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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商法對會計的影響

發布時間: 2021-12-18 05:57:42

Ⅰ 德國會計制度對經濟影響

說實話,德國的會計制度還沒有這么大的本事,能夠對整個經濟進行影響。

Ⅱ 在德國,財務採用什麼會計准則與制度

深圳曼陀羅財稅:德國會計是一種獨特的會計模式,具有鮮明的特色:1.在會計工作規范上,德國沒有單行的會計准則,其會計規范是由政府通過分散於《公司法》、《稅法》、《商法》中的規定來體現的,即「會計規范法典化」;2.在會計治理體制上,通過立法程序由政府和民間會計團體聯合領導和治理全國會計工作,但會計團體地位相對較低,作用較小;3.在稅務會計上,則要求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統一,政府要求為計稅目的而使用的會計程序和帳務處理的方法,必須和企業編制財務表所使用的會計程序和帳務處理方法相一致;4.在德國,不論是公司法還是稅法,都促使穩健性成為企業的基本原則;德國會計的穩建性,其實質是使企業合法地「低估利潤」、「隱瞞資產」;5.德國公司信守歷史成本會計模式,這種做法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穩健主義在德國會計所佔支配地位。6.德國參與國際會計准則委員會工作較少,德國會計本身又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特色,因此德國會計對國際會計准則的接受程度較小。

Ⅲ 論電子商務對會計的影響有哪些

傳統的會計理論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的基礎上的,即會計主體假設、持續經營假設、會計分期假設和貨幣計量假設。這四個假設是適應傳統的社會經濟環境,並為會計實踐檢驗,證明了其合理性的。但是,在互聯網走進現代人們的日常生活,並充斥於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時,以前會計假設所依據的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在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四個會計假設都面臨挑戰。

1.對會計主體假設的影響。會計主體假設從空間上界定了會計工作的具體核算范圍,只有在這個假設的基礎上,資產、負債及所有者權益等會計要素才有了空間歸屬。這個個體是有形的實體。而網路公司存在於網路計算機之中,它是一種臨時結盟體,沒有固定的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空間范圍。如何在互聯網環境中對會計主體作出新的界定或對會計主體假設本身進行修正是網路會計無法迴避的問題。

2.對持續經營假設的影響。持續經營假設指假定會計主體將持續經營下去,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企業不存在清算和破產的可能。電子商務時代,由於會計主體變化頻繁,持續經營假設將不再適用。在網路會計中,是適用清算會計還是創建新的會計體系或方法,是必須予以明確的問題。

3.對會計分期假設的影響。會計分期假設指為了在會計主體終止之前,能夠向信息的需求者提供會計主體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信息,人為地把經營過程按照一定的時間間隔分割開來,形成一個個的會計期間。在網路環境下,強大的運算和傳輸功能,使財務管理從靜態走向動態,會計核算從事後達到實時,使會計分期假設消除了時間的斷點而無法成立。與此相應,在會計分期假設下的成本、費用的分配和攤銷,在網路會計中的必要性有多大,值得進一步探討。

4.對貨幣計量假設的影響。在網路經濟下,虛擬公司和網路銀行的發展,不在使用鈔票和單證作交易媒體,而是採用電子貨幣成為網上支付的主要方式。電子貨幣的出現,弱化了記賬本位幣的幣種惟一,使資金在企業、銀行間高速運轉,資本決策可瞬息完成,加大了貨幣風險,沖擊了幣值穩定,動搖了貨幣計量假設。

電子商務對傳統財務會計實務的影響是十分廣泛的。它動搖了許多傳統的會計原則。

1.對歷史成本原則的影響。歷史成本原則是傳統會計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指會計人員在進行資產計價時並不考慮資產的現時成本或變現價值,而是根據它的原始購置成本計價。在電子商務時代,虛擬企業屬於臨時性的結盟組織,依靠網路實現統一經營,交易完成後即告解散,生命周期極短。所以,採用現行市價法或變現價值法作為計價基礎會更好地反映企業會計要素的現實質量狀況,提供准確的會計信息,更具有現實意義。

2.對權責發生制的影響。現行會計制度中,收入與費用的確定採用權責發生制,而不是收付實現制。在電子商務時代,虛擬公司存續的短暫性,決定了它不存在費用的跨期攤配問題,也不需要劃分收益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因此,採用收付實現制相對權責發生制更為合理。

3.對配比原則的影響。傳統的配比原則要求當期的收入與成本、費用相對比,互相配合;而在電子商務時代的配比原則,不是要求各期間收入與支出的配比,而是要求組成虛擬公司的合作各方在收入和支出方面進行合理分配。

4.對財務報告的影響。會計報表的目的是向企業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會計信息要准確、全面、及時,然而當前的財務報表有很多的局限性。在電子商務時代,基於網路技術平台的支持,報表的生成將呈現自動化、網路化和非定時性,沖破了時空的限制,信息的披露更加充分,信息使用者隊伍更加壯大,信息的質量也大大提高。

綜上所述,建立在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之上的電子商務已經沖擊了傳統會計模式,會計環境的變化要求會計信息系統也要進行內部改革,未來的會計信息系統也必將實現信息化。

