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托邁耶對中國行政法影響

Ⅰ 行政法的問題。

請參考以下文章：

今天在閱讀葉堅學者所寫的「關於行政行為的幾個問題的界定」一文，認為其對「行政事實行為」的這一概念產生了誤解。其引用方世榮教授所說的「所以沒有必要採用行政行為（行政法律行為）與行政事實行為這樣的二分法，現有的所謂事實行為完全可以為行政行為所涵蓋。行政事實行為是一個內涵很不確切的詞語，應予廢棄。」 對於行政行為這一概念的認識，最早出現在法國行政法學，直到1895年，德國行政法學鼻祖奧托•邁耶教授在其論述德國行政法的鴻篇巨著中把行政行為權威性的定義為：行政行為是關於「個別的條件下決定某個權利主體的權威性宣告」。[1]此後，行政行為這一概念成為各國行政法學的一個核心范疇。我國大多數學者普遍認為行政行為是指「享有行政權能的組織或個人運用行政權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法律行為。」並且分析出行政行為具有單方性、無償性、強制性的法律特徵。[2]從這一定義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將行政行為理解為是法律行為的一種。而就法律行為這一概念而言，是指人們所實施的，能夠發生法律上效力、產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為。其所對應的范疇應是「非法律行為」，如純粹的經濟行為、政治行為、道德行為、宗教行為等。[3]這樣看來，法律行為並非對應的是事實行為。而事實行為被認定為是法律行為中的一種非意思表示行為，是指非經行為者意思表示而是基於某種事實狀態即具有法律效果的行為，如民法上的先佔、遺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發現等。[4]從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法律行為則是行政行為和事實行為二者共同的上位概念。那麼我們還需要弄清楚的是，什麼是行政事實行為？行政事實行為與行政行為、事實行為之間是一種什麼關系？行政事實行為和事實行為是否是同一概念呢？根據學者們的考察和研究，行政事實行為這一概念最早是從德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耶律納克所提出的「單純公權力行政」一詞所演變而來的。所謂「單純公權力行政」是指「類似市政有關的都市房屋、街道、公園、水庫等的建築，及其他技術方面的行為以及行政機關用文字發行的『指導』文件，如公安為避免車禍所發行宣導交通安全之別針、小冊子，以及社會服務性的工作指南、民眾 調解與法律咨詢的說明書等，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行為。」[5]對於行政事實行為這一概念的進一步分析和理解，中外行政法學界也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要代表的觀點有：德國法學家毛雷爾認為行政事實行為是指某種事實結果而不是法律後果的所有行政措施。[6]著名的印度公法學者賽夫教授在其著作中將行政事實行為表述為「是旨在產生事實上結果而不是法律結果的行為」，這一點與毛雷爾的認識是相同的。繼而他又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或行政機關的其他法律行為均屬於行政事實行為。[7]針對其這種理解，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因為行政行為必然產生一定的法律後果，這是由行政行為的性質所決定的，而與行政事實行為不會產生法律後果而是事實結果相比較，與其所稱的行政行為屬於行政事實行為的認識產生了矛盾，因為法律後果與事實結果應是一對相對應的范疇，它們之間不存在隸屬性。因而行政行為當然不屬於行政事實行為。但是，無論學者們對行政事實行為與行政行為的關系如何認定，對行政事實行為法律屬性和特徵的認定是明確的，即行政事實行為是行政主體依據行政職權所實施的一種行為，具有行政性的特點，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再者，就目前各國的立法例當中，都表明行政事實行為不會產生法律約束力，但實際上它對行政相對人的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仍可能產生實際上的損害。經過上述對行政事實行為特性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行政事實行為並不是簡單的從事實行為這一法理概念中推演出來的，而其表現出自身產生的基礎和獨特的法律意義，其實二者是兩個不具有同質性的概念。就行政事實行為而言，根據其性質和特徵，有學者將其歸納為補充性行政事實行為、即時性行政事實行為、建議性行政事實行為和服務性行政事實行為。

