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未將等價有償

㈠ 求一合同法問題

統一合同法制訂中的若干疑難問題探討
合同法作為調整交易關系、維護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法律規則。自1981年我國《經濟合同法》頒布以來，立法機關先後制定了《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從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局面。圍繞這三個合同法律，國務院及各部委又先後制定了一大批合同條例及規章，1986年《民法通則》的制定，標志著我國債和合同立法在走向完善過程中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然而，由於現行"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彼此間存在著內容重復、不協調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尤其是缺乏規范合同關系的一些最基本的規則和制度。因此，我國合同立法還極不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的需要，有鑒於此，立法機關決定製定一部統一的合同法，使"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趨於統一和完善。〔1〕 筆者在參與這項舉世矚目的、浩大的立法過程中，結合有關學說和司法實踐，曾對一些統一合同法立法中遇到的疑難問題進行了思考，現將部分不成熟的想法發表於此，以求教於讀者諸君。
一、關於合同的概念
合同概念的探討是統一合同法的制訂首先應解決的課題。討論合同的概念並不在於單純獲得某種學理上和邏輯上的滿足，而主要在於明確統一合同法的規范對象和內容。換言之，鑒於合同已廣泛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領域，我國需要首先考慮統一合同法中的合同概念是什麼？它應當包括哪些合同、規范哪些合同關系？
目前，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合同的概念在適用范圍上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廣義的合同概念。此種觀點認為，合同是指以確定各種權利與義務為內容的協議。換言之，只要是當事人之間達成的確定權利義務的協議均為合同，不管它涉及哪個法律部門和何種法律關系。因此，合同除應包括民法中的合同外，還包括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勞動法上的勞動合同、國際法上的國家合同等。二是狹義的合同概念。此種觀點認為，合同專指民法上的合同，"合同（契約）是當事人之間確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為"。〔2 〕因此，凡是以確定民事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協議可稱為合同。至於行政法、勞動法、國際法等法律中的合同，雖然名為合同，但和民事合同應該作嚴格區分。三是最狹義的合同概念，此種觀點認為，《民法通則》第85條關於"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的規定，並非認為合同統指所有民法上的合同。此處所稱的"民事關系"應僅指債權債務關系。因為《民法通則》將合同規定在"債權"一節，且明定合同為發生債的原因（第84條）；我國民法不承認有所謂"物權行為"；在我國法律中非發生債權和債務關系的合意，如結婚和兩願離婚等，均不稱其為合同。〔3〕因此合同只能是債權合同。〔4〕我們認為，討論合同的概念首先應當明確合同主要是反映交易的法的形式。〔5〕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 "這種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系，後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6 〕所謂交易乃是指獨立的、平等的市場主體就其所有的財產或利益進行的交換。交易包括了商品的轉手、財物的互易、利益的交換等各種方式，其法律形式就是合同。如果將合同限定為主要反映發生在民事主題之間的交易關系的形式方面，那麼反映行政關系的行政合同，勞動關系的勞動合同等，因其不是對交易關系的反映，因此不屬於我們所說的合同的范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贊成使用廣義的合同概念。尤其應當看到，如果在統一合同法中採納廣義的合同概念，則根本不能確定該法特定的規范對象和內容，統一合同法也將成為無所不包的、內容龐雜、體系混亂的法律，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最狹義的合同概念將合同視為民法的范疇，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一觀點將合同僅限於債權合同，認為合同只是發生債權債務關系的合意，顯然將合同的定義限定得過於狹窄，如採納此概念將會嚴格限制統一合同法的規范對象，並使許多民事合同關系難以受到合同法的調整。具體來說，第一，在我國現行立法和司法實踐中，許多合同如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承包合同等，並非債權合同。由於這些合同旨在設立、變更、移轉物權，因此在德國法中稱為物權合同。我國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雖不承認物權合同的概念，但許多學者也認為這些合同確實具有不同於一般債權合同的特點。〔7 〕假如因為這些合同非為債權合同而不應作為合同對待，且不應受統一合同法調整，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這些合同本質上仍然是反映交易關系的，理所當然應受到合同法的調整。第二，在民法中，一些共同行為如合夥合同、聯營合同等，也不是純粹的債權合同。早在1892年，德國學者孔茲（Kun-ze）就已提出，應將契約行為和合同行為分開，雙方法律行為稱為契約，而共同行為（如合夥合同）則稱為合同。我國一些舊學者也曾指出了合同行為不同於一般契約行為的特點。〔8〕我們認為，合夥合同、 聯營合同等不同於一般的債權合同之處在於，當事人訂立這些合同的目的不在於發生債權債務關系，而在於確定共同投資、經營或分配盈餘等方面的關系。然而，由於這些合同本質上仍然是反映交易關系的，因此當然應受合同法的調整。第三，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許多新的合同關系將應運而生，為了使各種新的合同均納入合同法的調整范圍，就必須擴大民事合同的內涵及合同法的適用范圍，而不能將合同僅限於債權合同的范疇。多年來，我國司法實踐堅持認為承包合同應適用合同法的規則（已被實踐證明是可行的、必需的），足以說明了這一問題。
