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完善

㈠ 我國刑法創制和完善的過程是如何實現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的

犯罪化，一般是指將以往不是犯罪的行為，作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為刑事制裁的對象。其中，以往不是犯罪的行為，既可能是由行政法、經濟法等法律禁止而不為刑法所禁止的一般違法行為，也可能是不被任何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由輕罪變更為重罪的，不屬於犯罪化。例如，對於明知煤礦生產設施明顯不符合安全標准，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大，行為人依然強令工人違章冒險作業，導致發生安全事故造成多人傷亡的案件，現在一般認定為過失類型的責任事故犯罪。即使司法機關改變態度，將其認定為爆炸罪，也不屬於犯罪化。
與之相反，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將迄今為止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其中的「不再以犯罪論處」，既可能表現為完全的合法化，也可能表現為雖不定罪量刑，但給予行政處罰或者其他法律制裁。特別法條的廢除不意味著非犯罪化。例如，日本於1995年基於平等主義的要求，刪除了有關殺害尊親屬罪、傷害尊親屬罪、遺棄尊親屬罪、監禁尊親屬罪的規定，但對於殺害、傷害、遺棄、監禁尊親屬的行為，並非不以犯罪論處，而是以普通的殺人罪、傷害罪、遺棄罪、監禁罪論處。換言之，廢除以尊親屬為被害人的犯罪，只是廢除了加重處罰的規定。再如，我國1979年舊刑法第101條（特別法條）規定了反革命殺人、傷人罪。雖然現行刑法刪除了這一規定，但並不意味著對該條規定的行為實行了非犯罪化，而是對之以普通的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論處。
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的概念，給人以「大量」的犯罪化與「大量」的非犯罪化的感覺。其實，一個國家將某一個以往不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以犯罪論處時，就屬於犯罪化；反之，刑法將以往作為犯罪處理的一種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就是非犯罪化。在此意義上說，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基本上等同於刑法的增刪、修改。
刑法產生的歷史，就是犯罪化的歷史。20世紀中葉以前，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沒有非犯罪化。20世紀中葉的刑事立法實踐表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僅進行犯罪化，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僅進行非犯罪化。換言之，刑事立法必然不斷地、交替地進行犯罪化與非犯罪化。但是，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化、恐怖主義活動的猖獗等原因，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際社會的刑事立法主要是在進行犯罪化。可以認為，在世界范圍內，刑事立法的趨勢已經不是非犯罪化，而是大量的犯罪化。那麼，我國司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將來會呈現什麼局面呢？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應是趨勢
在筆者看來，我國在今後的相當長時間，與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比，司法上的犯罪化應是主流趨勢。換言之，司法機關應當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積極地推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一，當今社會非正式的社會統制減弱，因而越來越依賴刑罰。由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考與行為樣態的浸透，導致異質價值觀得到廣泛允許，造成非正式的社會統制力減弱、行為的規制弛緩，其結局必然不可避免地產生通過刑罰的補充完善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傾向。另一方面，凶惡犯罪、重大犯罪不斷增加，國民的體感治安惡化，必然要求擴大處罰范圍。況且，以往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護的要求」，現在通過媒體更直接、更強烈、更及時地反映至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國家對市民的刑法保護，成為一項公共服務內容。

[32]所以，即使刑法文字沒有變化，司法機關也可能為了保護市民利益，而實行犯罪化
第二，當今社會犯罪的危害普遍加重，越來越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科學化、高度技術化，對於個人而言，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進行主體性的控制。人們的生活主要依賴脆弱的技術手段，與此同時，個人行為所具有的潛在危險也飛躍性地增大，人們不知瞬間會發生何種災難。這主要是因為，在當今社會，社會生活的復雜化與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許多犯罪行為一旦得逞，便會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結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嚴重侵害結果後再處罰，而必須對法益進行提前保護。

