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道德

㈠ 解釋功利主義、權力至上、公平公正、社會契約和推己及人四種道德觀的具體內涵，

功利主義，即效益主義是道德哲學（倫理學）中的一個理論。提倡追求「最大幸福」（內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學家有約容翰·史都華·米爾（John Stuart Mill）、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等。

權力至上：只重權，而舍其他。比如李剛之子。

公平原則
是要求招標人和投標人在集中招標采購過程中的權利義務關系平等，雙方作為平等的民事主體分別承擔義務並享有權利。
公正原則
是要求評標時按事先公布的評標標准和方法對待所有合格投標人，對所有合格投標人一視同仁，不歧視任何投標人。

社會契約：
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用契約關系解釋社會和國家起源的政治哲學理論。又稱社會契約論。它通過把社會和國家看作人們之間訂立契約的結果，來說明政治權威、政治權利和政治義務的來源、范圍和條件等問題。一般認為，契約分兩種：社會據以成立的契約稱為社會契約，政治機構或政治權威據以確立的契約稱為政府契約。

推己及人 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想別人的心意。指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

㈡ 為什麼中國人重視道德，西方人重視契約

西方文抄明受狩獵、游牧、航海襲、商業等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頻繁的遷徙是他們生活的常態。漂泊的人群經常遇到生人，與生人打交道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陌生人組成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來組織。相反，血緣紐帶必然被淡化、邊緣化，一種嶄新的社會秩序的構成機制在起作用，這就是「契約」
中國人固然也講誠信，講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據並不是外在的規則約束，而是內心的良善。規則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中國人通常比較輕視規則的神聖性，喜歡靈活機動、見機行事，過於依賴規則被認為是死腦筋、呆板、一根筋。中國人並不相信什麼固定不變的規則，認為變化是宇宙的基本現象，因此要把事情辦好，就得因地制宜、與時俱進，一切依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

㈢ 公平社會道德觀 社會契約道德觀怎麼區別

公平社會道德觀從分配的方式強調，薪資分配不因性別、種族、年齡、資歷等差異而版不公，應消除這權些因素在工資分配中的影響。
社會契約道德觀強調以地域為核心，應入鄉隨俗。如位於不同區域的員工，可能能力、職位、性別、年齡這些人口指標相近，但可能工資上待遇上會很大差別。
其實兩種觀念下的很多做法，恰恰相反。公平社會道德觀理論上是合理的，但執行中往往也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表面上的公平可能掩蓋了事實的不公平，反倒不利於企業效益的提高，比如大鍋飯。而社會契約理論同樣存在問題，雖然入鄉隨俗是可以理解的，但契約主義的泛濫，一樣會出現很多問題。

㈣ 論述社會契約道德觀的合理性性

社會契約道抄德觀強調以地域為核襲心，應入鄉隨俗。如位於不同區域的員工，可能能力、職位、性別、年齡這些人口指標相近，但可能工資上待遇上會很大差別。
社會契約理論同樣存在問題，雖然入鄉隨俗是可以理解的，但契約主義的泛濫，一樣會出現很多問題。

㈤ 為什麼用社會契約道德觀解答同工不同酬現象啊， 謝謝了

社會分工，本來就是社會關系的一種，而社會關系由社會契約約定，社會契內約包括法律法規與各式合同。容
同工不代表同質量，同工不代表對於做工對象的期望相同，也不代表包含的成本相同。例如，一個工廠招工，本地工不夠找外地工，所以提出了更優越的條件吸引外地工，於是報酬明顯不同，開出不同條件就等於訂立不同的契約，當然也只可用契約解答。一些低技術級別工種，同等級技術人員不夠招高級技術人員，需要高級技術人員放棄其它的機會，所以對於機會成本的補償不同，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也只能用契約來解答。
自願訂立合同合乎道德。

㈥ 請問：必然論，功力論，德行論，道義論，契約論的理論依據是什麼呢

上述所謂論，都是一家之言，不一定是科學，言之有理即可。而所謂依據，內就是論提出者自己容所認可的依據而已。只要有人聽之，有人信之，有人追隨即可。
所謂學說有派，科學無派。比如氫氣與氧氣燃燒反應，產生什麼，沒有儒家派和道家派之分。

㈦ 道德契約規范性要求

道德契約規范性要求
要求個人在集體中
遵循集體的道德約束

㈧ 西方的契約精神能做為衡量中國人道德的標准么

你先學學中國的文化再來說西方的所謂契約精神!

