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振豪經濟法

① 我國早期革命的某一位領導人的英勇事跡（越快越好)急用

陳獨秀
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早年留學日本。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曾參加反對清王朝和反對袁世凱的斗爭。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在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執行共產國際指示，放棄對於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對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退讓政策，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到失敗。1927年，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撤消總書記職務。其後，他堅持錯誤，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託派路線，即堅持城市為中心的國民會議運動和工人運動，反對農村武裝斗爭，並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組織托派組織。1929年11月，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12月，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同時，在上海建立托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托派觀點。1932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與托派中央決裂，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1942年5月，於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年表

② 一個文學問題

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才對。的確，《孟子》原來說的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後人習慣先「達」而後「窮」並改「兼善」為「兼濟」，尚不失孟子
原義。但我確實認為：一個人如果真心想要「善其身」與「濟天下」，那還是
改成本文題目所雲的「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的好。

思想史上流行的觀點認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作為中國
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補」的體現：前半句表達了儒家的理想主義和入世精神，
而後半句顯示出道家的豁達態度與出世境界。不過，「文本史」的角度講，這
個說法是有明顯缺陷的：如上所述，整個這句話原出於《孟子》，本與道家無
關。而道家或老或庄，似乎都沒有說過「善（無論獨善兼善）其身」之類的話
。相反，本來意義上的道家是主張「絕仁棄義」解構道德而追求無是非無善惡
的「逍遙」境界的，它並不強調個人道德修養。說前半句是儒後半句是道，似
難以服人。

但如果把「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道德含義除去，而只把它們理解
為「有為」與「無為」，則這句話（不僅是後半句）又成了純粹的道家思想。
人們常常只把「無為」看成是道家主張，其實至少莊周這個道家宗師也有追求「
有為」的一面。在《莊子·外篇·山木》中，莊周曾自比「騰猿」：「其得
楠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
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
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貴的大樹，便得志稱雄，「王長其間，雖羿、蓬蒙
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荊棘叢中，就夾起尾巴做孫子，「危行側視，振
動悼栗」了。換句話說，在莊周看來，人當得勢時是「有為」的，所謂「無為
」，就是「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時的生存方式：「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
欲無憊，奚可得邪？」

眾所周知，道家在知與行兩方面都倡「無為」。單就「無為」而論「無為
」，本無所謂對錯。強者對弱者「無為」，可以理解為寬容，弱者對強者「無
為」，就淪於苟且了。權力對權利「無為」意味著自由，而權利對權力「無為
」則意味著奴役。思想史上有些人（如晚清的譚嗣同稱贊庄學對君權的解構）
是從前一種意義上論無為的。但在傳統中，從後一種意義上實踐「無為」的則
無疑是主流。問題在於：道家所謂的無為恰恰是一種主要面向弱者的「貴柔」
學說，而弱者對強者的「無為」，不正是苟且嗎？

苟且而出於無奈，亦不足責。但莊周的苟且卻不是自承無奈，而是把它奉
為崇高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真偽、有無、是非、善惡都可以不分，或者說都
不可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惡乎然？然於然。惡
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恢詭譎怪，道通為一。
」《莊子·內篇·齊物論》中的這段話歷來被論者看成是道家思想的精髓。的
確，我國傳統時代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義道德只說不做，法
家那一套關於「法、術、勢」的厚黑學只做不說，所謂「儒表法里」是也。而
道家的上述詭辯論則為本來難以兼容「；儒表」與「法里」提供了關鍵性的粘
合劑，為邏輯上磨擦劇烈的王道之表與霸道之里加註了有效的潤滑油：法家指
鹿為馬，儒家曰此非馬，則被坑矣；曰此馬也，則非儒矣。而莊子曰：馬亦鹿
也，鹿亦馬也，所謂「萬物一齊」也。是故指鹿為鹿者，儒也；而指鹿為馬者
，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謂其超越是非之俗見，是為「真人」、「至人」
也。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曠世之大儒乎！－－莊周
的邏輯適足以論證如此「高尚的無恥」！

要之，用「達則有為、窮則無為」的道家觀點去解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
獨善其身」，實際上就是說得勢了就稱王稱霸，失勢了就奴顏婢膝。這自然是
大違孟子本意的。《孟子·盡心上》的原話是：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
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
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

這顯然是表示一種理想主義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於天下百姓。即使
不得志，我也要潔身自好，絕不與腐敗勢力同流合污。所謂「獨善其身」在這
里就是「窮不失義」，而決不是去作「逍遙游」；是「修身見於世」，而決不
是「出世」。這後半句並沒有道家所提倡的那種難得糊塗、玩世不恭的態度。
道家主張「順其自然」，以「逍遙游」的態度對待世事，「不譴是非，以與世
俗處」，把一切矛盾都化解為虛無，化解在庄生夢蝶、蝶夢庄生、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的玄談中，這與「獨善其身」絕不是一回事。

總之，這句話如果按其原義，它整句反映的是儒家的理想主義；如果抽掉
其理想色彩，它整句反映的是道家的犬儒主義。但無論哪種情況，說它前半句
是理想主義後半句是犬儒主義（褒義的說法叫「現實主義」），都似難成立。

然而，在專制時代的現實中，這兩種意思雖然不是前後兩半句之別，卻可
能成為表裡之別：口頭上表白的「得志則造福天下百姓。不得志則潔身自好拒
腐敗」。實際上卻往往變成「得勢則稱王稱霸，失勢則奴顏婢膝」。口頭上的
理想主義，行為上的強權主義與犬儒主義。以至於兩千多年下來，「獨善其身
」這個成語的所指已從孟子那裡頗有些悲劇色彩的「窮不失義」者，變成了朱
自清先生筆下喜劇色彩的「知其不可而不為的、獨善其身的聰明人」！可憐據
說被「獨尊」了兩千多年的儒學，在「儒的吏化」與「儒的痞化」兩邊擠壓下
，不是「儒表法里」就是「儒表道里」，哪兒還有什幺真儒家？

二

那幺，就其本義而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作為知識分子
的理想人格有什幺缺陷呢？它的被扭曲、被「道家化」能夠避免嗎？

無疑，「濟天下」的理想抱負與「善其身」的個人修養都是非常值得追求
的。然而「達則兼濟」與「窮則獨善」確實有問題，其被扭曲亦非偶然。

關鍵在於「達則兼濟天下」這句話很有點「己所欲必施於人」的味道，體
現了道德律人的精神，卻沒有考慮權力有限、權力自律與受律的原則。在這方
面，倒是孔夫子早就說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他說的是「克己」而
不是克人，誠哉斯言！克己復禮則善，克人復禮則偽，克人縱己而號稱復禮，
則假惡丑之尤也。效尤而能達，達則「王長其間」，假兼濟之名以禍天下，「
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
下之大公」。「絕仁棄義」，法道互補，莫此為甚。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
克人之人－－此子所不語而匹夫某敢補言之也。

因此對於「能克人之人」來說，他首先應當考慮的是「達則獨善其身」。
「善其身」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但對「能克人之人」來說「善其身」則是他
必須做的。不僅他本人必須做，更重要的是他人與公眾也應該以監督權力、制
衡權力、約束權力的制度安排來幫助他做到這一點。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包括
掌權的「達」者在內的公眾人物，其私生活隱秘權是小於一般公民的。像媒體
大炒柯林頓與萊溫斯基的「丑聞」，若是對一般平民那就構成侵犯隱私權，但
對於總統，即使傳媒誇大其詞，你又能怎幺樣？為了維護公民權，現代司法制
度必須實行「無罪推定」原則，司法當局必須承擔有罪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
你有罪，那你就被視為無罪。而為了約束權力，對「達」者的輿論監督實際上
實行的是「有錯推定」原則，「達」者必須承擔無錯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你
無錯，那你就被視為有錯。這不就是「達則獨善其身」嗎？

至於「兼濟天下」，孟子的原話是「兼善天下」，其中自然包括了「善其
身」與「善他人」兩個方面。但這里還是孔夫子講的好：他說：「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而沒有說「己所欲，必施於人」。當然孔夫子也說過：「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公共權力的執掌者，要把「己所欲
」的理想和治國方案「施於人」以實現「濟天下」的抱負，是很自然的。但是
立人、達人、施於人乃至濟天下都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得到被「立」被「達」
者的同意，獲得「天下」公民的授權。己所欲而人亦欲，固當施之。若己所欲
人不欲而強施之，亦如己所不欲而人強施於我，豈我所願哉？我不願而施之於
人，則置聖道於何地耶！故曰：己所欲、施於人而不能必也，立人達人而不能
強也，濟天下而必先請於天下也。換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絕對的
，而「己所欲施於人」是相對的；「兼濟天下」是有條件的，「獨善其身」是
無條件的。因此應當提倡「達則獨善其身」。

「達則獨善其身」就是說大權在握時尤其要注意權力的自律，而不能憑借
權力用自己哪怕是真誠的理想去無限制地律人。在這里應當講究一點強者對弱
者的「無為」、權力對權利的「無為」，講究一點寬容與自由，絕不能借「兼
濟」之名對「天下」濫用強制，要記住：再高尚的人，其權力也要有制約；再
平庸的人，其權利也應受保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積極意義上的「無為
而無不為」，真正為「天下」百姓帶來幸福。

三

至於「窮則獨善其身」，其缺陷在於只強調無權者的道德自律，而沒有考
慮需要爭取和維護「無權者的權利」。人們可能認為，這樣的權利只關乎個人
。在發達的現代公民社會里這樣認為或許也無大礙，因為在公民權已經受到保
障的條件下，他們有權利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但社會並沒有權利要求他們必
須「兼濟天下」。

但是權利如果尚待爭取，那情況就與保住已有權利不至喪失有所不同了。
本來，「計劃經濟」要求深奧的「科學」來為經濟過程提供人為的「最優解」
，而自由經濟只要求不「偷」不「搶」，公平交易自會「順其自然」；「理想
政治」要求人皆為聖賢，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姦犯科。總之，「自由」
原是個低調的「主義」，它承認人人都有「自私」的權利。然而另一方面，「
自由」本身卻又是個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東西。某個人付出艱辛而掙到
一筆錢，別人不能分享；經過努力而得到的名聲與榮譽，他人不能分沾；甚至
經過流血打下的「江山」，別人更不能染指。唯有「自由」這東西，一旦實現
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個人付出犧牲爭到了自由的制度，則所有的人都在這個
制度中「免費享受」了自由；如果這人對此不快並要求自己比別人享有更多的
「自由」（或反過來要求別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這要求本身便破壞了
他所要爭到的東西。如果這個人一開始便看到了這一點並要求所有人都像他那
樣為爭取自由而付出代價，那幺他更是一開始便破壞了自由主義－－因為這個
主義的基礎便是尊重個人選擇、承認理性自利。於是，自由主義便會陷入西人
所言的「搭便車」、我們所謂的「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困境。應當說，在絕大
多數場合自由主義所面臨的都是這種「行為困境」，而不是什幺「文化困境」
。

顯然，要跳出這種困境，人們必須面對的不是學理問題，而是實踐問題：
從理論上講，一個人爭取他自己的人權時，他也是在爭取所有人的權利。換句
話說，他這是在「兼濟天下」而不僅僅是「獨善其身」。但這樣做的代價，卻
是要他自己負的。反過來說，假如別人這幺做了，他就可能無須代價而獲得權
利。於是面對強權的壓迫，人們如果各懷私心而沉默，就無法沖破壓抑去實現
自由。因此，「消極的」自由必須以積極的態度來爭取，低調的制度必須以高
調的人格來創立，為了實現一個承認人人都有「自私」權利的社會，必須付出
無私的犧牲，為世俗的自由主義而斗爭的時代需要一種超越俗世的「殉教」精
神。而這，要比學理上的自由主義體系建構重要得多。換句話說，如果無權者
即「窮」者中沒有人以自我犧牲的精神「兼濟天下」，則所有的人都將難以「
獨善其身」。

在許多民族爭取自由的歷程中都有這幺些人，如甘地、哈維爾、曼德拉等
。他們並未在學理上給自由主義帶來多少貢獻，甚至他們本人的思想還未必說
得上是「自由主義的」。然而他們對自由的貢獻無與倫比，其原因不在其言而
在其行：一是他們面對壓迫敢於樹立正義之幟，反抗專橫而不僅僅「獨善其身
」，從而跳出了「消極自由」的悖論；二是他們寬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
於人」的道德專制，更不自認為有權享有比別人更多的自由，從而跳出了「積
極自由」的陷阱。應當說，一個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決於它有沒有自由
理論家，而是取決於它有沒有這樣的自由實踐者。即便我們寫不出羅爾斯、哈
耶克那種層次的理論巨著，我們也可以實行「拿來主義」；但倘若我們幹不了
甘地、哈維爾等人所干之事，那是決不會有人代替我們乾的。

因此「窮則兼濟天下」應當成為理想人格的又一原則。如果說這一原則在
自由時代也許並不重要－－那時人們更需要的是制約「達則兼濟天下」的聖君
。但在爭取自由的時代，卻不能沒有「窮則兼濟天下」的聖雄。當他們作為無
權者即「窮」者時，自然不存在濫用權力的問題。假如他們日後成了「達」者
，那就是「達則獨善其身」的問題了。能同時實踐「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
其身」的人，就具備了聖雄的人格。聖雄而達，則高於聖君，因為後者如果「
己所欲必施於人」是會異化成暴君的。聖雄而窮，則高於聖隱，因為後者如果
只是「知其不可而不為」，則不過犬儒而已。而聖雄者，窮則兼濟天下，知其
不可而為之，人所不欲之犧牲而施諸己，豈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哉！達則
獨善其身，己所欲而必請於人然後施之天下，真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矣
。是聖雄人格乃聖賢之最，我中華崇聖禮賢之邦，儒風夙被，人懷仁義道德之
心，必不讓其專美於印度、西洋與南非也。

