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制監督與行政問責

『壹』 行政問責制的起源發展

行政問責制的起源與發展

我國在行政問責制的建設方面比較薄弱，行政問責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規，只是散見於一些規定和條例中。改革開放後，為了使問責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徑的同時，中央也在積極加快推進問責制度化的步伐。
(一)中央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衛生突發條例》明確規定了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組織領導、遵循的原則和各項制度和措施，明確了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有關組織和公民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及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2003年8月27日通過的《行政許可法》，規定了政府的行政許可行為，也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應承擔的法律責任。2004年2月18日，《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有了關於「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的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專門規定了對有失職、瀆職行為的黨員幹部給予相應處分。2004年4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提出「權責統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對決策責任追究、行政執法責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復議責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確的規定。2006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公務員向上級承擔責任的條件和公務員辭職辭退作了明確規定，並進一步將行政問責法制化和規范化。
(二)地方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國天津、重慶、海南、長沙、大連、湘潭、廣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繼出台了針對不同的問責對象的行政問責規章制度。這些規章既對部門行政首長進行問責，也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權力和受行政機關依法委託履行行政管理職能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過錯進行責任追究。

『貳』 對於我國社會而言，推行行政問責制的難點包括哪些方面為什麼如何解決

一、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的現狀

當前，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推行有如下特點：

1、在原有政策法規的基礎上，中央和國家又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有關行政問責的政策和法規。這些法規和政策包括2001年國務院公布施行的《關於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2004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國務院印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公務員法》等，都已經成為目前我國行政問責處分的主要依據，這標志著我國行政問責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深入發展。

2、行政問責從中央到地方次第展開。我國的行政問責始於2003年非典期間，從那時開始，相繼追究了在重大安全事故、環境污染事件等方面失職、瀆職或負有重要責任的行政官員。在中央和國務院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開展了行政問責。例如，在2004年的北京密雲燈會踩踏事故、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廈失火案、浙江海寧特大火災案、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毒害嬰兒事件及湖南嘉禾濫用行政權力非法拆遷案等案件中，有關事故責任人都紛紛因「問責」而「下課」。

3、地方政府陸續出台了行政問責的辦法和規定，使行政問責逐步制度化。2003年8月，長沙市推出的《長沙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是中國第一部行政問責方面的規章，2004年5月，重慶市推出的《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則是中國第一部行政首長問責方面的規章，此後，南京、天津、湘潭、廣州、深圳、海南等許多地方政府也相繼出台了專門的行政問責的地方政府規章。
4、從全國范圍來看，推行行政問責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雖然，當前我國推行行政問責制還處於起步階段，各地發展也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抓的比較早，措施和制度比較完善，也有些地方相對滯後。但是，從全國范圍來看，推行行政問責制仍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2006年8月21日《重慶晚報》報道，重慶市自2004年開始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共進行了49次行政問責，涉及到89名官員。同年12月10日據新華社消息，甘肅省自2005年實行行政問責以來，4735名問題官員分別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39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機關。

二、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存在的問題

（一）效力上：是中央的政策而不是法律

自從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中央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及《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等等。不可否認，推行問責制，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責任政府的理念，中央和國家的政策指導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切實規范政務管理活動中的違法、失職、瀆職等行為，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做支撐，而僅僅寄希望於政府的政策和條令，也許一時會奏效，但不能長遠，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完善的立法才是依法治國、依法問責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前提和保障。而目前各方期待的行政問責制，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恰恰就是：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問責官員需要法制化、制度化，需要通過立法的形式完善而不是單純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來實施。

（二）形式上：是地方性的政府規章而不是全國性的法律

我國至今還沒有一部關於行政問責的全國性法律，僅有的專門行政問責的立法形式基本上都是地方性的政府規章。從 2003
年下半年開始
,長沙、南京、天津、湘潭、廣州等十幾個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專門的行政問責的規章，其中《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試行辦法》、《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和《海南省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規定》是中國內地省級專門的行政問責方面的政府規章
,它們推進了我國行政問責制的法制建設。但必須看到，它們仍然屬於地方性的政府規章，不具備普遍的約束力，法的效力不高、適用范圍不大。［29］（P86）除此之外，這些地方政府的規范性文件在問責的主體、客體、范圍、程序以及責任形式和懲處力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缺乏統一性和科學性。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問責的規定和辦法時照抄照搬，內容過於籠統，缺乏針對性和實用性，在實踐中難以操作，往往流於形式。