仁、義、禮、智、信這五個字夠很多人學一輩子！

㈨ 公平公正道德觀和社會契約道德觀有什麼區別啊可以舉例子說明嗎

兩者本質不一樣
前者是社會主義道德觀
後者是資本主義道德觀

㈩ 請從道德與法律兩個層面分別對"范跑跑現象"加以分析

以契約精神統攬職業道德

作為後汶川地震時代的職業道德重構，教育部把教師「保護學生安全」寫進了《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徵求意見稿）》中。老子曰：「眾人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教育部的「善意」必須立足在契約之上，否則，善有可能成為大不善。

這是一個廣義上的契約，是由教育主管部門、當事學校、教師、學生（學生家長）幾方參與而訂立的，只有明晰行為規范後，我們所真正期待的特定行業職業道德才會滋長，才會出現教師像教師，學校像學校，教育主管部門像教育主管部門，學生像學生，學生家長像學生家長的有序社會。

中國缺乏「契約即法」的傳統，說到契約責任好像就是「私力救濟」的代名詞，認為是私人之間避開法律的內部事務。其實不然。它的確發生在私人之間，但它仍然匍匐在國家法律的框架內，它的最終效力是由法律提供的。

西方「契約即法」的傳統始於古代希伯來人，「約」往往賦予了神聖的色彩，對「約」的尊重體現了對天神的敬畏和對誠實守信的篤志追求。到了古羅馬法，「合意創立法律」逐漸成為全歐洲基本原則，古羅馬《十二銅表法》詳細載明對違約行為的嚴厲處罰措施。法國13世紀《博韋的習俗和慣例》甚至斷言「契約勝於法律」，為後來自由資本主義興起開道，「締約自由」一直是契約法的重要內容。

「契約即法」的傳統不只體現於平等民事主體之間，它甚至是解釋社會組織的合法性的重要理論根據。「企業契約論」把以人與人或人與資本相結合形成的組織或團體視為由一系列契約組成的「合同網路體」，肯定了企業的根源正當性，杜絕了企業的「原罪」。盧梭更進一步，指明離開契約即法的基本點，社會將誤入歧途。

對契約的尊重以及法律對契約的終極關懷會促使契約當事方都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履行契約明示或暗示的義務，以誠實守信的方式承擔因違約所產生的契約責任，而這樣的思想基礎也是滋潤特定行業職業道德成長的關鍵所在。

以「范跑跑事件」為例。從對范先生行為後果的公眾反應和政府回應足可以看出缺失「契約即法」的精神的嚴重性。當事學校面對洶涌而來的輿論壓力手足無措，釋放出前後矛盾的信息，一會說教育部撤銷了范的教師資格，一會說當地教育部門開除了范先生，一會又說范怎麼在網路上亂說話等等，始終沒有提及當事學校與范先生所簽訂的工作合同。「開除」是涉及公權力的懲罰行為，而「解聘」是契約行為。公眾則陷入言論群毆的混亂之中，沒有多少人警覺地提出范先生或當事學校的行為事實是否構成契約責任這一實質性問題。

