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行政法的角度分析甕安事件

1. 如何從行政法角度理解我國當前的負面清單制度

負面清單應以法律文件形式出現。當然，這里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各種形式的國內法律，同時也包括雙邊協定或多邊公約等。目前，我國關於負面清單的實踐主要是與有關國家和地區雙邊自由貿易談判和雙邊投資協議談判的成果。國內的實例主要是上海市政府2013年制定、2014年修訂並公告發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從這一清單本身來看，它是一個關於外商投資准入的小負面清單，還不是一個全面覆蓋貿易和投資、貨物和服務的大負面清單。負面清單管理是上海自貿區的一項重大突破。傳統的投資管理，是告訴投資者哪些能做，列出清單給予投資指引；而負面清單管理，則是告訴投資者哪些不能做，把不能做的列出清單，清單以外沒有規定的都能做。它在公告說明中設計了三個兜底條款，前兩個兜底條款是專門針對投資的，第三條是關於「禁止從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經營活動」的條款。很明顯，該條款的覆蓋范圍實際上超越了投資活動而涉及任何經營活動。
從負面清單的發展和實踐可以看出，准入是制定負面清單的自然結果。當然，准入多少與清單長短成反比關系。從權力清單角度看，准入是行政權力的一種，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市場准入權。這種市場准入權力的設定很多時候是基於公眾利益保護的考慮，如食品葯品的生產或銷售、公眾存款的吸收、理財產品的銷售等，通過對業務經營的許可方式來實現。無論准入權還是非准入權，其產生和存在都要有法律依據。
實際上，雖然負面清單產生於區域經濟合作和國際經濟交往領域，並更多地運用於這些領域，但在法理上其運用空間並不僅限於經濟領域。

2. 甕安6.28事件發生有哪些原因與教訓

用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7月3日召開的甕安「6.28」事件階段性處置情況匯報會上的話說，甕安「6.28」突發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導火索是李樹芬的死因爭議，背後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幹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導致干群、警民關系緊張。加之有的領導幹部和公安民警長期以來失職瀆職，導致社會治安不好，群眾對此反應十分強烈。看來，損害群眾利益，傷了群眾感情，這是汲取「深層次」教訓之一。

汲取「深層次」教訓之二呢？不能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手段來對待人民群眾，警察也不能亂聽「招呼」。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社會里，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胡錦濤總書記5月31日在陝西省漢中市寧強縣看望慰問地震受傷群眾和抗震搶險人員時，拉著正躺著輸液的65歲陶耀秀老人的手說：「我們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人民的事情我們都應該關心。」（見6月4日《人民網》）可是，一些地方的領導幹部沒有把自己當成「人民的勤務員」，往往在處理發展經濟與社會穩定、政府部門與群眾利益關繫上，忘記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工作方法簡單，隨意動用警力，一出事，就把公安機關推上第一線。現實中，少數警察被迫無奈也變得很「乖」，忽略了忠實履行法律授權的應有職責，反而忠實履行法律授權之外的有關領導的「指示」。這次在甕安「6.28」事件中，嚴重失職瀆職的原甕安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縣公安局政委羅來平和原縣公安局局長申貴榮已被免職，不就一面很好的鏡子嗎？若動不動把公安政法機關推到第一線，濫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手段來對待人民群眾，豈非咄咄怪事！

至於汲取「深層次」教訓之三，即：信息發布渠道的暢通不能打折扣，最大限度地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回過頭來，甕安「6.28」事件的起因就是部分群眾對一女生的前二次死因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引發大規模人群聚集圍堵政府部門和少數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突發事件。按理說，在信息化社會里，本應最大限度地滿足群眾知情權的需要。如果「6.28」事件發生之前的信息發布不遮遮掩掩，而在第一時間內召開新聞發布會、利用互聯網、新聞媒體等發布渠道公開信息，並做好耐心細致的解釋工作，群眾還能不相信當地政府，提出的質疑能量還能「爆炸」嗎？正像石宗源在會上還表示的那樣，對群眾的合理訴求，能夠解決的，要竭盡全力去解決；無法解決或者要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地勸導說服；對於確因政策失當、決策失誤、侵犯群眾利益的，要據實向群眾承認錯誤，及時糾正，決不能迴避矛盾、敷衍群眾。

