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寶良事件行政法

① 從劉慶龍教授所講，"杜寶良事件"發生在哪一年

2005年5月23日，杜寶良偶然查詢得知，自己於2004年7月20日至2005年5月23日在駕駛小貨車運菜時，在每天必經的北京市西城區真武廟頭條西口被「電子眼」拍下闖禁行105次，被罰款10500元。此前，從未有交管部門告知他有違法行為。

2005年6月1日，杜寶良前往北京西城交通支隊執法站接受了巨額罰款。北京交管部門隨後向市屬媒體披露「違章大王」接受萬元處罰的事情，以期教育廣大駕駛員自覺遵守交通法規。 不料，此事在媒體和公眾中引起強烈反應，「杜寶良萬元罰單事件」迅速成為政府部門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管理與服務是否失衡的熱點話題。有媒體評論稱，目前的交通執法有以罰代管、缺乏人性關懷之嫌。 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單志剛就「杜寶良事件」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北京市公安將整改規范公安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 6月13日，杜寶良向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申請撤銷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隊西單隊對他的行政處罰決定。 6月18日，北京西城法院正式受理「杜寶良案」。 6月30日，因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隊西單隊申請補充證據，法院依法裁定，延長舉證期限。 7月13日，北京市交管部門向社會公布了交管局規范執法行為的八項具體措施。包括進一步完善規范執法告知制度，規范交通標志設施，規范固定違法監測設備的設置以及規范移動違法監測設備的使用等。 7月27日，在北京交管部門根據《人民警察法》及《公安機關內部執法監督規定》，以內部執法監督的方式，對西單隊的執法行為予以糾正後，杜寶良撤訴。

網路

② 從劉慶龍教授所講述的山西洪洞"黑磚窯事件"中，可以得出以下哪個結論

2005年5月23日，杜寶良偶然查詢得知，自己於年7月20日至2005年5月23日在駕駛小貨車運菜時，在每天必經的北京市西城區真武廟頭條西口被「電子眼」拍下闖禁行105次，被罰款10500元。此前，從未有交管部門告知他有違法行為。 2005年6月1日，杜寶良前往北京西城交通支隊執法站接受了巨額罰款。北京交管部門隨後向市屬媒體披露「違章大王」接受萬元處罰的事情，以期教育廣大駕駛員自覺遵守交通法規。 不料，此事在媒體和公眾中引起強烈反應，「杜寶良萬元罰單事件」迅速成為政府部門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管理與服務是否失衡的熱點話題。有媒體評論稱，目前的交通執法有以罰代管、缺乏人性關懷之嫌。 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單志剛就「杜寶良事件」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北京市公安將整改規范公安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 6月13日，杜寶良向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申請撤銷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隊西單隊對他的行政處罰決定。 6月18日，北京西城法院正式受理「杜寶良案」。 6月30日，因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隊西單隊申請補充證據，法院依法裁定，延長舉證期限。 7月13日，北京市交管部門向社會公布了交管局規范執法行為的八項具體措施。包括進一步完善規范執法告知制度，規范交通標志設施，規范固定違法監測設備的設置以及規范移動違法監測設備的使用等。 7月27日，在北京交管部門根據《人民警察法》及《公安機關內部執法監督規定》，以內部執法監督的方式，對西單隊的執法行為予以糾正後，杜寶良撤訴。

③ 什麼是違章逆行

機動車來逆行的定義是機自動車、非機動車靠左側通行，則視為逆向行駛。我國機動車、非機動車實行右側通行，如未按規定逆行的將處以扣分以及罰款。

機動車在高速公路倒車、逆行、穿越中央隔離帶調頭扣12分;機動車不按規定超車、逆向行駛 扣3分;車輛違章後的處罰分為警告、罰款(扣押車輛)、暫扣駕駛證、吊銷駕駛證、注銷駕駛證、行政扣留，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杜寶良事件行政法擴展閱讀；

逆行的處罰

罰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第九十條 機動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關於道路通行規定的，處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罰款。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處罰。

扣分根據《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公安部令第123號)規定：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記分分值三、機動車駕駛人有下列違法行為之一，一次記3分：(九)駕駛機動車不按規定超車、讓行的，或者逆向行駛的;綜上所述：罰款：20-200元(之間)，扣分：3分。

④ 杜寶良事件的介紹

2005年5月23日，杜寶良偶然查詢得知，自己於2004年7月20日至2005年5月23日在駕駛小貨車運菜時，在每天內必經的北京市西城容區真武廟頭條西口被「電子眼」拍下闖禁行105次，被罰款10500元。此前，從未有交管部門告知他有違法行為。

⑤ 求《論幸福——從社會與個人說起》小論文一篇，隨便說兩句經典的也行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五千年來，她不僅塑造了炎黃子孫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風范，而且也使中國贏得了「禮儀之邦」的美譽。那麼，傳承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她的內涵是什麼呢？我認為是「禮」。

自古以來，中華文明就被稱作「禮樂（yuè）文明」。「禮」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有別於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徵之一。在古代中國，「禮」是最具權威的制度。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無一不在「禮」的規范和約束之下。可以講，「禮」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我國乃至世界文化寶庫中一份特別厚重的文化遺產。我們北京的「五壇」天壇、地壇、日壇、月壇、社稷壇（中山公園）、以及太廟等這些文化遺產，無一不是用於「禮制」的。著名的文化史專家馮天瑜教授說過:「一部中國文化史，即是一部禮的發生、發展史。」

今天，「禮」依然對我們具有很深的影響。在日常生活中，「禮」可以說是無時無處不在。我們習慣地將某種儀式稱為「什麼禮」，如婚禮、典禮，舉行一時的地方叫「禮堂」，邀請的客人叫「禮賓」，穿的衣服叫「禮服」，燃放的焰火叫「禮花」，鳴放的火炮「禮炮」，約定俗成的規矩叫「禮節」等等；在日常交往中，我們相互之間經常會贈送「禮品」或「禮物」，當然也要講究「禮尚往來」；在公共場合，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講「文明禮貌」；在我們今天所談到的交通話題中，我們大家更要講「禮讓」。

