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案律師
律師和法官之間為什麼會有分歧？他們分歧的緣由何在？到底會有哪些分歧？我們能否通過制度改革而力促分歧減少或趨無？面對程序違法的庭審，律師是配合審判還是控告違法？面對司法甘受權力染指，律師是舉報還是容忍？面對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離公正主旨，律師只能痛心疾首還是奮起反抗？面對……..可以說，在任何一起律師和法官分歧的案件中，都難免觸碰權力的身影。或許在當下中國的司法生態中，權力已經左右了任何影響性案件的審判，但是，任何一起影響性案件的背後，雖說實為權力指導結果，但總會披上司法的外衣，畢竟，這還是一個將「依法治國」停留在口號階段的國度，司法多多少少會在形式上掩蓋權力染指的內幕。而貴陽的「黎慶洪」等人涉黑案便是其中一例。任我如何評析，也絲毫不會將此案簡單定為司法主導的錯案之一，而只能將其定性為權力指導背後的司法冤案典型。
關於律師和法官的職業關系——是沖突還是合作？是對話還是對抗？是交流還是交惡？是舉報還是容忍？是配合審判還是守護法律？是甘受權力指導還是勇於揭露司法內幕？是堅決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還是犧牲被告人部分利益以換取罪輕刑罰？是針對法官的違法行為一再視而不見還是針對法官的違法行徑勇於舉報？這是擺在很多律師面前的難題，也是令很多律師困惑的問題，更是讓諸多律師難以招架的課題。
在2012年1月10日貴陽的黎慶洪等人涉黑案審判中，先後有四位律師遭遇法官驅逐，且有十多位律師接連遭遇法官訓誡，瞬間，律師和法官的職業關系沖突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按說，律師和法官本是法律職業共同體上雙向互動的法律主體。他們的價值取向和追求應是力求查清案件事實，案件得以公正處理。而黎慶洪等人涉黑案特殊在法官向著檢察院和公安，法院是被逼上樑山的。於此，開庭前期，法官便期望律師配合法院審判，以便「圓滿」完成這場審判活動。但是，為什麼會有法官認為律師應當配合法院？在黎案中，這是因為法官認為自己審判案件宣告被告無罪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在罪行輕重上律師應該有所作為，不應「糾纏」於無罪辯護。但是，黎案恰恰是律師認為不構成犯罪，法官又不會判處無罪。這樣，便在律師和法官之間產生了分歧，但既然有分歧，那麼法官本應追求公正審判，以程序正義追求實體公正，但小河區法院卻一再固執地認為律師認為黎案做無罪辯護是「搗亂」，這樣，庭審期間的各類控訴和駁回控訴就容易導致兩者之間分歧漸趨火熱化，由此便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
按說，法官本應感謝律師對案件事實和證據提出質疑和質證，以便自己更能查清案件事實，以此作做公正判決，也防止法官自己被檢方的選擇性控訴而蒙蔽，由此導致冤假錯案的釀成。但是，在黎案中，不乏法官和公、檢兩家同處一室，都在聯合對付律師。法官的查明案件事實，公正做出判決的職責喪失了，成了和公、檢兩家一樣的追訴犯罪。這樣，法官勢必會認為律師控訴庭審程序違法是在搗亂，由此便對律師產生後天的厭惡，那麼，懲戒和驅逐律師的惡性事件就勢必發生。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探討，律師和法官本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定位？法官審判案件要求律師配合有無法理依據？律師不予配合，法官是否可以懲戒或是驅逐律師？法官在庭審中的職責到底是什麼？律師的作用應該是什麼？兩者之間在案件審判上有無嚴重分歧？法官是否先入為主地認為審判案件律師做無罪辯護是無理取鬧？律師是否認為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自己肯定要接連控訴程序違法？這些問題，都是釐清律師和法官之間分歧四起必須面對和回應的焦點。
而在我們的認知中，法官的職責在於庭審的兩造平衡中查明案件事實，依法作出公正裁決。在未裁決案件之前，法官不得偏方於任何一方，應該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審判案件不得甘受權力染指，獨立公正審判案件，憑借法律和良知對案件作出裁決。而法官的尊嚴也體現在自己能把握案件結果上，並非在權力的干涉中案件結果被他人定奪，自己充當權力靶子。法官審判案件既然不能偏向於任何一方，那麼當然不能要求律師配合法院審判，而應該要求律師依法辦案即可。
