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司法

1. 康有為的主張及目的。。。

主張：依靠政治改良的方法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發展工商業，走資本主義道路。
目的：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走資本主義道路。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康有為是19世紀末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稅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稅，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也不利於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說「內地害商之政，莫甚於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之務農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徵收印花稅等開辟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用以代替厘金稅。康有為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鍵在於輕稅。指出「中國向者誤於抑末之說，乃惟重租稅以困辱之。至於吾商出口之稅，重於外商人口之稅，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稅思想在後期發展為無稅論，在《大同書》里他主張「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亘古重征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實的空想。
憲法貢獻
1. 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
到戊戌變法以前，中國的封建制度存留長達4000餘年，不可謂沒有法，也不可謂沒有「依法治國」，但是法自君出，權尊於法，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禮入法，以家族為本位而維護封建等級制。當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繼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權概念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之時，中國仍然是一個皇帝「口含天憲」，君權至上的社會。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即憲法。他認為國家的政體可以分為專制、立憲和共和三種。在專制政體下，「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而立憲政體則是「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因此，「憲法」就是「維新之路」。早期出國留學或出使海外的中國人，也曾經提出應當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但往往是簡單的制度引介，沒有意識到憲法限制君權、對抗封建專制的作用。自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以來，直至清末立憲，雖然歷經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專制政體之反復，歷任政府無不以立憲為立國之開端，無不以憲法記載一國政治的基本原則，這未嘗不應歸功於第一代倡導依憲治國者。
2. 主張君主立憲
康有為反對君主專制政體，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並民主亦不立。」又說，「君臣一倫，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後有君臣。今此立法權歸於眾，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於人道矣。」由此，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後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他提倡集權制的君主立憲，類似於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後，他提倡虛位君主，類似於英國。戊戌變法時期，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後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直到1906年《法國創興沿革》中，康有為還分析說，（法國與日耳曼）兩國之創同時，而強弱異形於後，這主要是看君權是否能夠集中而決定的。
3. 提倡權力制衡
合議與分權是在傳統方面或理性方面對於集權統治進行限制的特別手段。它們共同促成了現代行政管理和立憲政治。作為世界憲政史最為恢宏的一幕的法國大革命，就曾經明確提出：「凡分權未確立、權利無保障的國家就沒有憲法」。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888年前）當中，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認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他認為：「以一順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居於其下，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代御史宋伯魯草擬的《變法先後有序，乞速奮乾斷以救艱危折》中，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分立的主要內容：「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立事成。」同時，他反對機構設置重疊，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權思想與政治觀
在康有為之前，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卻沒有民權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權觀，強調公民自治。
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觀。他認為，人生來平等，同時又充滿差異性，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有自主權，應當「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對此進行規范。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門、論人公法），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中，他論述道：「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稱為君」。把君主比作契約關系中的見證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系的合法性來源，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5.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他認為：「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為國，非以為民，但求不亂，非以求治。有大官而無小官，有國官而無鄉官，有國政而無民政，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類似於「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昇平封建其眾人，聽民自治，聽眾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則地利大辟，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系，即「因鄉邑之舊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萬人以上地十里者為一局，或名曰邑，l等具體設計。在當時，地方自治的提出是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國家結構形式相對立的。地方自治有利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減輕中央負擔，並且在促進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時形成對中央行政的牽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礎是民治，這與中國歷代的割據式自治或紳權和族權維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質的區別。從中國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傳統看，維持國家秩序的規范當中不乏「治官之法」和地方規范，然而其出發點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為目標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啟蒙。[20]
立憲思想
康有為早年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由儒家學說到佛學、道學，再由佛、道之學到西學的曲折過程。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康有為自幼即開始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
由於堅持儒教正統，康有為有意識地摒棄了盛行於近代西方國家的某些民主觀念。例如，他從中西文化淵源的不同出發，指出：「中西之本末絕異有二焉：一曰勢，一曰俗。二者既異，不能以中國之是非繩之也」。雖然他當時主要是為了批評「中國秉禮而日弱。泰西尊賢而能強」，但終究認為「幸先聖之學，深入於人心，故時清議能維持之朝居矣」。
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在《七十賜壽謝恩折》（1927年）中，康有為稱：「臣海濱鄙人，文質無底，雖十三世為士，而門非華腴，既四十歲而無聞先帝擇臣於側陋冗散之中，咨臣以變法自強之業，諭臣專摺奏事，由是感激，竭盡愚忠。」此後，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聖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並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說「制度局也罷，懋勤殿也罷，都是百日維新時康有為藉以寄身，藉以參與到清中央政權中去指導變法的機構」，那麼在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堅持維護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動復辟，則充分表現出其保守的一面。
書學思想
後人了解康有為，大多基於「戊戌變法」。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為遜色。他不僅是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繼阮元、包世臣後又一大書論家。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康有為的事業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驚人建樹，僅著述就有700多萬字，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輯成《南海先生詩集》。代表詩篇即《出都留別諸公》5首，其中對國家危亡命運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啟超「新文體」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和《歐洲十一國游記》等。然而多年來，很少能見到康有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不僅出版了全集，而且還出版了奏議、家書、政論、未刊遺稿等，身後備極哀榮，而學貫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則受到很冷遇。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開始周遊列國。當今在瑞典驚現「康有為島」，足以見證他游歷之廣，康有為由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偉大的旅行家之一。吳昌碩曾給他刻一枚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他周遊列國的經歷，拓展了他的胸襟與學識，這在近代知識分子當中是屈指可數。而在他的學生中，梁啟超、王國維、徐悲鴻、劉海粟和蕭嫻等，在文藝領域內都有建樹，說明康有為也是偉大的教育家。
康有為以晚清書法巨子身份，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論家很難成為創作大家，因為理論和實踐之間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對立的一面。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作需要發自心胸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創作必須「偏激」，才能顯現個性的建立。自古以來，像孫過庭、蘇軾和米芾這樣的理論實踐均有極高造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振聾發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作服務立言。以他在政壇上曾經叱吒風雲而最終遭慘敗流亡的情況看，以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作書，不會傾心於柔媚一路的趙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況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學的發展已是風起雲涌。康有為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頻頻譏諷，而他卻對張裕釗則大加稱贊，不惜抬舉到「國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處由此可見，同時也說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處，但必須辨證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展達到了嶄新的歷史高度。
就康有為的創作而言，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雲峰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於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於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盪，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徵表現。就創作形式上來說，以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逆筆藏鋒，遲送澀進，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康有為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轉折之處常提筆暗過，圓渾蒼厚。結體不似晉、唐欹側綺麗，而是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古意。也有人認為這是表面上虛張聲勢的火氣，潘伯鷹先生評說康有為的字「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認為康有為線條沒有質感，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康有為在筆法上力倡圓筆，反對方筆，這是造成他筆法單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筆無尖鋒，收筆無缺鋒，也無挫鋒，提按不是很明顯，線條單一，缺少變化。粗筆時見鬆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當是一病。用墨上缺少變化，表現形式不足，起筆飽蘸濃墨，行筆中見飛白，僅此而已。從他的中堂作品來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這是對帖學否定所致，實質上他早年日課，還是以歐虞為主的。
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發動了近代書法領域內的一場深刻的「變法」運動。相比較而言，他的書法創作勝過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創作和理論成就相比，還是有段差距，他並不是最傑出的碑學實踐者。

