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法是的繼續和發展

A. 如何看待當今中國社會法律發展的職業化與大眾化

改革開放以來，法律的職業化一直蹣跚前進，其進程始終決定於政府權力的松緊，近年來，法治狀況惡化，最典型的是重慶發生的事情。

B. 中國社會主義法是什麼的繼續和發展

中國社會主義的法制應該是可以繼續和發展的，但是必須是人民能夠擁護他們，這樣才能夠繼續發展

C. 論述：中國法制的近代化轉變及基礎（詳細答案 謝謝了）

一、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歷史必然性及特殊動因

任何社會、任何時代的法律發展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內涵。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表述的，法律「是沒有自己歷史的」， 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必然會有與其相適應的法律形式。對於法律的發展只有通過了解這一進程的歷史背景，才能有深刻的和准確的解釋。

中國法制的近代化，只有當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即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之時，才是可能的。

就中國法制近代化的發生原因而言，其中既有人類社會法制發展所經歷的一般規律性，同時又有中國近代社會所特有的社會動因。

（一）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歷史必然性

中華法制文明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不僅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而且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堅實的人文底蘊，它滋潤著古老的中華帝國和相鄰的國家和地區，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居於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但是，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只有縱向的傳承，沒有橫向的比較、吸收，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法律交流，實際是法律的單向輸出。在這方面，統治者嚴格遵循「夷夏之防」和「以夏變夷」的傳統，尤其是清朝堅持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使得以農為本的自然經濟結構，繼續占統治地位；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高壓仍在桎梏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統治集團中傲慢自大的心理和頑固保守的政治態勢，依然很少改動。

如果說維持與外界的隔絕狀態是保存中國固有的經濟、政治、文化結構的必要條件，那麼在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炮火轟開閉關鎖國的國門以後，在已經無法按傳統方式統治下去的形勢下，變法改制、啟動和推進法制近代化進程，便成為無法迴避的選擇。因而可以說，中國法制近代化是近代社會的產物，它是在引進西方法文化的同時，批判與吸收傳統法文化的矛盾沖突中逐步推進的。它不是某個權威的設計，也不是來自政治權力的強制，而是符合社會發展進步要求的歷史性運動。

首先，各種政治體制的設計促進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探索。

自鴉片戰爭以後，國內的政治局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專制主義的統治方式受到很大沖擊。但是，封建統治者並不甘心改變傳統的統治方式，力圖繼續維持「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狀態。在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中，先後出現了維新派的君主立憲和民主派的民主共和，可以說以超濃縮的形式再現了西方近代政治體制發展史幾百年來所經歷的歷程。政治體制上激烈變革，構成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前提。

在民主制不斷戰勝專制主義的過程中，不同的階級、階層、政治集團，為了擺脫危機、重振國威，以及規范社會、穩定秩序，在設計政治體制方案的同時，也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法制改革的設想，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案。雖然基於社會群體利益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在如何吸收西方先進的法制文明中的精華部分，以建立一個具有現代科學性、又符合中國特定的民風國情的法律制度，則是其共同的。
其次，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型為中國法制的近代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法律是社會關系與需要的真實反饋，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法律中，由於重公權、輕私權，以致在契約、職業、商業法制領域缺乏創建。這是和中國傳統法律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以土地為根基、「重農抑商」的農業生產模式相適應的。中國傳統法律對於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或者運用國家制定法中零散的民事法律條款，或者採取刑事手段，或則以禮俗、宗族法為依據。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私權觀念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與中國相比，西方國家在中世紀就已經興起了獨立的工商城市。當工業文明以不可阻擋之勢向現代社會逼進之時，西方資產階級順應時代的需求，在法律中規定了大量契約、物權、債權、信貸、破產、海商等方面的民商規則。可見，西方近代的法制文明一開始就與城市工商業結下了不解之緣。法律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根本性變化，必然帶來對於新的法律的廣泛需求，以及法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同樣，在19世紀末的中國，為了實現救亡圖存、富國強兵這一擺在中國人面前的艱巨任務，有識之士提出了「實業救國」、「商業富民」的方略。在洋務運動中還產生了官府獨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民商獨辦等不同方式的實業救國方式。商業活動的發展，向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如：確立民商事主體的平等身份、保護商業行為等等。也正因為如此，清末變法修律是以商事法律的制定為起點的。

