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法面臨的問題
㈠ 經濟法主體的行為在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措施
主題的行為在現實中存在的問題解決措施有很多種的
㈡ 關於經濟法的一些問題
.2016年2月，長期向B公司提供各種產品的A公司生產的產品被有關部門認定為不合格產品，B公司要求停止進貨，A公司認為B公司停止進貨是違約行為，應承擔相應責任。問，A公司觀點正確嗎？為什麼？
㈢ 我國主要經濟法律有哪些
我國主要的經濟法律有以下幾類，
競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
消費者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
銀行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
證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財稅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
勞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土地和房地產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
環境保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監管與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局限性、盲目性而制定的調整全局性的、社會公共性的、需要由國家監管與協調的經濟關系的法律。經濟法律關系，是指經濟法所確認的，在國家為促進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協調經濟運行而對市場活動進行組織、管理、監督和調控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權利義務內容的經濟關系。
經濟法原則是經濟法在其調整特定社會關系時在特定范圍內所普遍適用的基本准則。我國經濟法原則主要有：一是國家適度干預原則。即國家通過宏觀調控，調節經濟運行，完善產業結構，保持經濟的平衡和協調同時，這種干預必須適度，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來進行，用法律的形式來限定千預的內容和手段。二是效率公平原則。經濟法堅持提高效率與維護公平相統一的原則，用法律的形式使公平和效率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最大限度地統一起來，以利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三是可持續發展原則。經濟法必須強調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用法律的形式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不能為眼前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
㈣ 中國經濟法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有哪些
我國經濟法產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在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和加強經濟法制建設的大背景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經過長期，深入，廣泛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索，我國經濟法劃清了自己與傳統法律部門如民商法，行政法之間的界限，明確了自己的價值定位，建立了系統完整的科學體系.
當前中國經濟法立法正處於中度發展狀態，有必要對經濟法的未來發展提出若干構想.重新審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今後十幾年裡經濟法立法不可迴避的問題，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公平效率並重」是社會發展對經濟法立法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採用的經濟政策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將經濟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也隨之形成並有擴大形勢，統計數據也明確反映了這個現實.在未來的十幾年裡，我國的經濟法立法不得不關注經濟公平問題，在立法保護對象的傾向性應偏向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
我國的經濟法立法已經完成了法律部門的分化，對經濟法進行清理，匯編，編纂，並制定某種形式的法典是經濟法立法發展的趨勢，也是經濟法立法技術的最高體現.
在市場經濟初步成長的中國，法律移植仍然是未來十幾年經濟法立法的一種主要方法.首先，所移植借鑒的西方經濟法與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具有相似性.其次，植體本身較強的生命力.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法能夠回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㈤ 我國當代經濟法律的特點是什麼
【摘要】經濟法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法律,這在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在不同時期,不同的理論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這些理論都是有一定製度背景的。本文在分析了三種典型的對經濟法認識的理論的基礎上,指出經濟法是處理公法與私法、政府與市場關系,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一種法律。在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中,這種關系的妥善處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繫到我國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來。
【關鍵詞】經濟法;公法;私法;市場
【正文】
經濟法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法律,這在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1]歸納起來有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是認為是國家干預,二是認為是國家協調性質的,三是認為是國家調節性質的。在不同時期,不同的理論占據著主導地位。[2]從我國的改革看,我們是在認識和實踐上從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轉變使我們對經濟法的認識存在著巨大的變化,因為經濟法與經濟密切相關。但是,這些變動是否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學部門,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性質。假如沒有共同的規律和性質,經濟法成為一個完整的法學部門就很有問題了。也就是說,這些理論假如有合理的地方,這些合理的地方應該是共通的。
一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些對經濟法認識的理論。第一種是認為經濟法是國家干預性質的,這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理論相一致,是屬於市場本位的一種認識。在市場制度的背景下,國家原來在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由於經濟壟斷性的增強,以及市場經濟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擔當更多的角色,很顯然,這是國家對自由經濟意義上的市場的一種干預,由此而進行的法律干預方法就是這種性質,這個理論的前提是有一個完整的市場的存在。長期以來(即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經濟活動被設想為屬於私事的范圍,對經濟活動的法律管理屬私法的范圍,國家的作用就只是執行維護公共秩序的任務。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私人壟斷利益集團的社會經濟力量得以極大發展,自由競爭的經濟條件逐漸消失,對競爭不完善的認識以及二十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人們日益懷疑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因此,國家干預得到了發展,使政府與私人力量之間的均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一變化最明顯的表現是以有意識地組織經濟生活來取代市場自發機制——經濟計劃化。亞當·斯密所頌揚的處於完全競爭中的大量小單位可以實現私人利益向全局利益匯合的「無形之手」,讓位於「有形之手」——即「國家之手」。這樣的計劃化意味著配備充分的法律手段,並使法律規則在計劃制定、實施和執行過程中起主要作用。[3]從而產生了嶄新的第三類法律——經濟法。[4]它最早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
經濟法產生於立法者不再滿足於從公平調停經濟參與人糾紛的角度考慮和處理經濟關系,而側重於從經濟的共同利益、經濟生產率,即從經濟總體的觀察角度調整經濟關系。經濟法產生於國家不再作為純粹私法保護自由競爭,而尋求通過法律規范以社會的整體利益來控制自由競爭。所以有學者說「經濟法就是組織起來的經濟法律」,[5]這不無道理。
