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性司法

『壹』 請問中西司法制度的區別謝謝

中西法律文化比較依然是21世紀中國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項重大課題。經驗和科學告訴我們，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構和運作依賴於相應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長必須紮根於相應的法律文化土壤。追本溯源，中國法律現代化的建設是在西方法律文化沖擊而與自己固有的法律傳統人為割裂的情況下展開的，因此，百年來一直存在著中西兩種法律文化的沖突。目前，我國正在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司法制度改革，可見，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順利推進，必須依賴於對法律文化的理性分析，而從司法角度對中西法律文化進行分析更是其中的關鍵。
在研究中西法律文化異同之前，先說一個有趣的現象。作為法律的形式化象徵，在西方有「司法女神」，在中國有「司法神獸」。司法女神鵰塑在西方法院建築中會經常看到，我們在港劇裡面也能經常看到。司法女神一手執寶劍，一手拿天平，最值得注意的是女神的眼睛是閉著的或是用布蒙著的，所以也叫蒙目女神。寶劍表示力量，天平表示公平，額發表示誠實，閉眼表示「用心靈觀察」。造像背面往往刻著古羅馬法顏：「為實現正義哪怕天崩地裂」。中國的「司法神獸」，是一隻像牛或羊的獨角獸。它是中國的司法神，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眼睛不僅睜著，且睜得很大，怒目圓睜。它是中國第一位法官皋陶在辦案時如爭執不下，就將這叫做獬豸獸牽出來，它會用那隻獨角去抵觸真正的罪犯。西方和中國的司法神有一個顯著的區別，就是司法女神的眼睛是閉著或用布蒙著的，而中國的司法神獸眼睛是怒目圓睜。這一顯著區別體現著中西司法理念的不同，更深一層地看則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
以司法制度為例，下面就來分別探討中西法律文化的特點。

一、 西方的法律文化
西方司法制度一般是指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制度，其基本特點是：司法權獨立於立法權、行政權；實行審判公開制度，訴訟活動的透明度較高；律師辯護和代理制度發達，當事人獲得辯護率較高；推行自由心證和無罪推定原則；注重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護；訴訟作為主要的糾紛解決機制，適用率極高。西方司法制度體現了司法獨立性、中立性、終局性等屬性，是一種比較先進的司法制度。它經歷了漫長的發展完善過程，真正發揮了司法的功效，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說，西方的司法制度代表著現代化的司法制度。
然而，西方司法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有其獨特深厚的文化內涵的。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是西方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文化內涵。個人本位的價值觀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自然存在，任何人都無權將他人視為達到主觀目的的手段，每個人都是自治的主體人、目的人，個人價值應當優於社會價值。權利本位是伴隨著個人本位而產生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認為，國家權力來源於公民，公民有權主宰國家，國家應優先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及相應權利的取得。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的價值觀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古希臘、古羅馬發達的契約關系為自由、平等、權利等法權觀念的生長提供了社會條件。古希臘法與羅馬法所倡導的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的價值觀後來隨著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揚而成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並進一步上升為法律觀念。西方國家的諸多訴訟原則、規則都是對個人本位、權利本位的一種回應。例如，確立了被告人獨立的訴訟主體地位，被告人不再是訴訟的客體，不得對其進行刑訊逼供和有罪推定；被告人不僅有權就自己無罪、罪輕或減輕、免除刑罰作自行辯護，還有權聘請律師協助辯護或接受法律援助。再如，確定國家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權，尤其是個人利益與國家、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更多的是強調對個人利益的保護，比較突出的一個表現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疑罪從無規則。
法律和民主至上的價值觀也是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文化內涵。西方國家向來具有濃厚的法律與民主色彩。這也與他們早期發達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商品經濟講求平等競爭，它是孕育民主的天然土壤。而商品經濟下產生的契約關系則是一種法律關系，它直接推動了法律的發展。今天，法律和民主在西方國家的滲透面更廣。無論是經濟、文化、政治、宗教領域還是個人的日常生活領域，都在推崇民主，追求法治。法律和民主至上的價值觀同時也成為西方司法制度發展的內在動力。為了體現民主，賦予被告人與原告人同等的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為了體現民主，司法權獨立於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運作向民眾公開，並讓更多的民眾參與。法律至上的觀念使訴訟成為解決糾紛的首要途徑，並促成了律師業的極大發展。總之，法律和民主至上的價值觀使西方的司法制度處於一種民主、有序、理性的運行狀態中。