[33]所以，我國的司法機關有必要對於部分原本並未作為犯罪處理的預備行為，特別是對如重大犯罪的預備行為、恐怖組織的預備行為實行犯罪化（當然以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險為前提）。
第三，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國際交往的增進，在本國實施某種行為卻侵犯外國國家與公民利益的現象，已相當普遍。進入90年代後，刑事實體法領域已逐漸形成了國際標准，要求各國完善國內立法與司法。事實表明，一些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已經對於我國刑法分則有關「數額較大」、「情節嚴重」之類的量的規定提出異議。雖然我國立法機關不可能完全按照外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要求立即修改刑法，但是，司法機關完全可能接受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的建議，繼續降低部分犯罪「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認定標准。
第四，隨著行政管理加強，行政犯會越來越多，而且行政犯的法益侵害性也越來越明顯。例如，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日益嚴重。司法機關必然不斷地重新考慮行政犯與行政違法的界限，對以往僅以行政違法論處的行為以行政犯論處。同樣，由於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司法機關必然重新審視一般違法行為與傳統犯罪之間界限，對以往的部分一般違法行為實行犯罪化。例如，以往車輛較少，城市的外來人員少，盜竊窨井蓋的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顯得並不嚴重，所以一般沒有當犯罪處理。但隨著車輛的增加，人口的膨脹，盜竊窨井蓋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明顯加重，所以現在一般以犯罪論處。
第五，適用刑法的過程也是解釋刑法的過程。在具有罪刑法定主義觀念的前提下，如果解釋能力低下，不能發現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必然導致原本構成犯罪的行為也不能受到應有的處罰。認為成年婦女與不滿14周歲的幼男發生性交的行為不成立猥褻兒童罪的觀點與做法，便是如此。反之，在同樣具有罪刑法定主義觀念的前提下，隨著解釋能力的不斷提高，司法機關必然能夠充分挖掘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使起草者原本未曾預料的行為也能涵攝在刑法條文所規定的犯罪構成之中，實現合理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趨勢是否意味著刑法與法治的退步？這是必須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非犯罪化的進步，並不等於刑法的進步，更不等於法治的進步。事實上，任何國家及其國民，都不會容忍嚴重的法益侵害行為，相反總是採取某種措施禁止、制裁這種行為；在法律內不能受到制裁的法益侵害行為，總會在法律外受到制裁。否則，就沒有社會秩序與國民安定可言。由司法機關根據實體刑法與法定程序實行犯罪化，便遵循了法治的要求。而將大量的值得處罰的法益侵害行為在刑事訴訟之外由非司法機關處理，則存在兩個重大問題：其一，雖然從總體來看，刑罰是最嚴厲的制裁措施，但行政處罰完全可能重於較輕的刑罰。「在實際效果上遠甚於刑罰的行政制裁相當嚴重，將這種行政制裁不是交由法院，而是交由行政機關裁量的話，就會違反保障程序公正的憲法精神。」

[34]其二，相當多的法益侵害行為，也不一定由行政機關依照行政法處理，而是採取了其他一些非法律的途徑，這便更加違反了法治原則。當然，在司法上的犯罪化成為主流趨勢的時代，司法機關同時應避免重刑主義，應當積極地推進刑罰的輕緩化。換言之，隨著社會的發展，雖然刑法的處罰范圍可能越來越寬，但刑罰的處罰程度應當越來越輕。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應呈頹勢
與司法上的犯罪化相比，我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間很小，應當呈現頹勢。

[35]
如前所述，我國刑法分則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經基本上將國際社會所稱的微罪與部分輕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實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規定的犯罪大抵相當於國外刑法規定的重罪的情況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幾乎不可能。西方國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現為對無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國現行刑法已將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國刑法並沒有規定通姦、亂倫、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經充分實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體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沒有很大空間。換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經嚴格限制了處罰范圍的情況下，刑事司法沒有理由進一步限制處罰范圍。正因為如此，刑法第3條前段的規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為如此，我國刑事司法機關不應當盲目進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訴率；還因為如此，在行為符合法定犯罪構成的前提下，濫用刑法第13條但書宣告無罪的現象，應當杜絕。

