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司法
1. 宗教對法律信仰的影響有哪些
宗教與法律是保持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兩種基本手段。宗教的形成和發展對法律有著深刻的影響，並且觸及到法律的制度層面，價值層面。
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體系。有人群的地方就須有法律，它使人們生活有序；宗教是人們對現實生活虛幻歪曲的反應。有苦難的地方就需要有宗教，它為人們提供一種心理上的慰藉。人不僅對物質世界有追求，也追求精神的寄託和升華，法律只能調控人們客觀現實的活動，宗教則能為人們提供精神家園。因而法律與宗教是保證人類社會平穩定與發展的兩種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系，互為補充，共同保障人類社會健康穩定協調發展。
一、法律與宗教共同維護人類社會的發展
人類社會具有復雜性，需要法律與宗教從物質發面和精神方面來共同調整，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在強化法律作用的同時，必須注意宗教信仰的培養，在培育宗教精神的同時，也要重視法律對生活的調控。然而宗教與法律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規范，在本質目標、調節方式上都有所不同。法律是由國家制定、認可並保障實施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以權利與義務為基本內容的，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體系。它的主要特徵是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注重解決現實社會中的實際問題，它的最終目標是建立法治社會、法治國家，形成法律至上的權威。宗教是人們是對生命意義的個人信仰，宗教的宗旨在於對超自然力的信仰，並由此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它主要解決人們精神領域苦惱與痛苦，它對現實世界的苦起一種緩解作用，使人們對現世的不滿在對未來的嚮往中得以實現。
二、宗教對法律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同時西方社會人群的主體目前也是信奉基督教的，與此相關聯西方社會目前也是世界上法治建設做得比較好的國家。
基督教對西方社會影響是全方位的，對法律影響不僅觸及規范層面，制度層面，更滲透到價值層面和精神層面。可以說西方人們法律生活無論是訴訟的具體操作，還是人們對法律的堅定信仰無不打下基督的烙印。
（一）基督教對西方的法律規范的內容產生深刻的影響：
（1）在家庭中給予妻子在法律上更加平等的地位，將配偶雙方的合意作為婚姻有效的前提。廢除父親對子女生殺予奪的權力。強調一夫一妻，保持家庭穩定。家庭穩定，社會就穩定了。因為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細胞。
（2）在嚴格法與衡平法之間，強調衡平法的概念，緩和一般法的嚴厲性。西方社會普遍主張並且實行輕型化，改善囚犯的待遇，不少國家已經取消死刑，實行開放性的監獄管理，這與基督教的傳統影響有著重大關系。因為西方社會普遍相信：只有上帝才能剝奪人的生命！
（二）宗教對法律價值層面的影響：
西方社會宗教精神是平等、博愛、自由與秩序。而這些精神無一不滲透到法的價值之中，成為法治追求的目標。這一點從法律的詞淵上可以得到證明：眾所周知，現代西方法根基是羅馬法，在古羅馬那裡，法這個詞就是正義Lustus。為了從內在和目的意義上即從法的宗旨和實質上表述法，羅馬人使用Aequitas，它產生於一個含有平等意思的詞根。它體現了法的宣告性原則為單個人的活動所確定條件和限度，這些條件和限度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法被傑爾書定義為「善良和公正的技藝」，烏爾比安提出法的定義是：「誠實生活，不犯他人，各得其所」。從以上法的定義之中不難看出宗教的平等、正義、自由價值觀已在法律概念中生根。這種平等、正義、自由宗教精神被西方奉為法律的本質精神。如法國憲法序言中庄嚴宣告：自由、平等、博愛是憲法的精神，這種精神已與法律精神融為一體。宗教精神已經得到立法者的認可，民眾的接受。西方的宗教生活已與法律生活或暗或明地結合起來，人們在教堂里接受宗教洗禮的同時，也同時在接受法的陶冶。因為在西方法的精神與宗教信仰已經很難把它們加以區分。
（三）宗教對法律原則和訴訟程序的影響：
基督教中有愛神，愛是宗教中一條神聖的戒律，伯爾曼在研究愛與法律關系時指出：「無論對基督教還是猶太教，愛都是被認為法律本身之所在，而法律既包括其具體行為，也包括其抽象的道德，都要成為愛的體現。」西方社會主張的程序正義，程序先於權利，給相同的人以相同的待遇，就是發軔於宗教中的博愛。相同的案件應做出相同的判決。不能因人而異，這並非只是正義原則，同時也是愛的原則，不平等待人就不是愛，法官如果徇私枉法，不僅要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更要受到宗教道德的譴責，在上帝的末日審判時他是難脫其咎的。基督教主張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除上帝之外，大家都是平等，都是上帝的臣民。無論是上至國王，還是下至臣民，都處於主的恩惠之下，他們是平等。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最終演繹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在凌駕於法律之上，它只能在法律之下。
（四）宗教的訴訟技巧和訴訟理念對法律的影響：
四川大學龍宗智教授認為聖經就是一部訴訟法教科書。《聖經》中關於伸張正義的故事比比皆是，而這些例子告訴人們許多關於訴訟技巧的方法，比如這證據學上的矛盾規則、交叉詢問法則，對今天西方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里上帝的天啟可以看作是人類文明對司法的基本要求。流行於西方國家的各種法律誓詞也深受宗教影響。人們在法庭作證都是要手按《聖經》發誓的，這無非是藉助於宗教的力量，強迫人們講真話。如公元前九世紀英國的英格魯—薩克遜法律中就有如下的規定，索賠被盜財物原告的誓詞：「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盜竊我財物的人。這既不是出於仇恨、妒忌或其他非法目的，也不是基於不實所言或信念。」被告人的誓詞「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對於他對我的指控，我在行為和意圖上都是無罪的。」助誓人的誓詞：「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證詞是清白和真實的。」
三、宗教精神對法治的影響以及對我國法治推進的啟示
我國目前的法治模式是採取政府推進型的，政府重立法，重法制宣傳。但由於我國法律沒有得到人們普遍認同，對法律缺少像對宗教的那樣信仰。因而我國法治推進的步伐是沉重而緩慢的。影響人們對法律信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歷史傳統上看，我國始終把法律看成是治民之具，而沒有像西方那樣把法律看成是一種公平、正義的象徵。同時我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正統，而儒學始終強調無訴、息訴。並且統治者常把一個地方訴訟多少看作是評判地方官吏政績的一個重要標准。儒家主張和為貴，人們之間的爭訟大多不是通過訴訟來解決而是通過訴訟外的方法加以調整。可以說法律作為一種定爭止紛的工具從來沒有在民眾心理上引起認同。而西方的民族具有好訟精神，為一、二元錢的瑣事打官司常見諸報紙，這種好訴精神來源於基督教的平等，正義，凡事討個說法，正是這種精神推動了西方法治文明的進程。
