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的線性模式
㈠ 刑事訴訟的「三角結構」比「線形結構」更有效率，更注重人權的保障。 這句話是對的嗎
對的~法學界將訴訟結構分為「線性的訴訟結構」與「三角的訴訟結構」。回前者主要答是強調公安、檢察、法院的相互配合；後者主要強調法院居中，公安、檢察機關作為接受裁決者，強調三個機關之間的相互制約作用。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往往過於強調公安（紀檢）、檢察院、法院合力打擊犯罪的方面，而忽視監督與制約的另一方面，訴訟程序基本上屬於「線性訴訟結構」。在這種訴訟結構下，公安、檢察、法院都只是處理刑事案件流水線上一道道「工序」，被告人則不過是「流水線上的一個產品」，公、檢、法是合力打擊犯罪的工具。因此，公安（紀檢）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定的罪名，檢察機關、法院往往一認到底，檢察機關對於公安、紀檢認定的罪名與犯罪事實和法院對於檢察機關認定的罪名與犯罪事實，往往給予確認，而不是居中裁決，作出獨立判斷，起到把關與制約作用。《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我們有向「當事人主義」轉變的趨勢，訴訟結構也在朝著「三角的訴訟結構」轉型，但是，「線性訴訟結構」的慣性仍然強大。
㈡ 我國刑事訴訟的形式
刑事訴訟的概念：是國家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的活動，即國家的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分子的活動。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
一、刑事訴訟歷史類型的概念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是以某種標准為依據，對歷史上存在過的和現代的刑事訴訟所作的劃分或分類。
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以階級實質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以表面特徵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二、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
（一）奴隸制社會的刑事訴訟
奴隸制社會刑事訴訟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特點：
1．刑事訴訟是維護奴隸佔有制的社會秩序的工具，它公開保護奴隸主享有種種特權，同時對廣大奴隸實行野蠻、殘暴的鎮壓。
2．奴隸制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是皇帝。
3．奴隸制社會一般都實行過神明裁判或神示的證據制度。
（二）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最顯著的特點：竭力維護封建地主階級享有的特權，殘酷鎮壓廣大農民。
封建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同樣是皇帝。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特別重視被告人的口供和廣泛採用刑訊的方法。
（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的本質特徵：是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工具。
其次，資產階級在法律上規定了禁止刑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法官獨立、審判公開以及被告人享有辯護權等訴訟原則，比封建社會有進步。
另外，資產階級刑事訴訟的形式和評定證據證明力時所依據的原則或標准，也已不同於封建社會。
（四）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是保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主義統治秩序的工具。
社會主義刑事訴訟繼承歷史上一切先進的、民主的、科學的法律思想和訴訟原則，同時在總結人民自己的司法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新的訴訟原則。
在審查判斷證據方面，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為指導，反對先入為主、主觀臆斷和單憑口供定案，強調調查研究，尊重客觀事實，服從客觀事實。
三、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
（一）彈劾式
彈劾式訴訟的特點
1．"不告不理"。訴訟的進行主要是依靠當事人雙方的積極性，訴訟是否提起完全取決於受害人。
2．法官在訴訟中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法官只負責審判不執行控訴職能。
3．需要依靠神明裁判時，就會採用決斗等辦法並根據所謂神示的結果作出判決。
4．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權利是平等的，可以進行對質和辯論。
5．彈劾式訴訟形式下的審判一般都是公開的，並通過言詞辯論的形式進行。
（二）糾問式
糾問式訴訟的特點
1．國家官吏依其職權主動地追究犯罪。
2．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實際上都不具有現代法律意義上的當事人的訴訟地位。
3．控訴職能和審判職能不分，法官集審判權、起訴權和偵查權於一身。
4．同野蠻的刑訊、拷問始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5．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的。
（三）混合式
混合式訴訟既有彈劾式訴訟的許多特點，又有糾問式訴訟的某些特徵。
在混合式訴訟形式下，刑事訴訟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追訴階段和法庭審判階段。這兩大訴訟階段界限分明，各有各的特點。
在審判階段，彈劾式訴訟的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混合式訴訟的法庭審判，也是實行"不告不理"的原則。混合式訴訟中的審判職能和控訴職能是分開的。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訴訟地位是對等的，都是訴訟主本。混合式訴訟中的法庭審判都是採用言詞辯論和直接訊問等方式、方法，同時一般都是公開進行的。
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起訴階段，糾問式的特點有所體現。在混合式訴訟中，均實行以國家追訴為主的原則。被告人在這個訴訟階段的地位、應享有的權利以及與追訴者之間的關系等，同法庭審判階段相比，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混合式的偵查、起訴過程，一般都不公開，不通過辯論的方式進行。
