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225條

『壹』 合同法問題，關於國家限制經營

建築公司經營作為需要特許認可的保險業 明顯超出經營范圍 看其營業執照上的范圍及相關有可能涉及的經營范圍肯定不能是保險行業 所以合同肯定無效

『貳』 請問關於刑法第225條非法經營罪一項中，若大部分貨物並未售出，罪名是否成立謝謝

即使都沒有售出，也仍然可以構成非法經營罪，是否售出不是該罪定罪的條件。

不影響定罪。隻影響量刑。問題太抽象，沒法具體回答，只能自己看我的資料吧。

非法經營罪

一、概念
非法經營罪（刑法第225條），是指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
二、犯罪構成
（一）客體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限制買賣物品和經營許可證的市場管理制度。
為了保證限制買賣物品和進出口物品市場，國家實行上述物品的經營許可制度。其中進出口許可制度是經營許可制度的重要內容，買賣進出口許可證和進出口原產地證明的行為除侵犯市場秩序外，還侵犯了對外貿易管理制度。根據《對外貿易法》的衣索比亞，國家實行統一的對外貿易制度，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促進和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對外貿易方面根據所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協定，給予其他締約方、參加方或者根據互惠、對等原則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任何國家或者地區在貿易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類似措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該國家或者該地區採取相應的措施，為了保證按照上述規定發展對外貿易，國家要求進出口貨物必須提供原產地證明，對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可以免領許可證的以外還須申請進出口許可證。因此，進出口原產地證明、進出門許可證必須是真實有效的，不允許進行偽造、變造。同時，進出口原產地證明、進出口許可證是針對特定進出口人的特定進出口貿易而使用的，不允許進行買賣。買賣進出口原產地證明、進出口許可證，擾亂國家的對外貿易秩序，因此必須予以懲治。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主要有以下幾種行為方式：
1 、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為了保證市場正常秩序，在我國對一些有關國計民生、人們生命健康安全以及公共利益的物資實行限制經營買賣。只有經過批准，獲取經營許可證後才能對之從事諸如收購、儲存、運輸、加工、批發、銷售等經營活動。沒有經過批准而擅自予以經營的，就屬非法經營。所謂限制買賣物品，是指依規定不允許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物品，如國家不允許自由買賣的重要生產資料和緊俏消費品、國家指定專門單位經營的物品，如煙草專賣品（卷煙、雪茄煙、煙絲、復烤煙卷煙紙、濾嘴棒、煙用絲束、煙草專用機械）、外匯、金銀及其製品、金銀工藝品、珠寶及貴重葯材，等等。哪些物品限制買賣，由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所有這些都是國家為調控特定物品的經營市場而作的特殊規定，非經許可即經營限制買賣的物品，給國家限制買賣物品市場造成了很大的混亂。應當指出，限制經營物品雖然多種多樣，但其必須為國家有關法律、法規所規定，只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限制經營的，才屬限制經營物品，否則，就不能對之加以認定。此外，是否為限制物品，並非一成不變，國家根據實際需要，可以加以變化調整。
2 、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證件。經營許可證或者有關批准文件，是持有人進行該項經濟活動合法性的有效憑證。無之則就屬於非法經營。一些不法分子、本來沒有經營國家限制買賣物品的資格，無法獲取有關經營許可證件或者批准文件，便從他人處購買甚或偽造經營許可證或批准文件，企圖逃避檢查、制裁。由此，買賣許可經營證件及批准文件的不法行為也應運而生。此種行為，直接促使了情節嚴重的非法經營國家限制買賣物品的活動泛濫，具有相當大的危害性，因此，亦應以刑罰予以懲治。進出口許可證，由國務院對外經濟貿易管理部門及其授權機構簽發，不僅是對外貿易經營著合法進行對外貿易活動的合法證明，也是國家對進出口貨物、技術進行管理的一種重要憑證，如海關對進出口貨物、技術查驗放行時必須以此為依據。進出口原產地證明，是指用來證明進出口貨物、技術原產地屬於某國或某地區的有效憑證。其為進口國和地區視原產地不同徵收差別關稅和實施其他進口區別待遇的一種證明。所謂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一般是指對限制買賣物品的經營許可證件或批准文件。如煙草專賣許可證就是煙草專賣局頒發給企業單位和個人准許其經營煙草專賣品的證書，它包括煙草專賣生產許可證、煙草專賣經營許可證。所謂准運證，是由省級煙草公司根據煙草總公司的調撥計劃、文件或合同而簽發的辦理煙草托運手續的證書。前者是領證單位或個人從事煙草專賣業務的資料證明文件，是區分煙草行業合法經營和非法經營的重要憑證。後者是領取單位或個人從事煙草運輸合法與否的重要憑證，國家主管部門經審查批准後將上述證件發給單位和個人，以加強對煙草專賣品的生產、經營和運輸的監督和統一管理。
3 、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或者保險業務。
4 、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如非法從事傳銷活動、彩票交易；倒賣國家禁止或限制進口的廢棄物；壟斷貨源、哄抬物價、囤積居奇；倒賣外匯、執照以及有傷風化的物品；等等。本罪屬情節犯，非法經營行為必須「情節嚴重」才能構成犯罪，如果只有非法經營行為，情節並不嚴重則不構成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是加重情節。一般來說，應當以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巨大，作為「情節嚴重」的基本情節：以違法所得數額特別巨大作為「情節特別嚴重」的基本情節，同時還要結合其他情節來考慮。所謂其他情節，主要是指：多次實施非法經營行為、經行政處罰仍不悔改的；利用職權從事非法經營活動，影響很壞的；壟斷貨源、哄抬物價，嚴重擾亂市場，對國民經濟和社會安定造成嚴重影響的；進行非法經營活動造成嚴重後果的等。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即一切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依法成立、具有責任能力的單位也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本罪的主體，依本條願意是指經營者，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人不商」，如果將本罪的主體限定為特殊主體，將會使許多沒有任何經營許可證（非經營者）的買賣物品和進出口許可證和進出口原產地證的行為得不到懲處，因之，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
（四）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由故意構成，並且具有謀取非法利潤的目的，這是本罪在主觀方面應具有的兩個主要內容。如果行為人沒有以謀取非法利潤為目的，而是由於不懂法律、法規，買賣經營許可證的，不應當以本罪論處，應當由主管部門對其追究行政責任。

