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下的共享經濟問題

① 目前經濟法熱點問題有什麼

一、世界經濟將向何處去 目前國際社會的主流看法是，世界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2010年世界經濟有望繼續保持緩慢復甦勢頭。但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主要依賴各國政府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未來世界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復甦，關鍵還在於金融業能否取得根本性好轉以及私人需求能否真正啟動。二、美元何時恢復危機前強勢美元指數在2009年11月12日下探至15個月新低，但隨後因迪拜債危機問題引發風險偏好大降，令美元的單邊貶值暫告一個段落轉而走強，美元以大漲告別2009年，但美元在09年全年走軟的走勢仍未改變。美元貶值，對美國來說，既可以刺激出口，又可以「賴掉」部分債務。但對美國政府來說，由於在今後10年必須大量舉債以彌補財政赤字，因此必須防範美元過度貶值，以免投資者對美元失去信心。在2010年，美元走勢如何，全球投資者將拭目以待。三、「退出戰略」如何實施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各國均採取了一系列緊急貨幣和財政政策，在09年即將結束時，各國關於何時採取「退出戰略」的討論就層出不窮。相信在2010年，有關「退出戰略」的討論會越來越多，因為緊急貨幣和財政政策畢竟不可能無限期持續下去。「退出戰略」實施過早，會危及經濟復甦，但實施過晚，則會加重政府財政負擔，甚至吹大資產泡沫，因此，實施「退出戰略」的時機相當關鍵，只有在恰當的時機退出才能保證經濟復甦的成果不被破壞。四、全球股市如何超越「虛假繁榮」從2009年3月上旬開始，全球主要股市強勁反彈。這一方面是受世界經濟形勢改善推動，另一方面也得益於市場充裕流動性的支撐。而今年只有世界經濟實現可持續復甦，進而帶動上市公司業績改善，全球股市反彈才可持續。否則，過度依賴流動性支撐的股市繁榮往往會成為一種「虛假繁榮」。五、多哈回合能否「修成正果」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自2001年11月份發起以來，至今已拖延8年多，仍未能達成協議。目前，有關各方正在努力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在2010年年底前結束，並取得「有雄心和平衡的」成果。但鑒於類似的最後期限此前曾被一推再推，因此展望2010年，多哈回合能否最終「修成正果」依然是一個未知數。六、貿易保護主義是否依舊高漲在國際金融危機當中，發達國家經濟嚴重下滑，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明顯抬頭。歐美發達國家雖然口頭上高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實際上卻在國內政治壓力下，不斷採取各種貿易限制措施。在2010年，雖然爆發全球性「貿易戰」的可能性不大，但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措施仍可能以一種「低烈度、高頻率」的形式出現。七、加強金融監管能否落到實處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後，國際社會要求加強金融監管的呼聲一度高漲，但目前來看，發達國家加強金融監管的進展十分緩慢。2010年加強金融監管關鍵在於落在實處。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必須在加強自身金融監管的同時，注意防範「熱錢」等非正常跨國資金流動對其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安全造成的沖擊。八、世界經濟格局如何變遷國際金融危機加速了世界經濟格局變遷。其中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由主要發達經濟體和主要新興經濟體參與的二十國集團，正逐步取代由主要發達經濟體組成的八國集團，成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協調國際經濟事務的最重要平台。在2010年6月和11月，二十國集團還將分別在加拿大和韓國舉行峰會。二十國集團取代八國集團的趨勢將更加明顯。金融危機調整世界經濟格局 中國應有憂患意識九、全球經濟治理能否與時俱進伴隨世界經濟格局變遷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此前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世界經濟治理架構能否與時俱進。目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達國家仍占據絕對優勢，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不斷上升，但話語權和投票權卻明顯滯後。2010年發展中國家仍需為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提高自身話語權而努力。十、「後危機」時代戰略新興產業何在隨著金融危機的沖擊逐漸減退，國際社會關於搶占「後危機」時代戰略新興產業制高點的討論也越來越多。在2010年，以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環保技術等為代表的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將越發受到關注。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節能和環保技術將呈現巨大商機。

② 用經濟法原理分析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的出現肯定是對市民有好處的，但是如何管理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未至科技的百花分市民信用評價體系可根據預設模型自動計算市民個人信用得分，形成個人信用報告，同時支持人工評價功能。百花分到達一定的分數，可免除共享單車的使用押金，次一級的可獲得押金優惠。共享單車公司也可以對使用單車民眾的信用進行打分，作為對個人信用分的補充。將共享單車與政府的個人信用體系連接，也減小了共享單車公司的運營風險，借用單車的民眾在政府系統有信用記錄，相當於有了政府的擔保，一旦車輛丟失、損毀也更容易獲得保險賠付。共享單車+個人信用分，約束了對共享資源動歪腦筋的使用者，也一定程度上為發起公司減小了風險。只有完善了管理辦法才能讓共享單車走的更遠。