四

總而言之，儒家的道德理想，無論是「濟天下」還是「善其身」，是可以
與現代人權、自由、民主的原則相結合的。也只有與這些原則相結合，「濟天
下」與「善其身」才能真正實現。而這一結合的基礎就是「窮則兼濟天下，達
則獨善其身」。如果「窮」者中多一些「兼濟天下」的聖雄精神，那就能「以
我之大公爭得天下人之小私」，而實現「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聖賢之道。如
果對「達」者多一點約束聖君之制使其「獨善其身」，那就會消除「以我之大
私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禍患，真正實現「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因此我們
應該讓「窮」者多一點權利意識，而「達」者少一點權力迷信。「窮」者要能
夠「有為而有不為」，「達」者要善於「無為而無不為」。只有這樣，我們這
個文明古國才能跳出因「達則有為窮則無為」而陷入「法道互補」的怪圈，儒
學本身才能擺脫「儒表法里」與「儒表道里」的雙重異化、抵抗強權哲學與犬
儒哲學的兩面夾擊，才有可能實「老內聖開出新外王」。中國現代文明的發展
才有了一條共同的底線：從這個基礎出發，我們才有可能追求儒家聖賢的個人
道德完善與天下為公的理想，追求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人權法治理念，追求本
來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民主公平與自由人聯合體理想－－當然，也只有在這樣的
底線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來討論中、西「文化」之異和左、右「主義」之
別，並進行能夠體現我們個性的「文化」選擇與「主義」選擇。而不至於在「
野蠻」的環境下妄言A「文明」與B「文明」的優劣；在「有主無義」的狀態
下空談甲「主義」與乙「主義」之高低。一句話，無論中西「文化」之異還是
左右「主義」之別，都必須以基本的人道為基礎。在「中西」與「左右」之上
，有個更為重要的人道與反人道之別。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我們中國人，應該
在人類文明的這個基礎上作出自己的貢獻。

③ 為什麼說法制嚴明方能安邦定國

曾國藩指出，自古以來帶兵的人，沒有不堅持己見殺掉違法者以建立自己威嚴的。譬如魏絳殺僕人，司馬穰苴斬庄賈，孫武在美人身上用軍法，彭入誅殺遲到的人，這些例子都是如此。

嚴格的法紀是鎮壓大小貪官，維護統治者集權的重要保證。法制愈嚴明愈能維護統治者的利益，給為惡者以下馬威，在相當程度上維護社會的穩定。

曾國藩身處亂世之中，他深知光靠儒教的禮義教化民眾是不行的，更需要嚴刑峻法來處理懲罰那些犯上作亂、亂政謀私、危害百姓的人。為了穩固大清統治，曾國藩毫不猶豫選擇了法來維護社會秩序，來安邦定國。

咸豐年間，清廷命曾國藩襄辦團練，曾遂國家主建湘軍。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樣，由於地方官的掩飾彌縫，乃至到處布滿了反抗清政府的團會和散兵游勇，地方治安壞到極點。小至白晝搶劫，大互攻破城池、焚掠官署，變故層出不窮。他們占據山嶺險阻，構築工事，官兵簡直是莫可奈何。如征義堂、哥老會、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天地會等，是比較有名的一些團體，至於其他秘密會社，則多至不可數計。太平軍初到湖南時，便有成千上萬的會黨徒眾，加入合流，使太平軍聲勢更盛。

於是，曾國藩在長沙城內魚塘口設立了一所行轅，專辦全省團練，肅清地方事宜。又創設了一所「審案局」，專門審辦各地緝解來的不良分子。

曾國藩是個老翰林，給人的印象是鬍子粗粗的，指甲長長的，腰背彎彎的，『走路拖拖的，平生不會騎馬，不善刀矛，可是他在懲辦「盜匪」、維持地方治安的工作上，卻完全是另一副作風。

以往的地方官過於怠惰畏事，往往積案不辦，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遙法外，橫行無忌，曾國藩鑒於此情，便提出了「治亂世，用重典」的主張，以嚴刑峻法來痛懲不法分子。

第一，曾國藩對付個別群眾和小股會黨反抗活動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體辦法是令各地團練頭子直接捕殺和捆送形跡可疑、眉眼不順之人，或批令各縣就地處決，或送往省城交他訊辦。

第二，曾國藩對付農民起義的辦法就是招攬權紳，用以對付貧苦農民和會黨群眾，並美其名日「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旁」。當時政局動盪，天下大亂，一般地主富戶都不敢公開同貧民、會黨作對。各地肯於出現辦理團練的，多是為霸一方的土豪劣紳：他們平時武斷鄉里，一旦辦起團練，就更是無法無天，成為當地的土皇帝。他們所糾集的烏合之眾對公黨群眾的殘忍嗜殺有過於清朝的正規軍。所以，曾國藩說「以之御粵匪則仍不足」，「以之防土匪則已有餘」。曾國藩還是提倡以本鄉、本族之紳捕殺和捆送本鄉、本族敢於反抗之民，「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處治大權盡歸團長、族長掌握。這樣既了解情況，又可避免引起鄉村或宗族間的爭斗。

開始時，曾國藩與張亮基商定，各地團練頭子抓到會黨群眾捆送省城者，概交湖南首縣善化縣審理。後來曾藩嫌其殺人不多、不快，便在團練大營公館設立審案局，甚至已經送到善化縣的人也要強行提來殺掉。

第三，曾國藩為了懲治貪官污吏，便設置新的機構辦案。曾國藩早就對清朝地方官吏腐敗無能深懷不滿，更不信任承辦案件的胥隸、書役人員，決心於司關之外設置新的機構，自行審案殺人。他將過去衙門辦案的「一切勘轉之文，解犯之費，都行省去，寬以處分，假以便宜」，為這些統治勢力捕殺和捆送農民大開方便之門。

同時，對被捆送者的處置，既不依照法律條文，也不需任何證據，惟土豪權紳們的言詞的要求為據。稍加訊問，立即結案，重則砍頭，輕則杖斃，最輕的也要鞭之千百。病死獄中。

曾國藩不辱聖命，實行峻法的剛挺之氣令佞徒膽戰，大小貪官為之忐忑，也濫殺了無數百姓，這種作風一直到他任直隸總督時還如此。

曾國藩不僅自己實施峻法，而且還要求皇上實施峻法。為了實行峻法，曾國藩敢於冒殺頭之罪，犯顏上陳，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實行峻法一度使曾國藩聲名重創，受朝野抨擊，一時有「曾剃頭」、「曾屠戶」之渾號流傳，無非是說他「濫殺無辜」而已。但是曾國藩沒有退卻，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堅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

諸葛亮輔佐劉備治理蜀地，很強調嚴刑峻法，不少人因此產生抱怨情緒。法正對諸葛亮說：「從前漢高祖入函谷關。與人民約法三章，秦地百姓對他感恩戴德。現在您藉助權勢力量，占據一州地方，剛剛建立國家，還沒有施加恩惠，恩惠進行安撫，更何況從客和主人的方面講，也應該尊重主人，希望您能放寬刑法和禁令，以適應當地人的意願。」諸葛亮回答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為不施德政，政令苛刻，萬民怨恨，所以一介草民振臂一呼，秦的統治就土崩瓦解了。高祖在這種情況下，約法三章，才取得很大成功。劉璋糊塗軟弱，從其父劉焉時起，劉家對蜀地的人不止有一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禮儀維繫上下的關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罰失去威嚴。蜀地人因此驕橫獨斷，君臣之間，漸漸失去規矩。給予高官表示恩寵，官位無法再高時，反而被臣下輕視；順從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滿足要求時，臣下就會輕狂怠慢。蜀地的疲敝破敗，實在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引起的。我現在要樹立法令的威嚴，法令被執行時，人們便會感激我們的恩德，以爵位限制官員的地位，加爵的人便會覺得很光榮。榮譽和恩德相輔相成，上下之間有規矩，治國的主要原則，由此清楚地顯示出來了。」

在當今世界，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政治制度也是由法律規范，國家的性質定於憲法，一切活動都離不了法。法律的健全程度和執法效果成了治國的關鍵。

有法令制度就須立即執行，有禁令就須立即停止，這是治理國家的關鍵。這樣的話，治理國家，只要正確進行獎勵和懲罰就可以了。獎賞不能靠豐厚，真正的弊端在於不論功行賞；懲罰也不只是在於嚴酷，之所以沒有效果，往往在於不恰當。

④ 有哪些著名的政治，法律，經濟類的電視劇或電影

1、《死囚小時》 Dead Man Walking (1995) ：蘇珊·薩蘭登奧斯卡獎作品。西恩·潘演一個死囚，死前獲得了寧靜。而兇殺事實是漸漸呈現出來的，也並非重要，重要的是死囚的心理變化。

2、《刺殺肯尼迪 》JFK (1991)：檢察官調查肯尼迪案。奧利弗·斯通導演，美國有人說他在不負責任地胡說八道，而另有一個我國網友曾說那個凱文·科斯特納最後陳詞的長鏡頭讓他激動流淚。很好的法庭演講啊，被很多人贊為經典。

3、《伸張正義》 And Justice for All (1979) ：又名義勇急先鋒，阿爾·帕西諾主演。北大一老師作文舉例稱此片主角是一個三流律師。是三流嗎？不是，只不過確實是一個在生活中掙扎的律師，為公正與惡法官作魚死網破式的斗爭。說他是三流，太市井味了。本片對律師在公正與職業義務之間的掙扎也有很好的表現。

4、《甘地傳》 Gandhi (1982) ：甘地學法律的，也做律師。本片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影片。

5、《丑聞》 (1950)：日本法律電影，黑澤明重要作品。「故事以一個無能而又品質惡劣的辯護律師和一位委託他對損壞名譽案件做辯護的年輕畫家為中心展開」，「壓軸一場法庭戲差不多長達15分鍾，鏡頭沉實，劇力迫人」。

6、《民事訴訟》 A Civil Action (1998) ：又名「禁止的真相」「公民行動」，獲得當年奧斯卡提名，著名律師電影，約翰·特拉沃爾塔主演，是由暢銷作家強納森哈爾的名作《民事訴訟》改編，為一真實故事。本片也常為國內法學老師提起，比如其中的睡醒後第一句是「我反對」情節。一部對美國現實法律的有很集中很細膩表現的優秀電影。
《民事訴訟》故事敘述一當紅律師，因接手一水污染案件而失去了一切；但與此同時，他才有機會認清法律真義及生命價值。他在一無所有的窘境下，繼續研究該案，上訴時間長達八年，最後終於勝訴。本故事的構想始於十年前。著名作家哈爾受邀見證許立建律師承辦的這件伍本案。許立建期待哈爾能將他叱吒法院蠃得勝訴的精彩過程寫成暢銷書。當時他是炙手可熱、身價不凡的律師；手上已握有足夠證據，非常篤定能打蠃官司。然而情況愈來愈糟，他追尋真相的同時，金錢、友誼皆被耗盡，不但一文不名，並負債累累。「我眼睜地睜看見一個人瀕臨崩潰。」作者哈爾回憶許立建本人說：「那是個無底洞，所有接近它的人都必須接受它的考驗，它考驗你的認知、信念、選擇，迫使你檢驗自我的價值，真理的必要性，這是此案最迷人之處。」


7、《審判》 Procès, Le (1962)：法國電影，奧遜·威爾斯導演。警察詢問嫌疑犯的過程。本片好象有美國翻拍版。

8、《芝加哥》 Chicago (2002) ：歌舞片，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影片。里查·基爾演一個擅長於操作的律師。

9、《死囚之舞》 Monster's Ball (2001)：哈里·貝瑞獲得當年奧斯卡影後。死囚妻子與獄警的故事，算是法律與心理電影。and,作為一個男人，不得不提到其中貝瑞非常性感的演出。

10、《兄弟的監護人》 Brother's Keeper (1992)：美國紀錄片。法理爭論。

11、《驚爆內幕》 The Insider (1999) ：煙草訴訟之證人。阿爾·帕西諾、拉塞爾·克羅主演。

12、《永不妥協》 Erin Brockovich (2000)：茱莉亞·羅伯茨憑此片獲得當年奧斯卡影後。法律工作者（無牌律師）的故事，中年婦女文化不高，只本著公平信念，在律師的配合下，打下一個巨大的官司。真人真事。

13、《立體謊言》 City Hall (1996) ：阿爾·帕西諾和約翰·庫薩克主演。市長助理調查一起法官受賄案。在感情與仕途之前，選擇說真話。

14、《大審判 》 The Verdict (1982) ：保羅·紐曼演一個窮困於酒的律師辦一個重振雄風的案子。本片能反映出在美國「小律師」與「大律師」法庭如何搏弈，富有信息，很能給人各種啟發。好片啊。

15、《殺戒》：年青律師與一個年青兇手的故事，主要可能是探討死刑價值的問題（時間長記不清）。東歐電影，也能當成一部心理文藝片。

16、《丑聞》：政治犯實錄：韓國電影，並非那古裝片。政治犯故事。

17、《最後時刻》 Reversible Errors (2004)：電視電影。即將伏法殺人犯竟讓辯護律師對司法制度的正義性、人性的貪婪及為了不擇手段達到目的所付出的代價產生疑問。檢視所有在他人生中無法回頭的決定，律師雷夫決心好好照顧住在市郊心理不穩定的妹妹，在人生十字路口上他找回了自己。