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英美法系國家法庭審理所採取的方式是交叉詢問，即由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對彼此傳喚到庭的證人，交替進行所謂"主詢問"和"反詢問"的方式。法官一般只是處於主持者和指揮者的地位。控、辯雙方之間的對抗、辯論等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只能了解起訴書中所列舉的事實，對案件的證據材料並不清楚，同時也不能對被告人進行庭審前的訊問。
職權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法官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是處於審問者的地位，特別是在法庭調查階段，法官始終是依其職權審訊被告人、詢問證人和查對核實各種證據的審問者。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就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同時可以在庭審前訊問被告，可以對證據進行查對核實工作。
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在1997年1月1日前，同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比較接近，同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模式差距較大。1997年1月1日起，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借鑒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某些作法。
我國刑事訴訟構造的概念有個發展過程。八十年代中後期，有專門論述訴訟構造的論文認為：「刑事訴訟刑式，是指進行刑事訴訟的採用的訴訟形式，具體說，就是司法機關和當事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訴訟權利和義務及相互關系。陳光中主編《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中的定義非常簡明：」訴訟程序的基本結構，是指訴訟主要參與者的組成、訴訟地位和訴訟的基本形式。「而陳光中的學生李心鑒認為：」刑事訴訟構造是由一定的訴訟目的所決定的，並由主要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中的訴訟基本方式所體現的控訴、辯護、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w張旭教授編著《新刑事訴訟法學原理》一書中指出：」所謂刑事訴訟模式，就是指由一定的訴訟目的所決定，體現控訴、辯護、裁判三方基本法律地位和基本法律關系的，並按特定程序和規則處理刑事案件的基本方式。「從上述概念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國刑訴構造定義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直到李心鑒提出刑訴構造是控、辯、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才把握住了構造的核心問題。張旭教授在李心鑒的基礎上，把疑罪從無的規則納入這概念，是值得肯定的。
㈢ 刑事訴訟模式的含義，特徵以及訴訟模式的理論有哪些
刑事訴訟是國家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的活動，即國家的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分子的活動。
刑事訴訟模式的特徵是：實行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相結合的訴訟模式。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保留了原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職權主義的一些合理規定，如在偵查、起訴階段由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依職權單方面採取偵查、起訴行為；在審判階段由法官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和在庭審中調查核實證據的權利等。同時借鑒當事人主義的有益經驗，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在起訴階段便可委託辯護人為自己辯護，特別是在審判階段，將法院的庭前審查由實體性審查改為程序性審查，從而有效地避免法官先入為主，從而客觀審案；庭審中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物證書證首先和主要由控、辯雙方進行，法官即使進行這些活動，也只是起到補充作用而已，而且法官只有在庭審過程中對證據有疑問時才可以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此外，控辯雙方不僅可以在法庭辯論階段可以進行互相辯論，而且在法庭調查階段也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並且互相辯論。
關於訴訟模式的理論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觀點：
（一）是職權主義模式。這種觀點流行於20世紀80-90年代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被介紹到中國的初期。主要針對1996年之前的刑事訴訟形態，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刑事訴訟在訴訟價值方面關注犯罪控制、在訴訟結構方面重視司法機關的職權發揮，因此，屬於職權主義訴訟模式。
（二）是混合模式。這種觀點主要流行於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認為1979年刑事訴訟法是職權主義或強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典範，而修訂後的1996年刑事訴訟法引入了當事人主義的因素，遂成為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相結合的混合模式。
（三）是超或強職權主義模式。隨著對西方兩大訴訟模式的認知，一些學者越來越發現我國現有的訴訟制度與歐洲大陸職權主義還有區別，為此，提出超或強職權主義模式的概念來概括我國刑事訴訟，特別是1996年刑訴法改革之前的刑事訴訟制度。
㈣ 我國刑事訴訟的形式
刑事訴訟的概念：是國家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的活動，即國家的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分子的活動。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
