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

Ⅰ 簡答刑法為什麼需要解釋和解釋種類

刑法解釋的方法根據分類標准不同，種類也就有所不同。一般可以分為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
1．文理解釋（字面解釋）。根據刑法用語的文義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闡述刑法意義的解釋方法。——嚴格遵循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是刑法解釋的常態

2．論理解釋。參酌刑法產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它相關事項，按照立法精神，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
（1）擴大解釋。法律條文的含義因為社會生活的變遷，現實生活中的一些情況嚴重按照字面含義難以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將法律條文的含義適度擴大化，即其外延會變化。
（2）縮小解釋（限制解釋）。將刑法中的含義解釋為小於字面含義。
（3）當然解釋。是指刑法規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屬性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適用范圍之內。
（4）反對解釋。根據刑法規定的正面表述推導其反面的含義。
（5）補正解釋。在刑法文字發生錯誤時，通過解釋補充刑法的錯誤。
（6）體系解釋。根據刑法條文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闡明其含義。
（7）歷史解釋。根據歷史背景及刑法發展的源流，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
（8）比較解釋。將刑法的相關規定或外國立法與判例作為參考資料，來闡明含義。

Ⅱ 什麼是刑法中的實質解釋

在三階層犯罪構成抄體系下，論理上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承認構成要件的獨立機能，以社會的一般觀念為基礎，將構成要件進行類型性的把握的犯罪論，通常被稱為形式的犯罪論。實質的犯罪論對形式的犯罪論進行批判，認為作為形式犯罪論的中心的犯罪的定型或類型的內容不明，因此，在形式的犯罪論中，追求保障人權保護國民利益的處罰范圍難以適當劃定，主張在刑罰法規的解釋特別是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應當從處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觀點，換句話說，應當從當罰性這一實質的點出發來進行。按照這種觀點，刑法是行為規范，但更應當是以法官為對象的裁判規范，即不外乎是為了導入實質的當罰性判斷的規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或刑法的嚴格解釋原則並不重要，應當從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場出發，對刑罰法規或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形式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形式解釋，實質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解釋，也即形式解釋是將構成要件獨立於違法性判斷，主張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說，實質解釋是將構成要件融入違法性判斷之中，主張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類型說。既然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的爭論，那麼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之間的爭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Ⅲ 如何評述我國刑法中的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

在三階層犯罪構成體系下，論理上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承認構成要件的獨立機能，以社會的一般觀念為基礎，將構成要件進行類型性的把握的犯罪論，通常被稱為形式的犯罪論。實質的犯罪論對形式的犯罪論進行批判，認為作為形式犯罪論的中心的犯罪的定型或類型的內容不明，因此，在形式的犯罪論中，追求保障人權保護國民利益的處罰范圍難以適當劃定，主張在刑罰法規的解釋特別是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應當從處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觀點，換句話說，應當從當罰性這一實質的點出發來進行。按照這種觀點，刑法是行為規范，但更應當是以法官為對象的裁判規范，即不外乎是為了導入實質的當罰性判斷的規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或刑法的嚴格解釋原則並不重要，應當從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場出發，對刑罰法規或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形式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形式解釋，實質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解釋，也即形式解釋是將構成要件獨立於違法性判斷，主張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說，實質解釋是將構成要件融入違法性判斷之中，主張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類型說。既然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的爭論，那麼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之間的爭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前田雅英是實質犯罪論者，也是實質解釋的積極倡導者。「前田堅持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但他反對形式的罪刑法定主義，主張從實質的觀點修正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法定主義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使得刑法在規制行為時，必須考慮憲法上的必要性，即罪刑法定主義與實體的正當程序具有密切關系，故必須從實質上理解罪刑法定主義。前田認為，對刑法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解釋刑法時，先是確定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然後確定該法規的保護法益，考慮刑法保護的必要性，再後，當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一定價值時，要對該價值與被害法益的價值進行衡量；此後，計算處罰該行為對其他案件的影響效果：最後，考慮解釋結論與其他法律規范的協調統一性。關於解釋允許的范圍，前田教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解釋的實質的允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文通常的語義成反比。』即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大，距離法文的通常語度越遠，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小。」 {48}與此相對應，有學者批評了從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側面引申出來的實質解釋論的觀點，指出：「從刑法實質解釋的角度出發，有見解認為，在解釋的時候，必須在語言可能具有的意義的范圍、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范圍和保護法益、處罰的必要性之間進行比較衡量。按照這種見解，『解釋的實質處罰范圍和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和條文通常意義之間的距離成反比』。但是，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便具有處罰的必要性，也不得予以處罰的原則，因此，在確定處罰范圍的時候，不應當加人處罰的必要性考慮。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使犧牲處罰的必要性，也要保障國民基於預測可能性進行行動的自由的原則。