那麼，我們的古代先民是如何在交通中體現「禮」的呢？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實施了「車同軌」，規定「男子由左，女子由右，車從中央」。這種「禮法」，奠定了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中車輛與行人分道行駛的交通管理法則。南宋時期，宋太宗御筆欽定了「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來避去」的交通法規。所謂「避」，就是「避讓」、「禮讓」的意思。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除了「賤避貴」帶有濃重的封建等級色彩以外，其餘三條都接近於今天的交通法規，就是：年輕的要禮讓年老的，擔負輕的要禮讓擔負重的，進來的要禮讓出去的。當然，比這12個字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它傳承了我國一千年來的一種觀念，就是行有規矩，要講究文明禮讓。到了明清時代，由於車輛的增多，北京城採取了各城門分別進出車輛的規定，比如：前門行駛糧車，德勝門行駛軍車，東直門行駛木材車，西直門行駛水車，阜成門行駛煤氣車等等。這種規定，同樣體現了我國古代分道行駛的禮讓原則。

講到這里，或許有人會說，「禮」是封建社會的腐朽產物，應該徹底廢除。我認為不然。「禮」作為我國五千年來一種生生不息的文明傳承，已經在我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成為一種文明傳統或者道德規范，對於今天世界范圍內的所有炎黃子孫，乃至亞洲的一些國家，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想，如果我們消除濃重的封建色彩，將「禮」發揚光大，必將對我們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產生積極而又深遠的影響。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汽車不再是權力、地位的象徵，已經進入尋常百姓家中。近幾年來，中國人對於汽車的關注和熱衷程度，似乎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要強烈。一些生活在大都市裡的人們，全然不顧國際油價的不斷飛漲、街頭車輛的日益增多、小區停車位的爆滿，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汽車一族之中。但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已經形成了一個悖論，那就是：人們為了便於出行，獲得更高的速度而買汽車；汽車越多交通越擁堵，我們反而失去了效率和速度。這不由得促使我們進行思索：我們該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汽車文明？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成熟的汽車文明應當建立在遵守交規、相互禮讓、步行者優先的精神之上。以美國為例，高度發達的汽車文明不僅改變了美國的交通模式，也改變了美國人的價值觀念，提高了文明素質。多數美國人都自覺遵守法律，維持秩序，幾乎達到了我們中國老祖宗的「君子」標准。即使沒有監督也不會闖紅燈。對陌生路人不像敵人而像朋友，做手勢請先行，被禮讓的一方也會揮手致謝。在夜晚，若對面有車駛來，雙方大多會將自己的大燈關閉，待錯車後再打開，以免晃了對方的眼睛。在單車道上，慢駛的車輛如卡車、拖車、宿營車，會自動停靠路邊，讓後面快車超車後自己再上路。

如果以這個標准來衡量一下我們目前的狀況，很顯然，我們距離汽車文明還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雖然交通管理的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公眾腦子里的「拼搶」潛意識還像過去一樣牢固，遵守、避讓這樣的文明觀念並沒有成為共識。不文明的現象隨時、隨處可見，但是大家卻習以為常。不少司機被交警糾正違章後，往往說：「我今天又被交警查到了」，卻沒有意識到「我今天又違章了」；很多人開車或坐車沒有使用安全帶的習慣，即使用了也是為了應付交警。其實，使用安全帶是為了保護自身的安全。與警察何干？！一些人明明是醉意朦朧，可還要開車，說什麼沒事兒，警察逮不著。實際上，酒後駕駛真要出了事兒，受害的還不是自己！與警察何干？！我們可以捫心自問，能在深夜無人的時候還能自覺按照紅綠燈指示行駛的能有幾人？前一段時間，杜寶良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大家似乎眾口一詞，口誅筆伐，一夜之間智能化交通管理成了罪魁禍首！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歸根結底在於大家的交通文明意識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們時常會聽到不少違章的司機這么說，沒事兒，這兒沒有「電子眼」。我真想問問他們，設立「電子眼」的目的是什麼？處理違章的目的什麼？是為了維護交通秩序，保證交通安全！罰款只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拿生命和一萬元做一個交換，我想所有的人都不會同意。新加坡是一個以秩序井然、重罰著稱的國家，比如：亂穿馬路可能會被判入獄。與此相比，一萬元算什麼？試想如果有一天，我們北京的大街上沒有交警，沒有交通協管員，但人人自覺遵守交通規則，大家各行其道，相互禮讓，秩序井然，那將是多麼令人驚喜的場面！

眾所周知，在2008年的夏天，我們北京將舉辦第29奧運會。「人文奧運」是北京奧運會的核心理念，它對北京的城市文明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印發了《人文奧運行動計劃實施意見》，提出實施人文奧運的四大工程，第一項工程就是「市民素質提升工程」，要以「禮儀北京、人文奧運」為主題，在全市廣泛內開展市民文明教育活動，塑造北京人講文明、重禮儀的良好形象，特別提到要克服交通方面的不良習慣。因此，交通文明已經成為「人文奧運」的重要組成部分。

禮儀北京、人文奧運、交通文明。我們不知不覺地回到了前面的話題，回到了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文明禮儀。我想，我們應當通過奧運會展示我們華夏「禮儀之邦」的胸懷，展現我們炎黃子孫謙遜禮讓的美德。

令我們欣喜的是，「迎奧運，共建首都交通文明」宣傳教育實踐活動已經正式啟動，將要在全市范圍開展一系列宣傳教育活動和五項道德實踐活動，努力提升首都交通文明水平。這次活動，將貫穿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包括「與文明同行」、「文明交通，從我做起」、「做交通文明帶頭人」等等一系列的活動。我們的「交通文明伴我行」主題演講比賽也是這項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很欣慰，我能夠為這次活動盡了一點微薄之力。