一、刑事訴訟歷史類型的概念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是以某種標准為依據，對歷史上存在過的和現代的刑事訴訟所作的劃分或分類。
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以階級實質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以表面特徵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二、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
（一）奴隸制社會的刑事訴訟
奴隸制社會刑事訴訟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特點：
1．刑事訴訟是維護奴隸佔有制的社會秩序的工具，它公開保護奴隸主享有種種特權，同時對廣大奴隸實行野蠻、殘暴的鎮壓。
2．奴隸制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是皇帝。
3．奴隸制社會一般都實行過神明裁判或神示的證據制度。
（二）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最顯著的特點：竭力維護封建地主階級享有的特權，殘酷鎮壓廣大農民。
封建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同樣是皇帝。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特別重視被告人的口供和廣泛採用刑訊的方法。
（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的本質特徵：是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工具。
其次，資產階級在法律上規定了禁止刑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法官獨立、審判公開以及被告人享有辯護權等訴訟原則，比封建社會有進步。
另外，資產階級刑事訴訟的形式和評定證據證明力時所依據的原則或標准，也已不同於封建社會。
（四）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是保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主義統治秩序的工具。
社會主義刑事訴訟繼承歷史上一切先進的、民主的、科學的法律思想和訴訟原則，同時在總結人民自己的司法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新的訴訟原則。
在審查判斷證據方面，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為指導，反對先入為主、主觀臆斷和單憑口供定案，強調調查研究，尊重客觀事實，服從客觀事實。
三、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
（一）彈劾式
彈劾式訴訟的特點
1．"不告不理"。訴訟的進行主要是依靠當事人雙方的積極性，訴訟是否提起完全取決於受害人。
2．法官在訴訟中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法官只負責審判不執行控訴職能。
3．需要依靠神明裁判時，就會採用決斗等辦法並根據所謂神示的結果作出判決。
4．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權利是平等的，可以進行對質和辯論。
5．彈劾式訴訟形式下的審判一般都是公開的，並通過言詞辯論的形式進行。
（二）糾問式
糾問式訴訟的特點
1．國家官吏依其職權主動地追究犯罪。
2．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實際上都不具有現代法律意義上的當事人的訴訟地位。
3．控訴職能和審判職能不分，法官集審判權、起訴權和偵查權於一身。
4．同野蠻的刑訊、拷問始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5．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的。
（三）混合式
混合式訴訟既有彈劾式訴訟的許多特點，又有糾問式訴訟的某些特徵。
在混合式訴訟形式下，刑事訴訟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追訴階段和法庭審判階段。這兩大訴訟階段界限分明，各有各的特點。
在審判階段，彈劾式訴訟的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混合式訴訟的法庭審判，也是實行"不告不理"的原則。混合式訴訟中的審判職能和控訴職能是分開的。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訴訟地位是對等的，都是訴訟主本。混合式訴訟中的法庭審判都是採用言詞辯論和直接訊問等方式、方法，同時一般都是公開進行的。
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起訴階段，糾問式的特點有所體現。在混合式訴訟中，均實行以國家追訴為主的原則。被告人在這個訴訟階段的地位、應享有的權利以及與追訴者之間的關系等，同法庭審判階段相比，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混合式的偵查、起訴過程，一般都不公開，不通過辯論的方式進行。
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英美法系國家法庭審理所採取的方式是交叉詢問，即由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對彼此傳喚到庭的證人，交替進行所謂"主詢問"和"反詢問"的方式。法官一般只是處於主持者和指揮者的地位。控、辯雙方之間的對抗、辯論等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只能了解起訴書中所列舉的事實，對案件的證據材料並不清楚，同時也不能對被告人進行庭審前的訊問。
職權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法官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是處於審問者的地位，特別是在法庭調查階段，法官始終是依其職權審訊被告人、詢問證人和查對核實各種證據的審問者。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就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同時可以在庭審前訊問被告，可以對證據進行查對核實工作。
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在1997年1月1日前，同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比較接近，同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模式差距較大。1997年1月1日起，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借鑒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某些作法。
