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o年婚姻法實施後妻妾問題

A. 1949年後實行一夫一妻，那姨太太怎麼處理

妾，此字始見於商代甲骨文，古字形從辛（刑具），從女，本義是指有罪的女人，即女奴。《內則》也有記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就是說三書六禮正經娶回來的就是正妻，私奔而來的就是妾，因此古時候的妾的地位很卑微，不僅僅是法律上不承認她們的地位，就連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男人更是能輕易地將她們當做禮物送出去結交別人。

但其實我們現在依然可以看見香港很多富商的幾房夫人爭奪遺產利益的新聞出現在媒體報紙上，比如說去年鬧得轟轟烈烈的超模奚夢瑤給何鴻燊四太太的兒子何猷君生了個兒子，網友紛紛調侃說她的地位穩了。

是因為何鴻燊有四房太太，他的每房太太都在暗地裡爭奪財產，不只是何鴻燊，香港澳門還有很多富商都有姨太太，因為香港澳門被英國和葡萄牙分割出去建國之後沒有馬上收回來，兩地還保留了很多舊社會的習俗，妻妾制度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正式廢除，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看見姨太太們爭奪房產的鬧劇。

B. 建國後實行一夫一妻制，妾室該如何處理安置方式讓現代人羨慕嗎

眾所周知，在中國古代，女性的地位普遍比較低下，往往被視作男性的附庸。最能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流行千年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咐余，凡是有些錢財的男性都會迎娶幾個小妾，以此彰顯自己的地位。“辛亥革命”後，這種陋習並沒有及時得到糾正，雖然政府大力宣揚一夫一妻制，但把持政權的基本都是獨裁軍閥及前清舊吏，這些人深受傳統思想影響，推行一夫一妻制衡碼滾不過是順應時代潮流，喊喊口號和做做樣子罷了。

1950年出台的《婚姻法》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姨太太並非一夜之間就被正妻掃地出門，然後孤老而死。在《婚姻法》中雖然明確規定實行一夫一妻制，不過政府也做出額外規定，即在解放前已形成的一夫多妻（妾）生活的，若其妻妾在《婚姻法》頒布後沒有提出離婚要求，其婚姻關系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但不得再新娶。也就是說，如果小妾和姨太太沒有模升主動提出與男方離婚，這種一夫多妾關系仍可以繼續維持，政府不會強制切斷。

C. 為什麼姨太太們在新中國廢除一夫多妻制後，卻不主動離婚

我國是一個傳承數千年的文明古國，歷史文化悠久，同時也存在著不少陳規陋習，蓄妾成風就是其中之一。

古代的婚姻制度禮、法並舉，基本源於《周禮》《儀禮》以及《禮記》。

進入封建社會後，歷代律令中的「戶婚律」的根本原則就是維護夫權制，由此構成了「禮無二嫡，法禁二妻」的婚姻關系。

而「三妻四妾」的說法實際上是源於封建法制有很大的隨意性，「一夫一妻多妾」禮制下，歷代皇親權貴中仍然事實上存在多妻現象，更別提從上到下都對蓄妾現象見怪不怪了。

我國封建王朝最後一部法典是乾隆五年頒布的《欽定大清律例》，禁「妻妾失序」，同時允許男子納妾。

辛亥革命後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實行一夫一妻制，但約束力不足。民國男子將納妾美其名曰「娶姨太太」，各路軍閥權貴依舊妻妾成群。

即使在當代社會，我國成年男女的經濟能力，也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更何況是新中國成立伊始普遍足不出戶的婦女，離婚後的生存情況不容樂觀。

因此需要《婚姻法》在實際運用過程中體現扶助弱勢的人道主義精神，這樣才能幫助她們打消離婚後生活無著的顧慮，擺脫不得不「將就」不幸婚姻過下去的窘迫境地。

必須承認的是，雖然新中國首部《婚姻法》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但由於頒行後國家的發展道路曲折而動盪，全社會的關注點難以聚焦。