對經濟法實施統制,在本世紀後半葉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個人和企業方面以及在整個經濟生活方面都有表現,經濟政策的手段逐漸講究起來,從「凱恩斯革命」起,經濟學家就致力於對預算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和收入政策進行科學分析,他們尤其明確提出了利用這些手段實現國家總目標的條件,充分利用資源、穩定物價,提高國民產值增長率。[6]
國家對經濟的非系統化干預存在已久,但對經濟的系統干預,則是在壟斷產生之後,經濟法是國家系統干預經濟的法律工具。任何法律制度都與國家緊密相關。所以,作為國家直接干預經濟生活的法律起源很早,如14世紀至15世紀出現的商法。而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法則是產生於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本世紀以來,經濟法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7]法律秩序要發揮整個社會價值准則體系的作用,因為與單獨的經濟效率相比,社會價值准則體系所包含的內容要廣泛得多。[8]可以說,法律秩序本就有和諧一致的要求。[9]正是由於對社會法的需求,私法與公法,民法與行政法,契約法與法律之間僵死劃分已越來越趨於動搖,這二類法律逐漸不可分地滲透融合,從而產生了一個全新的法律領域。
二
第二種是認為經濟法是國家協調性質。國家在總體經濟中起到協調的作用,如在總量控制、各方利益協調上都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很顯然,這是一種國家或是政府本位的一種認識。
國家協調應該講是一種脫胎於計劃經濟的產物。國家能否協調經濟,在計劃經濟因素下,國家對經濟的協調性質是非常明顯的。在我國改革初期,也就是我們提出計劃為主、商品為輔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這種對經濟法的認識是正確的。但是我們要建立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謂市場經濟,對競爭的強調顯然是它的一個最明顯的特點。而在競爭市場中,政府的力量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是與競爭的力量有性質的不同,政府與市場在運作上是不同的,在市場失靈等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場合,才會有政府力量出現的合理性。由此可見,這種國家本位的對經濟法的認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有問題的。
按照傳統的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經濟處於國家的計劃的管理之下,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完全由國家計劃控制。企業是整個社會「大工廠」的生產單位,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法」。在這種條件下,經濟是處於行政管理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有關經濟的法律都是行政法津和法規。毫無疑問,在這種條件下是不需要經濟法的,只要有公法和行政法就足夠了。但是這種模式由於其僵化性而不斷地暴露其低效率和非經濟的缺陷。由此,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進行改革,在計劃中逐步加入或加大市場的成分。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國的經濟法都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由此可見,我們經濟法的產生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的產生是在兩個不同的條件下,後者是在完整的市場中加入國家或是政府或是公法的力量,而前者是在計劃中不斷地加入或是加大市場的力量和比重。但二者的結果卻是一樣的,都導致了經濟法的出現和對經濟法的強調。從這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經濟法的一些本質上的特點。首先,經濟法並不是以市場或是以國家(政府)為本位對經濟的調整,經濟法並不存在國家或是市場本位的問題。其次,經濟法可以是以國家干預為主要內容,也可以是以打破國家壟斷為主要內容,在原先是公法調整的領域逐漸加入或是加強私法的內容和力量。經濟法的作用可以是擴大公法,也可以是擴大私法的功能。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經濟法的社會本位的特點。第三,將經濟法歸結為國家本位的法律,即所謂的國家協調的性質。是在形式上受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理論的影響。毫無疑問,西方市場經濟有完整的私法體系和競爭市場,以及有深遠的私法自治的傳統。國家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是逐漸加深和擴大。因此,國家(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國家逐漸進入和加強其作用,由此表現在經濟法上就是國家的作用、公法逐漸侵蝕私法,也就是所謂的「私法的公法化」。但是自七十年代以來,在GATT和WTO的努力下,國際市場急劇擴大,壟斷在某一國家的情形在相當大程度上得到了緩和,甚至是消除。國家對政府在經濟中的消極作用也逐漸有了更深的認識。各國都在不同程度地放鬆對經濟的管制。這些國家逐漸從市場中有條件或是無條件退出的法律都屬於經濟法的內容,但若再將這些法律看成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就不合理了。而我國在現階段,大量的經濟法的作用和功能正是為了消減或是消除過分的政府力量在經濟中的阻礙作用,經濟法的性質或是理論卻不能體現經濟法的這一功能,這種經濟法的理論顯然是有問題的。
三
第三種理論中經濟法的調節性質是為了克服對國家在經濟生活中作用的過分強調。這種觀點在國家的強調上低於第二種觀點,但對國家的本位的觀點仍是這一觀點的主要問題之所在。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仍是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國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當然是經濟法的一個功能,但是,這種功能並不是經濟法的性質,在我國的經濟改革條件下,經濟法的本位仍放在國家這一方面是不足的。認為經濟法是以國家為基本的權利主體,以國家權利為本位的法律體系,而這恰恰與我們國家的全能政府作用的轉換不相一致,並沒能達到政府職能轉換的作用,因而,與我們的改革的方向是不一致的。[10]那麼,這會造成什麼影響呢。對法律性質的劃分的意義是在於揭示法律的基本價值,在於揭示法律的基本內容,給人們一種直觀的對法律體系的了解。它決定該解釋理論的價值趨向。而它的作用是對這個理論定下一個基調。它的直接效果是對法律的解釋產生影響,法律的解釋是一種整體的解釋,這在法律解釋學中是一個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對社會現實及其可預料的將來的一種解釋。在這個前提下,對一個社會理論的正確性與合理性的檢驗是看它的解釋與社會現實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論可以講是對某種社會中經濟法律的一種解釋,但對我國現階段轉型社會的現實及改革趨勢的解釋有一定的偏差。用一個形象的說法,上述的經濟法理論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是一種「TO」關系,即是進入性的、外在的。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FROM」,我們國家現在的政府與市場是一種內生的、一體化的狀況,我們的改革所要達到的是使二者關系是一種「FOR」的狀態,即是服務性、保障性的。我們的經濟法理論應該反映這種狀況。
經濟法是處於公法和私法交界處的一個部門,它是集中和綜合的產物,它的統一性在於它的惟一目的是管理經濟活動。[11]它首先是作為一種處理問題的方法,作為一個有具體特點的部門出現的,[12]是符合正在形成的經濟社會所需要的法律秩序,是與全部傳統法律規則並存的一項新法律,[13]是從其經濟後果來看問題的法律。[14]經濟法是處理公法與私法、政府與市場關系,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一種法律。在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中,這種關系的妥善處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繫到我國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來。
經濟法是處理公法與私法、政府與市場關系,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一種法律。在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中,這種關系的妥善處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繫到我國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來。
四
