。語言是法律條文的載體和表現形式，立法語言具有自身鮮明的風格和特質，所謂「法言法語」，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確性，同時模糊性是立法語言難以消解的屬性。這是因為，立法者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語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法的普遍性本身蘊含了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因此，立法語言的使用，不僅是技術，也是藝術，立法須要兼顧語言的明確性和模糊性，該明確具體的一定要明確具體，該模糊的一定要模糊，既有剛性又有彈性，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四）嚴謹細致的立法論證
2013年10月30日，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要抓好立法項目論證，在充分論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礎上，科學確定立法項目。更加註重提高立法效益，建立健全法律出台前評估和立法後評估制度，使這些工作常態化、規范化。這需要在實踐中認真貫徹落實。
1.加強論證工作。在論證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立法的科學性、可行性，出台時機，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正面的和負面的）等內容的論證。作為一種公共決策和國家行為，立法本身、更不用說執法都是要耗費社會資源的，而社會資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此，要採取成本效益法，對執法成本、執法收益等進行客觀分析和論證，其中執法成本包括：執法機構、人員編制、經費等。
2.開展立法評估。法律法規在實施一定時間之後，要開展評估工作，檢測其實施狀況，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加以修改完善，增強可行性、可操作性，真正將紙上的規定變成現實的東西。
（五）專家學者的智慧與作用
1.要充分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立法過程中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有利於提高法案的質量。但由於受多種因素影響，在實踐中專家學者為立法貢獻智識的情況卻很少。要轉變思想觀念，切實防止「權力讓專家成為長官的奴婢」的現象，充分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中的作用。
2.健全專家學者參與立法的機制。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專家咨詢、顧問制度，發揮各方面專家學者的作用。現代社會中專業性、技術性問題大量出現，立法就必須徵求相關學科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同時，要徵求語言、法律等方面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制定1954年憲法的過程中，憲法起草委員會聘請法律專家周鯁生、錢端升為法律顧問，教育家葉聖陶、語言學家呂叔湘為語文顧問，從各個角度對憲法草案進行研究推敲。歷史證明，效果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