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113條論文

Ⅰ 關於《合同法》第113條一款的理解

合同法抄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款完整版襲： 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於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

樓主對該法條的理解是斷章取義的，並沒有完全思考整條法律的規定，更沒有運用法律解釋中的整體解釋來進行理解。因而是存在缺陷的。

藉助所舉的例子，甲只承擔在他與乙簽訂水果買賣合同時，他所預見到的，如果他違約，他應該承擔的乙損失的法律責任，而並不是甲履約後，乙可得的預期利益。

(1)合同法113條論文擴展閱讀：

合同法訂立原則

1、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

2、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

3、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4、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守信的原則。

5、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循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干擾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Ⅱ 《合同法》第133條的規定

本條的規定，是買賣合同一章中最重要的條款之一。
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釋義】本條是關於買賣合同標的物所有權轉移時間的規定。

Ⅲ 有關<<合同法>>113條的案例分析

第一百一十三條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
方造成專損失的，損失賠償屬額應當相當於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
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
可能造成的損失。
經營者對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
權益保護法》的規定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Ⅳ 根據合同法第113條規定，由於對方轉讓合同違約要求違約方賠償預期損失，法院能否支持

採石是需要許可證的 你有么 沒有許可證的話轉讓和同是無效的 礦產資源法有相關規定

Ⅳ 合同法第113條規定可得利益損失指的是什麼損失

間接損失又稱所失利益，指失去的可以預期取得的利益。可以獲得的預期的利益，簡稱可得利益。可得的利益指利潤，而不是營業額。例如，汽車修理廠與計程車司機約定10日修理好損壞的夏利車，汽車修理廠遲延3日交付，司機開計程車每日可獲利潤200元。3日的可得利益為600元，汽車修理廠違約，應賠償600元的間接損失。 可得利益的求償需堅持客觀確定性，即預期取得的利益不僅主觀上是可能的，客觀上還需要確定的。因違約行為的發生，使此利益喪失，若無違約行為，這種利益按通常情形是必得的。例如，建築公司承建一商廈遲延10日交付，商廈10日的營業利潤額即為可得利益。
可得利益的求償不能任意擴大。對此，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4條規定，賠償損失「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在訂立合同時依照他當時已知道或理應知道的事實和情況，對違反合同預料到或理應預料到的可能損失。」我國原涉外經濟合同法和原技術合同法也有相同規定。原涉外經濟合同法第十九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反合同的賠償責任，應當相當於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但是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原技術合同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一方違反合同的賠償責任，應當相當於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但是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應當預見到的損失。」法律採取預見性限制賠償范圍的隨意擴大。預見性有三個要件：一是預見的主體為違約人，而不是非違約人。二是預見的時間為訂立合同之時，而不是違約之時。三是預見的內容為立約時應當預見的違約的損失，預見不到的損失，不在賠償范圍之列。例如，旅客言飛機誤點使其耽誤了一筆買賣，要求賠償。該買賣是否耽擱，航空公司在售票時是無法預見的，故此間接損失不予賠償。

Ⅵ 合同法第113條適用行政訴訟嗎

當行政機關作為平等主體與你簽訂合同時，當然適用合同法之相關規定啦。但如果是行政訴訟，所以雙方之間不是平等主體，應適用行政訴訟相關規定。但訴訟中判斷相關合同效力等問題，可適用合同法。