而律師的作用在於依法提出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以便利於法官查明案件事實，針對檢方指控的犯罪事實和提交的證據材料依法提出質證和對質，以便法官在控訴和辯方的對質中逐漸釐清案件事實，一步步接近事實真相，以此作出公正裁決。律師是法官查明案情的得力質疑者，是防止法官辦錯案的最佳阻止者。律師認為法官枉法裁判，理應提出控告，雖然控告不一定會得到回復，但程序性權利的行使卻不能放棄，哪怕有一絲的期望，律師都應拿出百分百的努力保證被告人合法權益不被侵犯。
但是，在控方和辯方地位不甚平等的一些案件中，法官無法左右庭審程序的公正審判，當程序正義無從保障時，律師能否控訴法官偏袒控方，並以此為由拒絕辯護？這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時有發生的情況。以黎慶洪案為例，眾律師質疑小河區人民法院審級違法，此案不應當由小河區法院審理，而應當由貴陽市中院審理，於此，律師和法官之間便產生了第一個分歧，此分歧乃程序程序正義的先決條件，未有審級合法，何談實體公正，據此，眾律師紛紛控訴，但法官就是不予理會，因此，法官還給了幾位律師以懲戒。這向我們傳遞一個信號便是，法官違法之後如何還讓律師尊重法庭程序，一個違法的庭審談何力求實體的公正裁決。因為，法官首先應該以自己的職權保障庭審的程序公正，然後才能要求律師尊重庭審秩序，如果庭審的程序違法在先，律師的控訴便在於保障程序正義，而不是無理取鬧。而微博能否「直播」庭審的辯論亦在向外界宣示，法官期望庭審不受關注，自己能安心審判，而律師認為違法的庭審應該向世人公告，以便遏制違法的庭審繼續下去，這是黎慶洪等人涉黑案的第二個分歧。此分歧表面在於理解法條的偏差，實為聽從權力還是依據法律辦案。按照公開審判的原則，連同記者和外人都可以庭審的案件，緣何律師不能向外播發信息呢？如果，律師播發的信息有誇大或是誤導之嫌，法院完全可以予以懲戒，但是，律師微博「直播」的庭審信息只是記錄庭審概況，完全可以等同於庭審見聞，據此，本不應被限制，但小河區法院卻依然採取限制舉措。這樣的分歧產生，不是因為理念之差，而是司法受制於權力之後，總後怕被人抓住把柄。
再者，律師和法官之前的分歧，除了個別是因為對法律的理解偏差外，在我看來，更多集結於司法受制於權力，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離公正本旨導致的「體制性羞辱」。由此，律師對司法的公正追求和法官受制於權力的司法不公導致兩者之間分歧漸多。而何以平息和調解律師與法官之間的分歧，恰當之處在於，司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案件結果可由法官決定，外界無從或是不得插手過問案件，那種「領導過問案件很正常」的說辭完全是司法甘受權力染指的罪證。當律師面對公正的司法審判時，何以會無端或是無故控告司法不公呢？當然，我們亦不排除個別律師主動通過關系疏通而尋找案子解決之道的其他途徑，但在多少律師看來，能遇見一位講法律、懂情理、會辦案的好法官，實乃辦案之幸。
最後，我們分析律師和法官之間的分歧，當然是寄望於在調和兩者之間分歧的同時，可以找到他們的共同價值取向和職業追求。他們站在同一法律起跑線上，一方主導案件結果，一方幫助當事人處理法律紛爭。其共同目的在於將案件事實查清，還當事人以公正結果。法官通過程序正義保證實體公正，律師通過程序性事務處理協助當事人達至案件公正結果。在兩造構架中，律師依法辦案，不得作出有悖於律師職業道德和紀律之事，並充分保證當事人合法權益，以此努力力促當事人利益最大化。而法官亦依法審判案件，不得偏向於任何一方，對每一方都本著公正之心，充分保證每一位當事人之合法權益，以此努力促使案件程序正義，並達至實體公正。這，才是正常的律師和法官關系之形態，雖有理想化之嫌，但卻是我們應予努力的方向；雖有超然之意，但卻是我們應予追求的理想形態之巔。
Ⅱ 黎慶洪案程序裸奔
黎慶洪案中，審理過程存在諸多程序問題，引發了關注。小河法院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對潘立新涉嫌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受賄罪進行秘密審判，這與楊大庭長的專業知識相悖。盡管包庇黑社會罪需公開審理，但法院並未遵循這一原則。
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辯護律師強烈要求辦案警察潘立新和楊濤出庭作證，但貴陽市公安局出具的證明聲稱無刑訊逼供並因證人保護問題而阻止警察出庭，這引發了律師們的不滿，認為新刑訴法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被削弱。
庭審中，控方一個多星期都沒有證人出庭作證，盡管辯護律師強烈要求。一級大法官張軍副院長在培訓中指出，證人出庭率低是刑事司法實踐中的難題，但小河案的審理似乎並未遵循這一趨勢。張軍希望法院能重視證人出庭問題，但實際情況卻顯得違法和不透明。