我國刑事訴訟構造的概念有個發展過程。八十年代中後期，有專門論述訴訟構造的論文認為：「刑事訴訟刑式，是指進行刑事訴訟的採用的訴訟形式，具體說，就是司法機關和當事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訴訟權利和義務及相互關系。陳光中主編《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中的定義非常簡明：」訴訟程序的基本結構，是指訴訟主要參與者的組成、訴訟地位和訴訟的基本形式。「而陳光中的學生李心鑒認為：」刑事訴訟構造是由一定的訴訟目的所決定的，並由主要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中的訴訟基本方式所體現的控訴、辯護、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w張旭教授編著《新刑事訴訟法學原理》一書中指出：」所謂刑事訴訟模式，就是指由一定的訴訟目的所決定，體現控訴、辯護、裁判三方基本法律地位和基本法律關系的，並按特定程序和規則處理刑事案件的基本方式。「從上述概念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國刑訴構造定義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直到李心鑒提出刑訴構造是控、辯、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才把握住了構造的核心問題。張旭教授在李心鑒的基礎上，把疑罪從無的規則納入這概念，是值得肯定的。
㈤ 刑事訴訟法的三類模式
一、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
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又稱對抗制審判模式、抗辯式審判模式，是指法官(陪審團)居於中立且被動的裁判者地位，法庭審判的進行由控方的舉證和辯方的反駁共同推動和控制的一種審判模式。當事人的積極性和法官的消極性是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最重要的特徵。二、職權主義審判模式
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又稱「審問式」審判模式，是指法官在審判程序中居於主導和控制地位，而限制控辯雙方積極性的審判模式。與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不同，法官的中心地位和在事實和證據調查中的積極作用，是職權主義審判模式的主要特點。
三、混合式審判模式
當事人主義實行控辯雙方當事人主導推進庭審進程之制，賦予被告人與檢控方進行平等對抗的權利，具有鮮明的訴訟民主與程序公正的特點。但是，法官的過分消極被動和控辯雙方對審判程序的控制權，又易造成審判效率和發現案件實體真實方面效率的降低，而且訴訟成本高昂。職權主義庭審模式因強調庭審法官的職權作用從而突出了國家的審判職能，固然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以及發現事實真相，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檢控方與辯護方參與訴訟的積極性，程序的正義性略顯不足。正是由於這兩種審判模式都有優點和缺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互相借鑒吸收的改革趨勢。英美法系國家開始強化法官對審判程序的控製作用，不再完全放任控辯雙方對審判程序的主導；大陸法系國家則通過立法加強了訴訟程序中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允許庭審中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等。如今，純粹的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或純粹的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已經不復存在。
一方面，由於一國的審判模式受其歷史傳統和法律文化的影響很大，因而盡管兩種審判模式互相學習借鑒，取長補短，但當事人審判模式和職權主義審判模式依然保持了自己最主要的程序特徵。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種混合式審判模式。這種審判模式是指吸收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和職權主義審判模式的長處，使兩種審判模式融合的一種審判模式。即使在這樣一種混合的審判模式中，還是可以看出其中更多地體現了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或職權主義審判模式的一些程序特徵。
㈥ 形式上的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有哪些各有哪些特點
刑事訴訟的概念：是國家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的活動，即國家的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分子的活動。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
一、刑事訴訟歷史類型的概念
刑事訴訟的歷史類型是以某種標准為依據，對歷史上存在過的和現代的刑事訴訟所作的劃分或分類。
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以階級實質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以表面特徵為標准對刑事訴訟的分類。
二、刑事訴訟本質的歷史類型
（一）奴隸制社會的刑事訴訟
奴隸制社會刑事訴訟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特點：
1．刑事訴訟是維護奴隸佔有制的社會秩序的工具，它公開保護奴隸主享有種種特權，同時對廣大奴隸實行野蠻、殘暴的鎮壓。
2．奴隸制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是皇帝。
3．奴隸制社會一般都實行過神明裁判或神示的證據制度。
（二）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最顯著的特點：竭力維護封建地主階級享有的特權，殘酷鎮壓廣大農民。
封建社會的最高司法機關同樣是皇帝。
封建社會的刑事訴訟特別重視被告人的口供和廣泛採用刑訊的方法。
（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資本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的本質特徵：是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工具。
其次，資產階級在法律上規定了禁止刑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法官獨立、審判公開以及被告人享有辯護權等訴訟原則，比封建社會有進步。
