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的例子
這話問的，立法者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好像沒有什麼約束它們的吧。法院檢察院是審判機關，是決定適用法律機關。公民是受法律約束的人。
⑵ 罪刑法定原則在國外司法實踐中是如何運用的
太多了，隨便找本司考書上面就有，辛普森案件就是無罪推定的最好例子
⑶ 罪刑法定原則對刑事司法的指導意義
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對司法解釋具有如下意義：
首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防止無權機關進行司法解釋。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不可謂不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誠然，這些規定都有各部門的職責所在，且該解釋是對程序法的解釋，但是，它從側面說明了無權解釋的存在。
其次，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有權解釋的司法機關之間不發生越權解釋。我們知道1981年的《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中明文說明了審判解釋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檢察解釋歸最高人民檢察院，但是現實中，「兩高」的聯合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8年11月20日）等司法解釋，雖然聯合解釋讓法律的適用更為統一，但難免有檢察院介入審判解釋和法院介入檢察解釋的嫌疑。
再次，堅持罪刑法定有助於劃清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界限。罪 刑法定原則要求刑事法律只能由最高立法機關創制，因此司法解釋不能成為二次立法。另外筆者還認為，對於最低追訴標准最好是由立法機關解釋，因為這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的根據，應屬於「明確含義」而不是「具體適用法律」。雖然「進一步明確含義」和「具體適用」不能絕對的區分，但筆者仍認為在無法明確區分時應推定為應該進行立法解釋，而不是司法解釋，因為立法解釋更能更好的顯示罪刑法定原則。實踐中我們甚至出現轉授權的現象，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幅度內，分別確定本地區執行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准。筆者認為此類規定欠妥當，不可否認，同樣的盜竊金額在不同的地區造成的社會危害肯定會不一樣，但把數額標准確定權授權給高級人民法院難免有失偏頗。
當然上述這些意義應該只是形式意義上的，更重要的是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對解釋方法的限制和要求的意義，此意義應該是罪刑法定原則之於司法解釋的實質意義：有助於司法機關在忠於法律規定的原意和符合法律規范含義的范圍之內正確進行司法解釋，也就是可以讓司法機關在合法的范圍內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釋，讓司法解釋不超出刑法具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思，更好的實現實質法治。以此進一步推不難得出以下幾點：
1、賦予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是法的價值的最頂端，合理的解釋法律可以讓公民在可預料的禁止的范圍內不為一定的行為，反過來講，公民可以將自由最大化；
2、最大限度的實現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而司法解釋則是具體適用法律的指導和「准准繩」。
3、最大限度的限制司法權的發動。司法解釋中諸如追訴標準的規定即是對此的限制；
4、最大限度的對應追訴的犯罪進行追訴。犯罪是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理應受到懲處，合理的司法解釋有利於更好的打擊犯罪，以此保護人民。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明文規定不等於機械的明確規定，而應是邏輯上的明確規定，實踐中必須避免此類理解誤區。
總之，堅持以罪刑法定原則指導刑事司法解釋可以使法律得到正確解釋：即由正確的解釋主體在正確的許可權內解釋其應解釋的內容並用正確的方法作出正確的解釋，其正是通過正確解釋法律為實現最大限度的打擊犯罪和最大限度的保護人民提供最佳的依據並以此促進人權的保障。
⑷ 法律的漏洞有哪些舉例說明