「文明交通，從我做起」。在此，我作為一名科技界代表，向大家莊嚴承諾：自覺增強交通文明意識，並用我們的實際行動，爭作交通文明人，為北京爭光，為奧運添彩

大概1000多或者2000字，適當的刪減一下就OK啦！

⑥ 電子眼的「電子眼」執法的公開原則的重要性

電子眼作為現代行政執法手段的一種媒介，按我國刑事訴訟法證據種類的相關規定，電子眼取證後的證據屬於視聽資料。視聽資料是指存於一定的介質中，藉助一定的工具、設備、技術手段轉化後變為可知可讀信息，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作為案件的有效證據必須經過取證、舉證、質證、認證的過程。在現實的行政執法過程中，由於電子眼執法是非現場執法，通常當事人違章被拍時是不知情的，當事人知道被電子眼拍到違章時，已經收到了處罰決定書，何談質證和認證。但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時，應當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否則作出的處罰決定無效。同時根據最高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4 條確定了所謂的電子證據如果其製作情況和真實性經對方當事人確認，或者以公證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證明的，即具證據效力。用如此沒有經過法定程序得來的證據對當事人進行處罰，又如何能使人信服呢？只有公開原則能夠保證當事人對電子監控設備記錄的違法情況作為違法處罰的證據的信服。公開原則是電子眼執法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因為電子監控設備記錄的違法情況作為違法處罰的證據，使得當場處罰成為不可能，所以電子眼的設置也要公開，並且對於處罰要及時告知當事人，同時要保證事後處罰的公開 。
（一） 公開電子眼的設置和處罰結果
《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要遵循公開、公正的原則，公開、公正原則不僅要求執法程序沒有偏私，同時要求行政處罰應當公開、透明。一個人在得知自己的違法行為對社會造成的不利法律後果時，一定會提高警惕，避免類似情況的發生。法律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行政處罰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懲戒違法，使其不再犯。如果當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裡犯的錯，為什麼受到處罰。你讓他如何改正？那就無怪乎杜寶良105 次的違法記錄了 。
（二） 及時告知義務
《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指出：辦理行政案件應當遵循及時原則。同時根據《行政處罰法》第31 條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之前，應當告之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的決定、理由及依據，並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行政處罰法》規定應當在7 日內告知。綜上所述，電子眼執法尚存在一些違法，違規操作問題逞待解決，只有規范了電子眼執法，體現公開原則，才能在執法過程中尊重行政相對人合法權利。強化人性執法，使執法行為更具正當性、合理性，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

⑦ 伊川小記者作文展示

1．瀘州遺贈案：

四川瀘州的黃永彬與妻子蔣倫芳結婚30多年，有一養子。1994年起黃開始與張學英來往，1996年起二人公開同居，依靠黃的工資（退休金）及獎金生活，並曾經共同經營。但黃永彬與蔣倫芳並未離婚。2001年2月起，黃病重住院，蔣倫芳一直在醫院照顧，法院認為其盡到了扶養義務。4月18日黃永彬立下遺囑：「我決定，將依法所得的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和賣瀘州市江陽區一套住房售價的一半（即4萬元），以及手機一部遺留給我的朋友張學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後骨灰盒由張學英負責安葬。」4月20日，該遺囑在納溪區公證處得到公證。黃去世後，張根據遺囑向蔣索要財產和骨灰盒，遭到蔣拒絕。張遂向納溪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依據《繼承法》的有關規定，判令被告蔣倫芳按遺囑履行，同時對遺產申請訴前保全。從5月17日起，法院經過4次開庭之後（其間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納溪區司法局對該公證遺囑的「遺贈撫恤金」部分予以撤銷，依然維持了住房補貼和公積金中屬於黃永彬部分的公證。此後審理恢復），於10月11日判決駁回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法院判決依據《民法通則》第七條「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則，認為黃某的遺囑雖然是其真實意思的表示，形式上也合法，但遺囑內容存在違法之處，且黃某與原告的非法同居關系違反了《婚姻法》的有關規定，黃某的遺贈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為，因此是無效的。本案判決獲得了當地民眾的熱烈支持，但卻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評價為「道德與法」「情與法」的沖突，甚至認為這是在輿論的壓力下做出的一起錯案。

2．齊玉苓受教育權案

齊玉苓與陳曉琪均系滕州八中1990屆應屆初中畢業生，陳曉琪在1990年中專預選考試時成績不合格，失去了升學考試資格。齊玉苓則通過了預選考試，在統考中成績為441分，超過了委培錄取的分數線。後來濟寧商校發出了錄取「齊玉玲」為該校1990級財會專業委培生的通知書，陳曉琪在其父陳克政的操縱下，從滕州八中領取了該通知後即以「齊玉玲」的名義入濟寧商校就讀。陳曉琪從濟寧商校畢業後，以「齊玉玲」的姓名在中國銀行滕州支行工作。齊玉苓經過復讀，後就讀於鄒城勞動技校，1996年8月被分配到山東魯南鐵合金總廠工作，自1998年7月，有相當一段時間下崗待業。1999年齊玉苓在得知陳曉琪冒用其姓名上學並就業這一情況後，以陳曉琪及有關學校和單位侵害其姓名權和受教育權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並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棗庄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陳曉琪侵害了齊玉苓的姓名權，判決陳曉琪停止侵害，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齊玉苓賠禮道歉並賠償其精神損失費35，000元。齊玉苓不服，提出上訴，要求陳曉琪等賠償各種損失56萬元。

該案二審期間，最高人民法院於8月13日專門就該案作出了《關於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法釋【2001】25號），明確指出：根據本案事實，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規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並造成了具體的損害後果，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山東高院8月23日作出了終審判決，判決陳曉琪停止對齊玉苓姓名權的侵害；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齊玉苓賠禮道歉；齊玉苓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7，000元由陳曉琪和陳克政賠償，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齊玉苓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由陳曉琪、陳克政賠償，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賠償齊玉苓精神損害賠償費50，000元。

