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保險合同法
A. 再保險合同的效力是否受到原保險合同效力的影響
第一條保險合同的構成本保險合同（以下簡稱「本合同」）由保險單或其它保險憑證及所附條款、投保單、與本合同有關的其它投保文件、健康告知書、變更申請書、復效申請書、聲明、批註、附貼批單、其它書面協議構成。
第二條投保范圍被保險人本人、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的其他人可作為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險。
第三條保險責任在本合同有效期內，本公司承擔下列保險責任：
一、被保險人於合同生效一年內因疾病導致身故或身體全殘，本公司按本合同初始基本保險金額的10％給付身故或全殘保險金，並無息返還所交保險費，本合同效力即行終止。
二、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或合同生效一年後因疾病導致身故或身體全殘，本公司按有效保險金額給付身故或全殘保險金，本合同效力即行終止。
上述「無息返還所交保險費」不包括被保險人因健康及職業類別等原因所增加的保險費。
第四條保單紅利本公司在每一會計年度末對該會計年度的分紅保險業務進行核算，按照有關監管法規，根據分紅保險業務的實際經營狀況確定紅利分配方案。若確定有紅利分配，本公司將根據本條規定進行紅利分配。
本合同的紅利分配形式包括年度紅利和終了紅利。
一、年度紅利
年度紅利的分配方式為：
保單生效對應日不在「年度紅利公布等待期間」的，本公司將在該保單生效對應日的前一生效對應日有效保險金額的基礎上，按照最近一次已公布的分紅率，在該保單生效對應日增加本合同有效保險金額。
保單生效對應日在「年度紅利公布等待期間」的，本公司將在該保單生效對應日的前一生效對應日有效保險金額的基礎上，按照最近一次將公布的分紅率，在該分紅率公布日增加本合同有效保險金額。但在此期間，如發生保險事故或者進行本合同項下的有關變更，涉及分紅率時，本公司將適用最近一次已公布的分紅率。
保單生效對應日與分紅率公布日為同一天的，適用該公布日公布的分紅率。
前述「年度紅利公布等待期間」指某一會計年度末（分紅率核算日）至該分紅率公布日的期間（不包括該公布日）。
二、終了紅利
除減保外，一般情況下，終了紅利在本合同有效期間內至多出現一次。在本合同因發生保險事故、退保等情形而終止時給付。減保時，給付本合同的終止部分所對應的部分。
終了紅利分為二種：
1、體恤金
被保險人在本合同生效一年後全殘或身故，本公司將根據分紅保險業務的實際經營狀況進行核算，若確定本合同終止時有紅利分配，則將該紅利以體恤金的形式相應增加有效保險金額，本合同終止。
2、特別紅利
在本合同生效一年後，因上述以外的其它原因導致合同效力非正常終止時，本公司將根據分紅保險業務的實際經營狀況進行核算，若確定本合同終止時有紅利分配，則將以特別紅利的形式相應增加本合同的現金價值。
上述終了紅利的數額可能因保單特性（包括保險期限、基本保額、保單經過年度、性別、投保年齡等）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第五條責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險人身故、全殘，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
一、投保人、受益人對被保險人的故意殺害、傷害；
二、被保險人故意犯罪或拒捕；
三、被保險人毆斗、醉酒、故意自傷及服用、吸食、注射毒品；
四、被保險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內自殺；
五、被保險人受酒精、毒品、管制葯物的影響而導致的意外；
六、被保險人酒後駕駛、無有效駕駛證駕駛、駕駛與駕駛證載明准駕車型不相符合的車輛或駕駛無有效行駛證的機動交通工具；
七、被保險人患有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呈陽性）期間；
八、戰爭、軍事行動、暴亂或武裝叛亂；
九、核爆炸、核輻射或核污染。
發生上述第四項情形時，本合同終止，本公司對投保人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
發生上述其它情形，被保險人身故的，本合同終止。如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的，本公司將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未交足二年保險費的，本公司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與扣除手續費後保險費兩者中之較大者。
如投保人有欠交保險費的情形，退還上述款項時應扣除欠交保險費及利息。
第六條保險責任開始
除另有約定外，本公司所承擔的保險責任自本公司收取首期保險費、同意承保並簽發保險單的次日零時開始生效。開始生效的日期為生效日，生效日每年的對應日為生效對應日。
本合同的保險期間為終身。
第七條保險金額和保險費
一、本合同初始基本保險金額最低為人民幣一萬元。
二、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本保險，投保時身故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保險監管機關規定的限額。
三、本合同保險費的交費方式為年交，交費期間可選擇三年或五年。投保人交納首期保險費後，應當按交費日期交納其餘各期保險費。
第八條如實告知訂立本合同時，本公司須向投保人明確說明保險條款內容，特別是責任免除條款，並就投保人、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書面詢問，投保人、被保險人應當如實告知。
投保人、被保險人故意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本公司有權解除本合同，並對於本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並不退還保險費。
投保人、被保險人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響本公司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險費率的，本公司有權解除本合同。對保險事故的發生有嚴重影響的，本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與扣除手續費後保險費兩者中之較大者。
第九條受益人的指定和變更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可指定一人或數人為身故保險金受益人。受益人為數人時，應確定受益順序和受益份額；未確定受益份額的，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額享有受益權。
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可以變更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但需書面通知本公司，由本公司在保險單上批註。
投保人在指定和變更身故保險金受益人時，須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
被保險人身故後，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身故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由本公司向被保險人的繼承人履行給付保險金的義務：
（一）沒有指定受益人的；
（二）受益人先於被保險人死亡，沒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喪失受益權或者放棄受益權，沒有其他受益人的。
全殘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與變更。
第十條保險事故通知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道或應當知道保險事故發生之日起十日內通知本公司。否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承擔由於通知遲延致使本公司增加的勘查、檢驗等項費用，因不可抗力導致的遲延除外。
第十一條保險金的申請
一、被保險人身故，由受益人作為申請人填寫保險金給付申請書，並憑下列證明、資料向本公司申請給付身故保險金：
1、保險單或其它保險憑證；
2、最近一期交費憑證；
3、受益人戶籍證明或身份證明；
4、公安部門或本公司認可醫院出具的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
5、如被保險人為宣告死亡，受益人須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證明文件；
6、被保險人戶籍注銷證明；
7、受益人所能提供的與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傷害程度等有關的其它證明和資料。
二、被保險人身體全殘，由被保險人作為申請人填寫保險金給付申請書，並憑下列證明和資料向本公司申請給付全殘保險金：
1、保險單或其它保險憑證；
2、最近一期交費憑證；
3、被保險人戶籍證明或身份證明；
4、由本公司認可醫院出具的被保險人殘疾程度鑒定書；
5、被保險人所能提供的與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傷害程度等有關的其它證明和資料。
三、如委託他人代為申領，應提供授權委託書及受託人身份證明。
第十二條身體檢查如本公司認為必要，可以要求被保險人進行體檢。
第十三條續期保險費的支付、寬限期續期保險費應按保險單所載明的交費方式交付，如到期未交付，自交費日期的次日起六十日為寬限期。寬限期內發生保險事故的，本公司承擔保險責任，並從所給付的保險金中扣除欠交的保險費及利息。
第十四條合同效力的中止除本合同另有約定外，投保人逾寬限期仍未交納保險費的，則本合同自寬限期滿的次日零時起效力中止。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間，本合同將中止保單紅利分配。
第十五條合同效力恢復本合同效力中止後二年內，投保人申請恢復合同效力的，應填寫復效申請書，並按本公司規定提供被保險人健康聲明書或本公司指定醫療機構出具的體檢報告書，經本公司審核同意，雙方達成復效協議，自投保人補交保險費及利息後的次日零時起，合同效力恢復。
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內雙方未達成復效協議的，本公司有權解除合同。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的，本公司退還寬限期開始前一日本合同現金價值；未交足二年保險費的，本公司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與扣除手續費後保險費兩者中之較大者。
第十六條減額交清在本合同生效二年後且具有現金價值的情況下，投保人逾寬限期未交納保險費的，如投保人在投保時進行約定或寬限期滿前書面同意，本公司將根據寬限期開始前一日本合同現金價值數額，在扣除各項欠款本息後將本合同轉為本公司認可的保險，交清後的保險金額按現金價值相應比例確定。
第十七條保單質押貸款本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且保險期間滿二年時，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投保人可憑保險單向本公司申請質押貸款。經本公司同意，貸款金額以貸款時「現金價值凈額」的70%為限，每次貸款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貸款利息在貸款到期時應與本金一並歸還，逾期不還者，貸款本息與其他各項欠款本息達到保險單現金價值全數時，本合同終止。
貸款利率按「貸款時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五年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與「預定利率（2%）加貸款日前最近一次公布的分紅率之和」兩者中之較大者執行。逾期還款者，逾期期間的利率按上述辦法再上浮一個百分點執行。