Ⅶ 急：尋關於＜＜合同法＞＞違約賠償原則的論文資料。

論可得利益及其違約賠償
—兼評《合同法》第113條
我國《合同法》第113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
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於因違約所造
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
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
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這里的「可以獲
得的利益」即學界所謂的可得利益。由此可見，我國
新合同法對於可得利益的違約賠償是給予肯定的。
然而，究竟什麼是可得利益?為什麼要賠償可得利
益?如何在司法實踐中正確確定可得利益違約賠償
的數額?對於這些問題，《合同法》並沒有作出明確規
定。在我國學術界，雖然部分學者有所論及，但至今
仍有分歧。不明確這些問題，勢必會影響司法實踐中
對《合同法》第113條規定的正確適用。
一、究竟什麼是可得利益?
什麼是可得利益?《合同法》本身並未給予立法
界定。在學界，筆者注意到，學者們對其理解和表述
則各有所異。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各說:其一，可得
利益是指如合同按約定履行後受害人應當得到的經
濟利益，又稱為「履行利益」或「期待利益」。①其二，
可得利益即《法國民法典》第1149條所規定的「所失
的可獲得的利益」，「有時被稱為消極損失，是指如果
債務人履行合同將會合理產生的但卻沒有實現的利
潤，通常表現為產品的轉售利潤」。②其三，可得利益
即《德國民法典》第252條所規定的「所失利益」，是
指依事物通常進行或依特殊情況，特別是依已採取
的措施或准備，可取得的預期的利益。③其四，「所謂
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在適當履行以後可以實現和取
得的財產利益」。①其五，可得利益是指當事人通過
合同「預期實現和取得的財產增值利益」。③其六，可
得利益是指「由於違約方的違約而導致受損方喪失
的應得收益」⑥。
在以上各說中，「其一」說將可得利益等同於履
行利益或期待利益，顯然混淆了可得利益與相關概
念的區別，是值得商榷的。除「其一」說外，其餘各說
在實質含義上基本相同。其中，「其二」說和「其五」說
明確肯定了可得利益為財產的增值利益或利潤損
失，「其三」說則特別強調了確定可得利益賠償范圍
的標准。筆者比較贊成這幾種理解。首先，可得利益
體現為一種財產利益，非財產利益，不屬於可得利益
范疇的;其次，可得利益是一種財產的增值利益，即
它不是債務人依據合同所為的履行本身，而是通過
債務人對合同標的的履行可以獲得的超過合同標的
本身價值的那部分財產利益;第三，可得利益不是非
違約方既有財產的損失，而是體現為在合同得到履
行的基礎上非違約方通過對合同標的的運用未來可
以獲得的財產利益;第四，可得利益是依事物通常進
行或依特殊情況，特別是依已採取的措施或准備，可
取得的預期的財產利益。也就是說，可得利益雖然不
是已有財產的損失而是未來預期可獲得的利益，但
它不是臆想的，而是已具備了充分實現的條件和基
礎。基於以上理解和分析，筆者將可得利益的概念表
述如下: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債權人在合同全面適當
履行的基礎上，依事物通常進行或依特殊情況，特別
是依己採取的措施或准備，可預期取得的財產增值
利益。
可得利益與期待利益具有密切的聯系，兩者極
為相似，兩者都具有期待性，都是當事人期望通過合
同的訂立和履行所獲得的財產利益。但是，兩者是不
同的。「期待利益是指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期望從此
交易中獲得的各種利益和好處」，①它通常包括兩個
部分，即債務人依據合同所作的義務履行本身(被稱
為履行利益)和債權人在債務人履行合同義務的基
礎上可以實現的財產增值利益(即可得利益)。期待
利益賠償可以替代合同履行，賠償了期待利益，就可
以達到如同合同履行的狀態。②可得利益則只是期
待利益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指其中除履行利益之外
的財產增值部分，僅賠償可得利益是不能達到如同
合同被履行狀態的。
可得利益也不同於履行利益。履行利益「謂法律
行為有效成立，債權人就其獲得債務履行所存之利
益，即因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致有效成立之法律行
為之效力未獲實現所生之損害」。③履行利益是債務
人依據合同約定應當向債權人所作的合同標的的交
付本身，賠償履行利益，實際上是要使義務人完成合
同約定的義務。履行利益與可得利益共同構成期待
利益。
二、為什麼要賠償可得利益?
在我國，新《合同法》實施之前，法院在司法實踐
中是極少判決可得利益的違約賠償的。法官們解釋
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立法沒有明確規定，缺乏直接
的明確的立法根據;二是可得利益非既有財產的減
損、滅失，而是一種預期的未來可獲得的利益，太過
抽象，難於計算和把握。在學術界，就可得利益是否
應予賠償問題，也存有爭議。一部分學者主張賠償可
得利益，另有部分學者則持反對態度，主張違約賠償
的范圍應限於實際財產損失而不應包括可得利益的
損失。其理由主要有:首先，違約責任制度的宗旨不
在於對局部利益的保護。通過賠償積極損失(即實際
損失)已經對受害人的經濟利益提供了充分的保護，
就不必要對受害人另行提供保護。其次，我國絕大多
數法人承擔的是有限責任，要求違約方賠償可得利