由於我國歷史上一直是王權占統治地位。宗教從來沒有占據政治，精神生活的主導地位，並且我國宗教既有本土的，也有外來的，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於全國，被人們廣泛認同的宗教。因而宗教的一些價值觀也沒有被人們的廣泛接受。我國各種宗教沒有形成統一的認知，因而難以對法律產生統一的影響。同時我國傳統儒家文化一直強調德主刑輔，內聖外王。很少對法律的精神、理念進行探索並給予理論上的支撐。目前推進我國法治的關鍵就在於樹立法律權威，使法律宗教化、神聖化。「正義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堂皇儀表和其具一定戲劇性的演示。否則人們就看不見它。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宣示正義准則的角色也會因不同凡俗的儀表，而使自己的精華得到升華」。目前要在我國培養一種統一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也難以得到政府的認可和社會的接受。關鍵是我們必須把法律作為一種宗教來看待，來培養人們對它的信仰，對它的虔誠。法律宗教化並不是要把法律變成宗教的教義，也不是要把宗教中一些不符合人類理性的東西納入法律的價值范疇。因為這樣做並不是社會的文明進步，而恰是歷史的倒退。我們所要做的，僅是把一些被人類普遍認同的宗教精神納入法律的范疇，樹立法律至上的權威，推進我國法治進程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首先在法律制定過程也就是立法過程中，要體現自然法的理性，符合法的理念，法治社會的法必須是良法。法律成為良法的關鍵是我們在立法時必須把宗教所包含的一些平等、博愛、自由、善良的精神融入立法過程中。
在立法的指導思想上體現宗教的平等精神，博愛精神。不應把法看成是治民之具，而應把法看成是衡量是非正義的尺度。在法律原則和法律制度的設置上，要體現平等的要求，給相同的人以相同的待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利。因為從宗教的角度看，無論是罪人還是好人，他們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何況佛教還主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法律的制定應體現宗教精神。其次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堅持程序正義，貫徹宗教精神，防止執法者成為法律殺手，執法者在執法中要體現法律的仁愛之心，惻隱之心。古羅馬法學界對法最流行的定義是「法律是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科學」，在執法中須體現這種正義精神，執法者必須做到公正地處理人際糾紛，要求在一切場事見義勇為，也要求不以自己的法律智慧去規避法律、危害社會。同時，要切實做到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是宗教精神中的自由公平正義原則真正深入到司法工作中，最終實現守法執法司法的全面公正合理。再次，要進一步深入普法宣傳教育，提高全社會成員的的法律意識和法律水平，樹立法律的宗教權威，為推進法制建設奠定信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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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墓地一詞的司法解釋什麼叫宗族墓地
墓地，一代一代都會埋在一起，所以叫祖墳，以前有人吵架，我們會經常聽到，刨你家祖墳了？祖墳冒青煙了。祖祖輩輩一起，當然叫宗族墓地
3. 關於古代的司法制度的問題
歷代抄的司法制度都不同，但一般的民事糾紛都是縣太爺審理（縣太爺也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還有師爺啊，押司啊，主簿啊一票人呢）
刑事案件一般歸刑部，核定死刑犯要皇帝親自畫紅圈
行政案件由監察機構審理（如明代的監察院，清代的大理寺）
4. 血緣宗親，宗法制最核心的一點其實是什麼
嫡長子繼承。
嫡長子繼承是指宗法度最基本的一項原則，即王位和財產必須由嫡長子繼承，嫡長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長子。
由嫡長子繼承的王位可以確保周王朝世世代代大宗的地位，庶子對嫡子的大宗來說，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內又為大宗，其繼承者也必須是嫡長子。西周的嫡長子繼承製目的在於解決權位和財產的繼承與分配，穩定社會的統治秩序。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關系
實施分封制的影響有：
⑴它總結了歷史經驗，把建立地方政權與鞏固自己統治有機結合起來，周王朝在分封諸侯的過程中，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使王室能有效地對整個領土進行控制。
⑵分封制使統一的社會制度在諸侯國中得以普遍實行，周王室用權力與義務的規定，使周天子成為名副其實的諸侯之君，改變了夏商時代國王為諸侯之長的狀況。
⑶分封制促進了諸侯國社會歷史的迅速發展，統一的奴隸制度在各諸侯國得以建立和發展，使奴隸制經濟有了繁榮的基礎。
⑷分封制加速了各族融合的進程，受分封的偏遠諸侯國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一些大諸侯不斷向周圍的夷、戎、狄等少數民族用兵，進而兼並其土地，進行了文化滲透。
宗法關系在先秦社會中所涉及的是有氏的居民，其中包括為數眾多的卿大夫、士，也包括天子和各諸侯國的國君。但是由於天子和諸侯是國家和公共權力的代表，因而在他們與王室和公室親屬之間，宗法關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是天子和諸侯的親屬也「不得以其戚戚君位」。
尤其是已立氏的王室和公室後裔，對於天子或諸侯只能以君臣關系對待，而不能以親屬關系對待，即所謂「弟兄不得以屬通」。天子和諸侯所受到的宗法關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某些儀式中對相同血緣或近親血緣的諸侯給以優待和尊重。
如《左傳》記載有「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等。此外，天子和諸侯還經常舉行「合族之食」的典禮，和在一些儀式的末尾安排「燕飲」，用來特別款待臣屬中的親屬。
這些做法含有道義和政治的意義，與宗子對族人憑借血緣關系進行的具有行政與司法意義的管轄和處置有很大不同。
5. 中國古代宗法家族主義傳統對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影響