二、 中國的法律文化
我們現在的制度建設從總體上來說是學習西方的結果，而且是從不同國家的法律文化中東拼西湊的結果。大體上說來，我們總體上的制度因素有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歐洲大陸的，以及日文版的歐洲大陸的法律傳統。第二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尤其是俄文版的社會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制度。直到今天，法院的地位低微，檢察院的監督權以及司法權行使方式過程中的所謂的群眾路線，這些東西都跟蘇聯的制度很有關系，對具體審案法官的司法解釋權的剝奪都跟蘇聯的司法制度有很密切的關系。第三方面就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我們中國人做事情所喜歡採取的方法，我們的政治文化，我們的法律文化，這些東西也許在我們的表層制度上看不到多少，我們的表層制度都是西方化的，但我們骨子裡的運作過程，我們所遵循的一些准則，我們自覺不自覺地所採取的一些方法，都還是我們兩千年來所一直採取的方法。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經濟基礎、社會制度、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原因。今天，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取代了傳統的封建制經濟，而且我們不再閉關自守，而是在經濟、行政、司法等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可以說，傳統法律文化產生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然而，用中國的手段操作西方的模式，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非常明顯的一種狀態。例如，法院院長很少有人會覺得自己是獨立於地方政府的法官，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下屬，他只是地方權力格局中的—個棋子，下棋的人把他搬到哪兒就是哪兒。正是在這種前提下，分析我國的法律文化不能光從傳統法律文化分析，而應該分析引進西方法律文化後的中國法律文化所產生的獨特性和沖突。具體體現在：
第一，受家國本位、義務本位價值觀的影響，我國的訴訟目的偏向於懲治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對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權利保障不力。我國引入了辯護制度，賦予被告人辯護權，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辯護權並沒有得到真正實現。被告人的自行辯護權利受到種種限制，辯護律師沒有充分的調查取證權，訴訟權利也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法官無視辯護意見，先判後審的現象屢禁不止。另外，法律雖然規定舉證責任在於控方，但又規定被告人應當「如實供述」，「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為了盡快查明案件，違法取證、刑訊逼供的現象也較為常見。比如我們常常能在一些譯製片和港劇中，聽到這樣一句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同樣熟悉的話：「你有權保持沉默！」這兩句話充分反映了中西方兩種不同法律文化、不同人文精神的差異所在。
第二，等級特權思想仍然存在於不少人尤其是實權人物的觀念里。有些司法人員辦理案件不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而是以當事人的身份、職務、社會地位為依據；某些高級官員違法犯罪，可以憑借其權勢與地位逃避法律責任；某些權大、官大的所謂「上級人物」可以任意干涉司法活動，強迫司法機關按照他們的意圖辦事，強行更改或拒不執行法院的裁判，甚至憑借特權隨便調離秉公執法的司法人員。等級特權思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則遭到了嚴重破壞。
第三，雖然我國已實行司法獨立，然而司法行政不分，行政權力過於膨脹的傳統使我國司法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司法機構的改革困難重重。我國的司法機構設置與行政區劃重疊，在機構名稱前均冠以某某省、某某市的名稱。司法人員的級別與行政機關的級別完全相同，也有處級、科級之分。在工作機制上，採用行政化的層層批示制，合議庭報庭長、院長審核、審批，院長提請審判委員會決定或者是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這些與行政機關雷同的做法不符合司法工作的特點，也不能滿足司法工作的要求。另外，司法機關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行政化現象，即其財政受制於地方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沒有獨立的經費來源，而是每年由同級政府提供經費。司法經費的不獨立使得司法領域內地方保護主義惡性蔓延，嚴重影響了司法的獨立性。
第四，受息訟觀念的影響，我國訴訟制度解決糾紛、保障法律實施的功效得不到充分發揮。訴訟觀念的淡薄使得我國民眾遇到糾紛時寧願選擇和解或通過民間調解。民間調解雖然在表面上避免了一些糾紛的公開化，但由於它以傳統的倫理道德乃至家法家規為主要依據，因而不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培養，也不利於法律的實施。而且和解、民間調解等非訴訟機制的過多適用，限制了訴訟機制功效的發揮，不利於現代司法制度的構建。
第五，人情、地緣關系也是我國司法改革中某些難題的症結所在。因為重人情、重關系，證人不願出庭作證，以免得罪他人，破壞良好的人際關系，所以證人的出庭率極低，作證質量也不高；因為重人情、重關系，很多情況下，打官司成了「打關系」，沒有關系也要找關系、拉關系，所以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因為重地緣關系，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使得異地取證、異地執行難上加難。由此可見，引入的先進司法制度如果沒有相應的文化理念支持，相反卻受到本土傳統法律文化的不良影響，那麼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異化，在本土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

綜上可見，中西方司法制度的差異根本在於兩者法律文化的差別。根源於傳統法律文化的中國司法制度，只是生搬硬套地學習運用西方的司法制度是行不通的。只有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找准中西方在法文化上的共通點，尋找解決兩者文化沖突的方法而又保留和發展我國自身法律文化的獨特性，才能更好地建設和完善我國司法制度。當然，這也是建設我國法治社會的必由之路。