3．杜寶良巨額交通罰款案

2003年10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10月22日，北京市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北京市實施辦法》，該辦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5月23日，安徽進京務工人員杜寶良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得知，他在北京真武廟路同一地點違反禁行標志105次，均被「電子眼」拍攝記錄在案，須交罰款10500元、交通違章記分210分。這意味著，起早貪黑、以販菜謀生的他一年白幹了。自打交了1萬多元的交通違法罰款後，老杜兩口子的生活就被打亂了，「每天在家就是復習交通法規」。

此事經媒體披露後引起廣泛關注，輿論稱之為「杜寶良現象」。

北京市交管局法制處認為，「暗中執法符合法律規定，是交管部門針對交通違法行為採取的一種執法手段」。新交法賦予了交警查處交通違法行為的權力，交警擁有執法權，暗中執法正是交警行使執法權、查處違法行為的一種方式。為達到嚴格執法的效果，交管部門採取了多種手段，包括現場疏導指揮、電子眼監控、交警直接拍攝等，其中也包括暗中執法。

有計程車司機就此事發表感言：我們開車走在沒有交警和電子眼值班的地方，還要不要遵守交規？我們很多駕車人都有一種心理，好像遵守交規是為對付交警而不得已的行為。現在設置交通電子眼的目的也就在於針對這種心理與現象而設的吧。如果哪天我們的駕車人獨自一人行駛在沒有交警和電子眼的路上，仍能自然而然地按交通規則開車，那電子眼就可以休息了。電子眼剛剛開始不久，碰到這種事恐怕也是頭一次，應該有個改進的過程，所以把板子打在交管上有點感情色彩。我倒覺得駕車人應該多想想自己如何守法。「這個人不知道這里不能這樣走」恐怕不能作為逃避責任的借口，否則還怎麼去執法？我們這里，講借口而推避責任的事太多了。這里更不應該以農民還是律師來劃分該不該遵守交規的界線。

也有社會人士認為：作為司機，無論是什麼水平的司機，不管有什麼理由都必須遵守法規，不能因為不懂法就可以違法，然後人們對他們表示同情，這不符合情理。「杜寶良違章事件」其實暴露出另一個問題，這就是對交法普及教育不夠。我國現行的新交法是40多年出現的第一部交通法規，到現在實行才一年多，而各地相關細則實行的時間更短，因此需要幾千萬有車人以各種方法進行交通法的普及宣傳。制定法規的目的是讓人們都遵守，如果僅僅靠罰那便偏離了制定法規的目的了。對於司機來說，有義務主動學習新交法及相關細則，不應該以不知道等理由推託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如果說這件事有什麼意義，那隻能說暴露了交通管理的弊病和駕車人素質這一現實。此外，這也正是一次對新交法的普及教育。

北京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就此表示，在日常的執法中還存在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在告知違章中，就沒有很好考慮到，現實中一些公民還不能及時通過網路了解違章行為。在今後的整改中，要強化交通標志，使人一目瞭然。市局將整改規范公安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

6月13日，杜寶良在律師的陪同下，就「萬元罰款單」一事向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今年40歲的杜寶良告訴記者：「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官司。」

杜寶良的律師王英指出，根據《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第107條第二款的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及其交通警察發現機動車有未處理的違法行為記錄的，應當書面告知機動車所有人或者駕駛人，機動車所有人或者駕駛人應當按照告知的時間、地點接受出處理。」 「西單隊記錄了杜寶良未處理違法行為高達105次，卻從未履行過其『書面告知』義務」。

6月18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告訴庭正式向杜寶良發出了《行政案件受理通知書》，內容為：「杜寶良：你訴西城交通支隊西單隊一案的起訴狀，本院已於2005年6月13日收到，經審查，你的起訴基本符合法定受理條件，本院決定立案審理。」

在得知法院立案的消息後，杜寶良表示，過去他一直認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這次是他平生第一次走進法院大門，而且還是「民告官」，老家的人都知道了。但現在他改變了以前的想法，「那麼多人幫助我，尤其是為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我也開始知道一些法律知識了，懂得用法律保護自己了。」

4．河南洛陽種子案

2001年5月22日，汝陽公司與伊川公司簽訂了一份合同，約定由伊川公司為其繁殖玉米種子。2003年初，汝陽公司以伊川公司沒有履約為由將其起訴到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賠償。雙方對案件事實不存在爭議。雙方的分歧主要在賠償損失的計算方法上。原告主張適用《種子法》，以「市場價」計算賠償數額；被告則要求適用《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以「政府指導價」計算。

2003年5月27日，承辦該案的李慧娟在院審委會的同意下，下發「2003洛民初字」第26號判決書，支持了原告的主張，判令伊川公司按市場價格進行賠償。判決書中寫道：「《種子法》實施後，玉米種子的價格已由市場調節，《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位階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抵觸的條（款）自然無效。」。判決後，雙方都提出了上訴。

同年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發了《關於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民事審判中違法宣告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有關內容無效問題的通報》，要求河南省高院對洛陽市中院的「嚴重違法行為作出認真、嚴肅的處理，對直接責任人和主管領導依法作出處理」。省人大認為，李慧娟無權以法官身份宣布地方性法規無效，洛陽市中院的判決違反了《憲法》；人大是立法機關，法院是執法機關，主要任務是適用法律，法律的修改和廢止是人大職權范圍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否沖突，法院都無權去宣布法規有效還是無效。

隨後，洛陽市中院黨組根據要求作出決定，撤銷判決書簽發人——民事庭副庭長的職務和李慧娟的審判長職務，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審判員。

10月21日，河南省高級法院在一份對全省下發的通報中稱，「個別幹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意識淡薄，政治業務素質不高。……無論案件具體情況如何，均不得在判決書中認定地方法規的內容無效。」

200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於河南省汝陽縣種子公司與河南省伊川縣種子公司玉米種子代繁合同糾紛一案請示的答復》認為：根據《立法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性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解釋（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後，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為依據」，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認為地方性法規與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不一致，應當適用法律、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