另外，資產階級刑事訴訟的形式和評定證據證明力時所依據的原則或標准，也已不同於封建社會。
（四）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
社會主義社會的刑事訴訟是保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主義統治秩序的工具。
社會主義刑事訴訟繼承歷史上一切先進的、民主的、科學的法律思想和訴訟原則，同時在總結人民自己的司法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新的訴訟原則。
在審查判斷證據方面，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為指導，反對先入為主、主觀臆斷和單憑口供定案，強調調查研究，尊重客觀事實，服從客觀事實。
三、刑事訴訟形式的歷史類型
（一）彈劾式
彈劾式訴訟的特點
1．"不告不理"。訴訟的進行主要是依靠當事人雙方的積極性，訴訟是否提起完全取決於受害人。
2．法官在訴訟中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法官只負責審判不執行控訴職能。
3．需要依靠神明裁判時，就會採用決斗等辦法並根據所謂神示的結果作出判決。
4．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權利是平等的，可以進行對質和辯論。
5．彈劾式訴訟形式下的審判一般都是公開的，並通過言詞辯論的形式進行。
（二）糾問式
糾問式訴訟的特點
1．國家官吏依其職權主動地追究犯罪。
2．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實際上都不具有現代法律意義上的當事人的訴訟地位。
3．控訴職能和審判職能不分，法官集審判權、起訴權和偵查權於一身。
4．同野蠻的刑訊、拷問始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5．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的。
（三）混合式
混合式訴訟既有彈劾式訴訟的許多特點，又有糾問式訴訟的某些特徵。
在混合式訴訟形式下，刑事訴訟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追訴階段和法庭審判階段。這兩大訴訟階段界限分明，各有各的特點。
在審判階段，彈劾式訴訟的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混合式訴訟的法庭審判，也是實行"不告不理"的原則。混合式訴訟中的審判職能和控訴職能是分開的。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的訴訟地位是對等的，都是訴訟主本。混合式訴訟中的法庭審判都是採用言詞辯論和直接訊問等方式、方法，同時一般都是公開進行的。
法庭審判前的偵查、起訴階段，糾問式的特點有所體現。在混合式訴訟中，均實行以國家追訴為主的原則。被告人在這個訴訟階段的地位、應享有的權利以及與追訴者之間的關系等，同法庭審判階段相比，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混合式的偵查、起訴過程，一般都不公開，不通過辯論的方式進行。
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英美法系國家法庭審理所採取的方式是交叉詢問，即由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對彼此傳喚到庭的證人，交替進行所謂"主詢問"和"反詢問"的方式。法官一般只是處於主持者和指揮者的地位。控、辯雙方之間的對抗、辯論等特點體現得比較充分。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只能了解起訴書中所列舉的事實，對案件的證據材料並不清楚，同時也不能對被告人進行庭審前的訊問。
職權主義的訴訟形式：一般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法官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是處於審問者的地位，特別是在法庭調查階段，法官始終是依其職權審訊被告人、詢問證人和查對核實各種證據的審問者。法官在開庭審理前就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同時可以在庭審前訊問被告，可以對證據進行查對核實工作。
我們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在1997年1月1日前，同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形式或模式比較接近，同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模式差距較大。1997年1月1日起，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借鑒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訴訟模式的某些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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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什麼是控辯式審判模式
我國來刑事審判模式正處於由職權自主義走向控
辯式的改革過程之中！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
再次修改，沿著控辯式庭審方式改革的方向取
得了新的進展。如完善了迴避制度，規定辯護
人有權申請迴避及復議；改革辯護制度，完善
了法律援助制度，擴大了法律援助辯護的適用
范圍，強化了辯護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申
請調取證據權及保守職業秘密權等執業權利；
修改證據制度，《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
定了「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
民檢察院承擔」的規則，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
規則，完善了證人保護制度，建立了證人作證
補償制度；完善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八十八條建立了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此外，辯護人有權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
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辯
護人可以就定罪、量刑問題進行辯論，等等。
上述新規定都有助於控辯式庭審方式改革的
深化。
㈧ 誰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訴訟法原理論的資料!