③ 經濟法解決什麼問題

1、經濟法是解決民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基本部門法的手段來調整經版濟權關系的經濟法規，或者說，經濟法是對各種經濟法律的概括。但是，經濟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必要的，因此傳統的法學在經濟的法律調整方面缺乏綜合研究，建立以經濟法規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法學科，可以彌補傳統法學學科的不足。
2、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1）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2）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3）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④ 滴滴+uber中國，共享經濟的春天到了嗎

共享經濟會是一種重要的經營手段、一種經濟政策，但絕對不是驅散所謂「黑暗」的使者。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專車平台頒發了網路約租車平台經營資格許可。據滴滴快的稱：這是全中國第一張專車平台獲得的資質許可，甚至也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一張由政府部門頒發的專車牌照。對於新興的共享經濟，我們總擔心不過是又一場互聯網泡沫，但事實證明共享經濟已逐漸被政府所認可。在這個互聯網+的春天，中國的共享經濟將如何綻放？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里將法治的要素總結為三點：良好的法律規范、社會結構和思想意識。法的滯後性決定了法律規范必須適應社會結構而變化，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社會結構決定法律規范的固定範式。思想意識卻總成為錦上添花的一環，始終難以撼動前兩者的領軍地位。互聯網+與共享經濟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不斷變化著，這種範式已隨著「互聯網+」的興起而逐漸改變。有人說，「互聯網+」是一種將即有商業模式上升到概念高度的文字游戲；也有人說，「互聯網+」是經濟新常態下的產業政策；還有人說，「互聯網+」是新興輕資產型企業的護身符、是傳統重資產性企業的墓誌銘……從2012年於揚先生提出「互聯網+」，到2015年克強總理提出「互聯網+」宏觀計劃，3年用來評價一種新的經濟方法論實在言之過早，然而這場革命卻實實在在是通過思想意識的變革而改變市場結構的。當人們習慣了早餐前訂下的嶺南荔枝成為晚餐後的甜品，人們開始暗笑東坡先生「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迂；當人們習慣了敲敲鍵盤滑鼠就能得到想要的書籍，書店裡浩如煙海的典籍成為了「不效率」的代名詞。人們對於實體商品的需求愈發通過互聯網這種媒介來實現，這種觀念的變更無疑改變了原有的市場結構。「共享經濟」也是克強總理倡導的新型商業模式，在今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他提到「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是發展分享經濟的重要理念，目前全球分享經濟呈快速發展態勢，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新路子，通過分享、協作方式搞創業創新，門檻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這有利於拓展我國分享經濟的新領域，讓人參與進來。而「共享經濟」就是在「互聯網+」這種背景下發展乃至壯大的，離開「互聯網+」「共享經濟」就失去了溫床，這種魚與水般的關系在我看來就是核心競爭力的成分之一，如果說整本書的內容就是作者分享給讀者的經濟，那麼書的文本、紙張就是互聯網這樣一種傳播載體。品讀共享經濟讀一本書是有目的的。顧炎武提出「經世致用」的概念，傑瑞米·邊沁的功利主義也指引著我們帶著目的去讀書。讀這本書有什麼用？每一個人都會問這個問題，也都會帶著自己的目的並得到自己的答案。你可以認為共享經濟是未來經濟政策的雛形，因而根據經濟政策而調整經營策略，你也可以認為共享經濟是羅賓·蔡斯的個人成功傳記，由此按圖索驥地去追求屬於自己的成功。然而，請不要棄之作者本身的目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揣測作者內心本源的目的。如果這樣做，大體得出作者寫書為了賺錢這樣一個結論就匆匆打住，這種目的應當通過字里行間的信息與思想去挖掘。在我看來，共享經濟的起點就在於互聯網，不論具體手法，成長歷程如何，互聯網都是孕育參天大樹的土壤，離開互聯網談共享經濟，如同將小說置於東漢兩晉時代，而將樂府詩詞置於明清一般。所以，經濟政策也好，成功寶典也罷，互聯網就是整條路途的第一步，把握這一點尤其重要。如前，「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的思想意識，改變了市場結構，那麼法律規范會隨之而改變嗎？如果變又該如何變呢？這或許是共享經濟所要面對的最後一道關卡，隨心所欲不愈矩，如果離開法律的支持，共享經濟也只會成為鏡花水月。共享經濟與法律調整共享經濟的法律，我們稱之為經濟法。從經濟法的特性以及目標來看，法的調整是勢在必行的。經濟法區別於其他法律規范的一大特性即在於其具有顯著的易變性，這種易變性決定了經濟法需要根據現實經濟政策不斷地進行調整。克強總理在「互聯網+」的指導意見中將交通運輸行業納入其中，而交通運輸得以實現「互聯網+」又離不開共享經濟，所以根據共享經濟的特性調整法律在「互聯網+」領域的即有規范已然勢在必行。經濟法的目標有二：其一為克服市場失靈，其二為解決外部性問題。克服市場失靈就是要規范共享經濟的運行，打擊惡性競爭以及確保行業有序經營；解決外部性就是要釋放互聯網的正外部性，促進消費者福利的增加。而這兩點應當才是共享經濟未來在法律層面上恆久不變的話題，而不是在其存廢之爭上雪擁藍關。顛覆還是拓展？那麼，共享經濟是否會顛覆傳統的諸如計程車、酒店乃至教育等行業呢？我必須要潑一盆冷水，至少在我看來，這是不切實際的。新生事物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它或許會沖擊原有的舊格局，但絕不可能取而代之。共享經濟，挑戰的是計程車、酒店等傳統的國家壟斷，請不要簡單認為國家壟斷即阻礙競爭、扼殺新生事物，也不要向古典乃至新古典經濟學家那般強調市場的萬能，仇視政府的調控行為，更不要輕信新生事物的造物者能夠擺脫市場的規律。？國家壟斷的背後往往輔之以政府指導定價等手段，一方面通過行政權力設置行業進入壁壘，而另一方面又通過行政權力規范壁壘內經營者的經營。共享經濟的平台是互聯網，而互聯網的正外部性加劇並決定了行業壟斷規模的形成。試想，當壁壘消失，一個行業的經營者通過共享經濟而發展壯大，並因正外部性而成為行業寡頭乃至獨占者，接著他肆意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實施抬價、拒絕交易等行為時，面對一個缺乏競爭且缺乏監管的市場，我們又該怎麼？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都要控制Uber，為什麼當滴滴不斷減價競爭，消費者一片叫好而我卻總心懷隱憂的原因。請記住，共享經濟會是一種重要的經營手段、一種經濟政策，但絕對不是驅散所謂「黑暗」的使者。所以，共享經濟之於商業模式，與其說是顛覆，不如說是拓展。

