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因刑法

❶ 諸葛亮是個怎樣的人 並舉出相關事例。

陳壽原說：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
首先我們來看看他的「治戎為長」，劉備的集團分為3個部分，分別是荊州集團、東川集團、西川集團。劉焉、劉璋父子倆先後統治益州20多年由於未能嚴肅執法，因而這20多年裡益州「威刑不肅」，法紀廢弛，乃至「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益州豪強的為所欲為，必然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為亂者十戶而八。」
諸葛亮入蜀後，清明政治、嚴肅法紀、整頓吏治，就成為首當其沖的問題。諸葛亮堅決以法治蜀。他執法尚嚴，「刑法竣急」，有力地打擊了豪強勢力目無法紀的囂張氣焰。蜀漢的官員和百姓對諸葛亮治蜀推崇備至，在其去世後也追思不已。蜀郡人張裔在諸葛亮伐魏時擔任留府長史，負責留守成都的丞相府公務，他曾經試圖總結當時蜀漢官民上下一心「僉忘其身」，即忘我地為國事賣力工作的緣由，認為這就是因諸葛亮執法公平，嚴而不酷，又能「恩威並舉」。諸葛亮死後，「黎庶追思」，常常談論和追念諸葛亮，在街巷中祭祀他；人們緬懷諸葛亮，以故蜀漢朝廷每有佳政，人們也總是歸功於諸葛亮之子諸葛瞻；蜀亡後已幾十年，原蜀漢境內黎民贊揚和稱道諸葛亮治蜀，仍然隨處都能聽到。蜀國內部整個歷史上的叛亂僅有3次，這個數字是魏國和吳國的十分之一。
由上可見，諸葛亮的治國水平已經是前無古人的境界了，可以說絕對超過蕭何和管仲了！
那麼我們再來討論一下陳壽所說，什麼樣的奇謀可以超過這樣的政治水平呢？所以陳壽所說的是相對諸葛亮政治水平，這個軍事奇謀水平就比較欠缺了。但，我們來看看司馬懿的表現。
司馬懿非常厲害，他鎮守新野時，常大破吳軍（有興趣去翻翻書），並且奇襲孟達，妙算破公孫淵，這么厲害的一個人物，這么一個長於攻城拔寨的人物，為什麼跟諸葛亮交鋒時只有一種方式——守！史載：司馬懿據牢城，擁精銳（約有15萬兵力），而諸葛亮只有5萬步兵，這么懸殊情況下，司馬懿就是不出門，讓諸葛亮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為什麼呢？（別說什麼司馬懿知道蜀國沒有糧食的屁話，如果人家天天到你家門口扔石頭，而那個傢伙只有5個瘦不拉幾空手的人，你家裡有15個強壯的大漢，還拿了鐵管，正常人肯定要出去打的，除非你知道，那5個傢伙中有一個是李小龍）因為司馬懿知道，自己絕對不是諸葛亮的對手（第一次司馬懿也是很不服氣，與諸葛亮交手，結果，張合沒能攻下王平，自己被諸葛亮殺的大敗，幸好諸葛亮沒糧食撤退了，就算如此，臨走還殺的自己的副帥、魏國大將軍張合），這還是某人所說的軍事平平所能做到的嗎？
我只能這么說，諸葛亮他沒能滅掉魏國，這是天意啊！所以陳壽說蓋因天命，不可以智力爭也！如果諸葛亮真把魏國給滅了，他就真的不是人了，而是神了！！

❷ 中國的法律有多少漏洞，單說一例法律就知道法律缺乏

完善法律是要時間和實踐的，以後會慢慢好的

❸ 曹植的詩 有哪些

曹植的作品收錄在《曹子建集》中。《曹子建集》共10卷，收錄了曹植的詩文辭賦。其中收錄較完整的詩歌有80餘首，一半以上為樂府詩體。其代表作有《七哀詩》、《白馬篇》、《贈白馬王彪》、《門有萬里客》等。其中《洛神賦》寫洛川女神的仙姿美態，是文苑奇葩。