Ⅳ 中世紀歐洲國家工商業和金融業對會計(單式簿記)發展的影響

中世紀歐洲發動的十字軍東侵對東、西方社會歷史發展均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聖殿騎士團的歷史作用不可忽視。它最初職能是保護朝聖者和保證朝聖道路的安全,但不久治作用也不斷增強,開始在十字軍國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如此它還廣泛參與經商。
聖殿騎士團的最初職能是保護朝聖者和保證朝聖道路的安全,不久其職能就得以擴展,軍事職能遂成為其基本職能。隨著軍事力量的增長,其政治作用也不斷增強。它不僅在十字軍國家的政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歐洲政治。不僅如此,在十字軍東侵中它還充當著「銀行家」的角色,在12、13世紀的地中海商業中佔有一席之地。
中世紀歐洲發動的十字軍東侵對東、西方社會歷史發展均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其中聖殿騎士團的歷史作用不可忽視。然而,由於聖殿騎士團的官方檔案已經隨著聖地的喪失而丟失,學者們只有通過西方各國政府和羅馬教廷檔案的側面記載以及一些零散的資料進行研究。人們對聖殿騎士團關注的焦點仍在史料相對較多的軍事方面,而對於其他方面則重視不夠。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聖殿騎士團的歷史作用進行較為全面的探討,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聖殿騎士團的起源和消亡
聖殿騎士團起源於9個西方騎士的自發行為。第一次十字軍對耶路撒冷的佔領引發了西方基督教徒到東方朝聖的狂潮。然而朝聖之路充滿了艱險。根據當時的朝聖者記述,在從地中海東岸的港口到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野獸和盜賊橫行,朝聖者經常遭到撒拉森人的襲擊、搶劫和殺害。最令人震驚的慘案發生於1119年的復活節:在從耶路撒冷到約旦河的途中,300名朝聖者被殺害,60人被擄。朝聖者的悲慘遭遇喚醒了9個前來朝聖的西方騎士的責任心。根據12世紀後期的編年史學家的記載,這9個「高尚的、虔誠的騎士立志保護朝聖者」,在耶路撒冷宗主教面前誓願守貧、禁慾和服從,象正規修道士那樣全心全意服侍上帝。宗主教賦予他們「嚴防盜賊和攻擊者,保證道路暢通,特別是朝聖者的安全」的職責。由於他們既無教堂,也無居所,耶路撒冷國王將王宮的一部分——據說是古老的「所羅門聖殿」——賜給他們。從此,他們才有了「聖殿騎士」之名。�
至攻克耶路撒冷為止,第一次十字軍在東方建立了幾個基督教國家,但初創時期的十字軍國家面臨著惡劣的生存環境。作為統治者的西方教俗貴族在聖地的總人口中所佔比例極小,而且所擁有的資源有限,難以實施有效統治。因此,聖殿騎士團誕生不久就受到了十字軍國家的重視。�
1120年1月,耶路撒冷王國在納布盧斯召開了教俗貴族會議,確認了它在十字軍國家的合法存在,確定了它保證朝聖道路安全的基本職能。從1127—1128年它的總團長的西歐之行受到歡迎,並吸引了顯赫的朝聖者的加入和虔誠的基督教徒的捐獻。安茹伯爵富爾克以已婚兄弟身份加入聖殿騎士團,並每年捐贈30鎊銀。香巴尼伯爵休於1125年加入,「情願放棄萬貫家財而變成貧民。」這些顯赫人物的行為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也使苦苦支撐十字軍國家局面的國王看到了希望。對於只有300名騎士和300名步兵的國王來說,擴大聖殿騎士團的影響無疑是獲得西方支持的最佳途徑。因此,國王鮑德溫二世很快就接納了聖殿騎士團,並繼續擴大其影響。1127年,他派聖殿騎士團總團長佩�恩·�德·休到歐洲活動,尋求羅馬教廷對聖殿騎士團的認可和招募聖殿騎士。�
總團長的歐洲之行獲得了圓滿成功。1129年,羅馬教廷在法國的特魯瓦召開宗教會議。關於這次會議召開的日期,會議記錄者記為1128年。R.希斯坦德認為,由於當時法國的歷法以3月25日為一年的開端,應該將會議日期更正為1129年。
這次會議是一個里程碑,它為聖殿騎士團制訂了章程,確認了聖殿騎士團在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和羅馬教廷對它的最高權威。教廷的確認進一步擴大了聖殿騎士團在歐洲的影響,並使其接受基督教徒的捐贈行為合法化。不僅如此,在1139—1145年間,教皇還授予它免交教會什一稅,甚至徵收什一稅的特權。特魯瓦會議以後,西歐社會各界的捐贈紛至沓來。捐贈的財物包括金銀珠寶、地產、庄園、磨房、城堡、教堂、各種收益權利以及地產上的農奴。西方基督教徒不斷的、虔誠的捐贈使聖殿騎士團迅速成為大封建主,為其職能的擴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後盾。�
聖殿騎士團的職能逐步由維持聖地治安的警察式職能擴展到軍事職能。在特魯瓦會議召開時,聖殿騎士沒有合適的盔甲,只能穿人們捐贈的衣服;他們也沒有錢修繕自己的住所;連巡邏必備的馬匹也只能2人合騎一匹。特魯瓦會議以後,聖殿騎士團才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於編年史所記述的軍事行動中。顯然,大量的捐贈迅速加強了它的經濟實力;西方騎士的踴躍加入迅速擴充了其隊伍。1129年11月,特魯瓦會議以後不久,總團長立即帶著新招人馬返回東方,參加了進攻大馬士革的戰斗。1136—1137年,聖殿騎士團奉命守衛從乞里奇亞進入安條克的通道。1149-1150年,它受命守衛加沙城。大概從這個時候起,它成為十字軍國家的一支常備軍。參與聖地的戰役成為其主要任務。最初的警察式職能依然存在,但已經降到次要地位。�
聖殿騎士團的兵力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根據記載,到12世紀60—70年代,它有300名聖殿騎士。到80年代則擴大到600名。如果加上軍士,聖殿騎士團擁有的總兵力可達2,600人。加上臨時招募的雇傭兵,這個數字會更大。這些兵力主要部署在城堡或要塞里,其防衛作用得到了有效發揮。聖殿騎士團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的主要城堡有37個,分布於地中海東岸和約旦河以西約600公里的狹長地帶,基本上覆蓋了十字軍國家的領土。
除防守城堡和要塞之外,聖殿騎士團還積極參與耶路撒冷王國和十字軍的軍事行動。在較大的戰役中,它經常充當十字軍部隊的先鋒,或者與醫院騎士團並列為先鋒,或者充當後衛,保護十字軍部隊不受敵人騷擾。聖殿騎士總是沖鋒在前,撤退在後。他們的大無畏精神鼓舞了十字軍的士氣,許多歐洲騎士願意在聖殿騎士團的旗幟下戰斗。不僅如此,聖殿騎士團在東方長期作戰所積累的經驗,它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形的熟悉,都使之備受十字軍領導人重視,並在軍事決策中發揮作用。1146年,教皇、法國國王和許多教俗貴族參加了由總團長召集的聖殿騎士團高級會議。這次會議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十字軍。1148年6月,總團長還列席了由德國國王康拉德、法國國王路易和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三世參加的軍事會議。這次會議做出了進攻大馬士革的決議。在第三次十字軍中,獅心王理查德召集的最高軍事會議由5個聖殿騎士,5個醫院騎士,5個東方基督教徒和5個十字軍首腦參加。正是在兩騎士團的建議下,英王放棄了進攻耶路撒冷的決定。大量證據顯示,除了第四次十字軍和德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東征外,聖殿騎士團在大部分的十字軍軍事行動中參與了決策。�
一般來說,十字軍東侵的規模龐大,但十字軍戰士終究要回到西方。脈沖式的十字軍無法久留,保衛十字軍國家的任務不可避免地落到聖殿騎士團、醫院騎士團和耶路撒冷王國的肩上。12世紀後期耶路撒冷王權衰落後,保衛任務主要落到兩個騎士團肩上。兩個騎士團成為保衛聖地的主要力量,其中聖殿騎士團的表現更為突出。它經常擔當保衛聖地的領導責任。在1291年的亞克保衛戰中,聖殿騎士團總團長威廉擔任基督教徒軍隊的統帥,指揮亞克的守軍、兩騎士團和塞普勒斯國王的部隊,共計1�4萬人。當大部分基督教徒軍隊將士陣亡,塞普勒斯國王帶著自己的殘余部隊撤離後,聖殿騎士團決定投降。馬木路克蘇丹同意了,但是他的士兵卻侮辱了基督教婦女。聖殿騎士在狂怒之下重新拿起武器。最後,他們退守到總團部的木塔內,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蘇丹命令燒毀木塔。聖地的最後一批聖殿騎士被埋葬在灰燼之中,十字軍國家也隨之覆亡。