三、認定
l 、本罪的刑事違法性與其行政違法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非法經營者必然違反有關的工商法規、沒有行政違法性就不存在刑事違法性，在我國目前行政經濟法規不很健全的情況下，考察某一經膏行為是否違反國家規定，一定要把國家政策的精神吃透，對既不宜提倡、也不宜急於取締的，要因勢利導，使其向有利於社會的方向發展，不要輕易作犯罪處理。
2 、本罪在主觀上要求行為人必須是出於故意，對於因不知其為非法而進行非法經營的，不認為構成本罪，而只能給予行為人以行政處罰。
3 、本罪在犯罪情節上要求情節嚴重的才構成犯罪，而認定情節是否嚴重，應以非法經營額和所得額為起點，並且要結合行為人是否實施了非法經營行為，是否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引起其他嚴重後果，是否經行政處罰後仍不悔改等來判斷。

四、處罰
l 、自然人犯本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恃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2 、單位犯本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本條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五、法條及司法解釋
[刑法條文]
第二百二十五條 違反國家規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場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二)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或者保險業務的；(四)其他嚴重擾亂市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第二百三十一條 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叄』 關於支付令相關法律

支付令的法律規定主要在《民事訴訟法》的第十七章《督促程序》中，從第二百一十四條到第二百一十七條共四條，具體如下：
1.第二百一十四條 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金錢、有價證券，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
（一）債權人與債務人沒有其他債務糾紛的；
（二）支付令能夠送達債務人的。
申請書應當寫明請求給付金錢或者有價證券的數量和所根據的事實、證據。
2.第二百一十五條 債權人提出申請後，人民法院應當在五日內通知債權人是否受理。
3.第二百一十六條 人民法院受理申請後，經審查債權人提供的事實、證據，對債權債務關系明確、合法的，應當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債務人發出支付令；申請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駁回。
債務人應當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內清償債務，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異議。
債務人在前款規定的期間不提出異議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
4.第二百一十七條 人民法院收到債務人提出的書面異議後，經審查，異議成立的，應當裁定終結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支付令失效的，轉入訴訟程序，但申請支付令的一方當事人不同意提起訴訟的除外。

除了《民事訴訟法》外，《勞動合同法》為了更好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利益，解決勞動者被拖欠工資問題，也作了支付令的規定，該法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用人單位拖欠或者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勞動者可以依法向當地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人民法院應當依法發出支付令」。

『肆』 最高院法官解讀新民訴解釋如何處理執行程序中的四大疑難問題

文/趙晉山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綜合管理室主任

葛洪濤 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綜合管理室副主任
來源/《法律適用》2015年第4期

一、關於執行依據的明確性問題

啟動執行程序，必須符合法定條件。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執行規定》）第18條對執行案件的受理條件作了規定，其中第1款第4項對作為執行依據的生效法律文書提出了要求，該項規定：「申請執行的法律文書有給付內容，且執行標的和被執行人明確。」但是，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執行依據不夠明確的問題，其中既存在法律文書載明的權利義務主體不明確問題，也存在法律文書中的給付內容不明確的問題。

後一類問題更為突出，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法律文書的製作機關未嚴格依據有關法律規定寫明給付內容，導致法律文書主文存在瑕疵；二是由於有關實體法律規定不明確，導致據此作出的法律文書缺乏具體的給付內容。

第二種情形在實踐中更為常見，最為典型的就是合同繼續履行類法律文書。這類法律文書的主文一般都表述為「合同有效，繼續履行」。之所以如此，主要緣於合同法第107條的規定。依據該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

