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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司法改革

發布時間: 2022-01-05 14:20:21

『壹』 念斌案為什麼能翻案

三大疑點幫念斌翻案

2008年2月3日,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念斌死刑,然而面對案件中不斷出現的疑點,念斌的姐姐念建蘭始終堅信,自己的弟弟應該是無辜的,絕望之中,念建蘭決定更換律師。黑暗之中,念建蘭希望能夠看到一點光亮。2008年2月,念建蘭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了律師張燕生。

念建蘭:「張律師看了一下起訴書,就說水壺有沒有檢,我說前前後後見了那麼多律師,沒有一個人告訴我說抓到一個核心問題,水壺有沒有檢。」

張燕生發現,檢方提供的證據中,前後矛盾的還不止這一處。而這些矛盾之處,也成為念斌案最終逆轉的關鍵。

疑點一:可疑的視頻「剪接點」

在福州警方提供的審訊視頻中,念斌曾親口供述自已的投毒過程。

念斌翻供之後,檢察院便將當時審訊的視頻提交給了法庭,以此證明念斌當時並沒有遭到刑訊逼供,而是自願承認。與這份視頻同時提交給法庭的,還有一份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的鑒定報告,證明視頻完整沒有經過剪接。

在這份視頻里,確實看不到念斌被刑訊逼供的畫面,但是卻有一個明顯的剪接點,而就在這個剪輯點前後,念斌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從不承認作案到對投毒供認不諱。

然而法院的最終判決,並沒有提到這個細節,而是最終認定,視聽資料記錄了念斌「作有罪供述時的神態自如、環境寬松」,念斌關於被刑訊逼供的辯解不能成立。

疑點二:「早產」的檢測報告

據念斌對投毒經過的供述,他於2006年7月27日凌晨1點左右把鼠葯投放在了水壺內。據此,公安機關的起訴書認定,水壺的水含有氟乙酸鹽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但據念斌律師張燕生的說法,在公安機關提供的物證中卻沒有看到水壺被檢出毒物的報告。

張燕生發現,檢方提供的證據中,前後矛盾的還不止這一處。其中鐵鍋的送檢時間明明是2006年8月1號,而檢驗報告卻在7月31號就已經得出。

還有,關於毒物的來源,檢方指控念斌是從一個姓楊的老人那裡購買的氟乙酸鹽鼠葯,然而當張燕生去調查時,這名姓楊的老人卻表示不記得見過念斌。

隨著疑點的不斷增多,一些毒物專家也被邀請加入了念斌的案件,專家們發現,根據警方提供的檢驗報告,在死者的心血、尿液和嘔吐物中都檢出了氟乙酸鹽,然而在胃和肝里卻沒有檢測到,這有悖常理。

在投毒案中,死者的中毒原因、嫌疑人的投毒方式以及毒物的來源都是定罪量刑的關鍵,然而辯護方提出的種種疑點,卻讓檢方的這些證據看起來並不是那麼無懈可擊。

疑點三:「完美」的質譜圖

質譜圖是廣泛應用於各個學科領域中通過制備、分離、檢測氣相離子來鑒定化合物的一種專門技術。比如,在一起毒品案中,公安機關要通過一種技術手段證明繳獲的「大麻」就是大麻,質譜法便是現在普遍運用的一種方法。在念斌案中,警方便是運用質譜的檢驗方法,認為死者系氟乙酸鹽中毒,進而鎖定投毒者為念斌。然而,不同中毒的原因,在質譜圖上就會有不同的波形表現。對於投毒案來說,質譜圖就是支持警方鑒定結論的最原始的信息。

張燕生律師一直要求調取本案的質譜圖,但都被以「內部機密」為由拒絕提供。直到2013年7月庭審時才被警方遞交給了法庭,這也成為全案被推翻的一個關鍵。

經過對質譜圖的分析,專家發現,死者俞悅尿液的質譜圖竟然與機器檢測時使用的標准參照圖譜一模一樣。俞悅竟然能尿出一個氟乙酸鹽的標准樣品來,這是荒唐無比的。更令人震驚的是律師的第二個發現:被害人俞潘的嘔吐物和俞潘的心血竟然來自於一個檢材。

經過仔細研究,專家最後得出結論,根據現場物證的檢驗結論,應該皆未發現氟乙酸鹽,本案件並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氟乙酸鹽曾被使用過,也就是說,警方認為兩名孩子死於氟乙酸鹽中毒的結論不能成立。

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權保住了念斌的命

2008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將念斌案發回重審。那一刻,念斌似乎看到了回家的希望,然而事實上,此時距離他最後回家,還有漫長的六年時間。