❹ 請問有誰有關於刑事偵察方面的論文

刑事偵查職能論綱
「摘要」

在現代刑事訴訟機制中，偵查職能是一種相對獨立於控訴職能和審判職能的訴訟職能。從歷史上看，獨立的偵查職能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分化、整合的發展過程。從內容上看，現代偵查職能包括制止犯罪、查明案情、保全證據與嫌疑人等功能。

「關鍵詞」職能；訴訟職能；偵查；刑事訴訟

「職能」一詞是一個功能主義用語，它被用來描述「一種體制和行為類型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它與其它社會性能之間的關聯方式。」[1]在政治學中，「職能」與國家權力的劃分有著密切聯系，它常被用來指涉某一權力機構在整個國家政治體制中所具有的任務和職責，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項權能及其內容往往又被稱為三項國家職能。在刑事訴訟領域，人們也經常借用「職能」一詞來描述刑事訴訟中不同主體或「角色」所起的作用，①「刑事訴訟職能是指訴訟參與者在訴訟中依據各自的權能進行不同訴訟活動的方式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結果。」[2]刑事訴訟中之所以存在訴訟職能的劃分，蓋因刑事訴訟作為一項國家活動，涉及國家刑事司法權（廣義的，包括審判權、控訴權和偵查權）的分配、組合，並圍繞權力的分配、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為模式、義務和權利，即角色，對於這些角色在刑事訴訟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各個角色相互之間的關系加以描述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訴訟職能。但是，刑事訴訟畢竟不是國家權力單獨作用的領域，作為一種沖突解決機制，刑事訴訟所要解決的「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是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中國家與被告人的沖突，」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個人權利的行使對於刑事訴訟的結果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被告人及其權利構成了刑事訴訟結構中的一個主要角色。尤其是隨著現代刑事訴訟民主理念的塑立以及民本色彩的增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能受得更為廣泛的關注和重視，人們開始將辯護列為一項與偵控機關的偵控職能和審判機關的審判職能相提並論的獨立職能來看待。這樣，現代刑事訴訟就初步形成了控、辯、審三項訴訟職能為基礎的訴訟構造。「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格局，是因控訴和審判的分離、被告人獲得為自己辯護的權利而出現控、辯、審三種基本權能共存的狀況而形成的。」[3]但是，上述結論只是對刑事訴訟結構進行橫向（主要是從審判的角度）考察的結果，它所反映的實際上主要是刑事審判階段的結構特徵，而沒有涉及刑事訴訟的縱向結構，即沒有從刑事訴訟案件流程的角度來考察分析，因為，從縱向角度考察，首先觸及刑事案件的訴訟環節應當是偵查，接下來才依次是控訴和審判，如果說在刑事訴訟的橫向結構中，偵查的重要意義被控訴職能所吸收，那麼從刑事訴訟的縱向結構著眼，能否將偵查視為一項相對獨立的訴訟職能呢？對於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將極大地影響到偵查程序的設計和運行，因此具有尤為重要的理論價值。本文從界定偵查職能的地位入手，探究了偵查職能生成、發展的歷程，並分析了偵查職能的獨特內容。

一、獨立抑或從屬：偵查職能的地位

關於訴訟職能的劃分，我國目前的理論頗有分歧，比較典型的觀點包括：三職能說、 四職能說 、五職能說以及七職能說等。

（一）「三職能說」。「三職能說」主張，刑事訴訟由三種基本職能，即控訴、辯護和審判構成。控訴職能是指向法院起訴並出庭支持控訴，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為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由國家訴追機關和被害人行使；辯護職能相對於控訴職能，是指提出對被控訴人有利的事實和理由，維護被控訴人的合法權益，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辯護人協助其行使；審判職能則是指通過審理確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應否處以刑罰以及處以何種刑罰，由法院行使。控訴、辯護、審判三種基本職能互相聯系、彼此制約，構成了刑事訴訟活動的主要內容。三職能說是傳統訴訟理論的通說，根據這種觀點，由於偵查是公訴的必要准備，是訴訟活動的組成部分，非經偵查，便無從確定應否起訴，因此從廣義上可以將偵查視為行使控訴職能。[4]據此，偵查職能是從屬於控訴職能的，本身並不具有獨立性。三職能說是審判中心主義理念的體現，其對訴訟構造的考察、分析，主要是站在審判中心主義的立場上，從審判程序這一角度對訴訟結構進行橫向考察的結果。

