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歷史

（1）原因：中國原有司法審判制度存在弊端（司法權由行政部門掌管，司法不獨立）；西方審判制度和觀念的傳入；司法主權喪失（列強攫取領事裁判權）的刺激。（6分）
（2）內容：成產專門司法行政與審判機構；確立民刑分立原則；確定考試選拔法官制度；取消滿洲宗室的司法特權。（6分，任意答三點即可）。
影響：確立了司法審判的獨立地位；有利於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推動了中國法制近代化進程。（3分）

Ⅳ 5、 宋朝的司法制度的改革有什麼歷史意義

宋代在中國封建發展史上，處於承前啟後、新舊交替的歷史轉折時期，其專法制在歷朝統治者的重視下屬，適時創新、度時變法，很多方面表現出獨特的個性色彩。正如徐道鄰先生所言「宋代法制達到了中國封建法制發展的顛峰」，尤其是司法制度中創立的鞫讞分司制、翻異別推制、死刑復核制、法官迴避制、司法檢驗制都是非常值得稱道的。

Ⅳ 中國法制史、論述清末法制改革

清末法制變革表現為

1．憲政改革

①憲政文件：《欽定憲法大綱》是清政府主動制定的憲法性文件；「十九信條」全稱《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其是清政府被動制定的憲法性文件。②憲政實施機構：主要表現在中央的資政院和地方的諮議局。

2．法律體系的改革

清末變法分為三種情況：清末制定並實施的、清末制定頒布但沒有實施的、僅在草案階段時清政府就被推翻而及出台的。

刑事法律的改革。《大清現行刑律》是清政府在變法過程當中得到具體實施的一個過渡性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步近代意義上的專門刑法典，這部法律得到了制定和公布，但在清政府統治時期沒有實施。

民事法律改革。《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民法典草案，但其僅停留在草案階段並沒有實施；其採取的是德國法法典體系，分為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其中總則、債、物權三編是由日本人松崗正義等幫助起草的。

另外還有《大清商律草案》、訴訟法律、法院編製法這些變革。

3．司法制度上的變革。一方面是被動進行的變革，主要表現在領事裁判權制度和在領事裁判權之下建立起來的出賣中國司法主權的各種裁判制度。另一方面是清末清政府主動進行的司法改革，例如把刑部改為法部，掌管全國司法行政事務；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法院系統，把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地方設立高級審判庭、地方審判庭、初級審判庭，這套體制為中華民國時期的司法體制奠定了基礎。

Ⅵ 中央什麼時候提出的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

司法體制四項改革通過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並從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和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等多個方面推動司法體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原則，制定了各項改革任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對若乾重點難點問題確定了政策導向。
一次次會議，一項項部署，努力把藍圖變成方案、把方案變成現實。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建立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執法司法公開全面推進……隨著一系列帶有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結合的改革舉措陸續推出，司法體制改革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向縱深推進。
司法體制改革意義：
1、司法體制改革要符合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政治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
現代社會，任何一種政治體制模式，都需要對國家權力建立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以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自由、秩序和安寧。至於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具體形式，則與一個國家的政權性質、政治體制和本國國情等緊密相聯。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的根本區別在於國家權力統一由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但並不是所有的權力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直接行使，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設立的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行政權、審判權和檢察權。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由權力機關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人民代表大會既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又是監督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工作的監督機關。這是中國憲政制度在國家權力監督制約方面的一個重要特色。
與西方憲政制度另一個不同的是，中國的檢察機關是在人大之下與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平行的國家機關，它和審判機關共同構成中國的司法機關，檢察機關的任務是以履行國家的法律監督為專門職責，目的是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正確實施。這是中國憲政制度在國家權力監督制約方面的又一個重要特色。
2、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中國現行的司法制度，是適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2006年黨中央做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決定》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所肩負的重要使命，對發揮審判和檢察職能作用、加強法官和檢察官隊伍建設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黨中央專門就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做出決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與深入貫徹好《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結合起來，推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3、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各種社會矛盾也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徵。特別是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公民的權利意識、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經濟社會轉型中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糾紛大量地以訴訟形式進入司法領域，人民群眾對通過司法手段維護合法權益和保障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要求越來越高。
司法環境出現的這種新變化，必然要對司法工作提出相應的新要求。司法體制改革就是要適應這種新變化、新要求，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推進司法改革的根本出發點，牢固樹立「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觀念，改革的措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期望，從人民群眾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強烈的問題入手，從制約司法公正的環節入手，使改革的成果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願望，切實有效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4、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這是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的新論斷、新概括，也是對新時期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司法機關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肩負著重大責任。要把司法體制改革放在黨和國家政治文明、和諧社會建設的大局中來考慮，突破制約司法工作發展的體制性、制度性、機制性障礙，以更好地履行司法職能，使司法成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堅強後盾，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
5、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加強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執政地位是通過對國家政權機關和社會的領導來實現的。當然，黨不是政權本身，不能取代政權機關的職能。黨對各級政權機關、組織和團體等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支持和保證它們依法履行職責方面。在司法領域，黨對司法的領導重點是對司法工作實行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領導，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職責。
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要進一步發揮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優勢，改革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改革的舉措要有利於加強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有利於確保司法機關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人手中，有利於切實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Ⅶ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的歷史發展