法治不只是一種制度化模式或社會組織模式 ,更是一種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識。「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現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必然趨勢 ,更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自覺的理性追求。現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價值取向表現為法律至上、限制權力、保障自由和關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倫理對法治社會建設的影響深遠。宗法倫理觀念並未因其是歷史上的東西而自然消逝 ,而是不斷地獲得延續和傳承 ,幾經沉澱已深深地溶入國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級精神、人治色彩、群體為重、義務為本、和為貴、無訟的價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現代法治的精神。
中國古代是農業自然經濟的一統天下，生產的目的是消費而不是交換，家庭是生產的基本單位，各家使用國家的土地向國家納稅服役。這種封閉的自給自足生產方式帶給人們社會關系的最大特徵就是依附性，個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國家。為了維護這種依附關系，必然要求群體意識高於個人意識，社會義務重於個人權利，社會本位、義務本位因而成為法律的主要價值取向。"重刑輕民"因而成為中國法律的一大特徵。"法律由於主要體現為國家的鎮壓工具，是異已的力量，人們由此畏懼法律、害怕訴訟，用法律解決糾紛不可能成為人們的選擇目標"，法律的調節功能也就得不到社會的普遍認可，法律僅成為國家專制的工具，而沒有成為人們捍衛自身權利的武器。與中國封閉的自然經濟相聯系的是宗法等級的社會關系。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等級結構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所謂"國之本在家"、"家齊而後國治"，一方面從國家法律高度維護這種宗法倫理關系，一方面承認家族法規的合法性，而且還賦予家長對家屬的司法懲罰權力，以彌補國家法律不足。國家對家族法規的高度認可，形成了中國法律濃厚的倫理色彩，法律和道德合一，法律附屬於道德。這種血緣等級與階級關系一道形成了整個社會重身份、講名氣、論地位的風氣，立法上也就遵循法有等差的原則，同罪異罰、法律面前不平等被視為天經地義。在等級的網路中，自然難以產生平等意識、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建立在宗法等級結構之上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皇帝是一切法權的淵源，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以言代法"、"以言廢法"，個人的作用大於法律，人治社會由此產生。在古代中國，司法歷來不能獨立，中央是司法隸屬行政，地方是行政司法合一。行政統管一切，政府凌駕於法律之上，人存政舉，人亡政意，權大於法的觀念已固化在人們的行為模型中，至今難以消除。意識形態領域中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儒家思 想強調和諧與穩定，並通過以"禮"為核心的道德准則來加以維護。它強調身份、義務、群體和修心，否定個人、權利、自由和利益。儒家思 想通過統治者的強化，普遍支配著人們的法律意識，如"為政在人"的 "人治"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德主刑輔思想，"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的執法原情觀等。這些思想經過千百年的灌輸，深入到人們的思維模式和日常行為之中，要徹底變更決非易事。
根源於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等方面無不打上宗法制度的烙印,形成了輕法律、重人情為特色的倫理型法律文化。具體表現在：
一、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禮作為中國古代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
在宗法制社會里,國是家的擴大和延伸,治國等於理家,家族的和睦穩定意味著國家的穩定。對於家族的治理,僅用冷冰冰的法律顯然缺乏人情味,不利於家族內部關系的穩定,所以夏、商、西周時期,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採取了與宗法制度相適應的溫情脈脈的統治方式,即以禮作為規范人們言行的標准和依據,用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使尊卑、貴賤、親疏、長幼有了各自的行為規范。
二、以身份作為定罪量刑的標准和依據
(一)親屬間相犯是否構成犯罪以及罪行的輕重以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作為依據———服制入律
(二)以與犯罪者之間有無血緣關系作為是否享有訴訟權的依據———親屬相隱
(三)以與特權者血緣關系的遠近作為能否享有司法特權的依據———議、請、減、贖
(四)以嫡、庶之別作為是否享有繼承特權的依據———嚴格區分嫡、庶
(五)嚴格維護家長的特權———教令權、主婚權、財產權
三、家法是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家法族規是宗族組織以國家法律、民間習慣及綱常禮教為原型而形成的,用來調整宗族內部關系並在宗族內部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家法與國法的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律規范認可和支持家族法規
(二)家法族規是國法的重要補充形式
在宗法意識統治的熟人社會里，人們交往只需憑關系，不需要什麼事先約定的規則。血緣關系的遠近就是行為依據，親、義、別、序、信就是行為准則，人情、風俗、習慣、道德、倫理、行政命令等，在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佔主導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這種宗法倫理的影響下，社會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社會成員現代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普遍缺乏，對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們的意識里，所謂「法」多指「殺人償命」等還能尋到一些同態復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二、人們發生了糾紛多不願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說和，是常見的處理形式；第三、講關系、重人情、裙帶之風盛行，一個案件即使處理得再公正，在當事人和部分公眾心目中也要打上幾分折扣，輸官司的一方無論是否該輸，都要無奈地感慨「人家上邊有人」，對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四、人情、面子困擾司法人員，執法者的執法權經常成為執法者為親友解難的工具，因此，「案子一進門，雙方都找人」，「打官司無非打關系」並非虛言；第五、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認為行政力量可以解決一切，視權大於法；而老百姓受幾千年封建社會行政、司法合一的體制影響，認為司法機關就是衙門，司法人員就是官老爺，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尋求司法救濟。