3. 拜託各位朋友幫忙分析幾個病句 1.有關部門對甕安事件中極少數不明真相的群眾沖擊市委市政府的事件，及

1.批評教育和嚴肅處理改為嚴肅的批評和處理

4. 如何吸取甕安事件的教訓

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面前，我們必須學會如何更科學地、更公開地處理危機，使發生管治危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所謂管治危機，按照於建嶸教授的說法，就是指國家在管理社會秩序的有效性存在問題。一般而言，管治危機主要有兩大因素：一個是社會不滿群體的存在；一個是管治能力的低下。二者又是互相關聯的。要想解決管治危機，從根子上化解社會矛盾，就必須提高幹部的施政能力、法治能力，從經濟、文化、政治、社會四個層面做好工作，讓人民群眾更多地參與社會發展事務中來，讓人民群眾更多地知曉信息，從而提高人民群眾對執政者、施政者的信任度。

5. 貴州甕安縣"6·28"事件的事件概況

從李樹芬22日凌晨溺水身亡起，一些「小道消息」就在甕安縣城內傳播：最初說王某是縣委書記王勤的侄女，因為中考時李樹芬不把試卷給王某抄，王某找了兩個社會青年來報復；之後又說兇犯被公安機關放走，是因為其中某人是縣里某個副縣長的兒子，李樹芬叔叔被打，也是這些人叫黑社會的人打的；最後出現了李樹芬屍體被打撈上來時一絲不掛等等說法。 這些傳言中，有的是事實，如李樹芬在班上平時學習成績確實比較好，王某則較差；李樹芬死亡後，其叔叔在大街曾被不明身份的人毆打，也確有其事。但王某是王勤侄女、給李樹芬要試卷抄、李樹芬被打撈上來時一絲不掛等，則完全不符合事實。 這些事實與謠言混雜，激起了不少群眾對死者的同情。此時，公安局再次給死者家屬下發了《催辦通知書》。
2008年6月28日下午，大堰橋頭的圍觀群眾買了一塊白布，現場簽名寫字製作成橫幅，讓兩個學生在前面舉著，從西門河邊上出發，到縣政府請願。 據當時去河邊看熱鬧，後來舉著橫幅參加了遊行的甕安三中初一年級學生張少華（化名）說，遊行開始時，現場學生只有十多人。 一路上，人越來越多，遊行隊伍從甕安縣城西門河邊出發，經環城路文峰大道到甕安三中門口，再前往縣政府。 七星村是甕安縣城邊上水庫移民居住比較集中的村，遊行隊伍出發時，部分移民跟在後面看熱鬧。 從當時在場的人了解到，遊行隊伍一路上邊走邊有人加入，在經過李樹芬生前所在的甕安三中時，加入學生較多，隊伍規模已在200人以上。 另外，遊行的消息傳開後，甕安縣城此前在政府征地、城市拆遷等行為中利益受損的一些失地農民和市民等，也紛紛跟在後面一起往縣政府走。 最終遊行隊伍抵達縣政府時，已達上千人的規模。
當天是星期六，縣政府沒人上班，請願者在縣政府門前表達訴求後，又轉到距縣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大樓。 到16時30分左右縣公安局民警與請願者發生沖突時，圍觀人群已有上萬人。
據當時在場的群眾講，2008年6月28日，這件事在縣城裡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聽說有人喊冤，不少人都以為是死者家屬真把李樹芬屍體抬到公安局來了，聚集到公安局門前圍觀，其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想去看熱鬧。
當天下午14時50分，事件發生前，肖松、縣委書記王勤、縣政府辦主任宋輝等人正在縣電信局參加「全國處理信訪突出問題」電視電話會議。
16時許，遊行隊伍從李樹芬死亡的大堰橋出發。收到消息的玉華鄉政法委書記李安平、派出所所長陳甚學立即向肖松、周國祥等人報告了這一情況。
16時30分左右，周國祥分別向肖松、羅來平、申貴榮作了匯報，肖松接到報告後，立即向會場內的王勤作了匯報，並按王勤安排趕赴現場，王勤繼續參加會議。
期間，宋輝接到縣政府值班人員電話後，離開會場趕到縣政府大樓勸說學生離開，並於16時40分左右電話報告了縣長王海平。
肖松率黃亞平等人驅車趕到縣公安局後，向王勤匯報現場小青年比較多，王勤立即打電話給縣教育局局長張世德，要求其通知各校校長帶教師到現場去勸散學生。接到指示的張世德立即通知城區各校校長安排老師到現場疏散學生。但此時聚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警戒線已開始受到沖擊，並有人沖進一樓開始打砸。此時，肖松將情況向王勤匯報，同時上樓召開會議，研究對策。
17時50分左右，結束了電視電話會議的王勤再次接到肖松報告後，安排工作人員通知縣四家班子領導到電信局集中商量對策。
