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法在階級社會才存在

⑴ 如何理解在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共產主義社會法也將消亡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國家消亡的社會，所謂國家的消亡，就是指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的消失和滅亡，指任何的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的消失和滅亡。如何理解共產主義社會是國家消亡的社會呢？
第一，國家消亡是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
國家的本質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家是在原始社會後期，伴隨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和私有制的出現，形成了根本利益對立的階級。由於尖銳的階級斗爭，才產生了作為少數剝削者鎮壓多數人民群眾的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階級的存在因而國家的存在是同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的。生產力的發展最終要突破各種舊的生產關系對它的束縛，最終要取消階級存在的基礎，當這一切實現的時候，由於階級的消失，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要歸於消亡。因此，國家消亡的最深厚的根源在於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擺脫私有制的束縛時，共產主義實現了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從根本上解放了生產力，使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第二，國家消亡要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政治前提。
國家消亡雖然在根本上源自生產力的發展，但在資本主義社會末期為生產力的發展消除社會制度障礙卻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實現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談到國家消亡問題時，首先論及無產階級革命，認為只有無產階級取得了國家政權，消滅了私有財產和階級差別，國家才會消亡。因此，只有無產階級國家才能自行消亡，資產階級國家則必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消亡論同它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一個嚴密的整體，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是國家消亡的政治前提，國家消亡是無產階級革命徹底勝利的必然結果。在這個問題上有人只談國家消亡而不提無產階級革命，似乎不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國家也會消亡，似乎一切國家都可以自行消亡。這種說法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是抹殺革命、否認革命的論調。
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國家，它只所以是新型國家是在於，其一，就它是暴力工具而言，它是多數人民對少數剝削者實行鎮壓的國家，這與剝削者國家有本質區別。其二，就它的歷史使命而言，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除了在必要的時候要履行專政職能外，它的主要職能是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政治和先進文化，為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向國家消亡的共產主義過渡准備條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是要消滅國家，他是最終走向國家消亡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形態。
第三，國家消亡的基本條件。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勞動生產率已經大大提高，階級已經不存在，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人獲得自由而全面發展，人們已經十分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這時國家就完全消亡。列寧曾經指出了國家完全消亡的三個主要條件，其一是私有制和階級差別的完全消失；其二是社會生產水平極大提高；其三是共產主義勞動態度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極大提高，簡言之，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
第四，就國家消亡的具體形式而言，「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恩格斯提出的這一著名論斷的真諦，是說國家消亡不是人們主觀意志的要求，而是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在國家消亡的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國家最終的消亡不是由某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依靠強力來實施的，而是一個自己逐步走向滅亡的自然歷史過程

⑵ 國家階級性的表現有哪些

法律有沒有階級性，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的法律有沒有階級性，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的法律有沒有階級性；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公開地揭示法律的階級性是否有利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與發展，這些問題都是需要認真地、科學地回答的。本文所研究的幾個問題，就試圖回答上述的提問。因為涉足法律知識領域時間不長，又才疏學淺，自覺回答這些大課題很吃力。但感興趣又不能放棄，只好明知難為而為之了。
一、法律階級性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法從本質上而言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階級性是法的本質屬性，我至今認為這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法學觀還沒有過時。

我所說的法律階級性的普遍性，是指有階級的社會產生以來，不論是在哪個國度，其法律就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和反映；法律的階級性存在於有階級社會的整個發展過程中。

實事求是地審視當代的世界，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也不論是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制定的法律，還是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制定的法律，以及追溯歷史上的作為統治階級的奴隸主階級和封建皇權統治者階級所制定的法律，無不是統治階級意志與利益的反映與體現，可以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階級和國家尚且存在的社會中，沒有超階級的法律。因此說，法的階級屬性，具有其普遍性的特性。

法和國家一樣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的社會分裂，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也就是說，在沒有階級和國家的社會中，只要社會矛盾可以調和，就不會產生法律這一「強制調和的工具」。只要人類社會產生了階級，當代和未來的社會還存在階級，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的法律就不會消亡，就仍然是在生產關系中處於支配地位的的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消滅了階級」，因而其法律就不具有階級性，從而否認法律階級性的普遍性的觀點是難於站住腳的，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是否具有階級性這個問題，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迫於時代所限未有論述，因而向來頗有爭議。列寧在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曾說：「法律就是取得勝利、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的意志的表現。」這表明列寧把他所爭取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仍看作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