總之，我們認為，《民法通則》第58條關於"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的規定，實際上是採納了狹義的合同概念，這一概念是科學的、合理的。統一合同法應繼續採納這一概念，而將各種反映平等主體之間以民事權利義務為內容的協議納入統一合同法規范的對象之中。
二、關於合同自由原則
所謂合同自由，是指當事人依法享有締結合同、選擇相對人、選擇合同內容、變更和解除合同、確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國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則。然而，我國合同立法是否已經採納或應當採納這一原則，學者對此曾有不同看法。
應當看到，我國自集中型的經濟管理體制建立以來，由於強化指令性計劃的管理和對經濟的過多的行政干預，合同法律制度中一直強調以計劃原則為主，合同自由原則基本上被摒棄。1981年的《經濟合同法》雖強調當事人在訂立合同中應遵循自願、平等、協商互利原則，但該法仍強調合同在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或接受國家行政機關的干預。可見，該法並未真正體現合同自由原則。據此，我國許多合同法教科書也只承認自願和協商一致原則，而不承認合同自由原則。〔9〕我們認為，統一合同法中應明確確認合同自由原則，並將其充分體現在各種合同法律制度和規范之中。而現行合同立法中所確認的平等、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盡管體現了合同自由的精神，但並未概括合同自由的全部內容。合同自由不僅僅體現在合同的訂立方面，而且還應當體現在合同的內容和形式的確定、合同的變更和解除，合同的轉讓乃至於違約的補救等許多方面。
為什麼我國統一合同法應將合同自由作為一項基本原則？
我們認為，確立合同自由原則是鞏固改革成果，發展市場經濟的根本需要。改革以來，隨著指令性計劃的適用范圍的縮小，企業自主權的擴大，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日益受到尊重。1993年，立法機關修改原《經濟合同法》，其中一項重要目的就是要確認改革以來在擴大當事人合同自由方面的成果。例如，修改後的《經濟合同法》對原《經濟合同法》涉及計劃的10個條文刪除了大部分條文中關於計劃的規定，僅保留2 條關於計劃的規定。尤其是將原來的第四條關於"訂立經濟合同，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必須符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改為"訂立經濟合同，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行政法規"，將原第七條關於"違反法律和國家政策、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的規定改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合同"為無效合同。這就意味著，我國合同法已不再將計劃原則作為其基本原則。為了減少政府對合同關系的不必要干預，修改後的《經濟合同法》也盡量減少了政府對合同干預的權力。可見，《經濟合同法》修改的基本宗旨之一即在於擴大合同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這顯然是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須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是尊重市場主體所應享有的合同自由，當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越充分，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和自主性越強，則交易將越活躍，市場也將隨之得到發展，社會財富也將因此而增長。所以，合同自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關系發展的基礎和必備條件，而以調整交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合同法當然應以此作為其最基本的原則。可以這樣說， 檢驗統一的合同法是否反映了我國市場經濟現實需要的一個重要標准在於是否在內容上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
合同自由作為合同法上一項最基本的原則，應該在整個合同法規范和制度中得到體現，統一合同法貫徹合同自由原則，重點應解決如下問題：第一，在合同的成立和效力的認定方面，應盡量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例如，不應規定合同的行政管理機關並使之享有確認合同效力的權力，對行政機關監督檢查合同的權力也應作嚴格限制，以防止政府機關隨意限制和干涉當事人的合同自由。第二，在合同內容的確定方面，應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志自由，除了一些依據法律的規定和合同的性質決定所必須具備的條款以外，不能因為合同中不具備某些條款（如違約責任條款等），便簡單地宣告合同無效。第三，在合同形式的確定方面，除了那些依據法律規定需要審批、登記的合同必須採取書面形式以外，對口頭合同的效力不應一概予以否認。只要當事人能夠舉證證明合同關系的存在和具體的合同內容，或者雙方都承認合同關系及其內容的存在，則應當確認該口頭合同的效力。第四，在合同的解除方面，應允許當事人在訂約時約定合同解除權，在合同生效後，如果出現了約定的解除條件，允許享有解除權的一方通過行使約定解除權而解除合同。第五，在違約責任方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和損害賠償條款的效力。如果約定的違約金與法定違約金不符，只要約定的數額並不是過高或過低，則應認為該約定有效。
三、關於合同的相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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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合同法問題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