益的損失會超出其經濟能力。最後，在實踐中，可得
利益損失的伸縮性大，難於准確計算，且注重可得利
益的賠償必然助長一些企業提出過分的賠償要
求。①自新《合同法》實施以來，由於第113條的規
定，應該說至少是暫時結束了關於是否應支持可得
利益違約賠償之爭。然而，為什麼應賠償可得利益
呢?對此，《合同法》則未給予明示。充分認識可得利
益違約賠償的必要性和理由，不僅對於立法具有意
義，而且對於正確地理解立法的精神進行司法亦具
有重要意義。
筆者認為，確定可得利益違約賠償無疑是非常
有必要的。其理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完全賠償原則之要求。綜觀世界各國合同立
法，幾乎毫無例外地肯定了違約賠償的完全賠償原
則。所謂完全賠償原則，是指因違約方的違約使受害
人遭受的全部損失都應當由違約方負賠償責任。違約
行為所致損害不僅包括實際損失，也包括可得利益的
損失。因此，根據完全賠償原則，損害賠償不僅要包括
受害人遭受的全部實際損失，還應包括可得利益的損
失，這些都是完全賠償原則的具體體現。
二是損害賠償宗旨之要求。損害賠償是違約者
承擔違約責任和對非違約方進行救濟的重要方式之
一。損害賠償的宗旨就在於「回復或填補他人所受之
損害」，①以恢復到合同訂立之前的狀態或者達到如
同合同履行的狀態。由於可得利益之未實現是違約
方違約的結果，如果對此損失不加賠償，則無法「填
補」受害人的損害，因而無法達到如同合同被履行的
狀態。這顯然有違損害賠償的宗旨。
三是維護合同嚴肅性，穩定交易秩序之要求。合
同是商品交換的媒介和橋梁，是商品交換的法律表
現形式。合同的法律意義就在於，有效成立的合同當
事人必須履行，否則，即構成違約，除非被依法免責，
違約者應對其違約所致一切後果承擔責任。這也正
是合同嚴肅性的表現。如果不確定可得利益之違約
賠償，則實際上是鼓勵和放縱當事人違約。合同秩序
代表著交易秩序，合同的嚴肅性遭到破壞，必然損害
交易秩序的穩定，從而破壞整個社會經濟秩序，這是
不應被允許的。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肯定可得利益的違約賠償
實際上是世界主要合同立法的通例。《法國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以及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對此都有
類似的規定。即使在英美法判例和制定法以及《聯合
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中，雖然沒有直接使用可
得利益這一概念，但實質上是肯定可得利益違約賠
償的(或稱為預期利益，或稱為利潤損失，或被包括
在期待利益之中)。因此，從符合世界合同立法的潮
流看，我國《合同法》肯定可得利益的違約賠償也是
完全有必要的。
三、如何確定可得利益違約賠償的數額?
在審理合同糾紛案件的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
經常會碰到計算可得利益違約賠償的具體數額問
題。然而，如何計算可得利益賠償的數額呢?K合同
法》未作規定。《合同法》只是在其第113條簡單地肯
定了違約賠償的范圍應當包括可得利益，但對於以
什麼為依據進行計算以及採用什麼具體方法進行計
算其數額，則完全未作規定。對於人民法院來說，這
顯然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關於如何確定可得利益違
約賠償的數額問題，便有待學理進行探討。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首先應當明確確定可
得利益違約賠償數額的基本依據。筆者認為，確定可
得利益違約賠償數額的基本依據應是因果關系。「所
謂因果關系，是指違約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的聯
系」，「一方面，任何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
後果承擔責任(不可抗力造成的損失除外)。要確定
責任，必須確定引起損害後果發生的真正原因。另一
方面，因果關系對於損害賠償范圍的確定具有重要
意義」。②在實踐中，因果關系非常復雜，多因一果和
因果鏈現象較為普遍。在理論上，對因果關系的主張
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里筆者較為贊成以「充
分原因」學說為基礎的「相當因果關系」。所謂相當因
果關系，是指原因與結果之間存在直接的必然的聯
系，其間未介人其他因素。如果其間介人了其他因
素，則該原因不是該結果的充分原因，因而它們之間
不存在相當因果關系。相當因果關系以「充分原因」
學說為基礎。「充分原因」學說最早由德國學者馮·
克里斯於19世紀80年代提出，後為德國法院的判
例所肯定，並被比利時、荷蘭、瑞士、奧地利等國家所
採納，成為世界民法因果關系理論中最具有影響的
一種⑧。根據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凡是違約行為是損
害的後果的充分原因，即違約行為與損害的後果之
間具有相當因果關系，違約者均應全額予以賠償，其
中包括對可得利益的賠償。正如史尚寬先生所言「損
害賠償之范圍，畢竟依相當因果關系而定」。①在法
國和英美國家的學理及立法和判例中，有以「可預見
性」規則對損害賠償范圍(包括可得利益的賠償范
圍)進行確定和限制的主張和做法，我國《合同法》第
113條也規定了這一規則(即該條最後一句所規定
的「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
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對