我國的政府改革是一種對傳統的「全能政府」的改革,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政府是社會「大工廠」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政府既造計劃,又管理經濟;既是社會的參與者,又是社會的執法者;既是社會的生產者,又是社會消費的安排者。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會性轉化。什麼是社會性呢?就是說,政府的管理模式與市場的競爭模式從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種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種依據行政法和上級機關的授權而進行自己職能的運用,對行政機關的作用的評判是上級機關,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場的競爭模式正好相反,市場主體的存在價值是它在市場上是能贏利的,也就是說對市場主體的存在價值的評判是市場,而不是其它,市場主體的動力來自市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從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來,否則就沒有出路的原因,因為原有體制剛好與市場機制相反。政府即使參於經濟也是在競爭市場之外,或是以市場主體的身份來參與到競爭市場之中,或是在市場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市場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為市場服務。這是市場經濟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會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會性轉換是如何來實現的呢?
我國經濟改革的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政府推動實現體制轉換。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矛盾,一是市場發育的不完善、市場制度未建立,這種制度不僅僅是一種法律條文的規定,而是整個社會的實體運作的制度。這裡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計劃體制下,經濟中存在大量的國營企業,作為經濟的主體和經濟的主導力量,它和政府是一體的,但是在體制轉換中,這部分企業如何轉換市場角色與行政管理模式一直是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市場中,國有企業仍是和政府有著直接的關系,企業的融資、運作、包括破產都不是按市場規則來運作的。政府在市場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顯。這是我國市場發育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表現。大量的市場規則在此不能適用。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個與民法規則的運作相對應的所謂「市民社會」。二是市場發展的長期性。市場的發展是個長期過程,不是體制上轉換了,經濟中就可以實現轉換。最明顯的例子是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雖然制度變革了,但是市場的運作還是很成問題的。大量的資本不是按實際價值向市場轉換,而是按權力進行的分配。對這樣的分配,市場要進行長期的消化之後才能進行符合市場經濟的運作。我們應該看到,從計劃到市場,單單從經濟上看是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是與市場經濟國家一樣的政府幹預的問題,而是政府如何從全能轉換到其社會性職能上來的問題。是政府與市場如何協調的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這一過程中,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的關系,而是在不同領域、不同時期都會不相同的一個「彎彎曲曲」的關系,這種關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規則來進行確定,肯定是會由於慣性的作用而互相影響,從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這在我們的經濟中已經顯示出來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會出現扭曲,地方保護主義的趨勢愈來愈強烈。這其實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來之後,地方政府的職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會是個系統,是相互影響的,權力也是如此。部分權力的縮小會由於其他權力沒有變動而保持其實際的影響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規定時是待定的,在法律上是不能稱其為違法。在這種情況下,按照市場經濟模式制定的法律常是得不到執行的。我國法院系統規定1999年為執行年,這說明我國法院執行難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非解決不可的地步。大量的執行難問題就是由於地方政府基於地方保護主義而造成的。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構成了我們經濟法所要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也決定了我國的經濟法不同於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理論,我們不可能把我們的經濟法理論放在國家干預的領域,而應放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就是政府如何在經濟穩定發展,在漸進式改革的思路下完成政府職能轉換,同時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職能轉換的地方實現市場力量的填充。否則,政府職能的轉換肯定是不能實現的。
應該看到,我國的經濟法在實現一部分憲法的功能,因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究其實質,應該在憲政制度中有明確的規定,它是由一國的基本制度所規定的,而不是由部門法來規定的。我國的情況之所以會如此,是由於我國是一個轉型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同時,也是由我國的轉型是一種漸進式的模式所決定的。轉型意味著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轉變,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由於這一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所以基本制度面的確定是很難的,當然,我們也可以進行這種制度的設想,但要設計出具體的權力排列方式、具體的規則形式並使之有效力,我想我們的理智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層次,要知道,這種改革是破天荒的,誰也沒有做過。這就意味著,在基本制度面上,我們沒有政府與市場的權力的基本劃分,也就是說,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會性的,而由於政府原來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覺、不自覺地在走原來的路子。
對於政府的這種狀況,按完整的市場經濟對政府的權力進行要求顯然是不現實的。政府在社會性的功能之外還承擔著更多的職能,而傳統的全能性的職能又與我們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職能在理論上是不明確的,那麼政府的職能在法律上,由於缺乏基本法的規定,其權力的解釋就存在困難,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據是經濟法,因此,經濟法的體系化就顯得特別重要。
五
我國經濟法理論上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經濟改革是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跨度大、難度也大。我們的改革,正如我們在上面所分析的,是在幾個階段的認識的基礎上才達到今天這一高度的,而作為與經濟改革直接相關的經濟法當然也與這一過程密切相關,同時,這也損害了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律部門所應具有的穩定性。在國外對經濟法的不同認識也有這一方面的規則上的原因,但都不及我國的經濟轉軌給經濟法帶來的變動性大。這不但是在規則內容上的改變,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著它的性質。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以及加入WTO進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狀況。