上述所稱「現金價值凈額」是指本合同現金價值扣除欠交的保險費及利息以及其他欠款本息後的余額。
投保人申請保單質押貸款須填寫申請書，並憑保險單、最近一期交費憑證、投保人的戶籍證明或身份證明辦理。
第十八條減保本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且保險期間滿二年時，投保人可以申請進行減保，將有效保險金額中基本保險金額部分和累計紅利保險金額部分同比例減少，並領取減少部分對應的現金價值，但減保後的有效保險金額不得低於一萬元。減保後的保險費按照下列公式計算：
減保後的保險費=本次減保前的保險費×(1—減保比例)
本公司按減保後的有效保險金額承擔保險責任。
第十九條年齡確定與錯誤處理
一、被保險人的年齡以周歲計算。
二、投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的真實年齡在投保單上填明，如果發生錯誤應按照下列規定辦理：
1、投保人申報的被保險人年齡不真實，並且其真實年齡不符合本合同約定的年齡限制的，本公司可以解除合同，並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與扣除手續費後保險費兩者中之較大者，但是自合同生效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
2、投保人申報的被保險人年齡不真實，致使投保人的實交保險費少於應交保險費的，本公司有權更正並要求投保人補交保險費及利息；如已發生保險事故，本公司將根據正確年齡的保險費率，計算並給付該保單狀態下的實際有效保險金額。
3、投保人申報的被保險人年齡不真實，致使投保人實交保險費多於應交保險費的，本公司應將多收的保險費無息退還投保人。
第二十條地址變更投保人住所或通訊地址有變更時，應及時以書面形式通知本公司，投保人未以書面形式通知的，本公司將按保險單註明最後住所或通訊地址發送有關通知，並視為已送達投保人。
第二十一條合同內容變更在本合同有效期內，經投保人和本公司協商，可以變更本合同的有關內容。變更本合同的，應當由本公司在原保險單或者其它保險憑證上批註或者附貼批單，或者由投保人和本公司訂立變更的書面協議。
第二十二條投保人解除合同的處理
一、投保人於本合同生效後，可以書面通知要求解除本合同。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時，應提供下列證明和資料：
1、保險單或其它保險憑證；
2、最近一期交費憑證；
3、解除合同申請書；
4、投保人身份證明。
二、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本合同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請書之日起，保險責任終止。已交足二年保險費的，本公司於收到上述證明和資料三十日內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未交足二年保險費的，本公司退還本合同現金價值與扣除手續費後保險費兩者中之較大者。
第二十三條失蹤處理被保險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內失蹤，經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本公司根據該判決所確定的死亡日期支付身故保險金。
若日後被保險人生還時，受益人應將已申領的身故保險金於三十日內退還本公司。
第二十四條爭議處理合同爭議解決方式由當事人約定從下列兩種方式中選擇一種：
一、因履行本合同發生的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提交仲裁委員會仲裁；
二、因履行本合同發生的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第二十五條釋義
艾滋病病毒（HIV）：HIV是一種逆轉錄病毒，它具有極強的迅速變異能力，主要存在於感染者和病人的體液(如：血液、精液、陰道分泌物、乳汁等)及多種器官中，並通過含HIV的體液交換或器官移植而傳播。HIV直接侵犯人體的免疫系統，破壞人體的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功能。
艾滋病(AIDS)：艾滋病學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是由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而引起的終生傳染性疾病。HIV破壞人體的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系統，使人體發生多種不可治癒的感染和腫瘤，最終導致被感染者死亡。
周歲：以法定身份證明文件中記載的出生日期為計算基礎。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意外傷害：是指遭受外來的、突發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體受到傷害的客觀事件。
手續費：是指每張保單平均承擔的保險公司營業費用、傭金以及本公司對該保單所承擔的保險責任所收取的費用三項之和。
利息：以「計息當日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五年期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與「預定利率(2%)加計息日前最近一次已公布的分紅率之和」兩者中之較大者為利息率按復利計算。
認可醫院：是指經本公司指定或同意的二級以上非盈利性醫院或者二級以上社保定點醫院。
身體全殘：本合同所述「身體全殘」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1）雙目永久完全失明；
（2）兩上肢腕關節以上或兩下肢踝關節以上缺失；
（3）一上肢腕關節以上及一下肢踝關節以上缺失；
（4）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以上缺失；
（5）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下肢踝關節以上缺失；
（6）四肢關節機能永久完全喪失；
（7）咀嚼、吞咽機能永久完全喪失；
（8）中樞神經系統機能或胸、腹部臟器機能極度障礙，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為維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動，全需他人扶助的。
失明：包括眼球缺失或摘除、或不能辨別明暗、或僅能辨別眼前手動者，最佳矯正視力低於國際標准視力表，或視野半徑小於5度，並由本公司指定有資格的眼科醫師出具醫療診斷證明。
關節機能的喪失：系指關節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關節不能隨意識活動。
咀嚼、吞咽機能的喪失：系指由於牙齒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質障礙或機能障礙，以至不能作咀嚼、吞咽運動，除流質食物外不能攝取或吞咽的狀態。
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需他人扶助：系指食物攝取、大小便始末、穿脫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為之，需要他人幫助。
初始基本保險金額：為投保人在投保時選定的保險金額。
基本保險金額：在投保時，基本保險金額為初始基本保險金額；投保人在保險期間內首次減保時，基本保險金額為初始基本保險金額按減保比例減少後的余額；以後減保時，基本保險金額為減保前基本保險金額按減保比例減少後的余額。
紅利保險金額：指在生效對應日或年度分紅率公布日因分配年度紅利所增加的保險金額。
有效保險金額：主要包括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紅利保險金額兩部分；在被保險人發生保險責任范圍內的身故、全殘保險事故時，有效保險金額還包括因可能分配終了紅利（以體恤金的形式）而相應增加的保險金額。
本合同生效一年後，若被保險人身故、全殘或本合同項下的有關變更發生於某一保單年度期間（不包括生效對應日），則保險事故發生日或變更日的有效保險金額為該保險事故發生日或變更日前一生效對應日的有效保險金額與不足整保單年度的紅利保險金額之和。前述不足整保單年度的紅利保險金額按本公司最近一次已公布的分紅率和前一生效對應日至保險事故發生日或變更日經過的整月數折算。
本條款第四條第（二）項中的「因上述以外的其它原因導致合同效力非正常終止」：指因發生責任免除事項導致的保險合同終止，或者因不如實告知、投保人解除保險合同、減額交清、年齡錯誤及中止期滿未達成復效協議等情形所導致的保險合同終止；在減保時，指因減少部分保險金額導致的保險合同部分終止。
本合同現金價值：主要包括基本保險金額和累計紅利保險金額對應的現金價值；在合同效力因本條款第四條第（二）項所述情形非正常終止時，「本合同現金價值」還包括因可能分配特別紅利所增加的現金價值。
本公司：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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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專業代理訴訟：同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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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險公司為什麼不能倒閉
根據<保險法>第85條之規定，經營有人壽業務的保險公司，除分立，兼並之外，是不允許倒閉的。
在這里，這是國家法律所規定的，所以不能倒閉。
另外，財產保險公司是允許倒閉的。
保險法是指調整保險關系的一切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內容主要包括保險合同法、保險業組織法、保險監管法等。凡有關保險的組織、保險對象以及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等法律規范等均屬保險法。
(2)日本保險合同法擴展閱讀：
法律種類
保險法具體可分為以下四種：
1、保險業法
保險業法又叫保險業監督法，是調整國家和保險機構的關系的法律規范。凡規范保險機構設立、經營、管理和解散等的有關法律均屬於保險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於1985年3月3日發布的《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對保險企業的設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等做了具體規定，即屬於保險業法性質。
2、保險合同法
保險合同法又叫保險契約法，是調整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關系的法律規范。
保險方與投保方的保險關系是通過保險合同確定的，凡有關保險合同的簽訂、變更、終止以及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法律，均屬保險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關於保險合同的規定，1983 年9月1日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財產保險合同條例》等。
3、保險特別法
保險特別法，是專門規范特定的保險種類的保險關系的法律規范。對某些有特別要求或對國計民生具有特別意義的保險，國家專門為之制定法律實施。
如《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險，英國的海上保險法，日本的人身保險法等。在這種保險特別法中，往往既調整該險種的保險合同關系，也調整國家對該險種的管理監督關系。
4、社會保險法