在三階層遞進式的犯罪論體系下，也許這種解釋方式的爭論有存在的必然性，也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回觀我國學者就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的爭論，仍然是在大陸法系犯罪構成理論之下展開的[6]，存在這種爭論也就不足為奇了。盡管如此，兩種解釋方法還是可以統一的。首先，從上面二者的爭論以及對爭論的評價中可以看出，有些爭論是無關緊要的，駁斥對方的有些論據顯得疲乏無力，既難以駁倒對方，也很難支持自己的主張。其次，對於有些問題，嚴格按照形式解釋的結論，不符合法律的規定，也難以為國民接受，此時，需要實質解釋為先，而對於另外一些問題，徹底遵循實質解釋立場，會出現擴大處罰范圍的處理結果，這時，有必要以形式解釋為首。再次，形式解釋論者在形式解釋之後，還要作實質解釋，並不是實質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形式解釋論者僅作形式解釋而不作實質解釋，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也要作形式解釋，並不像形式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無法再作形式解釋[7]。本文認為，對於有些問題的解釋，需要形式解釋優先，有些問題則需要實質解釋優先，其餘的問題採取何者為先均可。盡管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都強調自己既進行形式解釋也進行實質解釋，但解釋的先後順序卻完全相反，根據本文的結論，嚴格的形式解釋論和徹底的實質解釋論都不能合理解決所有問題，有必要取消形式解釋論和實質解釋論的提法，代之為形式實質統一論或者並合論。

立足於當前我國仍以四要件平面式（或耦合式）為主的犯罪構成體系之下，似乎不應存在這種爭論，因為，犯罪構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脫離違法性的構成要件沒有存在的餘地，這就意味著犯罪構成要件既要實質解釋—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又要形式解釋—符合刑法的明文規定，實質解釋和形式解釋在平面式的犯罪構成要件下，很難截然分開，也很難說先形式解釋合理還是先實質解釋合理，在實際判斷中，往往同時進行，形式解釋的同時也在實質解釋，反之亦然。

Ⅳ 什麼是法律的形式解釋什麼是法律的實質解釋

首先，在現有的法律解釋的分類下，並沒有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的分類。
其次，在現有的法律解釋的分類下，可以將某些解釋方法歸為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的分類下。
形式解釋，應當是針對法律條文的字面意思進行解釋的方法。在此前提下，文理解釋應當屬於問題中的形式解釋，即依照文法規則分析法律的語法結構、文字排列和標點符號等，以便准確理解法律條文的基本含義。（來源：網路-法律解釋）
實質解釋，應當是能夠闡明法律條文真實含義，以使法律能夠合理地得以適用，以實現公平正義的解釋方法。在此前提下，實質解釋的方法包括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論理解釋等方法。

Ⅳ ...這里的形式刑法和實質刑法是什麼意思

形式刑法就是刑法典，實質刑法就是所有含有刑法規范的條文，因為其它法律中也會含有刑法規范的條文，所以實質刑法的范圍要廣一些

Ⅵ 刑法中的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的含義

忘了 明天告訴你

Ⅶ 刑法的定義和形式分別是什麼

刑法的含義：1、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處罰的法律.具體些說,刑法是掌握政權專的階級屬即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自己的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和應負的刑事責任,並給犯罪人以何種刑罰處罰的法律。
2、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3、狹義刑法即指系統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刑法典。
刑罰的種類：
第三十二條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
第三十三條主刑的種類如下：
（一）管制；
（二）拘役；
（三）有期徒刑；
（四）無期徒刑；
（五）死刑.
第三十四條附加刑的種類如下：
（一）罰金；
（二）剝奪政治權利；
（三）沒收財產.
附加刑也可以獨立適用.