⑤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完善

在經濟法學領域，要進行政策分析，就必須先明確一系列問題。例如，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於經濟法研究?可否提煉出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並有效應用?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不僅對於經濟法學的發展很有價值，而且對於刑法、社會法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設，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狹義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關學科都要著力研究的問題。[1]基於政策主體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與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對應的「對政之策」，限於篇幅和論旨，本文把政策定位於公共政策，[3]並往往限縮於更為狹義的經濟政策。

從根本上說，公共政策作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為實現公共職能和有效治理而採取的各種對策。為此，一些學者認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時期為實現一定的公共目的而採取的行動或制定的行為准則。它可以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並由此可以分為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多種類型，[4]是一系列謀略、措施、條例、法令的總稱。基於這種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於廣義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應當研究公共政策與法律的互動，特別是前者對後者的影響。

在公共政策體系中，對經濟法理論和制度的形成、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事實上，兩類政策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從而使經濟法會體現出突出的經濟性和一定的社會性。[5]當然，相比轉而言，經濟政策對現代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討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時，一般需要更多地關注經濟政策。

經濟法作為現代法，具有與傳統法治理念不同的現代性，與政策的聯系更為密切。[6]其中，經濟政策是經濟立法的前提，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是對經濟政策有效實施的法律保障。[7]這種認識是學界的基本共識，也是進一步對經濟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礎。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體維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詞，由美國經濟學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於1958年最先提出。[8]但對於什麼是政策分析，始終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爾(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將「政策分析」等同於「政策科學」，這是一種最廣義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鄧恩(William N . Dunn)則認為，政策分析是運用一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應用性的學科，這是相對狹義的理解；而巴頓(Carl V . Patton)等人則認為政策分析就是對備選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的研究過程，這是最狹義的理解。[9]

上述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處。綜合借鑒各種觀點，可以認為，所謂政策分析，就是綜合運用各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便及時發現和解決整個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各類問題。

政策分析的對象是「復雜性問題」，因此，需要借鑒各類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乃至行為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哲學、數學、運籌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與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後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關心事實，也關心價值。因此，它不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規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維度，如政治學維度、經濟學維度、歷史學維度、心理學維度、倫理學維度等。通常，學者們最為重視的是政治學維度和經濟學維度，它們對於經濟法研究也最為重要。
應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及其類型