『貳』 法律本土化和法律現代化有怎樣的關系進335

據現代化論者的分析，政府在法制現代化中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觀念啟蒙作用，即通過開展大規模的、全民性的法律啟蒙教育和法律知識普及工作，通過大力宏揚和傳播現代的民主法治精神與價值觀念，增強全社會的法制觀念，更新全民族的法律意識；二是總體設計作用，即對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和實施方略作出宏觀決策和總體設計，自上而下地領導和推動法制現代化運動；三是法制創新作用，即通過總結本國實踐經驗和大量移植國外的法律制度，創設一個現代化的、完善的法律體系，實現法律制度的完全創新；四是實施保障作用，即通過改革行政與司法體制，加強法制隊伍建設等措施，保障法律的實施和法制現代化目標的實現。[14]
本土化論者對政府推進論提出批評，指出現代化論者希冀以國家強制力為支撐通過加強立法來人為地、有計劃地創造一種社會秩序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盡管現代社會中的法治已經與國家權力不可分離，但法治不可能依靠國家創造出來，也不應當依靠國家創造出來。知識是地方性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法制建設的規劃都不可能窮盡關於一個社會中法律活動的全部信息或知識，也無法對社會中變動不居的現象作出有效的反應。無論立法者有何等的智慧或者法律專家有何等淵博的知識，也不論他們可能是怎樣地不講私利，他們都不可能對中國這個特定社會中的秩序的形成、構成要件及復雜的因果關系有完全的、透徹的並且預先的了解。他們所擁有的知識是歷史上或外國的已經或多或少一般化了的知識，而不可能成為完全適合於當今中國法治建設的操作指南。依靠國家權力變法，推進現代化，可能會以另外一種方式強化國家權力，使法律成為國家權力的工具，而不是象現代化論者所期望的那樣使法律有效約束國家權力。
本土化論者提出了「民眾主導」的法律發展模式。

『叄』 司法是什麼部門

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 引人注目的是，我國憲法對「司法」的概念並未明文界定。在筆者看來，這種立法的缺失並非立法者的過失疏漏，實乃有意為之。留下「司法」的懸念一是立法者無法消彌學界關於「司法」概念的爭論，二是立法者自身亦對「司法」及其性質認識模糊。最重要的，憲法和法律有意疏漏「司法」的概念有助於國家決策層適時對「司法」作出調整。至於「司法」的實質意涵有無藉由理論加以建構的可能，在學界向來也備受質疑。 在西方，「司法」一詞大都同時作為學理上的概念和各國實定法上的用語而存在。依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司法有別於立法及行政，是「處罰犯罪或裁決私人爭訟」的權力，性質上屬於純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法官不過是法律的傳聲筒，只能依三段論法精確地適用法律條文，不具有違憲審查權，甚至連解釋權亦嚴格受到限制。但從現代各國司法體制及司法機關的職權來看，孟氏對司法的定義方式顯然與現實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認為，司法的內容受各國傳統及時代因素影響，具有歷史的可變性，無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考察現代各國對「司法」概念的具體實踐，大體上，美日與德法堪稱兩類典型。 美國的司法概念，依其聯邦憲法第3條規定，以「事件及爭訟」（cases and controversies）為要素，包含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的裁判。而且，法院審理案件時，附帶對有關法令進行違憲審查，這是司法的本質性義務。日本戰後對美國司法制度全盤照收，因此，在對司法的理解上，也大致採取與美國相同的態度。 法國自大革命以來，即將司法范圍限定於民、刑事裁判，不包括行政案件的裁判。司法的任務亦受嚴格限制，大革命時期的法律規定，法官干預立法權及執行權行使的，即構成瀆職罪。同時，法院「解釋」法律也被絕對禁止，相應地，法官僅能一板一眼適用法律。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雖然引進違憲審查制度，但該制度與一般司法不同，這很突出地反映在相應法律條文的歸屬上：後者規定於第八篇「司法權威」，而前者卻另外規定於第七篇「憲法院」。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傳統類似於法國，將行政法院排除在司法體系之外，現行基本法則另設「裁判」（Rechtsprechung）一語，做為「司法」的上位概念，用以統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財政法院、勞動法院、社會法院及具有抽象違憲審查權的憲法法院。 然而司法的實質並不在於司法范圍的深廣，而在於「司法」之所以成其為「司法」的底線。我國司法體制本仿蘇聯而建制，在我們當年所著力效仿的蘇聯解體之後，其國原依存的司法體制亦分崩離析。現今的俄羅斯等國在司法體制上也業已全盤接收「三權分立」學說，並已完成相應改制。在此境遇下的中國司法體制既面臨與原蘇聯舊體制的決裂，又礙於政治因素及本土國情而無法斷然象俄羅斯等國一樣對司法制度進行徹底改造，「有中國特色的司法體制」一語便成為國家決策層所握持的一根救命稻草，並為學界學者所著力維護。 如果有關「司法」概念的爭議僅僅存在於學界，倒也能讓我等百姓們圖個清靜：管他吵得天翻地覆呢，那是學者們的份內之事，犯不著讓普通人操心。然而正因為法律的缺席，不可避免地引來了與司法有些許聯系的機關或部門的攪局，他們在各自的權力范圍之內對司法指手劃腳，終至「司法」成為一張「普羅米修斯的臉」，變幻莫測。諸如國務院總理在人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大聲疾呼「深化司法改革，嚴格執法，公正司法」，諸如眾多將「公檢法司安」統歸「司法部門」而行文的黨內及政府紅頭文件，再諸如通常兼任公安部門領導人的政法委書記在個案上對檢察長、院長的指示，等等等等。「司法機關」終於淪落為「政法機關」的一個下位概念。 想想「司法機關」的可憐境況吧，一方面雖享有與政府同等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卻游離於國家權力的邊緣並深受政府越權之苦，而老百姓並不懂得這么多彎彎，「腐敗」的帽子決然要扣在「司法」的頭上。正因為「司法」背負了沉重的「最大的腐敗」之後，從而卻成功地掩蓋了在這背後隱藏著的比「最大」「更大」的「腐敗」。而這「更大」的「腐敗」才是真正的「腐敗」之源。