我國還遠遠不是一個法律制度完善的法制國家，因此法律漏洞還非常多。以下兩個案例就說明了法律存在漏洞，以及漏洞的類型及探討。
案例一：偷稅9萬元可以定罪，偷稅15萬元反倒不能定罪！公安機關在查處一 經濟 犯罪案件時，發現犯罪嫌疑人隱匿收入，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少繳應納稅款，遂一並立案偵查。經偵查查實，犯罪嫌疑人偷稅數額約9萬元，占應納稅額的12％。
根據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偷稅數額占應納稅額的10％以上不滿30％並且偷稅數額在 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偷稅數額1倍以上5倍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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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漏洞與嗣後漏洞：
法律漏洞以存在的時間先後為標准，有自始漏洞與嗣後漏洞之分。所謂自始漏洞是指法律漏洞在法律制定時即已存在。
所謂嗣後漏洞是指在法律制定和實施後，因社會客觀形勢的變化發展而產生了新問題，但這些新問題在法律制定時並未被立法者所預見以致沒有被納入法律的調控范圍，由此而構成法律漏洞。
其中，對自始漏洞又可將其分為明知漏洞與不明知漏洞。此是以立法者在立法時對法律規定的欠缺是否已有認知為標准而作的劃分。明知漏洞是指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已意識到法律的規定存在不完善或缺漏但卻將這一問題保留給其他機關或部門。
通過解釋或補充細則等其他途徑來建立規范。明知漏洞是基於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尚不成熟，如法律當時予以規范恐致日後產生弊端，而這些問題有可能通過法律解釋、法律補充、司法判例或學理等來解決。
⑸ 刑法中的禁止類推解釋中不禁止對有利於告人的類推解釋是什麼意思，能舉個例子嗎
1、意思：我國刑法暫不適用類推解釋，刑法中有文理（義）解釋、擴充解釋、限制解釋、當然解釋、體系解釋、法意解釋、目的解釋以及補正解釋，但是根據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刑法不適用類推解釋，但類推解釋有利於被告人的除外。
形式側面禁止類推解釋，是禁止一切類推解釋。因為類推解釋導致刑法的規定適用於相似的情況，然而，只要兩種現象之間存在相同之處，人們就可以說它們具有相似性。於是，任何行為都可能與刑法規定的行為相似，都有被定罪量刑的危險。
2、例子：《刑法修正案九》第34條將刑法第302條修改為：「盜竊、侮辱、故意毀壞屍體、屍骨、骨灰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由於「屍體」不包括骨灰，因此將「屍體」解釋為包括骨灰屬於法律所禁止的類推解釋，但立法者認為侮辱骨灰同樣侵害了公眾對骨灰的虔敬感情，理應得到刑法的保護，那麼立法者可以通過立法使其成為刑法所保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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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釋禁止類推解釋
司法解釋是溝通立法與司法的橋梁，對於刑法適用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下，司法解釋是有限度的，超越這種限度的司法解釋是越權的，也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
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司法解釋不能採用類推解釋的方法。類推解釋是指對於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按照刑法中最相類似的條文加以解釋。
因此，類推解釋是以法無明文規定為前提的，類推解釋使刑法適用於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因而有悖於罪刑法定原則，是應予禁止的。同時，不利於被告人的擴張解釋，由於解釋已經超出刑法條文詞義的范圍。因而也是違背罪刑法定的，不應允許。
⑹ 被判刑死緩的有沒有最後執行死刑的例子
被判死緩後，2年內沒有故意犯罪，死緩改判無期，如有重大立功表現，可改判15年以上25年以下有期徒刑。建國後我國很少有死緩2年後被執行死刑的事情
⑺ 數罪並罰的計算例子
數罪並罰是刑罰論中比較難的部分，你能檢索到的現有的公共資料上往往只有數罪並罰的處理原則。但是比照這些原則應用到具體案例中後，很多人還是不會計算。下面我通過一個例子介紹數罪並罰的量刑范圍到底該怎麼計算，掌握這個例子，你會掌握數罪並罰計算中的90%以上的情形。
一、數罪並罰的根據