2. 為什麼康有為支持復辟 梁啟超不支持

你這個問題有點問題，呵呵，大的歷史人物不能單純的說他們好壞。我來給你解答你的問題，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帝制還是有點不同的。首先說袁世凱的帝制，因為中山先生是民主共和的締造者，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繼承中山先生，走的是一條民主共和發展道路，所以很多人反對帝制，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思想是可以救國的，但是近代中國的發展道路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你仔細去讀袁世凱本人，他是一位可以使中國富強的人，只不過是和中山先生兩種完全不同的救國道路。
袁世凱維護國家利益，保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清末朝鮮內亂，袁世凱奉命平亂，在朝鮮十二年，阻止和延緩了日本對朝鮮的吞並，維護了國家的利益。
民國初年，外蒙古在俄國的唆使下獨立，並造成內蒙局勢的不穩定。袁世凱一直對蒙古問題極為重視，軟硬兼施，任命貢桑諾爾布為民國政府蒙藏事務局總裁，大量晉封蒙族上層人物為親王，使內蒙王公數量「比清朝時的數額增加了幾倍」，終於使內蒙王公們放棄了分裂的圖謀，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陸續返回，後來，經過老袁立場強硬的談判，外蒙於1915年6月7日取消獨立，俄國只得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
袁世凱竭力主張的清帝優待退位意味著清朝政府擁有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地移交給民國政府，保持了主權和領土范圍的延續性，這是孫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
推動教育制度改革。在1905年袁世凱提出永遠廢除科舉，並得到實行；建立以「北洋六鎮」為首的現代化陸軍及「保定陸軍學堂」、「軍醫學堂」等一大批軍事院校；創辦北京、天津兩市的現代化警察部隊（民初京津兩市的治安曾享譽世界）；創辦山東大學，興辦新式學堂，整個洋務運動期間興辦學堂最多的就是袁世凱所管轄的直隸（今河北省）。1907年統計，直隸辦有專門學堂12所，實業學堂20所，優級師范學堂3所，初級師范學堂90所，師范傳習所5處，中學堂30所，小學堂7391所，女子學堂121所，蒙養院2所，總計8723所，學生16.4萬多人，人數位居全國第二；學務資產四百八十萬兩，名列全國第一。直到民國初年，直隸教育仍保持優勢，這與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打下的基礎不無關系。
推動 政 治 體 制 改革和建立新的社會管理體系方面。
1、中國首次地方選舉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選舉（屬於袁世凱所管轄的直隸）。
2、袁世凱是中國警察制度的創始人。義和團事件後，規定中國不準在天津地區駐軍。袁世凱訓練3000警察進駐這個地區，維護了主權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會治安，應該說是社會管理體系的一個進步，在建立和推廣這個制度上，袁世凱功不可沒。
3、袁世凱在執政的第一年，就制訂了《國會組織法》，接著又依法進行選舉，並在1913年初召開了國會。
4、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試法》，為建立現代國家機關做出重要貢獻。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經濟學和財政學七種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商約章等五種為附科，應試者自擇其一。
5、他推行軍民分治，規定督軍不得兼任省長，一再下令軍警不得干預政治，。為削弱地方軍閥的權利防止國家分裂起到重要作用。
在經濟領域，發展工商企業也用力很勤，成績顯著，有的至今仍在繼續發揮作用。
1、袁世凱發起和籌建了中國人今天仍熱情傳誦京張鐵路（詹天佑修的那條），在這條鐵路的決策、資金籌措，包括決定用中國人和中國資金修建等等方面袁世凱起了重要作用。
2、民國後，為鼓勵製造業和加工業各民營公司，由政府出資建立保息制度。投資第一年開始，即可獲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攤還。開辦廠礦的手續簡化；有的稅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礦稅就從原來25%降至10.15‰，從而促進了礦山開采。
3、改革厘金制度。到處設卡，徵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於經濟發展。袁世凱政府沒有徹底廢除，但對頗為大宗的土布免徵厘金，亦不失為做了一件好事。
4、糾正清政府混淆壟斷與專利的錯誤，取消創辦企業動輒給予專營權若干年的規定，專利只給予真正的發明創新，從而促進了自由競爭。
5、整理和健全財政稅收制度，民國三四年間（1914、1915）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約計每年可餘二千萬」。
6、整頓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亂發的紙幣（如廣東），統一鑄造銀幣（袁大頭），奠立了統一幣制的基礎。
7、創辦或改革郵傳、無線電報、招商輪船局，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電燈廠，使電燈走入中國百姓生活，第一個自來水廠，第一輛電車等等。
創立了中國近代化軍隊。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陸軍，不僅在武器裝備上的近代化，同時在軍事編制、後勤保障、兵種劃分向西方學習，創建了一支近代陸軍，設立一大批軍事學堂，大力北洋軍事指揮人才，實行西方軍隊的演練方法，實行徵兵制，提高了軍隊戰鬥力。
創立了近代司法體系。
袁世凱依靠各地商會，充分聽取工商業家意見，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完善了市場機制，粗略統計，袁世凱政府制定有關經濟法令八十多件。執政的第一年，就制訂了《國會組織法》，接著又依法進行選舉，並在1913年初召開了國會。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試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現代國家機關。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經濟學和財政學七種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商約章等五種為附科，應試者自擇其一。這些科目設計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語、電腦兩門，用來考選今日中國的高級文官，我們的官僚機構一定大不一樣，必將對建立真正的法治國家大有裨益。順便說說，有些朋友老覺得廢掉科舉有點可惜。冷靜想想，除了現代社會職業分化，為知識階層開辟了遠非科舉這座獨木橋可比的眾多上升途徑外，即使以官吏選拔來說，這樣的文官考試不是更高明嗎？
1912年4月3日，參議院正式通過《新法律未頒行前暫適用舊有法律案》，規定所有前清規定之《法院編製法》、《商律》、《違警律》、《新刑律》、《刑事民事訴訟律草案》、《禁煙條例》、《國籍條例》等，除與民主國體抵觸之處應行廢止外，其餘均准暫時適用。惟《民律草案》前清時並未宣布，無從援用，嗣後凡關民事案件，應仍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各條辦理。要求法制局將各種法律中與民主國體抵觸各條簽注或簽改後，交由參議院議決公布施行。然參議院旋即宣告遷往北京，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外，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尚有一批行政法令的頒布，以推行其政治主張和社會改革，如保護人民財產、提倡保護並發展工商業、募集軍需公債、維持地方治安、禁止私自招兵募餉、禁煙、禁賭、禁止買賣人口、剪辮、勸禁纏足、禁止刑訊體罰等文。1914年1月公布《公司條例》，3月公布《商人通例》，明定於9月1日同時施行。7月公布《商業注冊規則》。12月公布《證券交易所法》，1915年5月公布《證券交易所法施行細則》，1921年3月又公布《物品交易所條例》。1915年，法律編查會參照德國、日本法制，修訂《破產法草案》，此外，還頒布有一些民事特別法規，如《商事公繼處章程》、《鐵路收用土地章程》、《驗契條例》、《契稅條例》、《公司保息條例》、《所得稅條例》、《國有荒地承墾條例》、《徵收田賦考成條例》、《徵收厘稅考成條例》、《清理不動產典當辦法》、《會計師暫行章程》、《徵收所得稅考成條例》、《不動產登記條例》等。北京政府時期，還頒布大量刑事特別法規作為刑律補充，並賦予優於普通法的效力，如《大赦罪犯令》、《大赦令》、《管束條例》、《嗎啡治罪條例》、《官吏犯贓治罪條例》、《辦賑犯罪懲治暫行條例》、《違令罰法》、《徒刑改遣條例》、《易笞條例》、《懲治盜匪法》、《懲治盜匪法施行法》、《私鹽治罪法》、《科刑標准條例》等。軍隊刑事法規有《陸軍刑事條例》、《海軍刑事條例》等。年4月，司法部呈准援用清末草擬《民事訴訟律草案》、《刑事訴訟律草案》，修訂為《民刑事訴訟律草案管轄各節》，並於5月分別刊發京外司法衙門遵照。1915年3月及1919年4月，司法部先後對《民事訴訟律草案》適用部分進行修正或增加。1915年8月、1918年5月及1919年4月，司法部為滿足審判需要，先後對《刑事訴訟律草案》適用部分進行修正或增加。1914年4月，司法部呈准頒行《民事非常上告條例》，同時以部令頒布《地方廳刑事簡易庭暫行規則》、《審檢廳處理簡易案件暫行細則》，9月又頒發《私訴暫行規則》。
袁世凱稱帝如果成功也不枉稱是中國的拿破崙。所以康有為，嚴復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只不過是政治主張，沒有錯誤。
張勛復辟是因為當時的中華民國處於軍閥混戰時期，很多百姓發現亂哄哄的民國還不如統一的大清，所以張勛也是被北洋個派推為盟主之後感覺復辟可以成功才去做，但沒想到被軍閥們騙了。
梁啟超先生沒有支持袁世凱和張勛復辟，梁先生是非常與時俱進的。當然康嚴等人一方面是政治主張也是傳統思想的問題。
在我們解讀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我們不要用一種思維去思考，歷史是一個五光十色的立方體，需要我們從多角度辯證的看。