1949年10月30日，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設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1954年，中國第專一部憲屬法頒布後，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同時在全國各大行政區成立了行政區司法部，大行政區撤銷後，又陸續建立了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地區、市一級設有專管司法行政工作的機構。
在建國初期的一年裡，全國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在改革舊的司法制度，建立健全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建立律師公證制度，創辦政法大學，培養法學、法律專門人才，培訓司法幹部，開展法制宣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1959年，全國司法行政機關被撤銷，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種狀況整整延續了20年。
1979年9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0次會議決定，加強全國司法行政工作，重建司法部。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機構的通知》。中國的司法行政工作揭開了健康發展的新篇章。

Ⅷ （世界歷史）晚清如何改革司法制度

清末法制變革概況
1.不平等條約對清末變法的影響。
2.清末修律的方針：內「參考古今，博容稽中外」
3.清末修律主要特點：(1)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借用西方近現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堅持中國固有的制度的內容，即成為清代統治者變法修律的基本宗旨。(2)在內容上，清末修訂的法律表現出封建專義傳統和西方資本主義法學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3)變法過程中一直充斥著改革與守舊的矛盾與沖突。
4.清末修律的歷史意義：(1)清末變法修律導致中華法系走向解體。(2)清末變法修律為中國法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3))清末變法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進和傳播了西方近現代的法律學說和法度。

Ⅸ 清末司法改革的特點及意義

首先，中華法系兩千年的發展貫穿在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禮對法律的影響逐漸增大，從西周時期創制周禮，到西漢時期董仲舒進行春秋決獄改革，開始引禮入法，再到唐朝時期真正確立中華法系禮法合一的特徵，禮在中國法律發展中始終占據著一個重要地位。而在清朝，司法改革出現的禮法之爭的主要爭論就在於禮教制度是否應該繼續存在，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法律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既禮法分離。中國的法律發展開始向西方看齊，開始向法律現代化邁出第一步。

其次，《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具有近代意義的訴訟法，這兩部草案是以資產階級國家的訴訟制度和原則為基礎的，是中國法律開始近代化的一個標志之一。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程序法草案，意味著諸法合一的中華法系開始走向瓦解，中國法律中開始有了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區分。有助於人們司法觀念的形成，並為中華民國時期訴訟法的修訂及訴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再次，清末司法體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行政與司法合二為一的傳統與體現專制主義的審判訴訟制度，確立了「司法獨立」原則，並確立了一系列司法機關的新職能,開始引入西方近代社會的監察體系，拉開了中國近代司法的序幕，開啟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雖然在清朝覆亡在即的歷史背景下不可能全部施行，但卻為民國時期司法機關體系的建立和近代意義的訴訟審判制度的締造，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拓展：

清末司法改革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改革司法體制內的弊端為主要任務，並沒有觸及到傳統的司法體制的改革。第二個階段從改革官制入手，全面移植西方的司法體制，以實現預備立憲的目的。本文主要選取第一個階段《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的制訂過程和第二個階段的司法體制改革進行敘述。通過這兩個事件真實地再現清末司法改革的原貌，並著重討論改革中出現的爭議。