這種主張和做法，筆者不敢苟同。筆者認為，「可預見
J睦」規則存在可操作性差和對非違約方有失公平等
弊端，弊大於利，是不可取的。從一般標准上說，只能
以相當因果關系對可得利益賠償額進行確定和限
制。因此，筆者建議我國在將來修改《合同法》時，應
刪去其第113條最後一句的規定。
在明確了確定可得利益賠償數額的基本依據之
後，接下來應探討的就是採取什麼具體方法來確定
其賠償數額了。這一問題確實是既重要而又十分復
雜的。在這一問題上，德國判例的做法是根據實際情
況在「差額法」和「交換法」兩種方法中進行選擇。⑥
「差額法」是根據違約發生前與違約發生後的利益狀
態進行比較並確定其差額，該差額由違約者賠償。這
一方法用以確定實際損失是可行的，因為實際損失
是一種客觀狀態.其狀態之差容易判定，但用以確定
可得利益損失則是不可取的，因為可得利益不是一
種現實的實際損失，而是一種預期將來可以獲得的
利益，其差額狀態是不容易比較和判定的，且這一方
法未考慮市場價格因素。「交換法」是非違約方只能
以自己履行合同應當應由自己履行的義務為條件，
才能獲得違約方的全部履行，可得利益包含在相互
的履行之中。執行交換法的結果雖然對非違約方的
利益保護比較客觀，但容易給非違約方造成交易中
的諸多不便，而且，在一方違約情況下，由另一方履
行自己的本應後履行的義務以換取違約方的履行，
這實際上就是強制當事人雙方實際履行合同，已脫
離了損害賠償的原本含義。因此，交換法也是不太科
學的。
筆者認為，在立法上和司法實踐中，不妨根據具
體情況，有選擇地採取以下幾種方法具體確定可得
利益賠償的數額「」首先是「約定法」，即在立法上明確
肯定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預先約定違約損害賠償的
數額或其數額的計算方法，在司法中則由法官按照
當事人的約定執行(其中包括可得利益賠償的數
額)。這樣便很容易解決可得利益賠償的數額問題。
這種方法是非常可取的，因為當事人最清楚某一具
體合同交易的風險和收益，由當事人預先在合同中
預測並確定損害賠償的數額，是完全尊重了當事人
的自由意志，是符合合同法的本質要義的。囚此，「約
定法」應當是立法予以鼓勵的首選的確定可得利益
賠償數額的方法我國現行合同立法對此已予以肯
定。《民法通則》第112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在合同
中約定對於違反合同而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
法」。《合同法》第113條也規定，當事人「也可以約定
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約定法」可
廣泛地適用於各種類型的合同。
其次是「比照法」.即選擇一個可行的客觀的參
照體，對比得出非違約方的可得利益損失。例如，以
非違約者在相同條件大致相對應的另一時期的所得
利潤為參照體，以該利潤減去現存利潤，其差額就是
非違約者應獲得賠償的可得利益。再如，以與非違約
者情況基本相同的另一主體在同一時期的利潤為參
照體，以該利潤額減去非違約者現存利潤，其差額即
是非違約者的可得利益損失。採取「比照法」的關鍵
和前提是確定客觀可行的參照體，如果不能確定這
一參照體，則不能採用「參照法」確定可得利益的賠
償數額。「比照法」比較適用於可得利益表現為經營
利潤的合同，如租賃合同(用於經營)、承攬合同、建
築工程承包合同、技術合同等。
再次是「差額法」，主要適用於可得利益表現為
轉售利潤的買賣合同。具體方式可以有兩種，第一種
是根據轉售合同，將轉售合同的價款減去為獲得該
價款而必須支付的費用，再減去在前一合同中應支
付的價款，所得的差額即為應賠償的可得利益。採用
這種方式的前提是必須在違約發生前，存在轉售合
同。第二種方式是將確定的買賣合同標的的市場價
(無公認的統一的市場價時，則采平均價)減去買賣
合同的價款，再減去獲得該標的物市場價必須支出
的費用，其差額就是應賠償的可得利益額。採用這種
方式的前提是，其一，買賣合同的買方(原告)訂立買
賣合同的目的必須是為了轉售;其二，買賣合同標的
物的市場價是確定的(或者說是可以確定的，該市場
價的確定時間應為賣方違約時)。
最後是「估演算法」，即由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
況確定可得利益損失的大致數額。也可以以原告的
請求額為基礎，在被告方可以接受的范圍內，估算一
個數額，作為可得利益損失賠償的數額。在此必須強
調的是，由於「估演算法」摻雜法官個人主觀因素過大，
不夠准確、科學，因而只能在不能採取其他方法的情
況下才可以採用，並且所估算的數額不能太大，否
則，不可採用。
結合以上所述，反觀我國《合同法》第113條的
規定，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合同法》第113條明
確肯定了對可得利益的違約賠償，從而結束了長期
以來關於應否支持可得利益違約賠償之爭，為人民
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支持可得利益的賠償提供了立法
依據，其積極意義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另-
方面，《合同法》第113條既未明確界定什麼是可得
利益，也未規定計算可得利益的方法，顯然缺乏可操
作性，從而為當事人和人民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止確
理解和執行第113條的規定留下了障礙。特別是《合
同法》第113條規定了以「可預見性」規則對違約賠
償的范圍(主要是對可得利益違約賠償的范圍)進行
限制，筆者認為缺乏足夠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不
可取的，應於將來修改時刪去。