關鍵詞: 合同自由原則/確立/限制/重塑
內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精神內核和實踐綱領。雖然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合同自由原則不斷受到限制,但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我國新合同法盡管對合同自由原則未加以明文規定,但從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和整體內容來看卻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現代合同自由原則。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及其在兩大法系的確立

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是和私有制社會商品經濟的出現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的,而這一原則在兩大法系主要國家的確立則是私有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已孕育了契約自由的萌芽。在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有關諾成契約（Contractus Consensu） 的規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1]在諾成契約中,當時並不注重契約的形式,而只注重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因為它決定著契約的成立和生效。事實上,這一觀念「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極具生命力的契約法原理: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契約之債的效力來源於當事人的合意。這一原理被後世概括為契約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契約自由。」[2]盡管如此,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羅馬法並沒有真正形成完備的契約自由原則。

通說認為,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的完備形式定位於18 —19 世紀,因為此時合同自由原則開始具備了其所需要的理論基礎。[3]一方面,從理性哲學的層面來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所推崇的人權觀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們對財產、自由和生存有著不可否認的自然權利,社會應最大限度地承認個人的權利,應當承認人所具有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過是上述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為強調個人天賦權利與公共權力的抗衡,資產階級法學家特別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私法主體平等,權利義務設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這一資本主義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實現,也才能作為一項基本的原則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與契約平等的觀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羅馬時代,契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羅馬法的一種理想而存在,因為要在皇帝和臣民、貴族與平民的等級社會中,真正實現合同自由,羅馬帝國就不會有斯巴達克斯的起義,羅馬法也就不會出現歷史的斷層,故封建專制制度不可能將合同自由作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另一方面,從其經濟基礎的角度來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經濟的要求。如果說,理性哲學的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導的話,那麼自由經濟的理論則為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提供了最合適的土壤、最充分的條件。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交換相互的財產或服務。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訂立合同。在他們看來,以這種理念建立__起來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最為公平,於社會亦最為有利。同時,根據自由經濟理論,每個人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競爭,既可以使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又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即是說,在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在不自覺地為社會服務。因此,自由經濟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

公允地說,上述理論對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則在近代合同法中成為一項基本原則,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自原始積累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勞動力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各種產品無限制地進入市場進行流通,財富的證券化擴大了交易的范圍,國際貿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建立也拓寬了契約自由的范圍。凡此種種,都為契約自由觀念提供了生長的土壤。[4]為此,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國家都相繼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通說認為,合同自由最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確立於19 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但法國合同法問題研究專家尹田先生認為,在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的闡釋從來都是僅僅存在於法學理論之中,法國民法典對之並未予以明文規定,只是暗示性地規定了這一原則。如該民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即是說,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前提下,當事人有權自願簽訂合同。該法典第1134 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於締約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將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置於與來源於公共權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賦予當事人的意志以強制力,顯而易見,該法典已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當時的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確是民法規范具體適用於法國商品經濟社會的准確表現,作為對合同關系有關法律准則的一種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則包含了一種最為普遍適用的理論,是對各種具體的合同法律現象和問題所作的最科學的解釋,對於法國的司法實踐產生過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德國,1900 年德國民法典的實施標志著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論的最終完成。這一理論以意志自由為基礎,通過人類理性達到法的歷史與現實的融合,從而使私法自治的邏輯成為契約法的基本邏輯。德國民法典雖沒有像法國民法典那樣「暗示性」地規定合同自由原則,但卻處處體現出合同自由的底蘊。其總則編和債權編中的規定,大多數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這一事實又促使這種自由得到了強化。德國大多數學者都比較一致地認為,合同法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合同自由原則。「契約自由在整個私法領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瑪憲法第152條第1 款也特別規定:「在經濟關系方面,依法實行契約自由原則。」在沒有法典化傳統的英美法系,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約自由,但自由權利為天賦人權,這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也表現為私法上的權利。尤其是19 世紀當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和亨利·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史觀奇妙地結合起來,加之受大陸法系概念法學的影響,從而營造出了英美法繫上的自由主義契約論。在這個契約論中,「任何人都有權和任何人締結他們所想要的契約,他們也有權選擇訂立合乎他們自身利益的任何條款。」[6]到了19 世紀晚期,法學家認為,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自然權利,契約自由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主要工具,是永恆和絕對的,甚至於契約自由已被明確地包括在憲法保護的自由之中。美國最高法院在奧爾蓋耶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憲法權利,憲法第14 條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締結所有能夠成為適當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約的權利。為此表達的契約自由原則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約自由作為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是19 世紀美國法的主要特徵。[7]合同自由原則在兩大法系各主要國家的相繼確立,標志著合同自由原則已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及其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傳統合同法學理論,合同自由原則一方面意味著當事人享有絕對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規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則主張完全的、絕對的自由。其實,強調合同自由原則. 並非法律的一切規則都可以被當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也從未被絕對化,即使在1804 年,當對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論證被適用於法國民法典時,也不能不受到諸多限制。如前已述,該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無限制。任何人在獲得某種利益的同時,都有可能被強制接受某種義務。法律的目的不僅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此外,合同自由原則還必然意味著確認符合法定條件的合意勢必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質之所在。