Ⅷ 刑法的分類中可分成形式刑法與實質刑法,這里的形式刑法和實質刑法...

分為形式刑法與實質刑法。外形、名稱直接可知刑法的為形式刑法，如刑法典與單行刑法；外形、名稱不屬於刑法，但其內容規定了刑法有關的條款，如附屬刑法。

Ⅸ 刑法中目的解釋和客觀解釋輪沖突么

明確性、確定性雖被認為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但刑法固有的抽象性及語言的多義性等特點，決定了刑法必須被解釋，「即使表達清楚的條文也需要解釋」{1}。因此，合理解釋刑法成為正確適用刑法的前提與基礎。然而，面對抽象、歧義的刑法條文，不同的解釋主體可能得出不同甚至彼此沖突的解釋。那麼，何種解釋是正確合理的解釋？以什麼標准衡量刑法解釋是正確合理的？關於這一問題的回答，構成了傳統刑法解釋理論的核心。傳統刑法解釋理論的主觀解釋論提出了立法原意說，客觀解釋論提出了客觀意思說。但由於主客觀解釋理論自身面臨一些無法克服的難題，採用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標准並不能解決實踐中的分歧與爭議。在近年發生的重大案件如劉涌案、許霆案中，社會公眾、司法人員及部分刑法專家對相關刑法條文的解釋存在著嚴重分歧，各類解釋主體均堅信自己解釋的正確性而質疑他人的解釋，這種現象已嚴重影響到刑法的權威性，成為我國法制建設中必須研究和重視的問題。本文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刑法解釋標準的理論存在缺陷，因而有必要探討檢驗刑法解釋合理與否的標准，化解社會公眾與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之間的解釋分歧，增強司法判決的公眾認同度。

一、主客觀刑法解釋理論之檢討

傳統刑法解釋理論主要有主觀解釋論和客觀解釋論兩種，其基本觀點都主張刑法解釋就是對刑法文本中某種客觀意義的認識與發現。主觀解釋論認為這種客觀意義是立法者的原意，而客觀解釋論認為這種客觀意義是文本的客觀意思或法意。因此，就刑法的解釋標准而言，主觀解釋論的標准就是立法原意，客觀解釋論提出的標准就是文本客觀意思。

（一）立法原意說標准之分析

立法原意說源自古典詮釋學和一般詮釋學的原意說理論。西方最初的詮釋學是神學詮釋學，其核心就是讓人充分領會神的旨意，因此，探尋神的旨意成為神學詮釋學的主要目標。文藝復興時期，神學詮釋學轉變為一般詮釋學並成為人文科學的一般方法，詮釋學的任務是消除誤解並獲得他人正確的意旨。受古典詮釋學和一般詮釋學思想的影響，特別是自啟蒙思想家提出三權分立理論後，法律解釋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求法律文本中立法者所表達的真實意旨，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成為衡量法律解釋正確與否的標准，正如赫施所說：「我們應當將原意視為最好的意義，即合理的解釋標准。」{2}

立法原意說的解釋標准有以下特點：第一，以抽象理性主義為哲學基礎，認為立法者和解釋者都是理性的，立法者可用語言將其主觀意旨清晰明確地表達出來，解釋者可以不帶有任何個人偏見、情感而進入立法者的心理，尋找立法者的原意。第二，以主客體二元分立為認識論基礎，認為刑法文本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文本中蘊含著客觀存在的立法原意，刑法解釋就是解釋者對法律文本中存在的立法意旨的認識。第三，以維護法律的權威性為目的，依據三權分立理論，認為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因此，司法者適用法律時，只能以立法者蘊含在法律文本中的原意為准。立法原意說用立法原意這一預設的標准限制司法權，滿足了維護立法權威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然而，這一解釋標準的理論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存在以下缺陷：

1．理論基礎走向片面性

立法原意說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假定立法者和解釋者都是完全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都有明確的意圖與目的，並蘊含在刑法文本中。由於立法原意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只要解釋者理性地、拋開純粹個人的主觀因素，就能獲得刑法條文中的立法原意，做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釋。然而，立法原意說的這一理論基礎有明顯的片面性，因為無論是立法者還是解釋者，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相對統一，立法者的價值觀、利益所屬、認識能力等因素必然影響刑法的制定，刑法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產物，而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解釋者對刑法的解釋也必然受其個人因素的影響，刑法解釋也必然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要求解釋者拋開個人的偏見進入文本作者（立法者）的內心去了解立法者的真實意志，難免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