Ⅱ 法律保留原則的簡介

是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皆必須有法律授權，否則，其合法性將受到質疑。
行政行為的做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沒規定的行政主體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為。 憲法保留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憲法上所規定的法律保留，另外一種是憲法本身的保留。
法律保留也被稱為特別保留，是相對於一般保留而言的。所謂特別保留是指憲法規定將某些事項交由民意代表機關來制定，而其他國家機關均無權制定。特別保留的對象主要是憲法中有關基本權利的限制、國家機構的組成等規定，之所以認為是「特別的」，原因在於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往往是個別的、零散的，缺乏統一性和普遍性。
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法律保留原本是行政法上的原則，主要由行政法來規定，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憲法結構的變遷，出現了憲法的專門規定，這就產生了憲法上規定的特別保留能否取代行政法的一般保留的問題。答案如為肯定，則表示法律保留僅以憲法規定的為限，由此傳統上有關法律保留范圍的爭議就可以劃上句號；答案如為否定，則表示憲法所列舉的保留只是一般保留在憲法上的部分落實，憲法列舉之外的事項仍有適用一般保留的可能。對此，筆者傾向於否定說。作為與一般保留相對應的憲法保留，實際上等同於我們後面要講的「國會保留」或「絕對保留」，從而屬於法律保留的一種。
另一種意義的憲法保留是指由憲法來專門規定某些事項，其他國家機關，甚至民意代表機關也不得進行規定。這種類型的憲法保留主要體現在對一些帶有絕對性的基本權利的限制上。
一般認為，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是憲法保留的典型。該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減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削減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伸冤之權利。這種類型的憲法保留立基於基本權利的絕對保障，體現了對立法者的立法禁止，與旨在界分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法律保留的目的不同。所以，不應認為屬於法律保留的一種，也就是說，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並不包括憲法在內。 所謂行政保留是指受憲法保障的行政自主地位。雖然法律保留和行政保留都旨在維護立法與行政分立的原則，但法律保留強調行政對立法的服從，而行政保留則強調立法對行政的尊重。
行政保留的典型是法國，1958年憲法第34條列舉了國會立法的范圍。第37條規定，凡在第34條列舉范圍之外的事項都屬於條例的范圍。第34條還在列舉屬於法律范圍內的事項時，規定其中某些事項法律只能規定原則，原則之外就屬於條例的范圍。法國政府制定條例的權力不僅范圍廣，而且有確定的保障。第61條更規定，國會所制定的法律如果超出了第34條列舉事項，因而侵犯了屬於條例的許可權時，政府可以請求憲法委員會宣告法律違憲。
行政保留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一般在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均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國家才允許有行政保留的存在，否則，在立法機關由選民選舉產生，行政機關由委任產生的情況下，既然行政機關的民主性弱於立法機關，那麼，在人民主權的原則下，行政機關只能是處於服從立法、執行立法的「傳動帶」地位。這也就是為什麼行政保留只在採用總統制、半總統制的美國和法國才有探討的可能的原因。
當然，隨著行政權與立法權地位的消長，傳統的強調行政服從立法已轉向強調行政與立法的均衡，甚至相互尊重。也就是說，行政有其獨立的價值，行政的功能無法為其他權力所取代。這種功能結構取向的權力分立原則導致行政保留實際上廣泛存在。
據台灣學者廖元豪的列舉，下列事項一般屬於行政保留的范圍：
（1）國家對外事務；
（2）軍事事務；
（3）高級或重要官員的任免；
（4）執行法律。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為何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首先是指實定法，與超實定的法不同。奧托·邁耶最早提出依法律行政原則時，將其中的法律僅限於國會通過的、實定的法律，但是，隨著二戰後，實質法治國理論的興起，實定法必須受超實定的法的約束，尤其是在缺乏實定法的前提下，行政還必須服從於超實定的法，這種超實定的法，比如憲法精神、公平、正義的法律理念等等，從而使「依法律行政」走向「依法行政」。1949年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3款規定，行政權和司法權應受法律和法的拘束。這里的「法律」與「法」的區分就反映了「依法行政」的思想。但是，筆者認為，超實定的法對行政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法律優先原則中，當代的法律優先原則要求，行政不僅不能違反實定的法，而且也不能違反超實定的法。但是，法律保留原則本身要求行政必須在獲得法律的明確授權後才能行為，而這里的明確授權只可能來自實定法，而不可能是超實定的法。如果認為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包含超實定的法，則本身與授權明確性的要求是相矛盾的。
惟有學者進而認為，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僅指民意代表機關制定的法律，即國會法律，筆者對此表示異議。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否認行政立法的存在。筆者認為：
首先，行政立法的存在是為了彌補國會立法的不足。比如：
（1）民意代表囿於專業知識的缺乏，對某些專業性、技術性的問題，不如行政機關熟悉；
（2）基於時間因素的考慮，通常國會僅在法律中作原則性的規定，至於技術性、細節性的問題則委任行政機關來完成；
（3）行政立法的程序不如法律制定的三讀程序繁復，較能保證實效，從而對社會生活環境作出迅速的反應；
（4）行政機關更能熟悉地方上的特殊需要，授權行政機關立法能收到因地制宜的效果。
基於上述原因，行政立法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其次，否認行政立法存在的理由主要是擔心行政立法會破壞傳統的權力分立原則和民主原則，這種擔心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然而，現代法學也產生了控制行政立法的諸多手段，最典型的如授權明確性原則，即行政立法必須在國會的明確授權下才能進行，行政立法相對於國會立法處於執行、補充的地位，從而防止民主正當性不如國會的行政機關恣意侵害公民的基本權利。
再次，在授權明確性原則的指導下，即行政立法的目的、范圍、內容均由國會作首次判斷的情況下，行政立法無異於對國會立法的具體化，其內容本身相對於行政而言具有重要性，至於哪些事務可以授權行政立法，哪些事務必須由國會自己來立法，已屬於立法內部的許可權劃分。正是基於行政立法的出現，法律保留才有了絕對保留（國會保留）和相對保留（授權行政立法保留）的二分。
另外，關於地方自治立法是否屬於法律保留中「法律」的范圍。筆者認為，地方自治立法不宜列入法律保留的討論范圍，原因在於，地方行政機關行使權力雖然需要地方自治立法上的依據，但地方自治立法究竟可以規定哪些內容，這關繫到中央與地方的分權，而這屬於垂直方向的權力分立問題，與主要關注水平方向的權力分立的法律保留的性質不同。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地方自治立法包括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上述立法均不包含在法律保留中「法律」的范圍內。