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將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變的理念歸結為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為典型。進入20 世紀以來,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迫使20 世紀的立法者、學者、教授、法官等正視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實,拋棄形式正義觀念而__追求實質正義、兼顧個人本位實現社會本位。而對實質正義、社會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對合同自由從立法和司法上進行必要的規制。在法國,「強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現,形式主義的悄然「復興」,附合合同理論的深刻影響,以及保護消費者利益立法運動的蓬勃發展,表明在法國現代社會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則受到了嚴格限制。[8]在德國,合同自由原則從民法典頒布時起就受到了適當的限制:不得違背法律、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及不得違反誠信原則等。[9]在英國,該原則同樣也受到默示條款（如1979 年的貨物買賣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貨物及服務提供法均規定一些合同必須包含某些默示條款,以便維護社會公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不公正條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條款法和1994 年的消費者合同不公正條款規則規定如果協議中存在不公正條款或免責條款,法律可以限制這些條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國,眾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國統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產物,但二者都對合同自由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條規定:在一方當事人依賴對方當事人允諾的情況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責任仍可以產生。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 —302 條規定,可以拒絕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國法學教授、牛津大學聖約翰協會會員P·S·阿蒂亞在其《合同法概論》一書中指出:「自由放任主義學說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已經黯然失色了,這標志著人們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其主要作用僅是執行當事人經選擇而達成的協議的一種工具。現在的趨勢是把合同看作達到公平的一種積極的工具。」[12]接著,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們一般認為:對契約自由的干預常常是無可非議的,即使從純粹的經濟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預並非是要破壞這種自由市場,而是要支持這種自由市場。當然,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涉,並不總是用來調整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平衡。例如,為各種經濟目的,如控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立法現在並不罕見,這些立法對限制契約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學者驚呼,對合同自由限制意味著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實,對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並不是合同自由原則的衰落,而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真實內涵的恢復和匡正。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對合同自由的絕對放任,就會使合同自由背離其內核———實質正義,甚至對實質正義造成侵害；而對合同自由的過度干預,就有可能縮小私法自治的空間,侵害私人權利。因此,科學的態度是,一方面我們應承認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權利濫用造成事實上的不公正。因此,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從根本上說只是為了彌補合同自由的不足,發揮合同自由之法律真義,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進一步說來,意思自治不再像當初一樣,表現為當事人所當然享有的一種自願、獨立地創設權利和權力,而只是表現為一種由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律在保障社會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確定了當事人行使這一權力的范圍和形式。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運用自己的各種權利。」[14]更何況,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使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重又陷入危機,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了重視。正如經濟領域內各國逐漸奉行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以國家干預為輔的政策一樣,各國又逐漸採用以合同自由為原則以法律限制為輔助的主張。眾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會經濟制度之代表者組成的專家小組起草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1. 1 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權自由訂立合同並確定合同的內容」,該通則第3. 2 條又規定:「合同僅由雙方的協議訂立、修改或終止,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要求。」代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權威學者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達成的共識的《歐洲合同法原則》第1 :102 條關於合同自由中也規定:（一） 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並決定其內容,但要符合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則確立的強制性規則。（二） 當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則的適用或者背離或變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則另有規定。合同法的立法實踐表明合同自由原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對合同自由原則作出必要的適當的限制,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

三、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規制的新思考

我國合同立法是否明確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出於對經濟實行過多的干預和指令性計劃管理,從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長一段時間強調以計劃為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民法理論而橫加批判。改革開放後出台的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訂立經濟合同,應當遵循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客觀地說,這一規定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自願」,這是歷史性的進步,但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該法不僅沒有明文規定合同自由原則,即使對自願原則也沒有明文表述,甚至還將遵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作為經濟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特別強調合同的__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和國家政策,並鄭重確認凡違反國家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時,盡管摒棄了一些計劃經濟的成份,但對該條文規定保留不動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頒布的《民法通則》把自願原則明確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法第4 條規定:「民法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訂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也應遵循這一原則。

在一定意義上,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靈魂,離開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難以成其為「合同法」。然而長期以來,由於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一直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對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法學界對合同法明確合同自由原則普遍持贊同態度,但未獲有關方面認可,以至於1999 年頒布的《合同法》很明顯是以《民法通則》的規定為基礎,直接從原《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的內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願原則。新《合同法》第4 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由此,有學者認為:新合同法規定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並使其貫徹於整個法律,規定了較多的任意性規范。[15] 「自願原則（通說為合同自由原則） 是合同本質的體現」。[16] 「統一合同法拋棄了反映計劃經濟體制本質特徵的經濟合同概念,明文規定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立法目的,規定反映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合同自由原則、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規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機關和合同管理機關對合同的監督,不規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17]也有的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新合同法未能規定自由原則,而是照搬《民法通則》,將合同自由表述為「自願」,而且還將其適用范圍限定於合同訂立。似乎除合同訂立需要「自願」或「自由」外,合同的變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願」或「自由」。[18]