范先生和當事學校之間的契約由主契約，即聘用合同，和附屬契約，即學校規章制度、國家及法律強制性規范等組成。主契約則由待遇、工作年限、職責等主條款構成，附屬契約則由當事學校或主管部門訂立的職業道德規范、應急行為規范等組成。附屬契約已經隱含了這樣的條款：聘用方有培訓、動員、組織受聘人學習、演練附屬規范的義務，而受聘人則有遵守所接受培訓的特定職業道德、應急行為規范等方面的義務。當事學校或主管部門不能倚仗於強勢地位，不顧及另一方的接受程度，只一味出台規定，而不行使培訓、動員、演練之責，迴避薪酬待遇等關鍵問題。沒有契約平台的職業道德，肯定是行不通的。（和靜鈞）

教師職業道德不能承受之重

據報道，教育部日前公布《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徵求意見稿）》，首次將「保護學生安全」寫入其中。根據眾所周知的原因，筆者可以相信教育部試圖通過修訂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填補漏洞，作為特殊情況下譴責和制裁「范跑跑」們的理由和依據。

教育部此舉合乎情理。最初，對於「范跑跑」們，口誅筆伐者動用的武器就是道德，尤其是教師職業道德。只是，由於不同的人道德觀不同，故在這一回合中誰也沒有取得明顯優勢，甚至情急之下，有人上演「郭跳跳」。失望之餘，大家將目光轉向了法律。不過，檢索《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之後，人們「定紛止爭」的夢想再次破滅，反而因為法條文義的解釋而陷於又一輪的無盡爭論。因為已有的法律提供給人們的是一些不確定概念，諸如「為人師表」、「關心、愛護全體學生」、不得「體罰學生」、不應「品行不良」等等。總之，法律條文並沒有給出明確的「說法」，批判和處罰「范跑跑」們的理由並未「如期而至」。

法律是社會規范，也是行為准則，因此法律必須是具體、明確而肯定的，具有可操作性與可預測性，此即法律的確定性。為此，人們總是期望法律概念內涵清楚、外延明確，以通過簡單的邏輯推理操作而適用法律。然，確定概念並不佔多數。大多概念，需審判者於個案中斟酌情事、衡平利益後方可確定，此即不確定法律概念。不確定概念雖與法律的確定性目標格格不入，但恰恰正是不確定概念與法律原則的存在，法官方可不斷進行「價值補充」，並倚相對穩定之法律，應付不斷變遷的社會經濟及倫理觀念，從而實現法律與時俱進的使命。因而，盡量確保法律的確定性，是立法者的夢想，但即便立法者聖明之極，也難克服和消除法律的不確定性一面。是故，我們無需因為法律沒有為制裁「范跑跑」們准備一件好用的武器而指責立法者或絕望於法律。

但教育部絕望了，再次回到了教師職業道德。只要稍加分析道德的特性、實施方式及違反後果，即不應當對職業道德寄予此等「厚望」！道德與法律的界分，主要有三：法律通常具有確定性，道德一般呈現模糊性；法律的適用有一套完整的執法、司法、法律監督體系為保障，以國家強制力作後盾，而道德只能通過新聞媒體、群眾輿論等實施，還要取決於相對方的抵抗能力、抗壓能力等，社會強制力相對較小；對法律的違反，肯定遭受明確的不利後果，且不考慮違法主體的主觀感受，而違背道德的後果，主要是自我良心的譴責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一旦喪失良心，藐視輿論，道德之規范作用自然消失。「范跑跑」事件發生之後，正反兩大陣營各執己見，口誅筆伐者慷慨陳詞，以守為攻者頭頭是道，越吵越亂，即是最好的證詞。

再看看，教育部擬修訂的《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乾巴巴六個條文，區區五百餘字，且頻頻使用「保護學生安全」之類不確定術語！善良的人哪，期望修訂教師職業道德規范，以消除法律之不確定性留給人們的遺憾……試問，教師職業道德能承受如此之重任嗎？

法律的不確定，並非始終不能確定，在個案中仍可藉助法官能動司法而具體化。然道德之不確定，由於缺乏統一的、操國家強制力的道德裁判，最終無以確定。看來，與其寄厚望於道德，不如重返法律的軌道。（侯國躍）