『肆』 為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採取什麼措施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讓儒學成為封建正統思想。
編輯本段含義
把其他的思想，學問全部廢除，只留下儒家的學問供世人學習。獨尊儒術中，儒是指儒家，而術指的是法家和黃老之術，我們不要把歷史的罪狀都因為這句話都一下子的都扔到儒家文化上。
編輯本段原因
現實原因
1.漢朝「大一統」局面的需要
2.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政治體制的需要，因儒家思想中有：」君權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可滿足漢武帝中央集權的措施
3.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文化共同體
用人政策
漢武帝初年，起用儒家之士數百人，在各級部門擔任職務。漢武帝向這些儒者咨詢治國的方略，讓他們闡述「達到之要，至論之極」。
個人發揮
1.董仲舒建議皇帝倡導儒學，實踐德政，推行教化，養士求賢，當政策應當「更化」的時候就必須「更化」。
2.他認為「天生民性，有善制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這為君主受命於天提供了理論保障。
3.董仲舒主張確立儒家獨尊的地位。他提出，應當禁絕與儒學相異的學術，「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在他看來，文化的「一統」和政治的「一統」是一致的，而文化的「一統」又可以成為政治「一統」的根基。
措施
1.重用儒生
2.設置太學
3.表彰六經
編輯本段歷史過程
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說復甦，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
漢初，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
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後奏事。竇太後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後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編輯本段影響與作用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 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質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繫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注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編輯本段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仁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繫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系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系中強調人治 [1]。它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射，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多個層面。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重人治，輕法制是儒家思想成為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的原因之一。
編輯本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國後來文化的影響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當時漢武帝那個時期是一種對政治，對統治極為有利的做法。
當時在那個年代是百家爭鳴的時期，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論，人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這種主張自家反對別的家的觀念在封建時期的是引起對立與矛盾根源。對統治者在政治上極為不利！所以當時只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是對國內最有利的唯一做法！
但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任何事都有利也有弊！這套做法在當時那個時期是正確的，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時期都是正確的！
明後期的政治黑暗和滿清入關才是導致中華民族文化瀕於滅亡的重要原因！明清皇帝對中國古文化並不是真正透徹的理解。只看懂了表面，卻不解內里！曲解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真正意思，最後形成了八股文。漢朝到明清時已經過了千年了，可明清還沿用千年前漢的政治做法，不懂變通，只能失敗！
註：另外一種含義指的是「獨尊儒家和法術」（法術指的是法家的學術）。

『伍』 日本司法制度的變遷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其現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紀後半葉即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契機，以歐洲大陸法系為基礎，並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主要是引入了美國的法律制度），又繼承了自身傳統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國唐代律令為藍本的「大寶律令」制度）而逐步演變發展起來的。
（一）二戰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從17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葉，日本是由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德川幕府）掌握著國家政權。由於日本當時採取鎖國政策，與外國的邦交及通商都處於停止狀態。直到19世紀中葉受歐美各國開放的壓力，才打破了鎖國政策，並從「明治維新」建立新政權後，才開始了近代國家的建設，並借鑒法國和德國的法律制度，開始建設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國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最為明顯。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訴訟法》，就是仿照法國的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時，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國的影響，1890年的《法院組織法》就是以德國《法院組織法》為藍本的，並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憲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構成法》，也是借鑒德國憲法制定的。此外，日本還借鑒英國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審法，從1928年開始，實行了15年陪審制度，後來由於案件逐年減少，加之二戰爆發，為了節約由於陪審所需要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於是1943年取消了陪審制度。
（ 二）日本二戰以後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書的規定，日本廢除了《明治憲法》。美軍作為聯合國佔領軍進駐日本後，在美國的參與和扶助下制定了實行國民主權原則的日本憲法。以此為契機，日本進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謂二戰後日本的第一次現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的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賦予法院（日稱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權和違憲審查權，禁止設置二戰前行政法院那種特別法院；增設了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的審判機構體系；在審判程序方面，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制度中採用的是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原則；將司法「三曹」（指法官、檢察官、律師，又稱「法曹」）合而為一，實行同一的嚴格的司法考試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頒布的《日本憲法》關於「國民權利義務」一章中，規定了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權利，如沉默權、令狀主義、質問權等，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骨架。這些規定是以《美國聯邦憲法》為根據制定的，並成為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各種原則的基礎。因此，二戰後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帶有美國司法制度的色彩。

『陸』 "司法"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呀

司法(Justice)，又稱法的適用，通常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司法是實施法律的一種方式，對實現立法目的、發揮法律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三權分立"，司法與行政、立法之間有嚴格界限和區分。

我國的司法機關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從廣義上理解也可以包括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軍隊保衛部門、監獄等負責刑事偵查的機構。