這類法律文書雖然符合有關實體法的規定，但由於其給付內容不明確，能否作為執行依據申請執行存在較大爭議。比如實踐中常見的繼續履行合作開發合同的判決，如果判決主文僅籠統表述為「合同有效，繼續履行」，一旦進入執行程序，由於此類合同履行周期長，新生問題多，執行人員將不得不判斷當事人之間具體的義務與責任，補充合同條款，處理實體爭議，顯然不符合審執分離原則。如不允許對該類判決申請執行，又會造成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權利無法通過公權力實現的問題，合同法關於「合同繼續履行」這一違約責任制度也難以得到落實。

針對上述問題，《解釋》對執行依據的明確性問題進一步作出了規定。該規定明確了三個問題：一是作為執行依據的生效法律文書中應載明明確的權利義務主體；二是執行依據不僅要有給付內容，而且給付內容應當明確；三是針對實踐中的突出問題，特別強調了繼續履行類法律文書中應當明確繼續履行的內容。對於該條規定，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討論。

第一，確認和形成類法律文書能否執行？

理論上一般認為，確認判決和形成判決沒有給付內容，不能作為執行依據。但在我國執行實踐中，一些法院從解決實際問題出發，也允許對確認和形成類法律文書申請執行。比如，對於確認登記在被告名下的房產為原告所有的判決，根據執行法的一般理論，不具有執行力，不能申請執行，原告可直接持該判決申請變更登記。但由於我國登記制度及實際操作還不完善，一些房屋登記機構不受理當事人的變更申請，而是要求人民法院出具協助執行通知書。因此，在目前情況下，允許此類案件進入執行程序，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權利人通過執行程序完成權屬變更登記，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執行依據不符合明確性要求的如何處理？

依據《執行規定》第18條的規定，如果執行依據不符合明確性要求的，在立案審查階段即應裁定不予受理。但是對於已經進入執行程序的案件，如果發現執行依據內容不明確的如何處理，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

從實踐看，一些法院在執行依據不明確的情況下，並不是簡單地駁回執行申請，而是先通過召集雙方當事人協商或者徵求執行依據作出機構的意見等方式確定執行內容，如果確實無法執行的，才裁定駁回執行申請或裁定終結執行程序。這種做法有利於減少當事人訟累，也有利於更為徹底地解決糾紛，值得參考借鑒。

第三，關於合同繼續履行類法律文書內容的明確性問題

本條對合同繼續履行類法律文書提出了「明確具體履行內容」的要求，據此，司法解釋施行之後，無論是人民法院作出此類判決、裁定、調解書，抑或仲裁機構作出此類仲裁裁決，不能再僅僅將主文表述為：「合同有效，繼續履行」，而是需要同時表明需要履行的具體內容。對此，有關法律文書的製作部門應引起足夠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條起草過程中，曾經有觀點提出，對於合同繼續履行類法律文書，應區分法院判決和其他法律文書，對其是否可以作為執行依據作出不同規定。繼續履行合同是合同法規定的法定違約責任承擔方式，法律明確規定了不適宜判決繼續履行合同的情形，所以應理解為法院在作出此類判決之際，都對成本與收益進行了權衡，是法院認為其他違約責任不足於彌補當事人損害情況下的判斷，原則上應當具有執行力，這一點在具體案件中已經被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所確認。

但諸如調解書等其他法律文書的形成機制與判決顯然存在較大差別。調解書系對於雙方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的確認，法院在審查中通常並不涉及對合同履行成本、其他違約責任是否足以彌補當事人損失等因素的權衡。違約責任的主要形式應為損害賠償，繼續履行作為一種國家以強制力保障的違約責任承擔方式，應該具有嚴格的標准與補充性。賦予確認合同繼續履行的調解書這種效力，並不符合立法目的。司法解釋最終雖然未採納該種意見，但其所提出的有關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討論。

二、關於特定物的執行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SPAN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PADDING-BOTTOM: 0px; FONT-STYLE: normal;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FONT-FAMILY: 宋體; MAX-WIDTH: 100%;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PADDING-TOP: 0px">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92意見」）第284條規定：「執行的標的物為特定物的，應執行原物。原物確已不存在的，可折價賠償。」《執行規定》第57條進一步明確規定：「生效法律文書確定被執行人交付特定標的物的，應當執行原物。原物被隱匿或非法轉移的，人民法院有權責令其交出。原物確已變質、損壞或滅失的，應當裁定折價賠償或按標的物的價值強制執行被執行人的其他財產。」

上述規定確立了執行程序中特定物執行不能時的折價賠償制度。該制度的優點是，在交付特定物執行出現客觀不能時，直接在執行程序中直接轉為賠償執行，有利於提高效率，盡快實現債權。

但這種做法也面臨諸多問題：折價賠償涉及實體法上的判斷，執行程序中直接認定，超出了執行機構應有的職權范圍，違反「審執分離」的原則。不僅如此，執行中直接確定賠償數額，當事人缺乏充分的程序保障，不符合正當程序原則，也容易引發新的糾紛。在交付特定物的執行中，將特定物毀損或滅失後的損害賠償導入到訴訟，既是審執分離的要求，也是審執銜接的體現。

