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54條釋義

㈠ 新刑事訴訟法第254條是什麼內容

《刑事訴訟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第二百五十四條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上或者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

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對於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

(1)刑事訴訟法54條釋義擴展閱讀

根據《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五十五條上級人民法院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的，應當指令原審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級人民法院審理；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更為適宜的，也可以指令原審人民法院審理。

第二百五十六條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的，應當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如果原來是第一審案件，應當依照第一審程序進行審判，所作的判決、裁定，可以上訴、抗訴。

如果原來是第二審案件，或者是上級人民法院提審的案件，應當依照第二審程序進行審判，所作的判決、裁定，是終審的判決、裁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再審案件，同級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

第二百五十七條人民法院決定再審的案件，需要對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的，由人民法院依法決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再審案件，需要對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的，由人民檢察院依法決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判的案件，可以決定中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

第二百五十八條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應當在作出提審、再審決定之日起三個月以內審結，需要延長期限的，不得超過六個月。

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判抗訴的案件，審理期限適用前款規定；對需要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的，應當自接受抗訴之日起一個月以內作出決定，下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期限適用前款規定。

㈡ 刑事訴訟法法條辨析 第50和54條一起

刑事訴訟法法條辨析：第50和54條比較，50條規定的是對司法工作人員收集證據的要求，54條是對取版得的證據排權除性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 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 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㈢ 如何理解和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第2款

1、 對「行政機關」和「查辦案件」的解讀
這里的「行政機關」，是指具有行政執法和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以及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在法定授權范圍內實施行政處罰的組織，具體包括稅務、審計、工商、土地、環保、衛生、質監、人民銀行等行政機關，以及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等法律法規授權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修正後《刑訴法》第52條第2款在「行政執法」後加入「查辦案件」一詞，主要是針對我國監察部門對國家工作人員違法違紀案件進行調查、辦理的情況，而此種查處行為並非「行政執法」，立法部門專門在此款中用「查辦案件」來概括此種情況。此外，「查辦案件」行政機關的實踐工作中也經常使用，在200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的《關於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中也使用了「查辦案件」一詞，「行政執法機關在查辦案件過程中，對符合刑事追訴標准、涉嫌犯罪的案件，……。」
2、對「等」字的解讀
對於此款中「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的「等」字的解讀尤為重要，關繫到哪些行政執法證據可以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問題。學者們有不同理解，有的理解為列舉未完，為了文字簡潔不作贅述；有的學者解讀是列舉後煞尾，可以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的行政執法證據也就僅限於「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這四種。從文義解釋的角度，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依照邏輯解釋和系統解釋，就會發現前者更合理。根據修正後《刑訴法》的邏輯思維和行文習慣，「等」字多是代表列舉未完，而如果後面再沒有內容，就不會再用「等」字。如第54條「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根據《刑事訴訟法》與相關行政規章的關系，為了保持內容的一致性，這里的「等」字更宜解釋為列舉未完。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台的《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明文規定，「行政執法部門依法收集、調取、製作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檢驗報告、鑒定結論、勘驗筆錄、現場筆錄，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庭審質證確認，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意見》規定了七項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的行政執法證據，考慮到法規規范之間的一致性，這里的「等」應解釋為列舉未完。
3、對「證據」和「證據材料」的解讀
在法理上，證據和證據材料有聯系但又不相同。其聯系是指，證據往往來源於證據材料，證據材料是取得證據的基礎和前提。區別是：證據材料是尚未審查、核實的事實，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還不是證據；而證據，則是對證據材料經過去偽存真、查證核實，與案件有關的事實。[1]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法律中對「證據」和「證據材料」並沒有作刻意區分，不同的法律條文中使用的「證據」一詞時，含義並不相同，有時「證據」是指證據材料，即有待查證屬實的證據的原始材料。第52條第2款的「證據材料」是指尚未查證核實的證據原始材料；這里的「證據」也是指證據材料，是「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而非作為定案依據的「證據」。物證、書證等各種類型的「證據」，在未經查證屬實之前，僅僅是「證據材料」，這些證據材料可能真實，也可能不真實，需要經過審查判斷才能確定。經過查證屬實，符合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具有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內容的，才是真正的證據。

㈣ 刑事訴訟法 50條 54條

一、《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 【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概括性規定】人民法院版、人民檢察院權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二、第五十四條 【剝奪政治權利的內容】剝奪政治權利是剝奪下列權利:
(一)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的權利;
(三)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
(四)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

㈤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釋義

根據本條規定，刑事案件只要存在六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就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對於刑事訴訟開始前已經發現的，不應立案受理。在偵查階段發現的，應當撤銷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發現的，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在審判階段發現的，對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應當作出判決，宣告無罪；對於告訴才處理，被害人撤回告訴的，用准許撤訴的裁定結案；對具有其他情形的案件，一律裁定終止審理。

《刑事訴訟法》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

（一）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三）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