在歐美國家，"司法"一詞大都同時作為學理和法理上的概念和各國實定法上的用語而存在。依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司法有別於立法及行政，是"處罰犯罪或裁決私人爭訟"的權力，性質上屬於純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法官不過是法律的傳聲筒，只能依三段論法精確地適用法律條文，不具有違憲審查權，甚至連解釋權亦嚴格受到限制。但從現代各國司法體制及司法機關的職權來看，孟氏對司法的定義方式顯然與現實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認為，司法的內容受各國傳統及時代因素影響，具有歷史的可變性，無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考察現代各國對"司法"概念的具體實踐，大體上，美日與德法堪稱兩類典型。

美國的司法概念，依其聯邦憲法第3條規定，以"事件及爭訟"(Cases and controversies)為要素，包含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的裁判。而且，法院審理案件時，附帶對有關法令進行違憲審查，這是司法的本質性義務。日本戰後對美國司法制度全盤照收，因此，在對司法的理解上，也大致採取與美國相同的態度。

法國自1789年大革命以來，即將司法范圍限定於民、刑事裁判，不包括行政案件的裁判。司法的任務亦受嚴格限制，大革命時期的法律規定，法官干預立法權及執行權行使的，即構成瀆職罪。同時，法院"解釋"法律也被絕對禁止，相應地，法官僅能一板一眼適用法律。1958年法蘭西第五共和憲法雖然引進違憲審查制度，但該制度與一般司法不同，這很突出地反映在相應法律條文的歸屬上:後者規定於第八篇"司法權威"，而前者卻另外規定於第七篇"憲法院"。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傳統類似於法國，將行政法院排除在司法體系之外，現行基本法則另設"裁判"(Rechtsprechung)一語，做為"司法"的上位概念，用以統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財政法院、勞動法院、社會法院及具有抽象違憲審查權的憲法法院。

然而司法的實質並不在於司法范圍的深廣，而在於"司法"之所以成其為"司法"的底線。我國司法體制本仿前蘇聯的模式而設置，在我們當年所著力效仿的蘇聯在解體之後，其原有的的司法體制亦分崩離析。現今的俄羅斯和獨聯體、東歐各國在司法體制上也業已全盤接收西方的"三權分立"學說，並已完成相應改制。在此境遇下的中國司法體制既面臨與原蘇聯舊體制的決裂，又礙於政治和穩定等因素及本土國情而無法斷然像俄羅斯等國一樣對司法制度進行徹底改造，"有中國特色的司法(政法)體制"一語便成為中國國家最高決策層所握持的一根救命稻草，並為學界學者所著力維護。

『柒』 什麼是司法和司法部門包括哪些

司法（Justice），又稱法的適用，通常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司法是實施法律的一種方式，對實現立法目的、發揮法律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三權分立」，司法與行政、立法之間有嚴格界限和區分。

在中國，司法機關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兩大類。另外，公安機關可以被認為是司法機關的一部分，在行使行政職能時則不屬於司法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偵查部門、軍隊保衛部門等其他負有刑事偵查權的機關在進行刑事訴訟的過程中其角色同公安機關。

(7)本土性司法擴展閱讀：

司法部門的職能劃分：

1、審判權

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其他國家機關不能分享。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是國家審判機關」，依法確立了人民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履行國家審判職能的性質。

2、檢察權

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有權對國家公務人員履行職務進行監督，對公安機關的偵查、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獄工作進行監督。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確立了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檢察機關代表國家行使檢察權的法律監督機關性質。

3、偵查權

公安機關依法行使偵查權，具有司法的性質。公安機關除具有司法的屬性外，歸屬國家行政機關的組成部分；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

4、特殊偵查權

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立案偵查、監獄偵查部門依法對發生在監獄內部的一般刑事犯罪立案偵查、軍隊保衛部門依法對軍人犯罪立案偵查，上述負有刑事偵查權的機關在履行刑事偵查職能過程中角色同公安機關，可以被認為是司法機關的一部分。

但上述機關（包括公安機關）在履行行政職能或其他非偵查職能的時候屬於行政機關的組成部門或軍隊政治部門的組成部門，不認為是司法機關。

『捌』 司法的含義

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類似的法諺在最近的十幾年間已逐漸為人們所耳熟能詳。「司法」也越來越多地成為法律職業者和普通人掛在嘴邊的名詞。然而，在面對諸如「究竟什麼是『司法』」這樣看似簡單的問題時，不但外行說不出什麼道道來，就連法律人自身，恐怕也無法說得明晰與透徹。

引人注目的是，我國憲法對「司法」的概念並未明文界定。在筆者看來，這種立法的缺失並非立法者的過失疏漏，實乃有意為之。留下「司法」的懸念一是立法者無法消彌學界關於「司法」概念的爭論，二是立法者自身亦對「司法」及其性質認識模糊。最重要的，憲法和法律有意疏漏「司法」的概念有助於國家決策層適時對「司法」作出調整。至於「司法」的實質意涵有無藉由理論加以建構的可能，在學界向來也備受質疑。