認真研讀新合同法,我們以為,應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開放地而不是封閉地對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則進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與合同自願。一般說來,認為新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是將合同自願與合同自由劃等號的。從他們對合同自願的內涵的界定及本質的闡述上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誠然,合同自願原則源於合同自由原則,在其內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還是有明顯地區別的。一方面,二者在內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說,合同自由可以歸納為締約自由、相對人自由、內容自由、方式自由及變更、解除或終止自由等五個方面；而從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願原則的規定來看,主要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願,大體相當於當事人締約自由這一含義或再稍寬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體現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合同自願原則是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或殘留著計劃體制的思想影響和烙印,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在承認市場機制必要性的同時,又對市場機制的適用范圍給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則和制度是保證市場運行的最基本條件。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原則,合同自願原則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法律原則,是折衷的、不徹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則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形式。[20]如前已述,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只不過一、二十年時間。在整個社會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觀念尚未完全確立。合同自由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是過度,而是猶顯不足。現實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來鞏固改革成果,來強化合同自由的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我們的現狀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國民法典時的法國,個人主義、私法自治的思想風靡一時；也不像1896 年德國民法典頒布時市場經濟和合同自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說在他們的法律中不明確規定「合同自由」,同樣意味著法律堅持了合同自由原則,那麼我們今天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旗幟鮮明地在合同法中確立合同自由原則。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將法學界這一共識加以採納,而代之以合同自願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局限。如此說來,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拋棄了合同自由原則呢？

（二） 合同自由原則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從合同法的指導思想、起草過程和新合同法整體內容來看,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其一、更新合同觀念,最大限度地擺脫了計劃原則的影響。新合同法結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統一為民事合同,強調「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從而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貫徹確立了前提條件。新合同法還重申,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將自己意志強加於另一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當事人訂立合同。這也就充分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其二、健全了關於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國合同立法中較為系統地規范了要約和承諾制度。當事人訂立合同必須採取要約和承諾方式,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一方面,這一締約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則；另一方面,要約和承諾所具有的嚴格的程序性,亦為合同自由原則在締約階段的實現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第二、確立了合同當事人締約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條的規定表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確了當事人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條拋棄了經濟合同法中關於合同內容的具有強制性的「主要條款」制度,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法律列舉的條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條款,欠缺某一條款並不一定導致合同的當然無效。第四、規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按照法律的強制規定或計劃指令來履行。更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和有益的判例學說之基礎上,於第64、65 條分別指出當事人還可以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五、肯定了當事人變更、轉讓、終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條還規定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轉讓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不僅可以產生合同效力,也可以變更、轉讓合同效力,還可以協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該法第93 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擴張了合同責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另一方可以自由選擇違約責任承擔的方式；在解決合同爭議時也可以任意選擇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的任何一種解決方式。尤其重要是,當事人還可以自由放棄自己的救濟權。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還大量的體現在任意性規范的法律屬性中。新合同法從合同的成立、內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及合同責任等各個領域以及分則中買賣等各類合同,都廣泛規定了大量的「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的條款和當事人有約定的「, 按照其約定」的條款,充分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優先的原則。

（三） 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則。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正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階段,但我們所享有的契約自由卻與梅因得出這個論斷時的契約自由有極大差別,是受到規制的契約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賦予了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極大地激發了合同關系當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民事主體個人能力之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但由於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對私利的無限追求,特別是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各種現代社會交易關系極其復雜,無論法律多麼周全、合同多麼嚴密,只要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的方法。嚴格意義上說,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當事人的合意與上升為法律的國家意志的有機統一,合同自由歷來就不是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正因為如此,新合同法通過借鑒參酌,對合同自由原則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實現實質正義、社會公平。該法第5 —7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並使之與合同自由原則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我國合同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從根本上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㈢ 《合同法》中顯失公平的法律特徵是什麼

根據《民通意見》第72條「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利用對方沒有經驗，致使雙方的權利與義回務明顯違反公平、等答價有償原則的，可以認定為顯失公平。」 可以看出有如下特點：1.雙方的權利義務不對等；2.違反公平原則；3.違反等價有償原則；4.受到不公正一方當事人當時出於自願且事後反悔；5.另一方當事人出於故意且明知該行為的不公而為之。