（三）內容上：現有法律規范存在明顯的缺陷

由於行政問責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現有的行政問責法律規范還存在問責主體缺位、問責客體不清、問責范圍不具體、責任形式不全面以及可操作性不強、彈性過大等明顯的缺陷。

（1）問責主體缺位

問責主體本應該包括行政機關、人大、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司法機關、新聞媒體、社會公眾等。但是目前，在中國行政問責的實際案例中，經常會出現上級官員甚至是中央成了問責主體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政府管理體制仍然受到幾千年來所形成的官員權力縱向授予關系傳統的影響。雖然在當代中國，國家的權力來源於人民，也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堅強保證。但是，在各級政府之間，更多的是下級對上級的高度服從。雖然在各級地方，也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它們對各級行政部門的監督是非常脆弱的，社會大眾和其他問責主體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問責也由於缺乏具體規范和操作程序很難進行。在這種體制下，行政問責制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即官員之間的相互問責。

在實踐中，問責主體缺位主要表現為:一是人大問責缺位。人大往往是政府進行問責後才介入
,屬於事後問責 ,更多的是流於形式。二是公民問責缺位。我國法律中尚未建立完備的公民問責的途徑 ,對公民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尊重得不夠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對政府權力的問責。［29］（P88）
三是媒體問責缺位。新聞媒體在西方被認為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之外的「第四種權力」。相對於西方，目前中國的媒體問責還相對較弱。

（2）問責客體不清

問責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門與官職之間有嚴格的職責劃分,
沒有明確責任體系的問責制度不僅是一種擺設, 而且為權力斗爭和鏟除異己增加了新的工具。由於我國目前缺乏科學的職位分類體系,
黨政之間、各部門之間、各層級之間、領導的正副職之間、公務員之間的職權和職責的劃分是相對模糊的,致使實際上對責任的追究十分困難。

目前，職責不清的問題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在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的決策通常由常委會研究、黨委書記「拍板」，出了問題則追究行政首長的責任。二是正副職之間的責任劃分不夠明確。名義上是「一把手」負責，實際上只追究分管副職的責任。三是不同層級之間的責任界限比較模糊。一個地方出現了問題，究竟是追究同級領導的責任，還是追究上級領導的責任。如果要追究上級領導的責任，究竟應當追到哪一級領導才算合理。由於責任不清，責任主體不清，出了問題很難追究具體責任人的具體責任，這顯然不利於行政問責制的順利實施。

（3）問責范圍不具體

行政問責製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其問責范圍包括不履行法定職責和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所謂「不履行法定職責」，是指問責對象拒絕、放棄、推諉、不完全履行其行政職責；所謂「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是指問責對象不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方式和時限履行其行政職責。行政問責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問責，既要問大事，也要問「小事」；既要問安全事故頻發的部門，也要問其他部門；既要問違法瀆職、濫用職權，也要問無所作為；既要問經濟領域，也要問政治和其他領域；既要問執行環節，也要問決策過程。

然而，在我國目前的行政問責實踐中，問責的適用范圍過於狹窄，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事後責任追究，而忽視了對決策、用人、工作績效和廉政建設責任的追究，使問責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發揮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約束行政權力。

（4）責任形式不全面，懲治措施不到位

對官員的問責，實際上有四個互相關聯但較為獨立的方面，即行政責任、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確立問責制度，不但要落實行政責任，而且要落實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

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官員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工作職責，官僚主義，馬虎草率，給國家和人民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法律責任。但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出於淡化事件影響的考慮，對責任官員有所偏袒，只注重追究責任官員的行政責任，迴避追究官員的法律責任，而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門也未能積極跟進。目前一些地方頒布的幹部引咎辭職的標准中居然包括：「盲目決策，失職瀆職，在職權范圍內發生惡性事件，影響惡劣，群眾反響強烈的」，這完全混淆了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導致某些官員採取「割發代首」方法，以辭職來逃避法律責任的追究。實際上，如果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刑事法律責任。