社會保險法是國家就社會保障所頒發的法令總稱。例如2010年10月28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
C. 保單角色的法律關系
好多呀~~~~~
1.合同生效2年後自殺為何遭拒賠？
王某為自己投保了一份終身壽險保單，合同成立並生效的時間為1997年3月1日。因王某未履行按期交納續期保費的義務，此保險合同的效力遂於1998年5月2日中止。1999年5月1日，王某補交了其所拖欠的保險費及利息。經保險雙方協商達成協議，此合同效力恢復。1999年10月10日，王某自殺身亡，其受益人便向保險公司提出給付保險金的請求。而保險公司則認為「復效日」應為合同效力的起算日，於是便以合同效力不足兩年為理由予以拒賠。王某的受益人遂向法院提起公訴。
分析：根據《合同法》的相關原理來分析，合同效力的」中止」不同於」終止"，"中止"僅僅是合同效力的暫時中斷而非永久性失去效力。當投保人與保險人達成協議並補交了保費及利息後，合同效力恢復，所有原條款包括自殺條款在內，在沒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其效力應該回溯到原始狀態(即合同成立之日)，因此將自殺條款的效力起算日延後是不合理和顯失公平的。
本案中保險合同的自殺條款效力應該從合同成立日算起，並且已滿兩年期限，保險公司應按合同規定給付保險金與王某保險金受益人。
2.免責條款有「瑕疵」中人壽被判賠償
近日，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審結了胡某（11歲）狀告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壽保險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判決人壽保險公司支付胡某保險金7千餘元。
胡某是懷柔區楊宋鎮中心小學（以下簡稱楊宋鎮小學）在校學生，該小學於1999年9月17日至2002年9月18日，連續為該校的學生集體在人壽保險公司投保了「國壽學生、幼兒平安保險」，附加險為意外傷害醫療保險和住院醫療保險。胡某為被保險人之一，並交納了相應的保險費用。
2001年6月25日，胡某被確診為「左腎母細胞瘤」並住院治療，同年7月19日出院。後又於11月6日，再次入院治療，於12月8日出院。人壽保險公司根據胡某的理賠申請就兩次住院發生的費用進行了理賠。去年9月15日，楊宋鎮小學再次為該校學生通過北京嘉信保險代理有限公司在人壽保險公司為該校學生投保了國壽學生、幼兒平安保險及附加險。胡棋仍在被保險人之列，並交納了保險費用50元，保險期限為2003年9月15日0時起至2004年9月14日24時止。2004年1月和2月，胡某又兩次住院治療，但人壽保險公司拒絕理賠，故胡某將人壽保險公司告上法庭，並要求人壽保險公司理賠9250.46元。
人壽保險公司則辯稱，其免責條款約定：「被保險人投保前所未治癒患疾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故不同意理賠。
分析：
經法院經審理認為，胡某與人壽保險公司之間的保險合同法律關系依法成立。根據人壽保險公司向被保險人出具的保險憑單背面條款所載免責情形的第十條的規定為：「被保險人首次投保前所患未治癒疾病導致死亡或殘疾，或已有疾病及殘疾的治療和康復」，故法院做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即做出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因人壽保險公司確認胡某首次投保時間為1999年9月，在此之前胡棋並未患有「左腎母細胞瘤」，也並不存在所患「左腎母細胞瘤」尚未治癒的情形。胡某在連續投保的保險期間所患的同一疾病，不屬於人壽保險公司免責條款范圍之內，人壽保險公司應當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即賠償胡某住院醫療保險金7650.47元。人壽保險公司以其出具的國壽學生、幼兒平安保險附加住院醫療保險條款第四條第六項中規定：「被保險人投保前所患未治癒疾病及已有殘疾的治療和康復」作為拒賠理由，因人壽保險公司未能提供其向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提供了上述條款的相關證據，故該條款記載的免責條款對被保險人不產生法律效力。約束雙方的合同依據應為人壽保險公司交付給胡某保險憑證。故人壽保險公司的抗辯理由不能成立。
3.兇手能成為受益人嗎？
1999年2月長春市某廠職工鄭某因其子考試不及格而對兒子進行毆打。毆打中，其子頭部正中一棒當即昏迷不醒，經搶救無效死亡。法醫鑒定為外力致顱傷而死。不久，鄭某被刑事拘留。鄭子，14歲，生前由所在學校投保了學生健康平安保險。案發後，鄭之妻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分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於：兇手能否成為受益人。《保險法》第27、64條分別對保險公司解除保險合同或不承擔賠償或給付責任，受益人喪失受益權的條款適用范圍作了明確界定。作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只有在「故意製造保險事故」的情況下，才喪失索賠權和受益權。鄭某的行為已認定是「過失」而非「故意」，所以鄭某未喪失索賠權和受益權。第二種意見正是以這一點為主要依據得出結論的。因此，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鄭某完全有權成為受益人。
4.小孩投保平安險失蹤半年能否獲賠
去年張先生為自己十四歲的兒子投保了學生平安險，保險金額為六千元，保險期限為一年。當年期末考試後，其子因成績較差而被學校做留級處理，當天返家後即遭其父的責罵和毒打。第二天張先生下班歸家發現其子失蹤，離家出走，便和親屬四處尋找，至今半年仍音信全無。無奈之下，張先生請求人民法院宣告失蹤，並持法院的失蹤證明請求給付保險金。
分析：保險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活動，不承擔扮演社會慈善或救濟機構角色的責任，故須依法經營。若被保險人失蹤滿四年，經其父母申請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才能按宣告死亡給付保險金。但若給付後被保險人又重新出現，則張先生仍負有返還保險金義務。
因張先生所持的只是失蹤證明，而保險公司只能在宣告死亡的情況下，才給付保險金，所以，保險公司不給付死亡保險金。
5.交通事故後被害者自殺保險公司是否承擔責任
在交通事故中被害者負傷後，由於無法忍受傷痛而自殺的情況下，該交通事故和被害者自殺之間有無因果關系，在日本引起了一場訴訟。因為，這涉及到保險公司是否應當承擔保險責任的問題。在交通事故日益增加的今天，如何公正地解決這個問題，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事實概要訴外A（被害者）乘坐X1（原告，被害者的丈夫）駕駛的私家轎車去商場，坐在助手席上，當車輛在商場的交通管理人員的指揮引導下，打開轉向燈，准備進入商場的停車場時，突然被從前面疾駛而來的Y1（被告，加害者）所駕駛的卡車撞擊，致使乘坐在助手席上的A頭部負外傷，頸椎和背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傷害。由於頭部的外傷引起視神經也受到損傷。根據交通警察的現場勘察，認定X在駕駛過程中沒有任何違規行為，這起事故完全是Y1的過錯。因此，Y1和Y2（被告，Y1投保的保險公司）向A支付了所有的醫療費用以及精神撫慰費。A在遭遇到交通事故而受傷以後，無法忍受頭部外傷的疼痛，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在交通事故發生1年後，在居所懸梁自盡。X1和X2（被害者A的兒子）向Y1和Y2（被告，Y1投保的保險公司）請求對A的死亡進行損害賠償。Y1和Y2以A的自殺同交通事故沒有因果關系為由，拒絕賠償。X1和X2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認定A的自殺同交通事故有相當的因果關系。因此，判Y1和Y2承擔賠償A死亡所帶來的損失。
分析：案情中可以得知，Y1的過失是100％，正由於Y1的過失導致了A的負傷，並在積極治療以後，仍然留下了十分嚴重的後遺症。A為病痛所折磨，並且遭受了精神上的打擊，使得A在無法忍受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之後，走上不歸之路。從導致A自殺這一結果來看，其原因是雙重的，就是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而產生這雙重痛苦的直接原因為本案中所涉及的交通事故。為此，根據案情所列舉的事實，可以推斷出該自殺與交通事故有相當的因果關系。
根據日本的《自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障法》的規定，凡是機動車輛必須加入「自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它是第三者責任保險，屬於強制性保險。Y1自己擁有卡車，所以也不例外，他在事故發生之前已經加入了上述保險。根據交通事故現場的勘察，Y1駕駛該車肇事，在該交通事故中應當負全部責任。地方法院在對交通事故與A的自殺之間做出了有相當因果關系的判斷，根據「自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條款的損害補償原則的規定，本應由Y1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就應當由保險公司來填補。對此，筆者完全贊同法院的判決
6.一起典型的保險案例
1999年4月20日，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下文批准賠付阜陽市蒙城縣被保險人盧鑫子女20萬元，為該案圓滿劃上了句號。
1997年11月27日，中國人壽保險蒙城支公司業務員江某到縣城寶塔公司西側找到家電經營戶盧鑫勸其投保，而盧卻很不情願地投保了「為了明天終身保險」和「夕陽紅遞增養老保險」，保額各10萬元，但1．3萬元的保費卻未交。業務員江某為了促成這份保單，同時也為了盧某的利益，就為盧某代付了保費，直到第二年春天，江某才從盧某的家電門市部提走家電充抵保費。保險公司既然簽了單，則合同有效，後盧某出現意外傷亡，保險公司按合同賠付，可謂一諾千金。
分析：無
7.體檢時死亡保險公司該賠付嗎？
黃某於2002年4月11日為顏某向某保險公司投保「平安鴻盛」保險金額檔次1萬元，同時預交了首期保險費1181元。保險公司開了「人身險暫收收據」給原告。由於顏某超齡，保險公司於2002年4月25日向投保人發出要求被保險人進行體檢的新契約通知書。4月26日，業務員帶領被保人顏某到醫院體檢。顏某在體檢開始之前疾病發作，當時辦理了住院。經診斷為（1）肺部感染性休克；（2）風心病；（3）心衰，住院至4月29日死亡。原告黃某於2002年10月21日向法院起訴，要求保險公司賠償，後雙方達成和解：保險公司退給原告保險費1181元；同時按照保險責任一年內疾病身故支付1000元；承擔案件受理費230元；共計2411元。原告同意放棄訴訟請求及保險責任等一切權力。協議履行之後，原告又於2002年12月20日再次起訴，要求被報告賠償。
一審法院認為，原告黃某，被保險人顏某與保險公司簽了人壽險投保書並交了首期保險費，由於顏某超齡需要體檢，待體檢合格才能正式簽訂合同。所以原、被告並未正式簽訂保險合同。原告訴訟請求是被保險人意外死亡賠償，因證據不足，不予支持。且被告已依據雙方協議向原告退回首期保費1181元和基於人道主義補給原告1000元共計2181元。故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由原告承擔訴訟費用。一審判決後，原告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認為，投保人提交的投保書是要約。保險公司發出的新契約通知書未明確表示是否同意承保，而是要求被保險人進行體檢。因此，不是承諾，而是一份新要約。投保人若同意通知書的內容，按保險公司的要求進行體檢並提供被保險人身體健康的體檢報告給保險公司後，就完成了對保險公司該份新要約的承諾，投保人與保險公司的保險合同才成立。本案中，投保人及被保險人雖然同意進行體檢，但被保險人在進行體檢時發病死亡，尚未完成體檢，也未提供被保險人的體檢報告，因此保險合同未成立。故上訴人以雙方之間的人身保險合同已經成立為由，要求保險公司承擔責任的理由不成立。另外，在人身險暫收收據中，雖然註明在收取首期保險費至保險公司同意承保並簽發保險單期間，如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事故身故或者按照投保人申請的保險合同條款規定，保險公司將按照投保人所申請的意外身故責任給付意外身故保險金或按照所申請的保險合同條款規定，承擔相應免體檢額的疾病身故保險金。本案中，被保險人因為肺部感染性休克、風濕性心臟病等疾病死亡。保險公司要求被保險人進行包括物理檢查、尿常規、心電圖等內容的體檢，被保險人也同意。因此，被保險人的死亡不是意外事故身故，也不屬於免體檢額的疾病身故。上訴人於2002年10月21日第一次向人民法院起訴後，雙方已經就爭議事項達成協議並已履行。上訴人以同一事實和理由提起訴訟，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其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受理費由上訴人承擔。