18時20分左右，縣長王海平從都勻趕到甕安縣電信局臨時指揮部。羅來平也從都勻趕到甕安，並組織外圍民警到縣武警中隊集中，由於沒有防暴裝備，無法開展工作，後接到州公安局負責人指示，要求由州里統一指揮。申貴榮趕回甕安後，要求公安幹警全部穿警服，並讓35歲以下幹警穿上防暴服後，由州統一指揮。
18時30分左右，電信局工作人員擔心遭受圍攻，臨時指揮部轉移到離現場更遠的縣武裝部。
19時許，黔南州公安局負責人趕到現場，在外圍轉了一圈，未採取措施。
20時許，「等不來一個領導說話」的人群向縣政府轉移。 與此同時，黔南州委組織召開了處置甕安事件專題會議。會後，原州委一位負責人趕往甕安縣城，在外圍「轉了又轉」，等候從省里趕來的領導。
23時左右，與縣政府大樓相鄰的縣委大樓被點燃，並因是木結構，最後全被燒毀。
據當晚一直在縣政府大樓上堅守的甕安縣副縣長鄭毅說，晚上20時10分左右，甕安縣政府才開始被打、砸、搶、燒，但當時實際沖入縣政府樓內的真正暴徒只有十多人，並且已基本沒有學生。當時集結待命的公安和武警已有200多名，如果處置得當，至少縣委大樓是完全可以不被燒毀的。 有關部門統計，甕安事件中，直接參與打砸燒的人員超過300人，現場圍觀群眾在2萬人以上，事件持續時間7個小時以上。
這一事件中，甕安縣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縣民政局、縣財政局等被燒毀辦公室160多間，被燒毀警車等交通工具42輛，不同程度受傷150餘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600多萬元。
受訪的有關專家認為，無論從事件參與人數、持續時間、沖突劇烈程度、在國內國際上造成的影響上看，甕安事件在我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中，堪稱「標本性事件」。
2008年6月29日凌晨，數千群眾繼續到縣政府、縣公安局門前圍觀，甚至用石塊等攻擊部分值勤的公安幹警、武警官兵。 當天下午事件基本平息後，甕安縣委有關負責人在與黔南州有關部門聯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稱這一事件是「有組織、有預謀」的，事件起因是死者家屬對公安部門的鑒定結果不服，組織了一些人員拉著橫幅在街上遊行，圍觀人員跟隨聚集到縣政府上訪。在縣政府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沖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隨後，少數不法分子趁機打砸搶燒。
貴州當地媒體一位資深記者說，當地政府在尚未展開充分調查的情況下，就作出這一結論，稍顯匆忙。有關部門依照慣性思維急於尋找幕後「黑手」的做法，也很難令人信服。隨後，當地媒體即開始大規模地刊登和播放「甕安群眾憤怒譴責不法分子」等新聞，引起了更多群眾的反感和猜疑，引發了廣泛的爭論。

6. 從行政法的角度看，能作為行政主體的行政機關有哪些

行政主體與行政機關兩個概念的關系極為密切。行政機關是行政主體的一種，也版是行政主體中最重要的權一種。在行政主體中，
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只佔較小的比重，國家基本的主要的行政職權都是由行政機關行使的。以至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將行政機關作為行政主體的代名詞。
但是，行政機關與行政主體仍然是有重要區別的。這些區別主要如下：
首先，行政主體是行政法律關系一方當事人的總稱，在行政管理法律關系中，它與行政相對人相對，是行政相對人的對稱；在行政法制監督關系中，它與行政法制監督主體相對，是監督主體的對稱。而行政機關只是行政法律關系具體當事人的稱謂，與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以及法律關系對方當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等並列。
其次，行政主體主要是一種行政法學的概念，而行政機關主要是一個具體法律概念，用以指稱享有某種法律地位，具有某種權利(權力)、義務(職責)的法律組織。
此外，行政主體與行政機關具有包容關系，前者包容後者。盡管行政機關在行政主體中佔有極大的比重，但畢竟行政機關不是行政主體的全部，行政主體除了行政機關以外，還包括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