我國1996年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迴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首次詳細規定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規則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機制的初步確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為切入點，試圖分析我國刑事訴訟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義，以及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並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這個長期「被遺忘角落」的重視和思考。
二、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確立
（一）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含義
程序規則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規則是相對於實體規則而言的，兩者都屬於法律規則的范疇，因而都須符合法律規則的一般邏輯構成。從邏輯構成上講，每一個法律規則應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兩部分構成。[1] 行為模式是從大量實際行為中概括出來作為行為的理論抽象、基本框架或標准。行為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可以這樣行為；應當這樣行為；不應當這樣行為；這三種行為模式也就意味著有三種相應法律規則：授權性法律規則；命令性法律規則；禁止性法律規則。法律後果一般是指法律對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賦予某種結果。它大體上可分為兩類：（1）肯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承認這種行為合法、有效並加以保護以至獎勵。（2）否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不予承認、加以撤銷以至制裁。[2] 程序規則就是由程序性權利、義務（程序法上的行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後果構成的法律規則。具體到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而言，就是對公、檢、法三機關和訴訟參與人[3] 參加刑事訴訟時應當遵守之操作規程以及違反操作規程所承擔之法律後果作出規定的法律規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為例：「……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違反迴避制度的、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等，實質上是對上述行為的禁止性規定，即「不應當這樣行為」，結合刑事訴訟法的其它相關法條，共同構成了「不應當從事上述行為」的行為模式。而「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則是行為模式違反時所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後果。程序性行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後果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程序規則。[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種。所謂「裁判」，就是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的行為。「裁判」一詞有多種含義，最廣義的裁判是指全部訴訟程序，即在訴訟本身意義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訴訟法固有意義上的裁判是審判機關意思表示的訴訟行為。不過這種意義上的裁判，在狹義上僅是指，審判機關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對案件適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無罪的裁判）。廣義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訴訟行為中的法律行為（例如，申請迴避的裁判、關於調查證據的裁判等等）。在訴訟法上，裁判一詞一般是指廣義上的裁判。[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狹義上的裁判僅指法院的實體性裁判，而廣義的裁判，卻包含了實體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據程序規則，對訴訟行為適用程序性法律後果的法律行為。例如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的審理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時，作出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確立的意義
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實現了刑事訴訟由工具主義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義的轉變。中國長期以來的「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重打擊，輕保護」、「重國家，輕個人」的法律傳統，是工具主義的集中體現。「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與程序規則本身之缺陷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在工具主義的影響下，把程序規則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立法者不重視程序規則的設計，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法律後果的規定，存在致命的邏輯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規則這種缺陷的存在，必然導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後果，程序性裁判更是無從談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對「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和強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程序規則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才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顯現出來。正如陳瑞華教授指出的：人們對某一刑事訴訟程序是否為「善」的評價，要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具有獨立的內在優秀品質，而這一品質獨立於裁判結論的正確性而存在，完全體現在刑事訴訟程序本身的設計和運作過程之中。[6] 我國學者還指出：「獨立的程序價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其進步性、科學性、民主性，就是通過刑事訴訟的獨立價值得到了體現……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第191條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規定，……充分的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所以，它標志著我國訴訟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和憲法性權利，是刑事訴訟法在人權保障領域的一個飛越。現代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由「打擊犯罪，發現實體真實」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實」和「人權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轉變，尤其是人權保障的目的，充分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的特徵，以及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刑事訴訟規則從「人權保障」的層面來說，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權利，並同時對國家追訴行為進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學者田口守一指出，「確定某種程序是否為『正當程序』（e process），必須視該程序重視『人權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權保障與正當程序相提並論。」[8] 當代各國刑事訴訟法大都規定了這種人權保障性程序規則，如無罪推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如「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單從字面上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性條款並不算少，但是長期以來，這些條款大都沒有規定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缺少基本的規則要素，使得本來的程序規則 淪為「宣言」或「口號」，不能成為程序性裁判的基礎，因而實踐中收效甚微，刑訊逼供等現象「雖屢禁而不止」。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第191條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等行為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使相關的程序規則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機製得以確立，以訴訟程序來保障人權的目標在實踐中得以實現。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仍有許多程序性「規則」缺少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因而當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圍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通過第191條的規定，已經初步確立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個閃光點」，但是無論從第191條自身來看，還是從整體上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進行反思，我認為尚存在諸多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避重就輕，局限於法院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