分析：7.本案卻揭示了一個保險合同糾紛中常見的問題：在保險費預交的情況下，人身保險合同何時成立？
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合同的訂立需經過「要約、承諾」的過程。從《保險法》第十三條「投保人提出保險要求，經保險人同意承保，並就合同的條款達成協議，保險合同成立」的規定看。投保人提出保險要求即訂立保險合同之要約，而保險人同意承保並就合同的條款達成協議即承諾。當該過程完成之後，保險合同成立。
人身保險合同的訂立同樣需經歷要約、承諾的過程。以個人人身險保險合同為例，依據當前國內的銷售模式，合同的訂立一般要經歷：業務員通過向潛在的投保人進行宣傳及保障規劃等發出保險銷售信息（展業）、投保人根據保險人的要求，在業務員的指導下填寫相關文件並提交相應資料以提出保險要求（投保）、保險人根據投保人的情況進行審核並作出審核決定、審核決定經投保人確認後保險人印製保單並交付投保人（承保）。從法律的角度看，此過程可以歸結為要約邀請（展業）、要約（投保）、承諾（承保）三個過階段。該過程中，保險人的審核決定依保險標的風險狀況不同而不同。根據審核決定種類的不同，承諾的時間落點及承諾的主體亦會有所差異，從而導致合同成立時間上的差別：
1、對於延期承保的決定而言，實質是對合同訂立時間進行了更改，屬於保險人向投保人發出的新要約。其目的在於向投保人表明在將來的某一時間再訂立合同。如果投保人無異議，雙方即達成一個預約（合同）。這種情況下，不涉及本次合同成立的問題。
2、對於附加條件承保（即加費承保或者增加特別約定除外承保），因保險人對投保人要約的對價條款或者保險責任條款進行了更改，性質上構成新要約。該新要約僅針對本次保險合同的訂立而言。根據合同法，要約發出後，若未被有效撤銷，要約發出人應受其所發出要約內容的約束，一旦要約被對方接受，即構成承諾。在這種情況下，承諾的主體為投保人，合同於投保人接受該附加承保條件時起成立。
3、對於保險人要求投保人補齊投保材料、接受體檢或者重新指定受益人等情況，由於其實質僅在於要求要約人完善要約內容，並未構成要約內容之改變，故不構成新要約。在這種情況下，合同何時成立在保險人審核決定作出後，以上述規則確定。
本案屬於上述第三種情況，保險公司經過對投保書進行審核，發出要求被保險人進行體檢的新契約通知書。從內容上看，該通知書並未寫明是否同意承保，而是要求投保人進一步提供體檢及健康狀況的資料。因此該通知書既非同意承保的承諾，也非新的要約。因此投保人簽收通知書並根據通知書的要求進行體檢的行為並不表明保險合同已經成立。
另一方面，由於被保險人的死亡原因為疾病死亡，並不符合保險條款中「意外死亡」的定義，同時被保險人的情況也不屬於暫收收據中所約定的免體檢額的疾病身故。因此，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成立之前的體檢過程中死亡，也自然不可能依據「暫收收據」的約定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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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哪個國家將保險監督管理法與保險合同法合並立法
解放前，中國曾進行過一些保險的立法工作，由於政局不穩，沒有相應的執行措施，所以大部分沒有真正的實施。
新中國成立後，保險立法工作很曲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保險立法工作才有了很大進展，中國先後頒布了一些單項的保險法規。這此法規有些屬於保險合同法的范疇，有些屬於保險為法的范疇，有些屬於保險特別法的范疇。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一次法律的形式對海上保險做了明確規定。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了《保險法》，這是建國來中國的第一次保險基本法。採用了國際上一些國家和地區集保險業法和保險合同法為一體的立法體例，是一部較為完整、系統的保險法律。
2002年，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根據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的決定》，《保險法》做了首次修改，並於2003年1月1日起實施。
最新的《保險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於2009年2月28日修訂通過的。
保險法具體可分為以下四種：
1、保險業法
保險業法又叫保險業監督法，是調整國家和保險機構的關系的法律規范。凡規范保險機構設立、經營、管理和解散等的有關法律均屬於保險業法。
2、保險合同法
保險合同法又叫保險契約法，是調整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關系的法律規范。保險方與投保方的保險關系是通過保險合同確定的，凡有關保險合同的簽訂、變更、終止以及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法律，均屬保險合同法。
3、保險特別法
保險特別法，是專門規范特定的保險種類的保險關系的法律規范。對某些有特別要求或對國計民生具有特別意義的保險，國家專門為之制定法律實施。如英國的海上保險法，日本的人身保險法。在這種保險特別法中，往往既調整該險種的保險合同關系，也調整國家對該險種的管理監督關系。
4、社會保險法
社會保險法是國家就社會保障所頒發的法令總稱。
E. 保險法的立法進程
解放前，中國曾進行過一些保險的立法工作，由於政局不穩，沒有相應的執行措施，所以大部分沒有真正的實施。
新中國成立後，保險立法工作很曲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保險立法工作才有了很大進展，中國先後頒布了一些單項的保險法規。這此法規有些屬於保險合同法的范疇，有些屬於保險為法的范疇，有些屬於保險特別法的范疇。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一次法律的形式對海上保險做了明確規定。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了《保險法》，這是建國來中國的第一次保險基本法。採用了國際上一些國家和地區集保險業法和保險合同法為一體的立法體例，是一部較為完整、系統的保險法律。
2002年，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根據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的決定》，《保險法》做了首次修改，並於2003年1月1日起實施。
最新的《保險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於2009年2月28日修訂通過的。
保險法具體可分為以下四種：
1、保險業法
保險業法又叫保險業監督法，是調整國家和保險機構的關系的法律規范。凡規范保險機構設立、經營、管理和解散等的有關法律均屬於保險業法。
2、保險合同法
保險合同法又叫保險契約法，是調整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關系的法律規范。保險方與投保方的保險關系是通過保險合同確定的，凡有關保險合同的簽訂、變更、終止以及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法律，均屬保險合同法。
3、保險特別法
保險特別法，是專門規范特定的保險種類的保險關系的法律規范。對某些有特別要求或對國計民生具有特別意義的保險，國家專門為之制定法律實施。如英國的海上保險法，日本的人身保險法。在這種保險特別法中，往往既調整該險種的保險合同關系，也調整國家對該險種的管理監督關系。
4、社會保險法
社會保險法是國家就社會保障所頒發的法令總稱。
F. 保險合同法和保險業法是什麼區別
調整保險活動中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以及收益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的重要民商事法律，是國家對保險企業、保險市場實施監督管理的法律。保險法是調整保險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保險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保險法是指保險法典、廣義的保險法不僅包括保險法典，還包括其他法律、法規中有關保險的法律規定，以及保險的習慣，有關保險的判例和法理。保險法應包括保險業法、保險合同法和保險特別法三部分內容。（一）保險業法保險業法是調整國家和保險機構的關系的法律規范。凡規范保險機構設立、經營、管理和解散等的有關法律均屬於保險業法。（二）保險合同法保險合同法，是調整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關系的法律規范。保險方積投保方的保險關系是通過保險合同確定的小凡有關保險合同的簽訂、變更、終止以及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法律，均屬保險合同法。（三）保險特別法保險特別法，是專門規范特定的保險種類的保險關系的法律規范。對某些有特別要求或對國計民生具有特別意義的保險，國家專門為之制定法律實施。如英國的海上保險法，日本的人身保險法。在這種保險持別法中，往往既調整該險種的保險合同關系，也調整國家對該險種的管理監督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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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日本311保險業賠付
日本壽險業雖然起步較歐美稍晚，但經過100多年的發展，19世紀80年代已成為世界壽險業最發達的國家。上個世紀90年代市場規模一直居世界首位，但在1999年被美國超越，排名居世界第二位，佔世界份額的26.4％，相比排名第三的英國多出2倍多。
幾經沉浮
日本壽險公司的經營環境逐漸惡化，具體表現為各壽險公司的利潤降低，合同解約增加，新的承保合同增長緩慢
目前，人壽保險已經深入日本的國民生活，日本的人壽保險業已經達到一個非常發達的階段。1996年，日本壽險公司的保費收入為29.4萬億日元，個人壽險新增加合同1219.8萬件，當年市場上的主要個人壽險險種及佔新增加合同件數的比重為：終身保險附加定期死亡保險23.1％；疾病保險18.0％；定期死亡保險155.5％；兩全保險11.3％；終身保險8.3％。
但是，自1990年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國內由於利率降低、日元升值。尤其是從2000年至2001年，日本壽險保費收入的增長率為負3.9％，比起呈現活力的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國的人壽保險市場，其成長的失速非常顯眼。
同時，保險的簽約數也自1997年以來一直趨於下降，今後隨著少子、高齡化、經濟發展基礎環境的不斷惡化，可以說日本的人壽保險業將進入衰退期。
