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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合同法基本原則

發布時間: 2022-01-26 18:12:49

合同法總則63條第三款舉例

第二種情況,我想談一下在違約情況下行使解除權的問題。我們知道過去我們的《經濟合同法》有一個規定,就是一方在履行期限內沒有履行合同,另一方有權解除合同。這個規定實際上存在很大的漏洞,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履行期限不是在什麼情況下都是非常重要的,換句話說,也不是說遲延了一天、二天、三天就會對當事人造成很大的傷害。比如說我現在要傢具,規定了是五月一日交貨,但是晚了幾天的話,也不一定影響到我的使用。我再舉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就是雙方買賣一種馬口鐵,購買了這種鐵以後,一方開信用證,但是開信用證時因為銀行的原因晚了三天,對方本來就不願意交貨,就說根據合同法的規定,你違約,雖然只晚了三天,但是我有權解除合同。所以這樣的話,這就給了非違約方太大的解除合同的權力,這就使他能夠鑽了法律的空子,解除了根本就不需要解除的合同。但實際上這個信用證晚了三天根本沒有造成他的任何損害,根本不需要解除合同。所以我們一定要限制違約解除事由,就是以根本違約來限制違約的解除。

所謂根本違約,就是說只有在一方的違約造成另一方的訂約目的不能實現的情況下,才構成了根本違約,非違約方才能解除合同。所謂訂約目的不能實現,就是說他通過訂立合同所期望達到的目標落空了,這種情況下他才能解除合同。如果僅僅只是輕微的違約,不能解除合同。之所以要限制它,是因為解除合同實際上也是消滅一個交易。如果我們允許當事人可以隨意消滅一個交易的話,那和我們所說的鼓勵交易的目標是完全違背的,甚至可能會讓根本不想履行合同的一方鑽了一個空子。所以新的《合同法》引進了這個根本違約的制度。根本違約主要體現在《合同法》第94條第四款的規定,「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該條款規定實際上將根本違約作為了兜底條款,這實際上是將根本違約作為解除合同條件。關於違約的法定解除,《合同法》第94條第二、三、四款規定了以下幾種情況。

1,預期違約的兩種類型。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94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不履行主要債務」是指履行期前的明示毀約,所謂「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主要是指默示毀約。我們剛才也講到了預期違約,預期違約解除合同這是引進英美法的經驗,大陸法中沒有這個規定。以前大陸法規定,在履行期沒有到來之前,債權人也不能找債務人請求履行債務,債務人也可以不用履行債務,所以不管債務人怎麼表示都沒有關系。但是英美法認為即使履行期還沒有到來,但如果一方明確表示他將會不履行合同,或者他已經是負債累累了等等,但是他又不提供適當的擔保,債權人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可以等待到履行期到了以後再要求債務人繼續履行,如果債務人不履行合同就解除合同,並要求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這種辦法就是等待,這就是看你有沒有耐心了,因為你覺得等待對於你還是需要的,因為你還想使這個合同繼續有效,這就可以等到履行期到來後再說。第二種辦法就是不等待了,就可以從預期違約行為中直接認為他構成了違約,可以直接就解除合同。因為他已經構成了預期的違約,因此你可以直接解除合同,並要求他承擔違約責任。但是這必須是構成了明示的毀約或者是默示的毀約這兩種情況。所以我們的《合同法》第94條第二款就引進了英美法的經驗,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是可以有這種選擇的,就是他可以等待也可以不等待,不等待的情況下,就可以直接地解除合同。在預期違約的情況下,表明毀約當事人根本不願意受合同約束,也表明了該當事人具有了完全不願受合同約束的故意,合同對於該當事人已形同虛設,在此情況下,另一方當事人應有權在要求其繼續履行和解除合同之間作出選擇。當非違約方選擇了合同的解除時,合同對雙方不再有拘束力。只有允許非違約方在違約方已構成預期違約的情況下解除合同,才能使其盡快地從合同關系中解脫出來,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2,遲延履行。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舉一個例子,比如甲方向乙方購買馬口鐵,遲延了三天交貨,貨物的價格也沒有發生變動,買受人也很難證明自己遭受了損失,買受人能不能以遲延三天交貨為理由解除合同?該條第三款就專門解決了這個問題,買受人要解除合同,必須完成了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就是必須催告,所謂催告就是你必須明確地催他、要他履行。必須經過債權人的催告履行,如未催告則不能隨意解除。這個規定和大陸法很多的國家的規定是不一樣的,比如德國法,它規定遲延以後債權人可以不必要催告,因為這個期限就代人催告了。我們認為這個說法不太好,因為你如果沒有催告就解除了,這好象太簡單了,太隨便了,所以你還要催告,這是第一個步驟。第二個步驟就是在催告以後,你還要給債務人一個繼續履行的合理期限,就是說一個准備履行的期限。比如說我今天催告你了,然後我給你五天的時間,你必須要在這五天之內准備繼續履行,如果你在這五天之後還不準備繼續履行,那我就要解除合同了。至於寬限期多長才算是合理的,我認為對此要根據每一個合同具體的情況來判斷,不能由債權人或非違約方自行進行確定。所以這個第三款實際上還要滿足兩個條件,就是催告和合理期限。經催告後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這樣才可以解除合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的《合同法》對法定解除的條件是比較嚴格的,不是非常隨便就讓你解除,我覺得這是符合鼓勵交易的精神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民法中,合同法解釋二11條12條內容請簡單舉例說明