4月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河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實施辦法》，辦法自7月1日起施行。《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同時廢止。

5．「見不救」案

2004年11月12日晚11時30分，海南東線高速路122公里處發生一起車禍：海南某公司的韓某被大貨車擠壓到護欄上兩個多小時，萬寧市人民醫院的120急救醫生到達現場後僅僅是摸黑簡單地查看了一下情況，並沒有採取任何救援措施就返回急救車上。韓某因失血過多，兩小時後亡。

如何解決這種恥辱性的「見不救」為標志的時代道德困境，訴諸法律，還是重建道德？人們面對道德的失范，往往會想起法律的武器。

「見不救」事件屢屢發生一再表明，這一社會問題，僅僅靠道德的約束和有限的法律責任是遠遠不夠的，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懲治這種具有極大社會危害性質的冷漠和怠責行為。也就是說，國家公務員在樹立和倡導社會公德和善良風俗上應當起到模範帶頭作用，這種「應當」可以提升到法律義務的層面；每個公民應當對自己義務范圍內的危險情勢負有義不容辭的救助義務，這種責任也可以強制提到法律的層面上。

早在2001年的全國人代會上，即有32名代表就增加刑法罪名提出議案。建議刑法增加新罪名：「見危不救和見不救罪」。

「見危不救」和「見不救」等現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見危不救」和「見不救」造成的社會影響相當惡劣，在有些國家早已有此類立法。在這次人代會上，劉如軍等32位代表也就此提出議案，他們建議在刑法中增加「見危不救和見不救罪」，立法內容應包括犯罪行為的法律界定和懲治條款等。

有法律學者建議規定：公民對於國家公共利益與他人的合法權益遭受危害時，負有救助義務；對於「見不救」的行為，可以按其社會危害性及責任人當時的主客觀條件，追究其刑事責任。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倪正茂和一些政協委員也曾提出建議——設立「見不救罪」，並同時制定「見義勇為獎勵法」。

他們認為，「見不救罪」的量罪依據，可以參考造成事情後果的輕重、事情發生時當事人的處置態度等等。見義勇為者獎勵可根據當事人當時的獻身程度、事情發生時的危急情況，以及所取得的有效後果等來決定。

6．里格斯訴帕爾默案

1882年帕爾默在紐約用毒葯殺了自己的祖父，他的祖父在現有的遺囑中給他留下了一大筆遺產。帕爾默因殺人的罪行被法庭判處監禁幾年，但帕爾默是否能享有繼承其祖父遺產的權利成了一個讓法官頭疼的疑難案件。帕爾默的姑姑們主張，既然帕爾默殺了被繼承人，那麼法律就不應當繼續賦予帕爾默以繼承遺產的任何權利。但紐約州的法律並未明確規定如果繼承人殺被繼承人將當然喪失繼承權，相反，帕爾默祖父生前所立遺囑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有效條件。因此，帕爾默的律師爭辯說，既然這份遺囑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既然帕爾默被一份有效遺囑指定為繼承人，那麼他就應當享有繼承遺產的合法權利。如果法院剝奪帕爾默的繼承權，那麼法院就是在更改法律，就是用自己的道德信仰來取代法律。

審判這一案件的格雷法官亦支持律師的說法，格雷法官認為：如果帕爾默的祖父早知道帕爾默要殺害他，他或許願意將遺產給別的什麼人，但法院也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祖父認為即使帕爾默殺了人（甚至就是祖父自己）他也仍然是最好的遺產繼承人選。法律的含義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來界定的，而紐約州遺囑法清楚確定，因而沒有理由棄之不用。此外，如果帕爾默因殺被繼承人而喪失繼承權，那就是對帕爾默在判處監禁之外又加上一種額外的懲罰。這是有違「罪行法定」原則的，對某一罪行的懲罰，必須由立法機構事先作處規定，法官不能在判決之後對該罪行另加處罰。

但是，審理該案的另一位法官厄爾卻認為，法規的真實含義不僅取決於法規文本，而且取決於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圖，立法者的真實意圖顯然不會讓殺人犯去繼承遺產。厄爾法官的另外一條理由是，理解法律的真實含義不能僅以處於歷史孤立狀態中的法律文本為依據，法官應當創造性的構思出一種與普遍滲透於法律之中的正義原則最為接近的法律，從而維護整個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厄爾法官最後援引了一條古老的法律原則——任何人不能從其自身的過錯中受益——來說明遺囑法應被理解為否認以殺繼承人的方式來獲取繼承權。

最後，厄爾法官的意見佔了優勢，有四位法官支持他；而格雷法官只有一位支持者。紐約州最高法院判決剝奪帕爾默的繼承權。

⑧ 關於行政處罰事先告知程序的履行形式有哪些

法律規定告知程序的重要目的就是保護當事人陳述權、申辯權的充分行使。

⑨ 辯論賽：打官司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正方觀點：打官司是一件光彩的事。
背景資料：「杜寶良案」

「杜寶良案」的啟蒙與檢驗

新華網安徽頻道 2005-06-20 07:51
「杜寶良案」終於進入法律程序，這是社會輿論衷心期待的結果，不論這起行政訴訟案的最終裁決如何，都已經成為一堂非常生動的公民權益啟蒙課。在這堂公民權益啟蒙課中，最先被改變的當然是杜寶良本人。原先那個因為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連續105次被電子眼拍下在同一地點闖禁行，不得不委屈地交納10500元罰款的小販杜寶良，經過傳媒的關注和律師的援助後，有兩點變化：一是一改過去不經常看報的習慣，每天閱讀從附近報攤買來的報紙；二是過去一直認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現在他改變了以前的想法。一位老實本分的賣菜農民，開始認真閱讀報紙，這說明他開始關注時事；他不再認為打官司「不光彩」，並且明白可以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說明他已經不滿足於做一個忍氣吞聲的「順民」，而是要堂堂正正的做公民。