WTO的加入在法律上給我們國家的經濟法注入大量的內容,WTO是國際法律,是對國家的一種義務約束。國際法是一種「軟法」,所謂的「軟法」,一方面它是一個缺乏體系性的東西,即使是WTO法律文件,作為迄今為止最為龐雜的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羅萬象的,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它在許多方面是有欠缺的,也就是說,這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是不完整的,一個不完整的體系,在解釋上,肯定會產生歧義,因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也可能由於法律用語、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經濟現實的變化而產生許多不確定性的東西,何況一個體系不完整的東西。WTO是個發展的體系,烏拉圭回合之後的國際經濟談判的工作也正在醞釀之中。「軟法」表現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它相對於國內法是一個不完整的法律體系,即國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時也可能是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這也是為什麼發展中國家要參加到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去的原因。否則,無法在經濟領域有效地保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要在未來世界經濟舞台上有發言權,要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經濟大國,就必須盡早地加入WTO這一多邊國際經濟組織。這樣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占絕大多數的WTO內,就會像在聯合國內一樣具有重要影響力,否則,被排除在WTO之外,不僅影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使中國無法對發展中國家發揮影響力,也無權參與制定新的國際經貿規則,中國將長期被排除在世界經濟舞台之外。)我們在關於法律正義的知識里就知道,司法者應該是中立的,而不能充當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濟方式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質的,國家實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GATT是個沒有司法體系的臨時國際經濟安排,而現在的WTO設立了爭端的解決機構,但是,爭端解決的強行性在國際法中一直是個難題,是導致國際法被稱為「軟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隨著WTO爭端的增多,爭端所觸及利益的重要程度的增強,國際法的這一特性會暴露出來。在國際法律體系中,實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慮的。這也是為什麼越是觸及到大國,爭議的解決就越難,這是國際法的法律性不及國內法的地方。[15]
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性不如國內法,因為國內法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且有一個權威的存在,但是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化:一是經濟的國際化,二是經濟的市場化,這二個共同點使遵守國際經濟法所帶來的利益要遠遠大於違反國際經濟法所帶來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一個利益的共同基礎,雖然這個基礎可能會由於國際經濟的變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預料的將來,這種變化似乎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為什麼在美中WTO談判之後,雙方認為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WTO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經濟法律的基本框架,這個法律體系盡管存在著不盡如意的地方,如它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對發展中國家的國情的考慮是存在問題的,這也是我們今後在WTO體系中應該注意的地方。但是,我們應該看到,WTO所構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們改革開放的方向相一致的,這也是為什麼大量的發展中國家要加入這一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中去的原因。在這個法律體系下,我們思考的是如何加強我國經濟主體的競爭力量,使它在這個法律體系中有更多的事實上的權利,而不是處於被動的境地。也就是說我們要適應這種法律環境,以及能獲取這種法律環境所帶來的利益,以這種環境來促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加強我國的競爭實力。
WTO所架構的是一種市場走向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首先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意味著市場應是完整的,政府對市場不過多干預。這是加入WTO的一個制度性的前提條件。其次是政府保證不實行歧視待遇。這也就是構成WTO基本原則的多邊最惠國待遇原則。第三個是國民待遇,保證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我們以前對外商提供的是一種優於本國經濟主體的優惠條件,因為我們以前有所有制的區分,而且為了吸引外資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這是一種體制轉軌當中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對市場的扭曲,是為了克服舊體制的弊病而採取的一種矯枉過正的方法。對國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是對外國人提供不低於本國人的待遇標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對本國人提供一種平等的待遇和不低於外國人的標准。
WTO的文件是我國法律體系中最完整的對政府權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國經濟法律的最為基本的文件,是我國經濟法的基本法,也為推動我國政府職能轉換提供了一個法律的框架。我們應該利用好這一次機會來推進我們的市場化改革。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WTO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個不完善的對政府的限制,還有許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不可能在WTO這樣一種國際經濟法律文件中來進行規定的。這就需要我們的經濟法來完善和發展,應該講,對我國這樣一個行政權傳統很強大的國家而言,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個長期的工作,而且在我們的司法、立法領域的行政化傾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這是我們的傳統在起作用,也是我們在規定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中會遇到的困難,但是這個問題又必須解決,否則,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就有可能夭折,我們的改革開放就有可能停滯。
其實經濟法對這個問題的闡釋應該是在一個憲法的體系之下才會形成一個完整的解釋的體系。但是由於我國經濟的轉軌性質,這種理論上的要求是不現實的。這一點我們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經指出來了。經濟法自身要求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和價值內涵。否則,法律的解釋就會出現問題,依法行政和完善市場這兩個改革的目標的實現也會有問題。由此可見,完善經濟法的理論和經濟法的規則,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制度的建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構成一個含有WTO內容的經濟法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迫切任務。一方面既然我們作出了國際法上的承諾,那麼,在國內法上有一個具體明確的規定是必然的,否則,國際條約的執行是有困難的。構建一個與我們的國際承諾相一致的經濟法體系的工作是艱巨的。二是如何應對WTO所帶來的挑戰,如何利用WTO所帶來的法律權利,如何在WTO所給我國的寬限期內盡快地完善我們的市場,使期限過後的開放不至於帶來大的沖擊,這是我們現在應該考慮的問題,其中的中心問題是我們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資源。應對WTO所帶來的沖擊的前提是重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得我國的經濟競爭實體在沒有政府的保護下能不斷地經受國際經濟的考驗,並利用國際經濟的廣大市場來壯大自己。經濟法若是實現這一目標,便是法律對現實的最大貢獻。加入WTO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完善和發展經濟法的契機,也使經濟法的發展面臨一個繁榮的新階段。
【注釋】
[1]參見史際春等,《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頁以下。
[2]另外,還有認為經濟法不是一個法律部門,而僅僅是一種思考法律的方法。由於它否定了經濟法作為一種獨立規則存在,這種觀點在國外比較流行。(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在國內倒無這種論點,而且限於主題的關系,在此暫不作討論。
[3]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5頁。
[4]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9頁。
[5] 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頁。
[6]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5頁。
[7] 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頁。