（二）「四職能說」。有學者在傳統的三職能說的基礎上，提出刑事訴訟職能應當區分為控訴、辯護、審判和監督等四項職能，俗稱四職能說。這種觀點認為，三職能說固然能夠反映傳統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特徵，但這種觀點卻不適合我國刑事訴訟的實際情況，因為我國的檢察機關除負擔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支持公訴等控訴職能外，還有權對公安機關、法院以及監獄等刑罰執行機關的訴訟活動進行法律監督，而對於檢察機關的後一項職能，三職能說是無法加以解說的，這是三職能說的理論缺陷。該觀點認為，一種訴訟職能理論必須要能夠反映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特點，不將法律監督職能列為刑事訴訟職能的范圍，就無法准確解釋我國實際存在的刑事訴訟法律監督的現狀。為此，應當根據我國刑事訴訟立法的規定在傳統的三職能之外增加「法律監督」職能，並認為，法律監督職能的提出是我國訴訟職能理論的特色及與國外訴訟職能理論區分的關鍵。[5]四職能實際上只是根據我國訴訟權力（利）配置的獨特情況而對三職能說進行了局部修正，但其分類的基本理論依據仍然來自三職能說，仍然堅持對刑事訴訟結構進行橫向考察的思路。

（三）「五職能說」。有學者在傳統的三職能說的基礎上將監督和協助司法，也作為刑事訴訟的職能之一，從而形成五職能說。該觀點認為，一種科學的訴訟職能理論應當將所有參與訴訟的國家官員和個人的功能和角色都能概括進去，這樣才能准確全面反映刑事訴訟制度的真實情況。據此，該觀點主張，除了應將法律監督也列為訴訟職能之一外，還應將證人、鑒定人等角色在訴訟中的功能也列為一項訴訟職能，即協助司法職能。因為，證人、鑒定人本身一般與訴訟結果並無利害關系，它們在刑事訴訟中主要是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協助司法機關進行訴訟活動，發現事實真相，作出正確的裁判結論。他們實際上是在擔負著一種為刑事訴訟所不可或缺的協助司法職能。[6]五職能說主張的是一種泛化的訴訟職能觀，它在檢察院、法院和被告人等傳統的訴訟主體的作用范圍之外，將其他訴訟參與人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和功能也列為獨立的職能形式。

（四）「七職能說」。 該觀點認為，刑事訴訟職能應當包括偵查、控訴、辯護、審判、執行、協助司法、訴訟監督。該觀點認為，傳統的「三職能說」是以狹義刑事訴訟為基礎的，有其理論缺陷，對刑事訴訟職能的確定與劃分應當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第一，由於司法領域分工越來越細，分權學說的影響、人權思想的發達以及適應同犯罪作斗爭的需要，訴訟職能在不斷的分化、發展並不斷的整合，傳統的審判中心主義已為訴訟階段論所取代，刑事訴訟的程序、階段增多，向前延伸，因此訴訟職能的劃分應當反映和展現從立案到執行各個訴訟程序中所有主持或參加訴訟活動的主體的全部訴訟活動，而不能僅從刑事訴訟系統中的一個或幾個階段的訴訟活動來進行職能的劃分。第二，某一機關或者訴訟參與人的活動能否歸納為一種獨立的職能，應當從其擔負的功能、作用、獨立的權利義務及相應的程序保障綜合進行考察，如果他們的功能是特定的，無法為其他職能所包容、替代，就應當認定一種獨立的職能。第三，我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特點之一就在於檢察機關不僅僅是公訴機關，而且還要對刑事訴訟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因此，刑事訴訟職能應當包括訴訟監督、執行、協助司法等職能。[7]

