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治化
㈠ 中西傳統法律文化比對分析
中西傳統法律文化的主要差異如下：
法律心理：
-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強調和解與和諧，傾向於通過調解等方式解決糾紛，注重維護社會關系的穩定。
- 西方法律文化：重視對抗與權利保護，傾向於通過訴訟等正式法律程序來維護個人權利，注重法律程序的公正性。
法律意識：
-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權利觀念上較為淡化，更注重義務與責任；在訴訟態度上較為保守，傾向於避免訴訟，以和為貴。
- 西方法律文化：強調個人權利的保護，注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訴訟態度上更加積極，認為訴訟是維護個人權利的重要途徑。
法律思想體系：
中西傳統法律文化的比對分析的意義：
- 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體系與法律實踐，促進法律觀念的轉換與法律制度的優化。
- 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動中西法律文化的相互理解與融合，增進不同文化間的理解和尊重，共同推動全球法治文明的進步。
㈡ 中西法治傳統及其現代影響如何
中西法律存在著眾多的差異,法律價值觀上的差異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由於價值觀的形成與社會人文背景的聯系非常緊密，本文就是從這一方面入手，力圖考察其深層次的差異。同時，側重於對中國的分析，重點剖析其傳統的法律價值觀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並針對中國現在的法制與傳統的價值的沖突的現象中探求一點解決的思路。
法律是社會的產物，與社會現象是分不開的。因此，研究法律決不能將法律看成是一種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與社會的關系，「研究法律必須放到社會中去」。⑴同樣，比較中西法律差異也不能僅僅從中西法律的條文上的理解去比較，而應當聯系其根植的社會土壤進行對照。
㈢ 從文化的角度談談中西方法律的差異
西方法律文化是指在古希臘古羅馬法律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歐洲，北美及受其影響的地區的法律文化。就其中西方法律文化而言，二者在人治與法治、義務與權利、對法律的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我將從以下幾點來闡述造成中西法律文化差異的原因
一、中西方國家的經濟基礎不同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法律是作為上層建築的范疇而存在的，因而法律是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反映和適應物，是隨經濟的需要產生並發展的。
（一）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以家庭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的，由此決定了人們的活動主要囿於家族、地域、親緣的有限空間內，家庭成員之間的交往成為人們之間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倫理關系成為人們社會關系的重要內容，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調節封建家庭和婚姻關系的最高准則，也就是最重要的倫理規范即父為子綱，妻為夫綱。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國家正式以宗法血緣家庭為基礎形成的宗法制國家。國事家的放大和直接延伸，是血緣關系的政治化，君為臣綱成為國家政治生活領域的最高准則。這是調節家庭和婚姻關系的最高准則在政治生活領域的擴大和延伸。在調節社會關繫上，不論是家庭之間還是國家調整上，他們會更親近於倫理社會規范而對法律沒有親近感。人沒有任何獨立和自由，社會所需要的只是服從和聽命。這種倫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國人治的根源。同時，這種依附關系，這種服從和聽命也包含著其實強調的就是一定的責任和義務，人沒有獨立性也就談不上權利。
（二）西方有悠久的商品經濟歷史，商品經濟是與分工和交換相聯系的
分工就意味著利益的分化和不同經濟利益主體的形成。不同的利益主體為了滿足各自需要必須與其他經濟主體經濟主體進行交換，這同時也意味著不同經濟利益主體之間可能出現利益沖突，因而為了使交換順利進行必須制定共同遵守的法律規則來強制進行利益的再分配以保障社會主體的權利。從另一方面來看，商品經濟解除了人身依附關系對人的束縛人具有了獨立性。每個人都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並不容許他人的干涉。在市場經濟中沒人人都想發揮個人的主體作用以滿足個人利益。這就需要通過法律來調整人們之間的各種需求，以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保障利益交換的進行。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人們更傾向需通過法律來保障自己的權利。
二、中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同
（一）從中國古代的哲學理論來看始終的是一種宏大的整體觀