[8]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0頁。
[9]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1頁。
[10] 參見沈敏榮:「政府、市場與經濟法的定位」,《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0年第1期。
[11]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2頁。
[12]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5頁。
[13]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9頁。
[14] 參見[法]阿萊克西·雅克曼等,《經濟法》,宇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3頁。
[15]參見[英]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冊,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頁。
㈥ 透過食品添加劑安全問題說明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 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伴隨著經濟條件的日益改善，人們對食品的營養及色香味的要求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食品添加劑基於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各方面品質的要求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這其中有好的產品出現，也有不好的替代品出現，例如使用工業原料染色防腐等非法添加物等。主要源於人們過分盲目追求感官色香味的原因所致。
即使是安全范圍內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劑，長期積累對人體健康也是有害的，所以還是希望通過媒體教會人們正確的心態看待食品，天然的才是最好的。
㈦ 我國經濟法制定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合同法是最大的法了，所謂的經濟法，恐怕就只能是專門的領域制定了，符合國際規則，符合國情，符合黨的利益為注意事項。哈哈哈
㈧ 凡事在我國經濟活動中發生的法律問題都是經濟法的范疇。是對的還是錯的
也有也有些是刑法的 也有些違背的心法 所以我覺得是錯的
㈨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完善
在經濟法學領域，要進行政策分析，就必須先明確一系列問題。例如，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於經濟法研究?可否提煉出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並有效應用?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不僅對於經濟法學的發展很有價值，而且對於刑法、社會法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設，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狹義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關學科都要著力研究的問題。[1]基於政策主體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與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對應的「對政之策」，限於篇幅和論旨，本文把政策定位於公共政策，[3]並往往限縮於更為狹義的經濟政策。
從根本上說，公共政策作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為實現公共職能和有效治理而採取的各種對策。為此，一些學者認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時期為實現一定的公共目的而採取的行動或制定的行為准則。它可以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並由此可以分為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多種類型，[4]是一系列謀略、措施、條例、法令的總稱。基於這種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於廣義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應當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的互動，特別是前者對後者的影響。
在公共政策體系中，對經濟法理論和制度的形成、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事實上，兩類政策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從而使經濟法會體現出突出的經濟性和一定的社會性。[5]當然，相比轉而言，經濟政策對現代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討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時，一般需要更多地關注經濟政策。
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具有與傳統法治理念不同的現代性，與政策的聯系更為密切。[6]其中，經濟政策是經濟立法的前提，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是對經濟政策有效實施的法律保障。[7]這種認識是學界的基本共識，也是進一步對經濟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礎。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體維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詞，由美國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於1958年最先提出。[8]但對於什麼是政策分析，始終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爾(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將「政策分析」等同於「政策科學」，這是一種最廣義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鄧恩(William N . Dunn)則認為，政策分析是運用一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應用性的學科，這是相對狹義的理解；而巴頓(Carl V . Patton)等人則認為政策分析就是對備選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的研究過程，這是最狹義的理解。[9]
上述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處。綜合借鑒各種觀點，可以認為，所謂政策分析，就是綜合運用各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便及時發現和解決整個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各類問題。
政策分析的對象是「復雜性問題」，因此，需要借鑒各類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乃至行為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哲學、數學、運籌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與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後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關心事實，也關心價值。因此，它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規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維度，如政治學維度、經濟學維度、歷史學維度、心理學維度、倫理學維度等。通常，學者們最為重視的是政治學維度和經濟學維度，它們對於經濟法研究也最為重要。
應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及其類型
要探討政策分析為什麼可以成為經濟法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就必須研究其適用基礎和具體類型。因為如果不具備適用基礎，該方法就不能進行適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體類型，就無從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