在西方，「司法」一詞大都同時作為學理上的概念和各國實定法上的用語而存在。依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司法有別於立法及行政，是「處罰犯罪或裁決私人爭訟」的權力，性質上屬於純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法官不過是法律的傳聲筒，只能依三段論法精確地適用法律條文，不具有違憲審查權，甚至連解釋權亦嚴格受到限制。但從現代各國司法體制及司法機關的職權來看，孟氏對司法的定義方式顯然與現實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認為，司法的內容受各國傳統及時代因素影響，具有歷史的可變性，無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考察現代各國對「司法」概念的具體實踐，大體上，美日與德法堪稱兩類典型。

美國的司法概念，依其聯邦憲法第3條規定，以「事件及爭訟」（cases and controversies）為要素，包含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的裁判。而且，法院審理案件時，附帶對有關法令進行違憲審查，這是司法的本質性義務。日本戰後對美國司法制度全盤照收，因此，在對司法的理解上，也大致採取與美國相同的態度。

法國自大革命以來，即將司法范圍限定於民、刑事裁判，不包括行政案件的裁判。司法的任務亦受嚴格限制，大革命時期的法律規定，法官干預立法權及執行權行使的，即構成瀆職罪。同時，法院「解釋」法律也被絕對禁止，相應地，法官僅能一板一眼適用法律。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雖然引進違憲審查制度，但該制度與一般司法不同，這很突出地反映在相應法律條文的歸屬上：後者規定於第八篇「司法權威」，而前者卻另外規定於第七篇「憲法院」。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傳統類似於法國，將行政法院排除在司法體系之外，現行基本法則另設「裁判」（Rechtsprechung）一語，做為「司法」的上位概念，用以統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財政法院、勞動法院、社會法院及具有抽象違憲審查權的憲法法院。

然而司法的實質並不在於司法范圍的深廣，而在於「司法」之所以成其為「司法」的底線。我國司法體制本仿蘇聯而建制，在我們當年所著力效仿的蘇聯解體之後，其國原依存的司法體制亦分崩離析。現今的俄羅斯等國在司法體制上也業已全盤接收「三權分立」學說，並已完成相應改制。在此境遇下的中國司法體制既面臨與原蘇聯舊體制的決裂，又礙於政治因素及本土國情而無法斷然象俄羅斯等國一樣對司法制度進行徹底改造，「有中國特色的司法體制」一語便成為國家決策層所握持的一根救命稻草，並為學界學者所著力維護。

如果有關「司法」概念的爭議僅僅存在於學界，倒也能讓我等百姓們圖個清靜：管他吵得天翻地覆呢，那是學者們的份內之事，犯不著讓普通人操心。然而正因為法律的缺席，不可避免地引來了與司法有些許聯系的機關或部門的攪局，他們在各自的權力范圍之內對司法指手畫腳，終至「司法」成為一張「普羅米修斯的臉」，變幻莫測。諸如國務院總理在人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大聲疾呼「深化司法改革，嚴格執法，公正司法」，諸如眾多將「公檢法司安」統歸「司法部門」而行文的黨內及政府紅頭文件，再諸如通常兼任公安部門領導人的政法委書記在個案上對檢察長、院長的指示，等等等等。「司法機關」終於淪落為「政法機關」的一個下位概念。

想想「司法機關」的可憐境況吧，一方面雖享有與政府同等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卻游離於國家權力的邊緣並深受政府越權之苦，而老百姓並不懂得這么多彎彎，「腐敗」的帽子決然要扣在「司法」的頭上。正因為「司法」背負了沉重的「最大的腐敗」之後，從而卻成功地掩蓋了在這背後隱藏著的比「最大」「更大」的「腐敗」。而這「更大」的「腐敗」才是真正的「腐敗」之源。

誠然，因各國歷史及國情各異，在司法一語上世界各國也各有特點，而絕無完全相同的兩套司法體系。然而，各國司法概念雖不盡相同，對司法獨立的強調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遵循卻早已成為各國通例，這亦是「司法」之所以成其為「司法」，並能最終達成公正的前提與底線。1985年11月29日通過的聯合國《關於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同樣將「司法獨立」原則規定為對各國司法的最低限度要求。這一國際司法文獻特別強調：各國應保證司法機關的獨立，並將此原則正式載入其本國的憲法或法律之中。司法機關應不偏不倚、以事實為根據並依法律規定來裁決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應有任何約束，也不應為任何直接間接不當影響、慫恿、壓力、威脅、或干涉所左右，不論其來自何方或出於何種理由。