要探討政策分析為什麼可以成為經濟法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就必須研究其適用基礎和具體類型。因為如果不具備適用基礎，該方法就不能進行適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體類型，就無從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

從總體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適用於相關的經濟法研究，主要是因為政策與法律(特別是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關聯，存在著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主體上的相通性。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者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並非同一，但在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上卻存在著相通性，有時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議會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權的情況下，「政府造法」的現象和問題非常突出，使得政策與法律的制定與實施主體，往往都統一由政府來擔當。在這種情況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機構」的附屬工作。[14]基於自身利益、擴大法定權力或強化政策效力等諸多考慮，政府極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寫進法律草案，從而對經濟法的立法產生深刻影響。這不僅可以用公共選擇理論等來說明，也可以通過各國的經濟立法實踐來證實。上述主體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會帶來政策與法律的許多共通性，從而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在客體上的同一性。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對的都是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經濟

問題，其規范或調整的對象(客體)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過經濟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應急性的特徵，其制定或實施往往是經濟法制的鋪墊、實驗或前期預演。正是它們所共同面對的「市場失靈」問題，被普遍作為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法理論共識的形成。事實上，經濟法學者在其研究中已經隱含了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客體上的同一性，並自覺不自覺地在運用著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標與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內容是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的工具。相應地，經濟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確保宗旨實現的調整手段。經濟法既然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體現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又要把各類基本的經濟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調整手段，從而使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相當高的程度上存在著共通性。

與此相關，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密切相關，並與經濟理論存在著互動關系，[15]因而同樣會對經濟法的理論與制度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發掘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上述「關系網」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於深入研究經濟法問題是至為重要的。綜上，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從制定主體到實施主體，從目標、宗旨到實施途徑、調整手段、政策工具，從價值追求到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等，都存在著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於政策問題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樣也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的研究。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的基礎。

在上述的適用基礎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並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替換性研究」，即把經濟法與經濟政策進行「替換」，從分析經濟政策的各種具體維度，以及由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理論所生成的各種具體方法，去分析經濟法問題；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關注政策系統和經濟法系統的密切關聯和相互影響，以經濟法系統為核心，把相關政策的形成和變化看作是影響經濟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從而更好地探尋經濟法制度產生、發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於相關政策對經濟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討政策分析方法的適用基礎時，還必須關注其局限性。因為政策與法律，雖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兩者畢竟並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實施機制、規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別。通常，政策更具有應急性、靈活性、易變性，而法律則更具有穩定性、普適性、原則性。個別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適性的法律中；即使偶爾放入，也只能作為「例外」或「適用除外」的情況。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學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應當取其精華，適當重構。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類型

依據不同的研究路徑或所要解決的問題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如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等。它們在經濟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對其擇要探討。
1.政策主體分析

政策主體通常包括參與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的組織體或個體。對政策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助於明確各類政策主體的地位、作用、價值、權力分配等問題；在經濟法研究中，則有助於研究經濟法主體的體系以及主體的權義結構，特別是職權與職責的分配、經濟法責任形態等重要問題。

政策主體分析對於研究經濟法的體製法(或稱組織法)、[16]主體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體的政策主體中，官方的政策主體主要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有學者認為還應當包括處於執政地位的政黨，因為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來實現。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無論是利益集團、選民，還是大眾傳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具體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上述各類政策主體進行分析，有助於研究經濟法學中的規范論和運行論。
2.政策目標分析與政策工具分析

各類公共政策都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由於經濟政策與經濟法所面臨的問題相同，因此，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也自然會與經濟法的宗旨相合。這樣，通過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就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以及經濟法學價值論領域的相關問題；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從系統論的角度，發現經濟法的結構問題，並通過結構調整，來增進和完善經濟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其有效運用，有助於避免政策失敗和政府失靈。因此，在經濟學領域早就開始了對經濟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政策工具展開的大規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龍(Van
der Doelen)將政策工具劃分為法律性工具、經濟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萊特(M.
Howlett)則將其劃分為自願性工具、強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經濟法研究上，更需要關注的是經濟政策工具，如預算、稅收、國債、貨幣、價格等手段以及更為具體的稅率、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因為這些經濟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構成了經濟法有效調整的手段，因而對於研究經濟法制度的具體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變遷的背景。作為一種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應關注對經濟法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政策背景，也應關注相關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開」。