a以b名義與c簽了買賣合同,b不知道。過了兩天,b知道了,b覺得a這個買賣很劃算,於是告訴c,這個合同是a帶我簽的,都是我追認。所以合同生效

⑶ 舉例說明合同法的某一制度或者原則!!!!急求!最好是案例分析!!!

這是我在網上找的關於誠實信用原則的案例,希望對你有幫助。 「案例簡介」1999 年10月2日,原告郭某與被告某村委會簽訂了一份房屋租賃合同,合同約定:房屋租賃期限5年,形勢變化隨時變更;年租金1500元,村裡將13千瓦用電權借給郭某使用。2000年7月初,郭某因租賃的房屋年久失修,加之遭受水災,屋頂漏雨,間牆倒塌,村裡又無力維修,故提議出賣。村委會經研究同意將租賃房屋賣給郭某,雙方協商價格為3萬元,但郭某表示徵求家中意見後再定。郭某徵求家中意見後,口頭表示價錢太貴不買。此後,張某提出購買此房,村長託人詢問郭某是否購買,否則就要賣與他人,郭某仍表示不買。村委會便與張某達成協議,將此房以3.2萬元的價格(包括17.2千瓦用電權)賣給張某,張某預付了定金 l萬元。但因郭某租賃房屋未到期,郭某提出繼續使用房屋,並不同意歸還13千瓦的用電權。村委會經研究決定,以2.8萬元的價格將此房賣給張某,用電權由原定17.2千瓦變為4.2千瓦,張某必須允許郭某租用房屋到合同期滿,房屋的所有權歸張某。 2000年9月2日,村委會和張某辦理產權轉移手續時,郭某也未提出異議。房屋產權轉移後,張某維修了房屋。2000年9月21日,張某與郭某達成協議,郭某遷出承租的房屋,張某向其支付損失費2000元。村委會也退給郭某預交的承租費3000元。事後,郭某以村委會將爭議房屋租給他,卻於2000年8月未經其同意而維修了房屋,並將爭議房屋出賣給張某,其是承租人,應享有優先購買權為理由,向某市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將爭議優先賣給他。村委會答辯稱:郭某提出購買爭議房屋以後,雙方議定價格為3.2萬元,但事後郭某表示不買,才以3.2萬元之價賣給張某。後因與郭某的合同未到期,郭某不同意遷出,村委會才以2.8萬元之價將房屋賣給張某,並允許郭某使用房屋到合同期滿。在買賣成交及產權轉移過程中,郭某均表示不買,且村委會多次徵求過意見,郭某均表示不買。故郭某現提出房屋優先購買權沒有道理,不應支持。法院經審理查明,認定上述事實屬實。「問題提出」對於本案可從不同角度進行法律分析,在此結合此案說明合同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在合同法上,誠實信用原則是合同法最為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一,它是合同法基本精神的體現,是合同法的指導原則。「法律依據」《合同法》第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合同法》第6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相關法條)《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相關法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8條規定:「出租人出賣出租房屋,應提前三個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出租人未按此規定出賣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宣告該房屋買賣無效。」「案情分析及處理結果」對於本案,雖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8條規定:「出租人出賣出租房屋,應提前三個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出租人未按此規定出賣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宣告該房屋買賣無效。」原告對被告出賣的出租房屋享有優先購買權。但是,從案情看,在被告向原告兩次作出賣房提議時,原告均作出了否定的意思表示。至於價格低於原先與原告商議的3萬元,是因為張某的得到的用電權較少。在被告與張某辦理產權轉移手續時,原告也未提出異議。而且原告還從張某處得到了補償,從被告處取回了預付租費,因此原告得行為表明其已放棄了作為承租人而享有的優先購買權。在張某已經取得房屋所有權並對房屋進行了維修以後,原告又對其所有權提出異議,要求被告將房屋賣給他,明顯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原告的請求不應予以支持。「存在的問題」在本案的處理過程中,對於是否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存在爭議:第一種意見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出租人出賣出租房屋,應提前三個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出租人未按此規定出賣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宣告該房屋買賣無效。」原告對被告出賣的出租房屋享有優先購買權。從本案情況來看,被告在以低於與原告事先商定的價格將房屋賣給第三人,未在同等條件下讓原告行使優先購買權,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因此,法院應判決被告與第三人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原告的訴訟請求應予以支持。第二種意見認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在同等條件下,原告的確享有優先購買房屋的權利。