18、《盲井》：提到了我國民工的勞動保險及人身保障的問題。

19、《伊芙琳》 Evelyn (2002)：愛爾蘭影片，布魯斯南演一個訴爭子女撫養權的工人的電影。很好的法律電影。

20、《午夜風暴》 Guilty by Suspicion (1991)：又名「嫌疑犯」。羅伯特·德尼羅演一個在美國文革（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時期）中堅持說真話而被排拆的真人真事電影。政治越法律界的歷史紀錄，在有偉大法律傳統的美國。

21、《費城故事》 Philadelphia (1993)：湯姆·漢克斯主演，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男主角，丹澤爾·華盛頓也是主演，那時他沒現在這么有名。被經常提起的法律電影，一個同性戀律師控告其事務所的「勞動爭議」案件。信息豐富。好電影啊，猶記被告方女律師在一次短陳述中連用八個「fact」的排比句，生動非常，盡現律師功力。

22、《代言人》：又名「豬的末日」，法國中世紀法律電影，還沒有看。

23、《鐵律柔情》 Suspect (1987)：美國法律援助律師的故事。女導演彼得·耶茨執導的又一部反映美國司法體制的電影。導演在處理這部影片的功力方面十分老到，無論驚嚇氣氛的醞釀和法庭辯論的波濤起伏都掌握得准確而有效，整個戲劇高潮一氣喝成，令人看後非常過癮。

24、《美國夢》：美國工人大罷工的紀錄片，算是一個憲法電影罷。

25、《女魔頭》 Monster (2003) ：主演查理茲·塞隆憑此片獲得當年奧斯卡影後，一個女連環殺手的電影，真人真事，其紀錄片下面會提到。

26、《柏林大審判》 Judgment in Berlin (1988) ：東德人劫機去西柏林，在西柏林受審，美國法官前往開庭，不同法系的處理，有臨時培訓陪審員的情節，算是一部國際法電影罷。

27、《一級恐懼》 Primal Fear (1996) ：里查·基爾又演律師（上見「芝加哥」），愛德華·諾頓的處女作已經盡顯高度，本片可以聯想到前幾年我國著名的「邱興華案」。

28、《雙周情人》：估計是和《律政俏佳人》一樣的粉紅色的輕喜劇。桑德拉·布洛克演一律師，休·格蘭特演其僱主。

29、《法網終結者》True Believer (1989)：一個貶毒罪律師越業務范圍辯護一個殺人案（瞧人家這分工，已細到這個程度），常有很幽默的對話與場景。

30、《童子也是基》Scout's Honor (2001) ：美國同性戀者爭取公民權利的真人真事紀錄片。

31、《變線人生》 Changing Lanes (2002)：兩個人因小事升級成大事，互相鬥氣。其中一人是年青律師。

32、《熱淚傷痕》 Dolores Claiborne (1995)：史蒂芬·金小說改編的作品，多年前的一場兇殺案的審理。這是史蒂芬·金小說改編的電影中最被忽視的一部。

33、《史蒂夫》：美國青少年管教的紀錄片。

34、《刑法第三十九條》 Keiho (1999) ：日本法律電影，1997年，神戶一13歲中學生砍掉9歲男童頭顱，因刑法39條而免刑，引起爭議，真相浮現。

35、《重回清白》：關於販賣淫穢物品罪的電影，主要是講一個冤罪的糾正。

36、《完美丈夫》 The Perfect Husband: The Laci Peterson Story (2004)：又名「與殺手共枕」，婚內殺人案。

37、《失控的陪審團》 Runaway Jury (2003)：講美國陪審團的故事，改編自約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說，情節跌宕起伏，有達斯汀·霍夫曼和吉恩·哈克曼兩大老戲骨的精彩對手戲。

38、《殺死一隻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 (1962)：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經典法律電影。

39、《細細的藍線 》 the thin blue line (1988)：這宗案件發生在1976年美國德州達拉斯市，一名公路警察被車子撞死，警方苦無破案線索。16歲少年慣犯大衛指證並無犯罪前科的路人藍道為嫌疑犯，以至藍道被判有罪而終身監禁。導演埃羅爾·莫里斯採用一種重現事實的半紀錄片手法來追蹤一件殺警冤案，結果成功地發掘出事件真相。讓被冤枉的疑兇坐牢十一年之後討回清白。

40、《被告》 The Accused (1988)：朱迪·福斯特憑此片第一次獲得奧斯卡影後，在影片中她飾演的被強奸的婦女入木三分。

41、《黑暗中的哭泣》 A Cry in The Dark (1988)：改編自《邪惡天使》一書，系真實事件。影片採用紀錄片風格，冷靜客觀，梅麗爾·斯特里普塑造的人物形象極具層次感。

42、《我要活》I Want to live (1958)：影片講述了早年喪偶的中年律師艾傑曼娶了年輕的女孩安妮為妻，雖然艾傑曼深愛著妻子，但婚後過著有名無實的夫妻生活，安妮其實是和艾傑曼的兒子相愛的。而成為名演員的艾傑曼的舊情人迪塞利則一爵。為了清理這些復雜的情感關系，重新奪回心上人，迪塞利利用一次宴會，進行設計了一個方案，想令有情人終成眷屬，可是卻令她自己進了監獄。

43、《風的傳人》 Inherit the wind (1960)：本片改編自真人真事。一名鄉下老師在1925年遭警方拘捕，因為他違反了當時的法律禁令，在課堂上公開講授達爾文的「進化論"。此事在平靜的南方小鎮此起轟動，兩位頂尖的律師各據一方代表正反兩面互相抗辯，等於人類直接向上帝的權威挑戰。

44、《紐倫堡審判》 Judgement at Nuremberg (1961)：這部電影是社會派製作人斯坦利·克雷默根據赫魯特審判長的回憶錄拍攝的，先前有一個相同題材的電視劇。影片的主題：當整個社會實施暴行時，個人負有什麼責任。影片除了題材突出，演技也無可挑剔，兩位女星更是精彩絕倫。

45、《英倫小霸王》 let him have it (1991)：50年代的英倫，頭腦不好的德瑞克和一群小流氓混上了。領著他們的是一個名叫克里斯並迷戀美國黑幫電影的青年。克里斯和德瑞克的友情使得他們捲入了一件將永遠地動搖英國死刑信念的真實案件……

46、《良相佐國》 A man for all seasons (1966)：本片改編自羅伯特·鮑特的舞台劇本，獲得第39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六個獎項。影片跟《桂河大橋》一樣，贊頌了英國式的信念，或稱表現了英國式的偏執。男主角斯科菲爾德的表演光彩照人，其他演員也相當精彩。1988年的重拍版陣容更強，由查爾頓·海斯頓主演。對英國歷史或英國國民性感興趣者，本片很有價值。

47、《洋蔥田》 the onion feild (1979)：又名「田園劫」，美國電影。

48、《豪門孽債》 reversal of fortune (1990)：本片講述一位富豪被控謀殺妻子，一切證據都對他十分不利，陪審團認為罪名成立，將被判刑。他不服上訴，並延請一位法律教授出庭辨護，法律教授通過嚴密的調查分折，將一審有罪的判決推翻。盡管謀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再無指控的法律根據。

49、《雷靈頓10號》 10 rillington place (1971)：主人翁約翰·克利斯提是一名外貌和善的禿頭中年漢，誰也想不到他是冷酷無情的連續殺人犯。伊凡因謀殺妻子及尚在襁褓中的女兒而遭起訴，最後被處以極刑，但真正的兇手卻是在法庭上擔任頭號證人的克利斯提。十年後，警方在克利斯提的住處赫然發現多具女性屍體，才揭發了他的滔天罪行。

50、《天使的憤怒》 Rage of Angels (1983) ：美國電視電影。

51、《以父之名》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1993)：丹尼爾·戴·劉易斯主演。「影片的故事來源於格里·康倫感人至深的回憶錄《證明無罪》，講述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一位北愛爾蘭青年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英國警察當局的逮捕。警方利用逼供的方式逼迫他寫下了認罪書，於一年後被判處終身監禁。格里的父親更是受到無端牽連，最後含冤屈死在獄中。直到八十年代，在女律師皮爾斯的幫助下，格里才重獲自由……導演：吉姆·謝里登，主演：艾利森·克勞斯比、菲利普·金、埃瑪·湯普森、丹尼爾·戴-劉易斯，獲獎：1994年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1993年波士頓影評人協會獎最佳男主角，1995年英國晚間標准電影獎最佳電影。

52、《一個連環女殺手的生與死》Aileen: Life and Death of a Serial Killer (2003) ：即上面提到的《女魔頭》一片故事的原型的紀錄片。

53、《大話王》Liar Liar (1997)：吉姆·凱利拍的嘲笑律師的喜劇電影。

54、《黑罪風雲》The Hurricane (1999)：又名「颶風」。丹澤爾·華盛頓主演。真人真事改編，拳王冤獄入罪，不斷上訴、申訴的故事。

55、《馬丁·格爾歸來》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1982) ：法國電影，傑拉爾·德帕迪約主演。美國翻拍版本叫《似是故人來》，由朱迪·福斯特和理查·基爾主演，其中有中世紀法庭開庭情形。

56、《法外情》：香港電影，劉德華主演。與那個印度電影《人世間》相似。

57、《終極證人》The Client (1994)：蘇珊·薩蘭登主演。改編自約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說，故事講了一個女律師義務幫助小孩子逃避黑幫追殺。

58、《殺戮時刻》A Time to Kill (1996)：導演同為《終極證人》的導演喬·舒馬赫。影片描述了律師為一名因憤怒而在法院殺人的父親辯護的故事。改編自約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說。

59、《塘鵝暗殺令》The Pelican Brief (1993)：改編自約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說，茱莉亞·羅伯茲與丹澤爾·華盛頓主演。環保訴訟後面的大陰謀。

60、《辛普森的夢之隊》：紀錄片，裡面紀錄了辛案被告律師團的律師背景與履歷，其中包括《最好的辯護》的作者哈佛教授德肖維茨。觀眾能從中看到真實生活中的美國頂尖律師的風采。

61、《律師事務所》 the firm (1993)：又名「黑色豪門企業」。改編自約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說，湯姆·克魯斯主演，講了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律師進入一家黑色豪門企業，發現高層的陰謀與之搏鬥的故事。

62、《華爾街》 wall street (1987)：奧利弗·斯通執導，邁克爾·道格拉斯憑藉此片獲得當年奧斯卡影帝。講了華爾街一個大資本家奉行「貪婪是美德」直到沒落的故事。從當下來看，也具有相當強烈的現實意義。

63、《造雨人》 the rainmaker (1997)：改編自約翰·格里森姆的同名法律小說，大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執導，馬特·達蒙主演，又是一部描述法學院畢業的學生闖盪律師界的故事。

64、《肖申克的救贖》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994):史蒂芬·金同名小說改編，太過出名，不予介紹。

65、《迷色布局》The Gingerbread Man (1998)：根據約翰·格里森姆又一部律師小說改編。律師認識神秘女子，陷入麻煩之中。「群戲」大師羅伯特·奧爾特曼執導。

66、《角色》Karakter (1997)：奧斯卡外語片獎，荷蘭電影。節奏如同一部歌劇，酣暢淋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為法院執行法官的父親，彷彿是法律冷酷一面的人格化身，對法律執行工作忠實到烈士的級別，雖千萬人而往矣，佩服啊。本片故事精彩、結構恢宏，好電影啊。

67、《一級謀殺》Murder in the First (1995)：剛入行的年青律師堅持信念，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對抗，勇且有謀，維護人權。建議我國律協不如免去如皇帝新衣似的新律師入行宣誓活動，多搞些這樣的電影放放，學學人家的法律信仰精神啊。

68、《義海雄風》 A Few Good Men (1992)：又名好人廖廖，據約翰·格里森姆又一部律師小說改編，美國軍事法庭故事。湯姆·克魯斯，黛米·摩爾，傑克·尼克爾森主演。

69、《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 (1997)：阿爾·帕西諾和基諾·里維斯主演，探討律師的原罪，有相當的深度。

70、《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1939) ：確實挺好看，如果要講議會的制度、民主與新聞等等比較「大」的法律問題，真是一部很可示例的片子。

71、《律政俏佳人》 Legally Blonde (2001)：和《大話王》類似，以法律為包裝的喜劇電影，是法律電影的一個分支。

72、《馬背上的法庭》 (2006)：中國主旋律法律電影。一個很簡單的故事，一種很樸素的拍攝手法，「又像紀錄片，又像故事片。」征服了威尼斯電影節也征服了國內電影局，全憑真心。

73、《東京審判》 (2006)：中國法律影片，高群書導演。

74、《十二怒漢》(1957):西德尼·魯邁特導演的第一部作品，個人認為在法律電影中排名第一，在imdb的排名也相當靠前。2007年俄羅斯導演米哈爾科夫翻拍了這部經典，重拍版亦獲得很多的好評。

⑤ 舊中國所受的恥辱和新中國取得的成就詳細內容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國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國最流行的口號之一。表面看來，凡是口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傳性。但從歷史觀點看來，這口號是無可否認的、空前的、嶄新的基本事實。從最早有文獻的商代起，國王是世襲的，「國」是「王室」的擴大，國家的土地是國王的「產業」。商部落國家最大多數的成員，即卜辭和《尚書》「盤庚篇」中的「眾」，直接間接都是商王的隸屬，從事生產，擔負勞役兵役。周代疆土擴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屬於周天子和列國封君；因為列國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論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巨變，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出現，帝國制度延續到辛亥革命，共兩千一百多年。在這漫長的帝國時期，土地所有和賦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地位，各朝代之間都有些性質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細論。但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漢皇帝制度建立之際，民間稱皇帝為「國家」。以縣吏成天子的劉邦，和以貧農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時除犧牲菜饌之外，還陳列了賦役圖冊。歷代少數君主，為延續皇朝的生命，保持社會的安定，有時不得不採取些所謂「惠民」的治標措施。但無疑義地，兩千年來人民始終是田賦、勞役、兵役的對象，是被統治者、被剝削者、被鞭策者，決不是國家的主人。文顏博對宋神宗：「殿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一語道破了兩千年的基本史實。