Ⅲ 立法原則，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的關系

是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皆必須有法律授權，否則，其合法性將受到質疑。
行政行為的做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沒規定的行政主體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為。
法律保留與憲法保留
憲法保留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憲法上所規定的法律保留，另外一種是憲法本身的保留。
法律保留也被稱為特別保留，是相對於一般保留而言的。所謂特別保留是指憲法規定將某些事項交由民意代表機關來制定，而其他國家機關均無權制定。特別保留的對象主要是憲法中有關基本權利的限制、國家機構的組成等規定，之所以認為是「特別的」，原因在於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往往是個別的、零散的，缺乏統一性和普遍性。
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法律保留原本是行政法上的原則，主要由行政法來規定，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憲法結構的變遷，出現了憲法的專門規定，這就產生了憲法上規定的特別保留能否取代行政法的一般保留的問題。答案如為肯定，則表示法律保留僅以憲法規定的為限，由此傳統上有關法律保留范圍的爭議就可以劃上句號；答案如為否定，則表示憲法所列舉的保留只是一般保留在憲法上的部分落實，憲法列舉之外的事項仍有適用一般保留的可能。對此，筆者傾向於否定說。作為與一般保留相對應的憲法保留，實際上等同於我們後面要講的「國會保留」或「絕對保留」，從而屬於法律保留的一種。
另一種意義的憲法保留是指由憲法來專門規定某些事項，其他國家機關，甚至民意代表機關也不得進行規定。這種類型的憲法保留主要體現在對一些帶有絕對性的基本權利的限制上。
一般認為，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是憲法保留的典型。該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減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削減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伸冤之權利。這種類型的憲法保留立基於基本權利的絕對保障，體現了對立法者的立法禁止，與旨在界分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法律保留的目的不同。所以，不應認為屬於法律保留的一種，也就是說，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並不包括憲法在內。
法律保留與行政保留
所謂行政保留是指受憲法保障的行政自主地位。雖然法律保留和行政保留都旨在維護立法與行政分立的原則，但法律保留強調行政對立法的服從，而行政保留則強調立法對行政的尊重。
行政保留的典型是法國，1958年憲法第34條列舉了國會立法的范圍。第37條規定，凡在第34條列舉范圍之外的事項都屬於條例的范圍。第34條還在列舉屬於法律范圍內的事項時，規定其中某些事項法律只能規定原則，原則之外就屬於條例的范圍。法國政府制定條例的權力不僅范圍廣，而且有確定的保障。第61條更規定，國會所制定的法律如果超出了第34條列舉事項，因而侵犯了屬於條例的許可權時，政府可以請求憲法委員會宣告法律違憲。
行政保留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一般在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均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國家才允許有行政保留的存在，否則，在立法機關由選民選舉產生，行政機關由委任產生的情況下，既然行政機關的民主性弱於立法機關，那麼，在人民主權的原則下，行政機關只能是處於服從立法、執行立法的「傳動帶」地位。這也就是為什麼行政保留只在採用總統制、半總統制的美國和法國才有探討的可能的原因。
當然，隨著行政權與立法權地位的消長，傳統的強調行政服從立法已轉向強調行政與立法的均衡，甚至相互尊重。也就是說，行政有其獨立的價值，行政的功能無法為其他權力所取代。這種功能結構取向的權力分立原則導致行政保留實際上廣泛存在。
據台灣學者廖元豪的列舉，下列事項一般屬於行政保留的范圍：
（1）國家對外事務；
（2）軍事事務；
（3）高級或重要官員的任免；
（4）執行法律。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為何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首先是指實定法，與超實定的法不同。奧托·邁耶最早提出依法律行政原則時，將其中的法律僅限於國會通過的、實定的法律，但是，隨著二戰後，實質法治國理論的興起，實定法必須受超實定的法的約束，尤其是在缺乏實定法的前提下，行政還必須服從於超實定的法，這種超實定的法，比如憲法精神、公平、正義的法律理念等等，從而使「依法律行政」走向「依法行政」。1949年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3款規定，行政權和司法權應受法律和法的拘束。這里的「法律」與「法」的區分就反映了「依法行政」的思想。但是，筆者認為，超實定的法對行政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法律優先原則中，當代的法律優先原則要求，行政不僅不能違反實定的法，而且也不能違反超實定的法。但是，法律保留原則本身要求行政必須在獲得法律的明確授權後才能行為，而這里的明確授權只可能來自實定法，而不可能是超實定的法。如果認為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包含超實定的法，則本身與授權明確性的要求是相矛盾的。