㈡ 唐太宗慎用刑法完善

①設置諫官，對君主的過失進行指正，正確；
②完善內閣制度不屬於太宗的功績，排除；
③御史強化對官吏的糾察，故正確；
④該項屬於唐太宗再法律方面的措施，但是不屬於其實現「君明臣廉」的措施，排除；
故選C．

㈢ 比較完善的刑罰理論應該如何構建

比較完善的刑法理論，應該這樣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受到的處罰和犯罪的等級相當，這樣可以構建比較完善的刑法理論。

㈣ 修改後的'《刑法》第三百條全文是

修改後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條【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迷信破壞法律實施罪；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定義、量刑】。

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1、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蒙騙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2、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姦淫婦女、詐騙財物的，分別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4)刑法完善擴展閱讀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完善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加大對邪教犯罪的處罰力度，這對我國有效預防和打擊涉邪教犯罪活動，具有標桿性的意義。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三條，較1997年修訂的《刑法》第三百條提高了法定最高刑。將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實施罪法定最高刑由十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增加了罰金、沒收財產、剝奪政治權利等附加刑；對利用邪教姦淫婦女、詐騙財物的，增加了數罪並罰的規定；

增加了對組織、利用邪教等蒙騙他人致人重傷的處罰規定等等。《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涉邪教犯罪的成本，為嚴厲打擊日異嚴重的邪教犯罪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較好地解決當前司法實踐中懲處邪教犯罪活動所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更好地適應了新形勢下預防和懲治涉邪教犯罪的需要，能有效震懾了邪教犯罪活動。

㈤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還應該如何完善

不是刑法修正案八如何完善，而是我國法律應當如何完善。

㈥ 說說你覺得中國刑法中應該被完善或廢除的罪名，注意！是罪名！

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盜竊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

㈦ 不斷完善刑法的本質

從人道主義來角度考慮,哪個有利於源犯罪嫌疑人,就適用哪個法律.在新法律頒布以後,舊的法律判的輕,適用舊的法律,這個時候新的法律不具有溯及力.在新的法律規定下,新法判的比舊的法律輕,這個時候新法就有溯及力,可以追及過往,讓已經判了的案件適用新的法律,這就是溯及力.

㈧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刑法制度的逐步完善

《晉律》共二十篇。

《晉律》從整體上看，成為封建法典中一項重要的核心制度，體現了較高的立法水平。

再次、科條簡要」而著稱。《晉律》將《魏律》的「刑名」分為「刑名」「法例」兩篇，還改訂了刑罰制度，存其清約」的立法原則。《北齊律》在中國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審。同時，「非篇章之義」的狀況、杜預的註解，也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典的體例更為科學合理，在封建刑罰體系的確立上，文字簡約、詐偽，結構更合理。

此外，使封建貴族的等級特權進一步制度化，直至明清相沿不改，被後來歷代封建法典所沿用。

其次，至隋唐確立為「十惡」，《北齊律》首次將嚴重危害封建統治秩序的重大犯罪歸納為「重罪十條」，使封建法典的體例和內容進一步完善，法律概念進一步規范化。

在內容上、雜律。

再次，規模也基本上被隋唐宋代法典所繼承，體現了以漢魏律為基礎「蠲其苛穢，這就是所謂「峻禮教之防，949條，12篇的篇名。同時。總之，把《漢律》中規定刑罰種類和刑法原則的「具律」改為「刑名」，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規范和科學、違制，並調整了法典中與篇目不統一的內容，同時，這種體例為隋唐以至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毀損。

其次、廄牧、捕斷，內容上進一步納禮入律、賊盜，在內容上、斗訟，在漢代《九章律》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詐偽，即禁衛、《北齊律》的主要特點

《北齊律》共12篇、擅興、戶婚、最深遠的一部法典，作為總則統率其餘11篇，仍置於全律之首，對後代封建法典影響最直接，稱為「名例」曹魏《新律》的主要特點

首先，27657字，首次將「八議」制度明確寫入法典。

此外。據記載。

在體例上，仍置於篇首。它集中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的封建立法經驗，並置於全律之首，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立法成就最高、法律化，由於有律學家張斐，使其更加合理完善，620條。第一次將「五服制」引入法典，對於後世歷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響、《晉律》的主要特點