『玖』 法律就法律,司法是個什麼意思

概念
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在西方國家，由於「三權分立」，司法與行政、立法之間有嚴格界限。
司法的作用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類似的法諺在最近的十幾年間已逐漸為人們所耳熟能詳。「司法」也越來越多地成為法律職業者和普通人掛在嘴邊的名詞。然而，在面對諸如「究竟什麼是『司法』？」這樣看似簡單的問題時，不但外行說不出什麼道道來，就連法律人自身，恐怕也無法說得明晰與透徹。
引人注目的是，我國憲法對「司法」的概念並未明文界定。在筆者看來，這種立法的缺失並非立法者的過失疏漏，實乃有意為之。留下「司法」的懸念一是立法者無法消彌學界關於「司法」概念的爭論，二是立法者自身亦對「司法」及其性質認識模糊。最重要的，憲法和法律有意疏漏「司法」的概念有助於國家決策層適時對「司法」作出調整。至於「司法」的實質意涵有無藉由理論加以建構的可能，在學界向來也備受質疑。
西方及中國特色司法概述
在西方，「司法」一詞大都同時作為學理上的概念和各國實定法上的用語而存在。依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司法有別於立法及行政，是「處罰犯罪或裁決私人爭訟」的權力，性質上屬於純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法官不過是法律的傳聲筒，只能依三段論法精確地適用法律條文，不具有違憲審查權，甚至連解釋權亦嚴格受到限制。但從現代各國司法體制及司法機關的職權來看，孟氏對司法的定義方式顯然與現實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認為，司法的內容受各國傳統及時代因素影響，具有歷史的可變性，無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考察現代各國對「司法」概念的具體實踐，大體上，美日與德法堪稱兩類典型。
美國的司法概念，依其聯邦憲法第3條規定，以「事件及爭訟」（Cases and controversies）為要素，包含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的裁判。而且，法院審理案件時，附帶對有關法令進行違憲審查，這是司法的本質性義務。日本戰後對美國司法制度全盤照收，因此，在對司法的理解上，也大致採取與美國相同的態度。
法國自大革命以來，即將司法范圍限定於民、刑事裁判，不包括行政案件的裁判。司法的任務亦受嚴格限制，大革命時期的法律規定，法官干預立法權及執行權行使的，即構成瀆職罪。同時，法院「解釋」法律也被絕對禁止，相應地，法官僅能一板一眼適用法律。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雖然引進違憲審查制度，但該制度與一般司法不同，這很突出地反映在相應法律條文的歸屬上：後者規定於第八篇「司法權威」，而前者卻另外規定於第七篇「憲法院」。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傳統類似於法國，將行政法院排除在司法體系之外，現行基本法則另設「裁判」（Rechtsprechung）一語，做為「司法」的上位概念，用以統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財政法院、勞動法院、社會法院及具有抽象違憲審查權的憲法法院。
然而司法的實質並不在於司法范圍的深廣，而在於「司法」之所以成其為「司法」的底線。我國司法體制本仿蘇聯而建制，在我們當年所著力效仿的蘇聯解體之後，其國原依存的司法體制亦分崩離析。現今的俄羅斯等國在司法體制上也業已全盤接收「三權分立」學說，並已完成相應改制。在此境遇下的中國司法體制既面臨與原蘇聯舊體制的決裂，又礙於政治因素及本土國情而無法斷然象俄羅斯等國一樣對司法制度進行徹底改造，「有中國特色的司法體制」一語便成為國家決策層所握持的一根救命稻草，並為學界學者所著力維護。
如果有關「司法」概念的爭議僅僅存在於學界，倒也能讓我等百姓們圖個清靜：管他吵得天翻地覆呢，那是學者們的分內之事，犯不著讓普通人操心。然而正因為法律的缺席，不可避免地引來了與司法有些許聯系的機關或部門的攪局，他們在各自的權力范圍之內對司法指手畫腳，終至「司法」成為一張「普羅米修斯的臉」，變幻莫測。諸如國務院總理在人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大聲疾呼「深化司法改革，嚴格執法，公正司法」，諸如眾多將「公檢法司安」統歸「司法部門」而行文的黨內及政府紅頭文件，再諸如通常兼任公安部門領導人的政法委書記在個案上對檢察長、院長的指示，等等等等。「司法機關」終於淪落為「政法機關」的一個下位概念。