（四）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5)刑事訴訟法54條釋義擴展閱讀

刑事責任是指犯罪行為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主刑和附加刑兩刑事責任包括照刑事法律的規定追究其法律責任。主刑，是對犯罪分子適用的主要刑罰，它只能獨立使用，不能相互附加適用。

主刑分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獨立適用，不能附加適用。附加刑分為罰金、財產。對犯罪的外國人，也可以獨立或附加適用驅逐出境。

對於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了不同的處理方式。具體說來，在立案階段，人民法院發現自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不予受理。公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應作出不立案的決定。

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撤銷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在審判階段，對於上述第一種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以判決宣告無罪。對於其他幾種情形，一般應以裁定終止審理。不過，根據已經查明的案件事實和認定的證據材料，能夠確認已經死亡的被告人無罪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㈥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6條第二亂是什麼最新消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刑事訴訟法 第五十六條
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
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新刑事訴訟法中的體現

（一）非法證據的界定和排除范圍

世界上許多國家或多或少的存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何謂「非法證據」?歸結起來有狹義說與廣義說兩種觀點。廣義說認為，非法證據之所以不合法，是因為收集或提供證據的主體，證據的內容，證據的形式，收集證據或提供證據的程序、方法這四個方面之一不合法，而造成證據不合法；狹義說認為，非法證據是由於法定人員違反法定程序，用不正當方法收集證據材料，而致證據不合法。狹義說忽略了搜集證據主體等方面，存在片面性，沒有全面闡述非法證據的概念內涵，顯然廣義說對非法證據的含義界定較為科學全面。按照廣義說的定義，非法證據應該包含以下三種情況：一是用非法手段獲得的實物證據，如物證、書證等；二是用非法方法獲得的言詞證據，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證人證言等；三是以非法獲得的實物證據、言詞證據為線索獲得的證據，此種證據被稱為"毒樹之果"。

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吸收了2010年六部委頒布的《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關非法證據概念的界定，將非法證據分為非法言詞證據和非法實物證據兩大類別。將非法證據的范圍劃定為「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以及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物證、書證。」

1、非法言詞證據

非法言詞證據包括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可以看出我國的非法言詞證據僅限於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詞證據，但是其中的「非法」並未給出定義，非法有不合法或違法之意，根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被侵犯的種類和程度，違法有嚴重違法和一般違法之分，嚴重違法通常指取證程序不合法而侵犯的相對人的基本權利，而一般違法通常是指取證形式不合法的情況，例如訊問筆錄沒有填寫訊問時間、地點等，因此如果將所有違法取得的證據不作區分都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未免過猶不及，排除取證程序違法而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被害人的基本權利而取得的言詞證據是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的，但是對於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而取得的言詞證據就不宜剛性地排除掉，也就是說將「非法」限定於獲取言詞證據違反法定程序將更有利於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兩種價值的平衡。其次，條文只是列舉了「 刑訊逼供」、「暴力」和"「威脅」三種手段，但對於本條的理解適用應並不僅僅限於這三種手段。可見新刑訴法規定的非法取證的手段並未都在排除之列，以引誘、欺騙等方法取得的證據是否屬於排除的范圍不太明確，再加上「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規定，較難操作的 「刑訊逼供」如何理解，「等」如何界定的問題爭議較大。筆者認為，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的含義應予以進一步明確化和具體化，並應當對「等」作出明確的規定，以增強司法實踐的可操作性；此外，我國非法證據范圍擴大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以及非法實物證據，在具體操作上還需要在今後的司法實踐中作進一步的探索。建議將「非法方法」做擴大解釋，積極貫徹落實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基本原則。

2、非法實物證據

相對於言詞證據而言，實物證據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在一定程度上對認定案件事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偵查技術手段和偵查能力不甚完備的階段，有條件地限制實物證據排除將對懲罰犯罪大有益處。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對非法實物證據排除需要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收集證據的程序違法；第二這種程序違法非常嚴重以至於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第三這種程序違法不能被補正或不能被合理解釋。可見，我國對實物證據的排除有嚴格的限制，不輕易將其排除在證據鎖鏈之外。新《刑事訴訟法》對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實際上設置了很高的門檻，特別是對於「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較難把握，事實上賦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可能導致非法實物證據在事實上無法得到排除。由於實物證據具有客觀性和不可替代性，出於懲罰犯罪的需要，對其限定嚴格的排除條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國仍然重懲罰，輕保障的現實背景下，過高的門檻又會使法律規定流於形式，起不到其應有的人權保障的作用。建議在未來的立法中，更加明確非法實物證據排除的條件，適度降低排除非法實物證據的難度，從而更加契合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相平衡的雙重價值。

（二）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訴訟階段和排除機關

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即偵查機關、檢查機關和法院均為法定的非法證據排除的機關。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應當依據的程序，新《刑事訴訟法》未予以明確規定，對此，應予以進一步的完善。