根據不同的訴訟職能理論，對偵查職能的性質認識會有所不同。在「三職能說」、「四職能說」包括「五職能說」的理論框架下，沒有偵查職能獨立存在的理論可能性，偵查職能被視為是控訴職能的附庸，完全為控訴職能所吸收。而相反，根據「七職能說」，偵查職能的獨立性則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視為是一項獨立於控訴職能的完整訴訟職能。在這里，爭論哪一種觀點正確，哪一種觀點錯誤，是沒有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的，因為刑事訴訟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功能系統，存在著建立各種分類研究體系的可能性，前面例舉的關於訴訟職能的不同學說實際上是依據不同的標准對刑事訴訟職能進行分類研究後得出的結論，可以說都言之成理，都有其理論合理性。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哪一種分類標准更為科學，更能反映刑事訴訟結構的本質特徵和規律。我們認為，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說，衡量一個社會功能系統獨立與否，應當從該系統所擔負的功能和作用進行全面考察，如果其功能的內容是特定的，無法為其他功能系統所包容、替代，那麼就應當認定為一個獨立的功能系統。正是基於此種考慮，我們認為，偵查職能應當是一項相對獨立的訴訟職能。具體而言：

（一）控、辯、審三職能不能涵括、指代刑事訴訟的所有職能。如同其他多數訴訟理論一樣，刑事訴訟職能理論也是舶來品，從相關理論譜系來看，刑事訴訟職能是大陸法國家的訴訟法學者在對現代刑事訴訟與糾問式訴訟進行比較研究時使用的概念，而提出「刑事訴訟職能」概念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導出訴訟「職能區分」（或稱「職能分開」）理論。根據國外學者的觀點，「訴訟職能區分似乎是糾問式程序與控訴式程序（accusatorial procere）之間的基本差異之一」。[8]在糾問式程序中，控訴、辯護和裁判這三項訴訟職能沒有得到區分。控訴與裁判由同一司法機構承擔，被告人只擁有極少的自我防禦機會，辯護職能事實上並不存在。而「在控訴式程序中，這些職能卻有必要進行分離。控訴職能由檢察官承擔，辯護職能屬於被告人和他的辯護律師，而裁判則是獨立於前兩者中任何一個的法庭的職能。」[9]法國學者卡斯東。斯特法尼認為，現代刑事訴訟實行的是「職能分開」原則，所謂職能分開是指，「負責進行追訴的司法官（檢察官）完全被排除出審判法院；同時，同一人在同一案件中不得既行使預審職能，又行使審判職能。」[10]日本學者田口守一也認為，從歷史發展來看，現代刑事訴訟法的前提顯然是控辯式訴訟構造。而從控辯式訴訟構造出發，可以明確現行法的幾項根本性原則。其中之一就是採用國家追訴主義，訴訟程序由檢察官的追訴行為開始。由此，法官與檢察官的功能分離。因為法官不是追訴人，沒有追訴的事實不能審理（不告不理原則），只有被起訴的被告人才是審判對象。[11]可見，訴訟「職能區分」理論的核心是檢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訴訟主體在刑事訴訟中的功能分化，而「刑事訴訟職能」這一概念從其產生伊始就是用來描述檢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訴訟主體在刑事訴訟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的，刑事訴訟職能，實質上指的是檢察院、法院、被告人等刑事訴訟主體在刑事訴訟中所具有的任務和職責，而不是泛指所有訴訟參與人在訴訟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我們通常所指的「刑事訴訟職能」實際上指的是刑事訴訟主體的職能，即刑事訴訟的基本職能，它並不能排斥我們在控、辯、審三職能之外定位其他訴訟職能的可能性，像「五職能說」和「七職能說」提出的證人、鑒定人等訴訟參與人的協助司法職能，在刑事訴訟中也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說在刑事訴訟中除了控、辯、審三方訴訟主體之外，其他訴訟參與人在刑事訴訟中就沒有特定的任務和職責了。這就像我們討論現代憲政國家的職能，通行的理論是說「三權」即國家職能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種職能，但實際上「三權」並不能涵擴國家所有的職能，不排除在三權之外定位其他國家職能的可能性。