對於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於推進經濟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事實上，經濟法的調整目標和調整手段，都依存於特定的背景，要隨著背景的變化來適度調整，以使經濟法制度也能夠不斷地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發展的要求。此外，通過政策的制定過程，來認識立法背景和動因，既是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也是一種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幾種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關的。由於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離不開特定的主體，不同的政策主體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並由此會影響到政策目標的確定，因而就應當有主體分析與目標分析；同時，由於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段(或稱政策工具)關繫到各類政策主體利益的實現，因而工具分析與主體分析、目標分析也可以聯為一體。而上述三種分析，都離不開更深層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體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類主體提出政策目標的背景，以及選擇和運用政策工具的背景，這樣，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的相關分析才可能較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釋和實施相關的法律，找到經濟法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對策。

上述各種具體的政策分析方法，構成了經濟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幹部分，對於研究經濟法的主體、宗旨、調整手段、具體制度、法律環境等，都很有價值。為此，還應當進一步研究其具體應用問題。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政策往往是立法和執法的重要依據，[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僅可以應用於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於分析與政策相關的許多理論問題。下面僅選取幾種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來探討其在經濟法研究中的應用問題。
(一)政策目標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的目標分析，作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經濟法研究上的具體應用，主要體現為通過審視影響經濟法立法的經濟政策目標，來分析和判斷經濟法立法在宗旨、原則、調整手段、協調性等方面的成敗得失，從而進一步找到存在的問題，並為整個經濟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對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宗旨。其中，對於宏觀經濟總體目標的分析，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的總體宗旨；而對於具體的經濟政策的目標分析，則同樣有助於認識經濟法相關部門法的宗旨。

例如，從財政政策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目標與其職能是一致的。財政政策的職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資源(或稱宏觀調控)、保障穩定三大方面。與這些職能相對應，財政政策的重要目標就是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既要使國家獲取財政收入，又應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觀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應在宏觀上加強對經濟運行的調控，從而在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基礎上促進和保障整個社會的穩定。上述的財政政策目標，必然會影響財稅法的宗旨，並使其成為財稅法宗旨的一個必要內容。

又如，一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調控貨幣發行量，保障幣值的穩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價的穩定，防止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正是基於該目標，在相關的金融法，特別是中央銀行法上，才把穩定幣值作為法律調整的核心目標。為了確保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使其能夠真正獨立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各國法律往往都在體製法上作出相關的保障性規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類具體制度(如監管制度、傳統的「三大法寶」等)，以及在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等方面做出取捨時，應牢記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競爭政策或市場規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競爭政策主要涉及反壟斷政策和反不正當競爭政策，市場規制政策還應當進一步包括消費者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都會影響相關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宗旨，進而影響到這些法律的實施。

其實，早已有學者關注政策目標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影響問題。例如，韋伯曾經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兩大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在處理一人公司問題的時候，會涉及如何思考的問題。對此，韋伯特別強調：「我們必須注意各種經濟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許還有財政政策和商業道德的因素，這都屬於實體的。」[20]這種論斷對於研究經濟法領域的相關問題也是很有普遍意義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應用

通常，為了使政策實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從而使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從經濟性的調控或規制手段變成法律化的「調制手段」。這種法律化，有助於更好地協調各類政策工具之間的關系，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整體效益。

例如，財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稅收的財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預算、國債、政府采購、轉移支付等多種手段。我國在世紀之交，非常重視「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發國債來拉動內需，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國家又加大了征稅的力度，使得稅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億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對此，有的學者認為這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協調的，因為「減稅」政策更有利於拉動內需，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則可能產生「擠出效應」，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沖突的結果。

由於各類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體的利益調整，甚至直接影響其基本權利，同時，政策工具的運用也特別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協調，因此，對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須加以法律化，使其成為經濟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貫穿於經濟法的研究過程之中。事實上，對具體的稅收制度、預算制度、貨幣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無不與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關。可以說，沒有政策工具分析作為基礎，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經濟法的具體制度及其調整特點。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對於經濟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進行具體的政策工具分析，關注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尤其重要，這是需要反復重申的問題。例如，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如何協調，是「一松一緊」，還是「雙松」或「雙緊」?如何在計劃層面上作出相應的協調?消費者保護政策與相關的競爭政策如何協調?等等。此外，上述政策與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相關政策如何協調，同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類具體政策的制定者，勢必無法完成協調任務。特別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極致的情況下，單方面的主動協調無疑困難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協調」。為此，必須在法律上明確各自的職責許可權，以「定紛止爭」。在這方面，德國的《經濟穩定與增長促進法》堪稱典範。[21]