再次，國家本位是以國家為根本立足點和基本價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斷是法律是國家的附屬物，法源於國家，法是實現國家職能的手段，任何規范只要打上國家的印記，就是法律。「法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統治階級意識的表現」，法離不開國家是因為國家是造法之母；國家離不開法律是因為法律是實現統治階級政策、執行國家職能的工具，在這種傳統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總體精神就是在社會生活中重義輕利，講身份等級，忽視人的正當利益和需要，輕視人的權利，漠視人的尊嚴和人格。「中國傳統『集體本位』，簡言之，就是在確認社會總體利益的前提下來規定一般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而不是從確認個人權利義務出發，來維護社會秩序。
家與國同一結構是宗法社會最鮮明的結構特徵，這種宗法制結構的明顯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被長期保留下來。家庭或家族與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說不論國家或家族、家庭，他們的組織系統和權力結構都是嚴格的父權家長制。家國同構的共同性具體表現為「家是小國，國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內，父親地位尊，權力最大；在國內，君主的地位至尊，權力至大。所以，家長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樣，即「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而君主就是全國指名的嚴父，各級行政長官也被百姓視為父母，所謂「夫君者，民眾父母也」。對此，馬克思說：「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各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所以，家國同構可以看作父親為一家之君，君為國父，君與父互為表裡，國與家是彼此溝通的。因此，中國古語有「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的說法。這種結構表明宗法關系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它掩蓋了階級關系、等級關系，家國同構直接導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員和國家子民品質的統一，這就是忠、孝同義，也即「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之說。忠的內容和孝一樣都是對權力的絕對順從，所不同的僅僅在於他們所順從的對象不一樣。中國古代《孝經》稱：「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和孝成為中國的道德本位和倫理本位。
6. 中國古代宗法家族主義對中國走向法制的影響是什麼啊需要大家的參考啊。謝謝啊^_^
法治不只是一種制度化模式或社會組織模式 ,更是一種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識。「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現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必然趨勢 ,更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自覺的理性追求。現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價值取向表現為法律至上、限制權力、保障自由和關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倫理對法治社會建設的影響深遠。宗法倫理觀念並未因其是歷史上的東西而自然消逝 ,而是不斷地獲得延續和傳承 ,幾經沉澱已深深地溶入國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級精神、人治色彩、群體為重、義務為本、和為貴、無訟的價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現代法治的精神。
中國古代是農業自然經濟的一統天下，生產的目的是消費而不是交換，家庭是生產的基本單位，各家使用國家的土地向國家納稅服役。這種封閉的自給自足生產方式帶給人們社會關系的最大特徵就是依附性，個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國家。為了維護這種依附關系，必然要求群體意識高於個人意識，社會義務重於個人權利，社會本位、義務本位因而成為法律的主要價值取向。"重刑輕民"因而成為中國法律的一大特徵。"法律由於主要體現為國家的鎮壓工具，是異已的力量，人們由此畏懼法律、害怕訴訟，用法律解決糾紛不可能成為人們的選擇目標"，法律的調節功能也就得不到社會的普遍認可，法律僅成為國家專制的工具，而沒有成為人們捍衛自身權利的武器。與中國封閉的自然經濟相聯系的是宗法等級的社會關系。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等級結構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所謂"國之本在家"、"家齊而後國治"，一方面從國家法律高度維護這種宗法倫理關系，一方面承認家族法規的合法性，而且還賦予家長對家屬的司法懲罰權力，以彌補國家法律不足。國家對家族法規的高度認可，形成了中國法律濃厚的倫理色彩，法律和道德合一，法律附屬於道德。這種血緣等級與階級關系一道形成了整個社會重身份、講名氣、論地位的風氣，立法上也就遵循法有等差的原則，同罪異罰、法律面前不平等被視為天經地義。在等級的網路中，自然難以產生平等意識、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建立在宗法等級結構之上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皇帝是一切法權的淵源，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以言代法"、"以言廢法"，個人的作用大於法律，人治社會由此產生。在古代中國，司法歷來不能獨立，中央是司法隸屬行政，地方是行政司法合一。行政統管一切，政府凌駕於法律之上，人存政舉，人亡政意，權大於法的觀念已固化在人們的行為模型中，至今難以消除。意識形態領域中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儒家思 想強調和諧與穩定，並通過以"禮"為核心的道德准則來加以維護。它強調身份、義務、群體和修心，否定個人、權利、自由和利益。儒家思 想通過統治者的強化，普遍支配著人們的法律意識，如"為政在人"的 "人治"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德主刑輔思想，"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的執法原情觀等。這些思想經過千百年的灌輸，深入到人們的思維模式和日常行為之中，要徹底變更決非易事。