中國傳統哲學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強調整體觀。「天下萬物於有，有生於無」，這里的有和無都是在強調整體，老子認為宇宙就是一個整體，即道。整體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這種整體觀就要求人們在觀察事物時通過直覺、感性去認識把握整體，而無法通過邏輯把握。因而基於這種思維方式，中國需要的不是有稜有角的法律，而是具有整體概括性、感性的習俗、習慣、道德等。他們更多的關注個人的內心，關注人的內心感受，個人的內心情感體驗，通過把握自然界而最終更好的把握自我。把自然界的變化看做是個人行為的向導，這種最樸素的對自然的利用所體現的是人對自然的一種敬畏，沒能把人同自然中分化出來，人沒有脫離對自然的依賴關系。這種依賴關系反映到社會上，也就是人對人的依賴關系，因而中國的哲學中所映射出的也是一種人對人的責任和義務，這也是中國人治的哲學溫床。
（二）西方的哲學是一種構成論，是一種強調單元個體的思維方式
西方人認為人是宇宙的主體，其他一切都是客體，人的慾望是可以從宇宙萬物中找到的，自然界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於滿足人的需要。在他們的思維下，主體與客體是對立的，這樣就把主體從客體中完全解放了出來，重視個人的自由和權力。人人都有追求個人利益的權利並不受外界干涉，但這必然會引發沖突，這就需要通過制定一些規則來調整明確利益，道德倫理的模糊性使他失去了調節的可能性，所依靠的只能是強制性的法律。
三、中西方的地緣環境不同
從地緣結構上來看，中國四周被海洋、高原、草原、沙漠和森林所包圍，且中國自古以來一幅員遼闊、物產豐富著稱，這就會形成與外來社會相互隔絕的近乎封閉狀態。他們習慣於安居，固守家園不善於活動，這就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的文化態勢，是中華民族具有極強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但另一方面這種強大的傳統力量又會禁錮國人的思想，是他們不易接受外來文化，很難被外來文化所改變，任何到中國的文化都被深深地刻上了中國印，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這也使中國失去了與外來法律文化交流的契機，中國也就失去了法治的機會。
在西方，特別是西方法的發源地古希臘古羅馬，他們都位於半島之上，海上交通較之中國便利。哲學家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發展簡史》中將中國歸為樂山好靜的大陸國，將西方歸為樂水好動的海洋國家。他說：「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因而環水的環境塑造了西方人好動的品格。他們善於經商，這是西方商品經濟的雛形，也是西方法治的起源。
㈣ 中國與古代西方政治制度有何異同
一、中國與古代西方政治制度相同點：
1、中西方古代政治制度都以君主專制制度為主，並且呈現出君主不斷集權的趨勢。
在中西方的古代政治制度上，君主專制是其最基本的特徵。君主專即是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掌握著一個國家的行政權、軍事權、立法權等權利。也可以說是以古代君王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其中尤其體現出了權力的專斷，如秦始皇規定：皇權至高無上，凡行政、軍事、經濟等一 切大權，均由皇帝總攬，軍事大事，最終均由皇帝裁決。稱謂專用。秦王贏政統一全國後，自認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規定封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稱「皇帝」，這就確定了君主至高無上的稱呼。而到了明清時期，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就發展到了頂峰地步。
與此同時，古代西方雖然多數時期是屬於分裂的時期，但是也出現了許多統一廣闊地區的大帝國，如波斯帝國，馬其頓王國，羅馬帝國，這些帝國都存在著專制制度。就連以西方古代民主著稱的雅典，同樣也存在著貴族專制制度。在古羅馬共和國時期，雖然已經經過了一些民主改革，如「格拉古兄弟改革」、「馬略改革」，雖然採取了很大程度上的民主措施，但是最終也出現了蘇拉的獨裁統治。尤其發展到了後期的查理曼帝國時期，君主的權利獲得了極大的膨脹，就連教皇都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權威。
2、中西方古代法律主要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法律制度的本質而言，任何時期的法律制度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工具。中西方古代社會法律也不能避免這樣的一個本質特性。從中國古代的法律分析，中國在夏商周時期就開始有法律的存在，比如在商朝就出現了有《湯刑》，這是屬於中國古代早期的一部法律。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封建地主階級的出現和壯大，並且最終奪的了政權。這是地主階級所面臨的問題就是怎樣鞏固自己的政權，而由法家主要代表人韓非所提出的法治思想就剛好符合地主階級的要求。隨之在各國出現了一些列的法律制度。如魏國的《李悝之法》，楚國的《吳起之法》。這些法律的出現進一步的鞏固的封建地主階級政權。隨著秦始皇統一六國，更是頒布了全國性的《秦律》，到後來，法律制度依舊在不斷地完善。始終為鞏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服務著。而對於西方古代的法律來講，同樣維護統治需要和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依舊是法律制定的最基本原則。