由此可見，正是基於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型，才有可能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法律觀念、法律思想、法律模式和法律體系。可以說，中國法制的近代化的經濟動力是不可以忽視的。

第三，傳統法文化所處的不變亦變的境地支持著中國法制的近代化。

中國傳統法制與西方近代法制有著明顯的時代落差。在落差中拋棄落後，吸收先進是一種文明進化的規律或本能。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資產階級法文化通過各種渠道輸入到中國。震撼著維系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法制。西方法文化中的正義、自由、權利、平等、法治、分權制衡、主體意識、權利本位、注重人格、罪刑法定等等，逐漸成為中國人尋求的價值目標和中國法文化急於充實和修正的部分。面對強大的西方法文化的沖擊與挑戰，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處於一種不變亦變的境地，中國法制的近代化正是被一種異己的法文化所推動的。

（二）中國法制近代化的特殊動因

中國法制的近代化，除了來自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基本結構變遷所形成的歷史必然性以外，還有其特定國情所形成的特殊動因。

首先，從中國社會內部來看，鴉片戰爭前後，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已使傳統法制無法滿足調整社會關系的需要。

中國傳統法制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小農經濟以及建立在這種經濟結構之上的鄉土社會。人口的數量不大，而且很少流動性，法律基本上可以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然而歷史發展到清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人口迅速增加，至鴉片戰爭前夕，已達4億左右。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社會關系變得復雜化，與「戶婚田土錢債」相關的民事糾紛所佔的比重逐漸加大，這就要求作為社會關系調整器的法律作出回應。

其中之二就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從而導致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自五口通商以後，門戶洞開，海陸離埠，逐年增闢，加以交通之進步，機械之勃興，而吾國之經濟遂息息與世界與各國相通，昔之荒野僻壤，可變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給人多，多變為不平均之發展。」 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變革，使得整個社會內部充滿動盪與不安。表現在法律上，就是訴訟頻仍和積案劇增。而在積案中，民事案件逐漸上升，占據了大多數。

可見人口的增長，經濟結構的變化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都要求法律作出回應，這成為中國法律向近代轉型的內部動因。

其次，從中國近代社會所面臨的外部壓力來看，收回列強攫取的領事裁判權成為中國啟動法制近代化的外部動因。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歷史上「百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民族處於亡國滅種的威脅當中。正因為如此，中國近代史上一切重大的變革、重大的政治活動都和救亡圖存聯系在一起，法制近代化同樣是圍繞這條主線展開的。

在長期封閉環境下生活的中國人，他們在鴉片戰爭後的最初反思，止是器物不如人而已。隨著視野的開闊，逐漸認識到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主要不在於器物層面，而在於制度層面。所以要富國強兵，不但要學西方之用，還要學西方之體，即採用西方的政體與法律制度，才能自救、自存、自強。但是西方國家法制的近代化，無論途徑、方式、方法與價值取向與中國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在啟蒙思想家關於民主、法治、三權分立學說的指導下，通過國家立法形式確認已有的制度和規范，在法律近代化過程中始終是圍繞如何處理權力與權利的關系以實現最大限度的民主與法治。這種價值取向顯然與爭取救亡圖存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這是由國情決定的。

以領事裁判權為例，中國政府自古以來便嚴格維護司法主權，《唐律疏議》所規定的「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的處理涉外案件原則，影響極為深遠。但至鴉片戰爭後，英美強加給中國的領事裁判權踐踏了中國的司法主權，由領事裁判權又派生出列強在租界地區「會審公廨」的審判權，出現了「外人不受中國之刑章，而華人反受外人之裁判」的怪現象。西方列強之所以向清政府要求領事裁判權的理由之一，是中國法律制度落後、野蠻，與西方國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制度相悖離。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法律「不僅是極為專斷的和極為腐敗的實施的，而且它的體系在許多方面與歐洲人公平或正義的觀念不相容」； 以此為借口，他們決定「不再服從這個的刑事管轄」。