3. 康有為的主張的目的是什麼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近年對於康有為的歷史地位存在著較大爭議。由於維新變法（戊戌變法）後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於政治宣傳目的而頗多不實，使得這一歷史時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難。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1913年回國，定居上海辛家花園，主編《不忍》雜志，宣揚尊孔復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1917年6月28日康有為從天津秘密進京，與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1921年遷居愚園路「游存廬」，1923年遷居青島。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張園覲見探望。1927年康有為病逝葬於青島[1]。辭世後遺體曾暫厝李村棗兒山，1948年正式安葬於青島，翌年10月舉行康有為遷葬和墓碑揭幕儀式。據考證梁啟超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人之一。

4. 梁啟超和康有為這兩個人，誰的影響更大

梁啟超和康有為這兩個人，誰的影響更大不好用比較來回答。

康梁在一起進行維新變法時，二者作用一樣。盡管最終變法失敗，但卻起到思想啟蒙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康有為、梁啟超成為保皇黨，有反動意義。

相比之下，梁啟超比康有為更具朝氣與活力。在之後袁世凱稱帝問題上，雖然梁依然是鼓吹君主立憲，但卻明確反對袁世凱稱帝。從歷史學貢獻上來看，顯然梁啟超的新史學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影響巨大。

(4)康有為司法擴展閱讀：

梁啟超擅長用淺顯流暢的文字來闡述重大的時事問題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帶感情，有很強的鼓動性。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大膽抨擊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力宣揚，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連嚴復這樣著名的學者也評價「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由於梁啟超的參加，《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幾個月間銷量即達一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梁啟超的名聲也隨之日重。

5. 康有為的核心主張

康有為認為「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反對專制政體 ,主張君主立憲（興民權、設議會、進行選舉和地方自治。

6. 康有為是個怎樣的人

康有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長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別署天游化人，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清光緒年間進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於士宦家庭，乃廣東望族，世代為儒，以理學傳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書法家和學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學說，並致力於將儒家學說改造為可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國教，曾擔任孔教會會長。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
中文名： 康有為
別名： 康南海
國籍： 中國
出生地： 廣東南海
出生日期： 1858年3月19日
逝世日期： 1927年3月31日
職業： 政治，工部主事，書法理論家
主要成就： 公車上書
組織強學會
代表作品： 《康子篇》;《新學偽經考》
黨派： 保皇派

目錄

生卒年月
人物概況
主要著作早年上書光緒入仕組織強學會創辦報刊醞釀變法戊戌變法
人物生平
人物思想
思想定性
賦稅思想
個人貢獻
一、康有為對中國憲法發展的貢獻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反對專制政體 ,主張君主立憲提倡權力制衡的政權組織形式。民權思想與政治觀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二、康有為憲法思想的局限性三、康有為立憲思想的來源四、康有為的書學思想
影視形象生卒年月
人物概況
主要著作早年上書光緒入仕組織強學會創辦報刊醞釀變法戊戌變法
人物生平
人物思想
思想定性
賦稅思想
個人貢獻
一、康有為對中國憲法發展的貢獻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反對專制政體 ,主張君主立憲提倡權力制衡的政權組織形式。民權思想與政治觀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二、康有為憲法思想的局限性三、康有為立憲思想的來源四、康有為的書學思想
影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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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
編輯本段生卒年月
出生：咸豐八年（1858年3月19日）出生於廣東南海丹灶鎮蘇村： 逝世：民國十六年（1927年3月31日[1]） 逝世於山東青島編輯本段人物概況
主要著作

大同書
《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

康有為肖像(12張)》《歐洲十一國游記》《廣藝舟雙楫》等。卒年七十。
早年
康有為最早的教師是他的祖父康贊修。他十九歲時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學者朱次琦為師。康贊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辟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後，他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雲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同年他遊了一次香港，使他大開眼界。以後他又閱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為西學的重要開端。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並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康有為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學習，藉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
上書光緒

光緒帝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當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1891年，康有為回到廣東，開辦萬木草堂學館，聚徒講學，並為變法運動創造理論。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後一部書把本來偏於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康有為的這些看法，雖都不科學，但他的改革精神卻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為異端邪說。1894年，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多次修補，後來定名為《大同書》發表。《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謬的，因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入仕
在從容不迫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後，1895年～1898年，康有為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
馬關條約簽署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為憤慨。康有為連夜起草了一份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集會，通過了這個萬言書。5月2日，這份萬言書送交都察院。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從愛國的立場出發，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以後，康有為又連續給皇帝上了幾次書。光緒皇帝對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很受感動。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面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政治方面，康有為提出了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要求。他指出：「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經濟方面，康有為提出了發展工業，振興商業，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文化教育方面，康有為提出了「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的主張。這幾個方面構成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基本綱領。
組織強學會
為了組織和發展維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成立之後，每三天舉行一次例會，相互討論「中國自強之學」，批判頑固派的投降賣國。這就惹怒了李鴻章等人，他們下令封閉了這
強學會
個學會。在這個學會被封閉之前，康有為已感到形勢緊張，於同年11月離京南下在上海組織了強學分會，不久也被封閉。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康有為慷慨陳詞，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聽眾的心，保國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准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後，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創辦報刊
改良派還通過發行報刊進行輿論宣傳。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開始印一千份，後來加印三千份。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外影響甚大。同年，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發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地。
醞釀變法