西方古代出面的法典、法規有許多，比如古巴比倫《漢莫拉比法典》、烏爾王國《烏爾納姆法典》、羅馬的《十二銅表法》，《查士丁尼法典》等，雖然羅馬的《十二銅表法》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質，但是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本質。而《查士丁尼法典》更是直接為了維護統治而制定的。由此可見，中西方法律的制定主要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只是西方古代法典具有相對意義上的民主性。
二、中國與古代西方政治制度不同點：
1、社會基本組織的不同點：
對於社會的基本組織而言，在中西方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差異性。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中國的社會是以家庭結構為基本的社會，而從西方社會來說，主要是以團體結構為主。中國家庭結構的組織形式從很多古詩裡面就有很具體的描述，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句話就很具體的表述了中國以家庭組織形式的生活、生產方式。而這一種小家庭形式的組織基本上是延續了幾千年，直到今日。西方的團體結構形式，在西方社會中家庭絕對沒有像在中國那麼重要。過著戰斗生活的游牧民族散布在古代的西方世界。游牧既是生產活動，也是軍事行動。後來，航海業發展，西方的海船上的商人們既做生意，也做海盜。這樣的生活高度軍事化，戰斗化，家庭的地位一定會下降，就像在中國的戰爭年代，投身軍隊的人們常常只能拋開家庭。
在西方的歷史上，戰爭是常態，甚至是謀生手段。並且在中國有古訓「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樣的古訓說明中華民族是很幸運的，幸運到經常有機會可以忘記戰爭，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所以，需要有高人來指點，教導大家不要忘記戰爭。西方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戰爭時時伴隨著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忘記戰爭。西方這樣的一種社會背景之下，家庭的結構形式往往很脆弱，容易被軍事組織，社會團體所代替。這就看出中國一家庭為主。西方以團體為主的社會基本組織形式。
2、政治體制上的不同點：
對於中西方古代的政治而言，西方古代的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程度上程度上的民主性，而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從本質上來講是專制主義制度、是維護君權至上的專制制度。首先談談西方古代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從上我們可以知道團體是西方社會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每個團體的發展都要面對其他團體的挑戰。在競爭的環境中，一個團體不是勝利，就是滅亡。一個團體要發展，就要與盡可能多的團體結成聯盟來反對自己的敵人。民主的原則是為了確立團體聯盟中領導者的合法地位而被承認和被推廣的。
比如，雅典的民主政治，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民主政治，因此可以看出西方古代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專制性主要是體現在中國古代幾千年來的君權至高無上。雖然中國古代也出現了「文景之治」、「開皇之治」，「貞觀之治」等安定的局面。但是在這樣的穩定社會局面之下，人民看似是具有一定的權利的，但是他們同樣是在一種無形的專制主義的壓迫之下生活，因為維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利是一切整治措施的最終目標。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中國的專制制度就呈現出了不斷加強的趨勢，始終貫穿於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發展之中。
3、法律形式上的不同點。
從中西上古代法律的不同點來看，可以了解到。中西方的法律有根本上的不同點，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法律被看作是束縛和控制人的手段，也是維護君主專制，維護社會穩定的手段，這就使得中國古代的法律它不能離開國家、刑罰來處理民事關系，具有一種絕對的權威性。中國古代法律的制定從根本上來講是按照統治階級利益來制定的，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能夠違背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一般的群眾是基本沒有任何參與制定法律的權利。而對於西方古代的法律制定則是一個曲折、反復的過程，是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妥協的結果。