伴隨著70年代末期經濟體制改革的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開端、法治化進程的起步。盡管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進程步履維艱，但是它們的任何一步小小的腳印都給我們帶來欣喜和希望。由此，亞宗法村社秩序一手遮天，無任何進步勢力堪與其對峙的狀況也開始有了一定的改變。法治的所有理念無不與亞宗法理念存在著針鋒相對的矛盾。相對於亞宗法村社秩序的四大特徵，法治也有著與它完全相反的特性。
（一）亞宗法村社秩序崇尚並擁有無上的權力，而法治卻要求國家權力分立。在亞宗法理念中，立法、司法、行政各項權力甚至連概念都不存在，村社中的事務無論巨細，亞宗法村社的領袖都有權處理，這是一種寡頭政治，全無約束的僭主政治，在同一等級的權力體系中，誰也不能幹預和制約它。而法治卻要求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分立，三種權力的執行者各司其職，誰也不能越雷池半步，並且若其中某一權力執行者濫用權力的話，會遭到另外某一權力的干預和制約，甚至制裁。因此在法治理念下，權力是有制約的；而在亞宗法村社秩序中權力是沒有制約的。
（二）亞宗法村社秩序的經濟基礎是命令經濟，而法治賴以建立的則是市場經濟。前者所導致的是特權，後者的結果則是平等和競爭。前者的結果是貧窮和死水一潭的經濟狀況，後者激發人們的致富慾望，是帶來活躍的經濟局面，豐富多姿，繁榮的社會經濟。
（三）亞宗法村社秩序泯滅人的個性，強化人的依附性和奴性，而法治鼓勵人的獨立性，發展人的個性。
（四）亞宗法村社秩序強調無原則的穩定，風俗、思想觀念的僵化，而法治鼓勵各種新鮮活潑的生活方式，任何人只要不妨礙別人的權利，有權利按自己認定的方式合法地生活。
7. 關於宗教的法律有哪些
《中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宗教事務條例》
(7)宗族司法擴展閱讀
《中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製造民族分裂的行為。
國家根據各少數民族的特點和需要，幫助各少數民族地區加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十五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上一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 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各民族自 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的組織和工作，根據憲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 或者單行條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障本地方內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權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團結各民族的幹部和群眾，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共同建設民族自治地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 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對本地方內各民族公民進行愛國主義、共產主義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教育各民族的幹部和群眾互相信任，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互相尊重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共同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
《宗教事務條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規范宗教事務管理，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稱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應當相互尊重、和睦相處。
第三條 宗教事務管理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禦滲透、打擊犯罪的原則。
第四條 國家依法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維護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權益。
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應當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規章，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宗教和睦與社會穩定。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等違法活動。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間、同一宗教內部以及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之間製造矛盾與沖突，不得宣揚、支持、資助宗教極端主義，不得利用宗教破壞民族團結、分裂國家和進行恐怖活動。
第五條 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往；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在對外經濟、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動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條件。
第六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宗教工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機制，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作條件。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行政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依法負責有關的行政管理工作。
鄉級人民政府應當做好本行政區域的宗教事務管理工作。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應當依法協助人民政府管理宗教事務。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聽取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意見，協調宗教事務管理工作，為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動場所提供公共服務。