據日本生命保險文化中心1997年《全國壽險實況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國民的家庭投保率為93％，居世界第一位；投保件數為4.9件，投保金額約1.3億日元，年繳保費67.6萬日元，占年收入的10.1％。
2001年日本壽險收入佔世界24.79%，占亞洲的壽險收入的77.99%。2002年，日本各保險公司的壽險保費收入已達到255118億日元（合354553百萬美元），較2001年度減少2.3％，但仍占整個日本保險業務總額的79.6％，全世界壽險份額的23.08％，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2002年度壽險承保金額為1675兆1817億日元，是日本國民凈收入的4.6倍。
2003年《全國壽險實況調查》的結果是：日本國民的家庭投保率為89.6%，仍居世界第一位，投保件數為4.3件，投保金額為4698萬日元，年繳保費53.1萬日元，占年收入的9.2%。
日本壽險市場（法定社會保險除外）主要由各家壽險公司（在日本，稱為民間保險公司）、郵政局和農協共濟會經營。截至1995年末，這三者當年的保費收入分別為30.8萬億日元、14.6萬億日元和3.3萬億日元；其資產分別為174.4萬億日元、92.4萬億日元和9.3萬億日元。
多元化發展
保險險種是保險公司經營的商品，日本壽險市場的主要險種隨著壽險市場的發展此消彼長，不斷變化
日本壽險市場的主要險種從普通養老保險（即兩全保險）到多倍型付定期養老保險（即普通養老保險加多倍的定期死亡保險），再發展成終身保險、終身保險附加定期死亡保險、年金保險，從而適應被保險人少交保費，同時又能得到更多保障的市場需求。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由於平均壽命的延長，人們開始對以低廉的保費獲得終生保障的終身保險看好。尤其是1985年費率下調之後，銷售勢頭由附有定期的兩全保險迅速地轉向附有定期的終身保險。
時至今日，附定期的終身保險已佔據各壽險公司主力商品的寶座，據日本生命文化中心統計，1998年新保單承保額的構成比中，附定期終身保險佔50.6％。附定期終身保險的內容構成，也隨著保險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而變得日趨豐富。例如：定期保險的附加險種類繁多，而且在保費付費期結束之後，還可將終身保險的保障內容轉換為養老年金保險、夫婦養老年金保險、護理保險等。
追溯到1957年，日本的壽險業已恢復到二戰前水平。此時，保險市場的主要險種仍為普通養老保險。從1955年到1965年，日本經濟以15％的年增長率遞增，通貨膨脹逐步加劇，家庭出現小型化，汽車普及造成交通事故頻發，死亡人數劇增，市場需要以較低保費獲得較高保障的死亡保險。於是1959年，日本壽險市場出現了3倍型付定期養老保險。至1965年，付定期養老保險已超過普通養老保險的市場佔有率。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葉，日本大壽險公司又相繼推出10倍型、15倍型付定期養老保險，壽險賠付進一步趨向高倍率化。至1975年，普通養老保險的市場佔有率已經從1965年的50.2％下降為17.7％，而同期多倍型付定期養老保險的市場佔有率則從25.4％上升到39.3％，成為當時日本壽險市場的主要商品。1975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後，日本經濟進入了相對平穩發展的時期。
20世紀80年代，日本社會進入了老齡化時代，帶有儲蓄功能的個人年金保險和終身保險越來越受重視，付定期養老保險則開始萎縮。到了1992年，付定期養老保險的市場佔有率降至11.4％，終身保險的市場佔有率達23.7％，個人年金保險的市場佔有率達16.1％。這樣，保費較低的終身保險、終身保險附加定期死亡保險和帶有儲蓄功能的年金保險取代了付定期養老保險，成為該時期壽險市場的主要商品。
從1982年起，壽險公司相繼推出了醫療保險。從此，日本壽險市場進入了商品多元化時代。最近的新商品有三大疾病保障保險和生前給付附加險。兩者都是為適應人們「保險應在生存時受益」這種生前給付需求適時推出的新型人壽保險。
三大疾病保障保險不僅在死亡時，而且在確診患癌症、急性心肌梗塞、腦中風這三大疾病時就可領取與死亡保險金同額的保險金。生前給付附加險是附加在附加定期終身保險等主力商品上，只要確診被保險人只有6個月餘生命時，就可以提前領取死亡保險金的全部或部分。這一附加險無須繳納保費，不僅新簽保單可以附加，老保單也可以中途附加。
作為今後的發展動向，附加定期終身保險毫無疑問地會取代附加定期兩全保險的地位。今後以20～30歲年齡段的客戶為銷售重點的商品也會越來越多，並通過把面向年輕人的商品作為主險，附加各種附加險，如：女性疾病附加險、門診附加險、護理附加險、癌症附加險、年金附加險、生前給付附加險等，提高保單附加價值的方法完善商品。
最近，部分保險公司推出了風險細分型的「優良體保險」。該險種是在以往的壽險承保條件之上進一步增設嚴格的健康條件，設定「優良體」，符合「優良體」條件的被保險人可以以更優惠的保費投保。
1996年起，各保險公司可以自行規定保險分紅。1999年4月起各大壽險公司可以自行規定費率，對投保多的客戶提供價格優惠服務。日本生命保險公司在1999年4月成功地推出了「保險賬戶」。該制度是將保戶家庭投保該公司的若干張保單，統歸在戶主的名下，進行統一管理，並給予各種優惠服務。
此外，有些公司還通過保險直銷來（例如：通訊販賣等）降低成本，低價將商品投入壽險市場。為了進一步適應顧客的多樣化需求，各壽險公司正在努力地進行改進商品和完善服務。
又遭退保風波
日本七大人壽保險公司近期宣布，由於投資收益受股價暴跌與低利率的影響以及客戶的退保風潮，七大壽險公司2002年度的經營業績進一步惡化
在截止於2003年3月31日的2002年內，七大壽險公司的利潤下降了大約6.7％，利潤總額從2001年度的4982億日元降到2002年度的4650億日元（約合39億美元）。
這七大壽險公司包括日本生命保險公司、第一生命相互保險公司、住友生命保險公司、富士生命保險公司、朝日生命相互保險公司、三井生命保險公司以及安田生命保險公司。
各壽險公司聲稱，它們少得可憐的投資收益率與平均的保單保證收益率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七大壽險公司的投資收益率也未達到保單保證收益率，其投資收益總額從2001年度的1.14萬億滑落到2002年度的1.07萬億。
盡管日本政府近日已經向國會提交了有關避免壽險公司破產的議案，但是七大壽險公司聲稱它們沒有下調保單保證收益率的計劃。據悉，該議案旨在讓壽險公司下調保單保證收益率、暫緩退保。
鑒於各壽險公司的保單受歡迎程度已大不如前，除規模最大的日本生命保險公司外，其他六大壽險公司在2002年均因保單終止而支付的退保費遠遠超過了其銷售的新保單的價值。七大壽險公司支付的退保費由2001年度的107.63萬億降到2002年度的100.74萬億，同時銷售的新保單的價值也由90.92萬億下降為85.14萬億。七大壽險公司的保費收入也相應從2001年度的18.44萬億下降到2002年度的16.88萬億。而壽險保單終止的速度放慢成為2002年度壽險公司惟一的亮點。
在投資市場上，日本七大壽險公司在2002年度享有2.25萬億未實現的債券收益，較2001年度的1.4萬億的收益相比有了大幅提高。考慮到日經指數在2002年下跌了27％，七大壽險公司在債券市場的未實現收益也是對其在股市上擁有的2698億日元未實現損失的彌補。
在七大壽險公司中，只有日本生命保險公司和富士生命保險公司宣布在股市上擁有未實現的收益，其中日本生命保險公司的未實現收益數額為6690億日元，富士生命保險公司未實現收益數額為37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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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保險合同法和保險業法是什麼區別
調整的法律關系不同抄。
保險合同法——主要解決外部問題，即調整保險公司公司與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的法律關系。
保險業法——主要解決內部問題，即調整保險主體與監管部門的關系，以及保險公司內部管理和風險控制的問題。
I. 英美合同法和我國合同法的區別有哪些
一、關於法律適用范圍的比較
1、通則的適用范圍
我國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與國際私法協會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1]有一定關聯性，通則的有些規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可以適用的。我國《合同法》第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該條規定與通則前言第2款規定一致，即在當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則管轄時，適用通則。因此，我國當事人在與涉外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可約定適用通則。該通則比《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更寬泛得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除國際商事合同外，該通則也可替代國內法適用。如前言第4條規定，「當無法確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對某一問題的相關規則的，通則可對該問題提供解決辦法。」 該條規定旨在說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國內法管轄，但對案件解決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從通則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以往我國的司法實踐在處理案件遇到困難時，一般求助司法解釋、學理解釋，還有專家論證。現在通則關於交易糾紛的一些規定又給我們開辟了解決糾紛的途徑。通則不是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適用與否完全可依當事人的意思選擇，但是要明確的是，通則是由近20個國家的法律專家對國際交易的規則進行潛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較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適用范圍要寬泛得多。參照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為我國《合同法》的立法與適用拾遺補缺。通則的寬容之處在於，任何規定都不得限制根據有關國際法原則而應適用的強制性規則的適用，無論這些理制性規則是國家的、國際的還是超國家的（1.4條）；除通則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可以排除通則的適用，或者減損或改變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因通則所具有的這種非強制性，當事人根據各自的情況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該原則適用，使之更適合於當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屬於通則范圍之內但又未被通則明確規定的問題，應盡可能地根據通則確定的基本原則來處理」（1.6），這就給我們在實務中遇到法律障礙的時候提供了有益的鑒鏡。
2、關於格式條款的理解與適用