二、聖殿騎士團的主要政治活動
由於物價的變化和史料的匱乏,我們已經無法精確計算裝備一個聖殿騎士要耗費多少資源。但是,有一個比照數字:在1180年,要裝備一個勃艮第騎士需要300公頃,或750英畝土地;到1260年,由於物價特別是馬匹的價格上漲,這個數字增加了5倍。由於世俗騎士和聖殿騎士都是重裝騎兵,二者的花費應當比較接近。可見供養一個聖殿騎士的費用是相當昂貴的。如果算上軍士、扈從、雇傭兵和大量的後勤人員,維持一支常備軍的耗費十分驚人。在十字軍東侵期間,一些小軍事僧團往往因實力薄弱或在某次戰役中傷亡太重而消失或放棄軍事職能,如阿拉貢南方的蒙喬伊騎士團、東歐的多布林騎士團和耶路撒冷王國的聖·拉扎勒斯騎士團。但聖殿騎士團不但發展成為十字軍國家中的主要力量,而且具有不斷再生的能力。這離不開歐洲基督教徒的虔誠貢獻。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二世把所羅門聖殿送給那9個騎士居住,應該是第一筆捐贈,大規模捐贈是在聖殿騎士團的建立得到羅馬教廷批准之後。特魯瓦會議前後,聖殿騎士團的創建者和總團長佩恩·德·休取道法國赴大不列顛招收新騎士,沿途接受了歐洲君主和貴族的竟相捐贈。其盛況是教皇烏爾班二世發動十字軍以來從未見過的。1131年,那法爾和阿拉貢的國王阿方索一世甚至將聖殿騎士團作為王國的繼承人列入遺囑。聖殿騎士的虔誠和獻身精神感動了整個歐洲。當時德高望重的教會活動家聖·伯納德專門撰寫了《新騎士頌》一文,極力推崇這種集宗教和軍事職能為一身的所謂「新騎士」模式。此後,社會各界的捐贈便成為一種潮流,直至聖殿騎士團終結。捐贈者的動機是為了贖罪,或為了自己和家人的靈魂得到安寧,或受到了聖殿騎士的英勇行為的感染。西方的虔誠捐贈很快使聖殿騎士團成為歐洲的大封建主。根據13世紀編年史作家馬修·帕里斯的記載,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擁有9,000座庄園或領地。它在歐洲的年收入粗略估計有600萬英鎊。這些庄園以及其它財產使聖殿騎士團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為其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為了管理這個經濟體和招募新騎士,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行政機構。它的總部在耶路撒冷,最高行政長官是總團長;在西歐主要國家設立分團,如巴黎分團,倫敦分團等分別由分團長領導;在各諸侯國或王國再設三級分團,如英國的愛爾蘭分團、蘇格蘭分團;法國的尼德蘭分團、盧森堡分團等;三級分團之下,再設四級分支機構,直接經營本地地產。13世紀,聖殿騎士團進行行政改革,設一個西方總管,下轄兩個巡查官,分管伊伯利亞各省和英國、法國、德國的分支機構。這樣,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行政網路。這個網路由至少870個城堡、分支機構組成。它們的主要職責是管理聖殿騎士團在歐洲的財產、招收和培訓新騎士和為聖地提供馬匹、馱畜和食品。�
行政網路建成後,聖殿騎士團實際上成了一個跨國組織。它在東方保有一支常備軍,發揮著它的軍事作用。在西班牙的再征服運動中,它發揮著類似的作用。它在基督教世界擁有9,000座庄園,由大大小小870個城堡護衛。它的庄園實行封建化管理,控制著大量的農奴,每年創造出巨額收入;根據教皇的命令,它的一切產業享有免交什一稅的特權。它的年收入600萬英鎊,而當時英國王室的自營地年收入只有3萬英鎊。它還有一套職能廣泛、分工明確、等級森嚴的行政機構。根據聖殿騎士團章程,下級絕對服從上級,這造成了它的行政機構的高度集權。總團長在聖殿騎士團網路內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令歐洲任何一位君主羨慕。所有這一切都使聖殿騎士團不僅能夠充當保衛聖地的主力軍,而且使它在基督教世界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
在十字軍國家中,聖殿騎士團在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角色。在早期,它的政治活動基本上是保守的。國王鮑德溫二世決定把聖殿騎士團納入自己的政府系統,是因為他看到了它的發展潛力:它的特殊的職能和宗教熱情更能吸引西方的支持。因此,聖殿騎士經常被國王作為特使派往羅馬和歐洲各國。顯然,在處理十字軍國家與西方的關系時,聖殿騎士團比國王的封臣更具優勢。由於擔負著保衛聖地的職責,騎士團參與十字軍國家政治活動逐漸成為一種慣例。大量史料顯示,聖殿騎士團和其他軍事僧團的領導人、耶路撒冷宗主教和各地的貴族是王國高層會議的常規性參與者。這個時期,聖殿騎士團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還是能夠與國王保持一致。而國王也樂於將更多的城堡和土地的防衛責任放到聖殿騎士團肩上。由於聖殿騎士團在聖地的軍事作用越來越大,國王對它的依賴也越來越重,結果是,它的獨立性開始萌發。到12世紀60和70年代,它已經敢於公開與國王抗衡。當國王阿馬里克一世意識到聖殿騎士團的獨立傾向會破壞王國的政策時,就採取干預總團長選舉的辦法控制它,但是他去世以後,十字軍國家再也沒出現過強有力的君主。王權開始不可逆轉地衰落了。與此同時,作為聖地主要軍事力量的聖殿騎士團的政治實力急劇上升。從此,它便深陷於十字軍國家的內部政治斗爭中,並成為其中的決定性因素。1186年,它的總團長甚至強迫醫院騎士團交出存放王冠的金庫的鑰匙,親自安排了王位繼承。
被它扶持上台的國王對它既愛又怕,自然要受它左右。由此可見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國家中的政治參與程度之深。很顯然,聖殿騎士團已經成為十字軍國家的主要決策者或者主要決策者之一。另外,從聖殿騎士團經常參加或領導與周圍伊斯蘭教國家的談判來看,它在十字軍國家的外交政策中也起著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當然,十字軍國家還有其他政治力量,如醫院騎士團,義大利商人公社和地方貴族,國王也不總是傀儡。聖殿騎士團政治作用的發揮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
聖殿騎士團在歐洲也具有政治影響力。這取決於它與教皇和各國君主的關系。由於在歐洲擁有大量財產,而且還有更多的捐贈期望,它必須保持與各國君主的良好關系。為了不破壞與任何一國的關系,它必須學會左右左逢源,盡量迴避各國的國內糾紛和國際糾紛。總的來說,各地的聖殿騎士團分支機構成功地貫徹了這個基本方針。它們的忠誠和行政管理經驗也經常為各國王室所用。相當多的資料顯示,許多聖殿騎士在歐洲國家的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亨利三世時期,聖殿騎士開始擔任英國國王的顧問、司庫、特使、救濟品分發官等職務。聖殿騎士團的分團還經常替國王保管財物甚至玉璽。這顯示了王室對聖殿騎士團的充分信任。當英王約翰與封臣發生憲章沖突時,為了安全起見,他經常住在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此間,許多國家大事都是在那裡決策。聖殿騎士團很可能在其中起了某種程度的作用。雖然如此,沒有資料顯示聖殿騎士團介入了這個時期的英國國內沖突。在法國和西班牙,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法國國王經常通過聖殿騎士團的行政網路向聖地輸送軍費。在遭到取締前,聖殿騎士一直擔任法國的財政要員。在西班牙,國王大量任用聖殿騎士為政府官員,經常利用聖殿騎士團的資源對伊斯蘭教徒作戰,顯示了對聖殿騎士團更多的倚重。聖殿騎士團被取締後,阿拉貢國王詹姆士二世和葡萄牙國王迪尼茲還利用它的殘余資源,再造類似的軍事僧團。