但是,原告在本案中實際上通過作出拒絕購買的意思表示,並且與第三人達成補償協議,從被告處取得預付租費等行為表明其已放棄優先購買權。可以說,原告的權利得到了保障,因此,原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我們認為,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被告的行為並無不當之處,原告在以自己的行為放棄自己的權利之後又要求對其權利進行保護,明顯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對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含義,學者們眾說紛紜。一般認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當事人在市場活動中應講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因此其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但是,應當認識到,誠實信用原則基於作為合同法甚至民法基本原則的屬性,其外延將隨著社會變遷而相應發生變化。我國《合同法》對於誠實信用原則及其要求作出了明確規定,《合同法》第 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合同法》第60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合同法》第92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後,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按照合同法的要求,要求合同當事人在訂立、履行以及合同終止後的全過程中,都要本著誠實信用的態度。法官在處理合同糾紛時,也要以誠實信用為最高指導原則對合同進行解釋以及裁判違約責任。具體說來:(1)在訂立合同時,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公平地確定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得進行欺詐、脅迫;雙方當事人不假借訂立合同進行惡意磋商,企圖通過損害第三方或集體、國家的利益而獲利;雙方當事人不得借訂立合同企圖規避或違反國家法律和其他違背誠實信用的行為。(2)在履行合同義務時,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及時通告、協助、提供必要的條件;防止損失擴大;對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獲悉的對方當事人的有關商業秘密、技術資料等負有保密義務等等。(3)在合同終止後,當事人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這些被稱為後契約義務。(4)在合同的解釋方面,一般而言,法律條文均極為抽象,適用於具體案件時,必須加以解釋。進行法律解釋,必須受到誠實信用原則的支配,使其能維持公平正義。此系誠實信用原則在法律解釋上的功能。(5)在法官裁判違約責任時,須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從公平的角度確認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均衡之利益,從而使破壞這一均衡狀態的一方承擔應有的責任。但是應當認識到,雖然誠實信用原則已成為包括合同法在內民法領域的最高准則,但遍觀各國民商法,均無直接規定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所應承擔的法律後果。這是因為誠實信用原則是一內涵廣泛的彈性條款,法官擁有足夠的自由裁量權去決定當事人是否違反了這一原則以及應承擔的相應責任。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在合同法中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不構成違約行為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違約的概念應當區分為兩種:—種是狹義的違約概念,只有在違反合同所明確規定的義務的情況下才構成違約;另一種是廣義的違約概念,它是指合同當事人違反各種合同義務的行為。這種義務既包括合同規定的義務,也包括依法令規定和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義務(主要是附隨義務)。誠實信用原則的性質實質上是從補充當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規定,轉變為當事人不得約定排除其適用,甚至當事人不得援引可由法庭依職權適用的強制性規定。合同約定條款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應為無效。當事人履行合同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使對方遭受損害的,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在仲裁和訴訟中,縱然當事人未主動援引誠實信用原則的,仲裁庭或法庭也應依職權主動予以適用。究其本質,誠實信用原則由於將道德規則與法律規定合為一體,兼有法律調解和道德調解的雙重功能,使法律條文具有極大的彈性,法官因而享有較大的公平裁量權,能夠排除當事人意思自治而直接調整合同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