2009年4月29日,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念斌案再次開庭審理,辯護方提出的種種疑點依然沒有被採信。兩個月後,念斌再次被判處死刑,念斌不服再次提出上訴。

2010年4月7日,福建省高院做出終審裁定,駁回念斌的上訴,維持原判。案子被送到最高法復核,念斌的死刑隨時都有可能執行。

對未來失去希望的念斌,此時並不知道,他的命運早在第一次被判處死刑之前,就與我國的司法改革進程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2006年10月,我國的人民法院組織法進行修改,明確規定,從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權。原則上都要提訊被告人,當面聽取被告人的意見。對證據有疑問的,要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到案發現場進行調查。

2010年10月28日,最高法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核准念斌死刑,將案件發回福建省高院重新審判。

帶著這些疑問,2014年3月15日,念斌的律師團又召集國內多名毒物專家,對26張質譜圖逐一進行分析。經過仔細研究,專家最後得出結論,根據現場物證的檢驗結論,應該皆未發現氟乙酸鹽,本案件並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氟乙酸鹽曾被使用過,也就是說,警方認為兩名孩子死於氟乙酸鹽中毒的結論不能成立。

(1)福建司法改革擴展閱讀

案件經過

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縣澳前村17號兩戶居民,丁雲蝦家和房東陳炎嬌家一同吃晚飯;到了晚上10點,丁雲蝦10歲大兒子俞攀和8歲的女兒俞悅,相繼出現腹疼、頭疼、嘔吐和抽搐等症狀,被診斷為食物中毒,經醫生搶救無效死亡。警方在接報報警後即到達現場,宣布該案系「人為投毒」,於當日刑事立案。

2006年7月30日,警方從死者的心血和嘔吐物中檢驗出「氟乙酸鹽」有毒成份,認為死者系氟乙酸鹽中毒死亡,並認為其鄰居念斌存在重大作案嫌疑。

據警方提供的案卷資料,念斌投毒動機是,2006年7月26日晚,一名顧客來買香煙,被丁雲蝦招呼到她的店裡(兩者同開雜貨店),搶了念斌生意,因懷恨在心,想教訓丁雲蝦。遂於次日凌晨將鼠葯投入鄰居家的鋁壺中,造成了2死4傷。

這就是福建省「念斌投毒案」。念斌被逮捕,提起公訴。 後該案歷時8年10次開庭審判,4次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2010年10月最高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書,並撤銷原判發回福建省高院重審。

2011年5月5日,福建省高院也撤銷了福州市中級法院對念斌的死刑判決,該案件發回福州中院重新審判。2011年9月7日,該案在福州中院再次開庭審理,再次對念斌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終審判決:

一、撤銷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榕刑初字第104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

二、上訴人念斌無罪。

三、上訴人念斌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貳』 齊樹潔的擔任職務

同時他還兼任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審判理論研究會司法改革專業委員會委員、執行制度專業委員會委員,福建省法學會理事,《東南司法評論》主編,《司法改革論評》主編,《仲裁研究》學術顧問,廈門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泉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清遠仲裁委員會仲裁員,貴州師范大學客座教授,汕頭大學客座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兼職教授等職務。