Ⅷ 最高院對合同法113條司法解釋

第一百一十三條 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專，給對方造成屬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於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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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相對性及其突破

引言：

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或終止債權債務關系的協議。《合同法》第121條確定了合同相對性的歸責原則，這里的合同相對性，又稱合同關系的相對性，是合同關系不同於其他民事法律關系的重要特徵之一。傳統的合同相對性理論認為，合同僅於締約人之間發生效力，對合同外第三人不發生效力；合同締約人不得以合同約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項，任何一方締約人不與第三人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否則合同無效。然而，隨著現代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商業貿易空前繁榮，嚴格恪守合同相對性原則越來越難以滿足平衡社會利益，體現司法公正，社會經濟生活對合同的社會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1]為了適應現實的需要，提高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各國都在一定程度上擴張了合同的效力范圍，表現在立法和司法上，受合同效力影響的第三人范圍越來越寬，合同相對性原則也逐漸受到了沖擊，出現了許多合同相對性的例外情況，有學者將其稱為「合同相對性的突破」，本文將從合同相對性的歷史演進和突破表現對其略作探討關鍵詞：合同 相對性 突破

正文：

一、合同相對性的歷史演進

合同相對性原則，在學理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目前比較權威的解釋是以王利明先生給的定義：合同相對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基於合同向對方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也不能擅自為第三人設定合同上的義務，合同債權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護。在大陸法系中，合同相對性源至羅馬法的「債的相對性」理論，認為債是當事人一方請求他方為給付行為的法律關系，債權是只能對特定人產生效力的請求權。這種由特定權利人向特定義務人請求為或不為特定行為的特性，就是「債的相對性」。而合同是債的形式之一，因此，具體到合同的效力范圍上，這種相對性原則的主要含義是：合同僅於締約人之間發生效力，對合同外第三人不發生效力；合同締約人不得以合同約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項，任何一方締約人不與第三人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否則合同無效。這一規則對現代大陸法系的債法產生了很大影響，理論上，都將其視為債權自身性質所決定的一種當然原則。

二、合同相對性的突破表現：
合同相對性確立以後，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了更好地保護債權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現代大陸法系國家的合同立法對合同相對性規則已有所突破，合同相對性理論也同時得到發展和完善。