第二章 宗教團體
第七條 宗教團體的成立、變更和注銷，應當依照國家社會團體管理的有關規定辦理登記。
宗教團體章程應當符合國家社會團體管理的有關規定。
宗教團體按照章程開展活動，受法律保護。
第八條 宗教團體具有下列職能：
(一)協助人民政府貫徹落實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維護信教公民的合法權益；
(二)指導宗教教務，制定規章制度並督促落實；
(三)從事宗教文化研究，闡釋宗教教義教規，開展宗教思想建設；
(四)開展宗教教育培訓，培養宗教教職人員，認定、管理宗教教職人員；
(五)法律、法規、規章和宗教團體章程規定的其他職能。
第九條 全國性宗教團體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宗教團體可以根據本宗教的需要按照規定選派和接收宗教留學人員，其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選派和接收宗教留學人員。
第十條 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教職人員應當遵守宗教團體制定的規章制度。
參考資料：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參考資料：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
參考資料：網路-宗教事務條例
8. 打擊非法宗族勢力的法律
一、宗族勢力阻礙國家政策方針在農村基層的貫徹、落實。
二、違法犯罪宗族活動破壞性大。
一是加大對違法宗族活動的打擊力度，慎重處理群體性事件。對於在宗族糾紛中興風作浪，意圖挑戰法律底線的，要堅決予以打擊，而對於其他被煽動人員以調解和教育為主，打擊為輔。嚴格控制事態升級和發酵，將事態解決在萌芽狀態，不給宗族勢力以介入機會。
二是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推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繼續深入推進鄉鎮機構改革，加大選拔大學生等優秀人才擔任村官的力度，為農村基層組織輸入新鮮血液。完善農村基層民主法制建設，保障基層選舉的公平公正。加強圖書室等農村村民活動場所建設，將農民的興趣從參與宗族活動中吸引到健康豐富的娛樂休閑活動中來。
三是加大法律、政策的宣傳力度。司法工作者要深入基層，送法下鄉，為宗族群眾普及法律知識，開展以案說法等多種形式的法律咨詢和服務，使他們認清封建宗族意識的危害，共同營造一個學法、懂法、守法並且用法的良好環境。
四是積極引導宗族發展。宗族現象由來已久，且在當今的農村社會中仍存在紮根的深厚土壤，盡管宗族勢力給社會帶來了不少困擾，但不能否認的是在群眾的互救互助中也曾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新農村建設中，應當有序引導、積極作為，鼓勵幫助宗族群眾將更多的力量凝聚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踐中來。
9. 為什麼宗教不得干預行政，司法和教育等社會事務
不論哪一種宗教（信仰）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區別只在於排他性的強弱而已。
有宗教背景的個人，和有宗教背景的政治組織是不同的概念。
宗教組織干預政治，很容易因為這種排他性導致對不同宗教（信仰）背景人群的政治沖擊。把信仰范疇的內容上升到政治范疇，容易產生行政治理上的偏差，對不同信仰的人群是不公平的。
10. 論述中國古代宗族的歷史發展軌跡及你對宗族制度的理解
《爾雅•釋親》雲：「父之黨為宗族」[1]。也就是說，宗族是指由父系血緣關系聯結而成的群體，不包括由婚姻關系聯結而成的母族、妻族。這是有關學者們最為普遍接受的關於宗族的定義，也是本文所採用的定義。宗族是一種傳統組織，但是，宗族聚居的程度，宗族的形態卻是流變的。現在一般所說的宗族或家族，其形態是宋代以後形成，至明清達到全盛的。因此，我們現在所指謂的所謂「傳統宗族」或「宗族傳統」並非上古的傳統，而是宋代以來的傳統。本文將闡述中國歷史上宗族聚居情況的變化，對不同時期具有普遍性的宗族形態加以簡單的比較，描述中國南北方宗族聚居和宗族勢力的強弱差異，分析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
一、中國古代宗族聚居的歷史變遷
1、宗法制宗族
如前所述，宗族是「父之黨」，「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會當然沒有宗族。一般認為，宗族發源於父系氏族社會時期。考古資料發現，在中國的一些新石器時期遺址中，許多小屋與個別大屋並存，顯示出當時已經出現了小家庭，並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和社會組織。例如，李玉潔、黃有漢《論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態》一文認為，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反映的都是個體家庭為基礎的社會家庭形態，是一夫一妻的個體小家庭。並推斷，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之際，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世系群體開始形成，這種群體曾經是介於氏族和家庭之間的一種次生的血緣組織，也就是說，當時有家庭、宗族、氏族三層組織。從傳說中部落間戰爭的頻繁情況看，當時在氏族、宗族、家庭三級組織中，是以氏族組織為主導的。至少可以認為，氏族強於宗族。不過，在文字史前的三皇五帝時期，以至有了甲骨文的商代，歷史的細節已失。
歷史上的所謂「宗法制度」，是西周時才完善並達到全盛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長繼承製。王國維在1917年發表的《殷周制度論》中斷定商人無宗法制與嫡庶制。陶希聖也認為，西周以前沒有完整的宗法。商末以前，嫡長繼承還基本是自發的，並未自覺確立為制度，「兄終弟及」在商代王位繼承中時有發生，其他貴族更是如此。到了商末，才正式確立嫡長繼承製，到了西周終於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但在西周，「禮」是「不下庶人」的，也就是說，只有貴族才具備宗法制度下的宗族，當然，貴族的宗族之下也有小家庭，但按照宗法制度，宗族對這些小家庭具有支配地位，小家庭依附於宗族。至於平民，則只有小家庭，無宗族聚居，也不行宗法，而是以小家庭為單位依附於貴族宗族。
西周的宗法社會是與分封制相聯系的。在分封制下，最高統治者為周天子，天子將其諸弟、諸子及一些功臣等分封為諸候，諸侯分封其諸子及一些家臣為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其諸子及一些家臣為士。各級當權者同時也是宗族的宗子，並實行嫡長繼承製。各級宗族對上稱小宗，對下稱大宗，「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這樣，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形成了一個嚴密的金字塔型宗族結構。各級宗主同時領有封地的政治、軍事、司法等等各種權力。天子的領土稱天下，諸侯的領地稱國，卿(大夫)和士的領地稱為家（在這里，與國對稱的士大夫之「家」同時是一個政治單位，擁有對領地的政治、軍事、司法等各種權力，因此，有孟子有「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之說）。各級領主形成層層依附的政治和宗法隸屬關系。從而構成了家、國一體，政權組織與宗族組織合一的龐大層級體系。