(三)政策主體分析方法的應用

由於經濟政策的制定主體層次較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可能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制定基本經濟政策，並體現在與其相對應的各層次的立法之中，如國務院的經濟法規、各個職能部門的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等等。立法主體的多層次性，帶來了經濟法立法和執法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它加劇了經濟法的立法與執行的復雜化，導致部門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對上位立法的抵悟、沖突不斷，不協調之處綿延不絕，隱性修改隨處可見。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體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體也不可小視。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三部門日漸興起，不同的利益集團也在蓬勃發展，它們會影響到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稅收立法中，應如何規定特定群體的稅收優惠(如對出口商如何實施出口退稅制度等)；在反壟斷立法上，對哪些主體給予豁免等。其實，凡是涉及特定主體的立法，都可能會受到某些大企業或其他壓力集團的影響，這已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明確各類主體的角色和地位，對於政策制定主體和影響政策制定的主體進行具體分析，有利於進一步分析經濟法的立法、執法及法律監督等環節的問題。
(四)政策實效分析方法的應用

政策實效，是政策分析的極為重要的內容。[22]事實上，影響政策實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時滯」等。從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預期理論的角度來看，影響政策實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響的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帶來的局限。這些局限都會產生效力減損的問題。

此外，政策的實施及其效力的抵達和效果的產生，往往是存在「時滯」的。[23]即使是應急性的政策，也並非總能「立竿見影」。事實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總是需要主客觀的限定條件。如若條件不具備，則可能「政策落空」，導致「政府失靈」。

上述對影響政策實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樣適用於經濟法研究。例如，經濟法的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來的經濟法不可能盡善盡美。這樣的法律再去實施，其法律實效的「遞減」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執法者都聰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夠，但相關主體的博弈行為也會使經濟法實施的效果受到影響。因此，透過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經濟法的局限性。

此外，經濟法比經濟政策會有更突出的「時滯」問題。由於通常只有相對穩定、較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種類型的經濟立法，一般都要滯後於相關的經濟政策。政策的實施畢竟有行政或政黨力量的推動，因而貫徹速度相對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都必須按部就班，往往要經由多種機構、多種主體、多種程序，因而其「時滯」問題也更為突出。從法治精神的要求來看，經濟法的立法、執法、法律監督等都離不開程序，而「程序就是過程」，甚至是漫長的過程，由此產生的「時滯」往往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因而同樣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如何有效權衡的問題。

進行政策實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還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條件(con-straints)，即一項經濟政策在實現預期目標的過程中必須依賴的條件。對於某些限定條件所存在的剛性也必須予以注意，這有助於分析法律調整所面臨的各類矛盾、實施障礙和解決對策。

事實上，經濟法上存在著多個方面的「二元結構」，如何全面兼顧其中所蘊涵的各種矛盾，恰是經濟法的「調整藝術」之所在。例如，在經濟法上，私益是對公益的限定，沒有私益就沒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慮公益而不顧及私益。與此相應，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等，在經濟法上都應當協調兼顧。同樣，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強者與弱者的利益、集體與個體的利益、國家與國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顧和協調，因為它們都是影響經濟法調整實效的限定條件。為此，兼顧各種不同的利益，綜合協調不同的情況，在總體上來全面把握，實現「納什均衡」，應當是經濟法調整的總體精神。

上述的兼顧與協調，不僅應體現在總體精神或調整目標方面，而且還應當體現在具體的調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類具體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協調，才有可能真正兼顧各類不同主體的利益。可見，在應用政策實效分析方法時，同樣要考慮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體分析，也就是說，這些分析方法是聯為一體的，它們的區分只是相對的。
五、結論

經濟政策對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其間存在的諸多互動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們可以通過政策分析，特別是通過「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來發現和解決經濟法本身的問題，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經濟法學界已有的或者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實際上都是政策分析。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於「公共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本文也對此作出了限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維度，探討了該方法的適用基礎，提煉出對於經濟法研究較為重要的政策主體分析、政策目標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實效分析等多種類型，並分析了這些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上的應用問題。由於經濟法學界缺少相關的研究可供參考，因而這些探討只是「淺探」。

事實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學等領域還有許多方面並未達成共識，筆者主要是結合經濟法研究的實際，對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進行解析和改造，以增進其對經濟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體運用時，必須考慮到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互通性與差異性，以免以偏概全。

單純的政策和政策分析，總有其局限性，並會帶來經濟法制度建設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類經濟法主體的對策活動，還必須關注博弈分析方法，從而提煉出一種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結合的「政策一對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還可包括圍繞政策而展開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類，實際上也是一種分析方法。例如，對經濟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的劃分會影響到經濟法系統內部的結構與分類以及經濟法體系的構建等。需要說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對經濟法以外的其他部門法領域產生影響。例如，刑法領域研究的刑事政策問題，社會法領域研究的社會政策，行政法領域研究的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運用政策分析方法進行探討。[24]此外，在當代司法領域，也要考慮「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問題，對此同樣需要進行政策分析，以體現和遵從法律共同的價值。[25]