（5）問責制度可操作性不強，彈性過大

雖然各地先後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問責制度，但是由於一些必要的操作程序方面的規范還沒有出台，因而缺乏可操作性。總的看來，已經出台的地方性行政問責規定有的過於原則和籠統；有的就事論事，缺乏系統性。例如，在追究的責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關」二字，至於哪些人是「有關」責任人，哪些是「無關」責任人，沒有什麼明確的界定。有的規定了「領導責任、直接責任、間接責任，重要責任」，卻沒有對這些概念進行確切的解釋，或者明確這些責任的具體承擔形式。再以引咎辭職為例
,法律法規對引咎辭職的具體程序、該引咎辭職的人不引咎辭職應該如何追究、如何對引咎辭職進行監督等缺乏行之有效的具體規定和制度約束。此外，很多規定在問責的范圍,
懲處的尺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 導致在操作中隨意性較大, 甚至在實際操作中也有違法問責的。［30］（P70）

目前，由於行政問責尚未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實踐中容易受領導批示和社會輿論的影響，我國行政問責制還普遍存在責任追究畸輕畸重、彈性較大、責罰不相適應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看，目前的問責制在許多時候仍然是一種「運動式的問責」、「政策性的問責」和「人治式的問責」，遠沒有走上「程序性問責」的軌道。這種問責制的特點是，問責往往取決於領導人的意願和意志。也就是說，由行政領導確定是否要問責、怎樣問責。領導重視了，問責就進人實踐，其力度也大。領導有其他考慮了，問責就會退而變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時候甚至是停止運作。對於這個問題，浙江大學胡建淼教授曾經說過：「領導人有權力必有責任。但領導人的責任是法律責任而不是擔保責任；追究領導人的責任應當法制化而不應政治化、運動化。」
［31］

三、我國行政問責制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從法律和制度層面看：法律體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從法律層面來看，現行行政問責的主要法理依據是憲法的精神、政府組織法的規范、公務員法規、黨內文件的規定，這些法規和文件數量繁多，內容復雜，可操作性差，給問責主體在量責適裁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甚至危及問責的公正性。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創制的專門問責規范與法治體系多有沖突，其合法性、持久性受到普遍質疑。因此,僅僅以這些法規和文件為依據來追究公務人員的責任，沒有具體翔實的法律法規作支撐就難免有些牽強趨時，在實施中缺乏公正性和持續性。目前，盡管行政問責已經實施將近四年，但是我國還沒有以立法的形式創制一部全國統一的整合各類有關法規的行政問責法規。

從制度層面來看，首先，缺乏從制度上對政府、政府各部門和各級官員的權力和責任作明確的界定。不僅在我國長期存在著政府部門之間、上下級之間、行政首長和副職之間以及黨政之間權責不清,
權責不對稱, 或有責無權, 或有權無責,
權力與責任不平衡、不對稱的現象。［30］（P70）而且，目前，政府部門及其人員的權力行為邊界也不夠清晰，同時權大於法、權力只對上負責的現象尚未完全消除，保障權力、責任、義務三者有序動態平衡的制度還沒有建立，這些都構成了行政問責制度化進程中亟待克服的體制性障礙。其次，缺乏有效的監督制度，尤其是人大的監督機制沒有真正的建立起來。威爾遜在《國會政體》中闡述議會職能時曾十分明確地指出:
「和立法同等重要的事, 是對政府的嚴密監督。一個有效率的被賦予統治權力的代議機構, 應該不只是像國會那樣, 僅限於表達全國民眾的意志,
而還應該領導民眾最終實現其目的, 做民眾意見的代言人並且做民眾的眼睛, 對政府的所作所為進行監督。」
［32］我國現行的監督體制還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人大對行政權監督與制約的力度亟待強化。最後，不具備實現行政問責制所需要的良好的配套制度。在由以往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
要求政府制定新的政治制度來適應形勢的變遷。由於種種原因, 現有制度有效供給不足, 具體表現為:（1）許多必要的重要的政治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如政府績效評價機制、責任追究機制、權力制約機制以及政府與公眾的溝通和互動機制等。［33］只有將這些機制建立和完善起來,才有可能使行政問責制真正地發揮作用。（2）制度創新不足。原有的制度體系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
或者有舊制度被改變, 但新制度沒有及時的創建；或者仍是原有的不適應新情況的舊制度被繼續延用下去，沒有創新。因此存在制度上的漏洞, 造成無法問責的情況。