『拾』 什麼是司法

希望你滿意哦

簡單來說，
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

更詳細，要更了解司法：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類似的法諺在最近的十幾年間已逐漸為人們所耳熟能詳。「司法」也越來越多地成為法律職業者和普通人掛在嘴邊的名詞。然而，在面對諸如「究竟什麼是『司法』」這樣看似簡單的問題時，不但外行說不出什麼道道來，就連法律人自身，恐怕也無法說得明晰與透徹。
引人注目的是，我國憲法對「司法」的概念並未明文界定。在筆者看來，這種立法的缺失並非立法者的過失疏漏，實乃有意為之。留下「司法」的懸念一是立法者無法消彌學界關於「司法」概念的爭論，二是立法者自身亦對「司法」及其性質認識模糊。最重要的，憲法和法律有意疏漏「司法」的概念有助於國家決策層適時對「司法」作出調整。至於「司法」的實質意涵有無藉由理論加以建構的可能，在學界向來也備受質疑。
在西方，「司法」一詞大都同時作為學理上的概念和各國實定法上的用語而存在。依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司法有別於立法及行政，是「處罰犯罪或裁決私人爭訟」的權力，性質上屬於純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法官不過是法律的傳聲筒，只能依三段論法精確地適用法律條文，不具有違憲審查權，甚至連解釋權亦嚴格受到限制。但從現代各國司法體制及司法機關的職權來看，孟氏對司法的定義方式顯然與現實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認為，司法的內容受各國傳統及時代因素影響，具有歷史的可變性，無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考察現代各國對「司法」概念的具體實踐，大體上，美日與德法堪稱兩類典型。
美國的司法概念，依其聯邦憲法第3條規定，以「事件及爭訟」（cases and controversies）為要素，包含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的裁判。而且，法院審理案件時，附帶對有關法令進行違憲審查，這是司法的本質性義務。日本戰後對美國司法制度全盤照收，因此，在對司法的理解上，也大致採取與美國相同的態度。
法國自大革命以來，即將司法范圍限定於民、刑事裁判，不包括行政案件的裁判。司法的任務亦受嚴格限制，大革命時期的法律規定，法官干預立法權及執行權行使的，即構成瀆職罪。同時，法院「解釋」法律也被絕對禁止，相應地，法官僅能一板一眼適用法律。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雖然引進違憲審查制度，但該制度與一般司法不同，這很突出地反映在相應法律條文的歸屬上：後者規定於第八篇「司法權威」，而前者卻另外規定於第七篇「憲法院」。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傳統類似於法國，將行政法院排除在司法體系之外，現行基本法則另設「裁判」（Rechtsprechung）一語，做為「司法」的上位概念，用以統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財政法院、勞動法院、社會法院及具有抽象違憲審查權的憲法法院。
然而司法的實質並不在於司法范圍的深廣，而在於「司法」之所以成其為「司法」的底線。我國司法體制本仿蘇聯而建制，在我們當年所著力效仿的蘇聯解體之後，其國原依存的司法體制亦分崩離析。現今的俄羅斯等國在司法體制上也業已全盤接收「三權分立」學說，並已完成相應改制。在此境遇下的中國司法體制既面臨與原蘇聯舊體制的決裂，又礙於政治因素及本土國情而無法斷然象俄羅斯等國一樣對司法制度進行徹底改造，「有中國特色的司法體制」一語便成為國家決策層所握持的一根救命稻草，並為學界學者所著力維護。
如果有關「司法」概念的爭議僅僅存在於學界，倒也能讓我等百姓們圖個清靜：管他吵得天翻地覆呢，那是學者們的份內之事，犯不著讓普通人操心。然而正因為法律的缺席，不可避免地引來了與司法有些許聯系的機關或部門的攪局，他們在各自的權力范圍之內對司法指手畫腳，終至「司法」成為一張「普羅米修斯的臉」，變幻莫測。諸如國務院總理在人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大聲疾呼「深化司法改革，嚴格執法，公正司法」，諸如眾多將「公檢法司安」統歸「司法部門」而行文的黨內及政府紅頭文件，再諸如通常兼任公安部門領導人的政法委書記在個案上對檢察長、院長的指示，等等等等。「司法機關」終於淪落為「政法機關」的一個下位概念。
想想「司法機關」的可憐境況吧，一方面雖享有與政府同等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卻游離於國家權力的邊緣並深受政府越權之苦，而老百姓並不懂得這么多彎彎，「腐敗」的帽子決然要扣在「司法」的頭上。正因為「司法」背負了沉重的「最大的腐敗」之後，從而卻成功地掩蓋了在這背後隱藏著的比「最大」「更大」的「腐敗」。而這「更大」的「腐敗」才是真正的「腐敗」之源。
誠然，因各國歷史及國情各異，在司法一語上世界各國也各有特點，而絕無完全相同的兩套司法體系。然而，各國司法概念雖不盡相同，對司法獨立的強調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遵循卻早已成為各國通例，這亦是「司法」之所以成其為「司法」，並能最終達成公正的前提與底線。1985年11月29日通過的聯合國《關於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同樣將「司法獨立」原則規定為對各國司法的最低限度要求。這一國際司法文獻特別強調：各國應保證司法機關的獨立，並將此原則正式載入其本國的憲法或法律之中。司法機關應不偏不倚、以事實為根據並依法律規定來裁決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應有任何約束，也不應為任何直接間接不當影響、慫恿、壓力、威脅、或干涉所左右，不論其來自何方或出於何種理由
中國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中國司法》雜志社，是由司法部主管、司法研究所主辦、法律出版社協辦，立足於司法行政領域，面向法律界和法學界的應用法學類理論刊物。
圍繞監獄體制改革、勞教工作特色化、社區矯正、公職律師、公證體制改革、國家司法考試制度、司法鑒定製度、法律服務管理制度、基層司法所改革、人民調解制度、司法行政法制化建設等司法行政理論建設以及法學理論研究、司法實踐中遇到的難點、熱點問題，對欄目設置作了全新調整，開辟了"權威人士訪談"、"部頒規章解讀"、"司法行政理論"、"司法制度論壇"、"言論廣場"、"探索與爭鳴"、"監獄制度"、"勞教制度"、"司法考試"、"律師制度"、"公證制度"、"基層司法行政"、"普法依法治理"、"法律援助"、"司法行政信箱"、"法官檢察官警官論壇"、"案例賞析"、"法治隨筆"、"域外司法"、"理論動態"、"軍事法制"、"來稿摘登"等欄目，致力於推進司法行政理論建設，關注司法行政實踐探索，傳播先進司法行政理念，把刊物營造成為司法行政系統工作人員、公檢法等政法系統工作人員、律師、公證員、人民調解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司法考試應試人員、軍隊系統官兵、法學理論工作者、高等法律院校師生學習、交流、探討的共同園地。
可見，取得獨立地位並在國家最高權力體系占據話語權才是弄清楚「司法」是什麼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