可見,不捲入歐洲各國內部紛爭,維持與各國的良好關系,以服務於保衛聖地的中心任務,是聖殿騎士團的基本方針。但即使在十字軍東侵期間,歐洲國家之間也頻繁發生沖突。這些沖突經常威脅著聖殿騎士團極力避免捲入歐洲政治斗爭的一貫方針。聖殿騎士團對付這種威脅的方法就是調停沖突,化解矛盾。在英國王子與法國公主1160年的政治聯姻中,聖殿騎士團就扮演了公正調停人的角色。不過,這次調停不甚成功。英王亨利二世為了盡快得到作為嫁妝的2座城堡,提前讓王子與公主成婚——他們分別只有5歲和3歲,而作為調停人的聖殿騎士欣然把城堡交給亨利二世,從而引起法王的憤怒。調停成功的例子是教皇與英王約翰的糾紛。教皇特使與約翰的談判就是在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進行的。經過聖殿騎士的百般斡旋,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然而,教皇與德國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沖突卻陷聖殿騎士團於進退兩難之地。一方面,它要維持與德國皇帝的關系以保護它在中歐的地產,另一方面,它要服從教皇對它的最高宗主權。它選擇了後者,從而與皇帝交惡。
雙方在聖地發生爭吵,幾乎引起火並。這說明,在復雜的國際政治斗爭中,聖殿騎士團很難保持一貫的中立。如果說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國家存續期間是「被動參與」歐洲政治的話,那麼在失去聖地後,聖殿騎士團似乎開始積極參與歐洲的政治。
三、聖殿騎士團的金融職能
聖殿騎士團的行政網路還衍生出一種金融職能。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首先,這種金融職能起源於聖殿騎士團的財務實踐。作為後方供應系統的各地分支機構負責經營本地的地產,將部分產品兌換為現金,然後將其連同糧食、馬匹以及其他戰略物資和各界捐獻的財物通過歐洲各港口輸往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以滿足前線需要。這使聖殿騎士團積累了豐富的財務經驗並培訓了大量的財務人員。其次,財務活動的社會化使聖殿騎士團網路具有了金融機構的性質。歐洲的寺院團體很早就有替人保管珍貴物品和文件的先例。十字軍東侵開始後,又為十字軍戰士和朝聖者提供貸款或抵押貸款服務。相比之下,聖殿騎士團的軍事性質使它在這方面獨具優勢。由於在基督教世界有大量的城堡和騎士,它能夠保證金庫的安全和採用武裝押運的方式確保運輸過程的安全。實際上,安全優勢甚至使它能夠與發達的義大利各銀行一爭高下。再次,在財務活動社會化後,它在歐洲和東方的分支機構順理成章地演變為金融網點,使其金融服務更為快捷。這種網點優勢也增加了它在金融業的競爭力。最後,其特殊的組織原則和在金融實踐中的表現有利於樹立它在基督教世界的誠信、中立的形象。聖殿騎士團的章程規定,聖殿騎士不能擁有個人財產。一旦被發現擁有個人財產,他會受到處罰;如果個人財產是通過不正當途徑得來,懲罰更嚴厲:死後不能埋葬在聖殿騎士團的專用墓地。這種對虔誠基督教徒來說最嚴厲的懲罰大大降低了金融活動中的道德風險。根據馬修·帕里斯的記載,曾經擔任英國大法官和攝政的哈伯特·德·伯勒在1232年受到指控。國王亨利要求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交出哈伯特存放在分團金庫的金銀財寶。但分團長回答說:「未經委託人允許,我們不會把受託財物交給任何人。」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遠征埃及時被俘。為了付清埃及人要求的贖金,路易的下屬向聖殿騎士團借款。看管保險箱的聖殿騎士作出了類似的回答。最後,路易的下屬只得採用象徵性暴力,命令聖殿騎士打開保險箱。誠信和中立已經成為聖殿騎士團金融事業的信條。�
聖殿騎士團的金融業務迅速發展,經營項目逐漸專業化和系統化。13世紀以後,它的網路由十字軍的輔助服務者發展為專業的金融機構。從現存的資料看,其主要客戶是國王、貴族和教會。有十字軍研究者將其金融業務劃分為7大類。其中主要集中於託管、信貸和匯款。
託管是聖殿騎士團的基本業務。有資料顯示,教俗貴族和國王經常將金銀、珠寶、遺囑、甚至條約存放在聖殿騎士團的金庫里。1204年和1205年,英王約翰將玉璽和王冠寶石寄存於倫敦聖殿分團。次年,他又將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堂金銀器皿存放於此。1261年,與封臣發生糾紛的亨利三世認為將這些物品存放於巴黎聖殿分團更安全,遂將其移送巴黎。3年後,亨利就是用這些物品作抵押貸款,組織力量對付叛亂的貴族。在巴黎,法國諸王將珠寶存放於聖殿分團長達一個世紀之久。1259年,路易九世將與亨利三世締結的條約原本存放於巴黎聖殿分團。教皇也經常將聖殿騎士團作為財物存放地。1220年,他命令他的英國特使將從英國徵收的稅款送往巴黎聖殿分團存放,然後,從東方的聖殿分支機構支取這些錢財。
聖殿騎士團的信貸業務為經常捉襟見肘的歐洲君主和教會提供了便利。英王約翰多次從聖殿騎士團貸款以支付士兵的薪水。1216年,著名的克呂尼修道院曾從聖殿騎士團貸款還債。法王路易七世和路易九世都曾從聖殿騎士團獲得巨額貸款。其中,前者的貸款數目如此巨大,以至於差點引起聖殿騎士團的破產。這兩位國王都是從東方的聖殿總團貸款,然後在巴黎分團還貸。由此可見聖殿騎士團的網路優勢。為了貸款便利,許多客戶在聖殿分支機構開立短期帳戶或長期帳戶。巴黎分團的流水帳顯示,在法國王太後1242年開立的一個帳戶中,清楚地記載了太後為准備聖燭節而存入和支出的資金。英國國庫年表顯示,1220—1259年,亨利三世在英國聖殿分團開立了長期帳戶。其中的存、取金額相當大。最大的存款額發生於1240—1249年,高達1.5萬英鎊,最大的取款額發生於1250—1259年,高達9,500英鎊。這些存、取款金額占王室年收入的1/3左右。
在長期的金融實踐中,聖殿騎士團的財務人員還採用了在當時十分先進的復式簿記方式和匯票取款方式。由於路途遙遠和安全狀況較差,十字軍戰士在東侵時往往不願意攜帶現金。為了解決十字軍的實際困難,聖殿騎士團採用了一種本地存款、異地取款的方法。人們可以持聖殿騎士團分支機構開具的書面憑證到另一個分支機構取款。這種書面憑證實際上就是現代銀行所使用的匯票。這表明聖殿騎士團的金融職能已相當專業化了。�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有史料記載的聖殿騎士團的客戶以王室和教皇為主,但是不能據此認為社會中下層與聖殿騎士團較少業務往來。在法制不健全、諸侯戰爭頻繁的黑暗時代,要求聖殿騎士團保密應該是中小客戶保護私有財產的本能反應。他們的財物託管和帳戶往往在他們本人出事以後才引起史家注意,比如上文提及的哈伯特一案。金融服務會給聖殿騎士團帶來一定的成本支出。但現存史料沒有任何它向客戶收取利息的記載。從中世紀基督教會對利息的態度看,聖殿騎士團很可能是不收取利息的。1145年,教皇還明令禁止對十字軍戰士收取利息。作為教皇直屬組織的聖殿騎士團應該不會違背禁令。不過,它可以從本地存款、異地取款業務中取得匯率收益,從抵押品經營中取得收益,或在事前、事後得到一些捐贈,以此彌補金融業務的成本支出。除了託管、信貸和匯款業務外,聖殿騎士團還時常從事委託征稅、押運稅款、代為支付、交割見證等金融活動。�
至於聖殿騎士團作為銀行家在12和13世紀的歐洲金融業的地位,由於聖殿騎士團的檔案已經丟失,僅憑支離破碎的旁證材料很難對之進行全面評估。但總體上可以說,第一,它遍及基督教世界的網路的託管、異地存、取和信貸業務為十字軍戰士和君主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促進了十字軍的發展。第二,它在歐洲和東方的金融活動十分頻繁。但是,其金融地位應該難以超越義大利商人和銀行,因為後者在地中海商業、金融業和運輸業中占據著顯而易見的主導地位。第三,它雖然在金融活動中採用了當時先進的復式簿記方式和匯票,但也不能過高估計它對金融業的貢獻。因為「在近代商業生活中,我們所看到的制度,象領事,商業法院,海上法,匯劃票,銀行,股份公司以及後來的商業公會這一類,都是在十字軍時期或不久以後從義大利商業城市中產生出來的」。
綜上所述,聖殿騎士團是歐洲十字軍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積極地參與了十字軍的戰役和軍事決策。在十字軍離開後,它是保衛聖地的主要軍事力量之一。它對十字軍國家和歐洲政治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它遍及歐洲的行政網路除了服務於東方的軍事行動外,還衍生出了金融職能,從而使其在十字軍東侵時期的地中海商業和金融業中佔有一席之地。