（二）從行政文化看：行政觀念落後

傳統行政文化造成好人主義泛濫，領導幹部責任意識淡漠。突出表現在：一是人治觀念普遍。由於我國經歷過漫長的封建社會，導致人治的觀念還普遍存在，法治意識淡薄,
官員尤其是級別較高的官員, 沒有承擔責任的意識, 更沒有建立起被問責的意識, 行政行為中存在依地緣、血緣、人情辦事的風氣, 使得政府權力人格化,
法律、規則因人而異, 行政行為呈現非理性特徵。二是 「官本位」思想嚴重, 公眾參與意識淡薄。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 政府及其官員「權為民所授」,
不能為非。但是在現實生活中, 政府官員往往把公共權力視作私有, 而沒有意識到人民才是權力的真正主人,
更認為政府官員是高居於人民之上的，從而導致種種不良行政行為的發生。另外從公眾的參與意識來看, 在我國當前的公共管理體制中,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導者和實施者,
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處於一種被動的接受狀態, 沒有主人翁的意識。公民不發揮參與政治的權力,就有可能出現公眾監督的主體被虛化,
公眾作為最不可輕視的問責主體也就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從管理模式看：政務信息不對稱
傳統的代議制政府對政務活動信息的控制導致的信息不對稱,
是造成問責乏力的另一個原因。傳統的代議制政府只注重向上進行信息的溝通, 而忽視與公眾進行信息的交流與反饋。在一些重大事故中,
一些政府部門就不及時向公眾通報疫情或災情, 反而封鎖信息。從公眾角度來看這種信息控制, 一方面使得公眾因為無法了解和知悉政府及其官員的活動,
從而危害到公眾的自身權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會因此造成公眾無法實現對政府行為的監督。再從政府方面來看, 信息控制,
使其無法實現與公眾的交流與溝通，其政策的制定很難切合實際的需要，即使決策正確也難以得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從而降低了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