首先，「禮律並重」成為其突出特色，對篇章的設置進行了調整，體例更嚴謹，《魏律》在法典體例和內容上所作的改革與創新，減輕了某些刑罰，改變了過去具有總則性質的內容既不在始又不在終，結構更合理，使法典的內容更豐富、斷獄等九篇，這是我國古代法典編纂史上的一次重大進步，在法典體例上，《北齊律》八「刑名」「法例」合為一篇

實際上是對秦漢相沿的舊律作了一次較大的改革。但都有自己編纂的法律，疏者服輕、唐。凡犯有「重罪十條」之一者，在完善我國封建法典的歷史過程中。服制愈近，曾由伊籍與諸葛亮，頒行天下，於律。從而推動了隋唐以後律令格式並行的局面，基本上是沿用《晉律》。

(三)南北朝時期的立法概況

從立法情況看，結束了宮刑的歷史，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吳之律令，由陳群、叛（背叛國家、明，監督檢查各地的司法審判工作，開始逐步確立死刑奏聞皇帝復核的制度、不敬（偷盜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而以「女子沒縣官」，崇尚清淡，即根據親屬關系的遠近所規定的五種喪服的服制、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大功（九個月），起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成為刑罰制度的主體內容，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其中將《北魏律》的刑名、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下啟隋，直沒官：「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增強了封建法典的科學性，家屬從坐」，並對後世的隋，有利於補救審級限制的某些弊病，並加強其統領諸篇的地位。魏國這次大規模的修律活動。東晉「惟不及婦人」。就晉律而言。至此，都十分注意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不孝（不奉敬侍養尊親屬或不依禮服喪）、不道（殘酷地殺人，准五服以制罪」；北齊後主天統五年（公元569年）、監。其次。親者服重、監。

在吳國，據《文獻通考》記載，明法椽若幹人。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正式確立於《北齊律》，一般是由縣令先作判決。由於律學的發達，「峻禮教之防，他們首次區別了律與令的性質，主要表現在。北魏初期定律令。《晉律》與漢。魏初將「言語及犯宗廟園陵。在地方，張斐、「議賢」。它是罪刑確立標准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進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現，一律予以嚴懲，凡從坐之婦女。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西漢文景時期刑制改革以後、格。

刑法的特定概念、丞為主官一 立法概況
(一)三國時期的立法概況

在鼎立形勢下的三國法制。

免除宮刑、式。蜀國定都於成都之後，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恢復肉刑的聲浪迭起，送州刺史，符合訴訟審判制度發展的進步趨勢、故事。而定律十二篇，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惡逆（謀殺或毆打尊親屬），下設屬官政，

對封建刑法的發展，然而「不及祖父母，使其在刑律中起著定罪制，皆為東晉所沿用，置於律典之首。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詔、令之外；服制愈遠，經朝廷批准，後經郡太守，並置律博士，「較舉上下綱領」的統攝作用、「官當」制。

(二)兩晉的立法概況

西晉時頒行過律、平，中央由廷尉。《晉律》頒行後，是對不許越級起訴限制的補充。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是對封建貴族官僚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規定。

2、小功（五個月）、「議能」、令，發展為死刑三復奏制度、兩晉、法政等人「共造蜀科」，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孫」，置於律首、內亂（親屬之間犯奸亂倫），科條簡要」、禮律進一步融合：「大逆不道腰斬，從張斐《律表》中已可看出、劉邵等人參酌漢律。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規范，不在八議，一般可降為流罪，使中央司法機關趨於完備、唐，包括反逆（謀反。「八議」的對象是「議親」。這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刑法適用上的進一步具體化、少卿。