基於上述考慮，《解釋》第494條將「92意見」第284條修改為：「執行標的物為特定物的，應當執行原物。原物確已毀損或者滅失的，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可以折價賠償。雙方當事人對折價賠償不能協商一致的，人民法院應當終結執行程序。申請執行人可以另行起訴。」這一規定，既堅持了實體問題通過訴訟解決的基本思路，同時，也允許在當事人協商一致的情況下折價賠償，能夠較好地兼顧「審執分離」原則與快速處理糾紛原則的平衡，避免當事人訟累，節約司法資源。

三、關於對到期債權的執行問題

關於對到期債權的執行，「92意見」第300條規定：「被執行人不能清償債務，但對第三人享有到期債權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請執行人的申請，通知該第三人向申請執行人履行債務。該第三人對債務沒有異議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內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執行。《執行規定》第61-69條對到期債權執行制度作了進一步細化。

到期債權執行制度的兩大突出問題

司法實踐中普遍反映，對到期債權執行制度存在兩個突出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第三人借異議權逃避債務。根據《執行規定》第63條的規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間內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不得對第三人強制執行，對提出的異議不進行審查。第三人一經提出異議，履行到期債權通知保全債權的效力即告消滅。實踐中，經常有第三人藉此逃避執行。

第二個問題是第三人對已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債權仍然提出債權不存在的異議。第三人與被執行人之間的債權，如果已經過生效法律文書確認，被執行人顯然不應再對其予以否定。但是由於《執行規定》第63條規定了執行法院不審查第三人異議的原則，導致第三人異議給執行造成困難。

到期債權執行制度的存廢之爭

針對實踐中的問題，最初條文設計是在原條文基礎上增加兩項內容：一是增加對債權執行與債權人代為訴訟之間的銜接，規定「第三人對於其債務提出異議，申請執行人認為第三人異議不能成立的，可以在15日內依照《合同法》第73條的規定提起訴訟，逾期不提起訴訟的，凍結債權的裁定喪失效力。」二是增加規定「第三人所欠被執行人的債務已被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第三人不得提出債務不存在的異議。」

但是在司法解釋論證過程中，關於對到期債權執行制度的存廢出現了較大爭議。

一種意見認為，「92意見」關於第三人債權執行制度的規定存在法律上障礙，應予刪除。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合同具有相對性，突破合同的相對性要具有正當的理由；
第二，該條規定是在《合同法》生效之前規定的，1999年生效的《合同法》規定了代位權訴訟制度，用以解決債權人為保全自己的債權而對於次債務人的代位權利，合同代位權的行使，有明確的法定條件，只有符合條件時，才可以行使；
第三，債權人代位權的行使必須通過訴訟的方式進行，而不宜在執行中進行；
第四，在執行程序中直接對到期債權進行執行，無法保護次債務人的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種意見認為，對第三人債權執行制度應在保留的基礎上予以完善，具體應當完善與代位訴訟制度的銜接、禁止第三人否定生效法律文書確定債權的存在等內容。主要理由為：

第一，該制度以第三人不提出異議為前提，並未突破合同的相對性；
第二，該制度的確立與完善，恰恰是為了與合同法中代位權制度相配合，共同實現保全債權的目的；
第三，大陸法系國家與地區大都規定了此項制度。

在討論的過程中，上述兩種意見相互影響，最終形成的《解釋》第501條，實際上是兩種意見的折衷，即在第二種意見的基礎上，吸收了第一種意見關於保護利害關系人的內容。

相關權利人如何保護

關於如何保護相關權利人，也存在不同意見。一種觀點認為，應該賦予利害關系人與第三人同等的異議權，規定利害關系人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不得強制執行該債權。理由是如果通過代位權訴訟途徑實現對第三人的債權，則第三人的其他債權人也能夠通過加入訴訟的方式來維護自身權益。

另一種意見認為，相關權利人應通過案外人異議之訴的途徑進行權利救濟。理由是，第一，法律規定了相關權利人權益的救濟途徑。對第三人到期債權執行制度中，第三人的地位特殊，應予以特殊保護。但是該制度中其他相關權利人，與其他執行程序中的相關權利人並無不同，不能享受特殊保護，而應通過《民事訴訟法》第225條「執行異議」、第227條「案外人異議」、參與分配製度、破產制度等予以平等保護。第二，如果規定相關權利人與第三人相同的異議權，實質上就架空了該制度。《解釋》最終採納了第二種意見。

理解和適用《解釋》第501條規定，應當正確把握對債權執行的制度精神，既要促進申請執行人生效法律文書確定債權的實現，也要注意保護次債務人、相關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具體而言，應注意如下問題：

第一，可以作為執行標的的債權僅限於到期債權，這一點與一些國家和地區可以將未到期債權作為執行標的不同。

第二，凍結該債權需要作出裁定。原司法解釋中對於債權的執行使用履行到期債權通知書，本條明確規定凍結債權需要作出裁定，從而一方面與查封、扣押動產、不動產等的的法律文書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使凍結債權的執行程序更為規范。

第三，人民法院可以通知第三人向被執行人履行，第三人對其與被執行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提出異議的，執行法院不得繼續執行該債權，可以由申請執行人通過代位訴訟尋求救濟。