同時，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傳統的控、辯、審三職能說帶有較強的「審判中心主義」色彩，它實際上是對刑事訴訟結構進行橫向（主要是從審判的角度）考察的結果，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刑事審判階段的結構特徵，並不能據此反對我們轉換思路和角度，從刑事訴訟的縱向結構即從刑事訴訟案件流程的角度對刑事訴訟職能進行分類考察，而從縱向角度看，首先觸及刑事案件的訴訟環節應當是偵查程序（不限於偵查職能），接下來才依次是控訴和審判程序。雖然偵查程序與審判程序一樣也具有訴訟特性，即偵查程序也是構造化的程序，但是偵查程序中的訴訟職能配置與審判階段顯然不同，在偵查程序中，法院通過司法審查行使審判職能，但這里的審判職能不是一種實體性處罰職能，而帶有程序性監督職能的特徵，法院在偵查中的司法審查不是通過審理確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應否處以刑罰以及處以何種刑罰，而是通過審查判斷偵查機關對嫌疑人實施的強制性偵查行為是否適當，是否需要對公民提供司法救濟。同時，檢察院雖然也介入偵查，但檢察院在偵查程序中行使的並不是控訴職能，檢察院在偵查程序中的角色不是向法院起訴並出庭支持控訴，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為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而是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證據、保全嫌疑人的人身，因此，檢察院在偵查程序中行使的是偵查職能而非控訴職能，檢察官在偵查階段的功能是偵查官而非控訴官。日本學者田口守一將檢察官在訴訟中的許可權分為四類：（1）偵查許可權，這是具有警察官特點的功能；（2）提起公訴的許可權，這是具有法官特點的功能；（3）提出證據、陳述意見等的許可權，這是具有律師特點的功能；（4）指揮審判執行許可權，這是具有矯正保護職員特點的功能。[12]可見，盡管檢察官從偵查犯罪到執行刑罰，在所有刑事程序階段均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偵查程序階段，檢察院和檢察官的許可權主要是偵查許可權而非控訴許可權，行使的是類似警察官的偵查職能，而非司法官的控訴職能。因此，從偵查程序階段來看，偵查職能、辯護職能和審判職能構成了支撐偵查程序運行的基本訴訟職能，偵查職能是一項獨立的訴訟職能。

（二）控訴職能不能完全包容、吸收偵查職能。傳統的「三職能說」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認為，偵查只是為提起控訴作準備，因此，偵查職能不具有獨立性，而只是控訴職能的從屬或附庸。但是，我們認為，這一論斷是值得商榷的。盡管在現代法治國家，偵查職能和控訴職能往往由檢察院一力承擔（警察機關只被視為檢察院的輔助機關），從而出現主體重疊現象，但是主體重疊並不能抹煞兩項訴訟職能在目的和內容上的相對獨立性。具體而言，首先，從目的層面來看，偵查的目的並非是為公訴作準備，而是為了明確嫌疑的有無，進而決定起訴與不起訴。因此，偵查的目的相對於公訴具有獨立性，「偵查的目的，是為了查明有否犯罪嫌疑，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是為了提起公訴而做准備。對於許多自白案件，為了不起訴進行偵查活動、防禦活動；對於重大案件和否認犯罪案件，開始時就以審判為前提展開偵查活動。在偵查時要考慮到決定起訴、不起訴與准備審判這兩個方面，即偵查是具有兩個目的的」。[13]既然偵查的目的並非為了控訴，那麼就不能將偵查職能視為是控訴職能的附庸；既然偵查的目的具有獨立性，那麼作為這一目的的實現，偵查職能本身也應當是獨立的；其次，從偵查程序的結構來看，偵查程序的結構獨立於控訴程序。任何一個獨立的系統都有結構和功能兩個方面，結構表示系統的構造，功能表示行為方式或作用，這兩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結構是系統的恆定方面，功能是系統結構的行為，結構決定功能，它是行為的載體。[14]因此，獨立的結構必然擁有獨立的功能。偵查程序與控訴程序雖然具有極強的關聯性，但偵查程序作為一個由犯罪嫌疑人、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被害人等多種角色構成的相對封閉的制度化體系，仍然是一個獨立、自治的程序結構，它擁有自己的獨立的功能系統（這一功能系統由偵查職能、辯護職能、審判職能構成）。再次，從偵查職能的內容來看，偵查職能與控訴職能之間存在著較大差異。控訴職能具體包涵以下權能：公訴的提起（或不起訴）、公訴的支持、公訴的變更以及抗訴等。這些權能都與「訴權」相關，與控訴權本質上是一種「刑罰請求權」的特徵是密不可分的。而偵查職能則包括以下權能：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證據、保全犯罪嫌疑人等。從偵查職能的內容來看，只有保全證據、保全犯罪嫌疑人的功能帶有為控訴作準備的性質，而制止犯罪、查明犯罪等功能都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這與偵查權不完全是一項司法權，而帶有行政權的性質和特徵是分不開的。可見，無論是從目的層面上，還是權能內容上，偵查職能與控訴職能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控訴職能並不能完全包容、吸收偵查職能，偵查職能保有相對獨立的地位。