梁啟超
康有為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實踐，在社會上名聲很大。光緒皇帝准備召見康有為。但是，由於反對變法的大臣從中設置障礙未能成功，光緒皇帝下令說，以後康有為如有奏摺，即日呈遞，不得阻攔。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布《明定國是詔》，宣布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五天以後，光緒皇帝正式接見康有為，並賞給六品銜，任「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摺奏事的權力。不久，梁啟超、譚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職。這樣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總算參與了變法維新的機
譚嗣同
要。在三個來月的時間里，他們根據皇帝的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提倡一定的言論自由、獎勵發明創造、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改革財政等。
戊戌變法
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後等人手裡。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反對派發動「戊戌政變」，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戊戌變法，前後一百零三天，又稱「百日維新」。 康有為認為「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他在《進呈法國革命記序》中，道出了革命的殘暴；「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屍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 在袁世凱提出祭孔的時候，康有為致電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禮，「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為？」編輯本段人物生平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慈禧太後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准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後的干預，維新運動失敗，其具體細節目前尚有較大爭議。 變法失敗後，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被殺，康有為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游歷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1913年回國，主編「不忍」雜志，宣揚尊孔復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 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 1923年，康有為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購宅居住，題其宅為「天游園」。後其幾個子女在青島讀書時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島時，有意興建大學，並擬好大學章程，後因膠澳商埠督辦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罷。晚年，為青島的優美風光寫下了不少詩作，其若干詩詞刻石已成為嶗山景點的組成部分． 1927年3月8日，康有為在上海做畢70大壽，於21日抵青島。30日晚，一位廣東同鄉請他吃飯，未終席而腹痛，翌日身死異鄉。 康有為以其所處的時代，先行看到了國家的危機，並進行了大膽嘗試，為孫文領導的辛亥革命做了實踐上的指導。編輯本段人物思想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 近年對於康有為的歷史地位存在著較大爭議。由於維新變法後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於政治宣傳目的而頗多不實，使得這一歷史時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難。編輯本段思想定性
對康有為以及對由他推動的戊戌變法運動的定性的爭執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於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結果更是百家爭鳴。這里引用《論康有為政治思想的根本屬性》（王建輝著，安徽師范大學2008年度「學術月」論文一等獎）：「19世紀末的中國，是封建社會的末期，但不能據此就套用理論，給這一時期的這個變革定義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給那個運動解釋為資產階級革命，更不能因為客觀的進步作用而不正視變革人物主觀的落後性。帶理論去分析歷史是一種方法，客觀分析歷史得出新的理論是一種研究。制度的變革除了經濟基礎的推動，也需要文化上的適時更新。經濟基礎的形成有時並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層建築的飛躍。近代，隨著資本主義滲入，19世紀四五十年代已經出現了工人的隊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國內的資本主義力量。並且，之後在「一戰」中迎來短暫的春天。但當時這個資本主義力量作為推動上層建築的革命是不夠的。況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氛圍下，把戊戌變法定義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是可疑的。作為這場革命指導理論的康有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義為主導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過這一個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這里只作為一種參考。）編輯本段賦稅思想
康有為是19世紀末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稅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稅，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也不利於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說「內地害商之政，莫甚於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之務農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徵收印花稅等開辟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用以代替厘金稅。康有為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鍵在於輕稅。指出「我國向者誤於抑末之說……乃惟重租稅以困辱之。至於吾商出口之稅，重於外商人口之稅，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稅思想在後期發展為無稅論，在《大同書》里他主張「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亘古重征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實的空想。編輯本段個人貢獻
歷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歷史時代卻可能有相似的問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與今天一樣，都處在社會政治與法制的轉型時期。因此，研究過去100年憲法思想的發展，對今天的憲法學和當代中國的憲政建設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康有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他領導了中國知識界的啟蒙運動。先是1895年的「公車上書」，其後，他以上書和進諫的方式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康有為之前，從來沒有一個思想家敢於像康有為那樣把他們改革中國政治體制的建議和設想反復向皇帝提出。在我國歷史上，他首次倡導了政治體制上的中西結合，最早在中國提出了立憲政體，並提出了具體的憲政方案：興民權、設議會、進行選舉和地方自治，在堅持儒家傳統和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學習西方的立憲經驗。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為我們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組成部分，仍然應當重視。
一、康有為對中國憲法發展的貢獻
康有為是中國第一批探索憲政的人 ,他的立憲思想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考察。
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
到戊戌變法以前 ,中國的封建制度存留長達 40 0 0餘年 ,不可謂沒有法 ,也不可謂沒有「依法治國」 ,但是法自君出 ,權尊於法 ;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 ,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 ;引禮入法 ,以家族為本位而維護封建等級制。當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繼建立 ,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權概念在 1 9世紀末傳入中國之時 ,中國仍然是一個皇帝「口含天憲」 ,君權至上的社會。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 ,即憲法。他認為國家的政體可以分為專制、立憲和共和三種。在專制政體下 ,「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 ,而立憲政體則是「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① 因此 ,「憲法」就是「維新之路」。早期出國留學或出使海外的中國人 ,也曾經提出應當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 ,② 但往往是簡單的制度引介 ,沒有意識到憲法限制君權、對抗封建專制的作用。自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以來 ,直至清末立憲 ,雖然歷經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專制政體之反復 ,歷任政府無不以立憲為立國之開端 ,無不以憲法記載一國政治的基本原則 ,這未嘗不應歸功於第一代倡導依憲治國者。
反對專制政體 ,主張君主立憲
在康有為時代以前 ,中國只有朝代更替 ,從無政體之變。自康有為始 ,君主專製作為一種政體受到挑戰。康有為反對君主專制政體 ,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 ,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 ,並民主亦不立。」又說 ,「君臣一倫 ,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 ,有人立之法 ,然後有君臣。今此立法權歸於眾 ,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 ,最有益於人道矣。」由此 ,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後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 ,他提倡集權制的君主立憲 ,類似於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後 ,他提倡虛位君主 ,類似於英國。③ 戊戌變法時期 ,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 ,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後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直到1906年《法國創興沿革》中 ,康有為還分析說 ,(法國與日爾曼 )兩國之創同時 ,而強弱異形於後 ,這主要是看君權是否能夠集中而決定的。④ 有人認為 ,康有為在辛亥革命以後仍然提倡君主立憲 ,是反對建立民主共和國 ,實際上是維護封建專制。⑤ 筆者以為 ,這種看法是片面的。辛亥革命以後 ,康有為雖然主張君主立憲 ,但是所謂虛位君主 ,「名是皇帝 ,實非皇帝」 ,君主的許可權由憲法規定 ,「憲法全由資政院起草決議 ,則全由民權共和至明」 ,並且憲法是「一國最上法、最高權」。⑥ 在這一設計當中 ,專制政體下皇帝的立法權、行政權、人事權和軍權都已有名無實 ,與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所提倡的君主立憲相比 ,發生了質的變化。雖然他反對革命派的共和政體 ,稱民主共和制不適合中國國情 ,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民主共和與虛君共和同樣是近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表現形式。從憲政發展史的角度看 ,近代意義上的憲法和憲政肇始於英國 ,其主要特徵就是確立了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 ,這種君主立憲制對於封建專制而言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超越 ,直到今天 ,其歷史意義是不應也無法否認的。因此 ,忽視歷史的進程和時代特徵而斷言康有為辛亥革命後立憲思想的反時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視了其所處的時代特徵 ,是一種以今人之觀念強求於歷史人物的評價。
提倡權力制衡的政權組織形式。
合議與分權是在傳統方面或理性方面對於集權統治進行限制的特別手段。它們共同促成了現代行政管理和立憲政治。⑧ 作為世界憲政史最為恢宏的一幕的法國大革命 ,就曾經明確提出 :「凡分權未確立、權利無保障的國家就沒有憲法」。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 888年前 )當中 ,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 ,認為「以互相逆制立法 ,凡地球古今之人 ,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⑨ 他認為 :「以一順一逆立法 ,凡使地球古今之人 ,有彼能逆制人 ,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 ,居於其下 ,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⑩ 在代御史宋伯魯草擬的《變法先後有序 ,乞速奮乾斷以救艱危折》中 ,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分立的主要內容 :「泰西論政 ,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 ,有議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 ,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 ,行政者譬為手足 ,司法者譬如耳目 ,各守其官 ,而後體立事成。」 ⑾ 同時 ,他反對機構設置重疊 ,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 ,小官太疏也。」 ⑿ 憲法中「分權與制衡」原則包括兩個層次。一是最高統治權按類別和職權分為立法、行政、司法 ,分別由獨立的機關負責 ,同時它們之間又存在制約與平衡的關系 ;分權的第二個方面是國家結構形式上中央與地方的分權與制衡。從康有為後來的變法實踐和政論看 ,他對三權分立專門的論述不多。但是 ,他倡導議會政治 ,實際上是分君主之集權 ;提倡地方自治 ,則是主張地方分中央之集權。
民權思想與政治觀
在康有為之前 ,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 ,但是卻沒有民權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權觀 ,強調公民自治。 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 ,康有為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觀。他認為 ,人生來平等 ,同時又充滿差異性 ,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 ,有自主權 ,應當「以平等之意 ,用人立之法」 , ⒀ 對此進行規范。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 (治事門、論人公法 ) ,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 (引說一條 )中 ,他論述道 :「民之立君者 ,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 ,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 ,而一命之士以上 ,皆可統稱為君」。⒁ 把君主比作契約關系中的見證人 ,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系的合法性來源 ,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他認為 :「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 ,而不聽民自治」 ,「立法之意但以為國 ,非以為民 ,但求不亂 ,非以求治。…… (因此 )有大官而無小官 ,有國官而無鄉官 ,有國政而無民政 ,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 ,類似於「古者之封建也」 ,「但古者 ,亂世封建其一人 ,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 ,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昇平封建其眾人 ,聽民自治 ,聽眾公議 ,人人自謀其公益 ,則地利大辟 ,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系 ,即「因鄉邑之舊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 ,以「萬人以上地十里者為一局 ,或名曰邑 ,……」 ⒂ 等具體設計。在當時 ,地方自治的提出是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國家結構形式相對立的。地方自治有利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減輕中央負擔 ,並且在促進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時形成對中央行政的牽制力量。不但如此 ,地方自治的基礎是民治 ,這與中國歷代的割據式自治或紳權和族權維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質的區別。從中國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傳統看 ,維持國家秩序的規范當中不乏「治官之法」⒃ 和地方規范 ,然而其出發點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為目標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啟蒙。 需要指出的是 ,康有為雖然提倡地方自治 ,卻始終反對聯省自治 ,維護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 1920年 ,軍閥混戰 ,各地方紛紛獨立 ,有人以美國、德國實行聯邦制而富強 ,提出聯省自治的理論。對此 ,康有為十分清醒地認識到 ,美國、德國之所以實行聯邦制在於其建國之前 ,本為「久遠分立之邦」 ,實行聯邦制恰恰是為了統一。而中國自漢以後 2000年 ,皆以統一立國 ,采聯省自治 ,實則分邦裂土 ,「非自治而冒名自治」 ,實則軍閥專制、「只有割據之軍治 ,而民治無自而生 ,故軍閥未除 ,自治二字不必假用」。⒄ 康有為的這一論點的正確性後來為中國歷史的發展所證實。
二、康有為憲法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 ,盡管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啟迪和影響了後來的憲法理論 ,但是 ,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分,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占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義的立憲觀曾經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為時代 ,保守主義的立憲思想卻不能解決中國的危機。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矛盾都十分突出 ,同時存在著生存問題、民族問題和民主問題三重危機 ,而康有為的立憲觀最關注的則是生存危機 ,即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問題。無論是設制度局也好、滿漢平等也好 ,都是富國強兵的手段。即使康有為的變法能夠成功 ,也只能解決中國危機的一部分 ,即生存問題。但是一方面 ,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問題的挑戰。專制君主製作為一種傳統的統治方式 ,越來越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 ,隨著西方民主觀念的引入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成熟 ,漸進的、調和的保守主義改革思想遭受更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戰 ,尤其是滿族官員十分擔心喪失既得權力 ,而人數眾多的漢族則不滿於長期以來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
http://ke..com/view/1657.htm