『叄』 有哪些地方立法權造成了地方保護主義

首先,地方立法權擴容謹防「法盲立法」。當前大多數設區的市,不論是組織機構還是人員素質皆難以擔當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權的49個城市,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經濟特區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人大常委會的組織機構比較健全,常委會委員或人大代表的素質相對較高。而此次擬新擴容的設區的市,其不僅大多沒有專司立法的專門委員會或者是工作機構,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極低,熟悉立法理論與實踐的人才幾乎缺乏儲備,在此種情況下,未經任何試錯即輕率打開地方立法之門,其後果委實難以想像,此種後果在實踐中最突出的體現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簡單拼湊乃至直接抄襲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權擴容提防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賦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權,雖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積極性得以發揮,但地方黨委、政府藉助地方立法權以加強其地方保護主義和地方利益的擔憂亦絕非杞人憂天。立法是一項妥協的藝術,也是權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達、意志設定過程。享有立法權主體的行政層級越低,其與具體公民、企業、社會組織的利益糾葛越緊,對公民和社會權益的損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權主體過多過濫,定會助長地方保護主義、本位保護主義的盛行。通俗地講,便是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難免不將自身的利益「塞進」地方性立法當中,使其地方保護主義在「法律化」的掩飾下顯得「名正言順」,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眾參與制度、地方立法監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種擔憂表現得更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權擴容避免危及法制統一。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法制統一的意義尤為重大,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更是作為一項憲法原則。又由於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各地之間在經濟、文化方面的差距較大,為此形成了多層次的立法體制,除國家層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進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權的迅速擴容,在一定程度上會挑戰我國法制的統一。具體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時,有意或者無意地突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立法許可權,或是地方在國家立法已有規定的情況下制定與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轟動一時的「洛陽種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便被認為違反了作為上位法的《種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規定,但由於上位法立、改、廢活動較為頻繁,而地方性立法由於諸方面的緣由未能及時進行相應的調整,如此一來便出現了地方性立法與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違憲審查制度和司法審查制度闕如的情況下,地方性法規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須援引的依據,地方立法權主體的率爾擴容弄不好會顯在或潛在地助長司法的地方化。
誠如上述,地方立法權擴容背後的原因諸多。賦予更多的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即便有諸多積極效應和客觀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劇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數量?答案應是否定的。其中最關鍵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於降低試錯風險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趨向於「分步走」的改革路徑。於此層面而言,分批賦予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或許更為穩妥與合理,當然賦予地方立法權的條件可不如批准「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此所做的制度設計可謂合理,其規定:「前款規定的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等因素確定」。
地方立法權的擴容除選擇「分步走」的路徑之外,尚須確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學性,具體而言,以下舉措值得考慮:
第一,委託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現有的體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機關或是人大有關機構直接起草,此種作法自有其優勢,但由此導致的後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機關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難免不受部門利益的影響。試舉一例,在交通管理領域的地方立法過程中,實踐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來,交通管理部門既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亦是游戲的參與者,這不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並間接導致了執法的不公。基於此,委託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門利益對立法的挾持與干涉。二是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為受委託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專業性知識。十八屆四中全會亦提出:「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在過去的地方立法實踐中類似的舉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過的《廣東省經紀人管理條例》即為我國首次委託專家學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項制度的建立尚存諸多問題有待明確與解決,譬如第三方選擇的方式,是直接委託還是公開招標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確保第三方不受相關機關的牽制,如何實現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徵求意見制度的後塵,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於流於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時就採納,不符合其利益時便棄之一旁。
第二,健全對地方立法權的監督機制。為了避免地方立法權的濫用,有效的監督勢不可缺。此種監督無外乎事前與事後兩種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國《立法法》要求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方可施行。後者則是對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進行合憲性、合法性審查,並對其中違憲、違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銷,我國《憲法》、《立法法》對此均有所規定,但該制度設計在實踐中並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現如今,隨著地方立法權的擴容,地方立法的數量勢必增加,違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數量同樣會隨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審查、撤銷制度依舊處於「冰凍」狀態,其後果不言自明。於此層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權擴容不至於遭到濫用,對地方性立法的審查與撤銷制度無疑需要「解凍」。
第三,劃定設區的市在進行地方性立法中的許可權。在立法體制中,許可權劃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負面清單的模式,即只要不屬於國家立法權的專屬范圍,地方皆可進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單的模式,即唯有明確授權的事項,地方始可進行立法。二者各有優劣,我國現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種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為國家立法權所專屬,除特別授權外,不容許由法規、規章等進行規定,其中諸如犯罪和刑罰等內容甚至不允許進行特別授權。為防止擴容後的地方立法權出現尚難以預期的濫用,對設區的市的地方立法權可通過正面清單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這些地方擁有城市發展所需的立法許可權的同時,又不至於為地方性立法僭越國家立法創造「條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其許可權的規定為:「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於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項。」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立法許可權的限制是否溯及過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關較大市的規定與憲法相關規定對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許可權並非一成不變的,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調整。