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極為鮮明地指出：「『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人民是什麼? 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幾乎是新中國法律階級性的一個宣言，再清楚不過地宣示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法律是有鮮明地階級屬性的。

有人認為，在我國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已被消滅，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全體人民意志的體現，而人民的意志不能稱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因而也就不能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仍然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進而否定法律階級性屬性的普遍性，這其實是法律階級屬性的形而上學論。

在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消滅的是舊的剝削階級，與舊的剝削階級的階級斗爭已不復存在，也不可能成為主要矛盾。但是，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包括中國）由於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國內還存在著除公有制外的多種所有制形式，還存在著除按勞分配外的多種分配形式；國際上還存在著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它們不甘心社會主義的發展壯大，這些都決定了在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著產生新的剝削階級的階級基礎，存在著資產階級復辟的條件與可能。

而只要這些條件和可能存在，我們就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統治地位，而我們的法律也必然仍是「取得勝利、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意志的表現。」只不過掌握法律這一工具的統治階級已不是剝削階級，而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廣大勞動人民。而被統治階級則是與社會主義發展趨勢相悖的非勞動階級和各種危害社會主義事業的犯罪分子。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必須把這些在一定條件下還存在的階級矛盾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以保證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保證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已不具有階級性的觀點不僅不正確，而且會使人們對新產生的剝削階級和資產主義復辟喪失警惕性，實踐證明，這不僅十分荒唐，而且是十分危險的。

我們說法的階級性具有其普遍性，不單是指自有階級存在並組成國家以來的所有社會形態的統治階級所制定的法律，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及其規范化，而且還包括在尚未消滅階級的將來的所有中、高級社會形態。只要階級還未消亡，國家依然存在，任何發展中國家和任何發達國家發展中的社會形態的法律，都無法消除階級屬性的烙印於痕跡，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

但是，法律階級性的普遍性是寓於在法律階級性的特殊性之中的。也就是說各個社會形態和各個國家因為統治階級的社會性質不同，因此其法律的階級屬性也是不同的。具體地說，一個國家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等，在這幾個社會形態中，統治階級作為剝削者階級也是有區別的，因此體現他們意志的法律一定也是不同的。但不管在形式上怎樣不同，有一點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與體現永遠也不會變化。

法的階級屬性的特殊性還表現在其統治階級本身的發展進步與墮落反動的演變過程中。比如，處在革命、上升期間的統治階級制定的法律，有可能就比較民主、開明一些；而處於反動、沒落階段的統治階級所制定的法律，就有可能十分專制、暴虐，這在古今中外都十分常見，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了。

法或法律的階級性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法學關於法的本質的基本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法學觀。

二、對否定法律階級屬性的新思潮的理性分析

隨著前蘇聯和東歐劇的劇變，世界社會主義事業步入低潮，隨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深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學、法律階級性的基本觀點被西方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所沖淡。作為法的本質屬性的階級性逐漸被某些法學家有意無意的否定了。他們的論據各異，但總的來說有三點：一是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屬於資本主義初期發展階段，而資本主義經過近兩百年的發展，與馬克思生存時期的資本主義已有很大不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早已擺脫了初級階段的階級局限性，而具有了全民性和社會性的特點；二是中國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早已被消滅，在一個不存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談法的階級性是荒謬的。三是目前中國正處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在這個時期過多地強調法的階級性，強調階級斗爭，不利於中國融入全球化經濟浪潮，不利於法律為經濟建設服務。

關於一，雖然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十分先進，但是還沒有先進到消滅階級的階段與程度。只要這些國家還沒有先進到消滅階級的階段與程度，他們就無法擺脫社會規律的樊籬。這些國家不是還是稱為國家嗎，不是還有軍隊嗎，不是還有警察、法庭嗎，不是還有法律嗎，一句話，不是還有國家機器嗎？花那麼多錢保存這些上層建築干什麼，還不是保護與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嗎？！

這些國家的法律擺脫了階級局限了嗎？為什麼還有種族歧視，為什麼還推行對外侵略？什麼『全民性』和『社會性』只不過是起法律的階級性的遮羞布而已。這還得請他們的精英們來解釋也許更清楚。