7. 康有為先是主張君主立憲 後又主張虛君共和 請問兩者之間有哪些區別

試論辛亥革命時期康有為的政治思想

王才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維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時期變法維新運動的領導者，是當時「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1]之一。但是，在戊戌政變之後，他打起保皇的旗幟，堅持立憲，反對革命，反對共和，因而落在了時代的後面。基於此，多年來我國大陸史學界對康有為的研究，多側重於他在戊戌時期的思想與活動，而對他在戊戌政變後的政治態度和思想，一般地給予了簡單的否定，缺乏具體深入的分析研究。為了全面正確地評價康有為，本文擬就康有為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不當之處，請史學界的同志們指正。

一

戊戌政變發生後，康有為，梁啟超等逃往海外。在民族危機、階級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勢下，為了拯救「四萬萬生民」，繼續變法維新事業，鑄造出一個超邁「大秦」即歐洲的新中國[2]，康有為不避辛苦，「蹈日本而哭庭，走英倫而號救」[3]，希求日、英帝國主義出面迫使西太後歸政光緒帝。這一幻想破滅後，他於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會，接著乘義和團運動之機，策劃了兩湖與兩廣的武裝「勤王」。此後，他在相繼寓居新加坡、檳榔嶼和印度的大吉嶺期間，一方面繼續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先後完成了《禮運注》、《中庸注》、《春利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大學注》、《孟子微》以及《大同書》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撰述,從而進一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論思想體系;另一方面則在「保皇」的旗號下，既同封建頑固派展開斗爭，又極力阻止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明確提出了「君憲救國」的理論及其實現的途徑。

（一）抨擊專制，頌揚民主

康有為的重要著作《大同書》，在構築未來大同社會的圖景時，首先對現存制度進行了有力地批判，對封建專制制度尤其展開了猛烈地抨擊。《大同書》共分十部，其中一部的題目是「入世界觀眾苦」。該部列舉了「亂世」的種種「苦道」，什麼「人生之苦」、「天災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等等，計有38種之多，實則把現存世界描繪成一個無處不苦、無人不苦的大苦海。康有為在探討這一系列苦難產生的根源時，其矛頭則主要指向了封建君權。他指出，在君主制之世，「尊君卑臣而奴民」，「尊男卑女而隸子弟」，完全違背了人道。歷代帝王，在奪取帝位時，「其殘殺生民不可勝數」，名為皇帝，實為「民賊屠伯」；奪取帝位後，為維護其統治，則對臣民採取種種殘酷已極的壓制：「若夫名分之限禁，體制之壓迫，詫於義理以為桎梏，比之囚於囹圄尚有甚焉」；「君主之專制其國，魚肉其臣民，視若蟲沙，恣其殘暴」；且大興文字獄，「一言之失，死亡以之」。在專制統治下，「政權不許參預，賦稅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鋤士氣。務令其身體拘屈，廉恥凋喪，志氣掃盪，神明幽郁，若巫來由之民，蠢愚若豕，卑屈若奴而後已。」他痛斥這種專制統治下，「背公理，害人道，未之有比者」，是實現大同的最大障礙，「不得不除之也」[4]。

在批判專制的同時，康有為把西方資產階級「天賦人權」的思想與《禮運》大同思想和儒家「仁」的學說結合起業，具體地闡述了他的民主思想。他說：「天下之人，本皆天生，同此天性，自同為兄弟也。」[5]據此，他認為：第一，人與人完全是平等的。既然「人為天之生，人人直隸於天」，那就應「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我不能以非理加諸人，人亦不能以非理加諸我，我謂太平之世也。」[6]第二，世界是「公」的。即「凡直隸天下者皆公之」，「公者人人如一之謂，無貴賤之分，無貧富之等，無人種之殊，無男女之異。」[7]第三，人人有自主之權。既然人人都是天生，人人都具有同樣的氣質、欲求，那就人人都應享有同樣的權力。「總之人人有自主之權，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極點，無可訾議者也。」[8]依據上述民主原則，康有為闡述了國家的起源、國家的性質並設計了未來理想國家的藍圖。他認為。既然人人「同是天子」，故「天下國家者，為天下國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人一家所得私有」，[9]但群聚在一起的眾民，公事繁多，又不能人人都從事公共事業，因此要公舉人任之。「所謂君者，代眾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為眾民所公舉，即為公民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東人，君者乃聘用之司理，民為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役，故民貴而君輕。」 [10]既然「君」是人們推選出為眾小辦事的公僕，因此，「君主專制」的存在就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唯一正義而合理的國家政體，只能是民主的政體。康有為設想，未來「大同」世界的「政府」，名為「公政府」，主要是一種社會的經濟文化管理機關，而非強制壓迫性的國家機器。公政府的議員由人民公舉，其行政官員由議院議員舉，這些官員「其職號有上下，但於職事中行之，若在職事之外，則全世界人皆平等，無爵位之殊。」[11]很明顯，這完全是以西方國家為榜樣，建立在以「人人平等」原則基礎之上的資產階級國家政體的構想。