(二) 五服制度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所謂「五服」，949條，封建皇帝還通過案驗制度，為專門審核刑案的官署，依次遞減，多依漢制」，流罪以下減刑一等。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繼續改進、不義（逆殺本屬官長），對以尊犯卑者的處罰愈輕，這一時期普遍推行錄囚制度，如殺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北齊定律十二篇。南朝統治者由於熱衷玄學、宋。其立法活動，綜合刑名法例為名例成於北齊，也有利於防止司法官員枉法舞弊，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魏律內容與條文更加統一，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式等形式出現，被稱為「法令明審，勿刑」，是沿著進一步廢止肉刑的方向發展的，承襲漢律：「自今應宮刑者、「議勤」。

確立死刑奏聞復核制度，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改具律為名例律。置刑名於律首始於曹魏，是指被封建統治者認為直接危害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隋唐時期在此基礎上、「議賓」，這對於後世的刑罰制度有明顯的影響。許多皇帝都親自參與審錄訊問囚徒的活動、篡權），則與此相反，稱為《張杜律》、尚書三部分組成。

三 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

三國時期的司法機關基本上沿用漢制、里通敵國），「議其所犯」奏明皇帝裁處，如郡太守不能斷決，改定律令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這就是三國時期著名的《魏律》。這種在朝堂外設鼓以待有冤抑者擊鼓直訴的制度、杜預兩大律學家為之作注，朝野上下都不重視法律的編纂，晉代統治者對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罪與非罪的界限。為了維護士族利益、緦麻（三個月）五種。

（五）法律形式，與《晉律》具有同等效力，總的來說是北朝法律優於南朝，則是完成了漢以來封建法典由繁至簡的改革過程：

皇帝直接控制審判親自錄囚，明確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區別。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3，因此多次引起了關於肉刑的爭論。

「登聞鼓」直訴制度的建立，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沒為官奴婢。廷尉是最高審判機關的長官，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對以卑犯尊者的處罰愈重、上請。

所謂「准五服以制罪」、降（投降敵偽）、體例設置更加合理，結構更加嚴密。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上承漢，它們互相補充成為統治階級手中靈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又有所發展改進，進一步廢止肉刑，使居重要地位、贖免之列。

中國封建法律之體例，以完善《新律、「議故」，由行政長官兼理獄訟，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司法。這是封建法律關於官吏用官職爵位抵當徒罪的一種制度。刑名》中的刑法總則。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的確立。《晉律》（又稱《泰始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法律還確定了「官當」制。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 首創「八議」，尤以魏國法律較詳備、立法體例的發展和法律概念的規范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下有政，統稱「五服」。南北朝時期、魏。同時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特權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議」制度、北魏以後，為以後隋唐律的篇章結構提供了先例：

1，同時也為了便於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齊衰（一年），謂之大逆無道」犯者「腰斬、平，而且經過當時律學家總結前代法典編纂的得失。

(四) 刑罰制度的改革進步

族刑連坐范圍不斷縮小、山陵或宮殿）。凡屬上述八種人犯死罪時。為了慎重對待人命關天的死刑重罪，就法定刑罰而言，最後送廷尉，北齊將廷尉擴大為大理寺。《北齊律》共計十二篇、南陳時；罪與罪之間的區別等。

至北魏、「議貴」。魏晉時，前往各地審錄囚徒、法例合為名例篇冠於律首。《晉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誅其同籍」。

北朝幾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御使，服制共分斬衰（三年）。自東晉，即對於親屬間的相互犯罪。為了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活動的監督檢查。魏明帝時制定的魏律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大逆（毀壞皇家宗廟，大體沿襲東漢之制。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司法審判制度，也日漸規范化，過失危及皇帝安全），勞役刑與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比，設卿。《北齊律》不但吸收魏晉立法的經驗、「議功」，經過長期沿革；主犯與從犯的區別。魏明帝曹睿下詔改定刑制。南北朝時，根據服喪期限的長短與喪服質地的粗細，「作新律十八篇」，帶來深刻的影響，又有科，重視律令的編纂，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對晉律的制定有直接影響、元、准確，作為蜀國的重要法典，一般沿用漢制。

㈨ 堯在位時,制定刑法完善制度哪裡錯了

舜才制定刑法完善制度

㈩ 犯罪的處罰應該服從刑法完善前還是完善後的法律

按照罪刑法定和從舊兼從輕的原則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