《合同法》關於格式條款共有三個條款，從表面上看對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少，非但起不到保護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為出具格式合同免責的武器。《合同法》第39條規定，「採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並採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第41條「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於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採用非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亦稱定式合同或標准合同，對於同一種類、性質並且重復交易的行為，採用標准文本，既節約了交易成本、洽談時間、條款的爭議，也有平等待人的「鏡像」。這是人們通過長年累月的交易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此應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許當事人協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賃合同、保險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等）；二是絕大多數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都對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強奸民意。而締約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勢群體，對某些條款即使不同意，但迫於急需無奈，也只有違心簽字；三是有些專業術語，作為締約的另一方難以理解，糊里糊塗簽了字；四是這類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辦，但這些人為了急於收取代理費或中介費的功利目的，常常會對另一方作虛假承諾。對於格式合同最為人們詬病的是保險合同。無論是人壽保險還是財產保險，都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部門立法，其目的並不在於「保險」，而在於「圈錢」。所以保險合同糾紛頻繁出現，投保人屢受拒賠之苦。筆者經常承辦這類案件，對於法律上的障礙困惑費解。
首先，所謂通常理解，可以說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無任何標准，這又給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誰送禮多，誰就獲勝。投保人是弱勢群體，縱然滿身是嘴，也難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險合同的心臟病（心肌梗塞）一條，投保人和保險人完全可以各執一詞。投保人稱心率過速是心臟病的一種，保險人抗辯說，按通常的語法理解，這里的心臟病僅指心肌梗塞。從字面上看，保險人是有道理的，因為按照中國語法習慣的心臟病，只是特指括弧里的「心肌梗塞」，這本身就會使法官處於兩難境地，在實務中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我們認為通則對於確認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規定倒是切中時弊：第2.20條（1）如果標准條款中某個條款是對方不能合理預見的, 則該條款無效, 除非對方明確地表示接受；（2）在確定某條款是否屬於這種性質時, 應考慮到該條款的內容、語言和表達方式。第3.10條：（1）如在訂立合同時，合同或其個別條款不合理地對另一方當事人過分有利，則一方當事人可宣告該合同或個別條款無效。除其它因素外，尚應考慮下列情況：（a）該另一方當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依賴、經濟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對方當事人的缺乏遠見、無知、無經驗或缺乏談判技巧的事實，以及（b）合同的性質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可修改該合同或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業標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無效通知的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該合同或該個別條款，條件是該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後，並在對方當事人依賴該通知行事以前及時告知發送通知一方當事人。本章第13條（2）款的規定相應適用。」 我們認為，《通則》這些條款勝過《合同法》關於格式合同的所有條款，為此，我們建議關於在將來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應將《通則》條款納入國內法，這對於格式合同的糾紛處理將大有裨益。
3、關於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我們認為，對於上述合同規定無效，非但不能保護另一方（守約方）的合法財產利益，恰恰減輕了對不法民事行為人的懲罰力度。對此應借鑒通則第3.3條：（1）合同訂立時不可能履行所承擔義務的事實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2）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無權處置與合同相關聯之財產的事實本身並不影響合同的效力。通則規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當事人已將所有的房屋出賣給另一方並已過戶，在合同已無法履行的情況下，並不影響合同效力，判令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並賠償損失。在一方當事人將無權處置他人的財產的情況下，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就是對擅自簽訂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謂不道德的人予以懲罰，對於欺詐、脅迫等致合同無效的條款，通則的規定也有利於受害人一方。請看通則第3.11條：（1）如欺詐、脅迫、重大誤解或一方當事人錯誤歸因於第三人，或為第三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而第三人的行為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則可宣告合同無效，其條件與由另一方當事人本身簽訂的合同宣告無效的條件相同。（2）如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歸因於第三人，而其行為不由另一方當事人負責，如果另一方當事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此欺詐、脅迫或重大懸殊，或者在合同宣告無效時還未本著對合同的信賴行事，可以宣告合同無效。這兩條較優於合同法的地方在於：第一，對於合同的有效與否的決定權由守約一方決定。可以承認有效，也可以宣告無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規定。第二，守約方宣告無效是對另一方的嚴厲懲罰。因為該條所謂的欺詐，其原因並不在於締約的一方，而在於第三方的原因，這與合同法第52條之規定大相徑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法律規范也屬法律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應當根據國情合理繼受、過濾和消化對我們有益的立法理念，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關於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則》可資借鑒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也可參考。如德國《民法典》第138條第2款將「程序性的」和「實質性的」公平標准合而為一：（1）合同履行和相對履行之間「明顯地不相稱」，（2） 並且一方當事人「通過利用另一方當事人的困境、缺乏經驗、缺乏判斷力或無重大的決斷力」而達成的合同，則合同無效。 [2]以色列對格式合同（標准合同）的限制更為嚴格，該國《合同法》第14條規定，「就契約文句之全部參酌其他情事檢討後確信限制文句對顧客不利，或給予供給等以有危害顧客之虞之利益等，證明該文句之全部或一部為無效」。[3]世界各國對格式合同的免責條款有的稱為「灰色條款」，有的稱「黑色條款」，對此效力都作了嚴格的限制，這符合20世紀以來的照顧弱者的立法潮流，對合同自由原則進行了修正，為此有學者將當前的時代稱為「從契約到身份的回歸」 的時代，頗有幾分合理之處。 因此，筆者建議在未來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釋時，將格式合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的免責條款，規定法院可以直接認定無效，這比所謂通常「理解」更為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
二、關於要約與承諾的比較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部分是要約和承諾的方式部分，即第1條—31條、34條，共計20條之多。這部分條款涵蓋要約、要約邀請、要約的撤回、要約的撤銷、承諾及承諾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則關於要約和承諾計有12條，即2.1—2.12。兩者內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異是值得重視的。《合同法》第13條，「當事人訂立合同，採取要約、承諾方式」。通則第2.1條規定，合同可通過要約的承諾或通過當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但《合同法》對合同的訂立方式只採用要約、承諾方式似乎絕對，也不大符合人們的交易習慣，而《通則》在要約和承諾之外加上「可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而成立」則寬容和豁達，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為。僅此一點，合同法就稍遜一籌。市場交易的實踐表明，所有的合同並不都是要約和承諾達成的。關於通則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訂立合同方式局限於要約和承諾的錯誤已被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所發現。這位德國民法學家尖銳地指出各國立法的偏頗，「近來很多民法典規定，要約和承諾是合同訂約的惟一方式」，這是錯誤的和非理性的。他認為，訂立合同的要約和承諾的規則基本上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奧地利民法典》幾乎沒有涉及這一問題，在《法國民法典》中根本沒有提及。但是，近年許多國家的民法典都規定了要約和承諾是訂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國民法典》第145條「向他人發出訂立合同的要約的人，受要約約束，但要約人已排除要約的約束力的除外」 ；第147條「（1）向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立即承諾之……（2）向不在場者發出的要約，只能到要約人在通常情況下可預期收到答復時為止承諾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條，「向不在場當事人發出的，沒有承諾期限的要約，在要約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時間內送達的承諾之前，要約有效。要約人可以推定其要約在合理的時間內到達要約人。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承諾，但到達要約人時遲到的，要約人應當立即將比情況通知對方。