數罪並罰主要根據的是《刑法》第69條，因為法條比較長，且隨處都可以檢索到，所以不再摘錄。
二、計算案例
例：張三原判10年有期徒刑，執行期間第5年犯新罪，應當判處6年有期徒刑。同時又發現漏罪，應判5年。問，這種情況該如何處理？
以上案例的宏觀處理原則是：先處理漏罪（先並後減），再處理新罪（先減後並）。
1、漏罪處理（先並後減）
原罪10年有期徒刑，漏罪5年，10年與5年總和刑期為10+5=15年。並罰應當在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總和刑期以下酌情決定執行刑期，即10年以上，15年以下量刑。假設最後決定執行13年。張三已經執行5年，所以還需執行13-5=8年。
明白了上述計算過程，你就掌握了判決宣告以前的數罪並罰以及刑罰過程中發現漏罪的計算了。
2、新罪處理（先減後並）
在第一步計算中，我們得到的結果是張三的原罪與漏罪並罰應當執行13年，下面用先減後並的原則進行處理新罪。13年減去已經執行的5年，13-5=8年，即還剩8年，與新罪的6年並罰。8+6=14年，即總和刑期為14年，剩餘刑期與新罪刑期比較，剩餘刑期比新罪刑期高，所以應當在8年以上，14年以下量刑。假設最後決定執行12年。算上已經執行的5年，實際要執行17年有期徒刑。
明白了上述計算過程，你就掌握了刑罰過程中發現新罪的計算了。當然1、2步計算連起來就是刑罰執行過程中即發現漏罪又犯新罪的計算了。需要注意的是：
（1）發現新罪的數罪並罰，一定是剩餘刑期與新罪之間的並罰，而不是原罪刑期與新罪之間的並罰。回到案例，就是應當在8與6之間比較大小，做加法，而不是10與6之間運算。
（2）即發現漏罪又犯新罪，在處理新罪時別減重了。有人會拿第一步得到的還需執行的8年帶入第二步，再減個5年，那就減重了。
三、引申
為什麼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發現漏罪跟犯新罪的處理辦法會有所不同？
從樸素的道德判斷，一個人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犯新罪的處理應該要比發現漏罪嚴格，其實之所以用不同的處理方法進行處理，也正好體現了這一原則。但具體是哪兒嚴格法呢，我們來分析一下（這部分有些抽象，不感興趣的可以略過）：
假設，張三原罪判A年，在執行B年時，發現漏罪應判C年。李四原罪判A年，同樣在執行B年時又犯新罪，應判C年。
張三還需執行的刑期范圍是：（A-B，C-B）—（A-B+C），期中（A-B，C-B）表示A-B與C-B中的大數。
李四還需執行的刑期范圍是：（A-B，C）—（A-B+C），期中（A-B，C）表示A-B與C中的大數。
我們對比發現，張三與李四還需執行的刑期范圍的上限其實是一致的，都是A-B+C。也就是說，不論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發現漏罪還是又犯新罪，數罪並罰的刑期上均為原罪剩餘刑期與新罪或者漏的總和。
當(A-B)>=C時，張三與李四還需執行的刑期范圍的下限也是相同的，均為A-B。
當(A-B)<C時，張三與李四還需執行的刑期范圍的下限不同，張三為A-B與C-B中的大數，李四為C。我們可以看出，所犯新罪或者漏罪的刑期高於原罪剩餘刑期時，又犯新罪的李四還需執行的刑罰范圍下限必定要比發現漏罪的張三高。這時就體現了兩種處理方法的不同，可以看出對又犯新罪處理是更嚴厲的。
綜上所述，數罪並罰中對發現漏罪和又犯新罪的處理方法十分巧妙，它們很好地體現了刑法的罪刑法定、罪刑相當原則。
1、量刑上限的高低完全取決於所犯原罪、新罪或漏罪的嚴重程度，越嚴重的罪上限越高。
2、對於發現漏罪，量刑下限的高低，完全取決於漏罪的嚴重程度，漏罪越嚴重下限可能會越高。
3、對於又犯新罪，量刑下限的高低，既與所犯新罪的嚴重程度相關，又與原罪執行剩餘期限有關。新罪越嚴重量刑下限會越高，剩餘刑期越少量刑下限會越高。意味著一個人在越接近原罪快執行完的時候又犯新罪，說明天越沒改造好，他也將面臨更高的量刑下限，這與我們的認知是相符的。
4、代入具體數據，只管感受下這種差別。張三原罪10年，在執行第9年如果發現一個應判8年的漏罪，他的還需執行的刑期范圍應該是1年以上，9年以下。如他在執行第9年又犯一個應判8年的新罪，那他還需執行的刑期范圍則是8年以上，9年以下。看到差別了嗎？
⑻ 民事違法刑事違法行政違法的區別請舉幾個例子。
1、違背法律不同。
民事違法違背的法律為民法規定；刑事違法違背的法律為刑法；行政違法違背的是行政法規。
2、違法性質不同。
民事違法的行為是一般違法行為；刑事違法行為是嚴重違法且是一切違法行為中最為嚴重的一種；行政違法是違反行政法律規范尚未構成犯罪的行為，屬於一般違法行為。
3、包含范圍不同。
民事違法包含違反合同行為和侵權行為；刑事違法在我國包含八類如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等；行政違法包含實質性行政違法和形式性行政違法、內部行政違法與外部行政違法以及作為行政違法與不作為行政違法。
舉例如刑事違法，2018年4月15日，犯罪嫌疑人張某強因經濟拮據，心生綁架勒索惡念。隨即在互聯網上勾連了姚某慶、李某等4名外省人員，組成綁架犯罪團伙。5月4日，嫌疑人張某強等對臨汾鄉寧縣人孫某珍實施了綁架。