從總體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適用於相關的經濟法研究，主要是因為政策與法律(特別是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關聯，存在著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主體上的相通性。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者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並非同一，但在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上卻存在著相通性，有時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議會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權的情況下，「政府造法」的現象和問題非常突出，使得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與實施主體，往往都統一由政府來擔當。在這種情況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機構」的附屬工作。[14]基於自身利益、擴大法定權力或強化政策效力等諸多考慮，政府極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寫進法律草案，從而對經濟法的立法產生深刻影響。這不僅可以用公共選擇理論等來說明，也可以通過各國的經濟立法實踐來證實。上述主體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會帶來政策與法律的許多共通性，從而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在客體上的同一性。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對的都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經濟
問題，其規范或調整的對象(客體)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過經濟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應急性的特徵，其制定或實施往往是經濟法制的鋪墊、實驗或前期預演。正是它們所共同面對的「市場失靈」問題，被普遍作為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法理論共識的形成。事實上，經濟法學者在其研究中已經隱含了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客體上的同一性，並自覺不自覺地在運用著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標與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內容是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的工具。相應地，經濟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確保宗旨實現的調整手段。經濟法既然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體現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又要把各類基本的經濟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調整手段，從而使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存在著共通性。
與此相關，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密切相關，並與經濟理論存在著互動關系，[15]因而同樣會對經濟法的理論與制度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發掘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上述「關系網」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於深入研究經濟法問題是至為重要的。綜上，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從制定主體到實施主體，從目標、宗旨到實施途徑、調整手段、政策工具，從價值追求到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等，都存在著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於政策問題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樣也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的研究。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的基礎。
在上述的適用基礎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並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替換性研究」，即把經濟法與經濟政策進行「替換」，從分析經濟政策的各種具體維度，以及由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理論所生成的各種具體方法，去分析經濟法問題；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關注政策系統和經濟法系統的密切關聯和相互影響，以經濟法系統為核心，把相關政策的形成和變化看作是影響經濟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從而更好地探尋經濟法制度產生、發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於相關政策對經濟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討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時，還必須關注其局限性。因為政策與法律，雖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兩者畢竟並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實施機制、規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別。通常，政策更具有應急性、靈活性、易變性，而法律則更具有穩定性、普適性、原則性。個別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適性的法律中；即使偶爾放入，也只能作為「例外」或「適用除外」的情況。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學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應當取其精華，適當重構。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類型
依據不同的研究路徑或所要解決的問題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如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等。它們在經濟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對其擇要探討。
1.政策主體分析
政策主體通常包括參與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的組織體或個體。對政策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助於明確各類政策主體的地位、作用、價值、權力分配等問題；在經濟法研究中，則有助於研究經濟法主體的體系以及主體的權義結構，特別是職權與職責的分配、經濟法責任形態等重要問題。
政策主體分析對於研究經濟法的體製法(或稱組織法)、[16]主體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體的政策主體中，官方的政策主體主要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有學者認為還應當包括處於執政地位的政黨，因為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來實現。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無論是利益集團、選民，還是大眾傳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具體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上述各類政策主體進行分析，有助於研究經濟法學中的規范論和運行論。
2.政策目標分析與政策工具分析
各類公共政策都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臨的問題相同，因此，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也自然會與經濟法的宗旨相合。這樣，通過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就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經濟法學價值論領域的相關問題；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從系統論的角度，發現經濟法的結構問題，並通過結構調整，來增進和完善經濟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其有效運用，有助於避免政策失敗和政府失靈。因此，在經濟學領域早就開始了對經濟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政策工具展開的大規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龍(Van
der Doelen)將政策工具劃分為法律性工具、經濟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萊特(M.