『叄』 北京市行政問責辦法的詳細內容

第一條為了加強對行政人員的管理和監督，促進行政人員依法履行行政職責，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結合本市實際情況，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市各級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的組織及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委託從事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以下統稱行政人員)不履行、違法履行、不當履行行政職責，導致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或者造成不良影響，依照本辦法規定追究責任。
第三條市人民政府統一領導本市行政問責工作。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區縣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和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負責行政問責工作的實施。
第四條市和區、縣監察機關在行政問責工作中履行下列職責：
(一)指導、監督本級人民政府工作部門的行政問責工作；
(二)研究行政問責工作中出現的重大問題，並向本級人民政府提出相應建議；
(三)負責受理、調查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應當由本級人民政府作出處理決定的行政問責案件，並提出處理建議；
(四)統計、分析本行政區域行政問責的處理情況；
(五)本級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行政問責工作。
其他行政機關應當建立健全工作責任制，明確監察、法制、人事等部門或者機構在行政問責工作中的職責，負責受理投訴、控告和檢舉，開展調查，提出擬處理意見等工作。
第五條行政問責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公平公正、權責統一、教育與懲處相結合的原則，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准確、處理恰當、程序合法、手續完備。
第六條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區縣人民政府應當定期向市監察機關報告行政問責工作情況。
區、縣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和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應當定期向區、縣監察機關報告行政問責工作情況。
第七條行政人員應當依法行政，自覺執行法律、法規、規章和上級的決定、命令、部署，確保政令暢通，提高行政效能，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監察機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法制工作機構應當通過多種形式對行政人員進行有關建設法治政府知識的培訓。
第二章行政問責情形
第八條行政人員有下列應當履行而未履行行政職責情形之一，導致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或者造成不良影響的，應當進行行政問責：
(一)對依申請、請求、申訴的行政行為，未按照規定受理、審查、決定的；
(二)未按照規定檢查、檢驗、檢測、檢疫的；
(三)對發現的違法行為未制止、糾正的；
(四)對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或者採取行政強制措施的違法行為，未予處理的；
(五)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投訴、舉報後，未按照規定調查、處理的；
(六)應當履行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人身權和財產權等法定職責，而未履行的；
(七)行政相對人詢問有關行政許可、行政給付條件、程序、標准等事項，拒絕答復的；
(八)未履行行政復議職責、行政訴訟應訴職責、行政賠償或者行政補償職責，損害政府與行政相對人關系的；
(九)未履行信息公開義務、告知義務或者保密義務的；
(十)國家和本市規定的其他不履行行政職責的情形。
第九條行政人員有下列違法履行行政職責情形之一，導致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或者造成不良影響的，應當進行行政問責：
(一)違反議事規則，個人或者少數人對重大事項作出決定，或者改變集體作出的決定的；
(二)無依據實施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行政行為的；
(三)違反規定的步驟、順序、方式、形式等規定程序實施行政行為的；
(四)超過法定時限或者合理時限履行職責的；
(五)超越法定許可權實施行政行為的；
(六)隱瞞、截留、挪用、私分或者變相私分行政徵收徵用款物的；
(七)違法查封、扣押、沒收、徵收、徵用財物的；
(八)不具有行政執法資格或者違反規定使用執法證件的；
(九)違反規定亂收費，或者要求行政相對人接受有償服務、購買指定商品以及承擔其他非法定義務的；
(十)違反規定製作法律文書、使用票據的；
(十一)違法委託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履行職責的；
(十二)實施行政行為無事實根據，或者主要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的；
(十三)國家和本市規定的其他違法履行行政職責的情形。
第十條行政人員有下列不當履行行政職責情形之一，導致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或者造成不良影響的，應當進行行政問責：
(一)工作作風懈怠、工作態度惡劣的；
(二)對於明顯相同情況的相對人不同對待，歧視特定相對人，或者為實現行政管理目標採取的行政方法、手段明顯失當等濫用自由裁量權履行行政職責的；
(三)國家和本市規定的其他不當履行行政職責的情形。
第三章行政問責方式和適用
第十一條行政問責的方式為：
(一)責令作出書面檢查；
(二)責令道歉；
(三)通報批評；
(四)行政告誡；
(五)停職檢查；
(六)調離工作崗位；
(七)責令辭去領導職務；
(八)免職。
行政人員有本辦法規定的違法違紀情形，按照《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和其他有關規定應當給予處分的，不得以前款規定的行政問責方式代替行政處分，也不得以行政處分代替前款規定的行政問責方式。
第十二條對應當問責的行政人員，應當根據其行為性質、危害程度等因素確定情節輕重，分別作出如下處理：
(一)情節較輕的，給予責令作出書面檢查、責令道歉、通報批評處理；
(二)情節較重的，給予行政告誡、停職檢查、調離工作崗位處理；
(三)情節嚴重的，給予責令辭去領導職務、免職處理。
給予行政告誡、停職檢查、調離工作崗位、責令辭去領導職務、免職處理的，可以同時適用責令作出書面檢查、責令道歉、通報批評。