（一）第三人侵害債權

所謂第三人侵害債權一般是指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合同債權的存在，仍然故意以損害他人債權為目的，實施某種侵權行為，致使債權人的債權部分或全部不能實現並致債權人損害的行為。侵害債權的情況在實務中時有發生，但我國現行法律沒有確立第三人侵害債權制度。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由於經濟活動日益密切，民事行為之間的關聯性不斷增大，各種權利相互沖突、相互影響的機率也隨之增多，如果債權受到第三人的侵害，僅僅因為債權是相對權而不賦予債權人基於侵權法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則債權人的利益將很難得到保障，明顯違背了有侵害必然有救濟的法理。但是，第三人侵害債權的范圍應該嚴格受到控制，侵害債權應同時具備以下要件：第一，第三人侵害的必須是合法債權。如果是不合法債權，即使侵害了，也不用承擔責任，因為非法債權不受法律保護。第二，第三人實施的侵權行為具有違法性，並致使合同債務不能履行。如果第三人的行為是合法的，即使導致合同不能履行，也不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而是要承擔其他的刑事責任。相應的，合同不能履行並非是第三人的非法行為所致，也不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所以說，必須是第三人的非法行為和合同不能履行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時，才構成第三人侵害債權。

(二)債權保全制度。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些債務人為了逃避債務，或隱匿轉移財產、或低價轉讓乃至無償贈與財產，或怠於行使自己的債權乃至放棄自己的債權，這些行為均嚴重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但按照傳統的合同相對性原則，由於債權人不能將自己的意志滲透到債務人與第三人的合同行為中，影響債務人與第三人的「契約自由」，因此其對此是束手無策的。這種利益上的失衡，必將導致整個合同領域交易安全的喪失，於是，為了在債務人的意思自治和債權人的期待利益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維護誠信原則，便自然地產生了債的保全制度。此制度的基本原理在於，賦予債權人對債務人或相關第三人享有一定的權利一—代位權和撤消權。其中代位權是指債務人怠於行使其對第三人的權利並危及債權時，債權人得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該權利，請求第三人履行義務。撤消權則是指債務人為逃避債務將自身財產無償贈與或以不當低價轉讓給第三人時，債權人得向法院申請撤消，宣告行為無效。

（三）「租賃權的物權化」

我國《合同法》第229條規定「租賃物在租賃期間發生所有權變動的，不影響租賃合同的效力。」即出租方將財產所有權轉移給第三方時租賃合同對新的所有權方繼續有效。這是民法理論上的「買賣不破租賃」規則，使得依據租賃合同產生的租賃權(債權)具有對抗第三人的物權的效力。根據債的相對性，租賃合同應只對出租人和承租人有效，當第三人買受租賃標的成為不動產所有人時，買受人非租賃合同的締約人，故不應受合同約束，得隨時取回租賃標的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城市擴張、房荒問題的出現，各國為解決社會矛盾，多設定「買賣不破租賃」的例外規定，即出租人將租賃標的物讓於第三人時，原租賃合同對受讓人繼續有效。最初《德國民法典》第571條規定「買賣不破租賃」規則適用於土地租賃，後擴及一切不動產。
（四）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合同

「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制度」的意思是指特殊關系的第三人因債務人債的履行而受到損害時，不但可以向債務人主張侵權責任，而且可突破債的相對性，要求債務人承擔合同上的責任，以更好地保護其利益，此種請求權的基礎建立在基於誠信原則而發生的保護、照顧等合同附隨義務之上。也就是說，債務人所負的合同上的義務，不但指向債權人，而且指向與債權人有特殊關系的第三人。這是德國判例與學說創立了「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制度，以加強保護與債權人具有特殊關系第三人的利益。該制度雖加強了對第三人的保護，但也有加重債務人責任之虞，故第三人的范圍應嚴格限制，通說認為第三人包括親屬、勞工、僱傭、租賃等具有人格法上特質之關系負有保護、照顧義務的人」。因而，我們可以看出，「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相對性原則。

（五）債權不可侵性理論的建立。

依傳統理論，物權是可對標的物直接支配的絕對權，可以對任何第三人主張權利，並得排除任何第三人對物權的妨害；債權是僅得向特定當事人請求給付的相對權，不能向第三人主張權利，也就沒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為了保護債權免受不法行為的侵害，有必要進一步建立新的權利理論，[3]故學者主張承認債權的不可侵性。英國1853年判決Lumley V Gye案，創立了第三人侵害債權的先河。該案原告Lumley與某演員訂有在原告劇院演出數月的合同，並規定該演員不得去其他劇院演出。被告Gye明知此合同存在，仍誘使該演員違反合同。法院判決認為被告Gye侵害合同關系乃不法行為，應向原告Lumley承擔責任。此後，該判例所創立的第三人不法侵害債權理論為多國接受。不法侵害債權，指第三人故意損害他人債權為目的，妨害債務人履行債務的行為。[4]根據債權不可侵理論，不法侵害債權的行為發生後，債權人得以債權為由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追究第三人的責任，這使債的效力得到擴張，及於一切侵害債權的第三人。這也是對合同相對性的重大突破。
（六）關於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訂約人並非為自己而是為他人設定權利的合同。此種合同的法律特徵為：（1）第三人不是訂約當事人，他不必在合同上簽字，也不需要通過代理人參與締約。（2）該合同只能給第三人設定權利，而不得為其設定義務。（3）該合同的訂立，事先無須通知或者徵得第三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屬於利他合同一種，如果債務人不履行義務，第三人和債權人均可以請求其承擔責任。正是由於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將對第三人發生效力，所以，此類合同是合同相對性的例外。