Ⅳ 法律優先和法律保留的區別

所謂法律優先，是指上一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高於下一層次法律規范。
原則要求：在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已有規定的情況下，下一位階的法律規范不得與上一位階的法律規范抵觸；上一位階法律規范沒有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作了規定的，一旦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就該事項作出規定，下一位階法律規范就必須服從上一位階法律規范。實踐中，若是法律、法規、規章均對某事項作了規定，法規、規章與法律不一致的，適用的順序依次是法律、法規、規章。這是行政機關在依照法律、法規、規章實施行政管理時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
法律的優先適用原則包括基本法優於部門法；部門法優於地方法；新法優於舊法。
法律保留的思想產生於19世紀初，最早提出該概念的是德國行政法學之父奧托·邁耶。根據邁耶的經典定義，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圍內對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因此，法律保留本質上決定著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從而也決定著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法律保留是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皆必須有法律授權，否則，其合法性將受到質疑。
行政行為的做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沒規定的行政主體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為。
區別：
首先，法律保留原則不同於我們平常所說的法律優先原則。法律優先原則是指一切行政行為都要與法律規范相一致，不得與之相違背。相比之下，法律優先原則只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背法律，至於法律沒規定的情況下，行政行為能不能作出，法律優先原則並不過問；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法不禁止皆自由」。而法律保留原則則相反，它要求行政行為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作出，法律沒規定的就不得作出；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法無明文規定者不得為之」。所以，法律保留原則要比法律優先原則的要求更高，如果說法律優先原則是對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消極要求的話，那麼法律保留原則則是對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積極要求。
而且雖然法律優先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都是行政主體必須遵循的，但更能體現行政法基本精神的是法律保留原則。因為法律優先原則僅要求任何行為不得與法律相違背，其實這不僅是對行政主體的要求，而且也是對法治社會中任何一個主體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說它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話，那麼它也應是民法、刑法等任何其它一個部門法的基本原則。所以與其稱其為行政法的基本原則，還不如稱其為法治的基本原則更准確。但法律保留原則就不同了，它針對行政主體，且只在行政法領域具有普遍指導性，而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門法領域它就不具有普遍指導性。它這種只鍾情於行政法的特殊性，決定了它才真正稱得上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
其次，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並不僅限於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而且還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法律保留原則的實質是使行政權在立法權的監控之中，以實現「為民行政」的目的。照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應僅指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但事情並不這么簡單。在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時期，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觀念，政府職能較少，因而代議立法完全能適應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但20世紀初開始，尤其是二戰結束後，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空前擴大，復雜多變的管理對象、日益專業化的行政技術以及行政效率的內在要求，都使得代議立法再也無法適應行政管理的需要。為此它不得不把一些原本屬於自身的立法權授予行政主體來行使，一旦行政主體獲得這種授權後，它們也就成了立法主體，而它們按照授權所定之規則也成了法律。由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就不僅僅指代議立法所定之規則，而且還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果行政立法所定之規則也納入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不免使行政主體既是立法主體，又是執法主體，這不就違背了法律保留原則所追求的以立法權（民意）監控制約行政權的基本精神嗎？其實不然，雖然行政立法使行政主體也有了立法權，一定程度上確實削弱了代議機關對它的監控和制約。但我們必須看到行政立法的產生和存在並不是為了取代代議立法，而僅僅是為了代議立法的補充和完善。再則，行政立法本身並不具有獨立性，它必須事先得到代議機關的授權，並在其授權的范圍內進行。這些都使得行政立法還是始終處在代議機關（民意）的監控制約之中，並無任何擺脫。所以，把行政立法納入到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並沒有違背法律保留原則的所追求的基本精神，而僅僅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為了更好地貫徹它的基本精神，我們所採取的方式有所改變而已。