一位農民，一位進城謀生的農民，一位以小貨車作為運輸工具的駕駛員，杜寶良的這三重身份在當代中國都有著廣泛的代表性。相對於城市居民，相對於都市白領、國家公務員，相對於習慣在馬路上行使絕對權力的交警，杜寶良永遠處於弱勢。但是，他為了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能和政府機構公堂對峙，尋求司法裁決，那麼，所有的農民、所有進城的民工、所有的汽車駕駛員為什麼就不可以？「杜寶良案」的立案受理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件，通過這個事件，已經並將傳播更多的民權知識。

在杜寶良的背後，有兩位很好的啟蒙導師。新聞媒體，許多報紙整版地報道他的遭遇，許多電視台將鏡頭對准了他；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不僅強烈地申訴他的權利，而且公開揭露了交管部門「可能」存在的明顯標志錯誤。一是新聞媒體，一是律師，這是現階段承擔民權啟蒙任務的最好導師，在「杜寶良案」之外，人們也同時期待著他們能有更多作為。

誠然，司法裁決或許因為種種原因，做出不利於杜寶良的結果。但是，那也不要緊，因為民權進步本身就是一個持續博弈、談判和協商的過程。另一方面，假如杜寶良敗訴，也恰好可以檢驗出民權狀況的現實差距。

以下為辯詞：

自古以來，生不入公門，成為很多人終生的信條。所謂不入公門就是不上衙門告狀。官家也有民不告官不究的說法。此兩句 藏住多少冤情！
國人還有一句話：衙門口沖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
打官司的結果往往是官府吃完被告吃原告。最後落個家財散進的結果。
時代的發展與進步，今天已經是法制社會了。對於打官司的觀點世人也有所變化。
從以上的這一則新聞報道來看，打官司在人們的認識上至少已經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世上的事不是非黑即白的，現在人們轉變了，越來越多人的開始認為其實打官司 是件光彩的事。如上的資料，這位杜寶良，打了官司之後很是光彩喲。成了電視台的焦點，媒體與律師都在其中做出了貢獻。