2．基本前提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

對於法律文本中的某一個規則是否存在立法原意，理論界一直爭論不休。如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就明確否定了立法原意的存在，[1]即使有立法原意存在，由於立法者已經死去，無論立法原意說採用何種解釋方法，所作的解釋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都不可能得到立法者的肯定或否定回答，「當赫施將作者的原意作為文本解釋的客觀標准時，他就陷入了一個怪圈，即正確的客觀理解和解釋，必須與作者所意向到的意義一致，而怎樣才能證明你所把握到的就是作者的意圖或原意？解釋者拿不出一條證據或操作標准來對此做出證明，所以只能自己認為自己的解釋是正確的、符合原意的。」{3}事實證明，有關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釋，實際上都是解釋者從自己的立場、自己的預見出發所作的主觀解釋，是否真正屬於立法者的原意，是無法被證實和證偽的。

（二）客觀意思說之分析

與主觀解釋論不同，客觀解釋論認為，法治是依法律之治，而不是依立法者意志之治，因此，刑法解釋不是闡明立法者制定刑法時主觀上賦予刑法條文的意圖，而是根據社會現實需要探尋刑法文本客觀上所表現出來的意義。如我國台灣學者陳朴生認為：「解釋應探求法律之真義，以期適應社會情勢，符合刑法之效果。」{4}

文本客觀意思說的特點是：第一，以文本的自主性為基礎。根據法國當代哲學家保羅·利科爾的文本理論，文本具有間距化特徵，文本一旦完成，文本就脫離作者而獨立存在，因此，刑法一經立法者制定並頒布，刑法文本的意義就自主存在，對刑法的解釋就僅是對刑法文本文字所包含的客觀意思的探討。第二，強調法律與語言的現實性。法律產生與發展源於社會生活需要，「規則的含義體現在它們的淵源中，這就是說，體現在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5}因此，對刑法文本的解釋應當根據社會現實需要而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探討其意義。第三，以滿足現實需要為目的。解釋總是基於應用的目的，按伽達默爾的本體論解釋學，理解、解釋與應用是解釋的三個基本要素，而應用就是要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因此，對刑法的解釋必須依據現實需要進行評價，否則，刑法解釋就可能背離刑法的目的。

客觀意思說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與實質，作為一種解釋理念與立場，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值得提倡。但以客觀意思說作為解釋標准，也存在以下缺陷：

1．沒有提供多種客觀意思的選擇標准

「解釋的首要基本工作是產生由多義性詞語組成的某種相對意義的話語，並在接受信息時確認這種單義性的意向。」{6}然而，由於語言的多義性、文本的自主性及多層次性，一個法律文本或一個法律條文因文字語詞的豐富含義而可能有多種客觀意思，以什麼標准選擇其中一種意思作為正確的解釋結論呢？如在2008年「艷照門」事件中，對網民瀏覽、下載、轉載、傳送、散發、公布等行為，哪些屬於刑法中規定的「傳播」行為，存在許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其原因在於「傳播」的含義眾多，據美國傳播學者丹斯在《人類傳播功能》一書中統計，關於傳播的定義及解釋竟多達126個。[2]對如此豐富的意義及解釋，何種解釋才是對刑法中相關概念的合理解釋？客觀意思說的解釋標准無法回答此問題。

2．沒有提供確定解釋標準的依據

由於刑法文本具有自主性、多層次性，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具有多元性，社會不同的階層、不同價值理念的人因其社會處境、利益需求的不同，對文本的理解具有差異性，這就是解釋沖突的根源。雖然不同解釋之間的沖突是語言符號本質的邏輯結果，也是價值多元化社會中的必然現象，我們應當予以承認並尊重，但在處理個案時，如果法官與公眾、法律職業共同體與社會公眾存在不同的理解與解釋，則必須確定在多元化的社會中誰的理解與解釋更應當作為刑法解釋標准。不解決這一問題，客觀解釋論所提出的主張將成為加深眾多解釋主體之間分歧與對立的理由。迄今為止，客觀解釋理論仍然沒有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