Ⅳ 法律優先原則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優先」一詞，源自德國行政法鼻祖奧托．邁耶之首創，他認為，法律為國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強者。到目前為止，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的學者在論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時，也大都把法律優先作為其中的一項。只不過，在他們那裡，法律優先的含義相當寬泛。法律優先（法律優位）這一概念被引人我國行政法學時，多數學者則將其內涵相對限制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認為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優先於行政立法，即強調法律對於行政立法（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
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法律優先原則還應包括司法活動優先於其他活動，以體現社會對法律的遵從和敬畏。對於一個公民。但參與司法活動和其他活動出現時間沖突時，應當優先參與司法活動，使司法活動得到優先的保障。 在我國行政法學中引入法律優先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沒有必要象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那樣寬泛地使用這一概念。因為他們所使用的廣義上的法律優先一詞，實際上從一個側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義。而目前，我國行政法學明確而公認的概念——「職權法定」已經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層涵義，即「任何行政都必須具有法定依據，而不得與之相違反」。只是作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關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間的關系卻一直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概念來表述。法律優先一詞則能夠准確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
同時，在這種意義上使用法律優先一詞，也表明在這里，「法律」僅限於狹義上，即僅指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因而與其字面含義相一致。並且，德、日學者所使用的法律優先一詞，只是說「行政」是廣義上的，即法律優越於一切行政活動，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則僅限於狹義上使用。因此，將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限定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是適當的。這樣，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一起分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共同說明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進而與職權法定原則一起共同構成了行政法定原則或者依法行政原則的完整內容。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對於行政立法幾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從這個角度而言，法律優先實質上強調的是法律的位階體系。所謂法律位階，是指「一部法律在一個國家法律體系中的縱向地位。」
在我國，權力機關的立法權居於立法活動的主導與核心地位，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立法權的依據和基礎。行政立法為從屬性立法，是在國家權力機關立法權保留之外的立法，並要受權力機關的監督。
法律優先原則作為法律位階的行政立法中具體作用的客觀要求，在強調國家立法許可權與行政立法許可權劃分的同時，側重於要求低位階法律規范的制定必須以高位階的法律規范為依據，前者必須服從於後者，並不得與之相抵觸。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又可具體導出「根據（法律）」和「不相抵觸」兩個派生性原則：
一是「根據（法律）」原則。該原則是指行政立法應服從法律位階的要求，以上位法作為行政立法的根據。「根據（法律）」原則理清了立法權在不同地位的國家機關的許可權劃分標准，保障了國家立法體系的統一性和有序性，同時也是對行政立法內容的一種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規定，符合內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觸」原則。所謂「不抵觸」，是指在法律位階的層級結構中，下位階的法律不得與上位階的法律相沖突，凡有沖突應以上位階的法律為准繩。與「根據（法律）」原則相比，「不抵觸」原則主要側重於行政立法的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機關為了執行法律而進行行政立法，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和原則，其立法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悖。