盡管不是法學家，但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托馬斯·戴伊卻通過對美國權勢集團進行長期的追蹤研究及大量的個案分析，揭開了隱藏在法治背後的美國最有權勢的大資本家進行階級統治的秘密。他在他那本舉世聞名的代表作《誰掌管美國》中論述：「在美國，有這樣一個權勢集團，他們僅佔美國人口的百萬分之二，卻擁有全國半數的工業資產，五分之四的銀行資產，一半以上的交通運輸業與公共事業和三分之二的保險業資產。由於這個集團的存在，美國國家的政治權力形成了雙層結構，即掌握最高權力的權勢集團和政府、國會、聯邦法院等『直接決策者』，而直接決策者的行動僅僅是制定國家政策這個遠為復雜的程序的最後階段。」

為了進一步分析現代資本主義政治權力的運行機制，托馬斯·戴伊提出了「寡頭論模式」。這一模式揭示了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作為大資產階級核心的權勢集團，怎樣以他們掌握的巨額財富為載體，將他們的意志和要求傳達給直接決策者政府、議會和法院，而掌握表層政治權力的直接決策者又是怎樣將逐步集中起來的權勢集團的利益要求，有序而周全的變成國家的政策、法律和法規。

托馬斯·戴伊的「寡頭論模式」的立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最初用於國家政策的調查、研究、規劃及制定的經費來自於大企業和私人財富。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戴伊指出：首先，來自私人財富的資金會以捐款、贈款和合同等形式分配給各個著名的基金會、著名大學。而同時企業的董事、高級經理和大股東也都擔任基金會和著名大學的理事會成員，以便監督、指導資金的使用。基金會是聯系財源與政策規劃、咨詢組織的主要紐帶。基金會決定廣泛的政策目標——國內的重大方針、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發展計劃、制度改革，對外的戰略及外交方針、政策等等。基金會在確定政策目標後，選擇適當的政策規劃、政策咨詢組織給予資助和政策研究課題，進行「播種」，使其將政策目標經過科學的研究、論證，形成具體的政策方案。政策規劃咨詢組織，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個十分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它集中了全國知識界的精英，由各方面的一流專家、學者負責將來自權勢集團的利益要求、政策意向，進行科學論證評估，具體化為可操作的政策方案，使這些政策能夠真正反映權勢集團的根本利益。在政策方案完成之後，這些政策咨詢、規劃組織再通過新聞界和政府的各種委員會，把這些方案傳遞給直接決策者。政策制定的最後階段，是政府、議會等對於來自政策規劃、咨詢政策的有關政策方案進行篩選、修正，最終確定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政策。

托馬斯·戴伊的研究，也許是對鼓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法律所謂「全民化」、「社會化」的最好的回答。看似公正合理的資產階級法律仍沒能擺脫其是資產階級意志的表現這一本質屬性。現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仍然是處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整體意志的體現。

關於二和三，最好的證明就是實踐了，因為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沒有人懷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消滅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產生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及不法民族資產階級等剝削階級。但前面已經論述過，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行，並沒有消滅產生新階級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在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時代，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新階級大都不具有剝削階級的條件與內涵。但是，獨黨執政的幹部卻可以通過權錢交易，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等手段完成轉變為「新資產階級」的原始經濟積累，逐步發展成為「權貴資產階級」，這就是毛澤東主席所警示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也是鄧小平同志講的「出問題還是在共產黨內」的政治經濟依據。兩位領袖的警示最起碼地可以證實，在社會主義制度中，也是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三十多年間，我們黨和國家已經承認了新階層的產生、膨脹的現狀。比如弱勢群體，即新的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即小資產階級；國家級、世界級富豪，即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還有富豪官僚，即權貴資產階級，等等。既然存在著階級，那麼，就得談法的階級性，就會存在法律的階級性，不談，或者不允許談那才是荒謬的，有害的。

對於我國出現的新的資產階級，可能大家不會持否定態度。盡管我們的媒體一般迴避這個問題，以先富階層、先富群體代之。但每個人都不敢忽視它的存在。國家權威部門公布的數據上，也證實了這個階層的存在：20%的富人佔有了居民存款的80%，1%的富人佔有了社會財富的80%……。我國大陸的頂級富豪，已經跨入世界富豪的行列，僅僅有二十年歷史的中國市場經濟肯定產生不了這樣的富豪，能產生這樣富豪速度的只有俄羅斯和中國。我們再來看看《南方周末》的調查：接受調查的33名富豪「多達75％的內地富豪在體制內服務過，有的還擔任過一定的領導職務，其中中員16名，占總調研對象的48.5％」。這75%曾在「體制內」的富豪和國家權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中國富豪產生的過程中，有幾人是通過「勤勞致富」形成的？有學者調查後說：中國的富豪幾乎都是問題富豪。一言道破：中國的富豪不過是權力富豪，中國的先富階層不過是官僚資產階級，或者叫權貴階級。