即使歷代「起義」的領袖們，從秦漢之際的陳涉、吳廣直到晚清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會觀念都是陳舊的。其中比較激進的，在起義初期雖多少有些原始均產的號召，但這些起義，或者失敗，或者將要成功時已經變了質。起義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統治剝削的對象。太平天國的下級成員雖較富於「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諸王生活腐敗，「天朝田畝制度」大體都沒有實行。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以後，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斷的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的窮征暴斂，國民政府二十二年當權期間史無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處境較若干前代更為悲慘。國民黨當政以後，出賣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利用江浙財閥與各省土豪劣紳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種近代型的經濟金融機構，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為這些機構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遠遠超過以前任何皇朝。這些基本史實已是中外無政黨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認，勿庸多論。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親身閱歷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於一九四二年初，奔父喪，由昆明趕回浙江金華祖籍，再設法接濟天津的母妹，在淪陷區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經徐州轉商邱，再從安徽亳縣往「無人之境」，重入自由區，在河南漯河鎮遇雨，暫時無法繼續內進。有一天午飯後在街上看見警察打人，打得很慘。我加以攔阻，對警察說，如果這人犯法，可以帶他去法院或縣政府以法審判，不應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遲疑的向我大叫：「這些老百姓不揍，還揍誰？」我回答說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詳一番，見我身穿已經露線的蘇格蘭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嘰布褲，瞪著眼回答：「你穿著西裝，還是老百姓！？」當時我雖不是第一次體會到老百姓處境的悲慘，但卻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我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還是屬於統治階級的最外圍。

兩千年個個皇朝都「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國民黨政權末期，極大多數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貨膨帳弄得一貧如洗，朝不保夕了。一個絕對自私不顧一切剝削人民的政權，畢竟自行潰爛了，被人民摒棄了，無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這個後知後覺者，當時雖已身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和西歐史，也就在金元券、長春、淮海戰役之中，開始逐漸發現了「大我」。

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開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後半。這次斗爭與前代起義的基本不同在領導與目標。前代多次起義領導的觀念與目標，都很陳舊，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這次解放斗爭的最高領導，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而是抱負大、眼光遠、毅力強、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產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充分了解大多數被壓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潛力，發揮這龐大革命潛力要靠組織、思想教育、和積極行動。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以最大多數貧苦人民為主人的新社會。這次革命最初雖以蘇聯為榜樣，但主要策略和步驟與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產黨最初並無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領袖列寧是遲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國用專車秘密送回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驟是共產黨員乘帝俄歐戰潰敗疲倦不堪之際，滲入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京，吸取對現狀不滿駐扎兩京的若干沙皇軍隊單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臨時政府的崩潰，然後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國。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主流」，從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著眼於組織農民軍隊，建立農村革命基地。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論動力雖是自外引進的共產主義，但革命的最高領導，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來，不斷地以理論與實踐互相印證，不斷地就國內外情勢因時因地制宜決策，將一個引進主義逐步變成了一個適合國情的革命建國綱領。在這個新的革命建國綱領之下，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國的人民，除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以外，憲法上都規定了同樣的權利，而且並無性別和民族的歧視。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權的范疇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麵包括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以及控告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利。此外，公民權還包括工作、教育醫葯、福利等權利。

但是，在實踐上，享受以上極為廣泛的公民權有一先決條件——「個人」的言行和意識必須不反人民的利益與意志，而「人民」是極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換言之，政府剝奪少數反革命、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分析，正因為「個人」必須服從「人民」這個前提的存在，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為了調劑各地區的人口與物資，為了經濟建設，個人居住、選業、遷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義者和海外傾慕自由主義的中國人總不免要批評新中國並非真正民主，並強調現代西方與今日中國的基本不同－－個人在集體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①我們先討論自由的問題，然後再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憲法理論上最基本的單元是個人，國家和社會集體不能侵犯個人的公民權利、尊嚴、政治信仰和言論，與在法律范疇以內的任何行動。在新中國的政治及憲法的理論上，個人雖也是國家和社會的最基本的小單元，但個人無法脫離社會階級而存在，屬於少數階級的個人，必須服從最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意志。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寓個人於人民的趨向日益顯著。

從純理論看來，今日的中國和西方誠然有基本的不同，但從實踐上看來，二者間性質和程度的不同遠不如一般想像為甚。我們在比較當今中西政治觀念和制度的短長之前，必須要了解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萌芽於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於此兩大革命之後。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影響。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會的總利益和秩序卻自然而然地會得到和協。因此功利主義者主張國家和政府不應干涉個人的自由和一切經濟力量的自然發展，應採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義和政策。

不消說，這本是過於天真樂觀，決經不起歷史考驗的一種看法。即使西方資本主義經典派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齣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個人與個人之間、社團與社團之間，往往存在著利害上的矛盾與沖突。英國工黨的「精神祖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雖系功利主義之集大成者，進一步強調指出各階級間利益往往沖突，調整這些沖突的機構應該是議會，議會立法應該根據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他這主張，經過十九世紀晚期費邊(Fabian)社會主義者的發揚，勞工運動和組織的日漸發達，和工黨的正式成立、競選、幾度當政，就成了英國型「社會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石。西歐、北歐和英聯邦中若干國家大致也走了這條歷史路線，因此逐漸以「社會福利立法」彌補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實上，這些西方民主國家和新中國的社會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點，二者是不謀而合地根據「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一原則。即以理論淵源而論，早期的馬克思，也是深受邊沁影響的。惟其如此，所以無論在西方或在中國，隨著經濟生產和社會組織的日趨復雜，社會（也就是嚴復譯成的「群」）的「權界」日益擴大，個人（嚴譯的「己」）的「權界」日益縮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個人的凈余「權界」，在生活實踐上已與憲法及政治理論上的個人「權界」發生了相當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國對於個人「權界」還是有一些差距。這差距的存在是因為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英國和西北歐若干國家有代議制度的傳統，社會福利立法是歷經代表多數選民的政黨在議會里長期斗爭的成果；其歷史發展程序是漸進的，不是經過革命的。因此，這些國家大體上允許個人信仰和言論的自由和理論上（但決不是實際政治行動上）激烈政黨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國，人民受統治階級種種的壓迫與剝削，人民生命財產沒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沒有代議制度的傳統，從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成功之後，當然無法允許殘余反革命勢力的復辟。因此，在新中國「個人」的「權界」，在理論和實踐上，確是多少受了「寓個人於人民」的局限。

客觀評估新中國人民的實際地位和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我們決不可忽視與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據我個人對西洋史的粗淺認識，我把民主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初級」的民主，一般僅做到以憲法保障個人的自由，較「高級」的民主，才考慮如何逐步減少社會各階級間因貧富懸殊而引起的種種不平等。很顯然，即使在所謂「高級」民主的英、美等國，雖已有了一些社會福利立法，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國最近出版了兩部對平等問題理論上頗有啟示的新書。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學同事、人類系教授費樂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據多年對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會的調查研究，並與當今美國社會對比，得到一個綜合的結論——一般西方社會學上所謂的「社會階層化」，不過是以成套的術語掩飾社會階級間種種真實的不平等。這是打破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學虛偽的一針見血之言，對我們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諦甚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討論社會公道理論的新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他雖囿於美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極端重視，並坦白承認社會階級間的不平等無法徹底消除，但主張國家法令措施應以促進社會上最窮階級的福利為原則。他這一主張仍不超過邊沁理論的范疇。所不同者，邊沁生時，任何國家最大多數的人民都是窮因的農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已經屬於「中產」階級，而最窮困的人民，已經變成少數了。他對邊沁基本原則因時制宜的修正，值得我們採用，作為進一步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締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准繩，無一不暗合較羅爾斯的立法標准。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誠然，國內薪酬還有高低幾級的存在，而且一個近代復雜的社會，不能沒有精細的社會分工。但薪酬等級雖仍存在，各級薪酬和收入之間的絕對數量差別，事實上已遠較資本主義社會、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社會為小。而且新中國的薪級差別今後會逐漸縮小。更重要的是領導幹部（用陳舊的術語是「統治者」）和工作成員（「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時互相砥勵，必要時互相批判，而且幹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群眾相同。美國、西歐、戰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貧富階級層間生活方式之懸殊，勿庸贅述。即使在蘇聯，勞動人民和擬定執行生產計劃的各級「官僚」幹部之間，還是有很大的隔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國若干科學家會講出真實的笑話：在國際多種科學會議的場合，蘇聯科學家閑談時，往往提到他們的薪酬相當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顯露他們在黑海克里米亞半島有別墅。無可否認，新中國社會里，平等的成分較舉世任何其他社會為高。

在窮索民主真諦時，我個人覺得還須應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過的第三尺度——從日常生活上權衡比較今日中國與西方人民「當家作主」的程度。無論在何國家，人民與政府最高決策的關系，都是很間接的，所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非從最基層單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小規模獨立經營者雖仍存在，大多數人民都是大小企業和各種機關的雇員，雇員當然不是主人，理論上，只有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屬於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蘇聯及東歐，生產計劃之擬定與執行自上層層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層單位中是處於被動的。惟有在新中國，人民在基層單位中充分表現出主人的地位。以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論，最基層的單位是生產隊。在生產隊中，每個成員都參加草擬全隊的預算和生產計劃，計算工分，攤派收入，決定公積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系平等、直接、親切。通過負責人，生產隊對生產大隊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產及分配都能參加商討。十九世紀前半，西歐有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曾極小規模地作過類似的試驗，但因整個社會未變，都失敗了。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的一頁。

結束本節：我們必須強調化學式百分之百純粹美備的民主制度，人類史上至今尚未出現，也許永不會出現。我們用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兩個尺度衡量中西理論與實踐之後，不得不承認西方先進國家比新中國尊重個人的自由，但還做不到新中國社會平等的地步。中西社會制度互有短長，是由於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顧歷史背景，專唱人類還未出現過的「理想國」的高調，都不免有失公道。我們如再用社會基層單位中人民當家的程度作為第三尺度來衡量，天平顯然要倒到新中國這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似宣傳，窮索是事實。惟有抓住這個基本事實，才能了解新中國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

歷代盛衰興亡關鍵無一不在於廣義的國家組織能力。傳統中國悠久歷史之中，戰國、秦、西漢這段時期國家組織能力最強。西漢以後，層層自上而下的國家組織之中往往發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國家組織能力。在內憂頻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紀前半，誠如中山先生所說，諾大的中華民族已像「一盤散沙」。新中國卻能在短期之內，將一盤散沙般的民族轉變成空前富於組織能力的國家。為加深了解新中國組織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將古今作一對比。中華民族在戰國期間已開始表現高度組織能力，大體上由於兩個主因。一、戰國期間主要七國之間生存競爭非常激烈，逼使各國非力求富強之道不可。富國強兵之道，並非高談「仁義」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幾派法家的專長。法家的最終目的是造成絕對君權，在當時也就是絕對的國家權力。法家雖不否認社會上尊卑貴賤的存在，但主張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貴族特權階級，建立以個人才幹為標準的官僚制度，推行郡縣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權國家的方向。二、為了生存競爭力求富強，法家了解農民的重要，因此把農民解放為自耕農，增加農產，擴充兵源，逐漸變成以農、戰為本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法家是為絕對君權服務，並不是為農民服務，只是為了增強君權才不得不解放農民。新被解放的自耕農雖是擔負賦役的被剝削者，但身份權利畢竟遠勝於農奴，而且從力農和戰功還有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機會，因此廣大的農民多少發揮了些積極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間改革比其他六國徹底，最後征服六國，建立了統一帝國的基礎。劉邦攻下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可見西漢一承秦制。漢武初年雖崇儒罷黜百家，西漢政制本質，由一代政治天才漢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數語道破：

「（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史實，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這席話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強調指明西漢的政制仍是根據自戰國、秦以來的法家系統。在法家循名核實的原則下，全部龐大復雜的國家機構——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經郡守、縣令長，以至縣以下的鄉、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動。西漢郡守權重責專，也是行政效率較高的一個原因。二、漢宣帝確是銳利靈驗的預言家，西漢之開始衰亡，正由於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諸帝盲目崇儒的種種惡果。

經過元、成和東漢的開國，儒家成了長期的正統政術。儒家重「禮」實在是維持不平等階級社會的理論工具，與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恰恰相反。東漢開國的君主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時依靠不少其他地區豪族的擁護。儒家的主張正適合東漢皇朝的需要，成為辯護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論工具。東漢最重孝道。二百年間雖不乏篤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為的掩飾品。各地豪族魚肉鄉里、抗避國家賦稅固不可謂「忠」，但侵吞小民田產，略略周濟貧乏族人，在當時士大夫操縱的「清議」之下，卻往往被認為是廣義的「孝」。此外，漢武帝時臨時監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東漢已漸形成為超級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於世家豪族。因此從東漢後期起，國家的組織能力，受到地方政權和社會豪族雙重的阻力，終於演變成三國割據的局面。在以後的朝代，這兩種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繼續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變，但無疑義地，國家組織能力都被各種阻力所削弱。

最後分析起來，影響國家組織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積極性。在廣土眾民的中國（公元後二年人口已經六千萬），自皇帝到庶民層層復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所作所為，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的。在以法家為政術的六國和秦，各國君主為競爭圖存，不得不解放農奴，保障自耕農的利益，所以農民多少有些積極性。秦始皇大一統之局既成，列國間生存競爭的壓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體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漢雖承秦制，不時抑制豪強，但始終無法阻止土地的兼並和貧農的流離。東漢以降，直至解放，雖不無政治上和社會上安定的時期，但人民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人民消極的抵抗是逃避賦役，積極的抵抗是參加農民起義。因為種種政治和社會上的阻力，長期人民消極或積極的抵抗，兩千年來，華北一再陷於五胡、遼、金，全部中國兩度征服於元、清，並幾番演出了地方割據。即使在一統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動性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的組織能力。