進入春秋時期，分封制度難以為繼，宗法制度隨之松馳。西周末年，一些諸侯逐漸坐大，周天子逐漸失去了征伐諸侯之力，而在各諸侯國內部，宗法制度的控制力也大為減弱。進入春秋晚期，封建制度崩解，宗法制度離析，乃至正當其時的孔子有「禮崩樂壞」之慨。諸侯之間征戰不已，強者吞並弱者，「王道」漸為「霸道」所取代。實行「霸道」並在與其他諸侯征戰中不斷強大起來的少數諸侯，上對周天子不敬，甚至問鼎之輕重，下對士大夫實行嚴厲控制，有目的削弱士大夫宗族的力量，於是，各諸侯國紛紛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度及分封制度，利用各種機會變貴族封地為郡縣，乃至實行「編戶齊民」，打破了士大夫的宗族組織，使小家庭變成了普遍的社會基本單位。因為，只有打破內部一體化的宗族組織，使小家庭直接面對國家政權，才能實現國家更高程度的一體化，維護國家的集權統治，並在對外征戰中動員全國力量，戰勝同樣實行「霸道」的其他諸侯國。顯然，實行這種「變法」改制最為徹底的是當時的秦國，而正是秦國，最終在爭霸中取得了勝利，建立了大一統的秦朝。
郡縣制替代分封制、官僚制替代宗法制，以及「編戶齊民」，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秦統一六國後，直至漢初，除少數六國舊族外，中國很少有大規模聚居的宗族。以小家庭為基本社會組織，很少強宗大族的社會結構一直延續至西漢中期。秦末天下大亂，諸多揭竿而起武裝集團中，基本沒有主要依靠血緣關系聯結而成的宗族化軍隊，更多的是利用地緣關系和其他故舊關系組織起來。例如，陳勝、吳廣起義的基幹是征發到漁陽屯戍的閭左；項羽集團的主力是「江東子弟」。劉邦集團的核心人物，如蕭何、曹參、盧綰、王陵、周鰈、樊噲、夏侯嬰、任敖、周昌與周勃等人都是劉邦的同鄉或故舊，絕少劉姓宗族子弟。司馬遷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說：「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所分封的諸侯王中，與劉邦同宗姓者只有劉賈和劉澤二人。不過，異姓功臣封諸侯王的做法，很快就變成了只封劉姓王，不封異姓王。
2、士族、世族宗族
西漢二百餘年（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和平環境，養育出了一些宗族。不但分封或派往各地為官的劉姓皇族不斷發展，在全國各地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劉姓宗族，其他權貴的宗族也逐漸形成，構成了一種豪強勢力。西漢中期以後，儒學的獨尊也促進了古代宗族功能的復甦，而對儒學的吸收，使豪強宗族的成員文雅化，一些豪強大族的成員進入了國家官僚體系，把持各級政權，「士族」開始形成。在西漢末年的戰亂中，宗族的力量已經顯露出來。與秦末不同，這一時期，很多武裝集團的核心是由宗族部隊構成的。例如，由漢高祖劉邦九世孫劉秀領導的武裝集團中，就有許多劉氏子弟，而率宗族、子弟、賓客先後歸附劉秀的河北豪強，則是這一集團最終取得政權的有力支柱。
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後，對農民實行了「讓步政策」的同時，且對豪強大族也做出了很多讓步，豪強大族也進一步「士族化」。又經東漢近二百年（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成長，到東漢末年，豪強大族，特別是一些成功地實現「士族化」，把持各級政權的豪強大族已成為社會的支配性力量。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宗族的力量更加顯露無疑。在各大武裝集團中，無不包容了諸多強宗大族。東漢末年的袁紹、袁術、孔融等集團是這樣，魏、蜀、吳三國也是如此。在曹操集團中，曹氏宗族、司馬宗族，以及其他一些宗族，如有關文獻中常被引述的許褚、李典宗族。陳壽著《三國志.魏書.許褚傳》雲，褚「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李典傳》說，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孫吳政權的基礎是江東大族。而劉備的蜀漢政權除利用現成的宗族力量外，還採用了劉關張三結義的擬親形式。
兩晉南北朝時期，強宗大族聚居格局更是達到了全盛狀態。和平時期，這些大族聚居一處，經營財產，兼並土地，吸納部曲，出仕為官，不斷壯大宗族勢力。戰亂時期，則或者構建塢堡，聚結自保；或者舉族流亡，遷移他鄉；或者投入更大武裝集團，一些宗族成員成為一朝一國的文臣武將。當時的中國北方，大宗族聚居比比皆是，一逢戰亂，則塢堡遍布，由北向南遷移的宗族大隊部眾不絕於途。如《晉書》所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於時豪傑所在屯聚」（《蘇峻傳》），「關中堡壁三千餘所」（《苻堅載記》下）。西晉八王之亂時，庾袞「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晉末「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晉書·祖逖傳》）。《太平御覽》上則有：「冀州郡縣，堡壁百餘」。這類聚居、屯聚或舉族遷徒者人數常達數千，乃至數萬。
對這一時期的一些強宗大族，學術界通常稱之為「士族」或「世族」。這些豪強大族常常與政權組織有密切的關系。名門望族為官者眾多，並且世代迭出。與春秋以前不同，這一時期的官職並非世襲，而是一種舉薦制的選官制度。但是，名門望族相互聯姻，結為世交，相互護持，舉薦者與被舉薦者通常都是世族大家之人，甚至根據門弟選官在某種程度上制度化了。以至牒譜之學大興，「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有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說。除這些與政權組織有密切聯系的士族、世族外，一般百姓也多有舉族聚居者，稱為庶族。也就是，宗族聚居是西漢至唐相當普遍的人口聚居格局。不過，「士族」、「世族」在社會中居於支配地位。
名門望族互相標榜，把持高級官職的情況至唐遺風猶存，甚至有些名門望族特別是山東望族不願娶公主入門，因為李氏雖為皇族，但門望不足與山東名門相抵。但是，士族、世族畢竟還是走向了衰落。南北朝十六國時期，盡管士族尚稱興盛，但畢竟戰亂頻仍，特別是北方，由於少數民族的入遷，漢胡雜居，難免在文化方面融入「胡風」，宗族意識開始弱化。戰亂本身也使宗族陷入不穩定狀態，一些宗族離散甚至消亡。自隋代始，開始實行科舉選官制度，從而剝奪了舊世族的部分特權，弱化了強宗大族與官職的聯系，加之隋末農民戰爭的沖擊，世族權勢開始衰落。但在隋末的戰亂中，宗族力量仍然存在於各路武裝集團之中。入唐以後，科舉制度逐漸完善，唐朝歷代皇帝又有目的地抑制名門望族，因此，唐中期後，士族、世族進一步衰落，已經不能起支配性作用。唐末的戰亂則又給了門閥士族致命一擊。唐朝後期，藩鎮割鋸之勢已成。唐王朝一旦崩解，便進入了混亂的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地區相繼出現五個朝代，南方和河東地區先後存在十個地方性政權）。戰亂時期，武力稱尊，除戰亂本身的影響外，文人、儒術的地位也自然降低，況且五代中有三代統治者（後唐、後晉、後漢）為北方少數民族沙陀人，對宗族起支持作用的意識形態大大削弱。盡管宗族聚居之風猶存，卻失運河了以往士族與政權相聯系的權勢，內部的凝聚力也大大減弱。
3、庶民宗族