Ⅹ 中西方司法組織的歷史發展

在人類歷史發展中，司法從國家產生之初便進入到人類的視野，有關司法的理念和制度設計不斷地涌現，成為批判和建構的領域。現代司法文明的發展經歷了長期的過程，司法在變遷中，並不總是依照嚴格規定的發展路徑按部就班的進行，而是根據時間、地點、國別、民族的差異產生出不同的發展路徑。研究的任務就是建立司法變遷的一般理論，了解司法變遷意味著什麼，變遷的方向、力量、方式何在。盡管如此，建構司法變遷的一般理論並非最終的目的，而是藉助司法變遷的一般理論來解說中國的司法變遷過程。探索中國司法變遷的規律、方向、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以期推動中國司法的繼續發展。文章共分為五個部分。
在司法變遷的理論框架一章中，將司法視為有機聯系的系統。司法系統的結構可以區分為內外兩個方面，司法的外部結構是指司法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權能，以及其與立法權力、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內部結構是指以司法權的運行為核心所構築的系統，這一系統可以進一步分為幾個層面。首先是司法活動所依據的裁判規則，這里將裁判規則理解為實體法和程序法兩個部分;其次是司法活動所賴以存在的組織;再次是為司法系統提供指引的價值;最後是司法所承擔的角色。價值、角色、組織、規范構成了司法系統的內部結構。隨後分析了變遷的三種解釋理論-結構功能理論、分化理論、理想類型理論，並得出了幾個基本的結論。司法變遷是指結構的變遷，變遷的過程是司法系統的結構不斷分化的過程，這種變遷生成了三種不同的理想類型-壓制型、自治型、回應型。
第二章的主要內容是考察司法的歷史變遷。對中國傳統司法、清末司法改革、民國司法、建國後司法的發展和演變作了梳理。歷史梳理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隱含在司法變遷過程中的方向、方式、力量。因此，這種歷史梳理並非是對司法變遷過程的詳細描述，而毋寧是歷史學的理想類型。關注點在於探索中西方司法變遷司法系統的內外部結構的變遷，在規范、價值、角色、組織等層面的體現。
第三章的內容是對現今中國司法形態的考察。通過國家的類型、司法權力的組織、司法程序的運作三個層面來分析中國司法的形態。在中國司法的形態一章，並沒有採用價值、角色、規范、組織的分類方法而是採用達瑪斯卡的分析模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結構功能的分析方法和此種分析方法之間無內在的關聯。制度化的司法形態是司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經由理性設計和經驗實踐逐步地衍生出來的，這種集合了理性設計和經驗實踐的制度化形態包含著價值屬性的內容，換句話說，司法的制度化形態是價值屬性的載體。在司法權力的組織中，區分了科層型和協作型兩種不同的類型，這種區分是對系統內部組織結構的進一步細化。同樣，司法程序運行脫離不開司法系統結構中的角色和規范要素。在這種內在關聯的基礎上，
通過三個層面的分析，得出了中國司法的基本類型--科層型的政策實施型。由於採用靜態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結論不能反映司法的變遷過程，所以這一結論並非是一種定論，而是進一步分析的起點。
第四章的內容是探討90年代後期中國司法變遷中的問題。西方司法變遷的歷史表明司法的變遷的方向就是確立司法的自治，司法變遷的一般理論也論證了社會要進一步的進化，法律系統的自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90年代後期司法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確立相對自治的司法，但是圍繞著如何確立自治的司法卻存在眾多的爭議，也存在許多認識上的誤區。司法自治並未成為一種共識，司法自治和監督、民主的關系尚未理順。為此，本章從概念界定、制度實踐、價值沖突三個層面對司法自治在中國語境下如何實現提出了初步的設想。
第五章的內容主要探討回應型司法的產生及其對中國司法變遷產生的影響。轉型中國的特定歷史場景造就了中國司法的多面性，一方面，司法試圖脫離原有體制的束縛獲得自治的空間;另一方面，隨著轉型時期政策的不穩定、立法滯後、群體性糾紛的大量出現，司法在尚未實現自治的情況下，不得不過早的回應社會需求。然而在原有的制度背景下，司法的運作表現出了資源的匱乏和能力的不足，這造就了中國司法發展的困境。應該說價值沖突、角色緊張、制度缺失構成了中國司法變遷中的主要問題。因此，在司法變遷過程中，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在社會轉型期間，司法在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時，也需要保持適度的開放。通過保障公民訴訟權利，法律推理技巧的提升，個案正義的實現，價值的整合來適應變遷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