⑷ 合同法案例分析 高手進!!

1、李某不能取得字畫的所有權。因李某採取上述方式取得字畫的所有權是不合版法的。
2、字畫的權所有權歸張某。張自始至終也沒有出讓過字畫,也沒有委託過誰出讓字畫。
3、張某完全可以請求返還字畫。這是法律授予他的權利。
4、張某的損失肯定要由李某承擔。

⑸ 民法中,合同法解釋一20條內容,請簡單舉例說明

  •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一)第11條規定:"債權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提起代位權訴訟,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合法;(二)債務人怠於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三)債務人的債權已經到期;(四)債務人的債權不是專屬於債務人自身的債權。"可見,代位權的行使應符合如下要件:


  • 第一,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必須合法、確定,且必須已屆清償期。所謂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合法,是指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必須有合法的債權債務的存在,如果債權人對債務人不享有合法的債權,當然代位權不存在合法的基礎。所謂債權必須確定,是指債務人對於債權的存在以及內容並沒有異議,或者該債權是經過了法院和仲裁機構裁判後所確定的債權。債權人對債務人享有債權必須到期,債權人才能主張代位權。這一點是代位權與撤銷權在構成要件上的區別所在。在代位權行使的情況下,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務必須到期,然而在債權人行使撤銷權的情況下,我認為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務不必要到期。其原因在於,代位權針對的是債務人消極損害債權的行為,除保存行為外,債權人應在履行期屆滿前方可行使代位權,而撤銷權針對的是債務人積極損害債權的行為,若不及時行使撤銷權,等債權期限屆滿時,將無法補救。


  • 第二,債務人怠於行使其到期債權。債務人怠於行使其到期的債權,意味著債務人不僅應當對次債務人享有債權,而且此種權利必須到期。因為沒有到期,則談不上怠於行使的問題。 對於"怠於行使",在學理上則有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怠於行使是指應當行使而且能夠行使權利卻不能行使。怠於行使權利的表現主要是根本不主張權利或遲延行使權利。另一種觀點認為,怠於行使是指債務人能夠通過訴訟或仲裁的方式向其債務人主張權利,但一直未向其主張權利。根據解釋(一)第13條,"合同法第73條規定的'債務人怠於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是指債務人不履行其對債權人的到期債務,又不以訴訟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債務人主張其享有的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到期債權,致使債權人的到期債權未能實現。"顯然,採取的前一種觀點。


  • 第三,債務人怠於行使權利的行為已經對債權人造成損害。如何理解對債權人造成損害,學術界存在不同不同觀點。根據解釋(一)第13條,"合同法第73條規定的'債務人怠於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是指債務人不履行其對債權人的到期債務,又不以訴訟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債務人主張其享有的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到期債權,致使債權人的到期債權未能實現。"


  • 第四,債務人的債權不是專屬於債務人自身的債權。根據本條規定,債權人可以代位行使的權利必須是非專屬於債務人的權利。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一》第12條的規定,"專屬於債務人自身的債權"是"基於扶養關系、撫養關系、贍養關系、繼承關系產生的給付請求權和勞動報酬、退休金、養老金、撫恤費、安置費、人壽保險、人身傷害賠償請求權等權利。"