就連上世紀60年代的《民法典》第二次起草工作都在「法律虛無主義」盛行的思潮下停滯於討論階段，難以為繼，所謂的「姨太太們」去留這類家庭私事糾紛更是不值一提了。

當法律的尊嚴屢遭踐踏，甚至乾脆被行政命令取代時，舊社會留下來的「姨太太們」，難免也會遭到違心的不公正待遇。

D. 中國是從何確定一夫一妻制的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發展

《中國法制史》第三版中其中一條:夏商法律在確立婚姻關繫上，明確的規定了一夫一妻制。商代允許男性王族在確立一夫一妻外，大量納妾。這說明從中國古代歷史的源頭起，我國就倡導著一夫一妻制。

那麼，在朝代更換、滄海桑田中，最初的一夫一妻制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發展呢，與建國後實行的一夫一妻制又有什麼不同呢？

新中國婚姻法宣傳

又如，1952年12月，廣東省婦聯副主席古大存在《宣傳婚姻法的一點意見》中寫道：婚姻法施行前的重婚、納妾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是否離婚，要看女方（妻、妾）要求來決定，我們不能強迫其離大或是離小。

如果婦女一方要求離婚時應立即批准，並照顧其離婚權利。如果女方沒有這樣的要求，就仍應讓他們保持原來共同生活關系。總而言之，所有在解放之前就已經成親的妻妾，只要女方自己願意留在丈夫身邊，就不會被強制性離開。

對於建國之後這些法律的頒布，我們也看到了法律制度的人性化一面:首先，一改以往男性主權社會，把選擇權交到了女性手上，男女平等；其次，這樣的結果該是最好的結果，因為“妾”這一群體，大多沒多少文化與見識，傳統觀念根深蒂固，一直以來都是依靠丈夫生活，離開了丈夫，如何生活也將成為一大難題。現代女性講究自立自強、自尊自愛，這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也是歷史帶給女性的沉重教訓。

E. 中國新女性爭取婚姻自由出現在什麼時候

沖擊封建婚制的第一波

沖擊封建婚制的第一波，當屬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代表的「婚姻革命」。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舊道德、惡習俗，破除非人道的婚姻制度，建立以平等、自由，以戀愛為基礎的兩性結合，使男女當事人成為婚姻的主體。

「婚姻革命」之所以成為五四時期社會解放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因為新文化運動的主線就是爭取個性解放、自我覺醒與肯定個體價值。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把改造中國社會與改造家庭制度相聯系起來。認為只有「以個人本位易家庭本位」才能使中國真正實現政治上的民主與物質上的繁榮，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壓抑個體的封建家族主義，便成為首當其沖的批判目標。

男女青年同受封建家長制和封建禮教的壓迫，但女性因為夫權更多一層壓迫更為痛苦，因此，婦女們在反抗封建禮教，爭取婚姻自由權的行動中，表現得更大膽熱烈，甚至不惜以最慘烈的方式抗爭。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長沙街上一頂迎親的花轎內不斷有鮮血汩汩流出，20歲的新娘趙貞五為反抗父母強把她許配給40歲的古董商，在花橋內用剃刀自殺。貞五之死激起廣大青年男女對父母包辦婚姻的痛恨，在報紙上發表的檄文就有20多篇，青年毛澤東在幾天之內，連續在《湘江評論》、《大公報》發了9篇文章，憤怒譴責封建婚姻制度慘無人道。批判封建「吃人禮教」，沖決一切封建羅網，成為那一時代的最強音。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爭取「婚姻自由」的過程被視為社會解放的過程，「婚姻革命」又與婦女解放緊緊相連。當時不論男女，凡關心社會進步、擁護社會改革的人，無不關心婦女問題，無不為婦女解放大聲疾呼。在「解放婦女要從哪裡做起？」的討論中，改造家庭與爭取平等教育、經濟獨立、思想解放和人格尊重一起，成為婦女解放的重點。共產黨人李大釗，就曾指出：婦女不解放，中國文明就是「半身不遂」的。因為新思想的傳播、婦女運動的興起和婚姻自由的要求， 「戀愛神聖」和「婦女解放」的口號響遍全國。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專號」，翻譯介紹了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藉以暴露舊式家庭的罪惡。作品描述一個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女性娜拉因覺醒而離家。「玩偶之家」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歡迎，幾次被搬上舞台公演，在中國掀起一陣「娜拉旋風」。劇中女主角娜拉所言：「我是一個人，一個同你一樣的人」，「我第一要緊的，是努力做一個『人』」，成為那個時代新女性最膾炙人口的宣言，娜拉也成為那個時代女性反抗家庭束縛、爭取自由權利的榜樣。在中國湖南的一個叛逆女性謝冰瑩的自傳體《女兵日記》中，她詳細描述了自己多次逃婚的故事。《女兵日記》暢銷，出走也成為女性逃離封建家庭，爭取婚姻自由的一種方式。革命家蕭楚女曾經寫文章概括女性離家出走的原因，不外乎以逃婚爭取婚姻自主、以戀愛自由思想反對專制婚姻。