（二）堅持保皇立憲，反對革命共和

梁啟超指出：「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指康有為）為首。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先生之議，謂當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若夫民主制定，則期期以為不可，蓋獨有所見，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12]這段話清楚表明，康有為提出的完美的民主制度，並非立即能實現的，必須先經過向統治者要求民權，逐步建立君主立憲的階段。為什麼要這樣呢？康有為提出兩點理由：第一，社會的發展只能循序漸進，不能躐等、超越。他認為，「思入無方，行必素位」[13]，理想可高，行事必須因時。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依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次序進行的。從政治方面講，每一世都有其相應的政治制度，帝制適於據亂世，君主立憲適於昇平世，民主共和適於太平世。社會的發展及政治制度的演變，都只能按此次序進行，人為的抑阻或助長都是有害的，按康有為的說法即是：「為治有序，進化有級，苟不審其序，而欲躐級為之，未有不顛蹶者也。」[14]當時中國正在從據亂世向昇平世轉化，故只能變君主制度為君主立憲制，而不能實行共和。第二，中國人民尚未具備做共和國民的資格。康有為認為，中國人民在專制統治下幾千年，受專制之毒已深，且民智未開，民眾尚未有行民主的資格。在此情況下，急求較高的政府形式，與維持失去效用的過時制度一樣危險，因為「亂世民智未開，必當代君主治之，家長育之，否則團體不固，民生難成，未至平世之時，而遽欲去君主，是爭亂相尋，至國種夷滅而已。」[15]因此，在爭得民主的過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現有的君權，通過變革，確立君主立憲制度；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必須堅持，但考慮到既存勢力與環境，改變的方式又必須是緩慢平和的。

利用君權，就要保皇。從戊戌出亡，康有為即提出了「保皇」的口號。1899年7月，他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又稱「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簡稱保皇會，英文名中國維新會；此後，他即以「保皇」作為團結組織群眾進行各項活動的一面旗幟。那麼，康有為的保皇思想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呢？第一，反對那拉氏為首的頑固派的統治。康有為說：中國積弱，「皆由西後一人不願變法之故。」[16]而且「時那拉後與守舊派正謀危光緒，故保皇雲者，當時抗那拉氏之謀而言。」[17]戊戌政變，支持變法的光緒帝被囚禁，那拉氏、榮祿等頑固派執掌大權，他們對內鎮壓維新派和革命派，對外投降賣國，因此以歸政皇上為旗號，反對那拉氏的反動統治，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第二，為了繼續依靠皇帝變法，實行君主立憲。康有為說：「觀從古變法之舉，皆出於大有為之君。……未見無英武神聖之君，而能成變法立治之規模者」[18]。「試觀各國開議院之難，英、法皆君民相爭，殺人如麻，百年而後定，俄國則爭數代，至今未得。（吾）皇上躬欲開之，絕無位之心，但以救秘從眾為念，此真堯舜之主也。若有全權行之，三月而成規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國大強矣。」[19]第三，挽救中國的危亡。康有為草擬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明確規定：「今同志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救黃種為主。」[20]「若使皇上復位，新黨輔改，中國才可保全，人民必可樂利，此可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21]總之，康有為的「保皇」即與舊時的「尊君」不同，也與單純地維護「清朝」有別，他是要通過「保皇立憲以達民權自由之旨」[22]，即是使君主專制政政制變為君主立憲政制，從而使中國走向獨立富強。1900年唐才常自立軍起義，一方面宣稱「決定不承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要創造新自立國」，一方面又力主「請光緒帝復辟」[23]；這個看來自相矛盾的宗旨，實則正是體現了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的真正思想，就是要建立一個以光緒為首的英、日式的君主立憲的新國家。這個國家可以稱為「清朝」，也可以稱為「中華」，但無論怎樣稱呼，它都與原來的清朝君主專制政體，發生了質的區別。當然，康有為把實行變法、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的希望完全寄託在一個無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那隻能是一種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同時，他以「保皇」來對抗蓬勃興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更是錯誤的。

否定一切形式的革命斗爭，是康有為始終不變的思想。戊戌時期，他即以變法作為抵制群眾革命斗爭的一種手段。戊戌政變後，他逃亡日本，毅然拒絕了孫中山關於聯合起來共同開展革命斗爭的建議。當民主革命運蓬勃興起之際，他於1902年迫不急待地發表了《與同學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兩封公開信，以種種理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在前一封信中，康有為集中反對各省革命自立的主張，說什麼「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諸予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24]中國各省如果擺脫清政府而宣布自立，則必具印度之後而亡國。在後一封信中，他指出：第一，革命非一國之吉祥善事。法國革命，「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亦無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況今之槍炮遠非古代之刀矛可比，如實行革命，必「使四萬萬同胞死其半也。」第二，在列強加緊侵略的形勢下，中國如舉行革命，「內亂相殘」，猶如鷸蚌相持，漁人得利，終必招致列強的干涉而滅亡。第三，以起自邊地、無新式槍械、缺乏訓練的革命軍，與合全國之力、有新式槍械、訓練有素的官軍相杭，革命「必敗滅，必無成」。況「革命未成，而國民塗炭，則民權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愛國之心，愛民之誠，但言民權自由可矣，不必談革命也。」第四，滿洲、蒙古與漢族皆為同種；政治專治是延襲漢、唐、宋、明之舊，非滿洲獨創；滿漢早已平等，「漢人爰者匹夫可以為宰相」；在這種情況下，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是「大怪不可解之事」。況且皇族中尚有捨身救民的光緒帝，只要「皇上一復辟，可立行變法自強，立與民權議政，立與國民自由自主，諸君可不稍俟之。」[25]當時，在清王朝已成為中國走向獨立富強的嚴重障礙的歷史條件下，革命派毅然掀起以建立共和國為目標的反清革命斗爭，無疑是正義的，進步的，康有為站長在革命派的對立面，堅決反對革命，則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他反對革命的觀點，則暴露了他無視群眾、害怕暴力、害怕大動盪、害怕帝國主義的極端軟弱性。

二

在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保皇派內部分化加劇，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宣告破產的前夕，為了抵製革命，推動正在興起的立憲動動，1904年，康有為開始了對世界主要國家的廣泛而深入的考察。在此期間，他以高度的愛國熱忱和歷史使命感，以「考救政治，比較中西」為「專職」[26]，以「遍嘗百草」的神農自許，對各國的文明果實，「左捋右擷，大嚼橫吞」，「考其性制色味，別其良苦，察其宜否，制以為方，采以為葯」，希圖用此「神方大葯」，醫治祖國的「沉痾」[27]。通過考察，他在經濟上提出了《物質救國論》、《理財救國論》和《金主幣救國論》，中心在使中國工業化和解決財政困難；在政治上通過所撰各游記，進一步闡述了君主立憲的理論。

（一）君主立憲是西方國家盛強的根本

康有為早年，從書本上得到了有關西方國家的知識，曾經熱情謳歌西方文明，真誠希望以西方國家為榜樣，通過變法使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經過考察，他深刻感到西方也存在著嚴重的社會矛盾，在精神道德方面並不比中國優越。他說，早在1899年初至美、歐，已感到「所見遠不若平日讀書時之夢想神遊，為之失望。」這次游歷後，更加深了這種認識。在義大利，康有為即見其到處存在著盆困、欺詐和盜劫現象，而這種「襤褸之情，顛連之狀」，在其他各國也是屢見不鮮的。由此他得出結論：「未游歐洲者，想見其地若皆瓊樓玉宇，視其人若神仙、才賢，豈知其污穢不治詐盜遍野若此哉？」[28]但是，他同時看到，近代以來，西方確實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其進步之速，「古無可比」[29]，並遠遠超過了中國。而西方富強的原因，則是興民權，立憲政的結果。康有為雖然以地理環境的不同，作為議院制度產生於西方而未發生於中國的根據[30]，是錯誤的，但他明確指出：「英延條頓部落軍議之舊俗，伏流千年而發於三島；又以三島之國會舊俗，伏流萬里而起於美國；其反動力則刺激於法，遂為地球獨一無二之新政體」。「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強。歐美得其播種之先，故次強。」義大利、德意志、日本，「皆憲政國也，昔皆貧困，今德之強盛幾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越為第一等國矣。」如果中國將此先進制度移植過來，其發展必將反過來超過歐美[31]。