權貴資產階級和舊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嚴重危害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對抗國家，打擊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權貴資產階級不僅是全社會的掠奪者，還常常對抗國家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社會經濟制度

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極為突出的是房地產商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國五條、國六條再到國十六條，對房地產商不起絲毫作用，各地房價每月按兩位數的速度瘋漲。這個過程中，不得不說中央的政策是失敗的，應為黨中央和中央政府低估了對手的力量：房地產商不再是一個個單個的商人，而是有巨大控制力的權貴資產階級。幾乎所有的官僚資本都涉及房地產行業，它們已經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集團，擁有了一股強大的勢力，有了可以和中央叫板的資本。

權貴資本的掠奪造成了廣大人民的貧窮和被剝奪感，他們為富不仁導致社會上出現廣泛的「仇富」情結，致使社會出現嚴重的階級對立，從根本上撼動了我國穩定壓倒一切的大局。權貴資本家的仗勢欺人、以錢壓法屢見不鮮，欺凌弱小激化產生的社會矛盾比比皆是，湖南的狗主人打農工事件、貴陽紅旗車撞人引發市中心上千群眾堵路圍觀事件，無不是典型，至於無時不在的群體上方，更是這種矛盾的集中體現。

權貴資產階級不受限制的擴張，必然帶來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控制力的大幅度提高。從一開始，權貴階級就是政治權力的孿生兄弟，在兩種經濟制度下，絕大多數權貴資本家一開始就扮演兩種角色，在計劃經濟下是官員，在市場經濟下就是權貴，在市場經濟越來越充分時，他們的權貴本質嘴臉體現就越充分。在權力人格化、對國有資產充分佔有之後，這個階段以權貴對社會財產的支配權，「隱性佔有權合法轉化為所有權，權力資本化為基本特徵」，公有制經濟轉化為寡頭經濟，社會主義制度失去了存在的依據，權貴資產階級順理成章的成為國家的主人。

通過以上分析，權貴資產階級在我國的存在和繁衍已是不爭的事實。腐敗是權貴資產階級產生的前提，沒有腐敗就沒有權貴，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我黨的死敵、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死敵、是全中國人民的死敵，而且是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致命傷，腐敗猶如癌症，權貴階級猶如愛滋，腐敗不除、權貴不鏟，我黨和社會主義就只能走向衰落。

三、法律階級性與社會性的關系

法律的階級性是說法是以國家政權意志形式出現的，而國家政權由執政階級掌握，因此法首先和主要體現執政階級意志。從來的執政階級，都注意使本階級的某些意志通過國家政權上升為法，用以建立、維護和發展有利於自己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維護對自己有利的經濟、政治和其他各項制度。在階級對抗的社會，執政階級是統治階級，法所體現的意志首先和主要是統治階級意志。

而所謂法律的社會性則主要是由維系社會公共生活秩序以及保障人民人身安全方面的規范和法律化的各種技術性規范這兩類法律規范的性質和作用決定的。這兩類法律規范並不以階級分野和矛盾的存在為前提，而是管理社會生產、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維系社會公共秩序和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所必須得，其存在是與整個人類社會的存在共始終，他們體現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利益和意志。

在充分分析了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的本質內涵的基礎上，對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的辯證關系進行科學闡述，從中揭示二者統一於法的本質屬性這一主旨，並在論證的過程中認識法的階級性和法的社會性的最終歸屬，即法的社會性是法的階級性的必然歸宿，應該說是有很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

1、從法律的階級性的本質屬性來說，法律的階級性是法律的社會性的決定因素，也就是說法律的社會性是由法律的階級性所決定的。道理很簡單，既然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的反映與體現，那麼，不能反映和體現統治階級意志，或者違反統治階級意志的法律，即使再有利於「全社會成員」，那也就不會產生。這一「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在立法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2、法律所反映和體現的「意志階級」，即統治階級，在社會的「關系總和」中，雖然是一個「特殊的成員」，即「統治階級成員」但總歸也屬於構成「社會性」的一個成員。一旦反映和體現這一特殊成員意志的法律制定發布之後，這一特殊成員也就與其他成員一樣，受「反映和體現其意志」的法律的約束，在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種現象就是被有的蹩腳的法律精英們稱之為的法律的「全民性」和「社會性」。