第四，如果利害關系人對該到期債權有異議的，比如主張是該到期債權的真實權利人，可以按照《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的規定進行救濟。需要注意的是，本條的利害關系人就是《民事訴訟法》第227條所規定的案外人。

第五，對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到期債權，第三人不能予以否認。這里只是規定當事人不能否認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債權，但是如果第三人在法律文書作出後已經履行了該債務的，則有權提出債務已履行的異議。

對於到期債權執行制度，由於執行標的是具有相對性的債權，涉及到次債務人的權利保護問題，理論構成與程序操作都非常復雜。德國、日本、韓國及我國台灣地區對此都用了大量條文予以規定。我國現行司法解釋對債權執行制度的規定還不夠完善，導致該制度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有必要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與實踐調研，爭取早日出台專門的司法解釋，對此項制度作出更加系統、詳細的規定。

四、關於執行程序與破產制度的銜接

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的定位差異及司法現狀

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均為強制實現債權人權利的程序，但二者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執行程序旨在對特定債權實現個別清償，是對債務人個別財產實施的個別執行；破產程序旨在對全部債權實現整體清償，是對債務人全部財產實施的概括執行。

在執行程序中，當債務人出現破產原因時，如果仍由在先申請的債權人優先受償，將會導致在後申請的債權人得不到清償，從而有違公平原則以及債權的平等性。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合理的做法是將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以確保債務人的財產在同一順位的債權人之間公平分配。

然而，從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看，相當一批資不抵債的執行案件難以正常轉入破產程序，許多本應通過破產程序清理的債權債務遲遲停留在執行程序中，執行積案因此居高不下。《企業破產法》實施以來，全國法院受理破產案件數連年低迷，2013年全國法院受理破產案件數不足2000件，反映了破產法在現實中運行不暢、功能難以發揮的困境。

上述問題的產生有多方面原因，從法律制度上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破產程序的啟動程序僅限於當事人申請，執行轉破產的途徑不暢；二是依據《執行規定》第96條的規定，參與分配製度在例外情形下可以適用於企業法人，加之該規定在實踐中經常被擴大適用，在後申請執行的債權人有機會在執行程序中按比例受償，並將未取得執行依據的普通債權人排除於執行程序之外，因而往往不願意啟動相對復雜的破產程序。

《解釋》關於執行轉破產制度和限制參與分配對企業法人適用制度

針對上述問題，司法解釋修改過程中，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呼籲建立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有效銜接的制度。《解釋》充分吸收了這些意見和建議，用4個條文（第513-516條）對該問題作了規定。其中主要是包括執行轉破產制度和限制參與分配對企業法人適用制度。

執行轉破產制度

依據《解釋》第513條的規定，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企業法人符合企業破產法第2條第1款規定情形的，執行法院經申請執行人之一或被執行人同意，應當裁定中止執行並將執行案件相關材料移送被執行入住所地法院。

該條規定的根本目的是在當事人申請之外，增加啟動破產程序的新途徑。司法解釋最初的設想是建立「強制移送破產」制度，規定執行法院對於符合破產條件的被執行人，可以直接移送破產管轄法院進入破產程序。但是由於破產法只規定了債權人申請與債務人申請兩種破產程序啟動方式，該方案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最終未被採納。

依據本條規定，在被執行人符合破產條件的情況下，執行法院如果要移送破產，必須徵得申請執行人之一或被執行人同意，當事人不同意的，執行法院不能徑行移送。此外，依據《解釋》第514條的規定，執行法院移送案件材料並不當然啟動破產程序，最終是否受理破產案件還要由被執行人住所地法院審查決定。為防止審查受理程序過分遲延，《解釋》明確規定有關法院應在收到材料之日起30日作出是否受理破產案件的裁定，並通知執行法院。《解釋》第515條則區分不同情形規定了破產案件受理與否及宣告破產對執行程序的影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裁定宣告破產的，執行法院應當分別解除保全措施、終結執行；不受理破產案件的，執行法院應當恢復執行。

參與分配對於企業法人的限制適用

如前所述，依據《執行規定》第96條的規定，「未經清理或清算而撤銷、注銷或歇業」的企業法人，可以成為參與分配製度的適用主體。從實踐看，本條規定的適用范圍相當廣泛，主要原因是：第一，本條中的「歇業」並非規范的法律概念，對於資不抵債的企業法人來說容易適用；第二，當事人申請破產動力不足，當地政府基於各種現實考慮也不願讓企業破產，破產程序啟動存在現實困難；第三，執行法院從公平保護債權人角度考慮，同時為了減少申訴上訪壓力，往往難以堅持按照採取執行措施的順序實現債權。參與分配製度對企業法人的例外適用及實踐中的擴大化，無疑是導致破產程序無法充分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解決這一問題，《解釋》第516條規定，當事人不同意移送破產或者被執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產案件的，執行法院就執行變價所得財產，在扣除執行費用及清償優先受償的債權後，對於普通債權，按照財產保全和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先後順序清償。