在考察中，康有為對歐美各國的政體進行了比較研究。首先，奧地利與德國相比：奧地利與德國本同種同俗，奧領土面積比德大。可是只幾十年的時間，德國加強武備，獎勵工商，迅速成為世界上的強國；與其接鄰的奧地利卻仍衰弱不振。究其原因，奧地利內部不統一，民權甚盛，奧王無專制之威，「民難聽從」，故發展受到限制[32]。德國則不同，它「以憲法之民為體，而以英倫之君權為用。」[33]即德帝有非常之權，政府內外諸大臣及守令皆聽其指揮，其行政權「無所往而不可矣」；然君主的行政權絕不能出法范圍之外，故民不蒙專制之害，「故利無不興，弊無不除，民反以收其利，德之所以日強而成霸者，為此故也。」[34]其次，英、美、法相比：英國採取君主立憲制度，內部僅有三政黨，進步、保守二黨相攻，「而以小黨彌縫之」，故政得其平；及其一黨當政，其黨魁專制之權無異君主，因此英國亦能在法律范圍內舉其政而致強[35]。美國獨處北美大陸，沒有其他國家與之爭，「民得雍容，以收立憲民主之效」[36]法人慾以美國之政理行之法國，「但法人行之則太速也。法當時全國之民，讀書識字者尚少，豈獨不知政學，乃至不能識國會布告之法。以若斯之人格，而聽其握選舉之權；握政議之權；又令司法之官，皆聽民舉，則又握法權焉。彼惟有縱其悍戾貪橫之性，以仇異已。強者肆其殺戮，貪者肆其劫奪而已。」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法人「不少受益，徒遭慘戮。坐睹德、英、美之日盛，而振作無由。」[37]再次，看中南美各國及土耳其：中南美各國獨立後均建立了共和國，但是軍人為爭總統而造成的內亂從未停止過。只有墨西哥的爹士在國家混亂中當選總統後，「以民主共和之體，略兼專制而行之」[38]，統治墨近三十年，造成中南美國家中不曾有的安定和進步；而爹士於1911年被武力驅逐以後，墨則又回到以前為爭總統而起的反復變亂狀態。1908年7月，康有為游土耳其，適值土青年黨掌權，頒新政，召國會，以歐美為榜樣，「舉舊制之法律道揆盡棄之，一朝而易二百餘條空文憲法，然則青黃不接之時，歐美之時效非突人所能驟受，於是國人不知措手足，惟亂舞搓搓而已。」[39]通過上述比較，康有為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於憲政中，君民共治，君民交益，即君主立憲，「當國爭之時，實為適宜之法，今德為大進第一驟興之國，可為證矣。」第二，在憲政體制中，「政黨愈少者，政愈舉而國愈強；政黨愈多者，政愈不舉而國愈弱」[40]。第三，「各國立憲不過以法治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而已，非盪無綱紀，人人可平等自由也。」且「舊制行之數千年，實人心國命所寄，紀綱法度雖有積弊，只可去其太甚，以漸行之。如盡去之，人心國命無所寄，則盪然不亂耳。」[41]總之，只能在漸進中建立君主立憲制度，而不能得民主共和。

（二）批判假立憲，要求真立憲

作為一個愛國者，康有為始終堅持要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立憲政體。為此，他與清政府頑固派的假維新、假立憲進行了不懈的斗爭。早在1903年，他就批評清政府的「新政」，未能抓住「以民權為國」這一根本，無以救中國[42]。1906年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康有為受到鼓舞。但他很快發現，清政府在立憲招牌下所進行的改革，並非憲政，而是一般的國政，實則是「借立憲之名，以拒真立憲者之請」，肆意欺矇，阻撓立憲。康有為指出，專制與立憲是有根本區別的。「專制主之君，立憲公之民；專制家天下，立憲公天下」；「專制之政舉國決於數人，一君總裁於上，數相奔走於下耳。立憲之政，則全國人民公議而公任之。」全國人民公議、公任國事的體現就要召開國會，保證立法公於庶民[43]。他說：「議院者，合一國之民心，舉一國之賢才，而議定一國之政，誠官制之第一本原也。」[44]因此，「真欲救國，必先立憲，真欲立憲，必先開國會。」「居今而謀救國之方，待強敵之策，安邊防之道，舍國會無他術也。」[45]

康有為認為，要實行真正的憲政，必須改革現有的官僚機構並推行地方自治。他指出，民為國本。不論君主立憲或民主憲政國家，民眾的利益都是最重要的。衡量一個政府優劣的標准，自應以服務民眾的能力來判斷。同時，處在一個競爭劇烈的世界，亦惟有強力的中央政府才能處理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但是，加強中央集權，提高行政效率，又是以政治民主為前提的。康有為說：「為治者，官之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變法言治民，吾之變法先言民自治。」 [46]他認為，未召開國會之前，首先應實行地方自治，由每一地區民眾選出自己的代表，組成鄉、縣、府、省級的議會；並由推舉出的人員，處理本地區的諸如戶口調查、道路、公共衛生、學校、灌溉等事務。這樣做的結果，將給平民提供問政的機會，提高國民的資格，從而為在全國實行憲政打下穩固的基礎[47]。

（三）以虛君共和抵制民主共和

康有為在為爭取建立憲政,與清朝封建統治斗爭的同時,繼續在同革命派進行斗爭.通過對世界各國的考察,他進一步得出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的結論。但是，革命並沒有因康有為的阻止而停滯，卻仍然在繼續向前發展，並終於促成了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爆發。面對席捲全國的革命風暴，康有為已感到「革命大勢，若卷潮倒河」[48]，勢不可擋。但他仍企圖力阻共和國的建立。他指出，近代以來，歐美一些國家確實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共和政體，但「自美、法外，妄立共和政體者，未有不大亂無已者也」。有鑒於此，歐美不不少國家，「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於無君，猶且薰丹穴而求之，迎異族外國人而宗之為君。」[49]康有為認為，國外的經驗證明，共和政體不宜採用，君主立憲政體最為適宜，但考慮到當時國內的形勢，中國則應吸取兩種體制的優點，創造一種新體制，即「虛君共和」。虛君共和與民主共和兩種體制相比較，「其民權同，其國會內閣同，其總理大臣事權與總統同」；其唯一不同，是虛君共和政體在總理大臣之上有一無權無為「土木偶」神式的虛君，它的好處則能免去共和政體下為爭總統而不斷發生的政爭與動亂，而且由於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於國家的安定。[50]康有為認為，雖然虛君無事無權，不須有才能，但虛君又是「神」，固須有極高的資格地位，國內無一人可比，「然後有定分而不爭焉」[51]。據此條件，環顧宇內，只有清朝宣統皇帝和孔子後裔衍聖公能榮任此位。很明顯，康有為雖然煞費苦心，自認創造了一種新政體，但從其內容中不難看出，虛君共和不過仍是英、日式的君主立憲政體的別稱而已。他企圖以此阻止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必然是徒勞無功的。遺憾的是，康有為並未能從中吸取教訓。民國建立後，在政治上，他雖然對袁世凱的賣國、專制、獨裁給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但他仍頑固堅持要推翻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君主立憲制度，並導演了宣統復辟的丑劇，結果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

總體來看，戊戌政變後，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逐漸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在此形勢下，康有為倡導保皇，堅持君主立憲，始終反對革命，反對共和制度，因而落在了時化的後面，對革命的發展起了阻礙作用，這是應予否定的。但是，康有為又是一位具有高強國富民的道路。他反對共和，並非要維護專制；反對革命，並非要保持腐朽的清王朝。他堅持不懈的奮斗目標，是以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為指導，堅持通過漸進的和平方式，以逐漸實現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從而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這是應予以肯定的。康有為的悲劇在於，由於時代的和階級的局限性，他始終以先知先覺的救世主自居，輕視群眾，害怕動亂，害怕帝國主義，因而堅決反對暴力革命；同時，他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當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充分暴露在面前時，不可能以科學的思想武器作出正確的判斷，為避免其弊病，只能重到封建傳統中去尋找「醫方」，因而走上了回頭路。所有這些，都應予以具體分析，作出實事求是地評價。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XHGM/07/06/2004/7365.html