縱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程序性法律後果」 ，尤其對於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缺少相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例如刑事訴訟法雖「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卻沒有規定程序性違法後果。不可否認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相關罪名的規定，如刑訊逼供罪、妨害作證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等，但是這些「實體性法律後果」只針對違反訴訟程序規則的「人」，而不直接否定「違法行為」及「違法行為之果」，因而難免有隔靴騷癢，文不對題的感覺。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反思，如我國學者王敏遠指出：「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典型的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雖然法律規定了對刑訊逼供行為應予實體法意義上的懲罰，但即使行為人承擔了實體法上的法律責任，而程序法若無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不得採信的法律後果，就會導致刑訊逼供的行為在實體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證據卻在程序意義上被認可。這種局面當然很荒唐，但若沒有程序法意義上的法律後果，卻會變成現實。」[9] 陳瑞華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盡管在一項司法解釋中也要求各級法院將刑訊逼供所提供的證據排除於定案根據之外，[10] 但這種司法解釋本身不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也就難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級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並不多。」 [11]
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從第191條調整的范圍來看，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程序性審查，是法院系統內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約束。而事實上，相對於作為國家追訴機關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來說，法院是一個「利益無涉」的裁判機關，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違反程序的沖動，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關庭審的程序規則。在實踐中，法官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要比上述公、檢機關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輕緩得多。因此，第191條的修改雖然邁出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卻沒有針對中國刑事訴訟中最關鍵、最嚴重的問題，頗有避重就輕之嫌。當前，由於上述大量程序「規則」缺失「程序性法律後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庭審判大都局限於實體裁判，背離了「裁判」的應有之義。「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淹沒於「打擊犯罪，追求客觀真實」的「熱忱」之中，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已經成為困擾刑事司法的頑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 ;
「雙重危險」原則是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12] ，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人不得因同一個罪行而受到兩次起訴、審判和科刑。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受到生命和身體上的危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作出過一系列判例，對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適用范圍作出了規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決無罪，檢察官無權對被告人提起上訴，即使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或者起訴狀存在有某種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決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訴，上級法院可對其進行第二次審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審判中得到維護，法官一般不得對被告人判處更重的刑罰。第三，如果一項起訴因證據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終裁決之前予以駁回（相當於宣告無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審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雙重危險」原則在適用范圍方面顯然要比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更寬泛，後者僅適用於已經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則不限於此。在聯邦法院，陪審團一旦宣誓成立，則第一次危險就已經構成，在地方法院，第一個證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險的成立，此時，檢察機關一旦撤訴，就不允許重新起訴，否則會使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當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於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雙重危險」原則，或「一事不再理」原則存在的正當性，主要在於它對訴訟當事人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 如果「隨意逆向運行的司法裁判程序還可能使當事人反復陷於訴訟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運長期處於不確定和待裁判的狀態。」「而這對於處於弱者地位的當事人而言，將是不具備起碼的公正性的」[15] ，貝卡里亞在論證刑罰的及時性時也指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說它比較公正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 [16] 重復審理或程序逆行無疑會帶來上述不人道的後果。
通過上面的理論闡述之後，再來審視我國刑事訴訟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們會發現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受雙重危險」更是無從談起，有的只是約定俗成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我國二審法院貫徹的是「全面審查」原則，因而同時包括了實體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條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僅就現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而言，第191條對於一審法院的程序性違法，只規定了「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律後果。既沒有作是否有利於被告人的區分，也沒有發回重審次數的限制，更沒有針對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憲法權利而徑行作出有利於被告人之裁判的規定。首先，不可否認，在實踐中法院的程序違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因而發回重審通常都是基於有利於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論上並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在這種情形下，發回重審，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其次，發回重審並沒有次數的限制，在我國沒有獨立的羈押制度的情況下，案件審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在無數次的發回重審而不裁定解除羈押的情況下，就會使被告人在無限延長的羈押中「遭受多重危險」，不具有起碼的公正性。最後，除了規定發回重審的法律後果外，沒有規定任何更為嚴厲或直接的法律後果，例如，在一審中嚴重程序違法，嚴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徑行駁回公訴，改判無罪等，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後果。筆者並不試圖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來否定我國的兩審終審制和發回重審制度，在我國現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兩審終審是必要的。但對於程序性裁判發回重審問題，我認為應當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對之進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結果更為科學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審查的機制，拓寬程序性裁判的范圍。