比如西方的古希臘、羅馬國家的法是在氏族內部斗爭及其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從我們可以從古羅馬的法律來分析，在古羅馬社會的早期，主要是依靠祖輩傳承下來的習慣法來調整社會關系。貴族壟斷了立法權並且隨意的曲解法律和欺壓民眾，使得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加劇。後來，羅馬人民經過了一系列的斗爭，才使得《十二銅表法》的最終確定產生了羅馬歷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典。
從另一個方面來講西方的法律是社會的法律，是社會控制國家的工具；中國的國家主導模式導致了中國的法律是國家的法律，是國家控制社會的工具。這一不同的法律的首要制度表現就是西方的法院是社會的法院，是權利的保護機構；中國的國家主導模式導致了中國的法律是國家的法律，是國家控制社會的工具
4、中西方古代經濟結構上的不同點。
中西方古代的經濟結構最初都是以小農經濟為主，但西方大約在15世紀初期開始了資本主義萌芽，並且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最終取代了小農經濟的地位。而在中國古代的明清之際，同樣也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在中國小農經濟模式下，自耕農生產積極性高，同時由於人口膨脹和土地兼並，農民在土地上精耕細作、不斷改進農具和耕作技術，從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成為古代農耕的一大特色。統治階級也嚴格的限制商人，古時「韓非稱「學者」、「言談者」，「帶劍者一、「患御者」和「商工之民」為「五蠹之民。」
這一模式具有內部的穩定性、保守性和排他性，因其脆弱而對新經濟因素產生本能的抵抗，既保障了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促進封建經濟向前發展，又阻礙了商品交換與擴大再生產。手工業和商業是為滿足人民日常生活和統治者奢侈享受而存在的。並且小農經濟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經濟基礎，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濟結構具有很明顯單一小農經濟的特徵。而西方古代社會則完成了由小農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轉變。
㈤ 中西方早期政治制度的不同發展方向（古代希臘和在古代
古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1、古代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帝王將相的家譜。它寫滿了帝王將相的叱吒風雲，而卑微平民無足輕重,芸芸眾生從來不見記載。
古希臘羅馬史卻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權利的發展史。在這里，沒有君專職君主，有的只是圍繞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的各種斗爭和改革。
2、君主專制、個人集權與宗法血緣關系，貫穿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始終。古代中國在向階級社會過渡中，原始民主盪然無存。古代民眾沒有古希臘、羅馬公民那種自豪感與主人翁意識，在中國最終確立的是君主專制統治。
古希臘、羅馬在城邦國家時代，出現了西方的群體公民的民主，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制殘余。他們採取的是貴族集體領導或全體公民共同掌管國家政權。
3、中國古代變法爭鳴和政治改革都是圍繞加強王權專制而展開。諸子百家為專制王權製造了奠基理論；中國古代法律，實質是加強君主專制，其內涵是刑罰，懲治百官和眾民，以加強王權的威懾，帶來的是人權的喪失。
古希臘羅馬的政治改革大多是在平民與貴族斗爭的背景下進行的，內容是鞏固和擴大公民的民主權利；法律制度是為維護民主制度服務，其內涵是人民權利、保障公民自由與平等的人權。這種主權在民,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國中心價值觀念，與中國帝王思想，官本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
4、從中西古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和影響看：中國大一統和儒家正統思想加上專制皇權造就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安定。其中專制王權是整合社會的權力中心。舊中國的每一次朝代更替或走向統一，都是強有力的君王專制維系了帝國的統一與文明的延續。所以，盡管中國古代有頻繁的朝代更替，但文明的繼承與發展卻一脈相承，從未中斷。
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成為了催生人類邁向現代化的動力。進入近代，西方國家率先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古希臘.羅馬的民主共和傳統有內在的繼承關系和深刻的歷史淵源。
綜上所述總結：古代中國實行人治，一是重視皇權，沒有民主人權可言。皇權對臣民施以嚴刑酷法，以強制百姓遵規守矩；二是中國重視家庭倫理綱常，家庭是皇權最堅實的社會支柱，嚴格受到血緣禮儀規范的限制。上有皇權，下有家庭，所以獎賞與治罪往往涉及家庭。
古代西方實行法治，一是重視人權，人權自由受法律保護；二是西方倫理推崇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對家庭與鄉土觀念相對淡泊。所以政敵制裁相對寬容，不涉及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