㈣ 合同法規范任意性特點的具體表現

1、民法基本原則，是其效力貫穿於整個民事法律制度和規范之中的民法根本規則，是指導專民事立法、民屬事司法和進行民事活動的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基本行為准則。
2、其的特徵：
（1）內容的根本性。不僅體現社會主義法的一般原則，而且直接體現商品經濟的一般要求。反映民事活動、民事法律關系的本質特徵。
（2）效力的貫徹始終性。貫徹民法的始終，對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進行民事活動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3）形式的非規范性和不確定性。民法的基本原則不具有法律規范所要求的具體行為模式與法律後果的邏輯構成，因而不屬於民法規范。同時，民法的基本原則大多屬於彈性的不確定條件，沒有全面具體地規定權利義務。
（4）功能的強行性補充性。
3、民法的特徵，還可以換下面這種更直白的說法：
（1）民法基本原則是指導民事行為、民事主體和民事司法的准則。
（2）民法基本原則不涉及當事人的具體的權利與義務關系
（3）民法基本原則強行性規范，當中人不得以約定方式來排除適用。

㈤ 合同法對顯失公平的合同如何處理，顯失公平的法律效力

一、處理方式

顯失公平的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予以變更或者撤銷，至於是請求變更還是請求撤銷合同，當事人有選擇權。

合同法規定，下列合同可以變更或者撤消：

1、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2、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3、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

合同法明確規定，因合同顯失公平損失較大方有權提出變更或者撤銷，有過錯的一方應該在合理賠償范圍內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

拓展資料：

二、如何認定顯失公平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2條規定，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利用對方沒有經驗，致使雙方的權利義務明顯違反公平、等價有償原則的，可以認定為顯失公平。

根據該條規定，顯失公平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方面的條件：

1、雙方的權利義務明顯違反公平、等價有償原則;

2、一方當事人利用了優勢地位或利用了對方沒有經驗。

判斷是否顯失公平，既要從一般的社會觀念角度考察權利義務是否對等，同時也要考慮到行為人對其權利依法處分的因素。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如果行為人完全能夠理解行為的內容並預見到行為的後果，出於真實意思表示而對權利義務予以處分，那麼對行為人來說，應當不存在顯失公平的情形。

顯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在訂立合同時因情況緊迫或缺乏經驗而訂立的明顯對自己有重大不利的合同。

例如，某人因資金嚴重短缺或經營上的迫切需要，而向他人借高利貸，此種借貸合同大多屬於顯失公平的合同。顯失公平的合同往往是當事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極不對等、經濟利益上不平衡，因而違反了公平合理原則。

㈥ 懂合同法的請進.

首先，錯上排骨的行為應當定性為基於重大誤解的交付行為（即物權的變動是餐廳的錯誤引起的，此處說它是交付行為是基於物權行為理論，如果未區分物權行為，按我國合同法則可認定為是基於重大誤解而訂立並已履行履行了的合同）
其次，吃排骨的行為在此處不妨視為事實行為，但如果按甲的理由認為是贈與則也可以認定為是接受贈與的法律行為，但此贈與因未有與飯店有事前的合議因此我認為視為事實行為更妥當些。
第三，甲應當為排骨買單，因為從案例中我們無從發現餐廳有任何贈與的意思表示（如無宣傳冊上標定排骨為贈送菜或者服務員在上菜時有告知此為贈送）因此按一般社會上外出在餐廳就餐的習慣，甲個人認為是贈與的想法是不正當的，其吃排骨的行為已經構成給付型不當得利，應當返還，返還不了的則應折價補償，此處即支付菜費。同時由於餐廳是基於重大誤解上錯菜的，因此按我國最高院關於合同法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基於重大誤解的合同屬可撤銷合同，錯誤人在遭受了重大損失時可以撤銷此合同，就這兩個構成要件餐廳都符合因此可以要求顧客乙支付飯前（注意此處不是基於合同要求甲履行給付，而是基於撤銷合同後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最後，飯店雖然有過錯，但是其過錯並不足造成如此的損失，因為甲作為點餐的人員，對於上了未點的菜這一現象應當有一定的注意義務，依一般人的行為習慣至少應當問一下「這是誰點的菜」，但他沒有，可以說已經違反了注意義務，因此在雙方混合過錯的情況下，本著合同法上「等價有償」及「禁止不當得利」的原則，應當判定甲具有直接過錯，有義務為其過錯買單

㈦ 合同解釋的原則是什麼

合同的基本原則主要是：一、平等原則：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二、自願原則： 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三、公平原則： 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四、誠實信用原則： 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五、權利濫用禁止和公序良俗原則： 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㈧ 什麼叫合同法.擔保法.物權法.三者之間的區別和相同點有哪些