二、分化與整合：偵查職能的形成

在現代化理論看來，社會發展過程就是結構的進步性分化和功能專門化的過程，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系統形態之間一重要不同之處便在於結構分化和功能專門化的程度有異。傳統農業社會的特徵在於地方群體穩定化、流動空間有限化、職業分化比較簡單以及低差異的「泛能化」。而現代工業社會的的內部分化極大，存在眾多個體角色和組織角色，且每一角色往往形式一種功能甚至發揮多種功能。現代社會與現代政府的重要特徵即是社會結構中各種角色（包括個體角色與組織角色）高度分化與各自功能專一化，國家機器及其功能作為整體也相應高度分化，機構數量眾多且功能各異。[15]訴訟制度的變遷和發展歷程，本質上也是一個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出現結構分化和功能專門化的過程。歷史地看，獨立的偵查職能的形成正是訴訟功能和結構日漸分化、整合的結果

同志,看看對不對,我以經盡最大努力.
希望採納.
謝謝.

❺ 簡述唐朝六部的職掌,主要官職及其別稱

吏部
中國古代官署。東漢改尚書常侍曹為吏曹，又改為選部，魏晉以後稱吏部。隋唐列為六部之首。長官為吏部尚書。歷代相沿。吏部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課、升降、調動等事務。下設四司：明清為文選清吏司、驗封司、稽勛司和考功司。文選清吏司掌考文職之品級及開列、考授、揀選、升調、辦理月選。驗封司掌封爵、世職、恩蔭、難蔭、請封、捐封等事務。稽勛司掌文職官員守制、終養、辦理官員之出繼 、入籍、復名復姓等事。考功司掌文職官之處分及議敘，辦理京察、大計。宣統三年（1911），清政府的責任內閣設立制誥、銓敘等局，吏部遂撤。吏部一般設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上；郎中二人，正五品上；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吏部主事四人，司封主事二人，司勛主事四人，考功主事三人。武德五年改選部曰吏部，七年省侍郎。貞觀二年復置。龍朔元年改吏部曰司列，主爵曰司封，考功曰。武後光宅元年改吏部曰天官。垂拱元年改主爵曰司封。天寶十一載改吏部曰文部，至德二載復舊。有吏部令史三十人，書令史六十人；制書令史十四人；甲庫令史十一人，亭長八人，掌固十二人；司封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司勛令史三十三人，書令史六十七人，掌固四人；考功令史十五人，書令史三十人，掌固四人。