『肆』 第二批司法體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體制改革試點的省、市、自治區為:雲南、山西、內版蒙古、黑龍江、權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這項改革舉措,對於確保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具有深遠意義。
第一批選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個省市先行試點,為全面推進司法改革積累經驗。
第二批試點省市自治區於今年上半年陸續進入了司法體制改革,包括雲南、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伍』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的歷史沿革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的前身為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原設於福建省廈門市。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原名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簡稱高一分院),是從福建高等審判廳第一分廳(一度改設為省控訴法院廈門分庭)演變過來的。
民國12年(1923年)2月,福建高等審判廳在思明縣設立福建高等審判廳第一分廳,不設廳長,由監督推事任主管,內部機構則只設刑庭、民庭和書記室。
福建高等審判廳第一分廳審理內亂、外患和依法由它作第一審的案件,以及不服地方審判廳或縣知事兼理司法第一審裁判的上訴案件和第二審裁判的再上訴案件(再上訴案件從民國13年5月起一律收歸高等審判廳受理)均實行合議制。
根據民國14年(1925年)的資料,福建高等審判廳第一分廳管轄思明、龍溪、晉江3個地方廳,鼓浪嶼會審公堂,以及未設地方廳的金門、東山、南安、安溪、惠安、同安、漳浦、南靖、長泰、平和、詔安、海澄、雲霄、永春、德化、大田、龍岩、漳平、寧洋19縣。其餘閩侯、莆田2個地方廳和未設地方廳的39縣(含翌年設廳的建甌縣)皆由福建高等審判廳管轄。
民國16年(1927年)4月,武漢國民政府在福建實行司法改革,將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合並為法院,福建省設福建省控訴法院及其在思明縣的福建控訴法院廈門分庭。同年11月,根據南京國民政府決定,福建省控訴法院及其分庭改為福建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縣法院改稱地方法院,實行院長制。福建省控訴法院廈門分庭改為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
民國27年(1938年)5月廈門淪陷,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遷駐龍岩縣。
民國34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於10月遷回廈門,另在龍岩縣設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龍岩分庭。
民國37年(1948年)1月,按照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的訓令,福建高等法院所屬5個分院改以所在縣市命名,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改稱為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
福建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審理關於內亂、外患和妨害國家外交的刑事第一審案件,以及不服地方法院(或縣司法機關)民刑第一審裁判而上訴、抗告的第二審案件。在民國24年(1935年)7月前實行四級三審制時,還受理屬於初級管轄的不服地方法院(或縣司法機關)民刑第二審裁判而再上訴、再抗告的第三審案件。
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後,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為受理金門縣的司法業務,於1951年11月6日在台北恢復辦公。而當時馬祖地區的司法事務仍由軍法機關審理。
1956年及1969年,福建金門地方法院及其「連江民事庭」分別於金門及馬祖地區成立;由於當時該院人員仍在台北辦公,金門地方法院除重大案件隨時前往外,只有每年2次前往金門開庭;而馬祖地區則視案件多寡為機動性前往開庭。
1990年7月1日,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更名為今名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並自1993年2月15日起遷回金門縣辦公至今。

『陸』 我國實行的法官員額制是什麼意思

我國實行的法官員額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中國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版皮書表示,權建立法官員額制,就是要通過嚴格考核,選拔最優秀的法官進入員額,並為他們配備法官助理、書記員等審判輔助人員,確保法院85%的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

(6)福建司法改革擴展閱讀: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來,司法改革緊鑼密鼓,攻堅克難,統籌兼顧,扎實推進。

中共中央確定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貴州7個省市作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試點。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同意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雲南、寧夏開展推進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

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4項改革試點。這是繼去年7個試點省市後的第二批試點。會議要求試點地方要加強組織領導,細化試點實施方案,推動制度創新。

『柒』 請問法院法官大人那的錘子叫什麼錘啊

法官手裡拿的木槌名為「法槌」。

法槌作用與中國古代審案時用的驚堂木類似。在法庭上無論審判桌後面有幾個法官或陪審員,有資格手中執有法槌的只有主審法官一人。

最高人民法院法槌使用的操作程序為:法庭開庭或繼續開庭,先敲槌後宣布;休庭或閉庭,先宣布後敲槌;判決或裁定,也是先宣布後敲槌。

主審法官一般在這幾種情況下敲擊法槌:

1、宣布開庭;

2、宣布休庭;

3、宣讀判決或裁決;

4、庭上出現騷動;

5、案件審理參與者(當事人、律師、證人)陳述與案件無關。

(7)福建司法改革擴展閱讀:

我國最早使用法槌的是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2001年9月14日,思明區法院院長陳國猛敲響我國大陸法院庭審第一槌。2002年6月1日,《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規定》開始施行,從此,法槌成為法庭審判不可或缺的道具之一。

該規定明確規定了法庭審理中使用法槌的不同階段及程序:審判長在宣布開庭、繼續開庭時,先敲擊法槌,後宣布開庭、繼續開庭;宣布休庭、閉庭、以及判決、裁定時,先宣布休庭、閉庭以及判決、裁定,後再敲擊法槌。其他情形使用法槌時,應當先敲擊法槌,後對庭審進程作出指令。使用法槌時一般敲擊一次,法槌敲響後,訴訟參與人、旁聽人員應立即停止發言、喧嘩或其他有礙庭審進程的行為,否則將按照規定追究其法律責任