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承繼了自清初以來，因人口爆炸而產生的種種空前的社會經濟困難，自清末督撫專權兵為將有所引進的多種政軍弊端，並面臨曠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機——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榨取鯨吞。當時救國主張雖多，回顧起來，惟有中國共產黨深刻了解自上層改革的無效，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幾個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圖存的辦法是到落後的農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從基層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力量。正因為共產革命的領導堅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領導方面自始即與民眾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後，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無一不根據最大多數最貧苦人民的意願與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平等的社會。在這新社會的基層中，人民確是主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新中國無疑義地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國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經省、市、自治區、縣，下至城市裡的街道鄰里，鄉村裡的生產隊，無一不包括在組織網之內。就純理論而言，有兩點值得分析。一、僅有組織，未必能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古今中外實例甚多，不勝枚舉。二、新中國嚴密的組織網中，是否還有削弱組織的阻力。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以上兩個問題在實踐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國不是專靠形式上的組織，而是特別注重政治、社會上每個階層之中，各種階層之間，不斷地搞思想教育、討論路線問題。思想路線教育的結果，不但使組織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發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這是文化革命以後的中國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誠然，古今中外當權者無不了解廣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傳統中國和傳統歐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統制。即使在最尊重個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個人從幼到老，不知不覺地都被政府、教會、學校、社團、家庭等等不斷地洗腦；進一步分析，國家及社會大小單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腦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幾無不源出於廣義的統治階級。洗腦決不是新中國的專利。但新中國敢誠實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腦，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備極周至，收效獨宏。傳統中國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國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換言之，新中國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從反復討論分析之中，使每個成員都發現他的「大我」，洗滌了他過去可能有過的自私觀念，然後徹底檢討有關措施的理論與實踐，是否真正符合國家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與利益。因此，這種史無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能力。

歷史工作者在此應該順便提出新中國與前代還有一重要不同之點。歷代政制積弊之一是帝王居於深宮，官官層層相護，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認真執行，民間疾苦也無由上聞。新中國有全國性嚴密的傳播組織，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向民眾申析最高領導的政策與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成千成萬的大字報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特殊媒介。凡此諸端無一不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更增強八億人民戮力同心建國的意願和信念。

綜合古今，新中國之所以最重視思想教育，似與我國源遠流長的理性與人本主義的傳統有關。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經不是正統的神，而是廣義的「人」。解放後各地區發現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證。至晚在商、周之際，理性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已經萌芽。周初的政治家雖表面上談「天命」，實際上不但對「天」的權威表示懷疑，而且強調國家的興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獻和金文例證甚多，茲不贅。即使祖先崇拜，經過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體上已變成為了滿足人類心理和社會需要的一種儀式，脫離了正統宗教的性質。這理性和人本的傳統，經過南北朝和隋唐期間與佛教的斗爭，不但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間接地使近代中國種種改革和革命運動都無須與「上帝」搏鬥，（人類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權威反對任何開明改革和社會革命的。即使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頑抗。）盡管儒家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為歷代帝王所利用，它對人本主義的發揚傳播，對社會環境和教育力量的極端重視，至今還有普遍的影響。新中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但把傳統上為製造士大夫的教育變成了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並且從幾十年寶貴的實踐經驗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備。因此充分激發了人民和國家的組織能力。新中國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與努力改造人類社會－－既不能說沒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不能不認為是「古為今用」最輝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現

人類史大部分都是殘酷無情的生存斗爭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無法長期獨立生存不被異族征服控制的。軍事在國史中，尤居關鍵地位。春秋時代的軍隊大體上為各國貴族所包辦，戰爭規模比較大，軍隊下層也包括當時所謂的「國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層的自由民。春秋的軍隊既以貴族為主要成員，所以當時風氣皆以當兵為榮，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為規范。據我閱覽所及，春秋時期對「武」或「武德」解說最詳的是楚莊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戰敗晉復霸之時，曾提出「武」的字義是「止戈」，並說明「武」的廣義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證以史實，楚壯王所謳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

⑥ 法學與經濟學的關系

經濟學與法學的關系是：
經濟學與法學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缺一不可。認真學習經濟學和法學，才能實現全面發展。

英國文豪肖伯納說過一句經典的話：經濟學是一門使人生幸福的藝術。通俗的說，經濟學更是一門幫助你思考的學問，它有助於你作出更好的個人決策，因為，從你每天早上醒來的一刻到你每天晚上睡下的一刻，你的生活充滿了選 擇。……例如對於准備上學得學生，利用機會成本你知道高中畢業時應該選擇讀大學還是讀中專，成本收益分析會告訴你該出國還是在國內讀大學，邊際效用理論能 幫你分析出該讀幾年，比較優勢理論則能幫你決定讀什麼專業並如何找到自己最合適的工作。
最直觀的也是最密切的就是與錢有關的各種經濟決策，經濟學能幫助你成為一個最好的消費者，可以讓你在商場、超市中清醒的根據自己的意願消費。宏觀經濟和金融學知識則能幫助你在股票、基金投資中提高獲勝的概率。即使這些你都不關心，作為合格的公民，在你掌握了經濟學基本原理之後，你就能夠對政府赤字、稅收、自由貿易、通貨膨脹以及失業等問題作出判斷。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全面建設小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一項重大任務，適應了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 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在歷史上，有過各種各樣關於和諧社會的構想和實踐，我們所要構建的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基本特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 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這些基本特徵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和諧社會絕不會自發地生成，也不會自然地實現。和諧 社會的構建必須藉助於法律制度的推動與保障。如果法律制度完善而且合理，社會成員就可能和睦相處，社會關系就可能和諧順暢。反之，如果法律制度欠缺失當， 社會成員之間則可能沖突頻發，社會關系必然扭曲動盪。因此，法律是整個社會關系調節器的中心，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居於支配地位，起著關鍵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發展的指導性原理，其作用日益突出，為經濟的發展指引方向，提供充足動力。社會主義法治社會高度重視法律的作用，法律維權意識在人們的心中不斷增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作為經濟發展的強有力保障，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因此，經濟學與法學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有人認為是對立的，有人認為是一致的，我個人認為從大的趨勢來講，總的說來，公平與效率是一致的，公平促進效率，不公平導致低效率。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
制度、政策公平促進效率。政策、制度屬於上層建築領域，它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到效率。政策制度的公平有利於效率的提高，最典型的莫過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對生產效率的促進。政策的公平合理促進效率的提高，反之，政策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則導致低效率。
人類的任何活動也都有效率問題。經濟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於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於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經濟效率涉及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領域，涉及到經濟力、經濟關系和經濟體制各個方面。
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一個有效率的社會,其資源配置、管理體制、運作機制應該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樣,一個公正的社會,其資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效率的提高有助於公平的實現,社會的公平也有助於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效率與公平沒有能夠很好地協調起來,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結果,必將影響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因此,強調堅持注重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相協調顯得非常重要。
總之，兼顧公平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由於種種原因，社會上存在著弱勢群體，對這些弱勢群體，出於人道主義關懷，政府應當兼顧公平，通過種種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徵收個人所得稅，把這部分資金轉移給弱勢群體，如發放失業救濟金，幫助下崗職工再就業，幫助失學兒童重返課堂。只有這樣，才能使這部分人得到應有的幫助，以獲得應有的教育機會和參加職位競爭的機會，挖掘這部分人的潛力，避免人力資源的浪費，提高效率。
公平促進效率，有利於效率的實現，效率為公平的實現提供了物質基礎，二者是一致的，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要使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參與競爭，平等的勞動就業機會，在同一起跑線上開始競爭，而個人的分配、收入要與個人所投入的努力達到一種比例上的動態平衡--多勞多得。反對那種小生產者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平等觀，提倡多勞多得，國家在實施政策時要以效率為先，以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最終目標，但要兼顧公平，國家通過各種辦法，用政策加以調節，傾斜於弱勢群體，給其以平等的機會參與競爭，參與國家的經濟建設。以提高經濟效率，總之，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即不能只強調效率忽視了公平，也不能因為公平而不要效率。應該尋求一個公平與效率的最佳契合點，實現效率，促進公平。
綜上所述，經濟學與法學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缺一不可。認真學習經濟學和法學，才能實現全面發展。

⑦ 關於巴爾扎克《高老頭》的問題

你好。以下是巴爾扎克代表作《高老頭》的相關資料：
《高老頭》發表於1834年，是巴爾扎克最優秀的作品之一。這部作品在展示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觀的進步性和局限性方面，在表現《人間喜劇》的藝術成就和不足之處方面，都具有代表意義。

小說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為背景，主要寫兩個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條商高里奧老頭被兩個女兒冷落，悲慘地死在伏蓋公寓的閣樓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會的腐蝕下走上墮落之路。同時還穿插了鮑賽昂夫人和伏脫冷的故事。通過寒酸的公寓和豪華的貴族沙龍這兩個不斷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繪了一幅幅巴黎社會人慾橫流、極端丑惡的圖畫，暴露了在金錢勢力支配下資產階級的道德淪喪和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揭示了在資產階級的進攻下貴族階級的必然滅亡，真實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復辟時期的特徵。

1、思想意義與人物分析

首先，《高老頭》著重揭露批判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大革命時期依靠大飢荒成為暴發戶的高里奧老頭，在妻子死後，把全部的愛都傾注到兩個女兒身上，讓她們從小就過著奢侈、揮霍的生活，滿足她們的一切慾望。後來，他把財產平分成兩份，給了每人80萬法郎的嫁資。金錢換來了如意的婚事。大女兒阿娜斯塔齊嫁給雷斯多伯爵，進入了貴族社會，小女兒但斐那找了銀行家紐沁根作丈夫，成了闊太太。結婚之初，高老頭還是兩個女兒家的座上客，他一周可以在女兒家吃一兩次飯，後來改為一個月兩次，最後竟永遠被拒之於大門之外。這種感情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到了復辟時期，爵位重新成為地位的標志，高老頭的面條商身份不能給女兒的家庭帶來光彩，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錢越來越少了。他想見女兒時或者偷偷從廚房溜進去，或者站在她們馬車經過的道路旁。兩個女兒偶爾也光顧父親居住的伏蓋公寓，目的是為了不斷榨取父親僅有的賴以活命的錢財。兩姐妹用盡心機，各不相讓，幾乎反目成仇。在她們的輪番搜刮下，高老頭當盡賣絕，一文不值，在伏蓋公寓的閣樓上貧病交加、瀕臨死亡。

高老頭之死是這幕家庭丑劇的高潮。高老頭臨死前想見女兒一面，盡管他哭天喊地，可是誰也沒來，死前的高老頭才悟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真理：「錢可以買到一切，買到女兒。」當拉斯蒂涅為籌款治喪在「紐沁根夫婦與雷斯多夫婦兩處奔走」時，他們以「父親死了，都悲痛得了不得」而拒絕會客。在送葬的行列里，出現的是這兩家「有爵徽的空車」。巴爾扎克的揭露與批判真可謂入木三分，力透紙背。

整個巴黎在金錢的魔力感召下，極端利己主義淹沒了一切道德原則，無論是上流社會還是下層公寓，圍繞金錢演出的丑劇層出不窮。阿瞿達侯爵為了20萬法郎的陪嫁拋棄了交往多年的情婦；雷斯多伯爵抓住妻子的弱點侵吞了她的財產；銀行家紐沁根則下流到答應妻子「自由」，但要以控制她的財產作為交換。由於覬覦高老頭的財產，伏蓋太太巧裝打扮，故作媚態；為了3000法郎的收入，米旭諾和波阿萊成為官方的密探，對伏脫冷暗下毒手；伏脫冷為了20萬法郎，巧設陷阱，殺害了泰伊番的獨子；拉斯蒂涅在巴黎這個大染缸中，放棄了靠讀書求功名的念頭，決心要在這個「地獄」中去「拼一拼」。

其次，《高老頭》對封建貴族權勢的得而復失，盛而復衰的歷史趨勢，作了細致而深入的描寫。王政復辟時期，爵位重新成為地位的標志，鮑賽昂夫人是「貴族社會的一個領袖」，其府邸是貴族住區「最有意思的地方」，能在這「金碧輝煌的客廳里露面，就等於一紙閥閱世家的證書」，拉斯蒂涅初到巴黎就憑著「鮑賽昂太太表弟」這一稱呼在社交界通行無阻。聖日爾曼的沙龍是暴發的資產階級夢寐以求的「聖地」，為了能夠踏進「這個比任何社會都門禁森嚴的場所」，「一個銀行家的太太作什麼犧牲都肯」。資產階級拚命想擠進貴族行列，但貴族社會卻十分鄙薄滿身銅臭的資產者，已經得到封爵的許多新貴族仍舊被拒於他們的大門之外。

但是貴族社會的表面繁華後面卻潛藏著危機，隱伏著災難。傲慢的貴族領袖最終卻慘敗在她所鄙夷不屑的資產階級小姐面前。鮑賽昂夫人的情夫「葡萄牙一個最有名最有錢的貴族」竟為了20萬法郎利息的陪嫁，拋棄了她而娶了資產階級小姐洛希斐特。這沉重的打擊，迫使鮑賽昂夫人流著眼淚，焚毀情書，退出社交界，隱居鄉下。在告別舞會上，鮑賽昂夫人的強顏歡笑掩飾不住內心的悲愴，而先前被她奚落的但斐那卻得意非凡。