戶部
中國古代官署名。三國時設度支尚書，掌財政。隋代以度支尚書為民部尚書。唐代改稱戶部，遂為六部之一，長官為戶部尚書。歷代相沿。明清時期戶部掌全國疆土、田地 、戶籍、賦稅、俸餉及一切財政事宜。其內部辦理政務按地區分工而設司。各司除掌核本省錢糧外，亦兼管其他衙門的部分庶務，職責多有交叉。清還設有掌管八旗事務的八旗俸餉處及現審處。隸於戶部的機構有：掌鑄錢的錢法堂及寶泉局；掌庫藏的戶部三庫；掌倉儲及漕務的倉場衙門。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宣布「仿行憲政」，將戶部改為度支部。戶部遂廢。戶部一般設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天下土地、人民、錢谷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戶部巡官二人，主事四人；度支主事二人；金部主事三人；倉部主事三人。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戶部。龍朔三年，改戶部曰司元，度支曰司度，金部曰司珍，倉部曰司庾。光宅元年，改戶部曰地官。天寶十一載，改金部曰司金，倉部曰司儲。有戶部令史十七人，書令史三十四人，計史一人，亭長六人，掌固十人；度支令史十六人，書令史三十三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金部主事三人，令史十人，書令史二十一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倉部令史十二人，書令史二十三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

工部
中國封建時代中央官署六部之一。掌管營造工程事項。漢代有民曹。西晉以後置田曹掌屯田，又有起部掌工程，水部掌航政及水利。隋代始設立工部，與吏、民（度支）、禮、兵、刑並稱六部。工部掌管各項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長官為工部尚書。歷代相沿不改。清代工部設於天聰五年（1631），是管理全國工程事務的機關。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在「籌備立憲」、改革官制時，將工部並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工部一般設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廨紙筆墨之事。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工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為尚書、侍郎之貳。凡京都營繕，皆下少府、將作共其用，役千功者先奏。凡工匠，以州縣為團，五人為火，五火置長一人。四月至七月為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十月至正月為短功。雇者，日為絹三尺，內中尚巧匠，無作則納資。凡津梁道路，治以九月。工部主事三人，屯田主事二人，虞部主事二人，水部主事二人。武德三年，改起部曰工部，龍朔二年，曰司平，屯田曰司田，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川。光宅元年，改工部曰冬官。天寶十一載，改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水。工部有令史十二人，書令史二十一人，計史一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屯田令史七人，書令史十二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虞部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水部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

禮部
中國古代官署。南北朝北周始設。隋唐為六部之一。歷代相沿。長官為禮部尚書。考吉、嘉、軍、賓、凶五禮之用；管理全國學校事務及科舉考試及藩屬和外國之往來事。禮部下設四司，明清皆為：儀制清吏司，掌嘉禮、軍禮及管理學務、科舉考試事；祠祭清吏司，掌吉禮、凶禮事務；主客清吏司，掌賓禮及接待外賓事務；精膳清吏司，掌筵饗廩餼牲牢事務。四司之外，清設有鑄印局，掌鑄造皇帝寶印及內外官員印信。會同四譯館，掌接待各藩屬、外國貢使及翻譯等事。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宣布「仿行憲政」，將原設之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並入禮部。禮部內部機構中添設承政、參議二廳，儀制、太常、光祿三司及禮器庫、禮學館。宣統三年（1911），將禮部改為典禮院，成為清政府專管朝廷壇廟、陵寢之禮樂及製造典守事宜，並掌修明禮樂、更定章制的機關。禮部一般設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

兵部
官署名。三國魏置五兵尚書，掌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晉代又增駕部、車部、庫部，掌車馬兵械等。隋唐因北周兵部舊名，設為尚書省六部之一。掌管全國武官選用和兵籍、軍器、軍令之政，長官本兵部尚書。後代沿置，取權范圍不盡相同。《通典.職官五.兵部尚書》：「《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即今兵部之任也。魏置五兵尚書。」又「後周置大司馬，其屬又有兵部......至隋乃有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曹，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職。」《新唐書.百官志一》：「兵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敕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敕。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備威儀郊導。凡俘馘，酬以絹，入鈔之俘，歸於司農。兵部主事四人，職方主事二人，駕部主事二人，庫部主事二人。龍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職方曰司城，駕部曰司輿，庫部曰司庫。光宅元年，改兵部曰夏官，天寶十一載曰武部，駕部曰司駕。有兵部令史三十人，書令史六十人，制書令史十三人，甲庫令史十二人，亭長八人，掌固十二人；職方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駕部令史十人，書令史二十四人，掌固四人；庫部令史七人，書令史十五人，掌固四人。