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可以進行非法證據的排除，這一做法可以使我們在案件進入審判階段之前盡早地將非法證據排除到訴訟程序之外，一方面使無辜涉訴者早日擺脫訴累，另一方面也可以節省司法資源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是從取證主體來看，偵查機關本身就是非法證據的取得者，如若強行將偵查機關作為非法證據審查的主體，也只能是自己對自己的證據行為合法性做出確認以及取得的證據材料是否能夠作為證據使用做出決定而已，無法滿足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監督和制約偵查機關濫用偵查權力侵犯公民權利這一目的。同樣，檢察機關作為控訴機關，要在與辯方的平等對抗中贏得訴訟，必然會使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內在動力不足。此外，從新《刑事訴訟法》的條文來看，偵查階段與審查起訴階段如何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如何進行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證明責任的承擔等等都缺乏明確而具體的規定，這可能會使程序法定原則難以落到實處，亟需立法或司法解釋予以具體和完善。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排除程序

1、啟動程序。法庭調查、控方證明、法庭處理。 新《刑事訴訟法》僅對審判階段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做了規定。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 5 6條的規定，我國審判階段啟動審查非法證據的主體不僅包括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還包括審判人員。相應地，啟動審查的方式也有兩種：一是應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申請啟動審查程序，但申請的前提是申請人提供了相關線索或者材料；二是由審判人員依法定職權啟動審查程序。法官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這一做法在律師辯護制度不發達、控辯雙方實力相對比較懸殊的司法環境中具有積極的意義，這對於保證法院准確適用程序法和實體法，以維護當事人，特別是刑事訴訟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踐行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的訴訟目的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我國目前並未將證據審查和案件審理間隔開來，以致於使非法證據可以直接進入法庭審理過程中，出現在法官面前，雖然審理法官對非法證據進行調查後會予以排除，但是非法證據必然也會對法官心證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影響案件最後的判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設立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的意義。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及證明方式

從新《刑事訴訟法》第 5 6條第 2款和第 5 7條的規定可以看出，除了檢察機關的舉證責任外，同時給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規定了相應的舉證責任。

1、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初步證明責任及證明方式。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應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這一規定吸收並調整了六部委《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的規定，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新《刑事訴訟法》對《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稍作調整，刪除了「應當提供證據」的規定，改為了選擇性的「提供相關材料」。這一做法的意義在於，最終在我國立法層面上將刑事訴訟被告人對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責任定位為「初步證明責任」。即被告人只承擔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初步責任，而不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這一做法較為符合我國國情，我國司法環境較英美國家有所欠缺，司法實踐中的錄音錄像制度不甚完善等一系列問題使得被告人沒有能力承擔證明責任。同時公民人權意識、法治意識逐漸加強，從防止當事人濫用申請權拖延訴訟進程的角度，以及包括被告人在內的當事人的訴訟能力來看，他們還是有提供線索或者材料的能力的，設立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初步證明責任能夠較好的在當事人申請的難度和當事人濫用申請權二者之間取得較好的平衡。

2、檢控方的證明責任及證明方式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在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後，審查核實證據過程中由檢控方承擔非法證據的證明責任。控方證明證據合法性的具體方式包括：根據現有證據材料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和由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兩種。具體而言，首先以現有證據材料證明。但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時，檢察院可以提請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法院可以通知上述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上述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但是，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案件范圍限於訴訟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或者審判人員對證據收集合法性提出異議的證據，並且還要在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取證合法性的情況下才發生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其次，不同於普通證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主要解決的是證據三性中的合法性問題。偵查人員要對其偵查行為的合法性以及證據的收集、保管等取證過程作出說明，為審判人員准確、及時地審查核實非法證據提供依據。

（五）我國非法證據的證明標准及法庭處理

新《刑事訴訟法》第58條的規定，「對於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控方不能提供證據對合法性有爭議的證據加以證明，或其提供的證據達不到證明標准，即因對證據的合法性存疑而不能排除證據的非法性時，法庭亦將該證據作為非法證據依法予以排除。據此，新《刑事訴訟法》並未明確非法證據的證明標准，但從條文規定來看，不能排除非法性的證據以非法證據論並進行剛性排除，隱約滲透著「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准 。不難看出，新法對證明標准做出了非常嚴格的規定，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在當前我國的司法環境下，由於辯護制度等相關制度和配套措施的不完善，處於弱勢地位的被追訴者對抗檢控方的能力顯得嚴重不足，嚴格的非法證據證明標准對於平衡控辯雙方的訴訟能力，遏制偵查人員非法取證行為具有正面作用。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如此嚴格的證明標準是否會令檢控方無所適從，而因難以排除證據的非法性而導致重要證據被排除出刑事訴訟程序，我們還應進行調研和觀察。然而，筆者認為，在非法證據的法庭處理上，新《刑事訴訟法》第58條的規定也有不足之處，即未規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救濟性權利，如果在司法實踐過程法院拒絕或未能准確的作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決定時，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應當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呢？ 相關機關可考慮出台司法解釋對此類問題予以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