十處區別：
物權法第一百七十八條 擔保法與本法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本法。
1、 擔保物權的定義
物權法；第一百七十條 擔保物權人在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擔保物權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擔保財產優先受償的權利，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擔保法－抵押權：第三十三條 本法所稱抵押，是指債務人或者第三人不轉移對本法第三十四條所列財產的佔有，將該財產作為債權的擔保。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有權依照本法規定以該財產折價或者以拍賣、變賣該財產的價款優先受償。
物權法增加了當事人可以約定發生擔保物權的情形的內容，擴展了行使擔保物權的條件，便於債權人行使權利。如此，在製作擔保物權合同時，可以將交叉違約情況列為實現擔保物權的情形。
2、 區分物權合同和物權行為
物權法：
第十五條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
第十四條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自記載於不動產登記簿時發生效力。
第一百八十七條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的財產或者第五項規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築物抵押的，應當辦理抵押登記。抵押權自登記時設立。
第二百二十七條 以注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有關主管部門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
擔保法：
第四十一條 當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財產抵押的，應當辦理抵押物登記，抵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
第七十九條 以依法可以轉讓的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其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質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
可以看出，在物權法中，擔保物權合同與擔保物權本身的效力已經得到區分，二者可以分離，而非擔保法中的合一。在物權法下，擔保物權合同一般自合同成立時生效，而物權自登記時設立（在需要登記時）。
第二部分
3、 擔保物權與保證
物權法：

第一百七十六條
被擔保的債權既有物的擔保又有人的擔保的，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擔保物權的情形，債權人應當按照約定實現債權；沒有約定或者約定
不明確，債務人自己提供物的擔保的，債權人應當先就該物的擔保實現債權；第三人提供物的擔保的，債權人可以就物的擔保實現債權，也可以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
責任。提供擔保的第三人承擔擔保責任後，有權向債務人追償。
擔保法：
第二十八條 同一債權既有保證又有物的擔保的，保證人對物的擔保以外的債權承擔保證責任。
債權人放棄物的擔保的，保證人在債權人放棄權利的范圍內免除保證責任。
擔保法司法解釋：
第三十八條 同一債權既有保證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擔保的，債權人可以請求保證人或者物的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當事人對保證擔保的范圍或者物的擔保的范圍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承擔了擔保責任的擔保人，可以向債務人追償，也可以要求其他擔保人清償其應當分擔的份額。
擔保法刻板地遵循了物權優先的原則，卻限制了債權人的選擇權，將債權人置於不利地位。擔保法司法解釋試圖彌補這一錯誤，然而這一規定並未能在實踐中得到法院良好的執行。物權法將當事人的約定置於最優先的地位，尊重當事人自治的權利，並再次賦予債權人選擇的權利。
4、 抵押財產的擴展
物權法：
第一百八十條 債務人或者第三人有權處分的下列財產可以抵押：
（一）建築物和其他土地附著物；
（二）建設用地使用權；
（三）以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經營權；
（四）生產設備、原材料、半成品、產品；
（五）正在建造的建築物、船舶、航空器；
（六）交通運輸工具；
（七）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財產。
抵押人可以將前款所列財產一並抵押。
擔保法：
第三十四條 下列財產可以抵押：
（一）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著物；
（二）抵押人所有的機器、交通運輸工具和其他財產；
（三）抵押人依法有權處分的國有的土地使用權、房屋和其他地上定著物；
（四）抵押人依法有權處分的國有的機器、交通運輸工具和其他財產；
（五）抵押人依法承包並經發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權；
（六）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財產。
抵押人可以將前款所列財產一並抵押。
最顯著的變化是，物權法所允許抵押的財產包括所有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抵押的財產，而擔保法所允許抵押的財產是依法可以抵押的財產。法律本身，應該是個自下而上的東西，而非自上而下的玩意。法，總是與自由在一起的。看起來，在對法的本質的理解上，已經進了一大步。
5、 承認浮動擔保
物權法：
第一百八十一條經當事人書面協議，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業生產經營者可以將現有的以及將有的生產設備、原材料、半成品、產品抵押，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抵押權的情形，債權人有權就實現抵押權時的動產優先受償。
擔保法未承認浮動擔保。物權法在此又是一大進步，並且，未將適用范圍僅僅限定於公司法人上，合夥、個體戶也可以享受。
浮動擔保物權的行使，是以破產清算制度為依靠的。因此，梁慧星教授對物權法此條持有異議。破產法的通過與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彌補，只是仍然有不足之處。
6、 房產地產統一抵押
物權法：
第一百八十二條以建築物抵押的，該建築物佔用范圍內的建設用地使用權一並抵押。以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的，該土地上的建築物一並抵押。
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規定一並抵押的，未抵押的財產視為一並抵押。
擔保法：
第三十六條 以依法取得的國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該房屋佔用范圍內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同時抵押。
以出讓方式取得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抵押的，應當將抵押時該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時抵押。
鄉（鎮）、村企業的土地使用權不得單獨抵押。以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築物抵押的，其佔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抵押。
在集體建設土地使用權上，二者規定一致。在一般的房地產抵押上，物權法的規定比較全面。
物權法的改進體現在兩點：
（1）規定了房地產統一登記制度，見第十條：不動產登記，由不動產所在地的登記機構辦理。國家對不動產實行統一登記制度。
（2）第182條第2款的規定：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規定一並抵押的，未抵押的財產視為一並抵押。