以上僅供參考，希望能拋磚引玉，順祝你辯論成功。

⑩ 中國影響性訴訟2005的作者是誰

《2005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案件》原文作者：冰山之火
2005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案件
一， 佘祥林案
簡要案情：11年前，佘祥林因涉嫌殺妻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5年其妻突然的出現證明佘案是一起冤假錯案。
公眾意見：輿論影響力巨大的佘祥林案是推動我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個案。該案引發了我們對偵查權邊界、死刑復核程序、證據規則、「沉默權」、「疑罪從無」等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的深刻反思。而隨後加速進行的我國死刑復核程序及刑事訴訟法改革，可能就是佘祥林案發生影響力的初步見證。
專家點評：
江平：這個案子的影響力就像孫志剛案一樣，表明了我們國家對人權保障問題越來越關注。該案暴露了我們制度中的一些缺陷，正視這些缺陷可以促進我們制度的改善，孫志剛案件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佘祥林案也加速了對死刑復核制度、死刑案件二審制度的改革。
姜明安：佘祥林案作為影響性訴訟的第一個案件是很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不在於案件本身，而是通過該案，引發了我們思考如何平衡司法公正與民意要求，思考整個刑法的原則甚至是法治理念，思考對刑法、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款修改提議，以及引發我們對疑罪從無、死刑制度的反思。
莫紀宏：該案促使我們反思死刑的功能和死刑適用的范圍。
何海波：這個案件以一種戲劇式的方式揭露了我們刑事追訴制度當中的問題。我認為佘案的意義不僅在於他個人的正義最終的實現，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完善，而比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我們曾經以一種公開、理性的方式來討論我們制度當中的問題，來反思我們制度當中的問題並且加以改進。
甘功仁：通過佘案，我覺得需要反思的問題是我們整個刑事訴訟制度變革的問題，刑事訴訟應該從觀念到制度都進行變革。包括無罪推定原則的貫徹適用問題，證據問題和證據密切相關的口供問題，防止冤假錯案產生機制等問題。
二、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案
簡要案情：2005年12月19日，來自山西的原侵華日軍「慰安婦」萬愛花等10名受害者對日訴訟再遇挫折。當天，日本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原告敗訴，駁回她們要求日本政府賠償2億日元並正式謝罪的訴訟請求。理由是「訴訟時效已過」和「個人不能起訴國家」。該案的敗訴成為了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的縮影———十年間，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組織中國律師參與的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案有25起，主要案件類型有中國「慰安婦」案、中國勞工案、遺留毒氣彈案、南京大屠殺案，這些案件絕大多數都敗訴了，勝訴的很少。
公眾意見：從默默無聞到引起國際廣泛關注，持續十年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讓人看到了堅持的力量。通過證據的搜集與公示，讓全世界看到了日本在華所犯下的罪行，讓人時刻警醒戰爭的危害；訴訟把民眾的愛國情緒納入到理性軌道之中；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與援助，讓人們看到了部分日本民眾對戰爭罪行的反思，看到了中日友好的希望所在。
專家點評：
於寧：這些案件對我們國內來說，制度層面的影響不是很大，但是觀念影響是巨大的，民間索賠走過的歷程可以看到我國的進步。這些案件具有極強的教育功能和宣傳功能。所以這個案件的意義，可以說超越了訴訟本身的意義。能夠進入「十大」，說明老百姓還是有眼光的。
姜明安：這個案件，可以讓我們以史為鑒，可以讓日本正視這個歷史。但是我們也需要思考一些法律問題，比如時效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對於這種大規模侵犯人權的行為不適用時效制度。
江平：從法律的角度探討這些案件，更有利於爭取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理解。諸多法律上的問題應該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比如國家賠償與民間索賠的關系，比如時效問題等等。
莫紀宏：我曾經提議能否在中國法院起訴日本政府。可以考慮怎麼樣使我們在保護人權的過程中使我們國民基本人權得到更大范圍的保護，不僅得到我們國內法的保護也要得到國際法的保護，將國內與國際的保護機制結合起來。
三、馬德、韓桂芝、田鳳山連環腐敗案
簡要案情：2005年7月至12月，隨著三位曾在黑龍江省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相繼在京受審並被判刑，這一系列驚人的受賄賣官案件終於落下了帷幕。
公眾意見：網民的投票使得馬德、韓桂芝、田鳳山腐敗案入選「2005年十大影響性訴訟」，不僅僅因為該案被媒體稱作「建國以來最大的賣官案」，還在於它反映出我國政府的反腐決心與公眾對於腐敗的痛恨。
專家點評：
江平：這個案子有一個很大的特別，就是賣官，這點性質不同。我認為腐敗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腐敗是最厲害的腐敗，可以威脅國家的命運前途：其一是賣官；其二是司法腐敗；其三是貪污救濟款、扶貧款。賣官可以列為最厲害最根本的腐敗，這樣的腐敗對一個國家來說是致命性的。
姜明安：這個案子確實令人深思，腐敗的事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反腐要從制度上進行反思，我認為要遏制腐敗當前要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選任監督制度，可以考慮在縣鄉一級進行直選，讓老百姓直接監督腐敗；第二，健全責任體系，讓為政者真正負起責任來；第三，必須進行制度建設，要用制度反腐；第四，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用程序來防治腐敗。
甘功仁：為什麼他會賣官，還是因為他說了算，權力放在他的口袋裡面，我認為最大的腐敗是用人的腐敗。
四、顧雛軍案
簡要案情：2005年，顧雛軍這位頗有傳奇色彩的民營企業家在事業幾近巔峰時翻身落馬。海信出資9億元成功收購科龍電器。科龍電器從私有資本控股上市企業又重新轉變為國有控股上市企業。
公眾意見：顧案給企業界、學界乃至公眾帶來的震盪令人吃驚。早在2004年，因顧而起的「郎顧之爭」以及隨之而來的「郎張之爭」就引起了關於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廣泛討論。顧雛軍的落馬似乎印證了專家對於我國資本市場「先天不足，後天畸形」的判斷。而證監會監管漏洞、獨立董事形同虛設、經濟學界公信力等問題一度成為討論焦點。
專家點評：
江平：該案反映的最根本問題就是我們的公司法和證券法有漏洞。目前公司法和證券法中涉及「資本制度」和「公司治理」的諸多修訂，以及2005年最後一天頒布的《證監會凍結、查封實施辦法》等反映了我國對公司證券制度的逐步反思和完善。
姜明安：顧案凸顯經濟發展的理念問題———經濟發展是以人為本還是以經濟指標為准。企業家犯罪不完全是制度問題，而往往是理念問題。
莫紀宏：該案引發我們思考國有資產如何保護，如何管理。沒有健全的法制和程序，國有資產肯定會有流失的情況。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最重要的是建立動態、嚴格、有程序性的監管制度。
五、黃靜疑案
簡要案情：兩年前，小學教師黃靜被人發現裸體死於其工作的小學宿舍內，是自然死亡還是被強奸死亡，鑒定結論成為關鍵的證據，然而，不同的鑒定機構對黃靜進行的5次屍檢，出具的6次死亡鑒定，卻每次都給出了完全不同的鑒定結論。黃靜之死成為一樁疑案。
公眾意見：也許我們可以樂觀地估計，隨著司法鑒定改革的推進，曾讓公眾對我國司法鑒定製度產生空前非議的黃靜案很快會水落石出。也許我們還樂觀不起來，因為現實在於，僅僅有較為完善的司法鑒定管理制度仍是遠遠不夠的。
專家點評：
姜明安：制度的設計和對制度的執行都要考慮，建立制度、制定製度的人要從有利於制度執行的角度想問題，司法鑒定的規則應該由人大機關來制定，這件案子也是給了我們一個教訓。