Ⅳ 在德國從事會計行業,考ACCA用處大么

ACCA在德國普及度比較低
ACCA成員主要集中在這些國家:
歐洲:英國、波蘭、土耳其、亞美尼亞、喬治亞
亞洲:馬來西亞、寮國、越南、新加坡、巴基斯坦、中國
非洲:馬里、中非、肯亞

2000年7月,德國財務監督執行組織DRSC(Deutsche
明文規定,上市集團公司可以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會計准則GAAP或IFRS合並編制財務報表,但必須將其翻譯為德語,並選用本位幣———歐元作為計價單位。在此以前,在美國上市的德國公司必須分別按照德國的會計准則和美國的會計准則編制兩種不同的年度財務報表。新規定大大縮減了上市公司年報編制開支費用。2001年6月,歐共體議會通過議案,規定成員國所有上市集團公司自2005年1月1日起,必須按照IFRS編制合並財務報表。

1973年,國際會計准則協會IASC在倫敦成立時,便著手建立統一的國際會計准則。但德國多年來一直固守自己的會計准則,獨立於GAPP和IAS/IFRS以外,直至1993年。引發這一變化的主角是德國最大集團公司戴姆樂—賓士股份公司。當時賓士公司為了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被迫按照GAPP編制財務報告,也就意味著德國已接納按照GAAP編制的企業財務報告,美國卻拒絕接納按德國會計准則編制的企業財務報告。作為經濟最發達和統領世界會計理論的美國,拒絕承認以保護債權人利益為出發點的德國會計制度,極大地震撼了德國會計界。隨之而來的是其他著名集團公司,如Schering,Bayer等,為尋找國外資本市場,紛紛仿效賓士公司的做法,嘗試按照GAAP編制公司報表,也有的公司按照IAS/IFRS編制。1998年,德國終於出台了《促進融資法》,修改了德國《商法》的部分條款,增加接納國際會計准則的HGB§292a條款,允許上市集團公司按照GAAP或IAS/IFRS編制財務報告。1998年,德國通過《公開法》,第一次在德國設立民間性的會計准則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解釋會計准則,提供會計服務,解決國際會計爭端等。

