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刑事訴訟法的理解

『壹』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155條，在實踐中應如何理解和適用

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五十五條

對附帶民事訴訟作出判決，應當根據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確定被告人應當賠償的數額。

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

駕駛機動車致人傷亡或者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確定賠償責任。

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就民事賠償問題達成調解、和解協議的，賠償范圍、數額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刑訴法解釋 第155條第二款規定之理解

「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

上述規定，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給出了一個可予支持的范圍。

從其羅列的各種項目看，參照民法通則(1986年)第119條、侵權責任法(2009年)第16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年)第17條等法條的表述形式與順序看，該款規定徹底排除了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撫養人生活費(「三項賠償」)。

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在辦理案件時也是明確告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及其代理人「最好與被告協商，如果協商不成，法院不會判決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與刑事案件一並判決時不會判，單獨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時也不會判」。按照上述規定，辦案法官這種告知是正確的。

三、刑訴法解釋第155條第二款之規定，值得商榷

從立法目的、法律體系、價值取向、社會效果上看，刑訴法解釋第155條第二款之規定均屬於最高法有意放棄「三項賠償」形成的「盲區」，而不是有意或無意遺漏形成的「法律漏洞」。但這與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立法目的與任務，與立法者於立法當時確立的價值取向以及所要追求的社會效果是不相符合的。

如果對於普通的民事侵權案件，可以請求「三項賠償」並能獲得法院裁判的支持，而在侵犯生命、健康權的刑事案件中卻無權請求「三項賠償」，即使提出請求，也得不到法院裁判的支持。

這不僅凸現了公民生命健康權在不同形式的侵權案件中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也顯露了我國刑事法律體系的缺陷。如果對「三項賠償」不依法予以支持，則會對刑事被害人造成「第二次傷害」。

事實上，對於法律適用產生的社會效果，既需要從當事人利益紛爭的平衡與妥當方面去考量，更需要從個案裁判結果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去考量，如果影響是正面的、積極的，就是符合法律所要追求的價值取向，就是合法、公正、妥當的裁判；反之則會產生負面的和消極的影響，就是不公正的判決。

從任何方面講，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都不應當排除「三項賠償」。因為，我國尚無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如果不能從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告處獲得賠償，無異於 「死了白死」、「傷了白傷」。

所以，建議立法機關對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刑事犯罪的民事賠償責任以及刑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或者作出立法解釋。

將「三項賠償」納入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犯罪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范圍，在刑法、刑事訴訟法修正或者作出立法解釋前，最高法院可以對刑訴法解釋第155條進行修改，將「三項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和判決支持的范圍。

(1)對刑事訴訟法的理解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五十一條 秘密偵查的適用原則

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採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 對涉及給付毒品等違禁品或者財物的犯罪活動，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實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二條 技術偵查措施取得證據的適用原則

依照本節規定採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後果的，應當採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第一百五十三條 通緝的條件及程序

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可以發布通緝令，採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 各級公安機關在自己管轄的地區以內，可以直接發布通緝令；超出自己管轄的地區，應當報請有權決定的上級機關發布。

第一百五十四條 一般偵查羈押期限

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第一百五十五條 特殊偵查羈押期限

因為特殊原因，在較長時間內不宜交付審判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延期審理。

第一百五十六條 重大復雜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的期限屆滿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延長二個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

（三）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條 重刑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

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延長期限屆滿，仍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二個月。

參考資料：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貳』 刑事訴訟法第26條的理解

該條是關於指定管轄的規定。即出現管轄不明的情況時，下級法院要報告上級法院，上級法院可以指定該院管轄本案，也可以指定該院將案件移送其他法院管轄。‍
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 上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級人民法院審判管轄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級人民法院將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審判。

『叄』 談談對刑事訴訟法的認識

刑事訴訟法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特別是新律師法的出台，應該進行必要修改了

『肆』 如何理解刑事訴訟法第271條

第二百七十一條對於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檢察院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以前，應當聽取公安機關、被害人的意見。

對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公安機關要求復議、提請復核或者被害人申訴的，適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百七十六條的規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人民檢察院決定附條件不起訴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起訴的決定。

刑訴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確立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多立足於對檢察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特別要求，彰顯出我國刑事司法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促使其更好地回歸社會。

意思就說未成年犯罪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定的犯罪可能判一年以下的，如果表現好可以不起訴但是有一定的條件，中心思想是希望給未成年人一個改錯的機會，不希望他們有案底。