北宋重新建立統一政權後，為宗族的重新發育成長帶來了和平穩定的環境，志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宋儒及其明清兩代的後繼者則為宗族的重建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政治制度和國家政策的改變為宗族復興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和行動的空間，宗族自身利益的訴求則為其提供了微觀動力。由此，宗族聚居在一些地區得到了復興，並在明清兩代有所發展，宗族的形態也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
面對社會結構鬆散，秩序混亂，人情談漠的現實，中原理學家張載、程頤率先提倡重建宗族，以便「敬宗收族」，為建立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秩序提供微觀基礎。朱熹更是將這一思想完善化、具體化並付諸實踐，設計了一個與古代宗族制度有聯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制度和組織模式，包括祠堂、族田、祭祀、家法、禮法、族長等宋代以來民間宗族制度的主要內容。北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在吳縣設「義田」以養濟族眾，辦「義學」以育宗族子弟。此後，直到清末，宗族一直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維護和各級士紳的支持。從宋代到明清，以至到民國時期，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包括大批著名文人、大臣，如宋代的朱熹、明初的理學名臣宋濂、清代的曾國藩，大都積極參與宗族活動，他們不但是自己所屬宗族活動的參與者、支持者乃至領導者，而且參與親朋好友宗族的諸如修譜、立碑之類的活動。
宋以後，歷代政府也對宗族採取了寬容乃至鼓勵的政策。很多文獻提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國家政權組織「到縣為止」。這一概括似乎過於簡單化。自中國實行郡縣制後，秦漢時期，曾設有「三老」、「亭長」等「鄉官」。此後，鄉里制度不斷變化，但在很多時期，仍有「鄉官」。只是到宋代才「完成了由鄉官制向職役制的轉化」[10]。且不論秦漢至唐代的「鄉官」是否屬於官，至少可以認為，與以前的朝代相比，宋以後的鄉村與國家正式政權組織的聯系更為間接，「鄉官」的地位也逐漸下降，說「由鄉官制向職役制轉化」是道理的。而縣以下的基層社會是由士紳治理的。這些士紳當然是與其所屬宗族相聯系的，在宗族聚居的地區，士紳通常也是宗族的代表，並且常常同時具有族長等宗族領導者的身份。因此，士紳的治理也即宗族的治理。而國家政權實際上認可了宗族的某些地域性治理權，包括賦役的組織、教化活動的實施、某些司法權力。當然，其中一些權力並非政府明確宣布，但在實踐中，各級政府及其官員對宗族內部事務的治理權常常給以一定的尊重，「無形中使得宗族有了政府認可的某種自治權」[11]。在某些時期，國家甚至明令給予宗族某些權力。如雍正四年（1726）規定：「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滿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編查，選族中有品望者立為族正，若有匪類令其舉報，倘徇情容隱，照保甲一體治罪」[12]。翌年，雍正帝更在實際上給予了宗族組織對於族人的生殺大權，諭曰：「嗣後凡遇兇悍不法之人，經官懲治，怙惡不悛，為合族之所共惡者，准族人鳴之於官，或將伊流徙遠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處治，至於身死，免其抵罪，著定議具奏」，刑部隨遵旨定例[13]。
宋代以後歷朝政府宗族政策的一項重大變化是允許庶民立祠。在宋以前，只有皇家、貴族以及一定品級以上的官員才能建立家廟，祭祀祖先，而且對家廟的規格、祭祀祖先的世代也有一定之規。宋代對庶民建立祠堂的限制雖未明令取消，但在實際執行中已經大大松馳。到明代嘉靖年間，經過朝廷的「大禮議」之辯，國家正式廢除了關於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庶民得以置祠廟及追祭祖先。這一政策的改變對宋以來平民化的宗族形態重要支柱之一的宗族祠堂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對宗族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政府還常常對族田、義田、祠堂等宗族共有財產提供保護，在意識形態上對宗族提供了各種支持，如對其成員有重大「忠孝節義」行為的宗族給予精神鼓勵，如賜予匾額、賜建牌坊等。而科舉制度的完善無疑也間接地促進了宗族的發展。當然，當宗族活動干擾了國家行政，構成對政權組織的威脅時，國家就會對宗族採取抑制政策。特別是「對於那些以聯宗或聯譜的方式跨地域建立的宗族祠堂」，其活動「超越了國家的行政建制」,越出了「國家劃定的框架」的宗族，國家會採取抑措施加以抑制。「但大體上在承擔賦役、思想教化、維護地方秩序等方面,地域化宗族是與國家保持一致的」[14]。
社會環境、政治制度和政策、以及意識形態的變化改變了民眾追求自身利益的約束條件。首先，科舉制度為普通民眾提供了通過仕途向上流動的契機。但是要使機會變為現實，需要對應舉者提供經濟的和社會關系的支持。普通民眾的小家庭顯然無力支持子弟長期脫離勞動，沒有收入，且需要有不菲的花銷，一心准備應試。此外，要在科場上取得成功，需要得到充分的書籍，請更好的老師或進入更好的書院（塾），與更高層次的同學切磋，乃至在科場上舞弊。而這些不能僅靠財富換得，或者單純用收買的手段成本太高。因此，應舉者需要聯宗為族，舉族為之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和拓展可利用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宗族中有人取得功名，步入仕途，可以給全族人帶來榮耀，提高其聲譽和社會地位，並為宗族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護。而且，這些宗族的「收益」中，如榮耀、政治保護，並不嚴格地隨宗族的規模而遞減。因而，有條件者也願意聯宗支持族內子弟應舉。其次，即使不考慮應舉，聯宗成族，通過修訂族譜復述、宣傳或偽造宗族歷史也有利於提高宗族的社會地位，特別是對於一些歷史上曾被視為「賤民」、「蠻夷」的人們來說，就更是如此。對此，科大衛、劉志偉、蕭鳳霞、葉顯恩等人曾經做過深入的研究[15]。再次，宋以後，特別是明清時代，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地權流轉增加，社會流動性加大。而在多子平均析產制度下，如果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一個富有的家族很容易在兩三代間由於析分家產而變為貧民。聯宗為族，不僅可以提供經濟上的互助，而且設立其產權轉移受到嚴格限制的族田、義田、祠產，可以避免財產流入其他宗族，為宗族成員提供一種保險。復次，宗族可以聚集人、財、物，為全族提供各種公共產品，如修橋造路等。還可以聯合同族舉辦各種需要超出小家庭組織規模的農田開墾和工商業事業，增加全族的經濟收入。如明清時代廣東沙田的圍墾[16]。各地商幫的經營活動也普通地利用了宗族的組織力量、聚集力量。最後，在宗族林立的地域中，各宗族之間常常發生矛盾、沖突，這種沖突有時會引發宗族間的械鬥，其慘烈程度有時不亞於敵國異族間的戰爭。聯結為族則可以與其他宗族相抗，保護甚至擴大本族族眾的利益。因為在這種爭斗中，族眾多的宗族常常會佔有上風。當然，強大的宗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禦來自地方官吏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