1998年是德國會計制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這一年,德國第一次向國際會計制度敞開大門,第一次設立民間會計組織,借鑒國外先進會計准則,促進本國會計制度改革。

從國際角度出發,建立國際統一的會計制度的必要性是無可爭議的。無論是投資方或是融資方,都迫切期望一個統一的會計制度,任何一家企業不希望因為會計制度的不同而喪失資本市場。從理論上講,如果各國間相互承認對方的會計制度,上述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但這是不現實的。盡管目前計算機技術已經相當發達,但投資方和融資方不可能完全掌握為數眾多、各不相同的會計制度,單純對國內企業的會計報表的分析已經相當耗時耗資。如果再考慮不同國家會計制度對年度財務報告產生的影響,只會使報表分析變得更加繁瑣復雜,增加出現錯誤的可能性。

從國內角度出發,統一的會計制度更有利於德國企業到國外資本市場籌措資金。德國雖然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由於其稅收、家庭式銀行體系、社會保險和養老保險等制度的制約,德國的資本市場遠遠落後於美國,資本市場並非德國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僅僅少數大企業通過國外資本市場融資。德國企業以中小型為主,它們所需資金大都來源於銀行貸款,德國銀行體系特有的局限性無法滿足它們對資金的要求。如果有了統一會計制度,簡化國外資本市場的融資手續,德國中小企業利用國外資本的機會大大增加,從而彌補國內銀行貸款的不足。因此,統一的會計制度對於德國中小企業具有格外的吸引力。

Ⅵ 德國和美國分別給日本的會計模式帶來哪些方面的影響

日本會計的發展充分體現了會計在國家之間的傳播和影響。明治維新使日本打開了國門,西方國家的法律法典等開始影響日本,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法律對日本產生了深遠影響;日本會計實務體系則更多地受到德國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會計實務體系又深受美國會計模式的影響,呈現出融和的跡象。盡管在世界范圍的會計模式分類中,通常將日本會計歸人美國模式,但日本的文化宗教、商業實務和歷史背景,都與西方國家有較大差別。

Ⅶ 法律體系對會計模式的形成和發展的影響

在會計制度和稅收制度改革以後,我國稅法與會計准則之間的差距呈擴大的趨勢,財務會計不再融財務、稅務於一身,而是遵循會計准則的要求。稅法也在力求獨立,致使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分離成為可能。但稅務會計要完全從財務會計中獨立出來,還需要一定的時間,筆者認為,我國稅務會計模式的建立要經過三個階段,適度分離階段、相對獨立階段和完全分離階段適度分離階段。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稅務會計獨立是有必要的,但是,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剛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有待完善,股份制公司還不是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我國法律體系是以成文法為主,人們的理財觀念還比較保守,會計准則的制定還是由政府控制,會計管理體制不可能從根本上放棄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因此,目前我國應將稅務會計和財務會計適當地分離。這一階段的工作主要是在企業財務會計體系下對有關的涉稅問題進行單獨的處理,稅務會計要依照稅法的要求正確計量和核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及扣除項目,涉及的稅種主要是所得稅。

相對獨立階段。當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運轉到一定程度,國家法律已經健全的法制化程度較高,股份制企業已是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人們的理財觀念有較大改觀,會計准則由政府制定,但已明確考慮到與稅法的不同,會計核算中的稅收導向已不突出時,這一階段才具有實施的可能性。在這一階段,在企業核算中,明確分設財務會計和稅務會計,稅務會計不僅要計量和核算應納稅所得額,還要按照企業發展計劃,在合法的基礎上,運用適當的節稅措施,幫助企業獲取最大經濟利益。

完全獨立階段。這一階段是在相對獨立階段的基礎上實現的。在這一階段,企業內部財務核算體系劃分為兩套核算體系,稅務會計不僅是企業稅金計量、核算和稅收籌劃的工具,而且還是匯集企業稅金和相關稅務信息的重要渠道。

Ⅷ 法律環境因素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有哪些

一、政治環境因素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

一國的政治環境包括政治體制、政治路線、政治思想和政治領導。它們對會計的影響多數情況下是間接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任何一種政治制度下的統治階層,都需要利用會計處理經濟利益關系,這就必然使會計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社會屬性;2.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對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發展具有推動或阻礙作用,政治體制的改革,勢必會引起會計賴以生存的經濟環境發生變化,進而使會計的各方面發生相應變化;3.不同政治環境下的民主理財程度不同,群眾監督制度不同,對會計信息公開程度的要求也不同。

就是在實行三權分立的西方政治制度下,因其政治路線、政治思想的不同,各國的會計理論研究與會計實務也有一定差異。英國與美國倡導自由,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均以市場為導向,強調政府的不幹預,反映在會計上,認為會計應從實用主義出發,立足於優化企業的商務活動。會計的目標是保護債權人、投資者利益;會計信息應以真實、公允、實用為基本質量要求;對會計的管理以民間職業團體制定和頒布的會計准則為會計行為的約束規范;在會計理論研究上,強調以完整的會計概念體系作為會計學科獨立發展的理論基礎。

同樣是在三權分立的荷蘭,其會計定位則是以服務於企業的經營管理為核心,認為會計的目標是維護企業利益,為企業經營管理提供全方位服務,會計核算必須使投入企業的資本得到保值增值。會計核算過程中,穩健主義被政府和社會廣泛接受。

而我國對會計的研究與認識,則是從我們的國體、政體與政治路線出發,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理論研究與實際工作不能脫離中國實際。反映在會計問題上,要求我們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下,運用馬克思哲學唯物論與辯證法研究會計,強調會計是國家政府控制和管理經濟的有效工具。所以實務中,由政府制定和頒布詳細而具體的統一會計制度,並將有關經濟政策融入其中,以統一性、可比性作為會計信息的基本質量要求。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環境因素不一樣,各國的會計研究指導思想各異、對會計認識也大相徑庭,會計實務更是繽采紛呈。應當說,與其他各因素相比,各國的政治環境是相對穩定的,因而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較小(主要體現在會計研究指導思想的穩定性和對會計的認識與管理上)、較間接(政治通過影響經濟、法律等其他會計環境因素彰顯其威力)。

二、法律環境因素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

不同的政治環境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模式。目前世界上基本可以分為大陸法系與海洋法系兩大法律體系。不同的法系產生於不同的社會發展背景,並以不同方式作用於會計領域。

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政府在會計規范指定過程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會計規范大多體現於公司法、稅法和商法等法規之中,形成了較為典型的立法會計模式,而且多數會計規范具有統一性、強制性特點,會計職業團體作用有限;而在海洋法系的國家,會計規范則基本由民間職業團體制定,政府很少干預,從而形成了協會會計模式,會計規范的靈活性、可選擇性較為明顯,會計職業團體權威性很高。