  • 值得探討的是,代位權的客體,即代位權行使的對象是什麼。在日本法中,代位權的客體包括的范圍比較廣泛,除專屬於債務人本身的權利以外,都可以由債權人代位行使。例如,因欺詐脅迫原因產生的撤銷權,無權代理的追認權、撤銷權,在為第三者訂立契約中接受利益的意思表示,以及選擇權、買回權、解除權、抵銷權、減價請求權、共有物分割請求權等的形成權、債權代位請求權、債權撤銷權也都能成為代位的客體。甚至登記請求權等也可以代位請求。我認為,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可代位行使的權利應當概括為"屬於債務人的權利"。


  • 至於代位權的行使方式,根據我國合同法第73條的規定,"因債務人怠於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以自己的名義代位行使債務人的債權。"可見,代位權的行使必須通過訴訟的方式進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一》第16條的規定:"債權人以次債務人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權訴訟,未將債務人列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債務人為第三人。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債權人以同一次債務人為被告提起代位權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合並審理。"


  • 另外,根據本條規定,債權人行使代位權的必要費用,由債務人負擔。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解釋一》第19條,"在代位權訴訟中,債權人勝訴的,訴訟費由次債務人承擔,從實現的債權中優先支付。"


  • 另外,本條規定,代位權的行使范圍以債權人的債權為限。這就是說,債權人在行使代位權時,其代位行使的債權數額應與其債權數額大致相等。當然,要求債權的數額絕對一致也是非常困難的。


  • 在債權人行使代位權之後,因行使代位權取得的財產應當如何分配,在理論上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第一,遵循"入庫原則"說。此種觀點認為代位權行使的效果應歸於債務人,行使代位權取得的財產應先加入債務人的責任財產,然後再依債的清償規則清償債權人的債權。這一規則被稱為"入庫原則"。第二,債權人平均分配說。此種觀點認為,代位權屬於債權的范疇,因代位權的行使所獲得的財產應當在債務人的債權人之間平均分配,這樣在次債務人清償債務以後該財產應當由法院進行保管。法院應當通知債務人的債權人申報債權,在確定所有的債權人以後,才能按債權的比例進行分配。第三,代位權人優先受償說。此種規定認為,如果在代位權人行使代位權後所取得的財產完全在債務人的全體債權人之間平均分配,對代位權人是不公平的。因為,由全體債權人"免費搭車",共享代位債權人提起代位權訴訟的成果,不僅有欠公允,還將使代位權制度對債權人的激勵因素喪失殆盡,無法體現其區別於破產還債制度和參與分配製度的特殊功能。


  • 我們認為,既然代位權的行使范圍以債權人的債權為限,就應當採用代位權人優先受償說。


⑹ 《合同法》的公平原則

------合同的簽訂,一般都是基於雙方自願的基礎上,如果乙方放棄對甲方的違約責任約定版,屬自願行為,自權然不涉及顯失公平的問題。
------如果簽訂合同的時候,乙方遺漏了這個環節,而且甲方出現了違約行為,那麼這種遺漏對於乙方而言就不公平了,但談不上顯失公平。遺漏條款,不等於「不得主張違約責任」。也就是說,盡管沒有甲方的違約責任條款,但乙方依然可以主張甲方承擔違約賠償責任。
------合同法當中的顯失公平,說白了具有非常不公平的意思,一般意義上的不公平,不構成顯失公平。所以說,顯失公平的合同是可以申請撤銷或變更的。
------你所舉例子當中,甲方的違約行為是否會發生,是不確定的。如果沒有發生,乙方權益不會因為沒有約定而受損;即便發生違約行為了,乙方仍可以依法要求賠償,也同樣能夠找回利益。所以這種遺漏並不會實際造成乙方的絕對不利,故不屬顯失公平。

⑺ 合同法中有「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原則,我不理解,其舉例說明

「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規則的意思是: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列明了特定的款項,未採用專更為一般性的術語屬,其意圖就是排除未列明的項目,盡管未列明的項目與列明的項目相類似。

  • 舉例如下:

2009年3月14日,金達紙業在其住所地與華能建築集團簽訂建築施工合同,其中約定「合同履行中如有爭議,可由雙方協商;協商不成,可在合同簽訂地起訴」。

上述合同條款中明示的爭議起訴地是合同簽訂地,因此就排除了在其它地起訴的可能性(比如合同履行地)。也就是說,當發生爭議協商不成時,只能起訴到合同簽訂地的法院。這就是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