否則承諾產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頁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條、第522條也有此規定。荷蘭1892年新修改的債法總則第217條，「合同經要約和承諾而成立，」 [6] 也只能通過要約和承諾才能訂立合同。義大利、蒙古等國也都未忽視要約和承諾這個20世紀最新的合同法范疇。除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之外，英美國家大都把要約作為合同訂立的一個要素，盡管各國合同法理論或實務中對要約稱謂有所不同，諸如投價、發盤、建議等，對承諾的稱謂在各國貿易實務中稱為「還盤」等。[7] 我國《合同法》借鑒通則最多的也是在關於訂立合同須有要約和承諾的方式方面。筆者上引的德民、瑞債均指要約和承諾是指「不在場」的情景下才適用。我國《合同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必要必須將「同意」寫進要約和承諾中，因為雙方當事人是面對面地訂立合同。這是我國《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違反人們交易習慣的結果。在羅馬時代，合同義務原本是以訂立契約為目的確立的。訂約時雙方當事人都需要親自到場，即使這種手段被放棄，一般來說合同的訂立仍需要雙方當事人在場。……因此，羅馬法學家從未認為有必要將「同意」用要約和承諾這兩種陳述方式單獨地表示出來。這種需要中介在可信賴的郵政服務出現和遠距離訂閱合同成為可能之後，才成為可能，這就是德民和瑞債指的雙方當事人不是面對面的「不在場」的情況下才適用要約和承諾。如果將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約和承諾的一種方式上，這是錯誤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業已訂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將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要約而把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視為承諾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我們以土地買賣為例，其文件已起草並已公證，並由雙方當事人同時簽字，因此，很難說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了要約，且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諾」 ；再如，一位消費者用現金買一包香煙時，顯然，雙方當事人是在訂立協議。但是，將整個程序分解為「要約」和「承諾」，並討論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和「承諾」 ，賣方交付一包香煙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約」，或買方在收款處交付了現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諾」，這幾乎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或許對新任律師有些用處。在強行將合同訂分立為「要約」和「承諾」時，另一難以處理的情形是，相對方向的建議和反建議在進行長時間的協商談判後才達成協議，在合同成立時，很難作出明確決定，但是那種認為合同應通過要約和承諾訂立的思想對於完成任務毫無意義。[8]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訂立合同從理論上講，有要約和承諾是成立的。但對於面對面的交易行為，很難界定哪一方是要約，哪一方是承諾。如律師與當事人談代理費的數額時，通常是在討價還價過程中達成的代理協議。比如就某一收費標准，律師提議按標的額的5%收費，委託人說太高能否按3%，律師說不行，最少也得按4.5%，雙方最後達成按財產比例的3.5%收費。這種討價還價中有要約，有反要約（新的要約）；有承諾，有否定承諾，雙方在訂立合同時，互有要約和承諾，兩種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難分得清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當然，在人對機器或物發生交易的場合，如自動售貨機、投幣買地鐵票、在賓館使用備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開封，就可視為承諾。物品上標明的價款是要約，投幣或開封視為承諾，這是簡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遠非如此簡單。再如，建築工程合同的訂立則更為復雜。一般認為，招標公告是要約邀請，建築施工單位前去投標是要約，招標人接受投標是承諾，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筆者對這種認識不敢苟同。在司法實踐中，招投標僅是建設工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建設施工合同中的一個鏈條，就投標人前去投標而言，因投標人數眾多，在未開標之前，尚未涉及建設項目實體內容，即未涉及項目、價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條款情況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無內容的。按照我國《招投標法》規定，建設工程招投標有如下環節：招標（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投標→開標→評標→中標→發中標通知書→簽訂建設工程合同。建設部標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條款」對此有明確的解釋。上述組成部分均為建設施工合同的組成部分。這是一連串的民事行為，最後歸納在一個總的合同之中。若按高爾森教授的觀點，在招投標中，投標人只要前去競標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標，按此邏輯可以告投標人違約了，然而這豈不荒唐？筆者用此案例證明，何為要約、何為承諾並非楚河漢界一目瞭然。至此，我們認為，通則第2.1條的「或通過當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為」合同即成立的規定更加符合交易習慣。德民和瑞民將要約、承諾限縮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均有理論的、立法的和實踐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代理具體案件的實務操作時不妨借鑒一下通行的相關規定，以解除法律解釋上的困惑和障礙。
三、締約過失：先合同責任、後合同責任、侵權責任？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是合同責任、非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目前在理論界尚存爭議。締約過失責任理論是由德國目的主義法學家耶林於1861年發表的《締約上的過失、契約無效於未臻完全時的損害》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創立的，被譽為法學上的重大發現，填補了法學上的盲區，其基本內容是指一方違反先合同義務，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信賴利益損失時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個理論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承認。1994年通則第2.15條（惡意談判）規定：（1）當事人可以自由進行談判，並對未達成協議不承擔責任；（2）但是，如果一方當事人以惡意進行談判，或惡意終止談判，則該方當事人應對因此給另一方當事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惡意，特別是指一方當事人在無意與對方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始或繼續進行談判。
對於締約過失責任，《歐洲合同法通則》稱之為磋商過程中的責任。該通則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締約過失關於惡意談判中的第2.301條1——3項，第2.302條關於保密義務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商事游戲規則的趨同化乃大勢所趨，人類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納互為消長。[11] 誠如德國法學家海因?克茨在《歐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預言的那樣：如果說歐洲在經濟方面必然要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歐洲的私法起碼在某種程度上勢必要統一起來，那一天終會來臨，鴻溝將會被填平。[12]這是智者之識。筆者認為何止歐洲，在將來的某一天世界會統一於一個游戲規則，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樂觀的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國《合同法》不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而且在借鑒了通則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的發展。
締約過失的前合同義務的體現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1）假借訂立合同，惡意磋商；（2）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3）未盡協力義務；（4）未盡先義務，以及未盡保密義務。
締約過失後合同義務體現在第58條，即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講的「合同關系雖然消滅了，法律仍要求當事人負某種義務，違反了這種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屬於侵權責任，也不屬違約責任，類似合同義務。」 [13]