再從會計信息的披露情況看,大陸法系的國家,會計上奉行極端穩健原則,推崇准備金會計,通過各種准備金的計提與運用平滑各期收益,會計信息的公開程度較低;海洋法系的國家由於會計目標突出投資人與債權人的利益維護,與作為會計信息生產者的企業內部人員來講,投資人與債權人處於明顯的信息弱勢地位,因而決定了為實現會計目標,企業應最大限度地公開會計信息,以滿足投資者和債權人全面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

另外,不同法律環境對會計監管及會計人員的素質要求也有很大差異。大陸法系國家由於實行強有力的集權管理,在會計監管問題上也遵循同樣的思想,依靠政府有關部門對會計實行較多的監督,又由於會計規范制定的具體與統一性特徵,導致會計人員職業判斷空間狹窄,會計人員一般習慣於循規蹈矩,照章行事,素質要求相對較低;海洋法系的國家,由於市場作用的影響較大,會計規范的靈活性和會計監督上主要依賴於社會民間組織,留給會計人員獨立判斷的空間廣泛,對會計人員素質要求相對較高。

三、經濟環境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

經濟環境是對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調控方式、證券市場發育程度以及物價變動水平等具體因素的抽象概括,它是影響會計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

從經濟體制看,目前世界范圍內基本可以分為競爭型市場經濟、計劃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社會型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幾種體制,不同的經濟體制形成了不同的會計目標、管理方式、會計規范、會計監督等模式,所以研究會計及其發展變化,首先要研究會計所處的經濟體制,其次要把握經濟環境的發展變化方向及規律,由此才能抓住會計的實質,理解會計、掌握會計,並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發展會計,使會計與時俱進,促進其在資源配置、提高效益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其對會計實踐領域的寬窄、理論研究的深淺、規范體系的完善等都有不同影響。一般地講,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會計的認識就越加科學,會計的各方面工作就越加完善。

從經濟調控方式看,經濟調控方式取決於政治體制與法律體系,高度集權的政治與法律體系下,經濟調控方式一般也採納集權方式,從會計規范的制定和實施,對會計及其人員的管理及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都比較強硬與統一;市場化程度高的經濟體制下,宏觀經濟調控力度一般較弱,主要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實現各種調控,政府的干預較小,反映在會計上,就是規范制定與管理呈協會型,鼓勵企業自行選擇會計政策,會計主要服務對象定位於廣大社會公眾。

從證券市場發育程度看,發達的證券市場,要求會計信息披露充分、及時,而且決定了會計服務對象主要為廣大投資者和債權人;處於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對會計信息披露要求較弱,會計目標主要確定為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服務。

總之,經濟環境決定會計的產生與發展,無論會計是從被動的無組織到有組織的變化,還是主動的完全有組織的變換,都是經濟環境內部矛盾激化使原會計賴以生存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在一個政治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會計的發展變化主要源於經濟因素的不斷變化。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日益全球化,發展高科技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區域經濟持續發展。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種新型的經濟即主要取決於智力資源的知識經濟也在逐步發展。世界經濟發展的以上趨勢與狀況,決定了我們進行會計理論研究與實際工作的國際化方向,要求我們進一步參與國際會計准則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研究國際會計的相關內容;面對新興產業的出現,會計如何行使職能以發揮其提供特有信息的職能;區域經濟對會計提出了哪些新課題。這些都是新經濟環境條件下,研究環境問題對會計影響的側重點。如果把視線放回我國,新經濟環境下會計問題則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我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會計定位問題,我們在現實的經濟環境下,將會計定位於統一化模式還是宏觀化模式還是微觀化模式,不同模式將直接影響對會計模式各要素的分析與應用;2.會計國際化過程中,中國特色問題研究,不同國家的會計產生於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各有特色是客觀存在的,關鍵問題在於正確把握特色的內涵及具體體現,特色與國際化的關系問題及未來發展,以動態的研究理念時刻保持對會計問題的敏感與理性。

四、科技環境因素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

科技環境從廣義上來講,屬於經濟環境因素之一,我們之所以將其獨立出來作為影響會計的要素之一探討,主要是基於這樣的想法:科技發展水平高低雖然依賴於經濟發展狀況,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它確實已經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且,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已經得到全世界的認可,說明它不僅是依附於經濟,本身已成為現代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一大推動因素,這從其發展趨勢上可以看出:1.發展速度快,相應新學科不斷涌現;2.發展綜合化,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現代技術完全建立在科學理論基礎之上,而現代科學也裝備了現代技術設備,科學技術化和技術科學化;3.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結合,解決人類面臨的高度綜合性的問題。

以上三方面的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對會計的發展變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首先,在新的科技發展水平下,傳統會計的研究手段與實物操作方法受到挑戰,會計的研究重點隨之發生變化,會計新領域不斷涌現,會計這門社會科學越來越與其他學科交叉,橫向發展越來越寬,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對會計自身規律的把握不斷深化,由此會計縱深發展得到空前繁榮,細化的會計分支學科急待我們去研究與發展;其次,科學與技術的密切聯系,使得我們對會計的社會屬性及技術屬性的認識更進一步,同時指導我們應該更好地以現代技術裝備會計科學,以會計科學推動經濟發展,進而對現代技術發展做出會計的貢獻;同時,在會計的研究中,需要引入許多新事物,以開創會計發展之路,解決會計信息提供的真實性、相關性問題。

顯然,科學技術對會計的發展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會計如何適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變化,會計理論研究的側重點,會計事物的未來發展方向及未來會計理念的樹立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五、管理環境因素及其對會計發展變化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後期,經濟管理逐步從科學管理發展到現代管理。現代管理的特點是:1.面向市場的管理,是開放型的、提高市場競爭力的管理;2.從系統出發,注重戰略發展的研究,實行戰略管理,強調社會整體經濟效益;3.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經濟管理部門要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制定各種中長期經濟規劃、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發揮行政指導作用,對企業進行正確引導;4.企業加強內部管理;5.以人為本出發,實行以人為中心的管理,高層管理為中心的管理,重視行為科學的運用,培育企業精神;6.廣泛運用電子計算機等現代科學技術手段,重視信息的管理。