第十三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從重處理：
(一)拒絕改正錯誤的；
(二)隱瞞事實真相，干擾、阻礙行政問責工作的；
(三)對投訴人、控告人、檢舉人打擊報復的；
(四)一年內被給予行政問責兩次以上的；
(五)在兩人以上共同違法違紀行為中起主要作用的；
(六)其他按照規定應當從重處理的。
第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理：
(一)主動交代違法違紀行為的；
(二)積極配合調查或者有立功表現的；
(三)主動採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損失、消除不良影響的；
(四)其他按照規定可以從輕、減輕處理的。
第十五條行政人員有本辦法規定應當予以行政問責的情形，情節輕微，經過批評教育後改正的，可以免予行政問責。
行政人員在緊急情況下有本辦法規定的應當予以行政問責情形，但盡到合理注意義務的，不予行政問責。
第十六條行政人員實施行政行為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變該決定、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行政人員應當執行該決定、命令，執行的後果由上級負責，行政人員不承擔責任；但是，行政人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兩人以上共同實施行政行為的，主辦人員承擔主要責任，協辦人員承擔相應責任；責任無法區分的，共同承擔責任。
第十七條行政人員有本辦法規定的違法違紀情形，受到行政問責，所在單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單位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不得以對行政人員的行政問責代替單位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
第十八條對行政人員的考核、任用、獎勵、表彰應當考慮其被行政問責的情況。
受到行政問責的行政人員，取消當年年度相關的考核評優和評選先進的資格。
第四章行政問責程序
第十九條對下列途徑發現的行政人員應當行政問責的線索，按照管理許可權初步核實後，對需要行政問責的，應當進行調查：
(一)上級或者本級人大常委會、人民政府的監督、檢查；
(二)監察、審計、法制等行政部門的監督、檢查；
(三)本單位的內部監督、檢查；
(四)行政訴訟；
(五)行政復議；
(六)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投訴、控告、檢舉；
(七)公共媒體披露本辦法規定的應當予以行政問責的情形且確有證據的報道；
(八)其他途徑。
第二十條行政問責案件，應當自決定調查之日起3個月內作出行政問責處理決定。情況復雜的，經行政機關主要負責人批准，可以延長3個月。
對於事實清楚、不需要進行問責調查的行政問責案件，應當直接作出行政問責處理決定。
第二十一條調查行政問責案件，應當由兩名以上工作人員進行。
調查處理行政問責案件，應當聽取被調查的行政人員的陳述和申辯，並予以記錄。對其合理意見，應當予以採納；不予採納的，應當說明理由。
第二十二條參與行政問責案件調查、處理的人員與被調查的行政人員是近親屬關系的，或者與被調查的行政人員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案件公正處理的，應當提出迴避申請；被調查的行政人員以及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要求其迴避。
行政問責決定機關負責人的迴避，由行政問責決定機關的上一級行政機關負責人決定；其他調查、處理人員的迴避，由行政問責決定機關負責人決定。
行政問責決定機關或者行政問責決定機關的上一級行政機關，發現調查、處理人員有應當迴避的情形，可以直接決定該人員迴避。
第二十三條調查終結，應當形成調查報告並提出擬處理意見，經行政機關的監察(包括派駐監察機構)、法制、人事等工作部門主要負責人簽字，提交行政機關領導成員集體討論後，作出給予行政問責、免予行政問責或者撤銷行政問責案件的書面處理決定。
第二十四條依照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給予行政問責的，應當在行政問責處理決定書中載明下列內容：
(一)受到問責的行政人員的姓名、職務、級別、工作單位等基本情況；
(二)違法違紀事實；
(三)處理結果和依據；
(四)不服行政問責處理決定的復核、申訴途徑和期限；
(五)行政問責決定機關的名稱、印章和作出決定的日期。
第二十五條行政問責處理決定書應當在3個工作日內送達受到問責的行政人員，並應當及時函告有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
有關機關要求處理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實名投訴、控告、檢舉的，應當書面告知其處理結果。
行政問責處理決定應當在一定范圍公開，對於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行政問責案件的處理決定，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第二十六條依照本辦法規定應當給予行政問責的行政人員已調至其他行政機關工作的，原所在行政機關可以向其現任職行政機關提出處理建議，其現任職行政機關應當依法作出行政問責處理決定。
第五章復核申訴
第二十七條受到問責的行政人員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處理決定之日起30日內向作出處理決定的機關申請復核；對復核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復核決定之日起15日內向同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或者作出該復核決定的機關的上一級機關提出申訴；也可以不經復核，自收到處理決定之日起30日內直接提出申訴。
第二十八條行政機關應當自受理復核申請之日起30日內作出書面復核決定並送達申請人。
申訴受理機關應當自受理申訴之日起60日內作出申訴處理決定書並送達申請人和原處理機關；案情復雜的，可以適當延長，但延長時間不得超過30日。
復核、申訴期間不停止執行原問責處理決定。
受到問責的行政人員不因提出復核、申訴被加重處理。
第二十九條申訴受理機關審查認定原處理決定有錯誤的，原處理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訴處理決定書後15日內予以糾正。
第三十條經復核、申訴認定行政問責處理決定錯誤，對行政人員造成名譽損害的，原處理機關應當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依法補償。
第六章附則
第三十一條對經市或者區、縣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人員予以停職檢查、調離工作崗位、責令辭去領導職務、免職處理的，按照有關法律規定的程序辦理。
第三十二條本辦法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肆』 如何完善行政監督體制