如果說，鮑賽昂夫人是在資產階級逼攻下走向滅亡的貴族的典型，那麼，拉斯蒂涅則是暴發戶所腐化的貴族子弟的典型。拉斯蒂涅在外省是破落貴族子弟，初到巴黎時是一個窮苦窘迫的大學生，只希望通過苦讀去取得他渴求的功名利祿與美好前程。可是花花世界的巴黎與家道中落的故鄉相比，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慾望；伏蓋公寓的惡俗醜陋與貴族沙龍 華麗高雅的鮮明對比更加刺激了他的野心。他遍尋家譜，找到了遠親鮑賽昂夫人作為他高攀上流社會的引進人。然而，世道變了，高貴的門第只能幫助他進入上流社會，卻不能幫助他在上流社會紮根。痛心於自己失敗的鮑賽昂夫人教給他的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教誨：「你越沒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擊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當驛馬騎，把它們騎得精疲力竭，到了站上丟下來，這樣你就能達到慾望的最高峰。」她讓拉斯蒂涅去追求她一貫蔑視的銀行家太太但斐那。她從個人遭遇中看透了：真正統治這個社會的是金錢。她給初出茅廬的拉斯蒂涅上了啟蒙的第一課。

拉斯蒂涅的另一個啟蒙「教師」是伏脫冷。這個在逃苦役犯對社會本質看得入木三分。他用赤裸裸的語言道破了資產階級的道德准則：「要弄大錢，就該大刀闊斧地干，要不就完事大吉。……人生就是這么回事，跟廚房一樣腥臭。要撈油水不能怕弄臟手，只要事後洗干凈」，「在這個人堆里，不像炮彈一樣轟進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鑽進去」。他唆使拉斯蒂涅去追求被銀行家泰伊番趕出家門的女兒，他再派人殺死她的哥哥，這樣拉斯蒂涅就能得到泰伊番小姐100萬法郎的陪嫁，而伏脫冷從中抽取20萬法郎的報酬。雖然拉斯蒂涅拒絕了這個計劃，但使他深為震驚的是，伏脫冷赤裸裸說出的話竟然同鮑賽昂夫人文文雅雅說出的話是一個意思。拉斯蒂涅的經歷和見聞，不斷印證了他們的說教，特別是他們一個遭遺棄、一個被暗算的結局更證實了「有財便是德」這一資本主義法則。

高老頭之死，給拉斯蒂涅上了最為關鍵的一課。他親眼見到高老頭是怎樣被兩個女兒榨幹了財產後遭遺棄。高老頭含恨而死之日，正是她們打扮得花枝招展蹁躚起舞之時。為了籌措醫葯費與喪葬費，拉斯蒂涅奔走於高老頭兩個女兒的府邸間。阿娜斯塔齊夫婦正為錢財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但斐那乾脆以父死悲痛對他閉門不納。從這里，拉斯蒂涅看到了上流社會的冷酷、自私、忘恩負義，父女、夫妻以及人與人間的金錢關系竟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毫不遮掩地展示出來。高老頭的慘死印證了鮑賽昂夫人和伏脫冷的教誨，終於完成了拉斯蒂涅的社會教育。他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炎炎的慾火，在埋葬高老頭的同時，也「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後一滴眼淚」，決心踏進巴黎上流社會的罪惡深淵中去拼搏一番。

拉斯蒂涅是《人間喜劇》中的重要角色，是一個很有概括意義的藝術典型。整部《人間喜劇》寫了他從善良到邪惡、從正直到無恥的變化經歷。《高老頭》通過他的思想發展，揭露了金錢對人的靈魂的巨大腐蝕力量，鞭撻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累累罪惡，

伏脫冷在《人間喜劇》中占據著特殊的地位。這是個具有象徵性的惡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他在不同作品中以不同身份出現，但卻起著同樣的引誘青年墮落的作用。在《高老頭》里，他是一個被通緝的再逃苦役犯，但他的思想和行動，卻與資產者、銀行家沒有什麼不同。他自願充當拉斯蒂涅的導師，把人間罪惡向他作了鞭辟入裡的分析，指出這個社會「遍地風行的腐化墮落」，人與人的關系就像「一個瓶里的許多蜘蛛」，你吞我，我吞你。因此，他教導拉斯蒂涅：「要追求百萬家財，得用陷阱」，在巴黎社會的人堆里打天下，「不像炮彈一樣轟進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鑽進去。清白老實一無用處。」他本身就是一個資產階級野心家與掠奪者。他夢寐以求的是「把日子過得像小皇帝一樣」，他設計的發財途徑是用20萬法郎買200個黑奴，「有了這筆黑資本，十年之內我可以掙到三四百萬」。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引誘拉斯蒂涅去追求泰伊番的女兒，同時設計使泰伊番的獨子在決斗中被殺死，企圖獵取銀行家泰伊番的財產。老於世故又深知黑暗社會底蘊的伏脫冷，用最赤裸裸的語言，把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在拉斯蒂涅面前全盤托出，開始使涉世不深的拉斯蒂涅感到驚訝、可怕，繼而在他腦海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拉斯蒂涅受多方面影響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而伏脫冷的「道德教育」卻具有提綱挈領的性質。

但伏脫冷又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反面人物。他的形象凝聚著巴爾扎克對法國社會長期的觀察、體驗與思考。他常常通過伏脫冷的口，對社會丑惡進行無情的剖析與鞭撻，從某種程度來說，他充當了巴爾扎克批判社會罪惡的代言人。作家賦予他以充沛的精力、雄健的體魄、犀利的目光與深刻的分析力。他信奉極端利己主義原則，不顧一切地為自己謀利，同時，他對這個原則又喜笑怒罵，對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弊端觀察得入木三分。他頭腦冷靜，城府極深，一眼能看穿別人的心思，令人望而生畏；同時他又殷勤周到，坦白直率，和善親熱，讓人捉摸不透。他集冷酷、兇殘、剛毅、深沉、狡猾於一身；他決不低頭屈服，卻善審時度勢，隨機應變。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人物，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但巴爾扎克卻把他的人格精神提到詩意的高度，使之成為一個色彩十分豐富的多層次的藝術形象，成為「一首惡魔的詩」，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是巴爾扎克塑造得相當成功的藝術典型。

2、藝術成就

《高老頭》集中表現了巴爾扎克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主要特色。

（1）精細而富有特徵的典型環境。巴爾扎克非常重視詳細而逼真的環境描繪，一方面是為了再現生活，更重要的是為了刻畫人物性格。作品圍繞拉斯蒂涅的活動，描寫了巴黎不同等級、不同階層的人們的生活環境；拉丁區的伏蓋公寓，形似牢獄的黃色屋子，到處散發著「閉塞的、霉爛的、酸腐的氣味」，塞滿了骯臟油膩、殘破醜陋的器皿和傢具，這是下層人物的寄居之地。唐打區內高老頭的兩個女兒家裡，雖有金碧輝煌的房子、貴重的器物，但「毫無氣派的迴廊」，掛滿義大利油畫的客廳卻「裝飾得像咖啡館」，這顯示了作為新貴的資產階級暴發戶們俗不可耐的排場。聖日爾曼區古老的鮑賽昂府則顯示出完全不同的氣派，院中套著精壯馬匹的華麗馬車，穿著金鑲邊大紅制服的門丁，兩邊供滿鮮花的大樓梯以及只有灰和粉紅色的小巧玲瓏的客室，這些精雅絕倫的陳設、別出心裁的布置都襯托出上流社會貴族「領袖」的風雅超群。這些精細而富有特徵的環境描寫，有利於展示其對人間性格形成的影響。當拉斯蒂涅從雷斯多夫人和鮑賽昂夫人兩處訪問後回到棲身的伏蓋公寓時，作品寫道：「走入氣味難聞的飯廳，十八個食客好似馬槽前的牲口一般正在吃飯。他覺得這副窮酸相跟飯廳的景象丑惡已極。環境轉變太突兀了，對比太強烈了，格外刺激他的野心……」已經享受過上流社會生活的拉斯蒂涅再也不肯自甘貧賤，最後，他決心弄臟雙手，抹黑良心，不顧一切地向上撲。拉斯蒂涅的墮落是這種特定的典型環境所決定的。

（2）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巴爾扎克不僅塑造了高里奧、拉斯蒂涅、鮑賽昂夫人、伏脫冷等典型形象，而且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做到了共性與個性的統一。雷斯多伯爵夫婦和紐沁根男爵夫婦雖然有貴族的頭銜，實際上都是資產者。他們既有追求個人私利的共同特性，又都是獨具個性的典型。銀行家紐沁根心目中只有金錢，他對待妻子尋求外遇的態度很明朗：「我允許你胡攪，你也得讓我犯罪，教那些可憐蟲傾家盪產。」雷斯多伯爵對妻子的美著了迷，雖聽憑她和瑪克勾搭，卻有一定限度，這和他的貴族門第觀念有關。他知道妻子偷賣祖傳鑽石後，想方設法贖回，讓她戴著參加舞會，以維護門第的尊嚴。

阿娜斯塔齊和但斐那都是高老頭的女兒，但兩姊妹各有自己的個性。前者身材高大、結實、黑發，眼睛炯炯有神，進宮謁見過皇上，不把妹妹放在眼裡。後者嬌小、金發，極有風韻，自知社會地位不高，陪嫁被丈夫侵佔，又遭情夫遺棄，性格憂郁善感，經常懷念童年時代的幸福生活。但她們倆都是虛榮心極強的利己主義者，為了滿足慾望，不惜榨乾父親的積蓄。阿娜斯塔齊向父親要錢，往往用勒索的方法，但斐那則用撒嬌哄騙的辦法。

（3）精緻的結構。小說以高老頭和拉斯蒂涅的故事為兩條主要線索，又穿插了伏脫冷、鮑賽昂夫人的故事。幾條線索錯綜交織，頭緒看似紛繁而實際主次分明、脈絡清楚、有條不紊。作品以敘述高老頭被女兒榨乾錢財遭拋棄為中心情節，以拉斯蒂涅為中心人物，通過他的活動穿針引線，將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聯系起來，將貴族沙龍與資產者客廳連結起來。隨著高老頭之謎在拉斯蒂涅眼前展現、解開，情節步步推向高潮。伏脫冷被捕、鮑賽昂夫人被棄、高老頭慘死，拉斯蒂涅都是目睹者、見證人。社會的丑惡證實了他接受的反面教育，高老頭埋葬之日，也是拉斯蒂涅的青年時代結束之時。幾條線索緊密交織、環環相扣、步步深入，起著互相深化、互為補充的作用，從而深刻地表現了作品的主題。

（4）對比手法的廣泛運用。藝術上的對比手法在《高老頭》中運用得十分廣泛。伏蓋公寓與鮑賽昂府的強烈對比，不僅促使拉斯蒂涅個人野心的猛烈膨脹，而且表明不管是赫赫聲威的豪門大戶還是窮酸暗淡的陋室客棧，一樣充斥著拜金主義，一樣存在著卑劣無恥。高貴莊重的鮑賽昂夫人與粗俗強悍的伏脫冷形成鮮明對比，一個文質彬彬，一個直言不諱，但不同的語言卻又揭示了同樣的道理，而他們兩人看透社會的理論又與自己生活中的慘敗成為反襯，更加深了悲劇的意味。此外，還有高老頭女兒的窮奢極欲與高老頭的貧苦窘困的對比，鮑賽昂夫人退隱時熱鬧的場面與凄涼心情的對比等等。這種鮮明對比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題更加鮮明突出。

⑧ 張居正改革是怎樣的典故

十六世紀後半葉，日趨衰敗的明王朝一度出現政治比較清明、國家轉向富強的局面。在這場振弊起衰的轉變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傑出的政治家、宰輔張居正。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古稱南郡，今屬湖北省）人。他童年時，家道小康，所以他說：「正起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但他從小「穎敏絕倫」，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學業進展很快。他十二歲時補荊州府學員。第二年，他到湖廣首府武昌參加鄉試，湖廣巡撫顧磷接見居正，「許以國士，呼為小友」。但為了砥礪張居正為大器，雖然文章出眾，並未錄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張居正十六歲，通過鄉試考中舉人，顧磷解犀帶相贈。居正二十歲赴京會試失利，二十三歲再試成功，中二甲進士，改庶吉士，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學習的後備官員，人們目之為「儲相」，即後備宰相。庶吉士讀書翰林院，有條件閱讀外面難得見到的文獻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詞上下功夫，張居正慨然以天為己任，每日認真地研究國家的典章制度，總結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探討治國的大計。後來他在《翰林院讀書說》一文中寫道：「道不兼乎經濟（經國濟民），不可以利用，為學應該『敦本務實』。」三年後，他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張居正任裕王朱載重（古厚字）的日講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師，後升任侍講學士，領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為穆宗。隆慶元年（1567）正月，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被擢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月，又晉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預大政。他入閣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當時的首輔徐階共同起草世宗的遺詔，在遺詔中「盡反時政之不便者」，糾正了嘉靖時期的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歡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呈現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貪污成風，弊端叢集；財政拮據，捉襟見肘；農民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邊患叢生，險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韃靼逞威。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張居正在入閣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幾千言的《陳六事疏》，提出了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項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切中時弊。但穆宗畢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輔李春芳寬和老成，不求興革，但求朝廷安寧。張居正的政治主張，並沒有得到實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於明朝武備不修，韃靼的俺答汗率眾越過長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輔嚴嵩、統帥仇鸞束手無策，聽任俺答大掠三日後回歸塞外，這一年是庚戌年，史稱「庚戌之變」。此後，俺答曾幾次主動提出通貢互市，都為嘉靖帝拒絕，但又無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長城沿線地區人民深受禍難。面對韃靼貴族的騷擾，張居正力主抵抗。隆慶時，在張居正的建議下，明政府調抗倭名將譚綸、戚繼光等主持薊遼防務，命總兵李成梁鎮守遼東。戚繼光創造了馬、步、車相結合的戰法，變消極防禦為積極防禦，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防線上加修了「敵台」三千餘座，作為偵候守御之所。張居正對於戚繼光等人的活動，給予了很大的支持，「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擊退韃靼貴族的進攻。隆慶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書王崇古的建議下，接受韃靼的臣服，奉行了與蒙古俺答汗之間的茶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張居正的極力支持。張居正認為：通貢後，朝廷給俺答所部的撫賞不過萬余銀兩，而節省軍費百餘萬，這樣做不僅能使長城地區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農業生產免於戰爭的破壞，更可以藉此興修屯田，加強邊備。從此以後，約有二三十年間，北邊無戰爭。