兩個法條相結合，可以杜絕之前房產、土地分開登記造成的混亂。在擔保法下的現實中，房產、土地分別抵押給不同的債權人，給債權的行使造成了很大的麻煩。
7、 行使擔保物權的時限
物權法：
第二百零二條抵押權人應當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間行使抵押權；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
擔保法
第十二條第二款 擔保物權所擔保的債權的訴訟時效結束後，擔保權人在訴訟時效結束後的二年內行使擔保物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物權法所規定的行使擔保物權的期限，為主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亦即債權人應該在對主債權提起訴訟時同時要求實現抵押權。該等規定短於擔保法所規定的主債權訴訟時效結束後兩年內。
8、 最高額抵押主債權的確定
物權法
第二百零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權人的債權確定：
（一）約定的債權確定期間屆滿；
（二）沒有約定債權確定期間或者約定不明確，抵押權人或者抵押人自最高額抵押權設立之日起滿二年後請求確定債權；
（三）新的債權不可能發生；
（四）抵押財產被查封、扣押；
（五）債務人、抵押人被宣告破產或者被撤銷；
（六）法律規定債權確定的其他情形。
而擔保法對此未涉及及其司法解釋僅有少量涉及。
擔保法司法解釋：
第八十一條 最高額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范圍，不包括抵押物因財產保全或者執行程序被查封後或債務人、抵押人破產後發生的債權。
9、 權利質押登記
物權法：
第二百二十四條 以匯票、支票、本票、債券、存款單、倉單、提單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權利憑證交付質權人時設立；沒有權利憑證的，質權自有關部門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
第二百二十六條 以基金份額、股權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以基金份額、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登記的股權出質的，質權自證券登記結算機構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以其他股權出質的，質權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
第二百二十七條 以注冊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有關主管部門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
第二百二十八條 以應收賬款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信貸徵信機構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
擔保法：
第七十八條 以依法可以轉讓的股票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證券登記機構辦理出質登記。質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以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出質的，適用公司法股份轉讓的有關規定。質押合同自股份出質記載於股東名冊之日起生效。
第七十九條 以依法可以轉讓的商標專用權，專利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其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質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
物權法關於權利質押登記的規定遠較擔保法全面。其中，明確了普通公司股權質押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為准，取消了擔保法記載於股東名冊的規定，在客觀上有公示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物權法對應收帳款出質的登記做了規定，對金融機構開展保理業務大為方便。
10、 關於留置權的范圍
物權法：
第二百三十條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留置已經合法佔有的債務人的動產，並有權就該動產優先受償。
第二百三十一條債權人留置的動產，應當與債權屬於同一法律關系，但企業之間留置的除外。
擔保法：
第八十四條 因保管合同、運輸合同、加工承攬合同發生的債權，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債權人有留置權。
法律規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適用前款規定。
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不得留置的物。
物權法擴展了留置權的范圍，將其擴展至一切債權人合法佔有債務人動產的場合（企業之間），僅在涉及自然人時限定動產與債權應屬於同一法律關系。而在擔保法下，僅保管、運輸、加工承攬三種情況，這與紛繁復雜的經濟活動顯然並不相稱，不利於對債權人的保護。

此外，在登記制度上，物權法比現行制度大為簡化，並限制登記機構利用職權之便設置令當事人十分厭惡卻又無可奈何的障礙，比如不動產評估。在擔保法下，登
記機構常引用第三十五條的規定要求當事人提供評估報告，並限制登記的債權不得超過不動產的評估價值。而為令債權得到充分的保障，債權人常常不得不設法將抵
押物評估價值抬高。物權法在這點上，可謂做了件小功德。
物權法：
第十條 不動產登記，由不動產所在地的登記機構辦理。
國家對不動產實行統一登記制度。統一登記的范圍、登記機構和登記辦法，由法律、行政法規規定。
第十二條 登記機構應當履行下列職責：
（一）查驗申請人提供的權屬證明和其他必要材料；
（二）就有關登記事項詢問申請人；
（三）如實、及時登記有關事項；
（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職責。
申請登記的不動產的有關情況需要進一步證明的，登記機構可以要求申請人補充材料，必要時可以實地查看。
第十三條 登記機構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要求對不動產進行評估；
（二）以年檢等名義進行重復登記；
（三）超出登記職責范圍的其他行為。
擔保法：
第三十五條 抵押人所擔保的債權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價值。
財產抵押後，該財產的價值大於所擔保債權的余額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餘額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