在解放浪潮下，婦女被「發現」，婦女也發現了自己。此間的婦女團體，積極爭取包括婚姻自主權在內的平等社會權利，提出「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爭取婚姻自由的第二次狂瀾

婚姻自由的第二波，當屬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5月1日頒布的《婚姻法》，和此後宣傳實施掀起的狂瀾。

盡管早在1930年12月26日，國民政府公布的《民法·親屬篇》已正式確立了「婚約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的婚姻自由權；把古代宗法分親屬的舊觀念改為血親和姻親兩種親屬關系，使夫妻地位在法律上基本平等；禁止早婚、重婚納妾等封建陋習也寫進條款，但是由於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民法·親屬篇》在姓名權、居住權、財產權、繼承權、家庭管理權和教養子女權等方面仍然維護夫權，明顯存在對婦女的歧視。比如「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妻子將自己原有財產交丈夫統一管理，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歸丈夫所有、丈夫財產由直系血親繼承、妻子不能代位繼承、家設家長，子女從父姓、父親為未成年子女法定代理人等。

而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則高揚反封的旗幟，高揚男女平等的旗幟，旗幟鮮明地提出，必須摧毀封建主義纏繞在婦女身上的四條繩索：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而新婚姻制度當然應該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保護幾千年來受盡剝削壓迫的婦女」。

《婚姻法》的公布，徹底廢除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年之久的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規定了禁止重婚、納妾，禁止童養媳，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禁止買賣婚姻。確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利。

《婚姻法》的頒布，宣告了基於男女平等的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的確立，為中國婦女解放奠定了基礎，因此得到婦女們的衷心擁護，在青年男女爭取自由戀愛、解除包辦婚姻以及解放童養媳、寡婦改嫁方面，婦女表現出更大的熱情和勇氣。在青年們對封建婚姻制度發起挑戰之時，也遭到封建勢力的頑抗，反映那一個時期新舊勢力交鋒的作家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是以喜劇結尾的。《婚姻法》一出，所有阻礙自由戀愛的舊勢力、舊思想都偃旗息鼓。但是作為它原型的一對男女青年，他們的戀愛卻遭到家長和村幹部的粗暴干涉，男青年被毒打致死，女青年自縊身亡。同時上世紀50年代初還發生了一系列迫害改嫁寡婦的慘案。

1950年3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解決婚姻制度問題》的社論：「全中國人民首先是勞動人民必須了解和支持婦女的反封建婚姻壓迫的斗爭」，它指出：現實婦女反封建婚姻制度的斗爭，已經不是「反抗地主對婦女壓迫的斗爭，而是勞動人民內部反對封建制度所遺留下來的風俗習慣的斗爭」。社論強調，「我們的黨員和幹部絕對不應擁護封建的婚姻制度，絕對不應該『鎮壓』婦女的解放斗爭」並指出，正確解決婚姻制度問題的關鍵一靠中央人民政府制定頒布保障婚姻自由的婚姻法，二靠對農村幹部與黨員進行反對封建婚姻制的思想教育。而且後者更為重要。

在《婚姻法》頒布之後，政府在大張旗鼓地宣傳婚姻法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掃除婚姻自由障礙的行動，如打擊封建宗族勢力、堅決支持婦女爭取婚姻自由的行動、解放童養媳、取締娼妓制度、促使妻妾家庭自行解散等等。

50年代，一個摧枯拉朽的時代，一個婦女翻身解放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