張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講「綜核名實」，就是「凡事務實，勿事虛文」。他認為「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痛斥那些墨守成規的人是「腐儒不達時變」。他主張「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目的是要加強中央集權。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內容是：

一、整頓吏治，講求實效。張居正認為，吏治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國家機器能否正常運轉。嘉靖、隆慶年間政局混亂，其症結在於吏治腐敗，名實不符。官僚們或「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圓滑阿諛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於鑽營趨奉）取容」。他還認為，造成明中葉以後農民起義的原因是政治腐敗，官吏貪殘，所謂「吏不恤民，驅民為盜，此皆釀禍之根」。為此，張居正主張整頓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獎勵一些「急功進取」的官吏。他在執政伊始，就奏請神宗實行考成法。他在上給神宗的奏疏中說：「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考成法規定，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對於各項章奏，都應立即轉各有關衙門執行。轉發前，「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注銷」。此外，另立兩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備案，由各科查核執行情況，任務已執行者在冊上注鐺，未按規定執行者則糾舉上奏；一冊送內閣查考，如果發現六科所報有容隱欺蔽者，則加以舉奏。這樣，對於應辦之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部到各衙門，都做到心中有數，層層考成，做到「月月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長官有尚書、左右侍郎。同時又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尚書是二品，都給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對於六部有封駁、糾劾之權，六科實際上是六部的監察機關。內閣本來是皇帝的秘書處，事實上不負行政責任，更談不上監察責任。實施考成法之後，居正以內閣控制六科，就從立法上擴大了內閣作為中樞機構的許可權，這不能不說是一創舉。考成法實施後，對於貫徹朝廷政令，特別是在整理賦稅方面，產生的影響最大。與此同時，張居正對於用人行政方面，也針對當時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見。他提出今後用人，應當「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苟「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萬曆二年（1574），為了糾正當時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的消極效應，張居正又推行了內外官久任法。規定：知府、知縣六年一遷，其間如發現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撫、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遷；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遷。這樣，「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努力盡心本職工作。他還主張慎選地方官吏。他說；「守令者，親民之吏也。」請求皇帝「勒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於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經過一番整頓，萬曆初年吏治情況大為好轉，中央政令，一經發出，「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職官方面，明朝在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後，南京仍保留六部諸寺，但多半形同虛設。嘉靖、隆慶年間曾開始裁革。萬曆三年（1575），在張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後南京官員出缺，非緊要者不必一一推補。經過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須的屬員以外，凡冗濫者皆裁汰之。這些都是居正任內的成績。

二、嚴肅法紀，信賞必罰。張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強調「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又說，「有功於國家，雖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嗍笑之微，敝禱之賤，亦勿輕予。」張居正說到做到。世襲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作惡多端，擅殺無辜，兵部三法司會議認為法應處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於國家，朝廷曾送給鐵券，子孫許免一死，非有反逆實跡，應稍從寬宥，待以不死。張居正根據上述情況，擬旨「沐朝弼屢抗明旨，作惡多年，擅殺無辜，情罪深重。本當依律處死，但念元勛世裔，姑從輕，著革去冠帶為民，押發南京隨住」。萬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書官邱得用，口傳聖旨，進封他的岳父王偉為伯爵，吩咐內閣擬旨。居正無從拒絕，他說：「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聖祖定製，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詔廷臣會議外戚封爵事理，諸臣議稱：「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指外戚），與有大勛勞之人，並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帝、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申明王偉的爵位只能終其身，子孫不得世襲。直到居正身後，這個限制才被撤銷。

整頓驛遞是張居正嚴肅法紀的又一項內容。明朝政府在從京師到各省的交通干線上都有驛站，專為公差人員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驛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負擔。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復始。這對於交通干線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說是規定，只有軍國大事，才能憑「勘合」（護照）使用驛站。但到後來，這一規定漸成具文，有的官員甚至在驛站恣意滋擾，百般需索，致使驛遞「困敝至極」，人民也不堪負擔。萬曆三年（1575），張居正提出整頓驛遞的計劃：「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非系軍務，不許擅用金鼓旗號。雖系公差人員，若轎扛夫馬過溢本數者，不問是何衙門，俱不許應付。撫、按有違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該科指實參治。若部、科相率欺隱，一體治罪……凡內外各官丁憂、起復、給由、升轉、改調、到任等項、俱不給勘合，不許馳驛。」

張居正執法很嚴，而且從自身做起。他的兒子由京師回江陵應試，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過生日，吩咐僕人背著壽禮，騎驢回里祝壽。萬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撫給以照顧，發給勘合，居正隨即繳還，並附去一信說：「仆忝在執政，欲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難辦的還是內監和衍聖公。內監是宮內的親信，輕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們的上級去設法。衍聖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尚賢。他每年從曲阜入京朝貢，沿途騷擾，「百姓如避虜賊」。山東布政使據實秉告居正。居正答書說：「夫聖人秉禮為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為持法之公也。」後居正與山東巡撫重新商定，將衍聖公每年入朝，改為「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貢，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為簡便」。從而減少了交通干線附近居民不少的驚惶。經過張居正的一番整頓，驛遞狀況大有改觀，以致萬曆八年（1580），神宗派皇親上武當山祈神賜子，也不敢使用驛站乘傳。

三、治理河患，解決漕運。明代的黃河在今江蘇濱海縣境內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陰西）的一段黃河又是運河河道，時稱「借黃為運」。清河以東到出海口，黃河又與淮河共一河道，黃河水漲，淮水被逼，倒灌運河。當時黃河經年泛濫，常使運河阻斷，漕運不通，農田也大量被淹沒，成為關系國計民生的一大問題。張居正對此極為憂慮。為了解決黃、淮水患，他認為必須統一事權，由一人兼任河道總督和漕運總督。根據他的建議，朝廷於萬曆六年（1578）正月，命吳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吳逝世，居正又推薦有治河經驗的水利專家潘季馴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銜，總理河漕，許以便宜行事。季馴從「民生運道兩便」出發，採取「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的治水方案，治理黃、淮。在張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計劃，又給以充足的經費，潘季馴得以排除干擾，大膽地執行他的方案，改變了黃、淮兩河經常決口，漕運不通的狀況。「數年以來，居民既奠，河水安流」，而「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漕船也可直達北京，對農業生產和南北經濟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條鞭法。張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內容是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他在任首輔後即曾尖銳指出：「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指嚴嵩）政以賄成，吏股（juān、捐，剝削）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指徐階）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拖欠稅賦）淵藪，以成兼並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為了富國足民，他認為必須從根本上整頓國家的賦役；為了均平賦役，必須首先清丈土地。萬曆六年（1578），張居正下令清丈全國各種類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並且規定對破壞清丈者，要「下詔切責」。這次清丈正如他所說的，「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為未便」。經過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億畝，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億八千萬畝。盡管這一田畝數額不免有所誇張，但畢竟使一些豪強地主受到了抑制。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區施行的一條鞭法，下令在全國范圍實行。一條鞭法的內容比較復雜，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據《明史·食貨志》和其他史書記載，它的主要內容是：統一役法，把原來的里甲、均徭、雜泛合並為一，不再區別銀差、力差，一律折銀徵收，力差由官府僱人應役。原來按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照丁、糧派役。丁和糧各佔多少比例，沒有統一規定，各地實行不一，或丁六糧四，或糧六丁四，或丁糧各半。賦役數目，以縣為單位計算，以原有稅額為基準，不得減少。這種把田賦和名目繁多的力役，總編為一條的辦法，稱為「一條鞭法」（亦稱「一條編」）。它的特點概括起來說，就是賦役合一，按畝計稅，用銀交納，手續簡便。施一條鞭法的實施，從實際效果來說，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並和均平賦役的作用，減輕了一些地區農民的負擔。《明史·食貨志》說：「賴行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拮據）。」這種賦役制度，上承唐代的兩稅法，下啟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賦役逐漸趨向一元化的歷史進程。它規定的賦役征銀，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又反轉過來促進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以銀代役，相對鬆弛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客觀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從萬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間，太倉積粟達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全國五六年之用，國庫積銀也有六七百萬兩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財政支絀情況有所好轉。誠如談遷所說：張居正「洵經濟之才也」。

萬曆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病逝，神宗開始獨自處理政務。由於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無上的皇權發生矛盾，竟招來身後的不測之禍。萬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為了發泄他對張居正「威權震主」的積怨，加上新進者的參奏攻擊，竟強加張居正以亂政不忠等罪名，下詔剝奪張居正生前官號，並下令查抄張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張居正的改革也隨之半途而廢。然而，歷史並不能由萬曆定是非，張居正作為封建社會傑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績誠如崇禎朝吏部尚書李日宣等所言：「故輔居正……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這一評論還是公允的。