據此，對於不能進入破產程序的企業法人，執行中要貫徹「優先原則」，按照採取執行措施的先後順序實現債權。這一規定可以「倒逼」申請採取執行措施在後的債權人申請啟動破產程序，有效解決破產程序啟動難的問題。

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銜接制度是《解釋》中新增加的一項重要制度，旨在緩解執行積案與破產法運行不暢兩個實踐中的問題。但是破產程序運行不暢的原因紛繁復雜，增設該項新制度雖然會解決一定問題，但也絕非靈丹妙葯，而且該項制度本身在實際操作中也可能會面臨諸多困難，尤其是當案件難以進入破產程序，執行法院必須適用第516條對普通債權適用優先原則時，會面臨非常大的壓力。

對此，要加強執行法院與破產法院的銜接配合，一方面，執行法院應當充分認識到破產程序的功能，引導當事人同意後移送破產，對於不能進入破產程序的案件，依法適用《解釋》第516條規定執行，以實現制度的倒逼功能。另一方面，破產法院對於執行法院移送的案件，經審查符合破產條件的，也要排除來自各方的影響，依法受理。對於有關部門基於社會穩定等原因干預破產的案件，要積極進行溝通協調，充分爭取有關部門的支持配合。今後則有必要進一步細化和完善執行和破產法律制度，進一步理順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執行程序和破產程序能夠更好的各司其職，各盡其用，不僅使債權得到實現，而且使債權公平、高效的得到實現。

『伍』 一房二租應該如何認定合同效力求解答

2005年初，樓房峻工。某文化館又與張某簽訂一租賃合同，將該三間房屋又租給張某，將房屋交付張某使用，並辦理了登記。某糧食管理所起訴文化館和張某，請求確認文化館與張某之間的合同無效，文化館按租賃協議向某糧食管理所交付房屋。 此案中，在同一租賃物上，先後成立了兩個租賃合同，出租人卻將租賃物交付給了後成立的租賃合同的承租人。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情況並不鮮見。對此，法院應該支持哪份租賃合同呢?下面，我們對租賃權的性質，也就是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是債權還是物權，來具體分析，尋找答案。 物權法定，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其是指物權的種類和內容均由法律規定，不允許當事人自由創設。只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物權具有直接支配性、排他性和優先性，有極強的效力，不應允許當事人自由創設，並且方便物權公示，確保交易安全。而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其為物權，並且，我國合同法將其規定在債權債務的法律關系的章節中，很顯然，該權利是來源於當事人之間的租賃合同，應屬債權之范疇，承租人只有債上請求權。但是，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雖是基於債權，卻有明顯的物權特性。 所謂物權，是指權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權利，其特徵包括直接支配性、排他性和優先性。而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便有此特徵： 一、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具有直接支配性 承租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無須他人的意思或行為介入，對租賃物即可行使管領處分的行為，實現其權利。具體表現為承租人對租賃物使用收益的權利，對租賃物的改良權和轉租權。我國合同法第217條、225條規定了承租人對租賃物的使用收益，第223條、224條作了有關改良和轉租的規定。承租人享有的用益權、改良權和轉租權，能夠體現承租人對租賃物權利的物權特徵。 二、承租人對租賃物的佔有具有排他性 承租人依租賃合同的約定佔有租賃物，是承租人支配租賃物的前提和基礎。佔有是對租賃物事實上的管領，佔有租賃物也為承租人支配租賃物提供了事實上和法律上的可能。佔有一旦存在，就應受到保護。所以出租人已經將租賃物依約轉移給承租人佔有後，就不得在租賃物上設立以佔有為權能的其他權利，這也表明該權利具有排他性。 三、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具有優先性 1、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優先於後成立的所有權。我國合同法第229條規定：「租賃物在租賃期間發生所有權變動的，不影響租賃合同的效力。」這即是各國大都採用的「買賣不破租賃」的原則。其是指在租賃合同存續期間，雖然租賃物的所有權發生變動，租賃合同對受讓人來說，仍然有效，也就是租賃合同的效力不受影響。這一現象也被法學界稱為「債權物權化」。「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使承租人與出租人間的法律關系，隨著租賃物所有權的移轉而轉變為承租人與買受人間的法律關系。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隨著租賃物移轉而移轉，這也證明了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是對物權;也說明了設立在後的買受人對租賃物的所有權，並不會妨礙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的實現。即是，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優先於後成立的所有權。 2、承租人對租賃物的權利優先於後成立的抵押權等他物權 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5條規定：「抵押人將已出租的財產抵押的，抵押權實現後，租賃合同在有效期內對抵押物的受讓人繼續有效」。租賃權的標的物雖然在成立上必須轉移佔有為其要件，但因法律未規定租賃權為物權，這種轉移佔有並不能使財產租賃權具有對世的絕對效力，此處也採取了「買賣不破租賃」的原則，使租賃權具有物權化的性質，可以對抗抵押物受人，加強了對承租人的保護。