刑部
中國古代官署。東漢尚書置二千石曹掌刑獄，三公曹掌決案。魏晉以後有都官、比部各曹。隋初設都官尚書，後改為刑部尚書，刑部遂為六部之一。長官為刑部尚書。歷代相沿。明清兩代，刑部作為主管全國刑罰政令及審核刑名的機構，與督察院管稽察、大理寺掌重大案件的最後審理和復核，共為「三法司制」。刑部的具體職掌是：審定各種法律，復核各地送部的刑名案件，會同九卿審理「監候」的死刑案件以及直接審理京畿地區的待罪以上案件。刑部的內部組織機構的設置是按省設司。清代刑部各司除分核本省刑名外，職掌他省及衙門的部分文書收發和某些日常政務。此外，清設督捕司，掌督捕旗人逃亡事；秋審處，掌核秋審、朝審各案；減等處，掌匯核各省及現審各案之遇赦減等事；提牢廳，掌管獄卒，稽察南北所監獄的罪犯，發放囚衣、囚糧及葯物等；贓罰庫，掌收放現審案內贓款及沒收各物件，並保管本部現銀及堂印；贖罰處，掌罰罪事；律例館，掌修訂法律。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宣布「仿行憲政」，將刑部改稱法部。刑部之稱遂撤。刑部一般設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讞禁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為尚書、侍郎之貳。凡刑法之書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凡國有大赦，集囚徒於闕下以聽。刑部主事四人，都官主事二人，比部主事四人，司門主事二人。龍朔二年，改刑部曰司刑，都官曰司仆，比部曰司計，司門曰司關。光宅元年，改刑部曰秋官。天寶十一載，改刑部曰司憲，比部曰司計。有刑部令史十九人，書令史三十八人，亭長六人，掌固十人；都官令史九人，書令史十二人，掌固四人；比部令史十四人，書令史二十七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司門令史六人，書令史十三人，掌固四人。

❻ 諸葛亮有哪些經典的軍事思想

首先，治軍以明。諸葛亮治軍以明包括正反兩個方面的內容，從正面來說，諸葛亮治軍以明表現為：

一、提出明確的道德要求。如《將苑·謹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這方面的內容。諸葛亮認為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寬」、「信」、「敬」、「明」、「仁」、「忠」等有關道德方面的要求。

《將苑·將材》一文中要求將帥要具備「仁」、「義」、「禮」、「智」、「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陰察第十六》一文中說陰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賞賢罰罪」、「安仁和眾」、「保大定功」、「豐撓拒讒」。

二、規定嚴格的法令規定。如諸葛亮親著的《法檢》兩卷、《軍令》兩卷（現存僅為《軍令》十五條），制定的《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便宜十六策·斬斷第十四》一文對不聽從教令的「輕」、「慢」、「盜」、「欺」、「背」、「亂」、「誤」七種情形的嚴肅處理。

其次，以信為本。諸葛亮治軍重信。諸葛亮認為，「信，重然諾也」，也就是說，「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誠者失信，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麼作戰一定會失敗；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夠執行，那麼即使有百萬之眾，也是毫無用處。

反之，如果用信義來鼓勵將士，將士沒有不拚命效力的。因此，諸葛亮強調治軍要以信為本，「夫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以信為本，就賞罰而言，諸葛亮認為要「賞罰有信」，因為用賞罰來判定功過，士卒就會知道守信用；就將帥而言，諸葛亮認為所謂信將，即「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

(6)蓋因刑法擴展閱讀：

諸葛亮的廉政建設的影響：

身為丞相，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不僅帶頭廉政，樹起一面旗幟，同時還把廉政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設來抓，對蜀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諸葛亮時期的廉政建設，首先表現在對蜀漢宮城規模和惠陵規模的嚴格控制上。在諸葛亮執政時期，年青的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當時負責宮中事務的董允以為古者天子後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

後主皇妃之數是一個復雜問題，涉及到皇宮規模建制等諸多問題，非董允所能決定。當時，「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諸葛亮在蜀漢上層創造了一個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圍，蜀國官員以諸葛亮為榜樣，為官節儉，力戒奢華，造就了整整一個廉政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