司法主權的喪失是主權淪喪的表現之一，因此愛國的官僚、士大夫為收回領事裁判權、維護國家主權的完整而奔走呼號。1902年中英簽訂了《馬凱條約》，該條約第12條規定：「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其後美國、日本、葡萄牙也做出類似的表示。由此而激發了朝野上下修律與改革司法的熱潮，可見收回領事裁判權是中國近代法制近代化的最重要的誘因。

D.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中國的法律符合中國社會，它是維護社會平安的重要基石。

E. 如何概述中國社會主義法的發展階段

中國社會主義法的發展階段：
（1）、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和奠基階段 ；
（2）、社會主義法制曲折發展和挫折階段 ；
（3）、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蓬勃發展階段。

F. 法律在推進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是什麼

作用是:維護經濟發展秩序，維護社會發展中個體和單位的正規合法化的行為！甚至在某些方面，指導社會發展！

G. 中國社會怎樣繼續進步

我在前一篇文章談經濟學家能否作準確的預測。總的來說，對於遵循經濟規律的事件，可以用定量的計量模型預測；對於一些不可重復的歷史事件，可以用定性的分析去作預測。今天我嘗試作一個第二類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預測。
關於人群的幸福和安居樂業有以下兩點：民眾要守法，不做傷害別人的事。這與經濟環境也有關，衣食不足時，違法的人會增加。現在世界經濟不景氣，各地違法的人就增加了。腐敗行為在政府、學術與商業機構等也都會發生。
民眾要有公德，不但不做壞事，還要做好事，願意為別人效勞。而且，如果民眾一同合作改良社會，總效果可能會比個人行動更好。
中國社會又如何會進步呢? 我相信，中國社會是會繼續進步的。原因是，政府與民眾都向上面的幾個方向努力。有事實可以證明，先從中國經濟進步談起。政府從1978年開始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一個市場經濟的環境，一面改善基本建設，一面讓民營企業興起和發展。中國的國民收入，多半是由非國有企業生產的，其中包括幾乎全部的農業、多半的工業和服務行業的生產。同樣，政府與民眾合作改良了中國的社會。
政府改良社會的工作，過去二十年，已經有了不少成績。這是大眾公認的。政府的工作像推進經濟發展一樣，先從教育入手，提高人們的素質，對大、中、小學以及職業學校等進行大量投資，使受教育公民人數大量增加。此外，還建立了一個公平合理、適當的環境。
中國有十分優秀的人才。只要有機會，優秀分子會努力改良社會。有人可能覺得我太樂觀。他們可以說，能乾的人，不一定會做好事，而且有些會做壞事。如果是這樣，他們就不算優秀分子。優秀分子之中也有很多不願意改良社會的。但只要有少數優秀分子肯做就會成功。因為社會的進步，一般是靠少數優秀分子推動和民眾的努力。這是我們從歷史中可以得到的經驗。當然，事情的成功要靠多數人的努力。在社會建設、產品發明與推廣以及在科學研究方面，都是如此。
中國有足夠多的優秀分子，願意努力，也有機會，同時也有社會機構，如企業、學校、新聞媒體等與他們合作。所以，中國社會自然會進步。進步的條件與經濟進步一樣，是在政府創造的環境下，由社會優秀分子和民眾努力完成的。
當然，中國社會也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例如，前文說的腐敗行為，在政府與學術機構中都有。而且，有些腐敗相當嚴重。但是我們發現，當中國經濟進步的時候，經濟制度和環境都不是沒有缺點的。中國社會的發展也是如此。中國的學術腐敗，有些人覺得十分嚴重。但是，中國的學術研究，近二十年進步很快，而且還會繼續進步。
總之，中國有不少能乾和有公德的人，他們有能力也願意推動社會進步。他們意識到這個機會。他們的力量比破壞分子的大，所以，我相信中國社會的繼續進步是必然的。

H.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起源的學說：

（1）法不是從來就有的，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2）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的形態經歷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和習慣，它們與階級社會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產生的根源有以下三個：

（1）經濟根源：私有制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2）階級根源：階級的產生。

（3）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導致原始社會既有的社會規范無法適應社會沖突，為了維護新的社會秩序，國家產生了，法也產生了。