『捌』 法院聘用制書記員到底什麼意思

聘任制其實就是合同制啊,被錄用人員實行合同制管理,在合同有效期內,版法院與受聘權人雙方履行合同規定,聘用合同解除或終止後,雙方即解除聘用關系,受聘人不再具有法院書記員身份。

聘任制書記員納入公務員考試,但會特別標注「聘任制」,在合同期內享有公務員身份,在我國大部分地區通過司法考試後可以轉任助理審判員。

人民法院聘任制書記員管理辦法(試行)(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為了建立一支專業化的人民法院書記員隊伍,實現對書記員的科學管理。

(8)福建司法改革擴展閱讀

依照《人民法院書記員管理辦法(試行)》第七條,聘任制書記員使用人民法院政法專項編制,具備公務員身份。

第九條人民法院聘任書記員應當簽訂聘任合同。聘任合同的期限一般為三至五年,期滿可以續聘。書記員在同一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且距離法定退休年齡不足十年,雙方同意續延聘任合同的,如果書記員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的聘任合同,人民法院應當與其訂立無固定期限的聘任合同。

新聘任書記員試用期限為一年。聘任合同文本,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人民法院書記員管理辦法(試行)

『玖』 國家是否要對司法局進行機構改革,請問會如何改革,改革的政策什麼時候能夠到福建

只是有這個打算,具體時間具內部消息,大概要到明年了,從中央出來到地方大概需要三個月

『拾』 公平正義從哪裡來

要通過司法改革、審判活動和法治實踐,切實把人民群眾這一主體與公平正義這一客體統一起來,把親身感受體驗的現實過程與實現公平正義的最終目的統一起來,把具體的個案公正與整體的社會公正統一起來,這樣才能真正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改革紅利,理應包括司法工作以及司法改革的投入給人民群眾帶來的收益和實惠,以實現「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目標。如果說收益和實惠屬於功利性的概念,實現公平正義不僅提升到理性層面,同時對人民法院呈現為一個司法實務和法治實踐問題。 准確理解把握「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豐富內涵,首先有賴於理性思辨和理念升華。從主體與客體來看,人民法院必須通過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讓人民群眾這一「主體」感受到公平正義來源於當事人的參與、社會公眾的評價和新聞媒體的輿論,是包括主觀評判、社會認同和輿論意見在內的一種「感受」,是包涵利益受保護、司法受尊重、法律受敬畏的一種「體驗」。從抽象與具象來看,公平正義具有思想、理念、價值的意味,超拔於具體的人和事,總體上屬於抽象范疇,是人類社會亘古不變的主題。而對於每一個當事人、每一個案件來說,公平正義涉及到刑罰上的有罪無罪與罪輕罪重、責任上的是與非、利益上的得與失等,是可以感受、可以衡量的,是生動、具體、鮮活的。由此,實現「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目標,需要有司法理念的支撐,但不能僅僅停留於純粹思辨;需要有法治精神的導引,但不能僅僅停留於宏大敘事。 首先必須有更完善、更成熟的頂層設計和更科學、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應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機制改革,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應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確保憲法法律正確實施,切實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應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 立足於司法實務層面和具體過程,有必要從以下「六個一」著手,加以改進,改革創新,尋求突破:從回應每一起司法訴求入手,通過方便、快捷、經濟的方式,加強對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指導和司法服務,讓不熟悉法律知識的群眾懂得打官司,讓經濟困難的群眾打得起官司,讓有理有據的當事人打得贏官司。從做好每一次庭審入手,依照法定程序,做好庭前、庭中、庭後的各項工作,充分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對當事人和訴訟參與人把事說透、把理擺清、把法辯明。從寫好每一份裁判文書入手,針對事實認定、證據採信和法律適用等,講究法律邏輯,加強說理論證,規範文字表述,注重答疑解惑。從公開每一道環節入手,抓住立案、庭審、宣判、裁判文書、執行等各環節,通過現代科技手段等方式,做到全過程公開、最大化公開、多樣化公開。從規范每一項法官行為入手,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和法官職業道德教育,增強法律素質,提高司法能力,嚴明司法作風,恪守司法禮儀。從解決每一個熱點難點入手,深刻把握人民群眾的關切和司法訴求,尤其要針對涉訴信訪、執行和民告官等重症難症,凝神把脈、集智開方,切實維護和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總之,要通過司法改革、審判活動和法治實踐,切實把人民群眾這一主體與公平正義這一客體統一起來,把親身感受體驗的現實過程與實現公平正義的最終目的統一起來,把具體的個案公正與整體的社會公正統一起來,這樣才能真正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作者單位: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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