（七）代為清償

代為清償，又稱清償代位，是指與債的履行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代替債務人清償債務而在其清償范圍內取得債權人權利的制度。第三人的代為清償行為，可基於法律的規定，也可基於當事人之間的約定，但不管出於何種原因，代為清償都突破了債的相對性原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第三人履行了依債的相對性只能由特定債務人履行的債務，突破了債務履行主體相對性的限制；(2)第三人在代為清償後，於其清償范圍內，取得債權人的地位和權利，對債務人享有求償權，突破了債權請求主體相對性的限制。當然，以代為清償的方式突破債的相對性，並非可以任意為之，它須滿足一定的條件：(1)必須依債的性質可由第三人清償；(2)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沒有不得由第三人清償的特別約定；(3)代為清償不違背公序良俗，不損害債權人債務人利益。

（八）披露制度的確認。 我國《合同法》第403條規定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披露制度的確立也是對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一種突破。

此外，代理、保險、信託作為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例逐漸脫離合同相對性的約束，成為各自獨立的制度；同時，債的轉讓也被視作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例外。

三、突破合同相對性的本質

綜上所述，雖然突破合同相對性的情形多種多樣，然而從根本上講就是合同效力是否在特定情況下及於第三人的問題，主要涵蓋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合同主體涉及第三人。合同主體的相對性，是指合同關系只能發生在特定的主體之間，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夠向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基於合同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在債權物權化的情形中，第三人可以租賃權對抗房屋買受人。又如在「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契約」中，第三人可以請求債務人承擔合同責任，而許多國家則直接賦予了消費者直接起訴生產者的訴權。 其次，合同權利義務涉及第三人。合同內容的相對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規定以外，只有合同當事人才能享有某個合同所規定的權利，承擔合同規定的義務，除合同當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張合同上的權利。在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當事人雙方可約定向第三人利益為給付，或經第三人同意為其設定給付義務；在債權保全中，合同權利與義務同樣對第三人產生了約束力；債權的轉讓則將合同權利或義務直接涉及第三人。

第三，合同責任涉及第三人。合同義務的相對性必然決定合同責任的相對性，是指違約責任只能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發生，合同關系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合同當事人也不對其承擔違約責任。從這一點上看，上述突破情形只有「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契約」突破了合同責任的相對性，使生產者對消費者直接承擔違約責任。各國多通過嚴格區分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來解決合同相對性所面臨的困難，如產品責任制度、第三人侵害債權制度。然而，合同相對性規則並不是絕對地排斥第三人的責任。如在保證合同中，當被保證的債務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時，債權人可以直接請求保證人履行合同或承擔違約責任。再如，債務轉讓合同中，由第三人取代債務人成為合同關系的主體，新債務人將承擔全部債務。可以認為只有當第三人自願承擔合同義務成為合同當事人，才負違約責任。

史尚寬先生曾言：由個人自覺，及於社會自覺，契約之意義及價值，漸自社會立場加以重估。[3] 因而，法律應該確立以合同相對性原則主體，同時，承認合同相對性的突破，更加充分、完善的保護財產的流轉。而確立這種模式的意義：一方面，加強債權的保護，擴張了債的效力，承認債的發生、履行方式的多樣性，促進了合同的有效履行，提高了民事交易效率，有利於社會財富增長和社會進步；另一方面，在債的關系與社會其他關系的互動層面上，由極端地強調合同自由、尊崇意思自治不受干預，轉變為兼顧社會公正，更加註重合同當事人與第三人利益、社會利益的合理平衡。
我國《合同法》對第三人利益合同沒有專門做出規定，合同法作為規范合同關系的一般法，理應對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具體規定，所以，從世界各國和地區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發展分析，以及從我國的實際需要出發，我國立法確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