(8)中國社會法是的繼續和發展擴展閱讀：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

舊約聖經大概是仍然和現今法律系統有關的最古老的法律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採取道德責任的模式，作為對良好社會的建議。古雅典（古希臘的小城）是第一個由除了婦人和奴隸之外的廣大公民所組成的社會，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

當時的雅典並沒有法律科學，且古希臘也沒有和「法律」有關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臘法包含了對雅典式民主發展政制上的革新。

羅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臘學說的影響。它形成了當代法律世界的橋梁，在羅馬帝國的盛衰之間的時代里。羅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時進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編成了《民法大全》。這部法典在黑暗時代時遺失了，直到11世紀才被重新地發現。

中世紀的法律學者自此開始研究羅馬法規，並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權威的判決開始發展成了先例的體系，這成為了英美法系。同一時間，在全歐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規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來交易。

作為當代商業法先趨的《商人法》強調著合同的自由和財產的可讓與性。當18世紀、19世紀，國家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法》即並入了國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國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的德國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民法典。

相對於英國的一般法之中充滿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寫在小本書籍中的法典較易於輸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會同的趨向。歐盟法即以條約作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歐洲法院發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國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且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學派和實務。《政事論》（約編於公元100年左右，雖然也包含一些較早的資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條約，被認為是可信賴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學為容忍和多元，並流傳在整個南亞之中。印度教傳統和伊斯蘭法在印度變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時被一般法取代掉。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時接受了一般法。東亞的法律傳統則反應了對世俗與宗教影響的一種獨特的混血。

日本是這之間第一個開始將其法律系統依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國家，引進了少許的法國及大量德國民法典的概念。這也部份反映了德國民法典在19世紀末期逐漸興起的實力。相似地，傳統中國法律也在清朝末數年開始轉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參考日本民法典，引進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國當代第一部民法典。

該法典仍然適用於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中華民國時期所制定的六法全書，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架構很大程度地受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所影響，其型式主要在於犧牲私法而擴大了行政法的領域。

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加速進行，中國的法律架構已經開始出現變革，至少在經濟上（若非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話）的權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顯示出其對行政優先的立場轉向。更甚者，在歷經了十五年的協商，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隨著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將指日可待。

I. 辯論:中國社會發展是德治還是法治

（一）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設先行 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產生以道德為基礎。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沒有對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為專制與奴役的工具。法治的關鍵在於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義與否，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立法者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水準。不體現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不義之法，也許可以稱為法制，卻永遠無法納入法治的范疇，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不同的經濟社會群體有著不同的法律願望，立法主體的道德品質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把什麼樣的法律願望上升為國家法律，從而決定法律的品質。從我國來說，立法主體只有把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願望上升為國家法律，才能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樣，法律才具備了順利運行的前提條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礎性和前提性。 （二）法治的運行需要道德支撐 道德控制是法治的內在動力。法治的重點是人的外在行為，德治的重點是人的內心世界。法律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來執行。法律的確立和實施，歸根到底是人的活動過程，法治是靠人來實現的。見物不見人，法治也就無從談起。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沒有較高的道德水準，有了好的法律也不易執行，再嚴密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鑽。不可能設想法律和制度一旦建立，社會秩序就井然有序，失范現象就不攻自破或盪然無存。現實要求我們必須從思想道德上保證切實遵紀守法，同一切違法亂紀的思想和行為作斗爭。要看到，一個社會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思想覺悟和道德素質低下，那麼不論有多麼苛刻嚴厲的法律，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秩序和管理問題，不能長治久安。法治是對全國人民最起碼的要求，德治則是高層次的要求。沒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沒有根基的。 （三）法治的完善離不開道德制約 法律在實踐中是動態的開放的體系，需要在面對新情況、總結新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延續、提升和發展。道德的自覺約束與法律的強行約束是互相制約的，也可以互相轉化，某些道德規范需要適時提升為法律規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領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個補漏的作用。厲行法治，必須輔以德治。某些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可能束手無策，道德卻可以有所作為，人們可以依據道德來評判、譴責一切危害社會的行為。道德不僅可以彌補法律條文的某些空隙或薄弱環節，而且可以深入人的靈魂。以德治國並非是要以德治來代替法治，而是要真正強化和實現法治。只有在實行法治的同時實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設作為法治的後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依法治國才能進入良性循環，社會發展才能進入較高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