⑻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⑼ 試舉例說明對合同法原則的理解

律師解抄答:
逐個為您解答:
公平原則就是說簽訂合同的雙方是平等,例如甲乙兩人簽訂合同,甲乙都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不存在地位上的懸殊。
公平原則就是簽訂合同公為公正、合理,能獲得廣泛的支持;平指平等、平均。你給我錢,我給你貨,給我多少錢,給你多少貨。
誠實信用就是不存在欺騙,童叟無欺。
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更簡單,所簽訂的條款不得違背法律。比如說:某人被強奸,簽訂一個合同,不追究刑事責任,這樣的合同就是無效的。

⑽ 合同法解釋二15條的內容,舉例說明

勞動法司法解釋】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十五條解釋:【多重買賣合同的買受人(不能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違約責任請求權】
第十五條出賣人就同一標的物訂立多重買賣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無效情形,買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約定取得標的物所有權,請求追究出賣人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於多重買賣合同的買受人(不能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違約責任請求權的解釋。
【條文理解】
多重買賣合同,又稱一物數賣合同,或者一物多賣合同,即出賣人就同一標的物訂立數個買賣合同,分別出售給數個買受人。在出賣人一物多賣時,不能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買受人能否要求出賣人承擔違約責任?這涉及一物多賣時多個買賣合同的效力和買受人的債法救濟等問題,這些問題又和物權變動模式的立法規定直接相關。掌握本條規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
一、多重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
在一物多賣時,只能有一個合同的當事人取得合同標的物的所有權。在此情形下,其他沒有達到物權變動效果的買賣合同的效力如何?這涉及物權變動模式的立法規定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比較有代表性的物權變動模式有三種: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債權意思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以《德國民法典》為代表的物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以《奧地利民法典》代表的債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通說認為,根據《民法通則》第72條、《合同法》第133條、《物權法》第9條和第23條的規定,我國現行法律關於物權變動模式採取的是債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即物權發生變動時,除了當事人之間簽訂債權合同之外,還需要履行登記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該模式的特點為:第一,基於法律行為轉移物權,事先需要有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合意是依法律行為變動物權的基礎。但此種合意不是所謂的物權合同,而是債權合意,即當事人是否設定物權以及物權內容等方面達成的協議。第二,在合意基礎上,還需要履行一定的公示方法(登記或者交付)才能達到物權變動的效果。第三,該模式區分債權變動與物權變動的法律事實基礎,認為當事人之間生效的債權合同僅能引起債權變動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債權合同結合交付或者登記手續的辦理,方能發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因此,債權合同的效力是獨立的,是否登記或者交付,影響到物權變動的效果,但對債權合同的效力不產生影響,對債權合同效力的判斷法律依據是《合同法》第52條等相關規定。對此,《物權法》第15條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該原則統稱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原因與結果的區分原則。
在債權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之下,當出賣人與第一買受人訂立買賣合同後,如標的物未交付(動產)或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不動產),標的物的所有權就不發生轉移。在此情形下,出賣人再與後續買受人訂立買賣合同,由於出賣人此時出賣的仍為其享有所有權的標的物,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52條規定的無效情形,出賣人此後所訂立的數個買賣合同應為有效的買賣合同。
假若出賣人與第一買受人訂立買賣合同後,即將標的物交付(動產)或為其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出賣人事後再與後續買受人訂立買賣合同,在此情形下,由於出賣人已非該標的物的所有權人,後續的買賣合同實為出賣他人之物的買賣合同。對於出賣他人之物的買賣合同的效力,素有爭議:一為無效說。該說認為《合同法》第132條第1款「出賣的標的物,應當屬於出賣人所有或者出賣人有權處分」的規定屬強制性規定,依據《合同法》第52條第(5)項的規定,違反強制性規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二為效力待定說。該說認為出賣他人之物的買賣合同即屬於《合同法》第51條所規定的無權處分合同,依據該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後取得財產權利的,該合同有效。」三為有效說。該說認為在債權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之下,債權合同的效力是獨立存在的,物權沒有發生變動,並不影響債權合同的效力,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52條規定的無效情形,後續買賣合同應為有效。該說為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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