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的解釋標准都假定刑法條文中存在一個客觀自在的意義，通過預設一個客觀標准達到限製法官解釋的目的，因此，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所堅持的解釋標准實際上是人們預設的一個理想化的教條，「這使得解釋理論成了建立教條和為教條論辯的東西。」{7}這種教條式的解釋標准不能解決刑法解釋中存在的諸多難題，因此，從刑法解釋理論發展的角度看，必須尋找新的解釋標准，以滿足不斷復雜化的現實需要。

二、刑法解釋的新標准--多元解釋主體間的共識

刑事司法制度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制度，其核心是通過對刑法的解釋與適用實現對犯罪人的定罪量刑，而刑法解釋和適用的核心是對不同社會關系主體間行為方式、內容和邊界的確定，是構建與重構社會制度的過程，因此，探討刑法解釋的標准必須採用社會價值與社會利益關系的理論框架，回答解釋標準是什麼以及由誰來確定的問題。以人為本理念下的刑法解釋，不僅放棄了傳統的主客觀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吸納歷史主義的主客觀融合的觀念，承認刑法解釋主體的多元性，而且在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刑法解釋的標准應當是多元解釋主體間的共識。

（一）刑法解釋是現實主體對刑法文本的認識

由於傳統刑法解釋理論都預設刑法條文中存在一個客觀自在的意義，刑法解釋就是探尋刑法條文中蘊含的客觀意義，解釋者只要拋開個人偏見等主觀因素採用特定的方法就能實現對刑法客觀意義的認識。因此，傳統刑法解釋理論僅從客體出發，注重解釋方法的研究，並且將刑法解釋主體抽象化，刑法解釋理論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法律解釋理論中解釋主體的失蹤。」{7}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以前的唯物主義時所指出的：「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8}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刑法解釋是人的一種實踐活動，是人對刑法文本的認識活動，在這一對象性實踐活動中，其基本構造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刑法解釋理論是主體認識客體的理論分析工具，因此，刑法解釋的研究必須首先將刑法解釋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研究解釋行為，正如美國科學哲學家彼得·雅各布·阿欣斯坦（Peter Jacob Achinstein）所指出的：「科學解釋離不開對解釋者行為的研究。科學解釋應當解決三個主要問題：a．什麼是一個解釋行為；b．什麼是解釋行為的產物，即解釋；c．應當如何評價解釋。無論邏輯實證主義和薩爾蒙的解釋理論都只涉及了bc而忽略了a。」{3}38而研究解釋行為，必須從行為的主體出發，承認人是刑法解釋的主體與目的，不再固守抽象的教條來窒息人的主體性，不再將刑法解釋主體抽象化。

從主體而不是從客體入手研究刑法解釋，則必須全面理解、正確認識人本身。第一，人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人類過於強調理性，以理性否定非理性。而近現代有些西方哲學家則過分強調人的非理性，將其視為人的更本質的東西，如帕累托曾說「人類的大多數行動是非理性的，是由『情感』而不是由邏輯所引導的。」{9}這兩種哲學觀點都是不全面的，人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體。作為實踐活動的刑法制定與適用解釋，都包含著人的理性如邏輯認知與非理性如情感、意志、直覺等因素。第二，人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根據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為代表人物的本體論解釋學，人們存在於世，對事物的感知取決於如何面對事物以及如何使用日常經驗。因為理解是出於具有個人經驗性的前理解，因此，人是歷史的。同時，因為人是被拋入已經存在的價值體系中，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預先把握某種行為或計劃的全部後果，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說人又是有限的。因此，在理解過程中，必須承認前見的合理性及實在性，如果否定前見，以科學名義要求剔除個人的心理特點及先前的思想狀態是不可能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著某種前見。」{10}前見是不可能消除的，是人類存在的生命要素，也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刑法解釋者都是歷史的和具體的人，而不是純抽象的和完全理性的人。因此，刑法解釋雖然是對客觀存在的刑法文本的解釋，但無論是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的解釋行為還是作為這種實踐活動的產物--解釋結論，都不是純客觀的，而是主觀與客觀、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