公訴人在質證環節對辯護人的意見置若罔聞，既不回應也不反駁，審判長在審理過程中表現出的不規范行為引發了爭議。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似乎在法律程序上嚴重脫軌，引發了法律界對於公正審判的質疑。
Ⅲ 死磕派律師的概念成形
一直被認為是死磕派首創者的楊學林律師回憶說，他最初是聽遲夙生律師說過這個詞。2011年6月發生了「北海案」，4名刑辯律師以刑辯界臭名昭著的偽證罪被刑拘。當時恰逢「李庄案」第二季以檢方撤訴告終不久，刑辯律師們還未從勝利的喜悅中回過神來，又被現實狠狠打擊了一下。
激憤的律師從各地前往北海為被刑拘律師辯護或是聲援。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執業的齊齊哈爾律師遲夙生是律師界少有的全國人大代表，她一直偏安於東北一隅。「北海案」發生之初，前往聲援的律師在當地遭遇了諸多困難和壓制，遲夙生坐不住了，從東北飛往廣西。她看到有律師受到不明身份的人員圍攻被打傷，憂慮重重，說了一句「得死磕」。楊學林從那時開始對「死磕」這個東北方言留下了印象。
2012年初，貴陽發生「黎慶洪打黑案」，總共有50多名被告，涉及27個罪名，事態越發嚴峻，最先介入的周澤律師呼籲各地律師前往援助。最終有本地和外來的律師共88人出庭辯護，庭審前後持續了40多天，堪稱共和國第一大規模刑事庭審。
「黎慶洪案」在貴陽第一次開庭時，天氣異常寒冷，但庭審過程更為僵硬。甫一開庭，辯護律師便直指上級指派的公訴人身份不合法，要求迴避。僵持之下，一個上午過去了，公訴人連起訴書也沒有念成。中午吃飯時，遲夙生憂心忡忡地對楊學林說：「這個事情我看得堅決死磕。」
一語成讖。當天下午繼續開庭時，律師繼續申請公訴人迴避，一直僵持到當天庭審結束。第二天，審判長一開始就宣布駁回前一天的迴避申請，律師們立即提出抗議，要求復議，但是審判長不予理會，徑直讓公訴人宣讀起訴書。一些律師按捺不住，紛紛站起來抗議，最終審判長命令法警將伍雷、劉志強和楊名跨3名律師驅逐出法庭，並訓誡了多名律師。
直到開庭第五天，遲夙生律師激烈抗議審判長無故中斷已經啟動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也被下令驅逐出法庭。面對圍上來的法警，她情緒激動，血壓升高，一頭栽倒在地，被送往醫院急救。這一幕成為「死磕」最形象的展示。
「黎慶洪案」後，死磕這個詞就不斷出現在楊學林的微博和博客上。2013年2月，楊金柱、陳光武、楊學林、劉志強等在「黎慶洪案」中死磕過的律師在江西辦理「桂松案」時，斯偉江發了一條微博，戲稱：「你們死磕這班人又去搞新案子啦，不如任命你們為死磕派。」
劉志強開玩笑說，「死磕派不是誰都能當，要搞一個認證」。楊金柱馬上說，那就搞一個死磕派律師認證中心，還煞有介事地寫了一份《關於擬成立「中國死磕派刑辯律師資格認證中心」的說明》，擬邀請陳有西、袁裕來、斯偉江等知名律師作為專家評審團。但在楊學林看來，楊金柱的「楊氏刀法」一向虛虛實實，純粹是「搞著玩」，「後來都沒人提認證的事情了」。
不久後，楊學林發了一條微博，根據辯護風格，將中國刑辯律師分成三種：死磕辯護派、形式辯護派和勾兌辯護派。後兩者分別指走過場、做足樣子的辯護律師和通過幕後勾兌解決問題的律師。此後，大部分參加過「李庄案」「北海案」「常熟案」和「小河案」的律師一般被認為是死磕派律師。
Ⅳ 向全國最有名的律師咨詢,"小河案"對於法治的意義是什麼今天微博上律師都在刷屏這個話題
2010年7月12日，貴州省抄高級人民法院以原審法院認定的部分事實不清為由，裁定撤銷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關於黎慶洪案的一審判決，將案件發回重審。發回重審後，貴陽市人民檢察院申請撤訴。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0年8月16日裁定準許檢察院撤訴。檢察機關撤訴後，依法應該釋放黎慶洪等被告人，公安機關雖然有權繼續偵查，但是通常應當先放人，變更強制措施，改為取保候審等。但是，公安機關並未放人，而是對黎慶洪等人啟動了「重新偵查」程序。案件再次到檢察院後，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所謂黎慶洪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案的犯罪嫌疑人，從原來的17名，增加到了近70名；目前，本案已進入審判階段，起訴書所列被告人達到了57名之多，出場參加辯護的律師則高達88名，為建國以來人數紀錄之最。
小河案，或者將中國法制車輪推進1公里，走出刑訊逼供、律師配合法官庭審和諧、違法管轄和裁判的泥塘；因為中國最需要良心與道德感的正是法官，如果中國法官在本案如此好的背景下仍坐失提升司法為國家第一權威的良機。
Ⅳ 貴陽小河案和北海律師案哪個在先
貴陽小河案在先，北海律師案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