江平：這個案件就算人大常委會再制定一個統一辦法也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因為鑒定結論本身僅僅是證據的一種，並沒有什麼規定要求法官一定要採信某個鑒定結論，鑒定的採納應當由法官來確定，不能說鑒定結論不一樣法官就無法下判了。
甘功仁：我不贊成在全國建立統一的司法鑒定機構，即使建立統一的司法鑒定機構，在最終決定誰來負有鑒定責任時，是不是可以考慮建立一個復核性的司法鑒定機構。
六、杜寶良巨額罰單案
簡要案情：外地來京打工的杜寶良2005年5月23日收到一張10500元的罰單，同時交通違章記分210分。他被北京市西城區交管部門認定，交通違法105次。杜寶良隨後將交管部門告上法院。但隨後又撤回了訴訟。
公眾意見：「杜寶良案」的出現反映了政府行政執法部門執法理念中服務意識的不足以及程序意識的缺乏。本案發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了北京市交管部門大整頓，使其堪稱「小人物產生大影響」的又一範例。就個案與法治的關系來說，「杜寶良案」的影響還沒有終結，它必將促使有關部門從立法上對這一制度漏洞進行彌補。
專家點評：
姜明安：在執法過程中，一定要看法律的目的、法律的原則和法律的精神。
莫紀宏：案件的關鍵不在於數額，而是105次罰款這一數字。如果交警執法在發現一個人違法時及時通知就不會出現這么多次數了。另一方面也有執法理念的問題，105次罰款是不是都要罰10500元，一張一張罰，實際上法律並沒有這樣規定。
何海波：現有電子眼執法的方式必須改變，解決的途徑是所有的電子眼要通過大眾化的方式公布出來，要堅決廢止用數碼相機偷偷執法的方式。另外，警察要改變工作作風，不能僅僅依靠執法設備，要及時發現違法問題，及時制止，電子警察是幫助執法的，是執法的手段，不能說電子設備是幫助不執法或者可以放任執法行為的，這是不行的。
七、奧拓車撞人案
簡要案情：2004年5月9日20時55分，在北京市菜戶營橋附近，曹志秀夫婦由北向南橫穿主路。劉寰駕駛奧拓車經過，將曹志秀撞死在綠化帶里。2005年12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終審判決，判決劉寰承擔責任共計10.08萬元。
公眾意見：「撞了白撞」還是「撞了不白撞」？關乎有車一族與步行大眾沖突的立法，而引起持續不斷的關注。該案啟示我們———以立法對不同利益進行平衡協調也是一個法治系統工程。
專家點評：
江平：對這個案子的宣傳報道其實並不準確，「撞了白撞」還是「撞了不白撞」的提法，其實忘了兩個前提，第一受害人有沒有過錯，第二司機要不要賠，關鍵要看司機是否盡到了應有的注意責任。籠統說「撞了白撞」與否而沒有正確宣傳法律條款，如果司機確實沒有過錯，那也不是一定要賠，也不符合民法通則規定的公平原則。
姜明安：「撞了白撞」和「撞了不白撞」的說法是媒體為了吸引眼球，有一定的前提條件的。但是新聞仍然抓住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解決法律交鋒中如何平衡當事人的利益，有一些人老說司機是強勢群體，老百姓是弱勢群體，其實強勢、弱勢是相對的。
莫紀宏：這其中實際上是有一個法律原則問題，解釋空間應當更大一些。現在按照舉證責任大小來定責任的承擔，在法律上沒有免除司機絕對責任的條款。如果司機和行為人都沒有違反交通規則，比如說司機為了躲避行人，採取了措施，結果導致司機和行為人都死了，難道讓司機家屬向行為人家屬賠錢嗎？
八、福建農民環境污染侵權案
簡要案情：福建屏南縣村民對屏南縣榕屏化工有限公司提起環境污染侵權訴訟，福建省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並賠償原告損失。
公眾意見：當公害侵害大眾利益時，法律程序上應當有怎樣的回應才能滿足公眾維權需要？如何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中通過法制的進步求解協調、化解利益沖突的理性方式？在更深層面，該案引發人們對於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反思。
專家點評：
江平：這個案子很具有典型意義，也極具現實意義。在環境受到損害的時候，運用司法程序啟動賠償制度，在現階段要廣泛推廣仍具有相當的難度。
姜明安：環境問題涉及到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環境也是一種權利，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有以環境權提起訴訟的。環境訴訟首先要建立公益訴訟制度。
莫紀宏：該案讓我們知道如何通過訴訟的方法進一步防止環境污染。該案重點在於侵權、集團訴訟問題。農民權益受到損害，可以通過集團訴訟對受害人進行統一賠償。該案還涉及公益訴訟問題，我們既要對受害者提供民事賠償，還要對環境污染問題進行治理，這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根本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九、郝勁松因發票狀告鐵路局案
簡要案情：郝勁松因退火車票時，火車站開具的小票是鐵路系統自己印製的收據，不是正規發票，不能報銷而狀告鐵路局。
公眾意見：公益訴訟是正義之士超越一己之利為公益而尋求司法救濟，因其關乎公共利益、挑戰既得利益，從來都是公眾關注熱點。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建立公益訴訟制度，但本案卻是一次有益的嘗試。
專家點評：
江平：郝勁松案主要體現了以私權的訴訟來維護公共利益。我們現在還沒有公共團體來行使公益訴訟的主體權利，民事訴訟法還只是修改，還只是建議，將來消協能不能代表消費者，婦聯能不能代表婦女等等這是另外的問題。實際上，以保護私權的方式提起公益訴訟，達到保護公共利益的目的，是一個很好的手段。
姜明安：公益訴訟的范圍有多大？如果公益訴訟無限制擴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提起公益訴訟，那麼司法資源有限性就會受到挑戰。這需要思考。
甘功仁：該案很有代表性的，其所涉及的類似問題太多了。應該盡快建立公益訴訟制度。
十、通用大宇訴奇瑞公司案
簡要案情：通用大宇因QQ車缺乏獨立開發應有的原創性，且奇瑞並不具備其所自稱的「獨立開發」的時間和技術條件而起訴奇瑞公司。通用大宇和奇瑞公司知識產權糾紛，歷經三年時間，雙方於2005年11月中旬達成最終的和解協議。
公眾意見：通用大宇與奇瑞的糾紛，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中，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需定位於何處才能與我們的大國崛起戰略相匹配？
專家點評：
江平：該案引發的問題很重要，我們應該創立自己獨立的品牌和專有技術等。
莫紀宏：通過該案，應該說要搞民族工業就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這樣我們的民族工業才會有很好的發展。
姜明安：該案反映出了有關知識產權、國家貿易政策制定以及如何遵守國家貿易准則，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如何結合等問題。
江平：中國的法治進程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動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推動，而輿論是自下而上推動最有力的工具。同時，中國的法治進程不僅要有立法的完善，還要有司法實踐理念的更新。而立法的完善常常是由個案訴訟特別是影響性訴訟引發的。這些影響性訴訟會使我們發現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和問題，並在解決這些缺陷和問題過程中，得以完善我們的法治。
姜明安：2005年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將在中國法治進程中產生影響，這個影響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它暴露和凸顯了我國現有法律制度的某些缺陷；二是它引導人們對我國法律制度如何完善進行思考；第三，它可以催生一些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建立；第四，它可能確立一些影響我國法制化進程的原則；第五，它可能形成影響我們法律發展進程的法制理念。
莫紀宏：2005年的十大影響性訴訟案件代表的面比較廣，在全社會關注影響性訴訟過程中，我相信，我們的法律制度會得到不斷的完善和進步。
甘功仁：我覺得「2005年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將對我們從紙上的法律變成活生生的法律發生重要的影響，希望每年都搞一次這樣有影響性的訴訟評選。
何海波：訴訟曾經被認為是在封閉的法庭之內解決公民的糾紛問題，現在在公民關注和互聯網誕生的時代，訴訟變成了一種公眾的論壇。影響性訴訟這個評選活動非常有意義，每個入選的案子都代表法治進程中的一個特殊的關懷，所有這些案子連在一起以後就成為濃墨重彩記錄中國法治進程的一部巨著。
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