8. 康有為提出什麼主張來挽救社會危機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康有為是19世紀末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稅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稅，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也不利於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說「內地害商之政，莫甚於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之務農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徵收印花稅等開辟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用以代替厘金稅。康有為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鍵在於輕稅。指出「中國向者誤於抑末之說，乃惟重租稅以困辱之。至於吾商出口之稅，重於外商人口之稅，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稅思想在後期發展為無稅論，在《大同書》里他主張「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亘古重征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實的空想。[21]
憲法貢獻
1. 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
到戊戌變法以前，中國的封建制度存留長達4000餘年，不可謂沒有法，也不可謂沒有「依法治國」，但是法自君出，權尊於法，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禮入法，以家族為本位而維護封建等級制。當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繼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權概念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之時，中國仍然是一個皇帝「口含天憲」，君權至上的社會。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即憲法。他認為國家的政體可以分為專制、立憲和共和三種。在專制政體下，「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而立憲政體則是「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因此，「憲法」就是「維新之路」。早期出國留學或出使海外的中國人，也曾經提出應當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但往往是簡單的制度引介，沒有意識到憲法限制君權、對抗封建專制的作用。自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以來，直至清末立憲，雖然歷經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專制政體之反復，歷任政府無不以立憲為立國之開端，無不以憲法記載一國政治的基本原則，這未嘗不應歸功於第一代倡導依憲治國者。
2. 主張君主立憲
康有為反對君主專制政體，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並民主亦不立。」又說，「君臣一倫，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後有君臣。今此立法權歸於眾，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於人道矣。」由此，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後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他提倡集權制的君主立憲，類似於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後，他提倡虛位君主，類似於英國。戊戌變法時期，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後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直到1906年《法國創興沿革》中，康有為還分析說，（法國與日耳曼）兩國之創同時，而強弱異形於後，這主要是看君權是否能夠集中而決定的。
3. 提倡權力制衡
合議與分權是在傳統方面或理性方面對於集權統治進行限制的特別手段。它們共同促成了現代行政管理和立憲政治。作為世界憲政史最為恢宏的一幕的法國大革命，就曾經明確提出：「凡分權未確立、權利無保障的國家就沒有憲法」。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888年前）當中，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認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他認為：「以一順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居於其下，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代御史宋伯魯草擬的《變法先後有序，乞速奮乾斷以救艱危折》中，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分立的主要內容：「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立事成。」同時，他反對機構設置重疊，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權思想與政治觀
在康有為之前，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卻沒有民權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權觀，強調公民自治。
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觀。他認為，人生來平等，同時又充滿差異性，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有自主權，應當「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對此進行規范。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門、論人公法），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中，他論述道：「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稱為君」。把君主比作契約關系中的見證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系的合法性來源，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5.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他認為：「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為國，非以為民，但求不亂，非以求治。有大官而無小官，有國官而無鄉官，有國政而無民政，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類似於「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昇平封建其眾人，聽民自治，聽眾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則地利大辟，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系，即「因鄉邑之舊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萬人以上地十里者為一局，或名曰邑，l等具體設計。在當時，地方自治的提出是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國家結構形式相對立的。地方自治有利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減輕中央負擔，並且在促進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時形成對中央行政的牽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礎是民治，這與中國歷代的割據式自治或紳權和族權維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質的區別。從中國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傳統看，維持國家秩序的規范當中不乏「治官之法」和地方規范，然而其出發點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為目標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啟蒙。[21]
立憲思想
康有為早年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由儒家學說到佛學、道學，再由佛、道之學到西學的曲折過程。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康有為自幼即開始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
由於堅持儒教正統，康有為有意識地摒棄了盛行於近代西方國家的某些民主觀念。例如，他從中西文化淵源的不同出發，指出：「中西之本末絕異有二焉：一曰勢，一曰俗。二者既異，不能以中國之是非繩之也」。雖然他當時主要是為了批評「中國秉禮而日弱。泰西尊賢而能強」，但終究認為「幸先聖之學，深入於人心，故時清議能維持之朝居矣」。
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在《七十賜壽謝恩折》（1927年）中，康有為稱：「臣海濱鄙人，文質無底，雖十三世為士，而門非華腴，既四十歲而無聞先帝擇臣於側陋冗散之中，咨臣以變法自強之業，諭臣專摺奏事，由是感激，竭盡愚忠。」此後，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聖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並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說「制度局也罷，懋勤殿也罷，都是百日維新時康有為藉以寄身，藉以參與到清中央政權中去指導變法的機構」，那麼在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堅持維護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動復辟，則充分表現出其保守的一面。

9. 康有為辦報思想

康有為關於報紙匡不逮、達民隱、鑒敵情、知新政的「四善」說，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在這里，報紙一方面作政府的顧問參議，為政府拾遺補缺，另一方面為推行新政服務，近代報紙在他的眼中主要成了國君的耳目喉舌。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奏改請《時務報》為《時務官報》的作法，即是例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康有為心目中的近代報刊不過是邸報的一種放大，或者說是傳統邸報與近代報紙的一種混和物。而此時梁啟超發表於《時務報》上的那篇著名的《論報館有益於國事》，其觀點與康有為一脈相承，甚至於沒能超越王韜。總的說來，以早期報刊思想家的理解，近代報刊主要還是君主的耳目喉舌，即封建統治權力的一種延伸。

因此這一時期報刊思想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新穎的現代報刊理論被納入了以君主為中心、縱向封閉的傳統交往模式中。「辦報求通」這一早期報刊理論的中心議題，是政治改良思想的集中體現，但它一方面往往與中國古代的太師采風、謗木諫鼓作比附，認為這是「先王遺制」；另一方面他們所謂的「求通」思想與現代意義上的信息溝通、交流有著天壤之別。他們的「求通」在於「去塞除病」——解決現實的政治弊端，於是無論「通上下」，還是「通中外」，都與「國事」迫切相關。當然他們在對報紙多種功能的闡發中，也流露出民權意識，但其重點還在於緩和封建政體造成的「君民相隔」的矛盾，而非出於現代意義上人對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

由於變法的失敗，康梁對報業的構想——「官報」成了空中樓閣，但報業直接服務於政治、通過報紙解決現實政治問題這一思路，卻留存了下來。戊戌政變後，梁啟超在日本接受了大量資產階級「本原之學」和西方新聞學論著的洗禮，對現代報刊的社會地位有了新的見解。他參照西方關於記者為「第四種族」的思想，提出「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這無異是對過去的一大超越。那麼，在此時的梁啟超眼中，報業在社會體系中，又處於何等位置呢?在《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中，梁啟超較為清晰地表達了他的思路。他認為政府的權力除了通過立法、司法和「政黨的對峙」來監督、限制外，報紙以輿論為後援，也可以行使監督政府的權力，而在君主立憲制尚未確立之前，報紙是「獨一無二之政監者」。因而在他看來，報業的輿論力量像立法、司法等政權的組織形式一樣，可以直接參與政治、左右政治，所謂報紙可以「以言論易天下」，極力誇大渲染報刊的輿論威力。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梁啟超有關「議院」功能的闡述，如「通上下之情」、「成合群之勢」、「行責任之監督」等，與他對報刊功能的理解極為相近。可見，梁啟超對報業與政府之關系的見解前後有別，但報業與政治的聯姻，確切地說認為報業是某種現實的政治構成的基本點卻前後一致。

10. 康有為主張實行三權鼎立之說與美國的三權分立是否一致

三權是指：行政權、司法權和立法權。其核心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三權分立制是資本主義的基礎政治制度。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無論是總統議會制、聯邦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等都是建立在三權分立制度的基礎上。康有為主張的是君主立憲制，美國搞得是聯邦共和制。所以康有為主張實行三權鼎立之說與美國的三權分立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