范跑跑應當承擔什麼責任？

范跑跑事件之所以引起輿論如此大的「動靜」，個人推測，不是因為范老師在地震險情發生的危急時刻，置一群未成年學生於不顧，率先跑離危險區域所表現出的所謂「道德瑕疵」上，很多人認為人在求生本能驅使下的行為，是可以得到寬恕的；而是因為范老師事後在網上一再高調出場，甚至搬出諸多諸如「自由」之類理論來支撐自己並不光彩的行為，進而發出連自己的母親都不會救的言論上。

范某事後一而再、再而三地大放厥詞，其言令人反感。正如教育部的官員所言，你可以不高尚，但不能無恥。

顯然，人們認為范某的言論已踐踏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底線，一個守不住道德底線的人要為人師表，要對人講師道尊嚴，並承擔大眾一致認為的崇高職業責任，怎能不受到質疑？

在感性的憤怒後，輿論也學會了思考，作為教師的范某某該對自己的言行承擔什麼責任？大多數的觀點傾向：「范跑跑」必須承擔道義上的責任，也有人表態其行為涉嫌違法。其實，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雖然同屬於人們的行為准則，但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卻不處於同一層面，承擔責任的條件也不一：道德責任受社會輿論左右，而承擔法律責任需要立法依據。

「法律責任」是一個廣義的、綜合性的概念，一般而言，法律責任可以分為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范某某的言行應當承擔道德責任，看起來似乎爭議不大，但若說要讓其承擔法律責任，就有一言難盡的感嘆了。

如果以法律的視角看范某言行，本人認為可以從行政責任作些有意義的討論。范某是教師，其言其行受到《教師法》的規范調整毋庸置疑。對比《教師法》的相關條文，我們感覺范某的行為表現是有很大欠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規定教師應當履行下列義務：遵守憲法、法律和職業道德，為人師表；制止有害於學生的行為或者其他侵犯學生合法權益的行為，批評和抵制有害於學生健康成長的現象。《教師法》第八條規定：教師應當關心、愛護全體學生。范某在危險的第一時刻跑離現場，難以體現教師對學生的關心與愛護；《教師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對於教師品行不良及影響惡劣的，學校及有關部門有權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因此，如果學校或有關部門能夠認定范某事後發表的言論符合「品行不良」的標准並已造成惡劣的影響，因此，追究其行政法律責任就不是沒有理由和依據的。

應該說，在地震等自然災害面前，如果因為學校沒有妥善盡到保護學生的職責，從而導致學生發生傷害事故的話，學校可能因此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前提條件是有過錯。很多時候，學校的這種保護責任是由每個老師的具體行為完成的，根據老師的過錯程度，學校來追究老師的行政責任。

教育部頒布的《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第七章第五十五條規定：「在發生地震、洪水、泥石流、台風等自然災害和重大治安、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時，教育等部門應當立即啟動應急預案，及時轉移、疏散學生，或者採取其他必要防護措施，保障學校安全和師生人身財產安全。」這里的執行人顯然是老師。對於教師該如何應對地震之類的突發災難，地震管理部門或教育部門各種地震應急手冊，都明確寫著類似「震時值班教師應立即組織學生在桌下避震」「任課教師則要臨時承擔組織指揮者的責任」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四章第四十條規定：「學校、幼兒園、托兒所和公共場所發生突發事件時，應當優先救護未成年人。」

我們慶幸，此次被「范跑跑」拋棄的學生所幸沒有人傷亡，但如果僅僅將此事件以炒作為目的，最後歸為個人道德問題結束的話，意義是不大的，誰能保證，下一個「范跑跑」的學生也能如此幸運？

我們期望，「范跑跑」現象引發「教師道德品質」大討論後有其更深層的意義，即給我們的立法機關出一道思考題：法治時代，教師的法律義務和法律責任應當包括哪些內容？（石峰）

摘自《檢察風雲》200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