Howlett)則將其劃分為自願性工具、強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經濟法研究上，更需要關注的是經濟政策工具，如預算、稅收、國債、貨幣、價格等手段以及更為具體的稅率、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因為這些經濟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構成了經濟法有效調整的手段，因而對於研究經濟法制度的具體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變遷的背景。作為一種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應關注對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政策背景，也應關注相關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開」。
對於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於推進經濟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事實上，經濟法的調整目標和調整手段，都依存於特定的背景，要隨著背景的變化來適度調整，以使經濟法制度也能夠不斷地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發展的要求。此外，通過政策的制定過程，來認識立法背景和動因，既是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也是一種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幾種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關的。由於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的主體，不同的政策主體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並由此會影響到政策目標的確定，因而就應當有主體分析與目標分析；同時，由於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或稱政策工具)關繫到各類政策主體利益的實現，因而工具分析與主體分析、目標分析也可以聯為一體。而上述三種分析，都離不開更深層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體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類主體提出政策目標的背景，以及選擇和運用政策工具的背景，這樣，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的相關分析才可能較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釋和實施相關的法律，找到經濟法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對策。
上述各種具體的政策分析方法，構成了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幹部分，對於研究經濟法的主體、宗旨、調整手段、具體制度、法律環境等，都很有價值。為此，還應當進一步研究其具體應用問題。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政策往往是立法和執法的重要依據，[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應用於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於分析與政策相關的許多理論問題。下面僅選取幾種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來探討其在經濟法研究中的應用問題。
(一)政策目標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的目標分析，作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經濟法研究上的具體應用，主要體現為通過審視影響經濟法立法的經濟政策目標，來分析和判斷經濟法立法在宗旨、原則、調整手段、協調性等方面的成敗得失，從而進一步找到存在的問題，並為整個經濟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對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其中，對於宏觀經濟總體目標的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總體宗旨；而對於具體的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則同樣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相關部門法的宗旨。
例如，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目標與其職能是一致的。財政政策的職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資源(或稱宏觀調控)、保障穩定三大方面。與這些職能相對應，財政政策的重要目標就是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既要使國家獲取財政收入，又應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觀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應在宏觀上加強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從而在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基礎上促進和保障整個社會的穩定。上述的財政政策目標，必然會影響財稅法的宗旨，並使其成為財稅法宗旨的一個必要內容。
又如，一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調控貨幣發行量，保障幣值的穩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價的穩定，防止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正是基於該目標，在相關的金融法，特別是中央銀行法上，才把穩定幣值作為法律調整的核心目標。為了確保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使其能夠真正獨立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各國法律往往都在體製法上作出相關的保障性規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類具體制度(如監管制度、傳統的「三大法寶」等)，以及在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等方面做出取捨時，應牢記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競爭政策或市場規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競爭政策主要涉及反壟斷政策和反不正當競爭政策，市場規制政策還應當進一步包括消費者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都會影響相關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宗旨，進而影響到這些法律的實施。
其實，早已有學者關注政策目標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影響問題。例如，韋伯曾經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兩大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在處理一人公司問題的時候，會涉及如何思考的問題。對此，韋伯特別強調：「我們必須注意各種經濟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許還有財政政策和商業道德的因素，這都屬於實體的。」[20]這種論斷對於研究經濟法領域的相關問題也是很有普遍意義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應用
通常，為了使政策實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從而使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從經濟性的調控或規制手段變成法律化的「調制手段」。這種法律化，有助於更好地協調各類政策工具之間的關系，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整體效益。
例如，財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稅收的財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預算、國債、政府采購、轉移支付等多種手段。我國在世紀之交，非常重視「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來拉動內需，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國家又加大了征稅的力度，使得稅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億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對此，有的學者認為這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協調的，因為「減稅」政策更有利於拉動內需，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則可能產生「擠出效應」，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沖突的結果。
由於各類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體的利益調整，甚至直接影響其基本權利，同時，政策工具的運用也特別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協調，因此，對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須加以法律化，使其成為經濟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貫穿於經濟法的研究過程之中。事實上，對具體的稅收制度、預算制度、貨幣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無不與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關。可以說，沒有政策工具分析作為基礎，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經濟法的具體制度及其調整特點。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對於經濟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進行具體的政策工具分析，關注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尤其重要，這是需要反復重申的問題。例如，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如何協調，是「一松一緊」，還是「雙松」或「雙緊」?如何在計劃層面上作出相應的協調?消費者保護政策與相關的競爭政策如何協調?等等。此外，上述政策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相關政策如何協調，同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類具體政策的制定者，勢必無法完成協調任務。特別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極致的情況下，單方面的主動協調無疑困難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協調」。為此，必須在法律上明確各自的職責許可權，以「定紛止爭」。在這方面，德國的《經濟穩定與增長促進法》堪稱典範。[21]