我國現階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據第191條的規定，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庭審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義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對控辯雙方訴訟行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圍理應拓寬到一審階段對控辯雙方，尤其是控訴機關訴訟行為的審查，審查偵查、起訴機關在偵查、起訴過程中，有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違法事實，應當啟用程序性裁判對之適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同樣的，在二審或再審階段，仍應繼續這種程序性審查。法院庭審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對偵查、起訴行為的「事後審查」。隨著人權保障意識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圍還應當拓寬到審前階段，即對偵查、審查起訴行為進行「事中」程序審查，因為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涉及到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應當介入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對程序性問題，例如超期羈押問題、非法取證問題等作出裁判，一則是對國家公權力作出及時限制，防止權力的濫用，二則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時救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這實際上是構建審前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實現由行政追訴形態向訴訟形態的回歸。[19] 從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來看，對審前階段的程序性審查尚未納入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因而對於審前超期羈押等問題，沒有一個合法有力的救濟途徑，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2款（二）項明確規定「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不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但是除了該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確定之外，「非法取證」「超期羈押」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從應然角度，該司法解釋並不能否定這一理論設想的正當性。為了防止法官對實體問題產生預斷，應當組織專門法官或構建預審制度來從事這種審前程序審查。當然，這些制度的構建還有待於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
最後，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加大對程序性違法制裁的力度。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只有第191條的「發回重審」，而且過於簡單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違背「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之嫌。對於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發回重審」制度，應當站在人權保障的立場，依據「不受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進行限制和改造。首先，應當區分「發回重 審」是否有利於被告人，對於不利於被告人的「發回重審」應當嚴格限制；其次，應當對「發回重審」的次數作嚴格限制，避免訴訟進入無休無止的境地，而且為了防止羈押期限的不當延長，應當同時判令解除被告的羈押狀態；最後，應當區分程序違法的程度，對於輕微的程序違法，可以作出糾正程序錯誤的裁判，而不必「發回重審」，以免被告「遭受雙重危險」，對於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人權的情形，應當作出更為嚴厲的裁判，如徑行作出無罪判決，使違法者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以維護程序正義，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人權。
以上是對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論建構，而法律規則的建構還需要在理論建構的基礎上，結合立法技術使之更為具體化和操作化。限於篇幅和文章的主題，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構成，本文所指的行為模式實質上是對假定和處理的合並。
[2]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頁。
[3]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將公、檢機關排除在「訴訟參與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觀念上就造成了控辯雙方訴訟地位的不平等，是「線性訴訟結構」的產物。在「線性結構」下，控辯式審判方式的引進將面臨極大的風險。有關刑事訴訟的「線性結構」和「三角結構」的詳細分析，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頁。
[4]北京大學法學院陳瑞華教授認為，程序規則自身還應當區分「實體性程序規則」和「純粹程序性規則」，前者類似於本文所稱的程序規則，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的邏輯結構，而後者則是為了前者的落實所設計的操作化規程，應當包括對程序性裁判的舉證責任和舉證程度等問題。應當說陳教授的觀點對我國程序規則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純粹程序性規則」應當以「實體性程序規則」已經完備為前提，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前者尚存在嚴重的邏輯缺失——大多數程序規則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限於論述的重點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對「純粹程序性規則」不作論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張凌、穆津等譯，卞建林審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6]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頁。
[7]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第51頁。
[8]同注5，第12頁。
[9]王敏遠：《刑事司法理論與實踐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的規定。——筆者注。
[11]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頁。
[12]「雙重危險」原則與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被認為是對「一事不再理」這一古老原則的不同詮釋。「既判力」理論是從維護司法權威的角度來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司法的權威在於裁判不能被頻繁推翻。但是這一論證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悖論，即司法的權威同樣不能建立在謬誤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於糾正謬誤的需要，司法要通過穩定性來體現它的權威，就必須同時認同自身的謬誤。而「雙重危險」則是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應當避免使一個人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我們認為將作為技術規則的刑事訴訟法注入權利的因素，從而使之成為動態憲法，成為人權保障法，這是當代刑事訴訟法發展的方向，而「雙重危險」原則所體現的人文關懷，恰恰代表了這一方向。
㈨ 刑事訴訟的中國模式的刑事訴訟的中國模式(第1版)
第十四條人民來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源安機關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訴訟參與人對於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
㈩ 刑事訴訟法——簡答題
1、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有哪些？
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有立案、偵查、起訴、第一審專程序、第二審程序、死刑復屬核程序、審判監督程序、執行。
2、刑事訴訟的證據種類和證據分類，各自包括哪些證據？
證據種類：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
證據分類：原始證據與傳來證據、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言辭證據與實物證據、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
3、刑事訴訟國際准則包括哪幾項內容？
刑事訴訟國際標准，是指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為各國刑事訴訟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權利保障標准。它們一般以「基本原則」、「標准」或「准則」的形式存在於一系列由聯合國通過的有關刑事司法活動的國際法律文書之中。包括：
（一）平等原則。（二）司法補救原則。（三）程序人道性原則。（四）強制措施法定原則。五）司法獨立原則。（六）控審分離原則。（七）公開審判原則。（八）無罪推定原則。（九）有效辯護原則。（十）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特權規則。（十一）有權上訴原則。（十二）未成年人特別程序保障原則。（十三）刑事錯案國家賠償原則。（十四）一事不再理原則。（十五）訴訟及時原則。（十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