除此之外，還有後合同義務，即附隨義務。該義務在締約前存在，在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也存在，合同法第92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即合同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辦、保密義務。我國《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規范，並未將締約過失責任局限在締約前的通則之中，而是根據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加大了保護交易安全、懲罰違約的力度。遺憾的是，有的論文在2006年還引用明顯過時的觀點，[14] 仍局限在締約前的過失責任范圍內，這就落後於我國《合同法》何止十萬八千里！所謂締約過失責任，德國法稱為先合同責任，它搖擺於合同法和侵權法之間。在締約過失責任產生之初，關於應當將其置於何種責任之下的爭議便開始了。迄今為止依然爭論未休。據筆者歸納，在大陸法系之間關於締約責任有三種歸屬方式：第一種方式為先合同義務，德國自2002年起將締約過失納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內（見《德國民法典》第311條第2款和第3款），其可歸納有如下原則：注意義務、信賴責任、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如一方違反上述義務，則承擔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類型有締約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受損義務導致合同終止等。 締約過失理論付諸於司法實踐始於德國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國法院在該案中將適用於合同責任的規則延伸到了與侵權責任更為相關的事實上。一位女士走進一家商店，在購買了許多商品後，向店員說明要買一卷油毯。店員從貨架上抽出她要買的一卷油毯時，不小心讓另外兩卷油毯從貨價上滾落下來，砸傷了這位顧客和她的兒子。帝國法院將合同原則適用於這一案件，並論證說：原告是帶著購買油毯的意願走進這家商店的。因此在雙方之間便產生了導致銷售者應當保護消費者的特定關系。違反此義務，便應當承擔合同損害賠償的責任。由此引發的是，合同責任原則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侵權事實領域？德國法官的論證表明，假如人們走進一家商店在收銀台前等候過程中卻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責任應當包括這種侵權行為。依據油毯一案，若第三人與意在締結合同之人之間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則注意義務則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國近年也多有這種判例，如上海一家書店一學生從電梯掉下摔傷；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飯店門前滑倒摔傷等，都是按締約過失對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舉過一個商場因工作人員疏忽未蓋地下室蓋板，將一顧客脊骨損傷的案例，也稱之為締約過失責任。這是將締約過失責任擴大化的傾向，值得商榷（下文將涉及該問題）。第二種方式為侵權行為。如2002年9月17日歐洲法院在判決中認為，根據國際管轄法，惡意終止合同磋商的損害賠償責任應由《布魯塞爾條約》第5條第3款調整。該款的調整對象是侵權行為或類似行為。將違反誠信原則、惡意終止合同磋商歸屬於侵權法，法國、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多國持此觀點。法國主流觀點認為先合同責任屬於侵權性質。1988年法典對此法律觀點予以確認。比利時法學界的立法觀點同樣傾向於合同責任歸於侵權責任之中，盧森堡法律體系主流觀點也將先合同責任納入侵權責任之中。第三種方式為將締約過失與侵權責任相區別，其代表性的國家是希臘。其民法典採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將所有先締約出現的損失或侵害都往締約過失籃子里裝。《希臘民法典》第197-198條依據締約的目的來界定何為締約過失、何為侵權行為。該法典首先承認締約過失的賠償責任，對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確認，並創造健康的商業交易關系。對此，法學家們舉例說，假使某人走進一家商店打量陳列的商品，或走進一家餐館找位子，並不屬於希臘所理解的締約過失責任范圍，因為他們與合同標的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對學者們經常引述的德國法院判決的締約過失案例，如「亞麻油地氈案」、「顧客香蕉皮滑倒案」、「菜葉案」，[16]希臘法學家認為應當適用侵權法，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所說締約過失應為締約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惡意磋商或違反保密義務等才符合締約過失構成要素。對此觀點，筆者甚表贊賞。現略陳述淺見如下：
首先，要認定是否屬締約過失責任，應按締約過失理論和通則、合同法的觀點和規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惡意磋商、隱瞞真相、協力義務、告知義務、附隨義務等。如違反這些原則性規范可以確認締約過失責任。第二，要依照當事人是否有締約之目的認定是否確屬締約過失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節假日或閑暇時，逛商店習以為常，有購物的，也有以消遣為目的的（不在少數）。第三，要把握締約過失法律概念的含義。締約過失責任概念有三層含義：一是締約是前提，無締約的明確目的，即使受到傷害也不能往締約上靠。二是須有過失。過失有兩種含義，一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二是過於自信的過失。這兩種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備前兩個要素的情況下才存在責任承擔問題。只有具備這三個要件，才構成民事行為的締約過失責任。
J. 保險合同的履行，從程序上看不包括環節
有關保險人免責條款的說明義務是保險合同法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但我國舊保險法對於保險人履行免責條款說明義務的方式及程度均語焉不詳，使得保險人說明義務的履行成為保險合同糾紛案件審理中最易產生爭議之處。新保險法第十七條在原有法條規定的保險人免責條款說明義務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保險人的提示義務。該條文的修訂加重了保險人的義務，但仍未解決司法實踐中爭議已久的如何認定保險人說明義務的履行問題。
首先，從說明義務的履行時點來看，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說明義務在性質上屬於保險合同成立前的先合同義務，是投保人決定投保與否的基礎性考慮因素，因此，保險人該項義務的履行時點應當在投保環節，而非保險合同成立之後。在保險合同成立後，保險人在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履行提示義務和說明義務，對投保人而言並無實際意義。而且，審判實踐中經常遇到的情況是，投保單並不附載保險條款，而保險條款是投保人決定是否投保的首要因素，應當在投保人考慮投保與否時即讓投保人了解保險條款的內容，可行的方式是在投保單上附載保險條款。較之修訂草案第十九條的規定，最終通過的新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採納了社會各界提出的有關修改建議，增加了「訂立保險合同，採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的，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單應當附格式條款」的內容，明確了保險人說明義務履行的時點，是保險法修訂的一大進步。
其次，就說明義務的履行方式及程度而言，有人認為，保險人的說明義務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保險人有提醒投保人注意的義務，包括提供保險條款、提醒投保人注意閱讀、提醒投保人注意他們有權利監督保險人對條款說明義務的履行；二是保險人的主動說明與回答詢問義務。筆者認為，保險業發展至今，保險產品日益豐富，保險技術也日趨精細化，保險合同條款復雜、冗長，專業性極強，並非具備普通閱讀能力的常人即能准確理解其涵義，僅僅通過提示注意不足以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權與選擇權。而且，從邏輯角度而言，「提示閱讀」與「主動說明」兩種義務的內涵和外延明顯不同。作為保險業監管機構的保監會也認為，僅僅採用將保險條款送交投保人閱讀的方式，不能構成對說明義務的履行。保險人如果僅僅履行了提示注意的義務，並不能當然免除其明確說明義務；反之，保險人如果已經對免責條款進行了明確的解釋說明，即使其未在投保單上提示注意，投保人對免責條款已有充分了解，自然不應妨礙免責條款的生效。由是觀之，新保險法增設保險人的提示義務對於實現充分保障投保人利益的立法目的並無裨益。筆者以為，完善保險人說明義務的重點應當在於釐清保險人履行免責條款說明義務的方式及程度。就方式而言，新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仍然規定可以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進行說明，在賦予保險人履行義務方式靈活性的同時，也具有不確定性，易滋生無謂的紛爭。筆者傾向於保險人應當以書面形式就免責條款向投保人作出解釋說明。理由有三：一是考慮到我國保險業界誠信的現狀，明確必須採用書面形式可以促使保險公司切實履行說明義務，同時也敦促投保人審慎地對待自己的權利，對自己的簽名蓋章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二是從舉證的角度考慮，說明義務是保險人應盡的法定義務，按照證據規則的規定，對於合同義務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採用書面形式告知，經由投保人簽字蓋章確認，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風險防範措施，便於保全證據，減少爭議。三是必須採用書面形式告知並未苛求保險公司，按現有物質條件，其完全可以很好地履行該項義務。保險公司可以借鑒日本等國家保險業界通行的慣例，比如日本生命保險業界通行的做法是在契約指南（小冊子）的封面背面設計有「說明事項確認」一欄，在該欄內記載了需要說明的重要事項以及其在該指南的對應頁數，在此基礎上，請投保人在投保單中的「說明書受領確認欄」上蓋上私章。實踐中，有的保險公司印製有專門的責任免除條款內容告知說明書，在投保時，作為投保單的組成部分，也要經投保人簽字確認。就告知的程度而言，保險合同的締結將對當事人的權益產生重大影響，投保人應當具備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但通常投保人又非專業人士，因此，保險人的說明應當通俗易懂，即以正常的理性人通常能夠理解為限。至於何為「正常的理性人」，有人總結司法實踐經驗，提出一般的理性人包括三層意思：一是從文化水平衡量，應達到初中畢業的文化水平；二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和勞動能力可以自食其力；三是對一般事物有一個正當、合理的判斷能力。這種判斷標准可供考量。
再次，還應當注意說明義務的范圍。新舊保險法均規定保險人未作明確說明而不生效所涵蓋的條款是「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認定哪些條款屬於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應當根據條款所約定的具體內容、性質來判斷，而不是僅憑該條款在保險合同中是否規定在「免責條款」項下來認定。司法實踐中的大多數類似糾紛表明，除了那些已經列明的免責條款之外，尚有一些涉及投保人權益減少、風險加大，以及足以影響投保人決定投保與否的重要條款，如保險費及支付辦法、保險金賠償或給付辦法、合同解除權、保險索賠的先決條件等約定均散見於保險合同當中，因涉及投保人的重大利益以及保險人是否免除或減少保險責任問題，亦應當賦予保險人明確說明的義務。這些約定就其實質而言，均可能產生部分、絕對地免除保險人賠償責任的效果，在性質上亦屬於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筆者認為也應當屬於保險人必須明確說明，否則不發生效力的條款范疇。另外，對於責任免除條款的說明，如果條款含義清楚明確，「正常的理性人」通過閱讀即能明了其含義和後果，則保險人無需作過多的解釋與說明。但對於專門的術語，除了條款的內容外，還應當包括條款的概念及其法律後果，以使投保人准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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