(4)對刑事訴訟法的理解擴展閱讀：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款的解釋：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況，討論了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款的含義及被害人對附條件不起訴的案件能否依照第一百七十六條的規定向人民法院起訴的問題，解釋如下：

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以及考驗期滿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以前，應當聽取被害人的意見。

被害人對人民檢察院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和不起訴的決定，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六條關於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規定。

對未成年人進行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處理，體現了國家對未成年人偶犯輕罪給予區別對待的政策。這有利於保護被告人權益。

檢察機關按照刑訴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雖然較好地保護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益，但案件畢竟沒有經過法院審判。

為全面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該條第二款規定允許被害人按照刑訴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向上一級檢察機關申訴或直接向法院起訴。表明立法機關擴大了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訴的適用范圍，使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訴成為權利救濟的必然選擇。這有利於保護被害人權益。

「被告人附條件不起訴」和「被害人刑事自訴」制度的實施,既保障被害人自訴救濟權,又關注未成年被告人刑事處罰特殊性，符合《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以下簡稱《北京規則》)確立的雙向保護基本原則。

《北京規則》在總則1.4條中規定:「少年司法應視為是在對所有少年實行社會正義的全面范圍內的各國發展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還應視為有助於保護青少年和維護社會的安寧秩序。」可見對於有被害人的未成年人輕罪犯罪案件。

可能發生檢察機關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決定」與被害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程序」並存的情況。但《解釋》關於被害人對人民檢察院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不服，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的規定，打破了平衡需求，再次無限擴大了檢察機關司法處置權,這不利於對被害人的保護。

『伍』 對刑事訴訟法上的「自由心證」的理解

一切訴訟證據的取捨和證明力的大小，法律預先不作規定，而由法官、陪回審官根據內心答確信進行自由判斷。法官通過對證據的審查判斷所形成的內心確信，稱為心證。心證如果達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謂之「確信」，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心證又稱「內心確信」。法官審判案件只根據他自己的心證來認定案件事實。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1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陳述，應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陸』 學習刑事訴訟法的幾點體會

通過對刑事訴訟法的學習，讓我懂得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識，為以後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基礎。我們可以利用我們所學的法律知識來維護我們自己和他人的權利。總的體會是；
一、社會性
法律首先是一種社會規則，如刑法學是研究犯罪學等，民法學是研究人與人之間、財產與人之間的關系。
二、規范性
既然法律是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規范，因此法學也就有了范性，它是法學區分於其他學科的特徵。
三、概念性
法學之概念性來源於法律規則。如欺詐行為，欺詐、行為分別為兩個概念，欺詐行為又是一個新的概念；再如損害賠直接損害賠償，人身損害賠償為三個不同概念，只有掌握概念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規則。
四、目的性
法律是行為規則，是人制定的。在我國是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來制定各項法律的。既然是人制定的，就一定有目的。法學當然也有目的性，在歷史上曾不被人注意，特別是德國的概念法學，它們過分注意概念問題，而忽略了目的性。
五、正義性
法學正義性源於法律正義性，法律規則因為有正義性才能區分於技術規則，同時法律也就有了良法、惡法之分。
六、實用性
我們學習法學是為了用法律來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就不能只知道閉門讀書，我們還要關注社會生活中的案件，討論實際發生的和假設的案件，討論它應怎樣判決。
通過對法律的認識和平時的學習，我更加了解到了法律的重要性，無論走到哪，都離不開法律。法律對人人都是平等的，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我們每個人都要知法、懂法、用法。

『柒』 刑事訴訟法：結合杜培武案件談談你對「刑事訴訟目的」的認識

按照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理論，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大修之前刑事訴訟，目的是坦白從回寬抗拒從嚴框答架下形成的懲罰犯罪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和國家利益，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則是在任何人沒有義務自證有罪的框架下的懲罰犯罪保障人權。

『捌』 你對刑事訴訟法第134條的理解

該條是關於搜查的規定，他的限定條件是只有偵查人員可以進行，內搜查的目的是尋找罪犯或者容是犯罪證據，搜查的對象是人身、物品、住處和其他與案件有關的地方。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四條 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偵查人員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隱藏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和其他有關的地方進行搜查。