(三)政策主體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經濟政策的制定主體層次較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可能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制定基本經濟政策，並體現在與其相對應的各層次的立法之中，如國務院的經濟法規、各個職能部門的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等。立法主體的多層次性，帶來了經濟法立法和執法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它加劇了經濟法的立法與執行的復雜化，導致部門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對上位立法的抵悟、沖突不斷，不協調之處綿延不絕，隱性修改隨處可見。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體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也不可小視。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部門日漸興起，不同的利益集團也在蓬勃發展，它們會影響到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稅收立法中，應如何規定特定群體的稅收優惠(如對出口商如何實施出口退稅制度等)；在反壟斷立法上，對哪些主體給予豁免等。其實，凡是涉及特定主體的立法，都可能會受到某些大企業或其他壓力集團的影響，這已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明確各類主體的角色和地位，對於政策制定主體和影響政策制定的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利於進一步分析經濟法的立法、執法及法律監督等環節的問題。
(四)政策實效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實效，是政策分析的極為重要的內容。[22]事實上，影響政策實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時滯」等。從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預期理論的角度來看，影響政策實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響的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帶來的局限。這些局限都會產生效力減損的問題。
此外，政策的實施及其效力的抵達和效果的產生，往往是存在「時滯」的。[23]即使是應急性的政策，也並非總能「立竿見影」。事實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總是需要主客觀的限定條件。如若條件不具備，則可能「政策落空」，導致「政府失靈」。
上述對影響政策實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樣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例如，經濟法的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來的經濟法不可能盡善盡美。這樣的法律再去實施，其法律實效的「遞減」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執法者都聰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夠，但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也會使經濟法實施的效果受到影響。因此，透過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經濟法的局限性。
此外，經濟法比經濟政策會有更突出的「時滯」問題。由於通常只有相對穩定、較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種類型的經濟立法，一般都要滯後於相關的經濟政策。政策的實施畢竟有行政或政黨力量的推動，因而貫徹速度相對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都必須按部就班，往往要經由多種機構、多種主體、多種程序，因而其「時滯」問題也更為突出。從法治精神的要求來看，經濟法的立法、執法、法律監督等都離不開程序，而「程序就是過程」，甚至是漫長的過程，由此產生的「時滯」往往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因而同樣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如何有效權衡的問題。
進行政策實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還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條件(con-straints)，即一項經濟政策在實現預期目標的過程中必須依賴的條件。對於某些限定條件所存在的剛性也必須予以注意，這有助於分析法律調整所面臨的各類矛盾、實施障礙和解決對策。
事實上，經濟法上存在著多個方面的「二元結構」，如何全面兼顧其中所蘊涵的各種矛盾，恰是經濟法的「調整藝術」之所在。例如，在經濟法上，私益是對公益的限定，沒有私益就沒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慮公益而不顧及私益。與此相應，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等，在經濟法上都應當協調兼顧。同樣，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強者與弱者的利益、集體與個體的利益、國家與國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顧和協調，因為它們都是影響經濟法調整實效的限定條件。為此，兼顧各種不同的利益，綜合協調不同的情況，在總體上來全面把握，實現「納什均衡」，應當是經濟法調整的總體精神。
上述的兼顧與協調，不僅應體現在總體精神或調整目標方面，而且還應當體現在具體的調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類具體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協調，才有可能真正兼顧各類不同主體的利益。可見，在應用政策實效分析方法時，同樣要考慮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體分析，也就是說，這些分析方法是聯為一體的，它們的區分只是相對的。
五、結論
經濟政策對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其間存在的諸多互動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們可以通過政策分析，特別是通過「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來發現和解決經濟法本身的問題，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經濟法學界已有的或者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實際上都是政策分析。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於「公共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本文也對此作出了限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維度，探討了該方法的適用基礎，提煉出對於經濟法研究較為重要的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多種類型，並分析了這些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上的應用問題。由於經濟法學界缺少相關的研究可供參考，因而這些探討只是「淺探」。
事實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學等領域還有許多方面並未達成共識，筆者主要是結合經濟法研究的實際，對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進行解析和改造，以增進其對經濟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體運用時，必須考慮到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互通性與差異性，以免以偏概全。
單純的政策和政策分析，總有其局限性，並會帶來經濟法制度建設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類經濟法主體的對策活動，還必須關注博弈分析方法，從而提煉出一種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結合的「政策一對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還可包括圍繞政策而展開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類，實際上也是一種分析方法。例如，對經濟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的劃分會影響到經濟法系統內部的結構與分類以及經濟法體系的構建等。需要說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對經濟法以外的其他部門法領域產生影響。例如，刑法領域研究的刑事政策問題，社會法領域研究的社會政策，行政法領域研究的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運用政策分析方法進行探討。[24]此外，在當代司法領域，也要考慮「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問題，對此同樣需要進行政策分析，以體現和遵從法律共同的價值。[25]
值得關注的是，現實的法律實施，只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規范框架，在法律調整的基礎上真正直接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各類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大量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採行，市場規制政策的調整等。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非但不應排斥政策，還應看到它是經濟法調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經濟法的立法與法律實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強經濟法的政策分析，必將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