（二）刑法解釋主體是多元互動的解釋共同體

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刑法的制定者就是刑法文本的作者。刑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在立法者制定並頒布後，就成為一種獨立自在的規范，刑法所適用的特定范圍的公民個人與組織，都根據語言文字表現出來的刑法安排自己的行為，所有適用該刑法的公民個人與團體都是刑法文本的讀者。因此，圍繞刑法文本，其主體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制定刑法的立法者，也即是刑法文本的作者；二是刑法規范的實施者，即刑法文本的讀者。

刑法文本的作者即立法者當然是刑法的解釋者，但由於刑法文本一經頒布，刑法文本作者就已經不存在，作為文本作者的解釋則暗含在刑法文本之中。斯坦福大學的費內中和溫蓋斯特兩位教授從實證政治學的角度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法律解釋理論，他們認為法律解釋是司法機構與立法機構交互影響的結果。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會考慮到法院將如何解釋該法律，而法院在解釋法律時也會考慮到立法機構會有什麼反映。他們認為，法律解釋是一個動態過程，立法機構和法院在這一過程中都起著一定的作用。[3]因此，作為刑法文本的作者是刑法的解釋者，讀者閱讀文本其實就是通過文本與作者對話，尋找作者可能的解釋。但作為解釋者的立法者僅限於文本作者，不屬於文本作者的立法者不是解釋者，其對刑法的解釋實質上屬於新的立法而不是解釋學意義上的解釋。

刑法文本的讀者都是解釋者。邊沁曾說：「任何人要討論法律，都必然會成為解釋者或評論者。解釋者的任務是向我們說明他所認識到的法律實際上是什麼。評論者的任務則是向我們評述法律應當是怎樣的東西。」{11}根據不同的法律讀者在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刑法文本的讀者又可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別。謝暉教授認為，法律的讀者可分為三類：民眾、法律家和法學家。民眾在行動中理解與解釋法律，法律家在應用中閱讀和理解法律，法學家在批判中閱讀和解釋法律。[4]本文認為，由於法學家在正式的法律解釋體制中並沒有獨特的地位，仍可劃為民眾的一部分。除法律家即司法人員外，特定的機關享有法律的解釋權力，是特定的解釋主體，因此，刑法的讀者可以分為三類：司法機關、司法人員、社會公眾[5]。

司法機關[6]及司法人員作為專門適用法律的國家司法機關和人員，將法律運用於具體案件中，而「解釋的任務是使法律具體化於每一種特殊情況，這也是應用的任務。這里包含的創造性的法律補充行為無疑是保留給法官的任務。」{10}因此，司法機關，無論哪級司法機關，都是刑法解釋的主體。雖然我國法律特別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具有刑法解釋權，但這一授權只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具有一定范圍的約束力，並不意味著否定事實上存在的司法機關作為應用法律的專門機關所具有的解釋職責與權利。而以法官為代表的司法人員，必然是刑法解釋的主體，德國刑法學教授克勞斯·羅克辛說：「事實上，一個刑法條文規定的含義，總是先通過法官的解釋，才會在確定無疑的意義上『被確定』」。{12}「法律藉助法官而降臨塵世，」{13}因此，法律解釋必然成為法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種否認司法人員的刑法解釋，認為「有關法官能夠或應當毫無例外地以一種邏輯的方式從明確的前提中推導出他的判決的觀點，一直都是而且也必定是一種虛構，因為事實上法官從來就不是以這種方式審判的。」{14}

社會公眾面對刑法文本，永遠是最重要的解釋主體。因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立法機關僅是代表人民制定刑法，刑法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認同。因此，當法律意義存在分歧時，不應當追問已經死去的立法者的原意，也不是一味探尋刑法條文的字面意義，而應當追問公眾的意志是什麼，公眾的認同也是刑法解釋自身的合法性基礎。

由於刑法文本是向所有讀者開放的，每個讀者都通過文本與刑法文本的作者進行對話，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解釋，從而成為刑法的解釋者，其他解釋主體成為該解釋者的聽眾，或稱為解釋的接受者。因此，刑法文本的每個讀者既是解釋者，又是解釋的接受者，每個解釋者不僅與作者互動，而且由於解釋的目的就是讓他人接受自己的解釋，因而解釋者之間也必然進行互動，因此，刑法解釋主體不僅具有多元性，而且刑法的讀者即解釋者具有無限性，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這里討論的主體乃是一個無限的互動共同體中的解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