『陸』 民間借貸並約定利息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

民間高利貸不宜認定為非法經營罪
近年來，個別地方司法機關將民間高利貸行為定性為刑法第225條第4項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以非法經營罪定罪判刑。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值得商榷。
一、民間借貸是受法律保護的合法行為
所謂「民間借貸」，它泛指的是在國家依法批准設立的金融機構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等經濟主體之間的資金借貸活動。我國的民法通則、合同法均有保護合法民間借貸關系的規定，這就為民間借貸的合法存在與發展構築了法律基礎和制度環境。
民間借貸在客觀上拓寬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促進了多層次信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機構相比，還具有信息搜集和加工成本少、手續便捷、方式靈活、交易成本低、催收貸款方式簡便和風險控制容易等優點。由於民間借貸游離於正規金融之外，也存在著交易不陽光、做法欠規范、風險難監控等問題，可能會產生一些違法犯罪。其中最敏感、最容易發生糾紛的焦點是利息問題。對如何依法保護合法的借貸利息、如何遏制高利貸，我國既有合同法的規定，也有與之相銜接的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為依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近發布的《關於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中，明確要求依照合同法有關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於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
二、民間高利貸不屬於「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我國在依法保護民間借貸的同時，也要遏制民間借貸中的高利息化傾向，防範高利貸的潛在風險，但是否就可以把民間高利貸按照非法經營定罪呢?
刑法第225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非法進行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為了適應市場經營行為的復雜性、多樣性的特點，該法條在列舉了三類非法經營行為之外，還設置了一個「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兜底條款，以保證法律適用的穩定性。
該罪是對1979年刑法投機倒把罪改革分解而來的，總結過去投機倒把罪成為「口袋罪」的歷史教訓，必須正確理解與適用「兜底條款」，科學掌握它的內涵與外延，防止任意化、擴大化。
根據上述非法經營罪的概念和構成要件，「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應當限定為:除刑法第225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的非法經營行為以外的，違反國家規定，侵犯國家經營許可制度，破壞市場交易正常秩序，情節嚴重的非法經營行為。據此，要納入「兜底條款」定罪的行為，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要件:
(一)正確理解「違反國家規定」的內涵。「違反國家規定」是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基礎條件，因此，明晰此處「國家規定」的確切范圍，是限制對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擴大適用的基礎。依照刑法第96條規定，「本法所稱違反國家規定，是指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據此，依據體系解釋的原則，構成非法經營罪的行為所違反之國家規定應與刑法第96條的內容契合，即只包括最高立法機關及其常設機關和最高行政機關制定和發布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的任何國家機關，包括國務院各部委、各專門委員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發布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均不在此范疇之內。
(二)嚴格限定「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外延。「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是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罪狀表述的核心，所以，明確它的指向是劃定兜底條款規制范圍的關鍵。
「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當然是指除了刑法第225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的行為以外的非法經營行為。但由於這個兜底性條款涵蓋面太大，實踐中很難把握。筆者認為，遵循體系解釋的原則，第4項的「其他」，必須與前面的三類行為協調一致，遵循「只含同類規則」的原則，即兜底條款只限於未列舉的同類情形，而不包括不同類的情形。所以，本條規定的「其他非法經營行為」的外延，只能通過本條已規定的前三類行為本身所明示或暗示的內涵來揭示。
刑法第225條中已列舉的非法經營罪的三類行為分別是:(1)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2)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的;(3)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的，或者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雖然從語言表述上看，這三類行為方式各不相同，但實質上它們共同具有三個屬性:(1)均屬於未經許可的經營行為;(2)均以牟利為目的;(3)均侵害了國家特定行業的經營許可制度。基於此，筆者認為，只有那些以牟利為目的，侵害特定行業的經營許可制度，破壞市場交易正常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才能被認定為「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所以，兜底條款中「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應當指向那些除了刑法第225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的行為以外的，違反國家規定，侵犯國家經營許可制度，破壞市場交易正常秩序的行為。
(三)科學區分非法經營行為的危害程度。兜底條款中的「情節嚴重」，是區別「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罪與非罪的標准。由於我國刑法在犯罪構成上，對本罪規定的是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所以，行為的危害程度對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具有決定意義。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中的「情節嚴重」，可以依據體系解釋的原則，從非法經營的數額、非法經營的時間、次數、規模、違法所得、造成損失大小等方面綜合分析認定。
從立法的視角審視，既要考慮從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需要出發，設置非法經營罪的必要性;又要考慮由於非法經營行為的復雜性、多樣性、變異性，難於在法條中加以窮盡，不得不設置「兜底條款」，以彌補立法漏洞，適應制裁非法經營犯罪復雜性的需要。從司法的視角審視，既要考慮如何理解與適用兜底條款，發揮兜底條款在維護市場秩序中的作用;又要總結司法史上把投機倒把變成「口袋罪」帶來的歷史教訓，防止兜底條款的濫用。所以，1997年刑法實施以來，「兩高」對什麼行為可以納入「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罪行為」的范疇，採取用「司法解釋」的方法予以明確。到2010年3月止，已通過司法解釋納入第225條第4項追訴的已有七種「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即(1)非法經營外匯的行為;(2)非法從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復制、發行業務的行為;(3)擅自經營國際電信業務或涉港澳台電信業務營利活動，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的行為;(4)非法生產、銷售「瘦肉精」等行為;(5)哄抬物價、囤積居奇行為;(6)擅自設立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或者擅自從事互聯網上網服務經營的行為;(7)擅自發行、銷售彩票行為等。當然，今後如再發現還有應納入兜底條款治罪必要的非法經營行為，還可以由最高司法機關採取司法解釋的方法增加。
從上述刑法第225條規定的四項非法經營行為的內容證實，無論是立法上已經明確規定的前三項內容和由司法解釋規定的第四項的內容，都沒有把民間借貸中的高利息行為規定為非法經營罪。所以，有的地方將民間高利貸行為按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既沒有立法上的依據，也沒有司法解釋的依據。
三、依法懲治民間借貸中所涉犯罪
在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民間借貸利率的高低是市場競爭形成的，是資金市場供求關系的真實反映，不能把利息本身視為罪惡，國家應注意引導促進資金優化配置。實踐證明，在高利息的誘惑下，確實容易誘發多種違法犯罪，必須依法予以制裁。與民間借貸相關的常見犯罪有:
(一)高利轉貸罪。在高利息的誘惑下，一些不法分子以高利轉貸牟利為目的，虛構貸款用途，採取擔保貸款或者信用貸款的方法，從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套取信貸資金後，再以大大高於銀行同期利率的方法，將信貸資金轉貸給急需資金的其他單位或個人，從中牟取高額利息。由於這種以轉貸牟利為目的的行為損害了金融機構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秩序和他人的財產權利，應當依照刑法第175條規定的高利轉貸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高利息的誘惑下，近年來一些不具備吸收公眾存款主體資格的人，採取暗中提高存款利率、提前還本付息、先付息後存款等手段，引誘吸收公眾存款;或者打著抽獎、名借實存等招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他們再將收集來的公眾資金作為發放高利貸的資本，從中賺取高額利息。對這種破壞金融機構存款管理制度，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應當依照刑法第176條規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三)非法拘禁罪。近年來，在司法實踐中的非法拘禁罪中，因借貸糾紛而引發的暴力收債行為構成本罪的比例很大，而且呈上升趨勢。刑法第238條第3款明確規定:「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7月的司法解釋也規定:「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
在高利息的誘惑下，還可能引發集資詐騙、違法發放貸款、洗錢等經濟犯罪，也可能發生挪用公款、挪用資金去放高利貸的職務犯罪等。對相關犯罪，應依法予以懲治，以切實維護信貸市場秩序，保障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和金融債權。
(作者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趙長青)