值得關注的是，現實的法律實施，只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規范框架，在法律調整的基礎上真正直接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各類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大量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採行，市場規制政策的調整等。因此，在經濟法研究中，非但不應排斥政策，還應看到它是經濟法調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經濟法的立法與法律實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強經濟法的政策分析，必將大有可為。

⑥ 關於經濟法~

問題一:公司與合夥制度不同
1.公司可設一人公司,但合夥是2-50人;
2.對投資的的限制,國有獨資公司,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不得成為普通合夥人,公司無此限制;
3.公司有最低注冊資本要求(3萬,10萬),合夥沒有出資限制;
4.公司的股東不能以勞務出資,合夥中的普通合夥人可以以勞務出資;
5.出資轉讓:公司要"過半數"股東同意,合夥,普通人要全同一致同意,並通知有限合夥人;
6.法人資格:公司有法人資格,合夥無法人資格;
7.出質:公司自工商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合夥則是一致同意時
8.與公司/企業交易:公司,除公司章程另有約定或股東會同意,否則不能與本企業交易,合夥,普通合夥人,除合夥協議另有約定或其他合夥人一致同意外,不能與企業交易,有限合夥人,未約定的則可以與本企業交易;
9.從事與本企業業務有競爭的行業:公司與合夥企業的普通合夥人都不可以,但有限合夥人沒有約定不可以的,就可以;
10.責任承擔:公司與有限合夥人承擔有限責任,普通合夥人承擔無限責任;

問題二: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公司不同
1.投資人:有限2-50人,股份2-200人;
2.董事會:有限3-13人,股份5-19人;
3.注冊資本:有限3萬,一個有限10萬,股份500萬;
4.組織機構:有限如果是小公司可以不設董事會只設執行董事,不設監事會只設監事,而股份則不能;
5.負責人的產生:有限的董事長產生是由公司章程規定,監會主席是選舉產生,股份的董事長和監事會主席均有選舉產生;
6.召開監事會:有限每年至少一次,股份每六個朋至少一次;
7.召開臨時會議的條件不同
有限
A.代表10%以上表決權的股東
B.1/3董事
C.監事會
股份
A.董事人數不足5人或不足公司章程規定的2/3時
B.公司未彌補虧損達實收資本的1/3時
C.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東要求時
D.董事會認為必要時
E.監事會提議召開時

⑦ 如何理解經濟法的社會公共屬性

經濟法是調整發生在政府、政府經濟管理機關和經濟組織、公民之間的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徵的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1]其中，對於何謂「社會公共性」，學界至今仍沒有定論。筆者將從經濟法的意志和法益目標兩方面分析社會公共性的內涵。
（一）社會公共性包涵社會性和公共性
經濟法是社會法，所體現的意志和私法、公法不同。以民商法為代表的私法體現私人的意志，以行政法為代表的公法體現國家的意志，而經濟法體現的是社會公共意志。社會公共意志即大眾的、社會普遍性的意志，是關於公有性而非私有性、關於共享性而非排他性的。這一意志指導經濟法在協調本國經濟運行之時關注社會性和公共性，例如，社會穩定、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等。經濟法的意志決定了社會公共性包涵社會性和公共性。
（二）社會公共性包涵公益性和干預性
經濟法協調國家經濟運行中的個體利益和公共利益，並以社會公共利益作為其首要法益目標。公共利益是屬於公眾的利益，它代表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獨享性、利益本位的社會性而非個人性。要實現公眾的利益，必須依靠一定的干預。這里的干預，除了內在自發性的，還有外在強制性的；除了市場機制調節，還有國家權力干預；除了私人自治，還有公共決策。只有藉助國家干預才能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經濟法的法益目標決定了社會公共性的公益性和干預性密不可分。
綜上所述，社會公共性包涵社會性、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預性，是上述四個方面的有機統一