⑨ 禹作敏的落馬

1992年11月，大邱莊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華大集團公司總經理李鳳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為李鳳政大辦喪事，一面又下令對李鳳政領導的公司進行審查。不久華大公司被撤銷了，其所屬的企業分別劃歸萬全、津海、津美、堯舜4個集團公司管理，並由4個公司對原華大公司進行全面審查。
在這個過程中，大邱庄總公司的會議室，臨時成了一個私設的「公堂」，這里不僅有錄像、錄音設備，還有電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業集團總公司總經理禹紹政，大邱庄治保會主任周克文，總公司秘書長石家明（女）等，先後對原華大公司氧氣廠廠長田宜正、華大公司副總經理侯洪濱、養殖場場長宋寶等人進行「審訊」。
雖然天氣十分寒冷，受審者卻被強令剝光上衣，接受「審查」。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對田宜正的「審訊」。當61歲的田宜正一再否認有經濟問題和生活作風問題時，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給了田宜正一記重重的耳光。隨後，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幾名打手一擁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們的要求「承認」了自己的「問題」。
這還沒完。「審訊」之後，田宜正又被非法關押14天。侯洪濱被非法審訊後又被關押達42天，宋寶被關押39天。從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後有十幾名原華大公司職工遭到非法審訊、關押和毆打。為使受審者「交代」問題，審訊者對他們輕則拳腳相加，重則用電警棍擊、皮鞭抽。
禹作敏還以重賞的辦法，獎勵那些在「審訊」、毆打、拘禁無辜職工中的「有功」人員。萬全公司汽車製造廠廠長羅德元得到的獎金高達8500元。在「審訊」侯洪濱時，看到劉振桐打人表現「勇敢」，禹作敏當即令人拿來5000元予以獎賞。
12月13日，終於發生了華大公司職工危福合被毆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棗強縣，1990年來到大邱庄，1992年開始負責華大公司養殖場的基建工作。不久，華大公司解散，養殖場劃到了萬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審查的過程中，危福合被懷疑上了。13日下午兩點多鍾，萬全集團公司經理部經理劉雲章把26歲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樓。「審訊」是開門見山的。劉雲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實實地交代自己的貪污問題」。在危福合作出否認的回答後，屋裡的人向他圍攏過來。隨即，拳腳雨點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隨著危福合的一再否認，對他的毆打也一步步升級：上衣被扒光了，電警棍、三角帶鞭子用上了，一撥人打累了又換一撥。從危福合的口中不斷傳出絕望的哀求聲和呻吟聲。
這場從下午兩點多鍾開始的「審訊」和毆打持續了7個多小時，萬全公司先後有18人來回進出這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輪番對危福合進行「審訊」、毆打。
晚上10點多鍾，當危福合停止呻吟、氣若游絲時，兇手們這才發現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醫院不久，危福合經搶救無效死亡。
事後，經法醫鑒定，死者身上的傷痕多達380多處，因外傷致創傷性休剋死亡。
危福合死了，可這並非發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聽他的女兒說大邱庄傢具廠廠長劉金會曾經欺侮過她。禹作相大為惱怒，在糾集一夥人把劉金會一頓暴打之後，又要求禹作敏為他們「作主」——「教訓教訓」劉金會的父親劉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磣寒磣他。」
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劉玉田叫到大街上，圍起來便大動拳腳。劉玉田講理不行，下跪求饒也不行，當場被活活打死。
案發後，盡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後策劃，企圖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脫法律的制裁，但7名打人兇手還是全部落入法網，都被判了刑。這一公正的判決，在禹作敏看來是司法機關不給他「面子」。此後，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違法和對抗司法機關的活動：組織遊行，組織為兇手的家屬募捐，召開大會聲討已被打死的劉玉田，組織2000多名群眾投書司法機關提抗議，停止劉家7人在大邱庄所屬企業的工作，對劉家親屬的住宅進行監視，限制他們與外人接觸，不許他們出村。在這種情況下，劉玉田的3個兒子先後被迫設法逃離祖祖輩輩生活的大邱庄，而劉玉田的女兒劉金雲則被非法管制近3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為所欲為。在外地來的參觀者面前，禹作敏有時也同樣顯得不可一世。
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一所幹部學校的27名學員，由班主任程鋼帶領到大邱庄作社會調查。
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裡，學員們因詢問商品的價格、貨源等問題，同態度惡劣的商店女經理發生爭執。女經理叫來保安人員。不由分說，學員們全部被保安人員關押起來並施以拳腳。
學員張新澤和班主任程鋼先後被帶到了禹作敏的會議室。禹作敏一再強迫張新澤承認「罵街」沒有得逞後，便威脅說：「你現在不說，我走了就不好辦了。」說完就離開了會議室。禹作敏走後，打手們一擁而上，對張新澤進行殘暴毆打，幾個婦女也沖上去，揪張的耳朵，朝張的臉上吐唾沫。
程鋼也數次遭到圍攻毒打。禹作敏回到會議室指著程鋼罵道：「你這個流氓頭子，帶人搗亂來了！」在派人帶程鋼去看由周克文等人偽造的現場後，禹作敏對程鋼說：「寫個材料表示道歉，承認喝酒、侮辱婦女、打傷3名治保人員、砸壞一塊玻璃。」程鋼不寫，又遭毒打。
這天，27名教師、學員被非法拘禁達7個小時，21人遭毆打，5人因傷住院。
人們說，大邱庄沒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聖旨」一般「統治」著大邱庄。
近幾年來，一些與大邱庄打過交道並了解到這種情況的人，對禹作敏的做法強烈不滿，稱大邱庄是一個封建「土圍子」，稱禹作敏是一個封建「莊主」，稱他的次子禹紹政為「少莊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場殘暴毆打的劉雲章等人慌了，萬全公司代總經理劉永華和禹紹政得知消息後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來到禹作敏家中。在聽了劉永華和禹紹政的匯報並和他們商量了一番之後，禹作敏拿起電話，這樣向靜海縣公安局報了案：「我們這里死了個人。他們在審查他的經濟問題時，突然闖進來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們是不是來一下？」於是，一起殘暴毆打長達7個多小時的故意傷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輕描淡寫地謊稱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個人。
放下電話，禹作敏又說：「那麼多人（指參與「審訊」毆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幾個可靠的人把事擔起來。」他的話一出口，劉永華立即心領神會，返回萬全公司進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經過以一個新的「版本」出籠了。於是，匆匆趕來的公安幹警得到的是這樣的報告：劉雲章、劉紹升（萬全公司副總經理）、陳相歧（萬全公司保衛科長）、李振彪（萬全公司職工）等四人負責審查危福合的經濟問題。7點左右，劉雲章、劉紹升、陳相歧三人去吃晚飯，留下停薪留 職後到大邱庄不到一個月的李振彪負責看守危福合。突然，沖進20多個李振彪不認識的人，對危一頓拳打腳踢後揚長而去。
為了把故事編得更為「圓滿」，李振彪又匆忙偽造了兩頁危福合承認有經濟問題的審訊筆錄，與劉雲章、劉紹升一起來到醫院按上危福合屍體的指紋。隨後，劉雲章指使人用吸塵器對現場進行清理；劉永華暗示其他的打人兇手不得承認犯罪事實。
然而，妄圖隱瞞犯罪的真相無疑等同於以紙包火。經過現場勘查和向有關人員調查，幹警們發現，禹作敏的報案和劉永華、劉雲章等人的說辭與事實明顯不符：一是沒有發現有20多人闖入現場；二是驗屍發現，死者身上的累累傷痕並非瞬間暴打所致。
在勘查過程中，幹警們依法提取了劉雲章等四人的腳印。正是公安機關的這一正常執法舉動，使這幾個打人兇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這一情況後，指使劉永華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為了進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偵技術幹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車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們在靜海縣公安局刑警隊副隊長和大邱庄治保會的人帶領下，來到了發案現場。
消息匯報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為不滿，當即下令：扣人！很快，幾十個年輕力壯的漢子包圍了正在執行公務的幹警。他們不顧幹警們的解釋，鎖上了樓道的鐵柵欄門，把守住樓道口，斷絕了幹警與外界的聯系。
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帶來兩名帶隊的公安幹警。他大發雷霆：「你們來干什麼？」「為什麼沒通過黨委？」「不就是打死個人嘛！」
直到天津市長聶璧初得知消息並親自干預，禹作敏才於11時許放人。這時，6名執行公務的幹警被非法扣留已達13個小時。
按理說，身為大邱庄黨委書記，對於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公務，禹作敏責無旁貸要予以支持。但在長達兩個月的時間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級領導多次找他談話時都聲稱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卻在策劃、幫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機關依法執行任務。
危福合命案發生後，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屬從河北棗強縣農村叫到大邱庄，甩出6.5萬元人民幣，要求危福合的家屬立下保證：「屍體運回棗強火化，以後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劉雲章等四人潛逃後不幾天，禹作敏以為沒事，便吩咐讓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劉永華依計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個樓房單元內，並為他們采購了各種生活用品。1993年春節，禹作敏決定讓四人回家過年。從這時開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長達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檢察院認為，對劉雲章、李振彪、劉紹升、陳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應依法予以逮捕，於是函請公安機關協助通緝歸案。天津市公安局發出了《通緝令》，並決定組織力量，前往大邱庄執行通緝搜捕任務。考慮到大邱庄內有治安派出所撤銷後拒絕上交的15條槍、2000發子彈，還有一批滑膛槍、獵槍，公安機關於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幹警准備應付可能發生的問題，防備通緝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縣公安和檢察機關及靜海縣的領導同志進村向禹作敏說明情況，禹作敏極為不滿，聲稱公安機關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確表示不同意幹警進村執行通緝任務。
在會議室里，他蹺著二郎腿，手中夾著煙對市、縣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說：「（會不會）發生矛盾沖突，你們不敢（擔）保，我也不敢（擔）保，群眾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負不了這個責任。」隨即，他以「暫時辭職」相要挾。當天下午，禹作敏又誣稱「集結了1000多部隊」，氣勢洶洶地質問：「他們是沖誰來的？」一時間大邱庄謠言四起。
事實上，執行搜捕的警力在離大邱庄約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幹警始終未到過大邱庄村邊。
可是，大邱庄如同進入了「戰時狀態」：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處集結、警戒、巡邏，守住各個路口；成噸的螺紋鋼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長的鐵棍，發給工人作為武器；汽車、拖拉機、馬車、裝滿汽油的油罐車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個大邱庄，交通被斷絕，來往人員遭受非法搜查。
為防止與不明真相的群眾發生沖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決定，留下30名幹警待機執行任務，其餘幹警於當日返回。這一決定，當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黨委成員。
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卻召開了全村大會，造謠煽動說：「市裡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
部隊，還帶了小鋼炮、催淚彈、警犬，要到村裡搜查，
我懷疑這不是來破案的。」他還對不明真相的群眾煽動說：要「保衛」總公司、「保衛」大邱庄，對「非法行動的要寸步不讓！」最後他宣布：全村放假一個月，工資照發；他自己則「臨時辭職」。
大會之後，大邱庄局勢更加混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頭，情緒激烈；一些人則沖進會議室，質問、圍攻市、縣有關部門領導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員會明確要求大邱庄黨委，必須在19日18時之前保證執法人員進村執行公務。在這種情況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當日17時，才勉強同意20多名執法人員進村張貼通緝令和對通緝犯的住所進行搜查。與此同時，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磣、寒磣」執法人員。
當天下午，當執法人員乘車進入大邱庄時，禹作敏開出十幾部豪華轎車來到村頭以示「歡迎」，並同時進行錄像。
因兩邊豪華轎車的「夾道歡迎」和數千名群眾的「簇擁」，執法人員依法執行公務的行動再次受阻。而就在這幾天里，有兩名通緝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動群眾妨害執行公務，卻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庄黨委的名義向外地不少單位和社會上散發的材料——《天津市出動千餘名武裝警察包圍大邱庄的事情經過》——出籠了。這份材料歪曲事實，不但謊稱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眾圍毆致死」， 還造謠說：「大批武警已經開到大邱莊周圍（據目擊者說有1700多人），一些群眾看到裝備著火炮、警犬、催淚彈和長短武器。」
這份材料還把依法搜捕通緝犯說成「絕非為了緝拿幾個嫌疑犯的，而是沖著全國第一村——大邱庄來的」，「是沖著改革事業的」，因而要「向全國人民討一個公道」。
面對執法機關在執行公務中屢屢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處工作進展不大，以禹作敏為首的大邱庄黨委對執法機關的工作橫加阻攔的情況，中共天津市委決定，從3月10日起，向大邱庄派駐市委工作組，以幫助大邱庄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和社會治安秩序，協助執法機關查處案件。
對於工作組的進村，禹作敏依舊採取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手法：在口口聲聲一定配合工作組工作的同時，又指使劉永華讓匿藏村中一座龍門吊車駕駛室里的通緝犯外逃。
早在2月20日，劉永華就派車將劉紹升轉移到河北省獻縣，將陳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後又轉移到了包頭。到了3月14日，劉永華又指使專人將劉雲章、李振彪送往山東，後又轉移到江蘇、浙江、安徽、廣東等地匿藏。在這四名通緝犯幾次逃離大邱庄的過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們提供外逃資金，共計16萬元。
從1992年8月到1993年3月，禹作敏和禹紹政還先後四次向某機關一名幹部行賄數萬元，以獲取自己所需的機密，干擾對案件的查處。
在與執法機關的對抗中，禹作敏下的賭注不可謂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他自以為這些犯罪事實被掩蓋得天衣無縫，更低估了執法機關堅決打擊犯罪的決心和能力。
為了徹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發生在大邱庄的違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組和公安機關開展了大量周密細致的工作，在發動群眾舉報的同時，他們排查出800多條線索，派出專人並請各地公安機關協助緝查案犯。從3月中旬開始，劉紹升、陳相歧先後落網，劉雲章、李振彪懾於公安機關的強大威力，投案自首。
4月上中旬，案件的偵破又有了重大進展。在大量的事實、證據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來。4月15日，公安機關依法對禹作敏進行拘留審查。4月21日，經檢察機關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預審中，禹作敏向公安機關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到7月上旬，毆打、傷害危福合致死的劉雲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窩藏、妨害公務、行賄、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機關緝拿歸案。
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就兩案依法分別向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於8月10日和11日及8月23日和24日分別對兩案進行公開審理，並於8月27日作出一審判決。
8月24日下午，在法庭的公開審理即將結束時，按照審判程序，禹作敏作最後陳述。他說：「經過幾個月的深思，經過兩天來的法庭審理，我越來越認識到自己所犯罪行的嚴重，我願意接受法律的懲處。」
在講到他的犯罪根源時，他說：「有思想上的，也有歷史的。大邱庄發展起來了，我的腦袋膨脹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時，我還是糊里糊塗的，我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嚴重的犯罪。」他對自己所犯的罪行後悔莫及：「因為我的犯罪，導致大邱庄一批人犯了罪。」

⑩ 關於此次經濟危機

不知道你現在讀幾年級，不過等你走入社會以後，應該就可以感覺到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了。

不過，你目前感覺不到的理由，大概如下:

1.中國的大學實際上和社會還是脫軌的，如果你的家庭本身沒有受到沖擊，比如父母被裁員，投資失敗等等，那麼你當然感覺不倒有太大的不同，畢竟你的經濟來源(學費生活費）大部分或者全部都是你家人承擔的，你自己也沒有什麼經濟來源，自然不受到影響。

2.樓上說錯了，中國就是外向型經濟，所以很多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或加工業都受到了嚴重的沖擊，不光是因為經濟危機，也是以前人民幣升值的後果。這一點，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城市最嚴重，很多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如果你在那邊讀書，就算你本身在學校裡面沒什麼問題，但是你也可以有所耳聞，親身體會到。

3.中國之所以沒有像美國英國甚至香港那樣受到危機的嚴重影響，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制度還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場，很多領域都受到國家的控制，也就是國有化還是佔有很大的比例，所以相對而言，防禦性就更強，畢竟有國家罩著。你看現在美國國會總是在審批各種各樣的救市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收購很多銀行的壞賬和股份，實際上就是在國有化。這也說明，到了這個地步，還指望自由市場那個看不見的手去控制根本不現實，還是要靠國家的財力和宏觀調控。。

4.你自己沒有自力以前，對於金錢和消費的概念肯定是很淡薄的，這一點國內的學生更是如此。你還沒有到關心房租，水電煤氣，柴米油鹽的時候，自然不會感覺到有變化。而這一次的經濟危機，起因是美國的次貸危機，也就是虛擬經濟的市場，而真的沖擊到實體經濟，也就是國計民生這一領域，可能要等上1-2年，現在來說受到沖擊最大或者說最關注經濟危機的是下面三種人，第一，各行各業的管理人員/老闆，經濟危機下，資金鏈受到影響，各行各業都可能受到危機，比如物流業，上面說的，很多出口為主的廠商倒閉，也會影響到過去做這些出口生意的物流行業，經濟危機不一定影響到所有行業，但肯定都會關注。 第二，受沖擊影響較大領域的員工和高管，比如地產行業，國內裁掉的人已經很多了，這是因為這些行業本身就是經濟危機的直接受害者。。第三，過去參與過投資的以及准備投資的人群。這一類人當然不包括學生，因為學生不會有資本去投資。比如你父母說的，股票賠了，如果你爸媽真的把錢都投入到股票中，那你現在肯定能體會到經濟危機的影響，畢竟股市縮水超過一半以上，投資人特別是散戶多數都受到了損失，至少目前都被套牢了。。而另外一些有資本的人，因為現在經濟不好，投資市場低迷，所以多數人都是有錢卻不敢拿出來投資，都是持觀望態度，這一類人也會時刻關注著全球經濟走勢。

現階段在中國，普通老百姓除非自己被裁員了，否則多數都不會受到影響。經濟危機目前影響的群體在中國更多是中產或以上的階級。
希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