Ⅵ 法國布朗格案件大致情況與對中國行政法的啟示

這個案件的直接意義是確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在管轄權劃分上的一個新的標准,更為深遠的意義是它確立了新的「公務」行政觀念。同時它宣布放棄傳統的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理論,明確承認了國家的賠償責任

Ⅶ 中國人和美國人對行政法的看法相同之處

相同之處就是我們必須執行已經成文了的法律,美國人更注重人權,法律都內是以人權被基本擬定的容,而中國的行政法是完全按照權利擬定的,看起來嚴絲合縫,但是實際上,正是因為法律的嚴密性,導致出現問題,互相推脫責任,但是在美國,三個執法部門,都是分別獨立的,主要的區別,就在人權問題上,在中國,你找不到民主選舉的國民主席,在中國,在美國.歷屆都是選舉出來的,雖然裡面有著我們不知道的秘密,但是美國非常注重人權,而在我們華夏兒女身上,有的只是歷史悠久的帝王制度,和所謂的現在的和諧社會,說白了,就是美國的執政黨,都是民主選舉出來的.我們的都是誰的權威大,就可以延續下去!

Ⅷ 行政法領域好的書籍有哪些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推薦理由：回這是由大答陸一些著名行政法學家共同撰寫的行政法學教材，由於每個撰寫者都是相關領域里的專家，所以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多觀點已經成為通說，也是很多學校考研的指定教材。對於法學本科學生學習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具有重要作用。

Ⅸ 加入WTO對中國行政法律制度的影響

對於中國來說，奉行「依法治國」的方略以及加入，必將提出全球化的法律規范如何與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相整合的問題。應當特別注意的是，這種中國自身法律體系與國際的接軌，不僅僅發生於有關國際貿易與投資等領域。事實上，中國國內的公法制度，即憲法和行政法制度，不僅構成法治之實現的最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WTO自由貿易理念及其多邊貿易體制的落實具有關鍵性意義。特別是作為國內公法的行政法制度，更涉及到世界貿易組織管理規范的核心問題。因此，在法治和WTO的背景之下探討中國公法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緊迫而重要的意義。

WTO背景下中國行政法改革的若干突出問題
（1）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及相關問題
從行政法角度來說，地方保護主義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
第一，地方性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違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部委規章的規定，制定特殊的保護性規則。
第二，為保護本地區利益而進行的行政干預。
第三，在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中，還存在著民族自治區、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經濟開發區等使用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區域，這些區域中相關的法律與管制政策，例如許可制度、價格、稅收優惠制度等等，都與其他地區存在某種程度的差別。
第四，司法過程中的地方保護主義。
（2）法律與政策的統一實施問題
（3）行政許可制度的完善
（4）規章制定和法律實施中的透明度問題
（5）行政管制機構的中立性問題
（6）對行政行為的復議和司法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