⑧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

我國經濟法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1.經濟法體系不完備.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經濟法律體系,但尚不完備不完備的表現有三:一是立法體系某些重要的環節有漏項現象;二是現行的法律,法規已經不能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需要,亟需修訂,充實,更新有關的法律,法規;三是現行經濟法律,法規之間不協調,不銜接,尚有諸多矛盾與沖突.如經濟管理權交叉;執法部門重疊;同一法律法規規定二個管理機關,或同一行為屬不同性質分剮屬於不同法律調整.多個管理機關管理等.
2.執法主體混亂,部分執法人員素質低下.按經濟法的規定,執法主體一般為:綜合經濟管理機關,部門經濟管理機關,行業經濟管理機關,經濟監督管理機關.而在現實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其執法主體大到國家機關,部門,小到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一些非經濟管理機關也參與經濟執法,亂罰款,亂收費,亂攤派的現象十分嚴重.在經濟管理機關中職能分工不明確,有些事情大家爭著管，甚至超越管轄范圍;有些事情則互相推諉無人管.一些經濟管理機關為了維護地方或部門的利益唯關系執法,甚至假公濟私.執法便成了"創收"的手段,私分罰款之事多有發生,一些經濟管理部門的執法人員文化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嚴重欠缺,工作方法簡單,作風粗暴,素質低下,法律意識淡薄,執法不懂法.
3.政企不分.經濟管理體制的轉變,使各部門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核算單位.各部門都擁有下屬企業,擁有行業規制權的部門可以為下屬企業帶來各種直接的好處.如政府完全擁有產權的自然壟斷性質的公共事業(供水,供電)或產業(郵政,鐵路),可以獲取超額壟斷利潤.叉如政府獨資或大部分控股的各種競爭性產業(石油化工,鐵路汽車等)的投資,生產,銷售仍由政府部門控制.這種政企不分的局面,時於政府管理的效率產生著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不利於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場的公平競爭,新的市場進入者就會受到歧視.
4.違反法定程序亂執法.經濟執法必須嚴格依法行政,按法定程序辦事.如告知程序,處罰前置程序,立案調查程序,聽證程序,審批程序,送達程序,執行程序等.但有的執法人員隨意取捨,不按規定程序,甚至違反法定程序辦事(如先罰款後取證).在經濟執法中不注重證據收集和審查,以偏概全,或所取的證據不能證明經濟執法的實質情況,或證據不符合法定條件,或只重視部門或官員提供的證據,輕視企業或公民個人提供的證據.有時在適用法律法規上出現錯誤,如定性錯誤,違反後法優於前法的規定,違反地方性法規效力低於法律法規的規定,或依據所謂行政規范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執法等,嚴重地違反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
5.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司法救濟困難.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門和執法人員為了維護本地方或部門的利益,在經濟執法中實行地方保護主義,進行強制交易和地區封鎖,甚至名為打假,實為假打,充當保護傘.一些部門官僚主義嚴重,辦事效率低下,執法不公,行政復議作用有限.由於司法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司法機關在人,財,物等方面受制於地方政府,有些司法機關實際上成為地方的一個部門,因而他們只對本地區黨政領導負責,行政干預司法的現象較普遍,集中表現為司法●左劍君行政化和地方化,嚴重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性.同時司法領域也存在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的現象,致使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加大,合法的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
6監督機制不健全.從現實情況看,雖然監督的部門較多,既有內部監督,又有外部監督,但監督的效果並不理想.還缺少操作性強的監督法律法規,規范監督者和被監督者的行為.對經濟法的實施還缺乏嚴格有效的監督機制.

⑨ 中國經濟法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有哪些

我國經濟法產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在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和加強經濟法制建設的大背景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經過長期，深入，廣泛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索，我國經濟法劃清了自己與傳統法律部門如民商法，行政法之間的界限，明確了自己的價值定位，建立了系統完整的科學體系.
當前中國經濟法立法正處於中度發展狀態，有必要對經濟法的未來發展提出若干構想.重新審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今後十幾年裡經濟法立法不可迴避的問題，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公平效率並重」是社會發展對經濟法立法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採用的經濟政策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將經濟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也隨之形成並有擴大形勢，統計數據也明確反映了這個現實.在未來的十幾年裡，我國的經濟法立法不得不關注經濟公平問題，在立法保護對象的傾向性應偏向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
我國的經濟法立法已經完成了法律部門的分化，對經濟法進行清理，匯編，編纂，並制定某種形式的法典是經濟法立法發展的趨勢，也是經濟法立法技術的最高體現.
在市場經濟初步成長的中國，法律移植仍然是未來十幾年經濟法立法的一種主要方法.首先，所移植借鑒的西方經濟法與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具有相似性.其次，植體本身較強的生命力.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法能夠回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⑩ 經濟法問題

（1）該題是普通合夥企業，按出資比例分享盈利、分攤虧損。

（2）對於普通合夥企業，楊某、李某、陳某對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債權人可以對三人其中的一人要求償還，也可以要求三人一起償還。三人中的一人賠償的債務超過自己應當承擔的部分，可以向其餘兩人索償。
（3）理由不成立。普通合夥企業，退夥人對於在自己退貨前發生的虧損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4）普通合夥企業在內部可以按照出資比例分攤合夥債務。但是要分清在李某退夥前發生的債務是多少，好分配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