現代管理的以上特點,對會計的發展變化產生了一系列影響,主要表現在:首先,現代管理同時注重企業內部管理與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兩方面,這就要求會計提供的信息既要滿足企業內部管理的需要,又要滿足國家宏觀管理的需要,而內部與外部的信息需求必然存在差異,因此對會計的未來發展如何適應這兩方面的需求提出了挑戰。我們知道,世界范圍內的會計模式大體分為微觀模式、宏觀模式、統一模式與獨立模式,按照現代管理的特點與我國的國情,我們的選擇可能是微觀與統一模式的結合,而這二者如何結合起來這在世界上還無先例,要靠我們自己的認識與研究以期探索一種與現代管理相得益彰的會計模式。其次,從會計管理以人為本出發,重視行為科學的運用來看,對管理會計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如何將行為科學理論動態地運用於管理會計,並以戰略思想統帥該學科,科學地構造管理會計新的理論體系,成為新世紀的一項重要課題。最後,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的廣泛運用,使得傳統會計依託的操作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此帶來對會計認識重點、研究重點與工作重點的轉移,如何把握現代科學技術支持下的會計各項變化,是今後我們關注與傾注精力的地方。

六、研究與認識會計的「環境觀」及其意義

任何一個國家的會計,都處於一定的會計環境中,受到各種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客觀環境所處狀態不同,發展變化路途不同,導致世界范圍內各國會計各異,使得會計呈現出明顯的社會性特徵。所以,認識會計就要充分認識會計所處的客觀環境,把握客觀環境的時代性、交融性與動態性,將會置於大環境中,才能從根本上認識會計、理解會計,才能解釋世界范圍內會計理論的繽采異呈,會計實務的豐富多樣;也惟有如此,根據客觀環境的發展變化規律,我們才有可能架構與環境發展狀況相適應的會計未來藍圖,創新會計,發展會計。顯然,沒有對會計環境的深刻認識與把握,談會計創新與發展,無異於構造空中樓閣。

我們知道,會計有三大屬性,即社會性、技術性和人文性。上文談到會計的社會屬性,使得研究與認識會計要充分把握其客觀環境,那麼對於技術性、人文性與會計環境的關系,我們依然認為環境影響著技術性的發揮、人文性的內涵。首先,會計從產生之日起的提供信息的一套完整的技術,奠定了會計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但是,綜觀會計發展史,其技術手段在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展,原始結繩記事、古代的算盤記帳、現代的電腦軟體運用,無一不體現了環境變化對會計技術性屬性的影響,使得會計的技術性屬性不斷得到充實與發展,使得我們把握了一個動態的、發展的會計屬性,而這一點在現代理論研究中是至關重要的。其次,人文性與會計環境的關系,人文性的提出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日益重視人的結果。原始與古代社會,我們只認識會計的核算與監督職能,歸結到屬性上,則是社會性與技術性,只有到了現代文明社會,我們才提出了會計的人文性屬性,這一歷史發展過程本身就雄辯地證明了人文性與環境二者不可分割的關系。

以上論證了環境對會計的影響,當然,會計對環境的反作用也以一定方式進行著。我們不能忽略二者的互動研究,只有把握會計研究過程中的環境觀,才能更好地認識會計、發展會計。

Ⅸ 德國會計的基本特徵,哪些因素導致了這些特點

會計環境
(一)政治環境因素
德國的政治環境是根據憲法規定的。德國憲法稱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於1949年5月生效。1956年、1968年曾作過大修改。1990年8月,兩德「統一條約」對《基本法》某些條款又作了適應性修訂,10月3日起適用於全德國。《基本法》規定,德國是聯邦制國家,德國國家政體為議會共和制,聯邦總統為國家元首,聯邦總理為政府首腦。《基本法》還規定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即國家權利分別由相互獨立、相互制約、相互平衡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行使。
議會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組成。聯邦議院行使立法權,監督法律的執行,選舉聯邦總理,參與選舉聯邦總統和監督聯邦政府的工作等。
聯邦政府行使行政權,由聯邦總理和聯邦部長若幹人組成。社民黨和綠黨於1998年10月27日組成聯合政府。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行使執法權,是最高司法機構,主要負責解釋《基本法》,監督《基本法》的執行。 德國政府管理國家與美國不同,不僅在宏觀上管理國家,微觀上也參與管理。不僅立法對微觀經濟的原則進行直接干預,甚至政府直接立法規定會計處理、財務報告格式等細節。但是德國政府幹預微觀經濟的方式也不同於法國,沒有單獨制定《會計法》、《會計總方案》等,將會計問題單獨立法管理。
(二)法律環境因素
德國與以英美為代表的「盎格魯一薩克遜」普通法體系不同,德國法律體系屬於典型的大陸法系,是建立在羅馬法系基礎上的成文法。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由憲法保障的。憲法一方面強調在德國建立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自由原則」,為其提供法律前提和保障;另一方面又規定國家對社會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的「社會原則」,提供國家保障經濟健康、協調發展以及社會公正和安全進行干預的法律依據。德國政治法律制度影響社會市場運行的顯著特點是經濟政策法制化,影響會計環境的主要法律包括《商法 HGB》、《股份公司法AktG》(又稱《股份公司和兩合公司法》)、《公告法PublG》、《股份不公開公司法GmbHG》、《稅法》以及《歐洲引導法》等,會計活動必須遵守這些法律。在德國,《商法》規定了會計處理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要求。《股份公司法》、《股份不公開公司法》則是影響不同組織形式企業會計具體處理的最主要因素。在德國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使用不同的公司法,不同的德國公司法對會計處理的規定有所不同。《稅法》是稅務會計的基礎,它對年度財務報表產生很大影響。《公告法》是大型合夥企業必須遵守的披露要求。《歐洲引導法》是歐盟國家必須遵守的法律。
目前,德國對會計行為的規范寓於有關的法律之中。例如,1985年12月19日頒布的《會計指令法Bilanzrichtlinien-Gesetz》是《商法》的第三章,1990年頒布的《銀行會計指令法》、1994年頒布的《保險指令法》是對商法典有關會計的規定進行修正後,編纂人《商法》的。因此,德國會計處理是法律規定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要求德國會計處理保證合法性是順理成章的。在德國商法中,根據企業的不同法律形式有不同的會計法規。
(三)文化環境因素
德國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偉大的詩人、藝術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德國文化對於世界的貢獻,可以說是眾多精神產品和精神領袖,對世界文化產生過很大影響,尤其是康德、歌德、席勒、貝多芬、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等,不僅為人們提供了優美的詩歌和樂章,還為人們認識客觀世界提供了諸如形而上學理論、辨證論、唯心論、唯物論、辯證唯物主義、共產主義等理論。從德國「啟蒙運動」以「理性主義」為核心,提倡科學,提倡批判精神和維護人類尊嚴思想的特點,可以看到德國文化中蘊藏的嚴謹的思維邏輯,不滿足於現狀的探索精神。 二次大戰後,為了解決德國面臨的社會發展問題,德國「經濟奇跡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教授提出了一種啟動並快速推進西德經濟現代化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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