『柒』 租賃收入的法律依據

根據《合同法》第225條規定，關於租賃收益歸屬，在一般情況下，在租賃期間，承租人因佔有、使用租賃物獲得的收益，歸承租人所有。在租賃合同中，有的承租人純粹是為了自己使用租賃物，而有的承租人則是為了利用租賃物來開展業務、取得利潤，收益權也是承租人的一項基本權利。當然，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1997年3月14日，國家稅務總局國稅發[1997]035號《關於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內取得的利息、租金收入是否徵收營業稅問題的通知》第一條規定：「對外國企業在中國國境內沒有設立機構、場所而從中國取得的利息收入、出租有形動產的租評收入，不徵收營業稅」。該政策從1997年1月1日起執行。
一、上述優惠政策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沒有設立機構、場所且從中國取得利息收入、出租有形動產的租金收入的外國企業。外國企業，比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是指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和雖未設立機構、場所，而有來源於中國境內所得的外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機構、場所，比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是指管理機構、營業機構、辦事機構和工廠、開采自然資源的場所、承包建築、安裝、裝配、勘探等工程作業的場所和提供勞務的場所以及營業代理人。
二、文件中規定的不徵收營業稅的對象是利息收入和出租有形動產的租憑收入。
利息收入是指滿足上述條件的外國企業將資金貸與中國境內的使用單位而取得的利息收入。有形動產是相對於不動產而言的，是指能夠移動且在使用過程中保持原有實物形態的資產。主要包括機器、設備、器具、工具等如飛機、汽車、船舶等。
判定取得利息、租金收入的外國企業是否徵收營業稅的程序：
一、外國企業應向主管稅務局（所）提供的相關材料：（一）沒有設立機構、場所的外國企業，應提供本國的合法有效證件；（二）租賃、借款合同復印件；（三）相關收入原始憑證的復印件。
二、主管稅務局（所）應根據納稅人提供的材料，進行審查，判定其是否應該征稅，判定後報區（市、縣）局審核，審核同意後，按政策征免營業稅。
舉例：日本某公司（在中國沒有設立機構、場所）1998年1月1日與中國沿海某市一家企業簽訂了一份借款合同，金額為人民幣1000萬元，期限為1年，年利率為15%，同時又向該企業提供一艘鑽井船，年租金為人民幣800萬元。問：該公司本年度應繳多少營業稅？
答：不應征稅。因為該公司是外國企業且在中國境內沒有設立機構、場所，根據國稅發[1997]035號文規定，其1997年1月1日後從中國境內取得的利息收入150萬元和出租有形動產的租金收入800萬元，不徵收營業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