3、不僅法律（立法）的本質屬性反映和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就是適應法律（執法）也毫不例外地反映和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與利益。從理論上來說，這體現了法律在立法與執法權過程中階級性的普遍性的規律。而在實踐中的反映與體現更是十分鮮明。最近媒體關於「以錢換刑」的討論，以及這一現象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事實存在，就是無法否認的鐵證。因此，即使將法律的社會性與立法、執法的公平、公正聯系一萬次，只要這個社會成員的階級地位存在著差異和不平等，也就是說還存在著階級、階層，那麼立法與執法的不公平就永遠無法消除。資本主義社會如此，社會主義社會也如此。

⑶ 法與道德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階級和國家的消失而消失

我看起來，只不過隨著階級和國家的消失，而失去階級性。還是存在共產主義道德和法律的。

⑷ 國家與法律是什麼關系

從國家和法的存在方式上看，它們是互為條件、相互依存的統一整體。國家離不開法專，法也離不開國家。法作屬為國家意志，要由國家來確立和-推行；國家作為實行統治的組織，要由法來協調其內部關系並為其活動指明方向，提供調整社會關系的各種規則。

⑸ 大工11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在線作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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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ABCD AD CD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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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法理多選題 很多 很糾結

1、BC 2、CD 3\ABD 4\ACD 5\ABCD 6\AD 7\BC 8\ABC 9\ABCD 10\AB

⑻ 在階級社會，一國范圍內的法與道德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 法理學試題，這里為什麼是錯的。

因為｀法＇是統治階級意志體現，是制定岀來的，但｀道德＇不是制定出來的，它是人們生活環境的文化、經濟發達程度所形成自然習慣與看法。

⑼ 如何理解「法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現象」

一直以來，法被認為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是和國家政權相聯系的。它是產生於原始社會還是階級社會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它的作用拓展，曾經在階級統治中發揮很重要的控製作用，但是並不能由此斷定它僅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有人便必然有社會，國家或許終有一天會消亡，社會卻會是人類存續和發展的必然形式，而法可能是留下來保證每個人自由平等權利的有力工具，不可或缺的，它不僅可以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恐怕它最大的作用是在保證人人平等、自由和諧的社會中慢慢發揮出來的。
法一直作為一個與國家相連的歷史范疇在討論，確實原始社會存在「嚴格的法則」、「道德的法則」，但跟我們現在強調的法律是有很大區別的約束方式，並不是恩格斯講的「歷史的法」，但自階級社會出現後，法律便作為統治階級控制和剝削被統治者的工具之一。很多人有這樣的觀點，人類歷史最初不存在的，那麼到共產主義社會也就不會存在，我想並非如此，一切社會現象或事物的出現都有其客觀歷史性，說明有其現實需要才會出現，但是否會隨歷史發展而消亡，那就要看它是否已無存在的價值。眾所周知，階級社會中法主要是用來統治被統治階級的，而社會發展到當代，法職能有了更大的發展變化，隨著社會生活日趨復雜，為保證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法的作用也越來越大，需要完善立法、建設法治方面越來越多。可見，法已成為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一部分，和自原始社會就一直傳承演變下來的「嚴格法則」、「道德法則」一起為我們的生活保駕護航。因此，我認為，就算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法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是復雜社會規范社會秩序、保障正常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們固有觀念認為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國家會消亡，隨之一切相關社會現象也會消失，但是我想就算整個地球都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美國還是會叫美國，也還是要有美國人組織的政府來管理公共事務，那是的國家可能僅是作為地區稱謂或國別存在，但並不能就此論定它將消亡，它不在存在剝削、統治的作用，但是社會管理的職能還是要繼續而且更好的發揮下去。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我們現在對於國家和法的認識應該有所改觀，我們更應該著重思考如何更好的發揮國家的公共管理職能、避免其低效、腐敗等問題的滋生。而法便是規范管理、保證權利與權力的有效工具，如何開展法制建設，強化法律對社會生活、公共事務的規范和約束是當前乃至今後我國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因為只有規范、健全的法制體系才能保證公平、有效率的社會秩序。

⑽ 法存在於()。 A. 資本主義社會 B. 整個階級社會 C. 整個人類社會 D. 原始社會

B
人類社會存在四個立法類型：
1、奴隸製法；
2、封建製法；
3、資本主義法；
4、社會主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