『玖』 你對刑事訴訟法第136條的理解

第一百三十六條【公訴權】凡需要提起公訴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人內民檢察院刑事容訴訟規則》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共同犯罪的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的，應當要求公安機關在採取必要措施保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到案後另案移送審查起訴，對在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審查起訴應當照常進行。
理解：1、所有案件，要向法院提起公訴的，只有人民檢察院才有這個起訴權，由檢察院來審查決定，是起訴或者不起訴，人民檢察院說了算。
2、屬於共同犯罪的，先抓到的這個人要按正常程序進行起訴，同時，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採取必要的措施把逃跑的人員抓回來，再另行起訴。
這是最通俗的理解。

『拾』 談談你對《刑事訴訟法》第五條的理解

《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後，「對於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這條規定應如何理解？在理論界和實踐中都存在模糊不清的認識，有必要提出來加以明確。
首先，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案件范圍。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案件是指「不需要判刑的案件。」這一點是明確的，無可爭議。但問題在於，對「不需要判刑的案件」如何理解？普遍認為，人民法院對公訴案件經過審查程序，認為無罪的，或應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都可以要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例如，高校法學統編教材《刑事訴訟法教程》在論及人民法院對公訴案件審查的結果和處理時稱：「對於被告人行為不構成犯罪或依法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顯然，將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不需要判刑的案件」，普遍理解為兩種案件：一種是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案件，另一種是被告人的行為雖已構成犯罪，但按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案件。
我們認為，「不需要判刑的案件」，不應包括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案件。上述對「不需要判刑的案件」的理解，人為地擴大了這類案件的范圍，與刑法理論和刑法規定是相違背的。要准確確定「不需要判刑的案件」范圍，就得正確理解「不需要判刑的案件」的真正含義。根據我國刑法關於犯罪與刑罰關系的理論，犯罪是刑罰處罰的唯一根據和前提條件，而刑罰處罰是犯罪所產生的結果，就是說，沒有犯罪就談不上刑罰處罰的問題，有犯罪存在就應受到刑罰處罰。但犯罪行為應受到刑罰處罰，並不等於一定要處以刑罰，是否處刑，還應考慮是否需要。是否需要處以刑罰，是以行為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為前提的。不構成犯罪的行為，本來就不應受到刑罰處罰，當然也就談不上是否需要處以刑罰的問題。由此可看出，「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案件」，就是指那些已經構成犯罪，但按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案件。並不包括行為本身不構成犯罪的案件。根據我國刑法總則的規定，「不需要判刑的案件」具體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我國刑法總則第32條規定的，被告人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而可以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另一種是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根據刑法總則規定被告人具有免除刑罰的法定情節，如被告人為聾啞人或盲人、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或有防衛過當等情況，而免除其刑罰處罰的案件。這兩種案件的特點在於：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本來應受到刑罰處罰，但考慮到行為人的犯罪情節輕微，危害不大，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被告人具有刑法總則規定的法定免刑情節，而免除其刑罰，屬於一種從寬的性質。這與被告人的行為本身不構成犯罪的案件，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把不構成犯罪的案件納入「不需要判刑的案件」的范圍，進而作為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案件，顯然是缺乏根據的，與立法原意是相背離的。
不構成犯罪的案件，《刑事訴訟法》沒有將其作為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檢察院撤訴案件的范圍，我們認為，主要是從這類案件與「不需要判刑的案件」的性質不同來考慮的，兩者存在罪與非罪的根本界限。對不需要判刑的案件，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都認為構成犯罪，兩家在案件的定性上並無分歧，只是人民法院認為不需要判刑，因此，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不交付審判而要求人民檢察院撤訴，作免予起訴處理，這樣既能起到檢法兩家相互監督制約的作用，又能減少不必要的訴訟環節，保證案件及時正確地得到處理。如果人民法院在審查後，認為是無罪的案件，從人民檢察院角度，卻是按有罪起訴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對案件性質的看法明顯存在分歧，對於這種關繫到罪與非罪的案件，就應當由人民法院通過審判程序最終加以解決。在法庭調查、辯論的過程中，使法庭充分聽取被告方和控訴方的意見，全面收集能夠證明被告人有罪、無罪的各種證據，在這個基礎上作出慎重的判決，同時，人民檢察院如認為人民法院所作的無罪判決有錯誤，還可以向上一級法院抗訴。這種做法不僅能夠確保案件正確合法的處理，而且也體現了人民法院在案件定性上的慎重態度，有助於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如果允許人民法院對無罪的案件可以要求人民檢察院撤訴，實際上就把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權力賦予了人民檢察院如果人民檢察院仍堅持被告人有罪的看法，撤訴後，就可依其職權，作出免予起訴的決定，這樣就會導致案件處理上的錯誤，影響司法機關執法的威信和效果，同時也嚴重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