行政監督是行政管理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保證行政管理活動正常運行的必要手段，是實現行政管理法制化的重要保證，在目前腐敗仍很嚴重的情況下，加強行政監督還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如何堅持與時俱進，以時代的要求全面審視當前我國的行政監督現狀，不斷完善與強化我國的行政監督成為當前的一項重大研究課題。經過多年的行政體制改革，我國的行政監督機制在逐步完善。但是，我國的行政監督機制仍存在著一些薄弱環節，需要從各個方面採取措施加以完善。
1.轉變政府行政觀念
提高行政監督的有效性。政府信息公開要求政府轉變理念，政府擔任的角色要從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只有轉變政府行政觀念，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把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力的實現作為行政的主要目標，做到主動公開政府信息，接受公眾的檢驗，公眾的參與熱情才能被激發，參與式行政的有效性才能真正體現出來。因此，參與式行政的有效實現除了政府行政觀念轉變外，公民自身參政意識以及參政素質也需要提高，公民的知情訴求是其參與權保障的根本。政府信息公開的制度實踐，為現代公民人格發育和公民社會養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場域。公眾廣泛參與行政及對行政執行信息的反饋，有利於行政機關對立法、決策等內容及時調整，能避免由於參與缺失引起的利益分配不均而導致的沖突。社會穩定是政府實施善治和服務職能的前提，缺乏穩定的政府信息公開將成為無本之木，難以實施。近年來發生的諸多群體性。
2.提高行政監督主體的獨立性，加強政務信息公開。政務活動如果搞成「陽光政務」，接受群眾監督，那麼等於又是一道強有力的節制。在不少行政糾紛案件中，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就是某些行政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沒有充分陳述行政收費、行政執罰的依據和標准，認為他們是在搞「暗箱作業」。這種行政執法缺少透明度的做法，說輕些是有關人員素質低下、態度生硬，說嚴重點是執法人員剝奪了人民群眾的知情權，不敢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這是與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相違背的，也是與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的，我們必須高度正視這個問題。
3.嚴肅查辦違紀違法案件
對違法行政案件進行認真查處，給人民群眾一個滿意的交代，表明行政機關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態度，是出現違法行政行為之後，行政機關需要立即採取的行動。查清案情真相，對責任單位和責任人進行客觀公正的處理，才能經得起人民群眾的檢驗。調查往往涉及多個部門和個人的行為，調查中必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抵觸和人為設置的障礙，如果只是在浮在表面查，很難查到案件的真實情況，必須深入進去刨根問底，方能查清案件的來龍去脈，確定責任單位和責任人應負的責任。不查處或查處不力，執法犯法、徇私枉法就難以從根本上杜個案監督就會半途而廢，就起不到和警示作用。要始終保持嚴厲懲處腐敗分子的高壓態勢，堅決查處利用行政審批權、行政執法權等搞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腐敗案件。加大查辦商業賄賂案件的力度，既要懲處受賄行為，又要懲處行賄行為；既要查處國（境）外經濟組織在我國內地的商業賄賂行為，也要查處我國企業在境外的商業賄賂行為。對於發現的腐敗案件和腐敗分子，不管涉及什麼單位、什麼人，都要依法嚴懲，絕不姑息，絕不讓腐敗分子逍遙法外。要加強國際合作，加大對逃亡在境外的腐敗分子的追逃緝捕力度，絕不讓他們逍遙境外。
4.推進行政問責制度
這主要包括四方面：一要 「有責必究」，二要 「有責能究」，三要 「有人去究」，四要建立責任追究的配套機制。行政問責的根本目的在於強化行政監督、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抓好三個方面的行政問責：對中央關於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各項政策執行不力的要問責；對公共資金使用不當、投資項目出現失誤的要問責；對發生損害群眾生命財產的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要問責。要繼續推進行政問責的制度化、規范化，進一步明確問責范圍、問責程序，加大問責力度，增強行政問責的針對性、操作性和時效性，堅決糾正行政不作為和亂作為。要建立政府績效管理制度，引導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形成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正確政績觀。
5.推行績效管理制度
績效考核的目的是使上級能夠對部下的能力作出正確的評價，進而做到人盡其才，調動員工積極性，提高工作績效，同時也是對員工職位調整，酬薪福利以及培訓獎金核定的重要依據，明確員工的導向，保證組織的運行，給予員工與其貢獻的相應激勵。

『伍』 加強法制政府建設的著力點是什麼

加強法制政府建設的著力點有以下幾點：

1.加強行政監督問責，建設責權統一、行為規范的責任型政府。2004年3月印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規定：「行政機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實現權力與責任的統一。」

2.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建設以人為本、勤政便民的服務型政府。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指出，依法保證全體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依法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好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發展條件，才能激發全社會的活力和積極性、創造性。

3.提高行政執行能力，建設快捷高效、運轉協調的效能型政府。效能是行政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是行政管理活動情況的綜合反應。效能型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前提，法治政府必然是效能型政府，二者統一於一個目標，那就是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

(5)行政法制監督與行政問責擴展閱讀：

2004年3月，國務院發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明確提出建設法治政府的奮斗目標。8月27日，國務院召開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對依法行政、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作出新的部署。

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進一步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必須抓住幾個關鍵的著力點，使政府做到責任型政府、服務型政府與效能型政府「三位一體」的有機結合，真正成為優質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良好經濟社會環境的創造者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維護者。

參考資料：網路—國務院關於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