舉例如民事違法，甲與乙簽訂購買二手房合同且支付給乙方定金以後，乙方因事後覺得出售的房價低了，不願意履行合同。甲方將乙方訴訟至當地法院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並繼續履行合同。
(8)罪刑法定的例子擴展閱讀：
行政違法構成要件：
1、行政違法的主體必須是行政主體，任何組織和個人只有當他們以行政法主體身份或以行政法主體名義出現時，他們的違法才能構成行政違法。
2、主觀要件包含行政違法主體主觀上有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如果行為在客觀上違反了行政法律規范，但不是出於故意和過失，而是不可抗拒或不能預見的原因引起的，不能認為是行政違法而追究行政責任。
3、構成行政違法的客觀事實情況，包括行為及其後果等。
行政違法的特徵：
1、行政違法的主體必須是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不是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不可能構成行政違法；
2、行政違法違反的是行政法律規范，侵害的是受法律保護的行政關系；
3、行政違法對社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但尚未構成犯罪；
4、行政違法依法應當承擔行政責任。
⑼ 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在刑法條紋中的例子～規定
A 刑法中的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
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
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
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
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
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⑽ 請問哪裡有關於罪行法定原則的案例
許霆案件判決違反罪行法定、平等與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判詞矛盾
2008年3月31日廣州市中級法院對許霆一案判決，認為許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本應適用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鑒於許霆惡意取款是在發現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行為，採用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的手段，其行為與有預謀，或者採取破壞手段盜竊金融機構的犯罪有所不同。從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看，許霆犯罪主觀惡性不是很大。根據本案具體的犯罪事實，犯罪情節和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程度，對許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判處許霆有期徒刑5年，並處罰金2萬元。
該判決首先違反了刑法第四條「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和第五條 「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規定的平等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既然認定許霆構成盜竊金融機構罪，那就要板板正正的，一是一的辦，依法應當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何必法外開恩撈取大赦的英名，正規的刑法原則不適用，偏偏深街陋巷的，怕是有難言之隱吧？古代就有「欲加之罪」，還要你感恩。
其次該判決最精彩的自相矛盾的判詞是「許霆惡意取款是在發現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行為，採用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的手段」，該句判詞是否可以翻譯成：「一、在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客觀條件下，許霆惡意取款，或者說，二者有前因後果的關系；二、許霆（合法公開的）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該句話描述的可是該案件的客觀方面即確定罪名的依據的事實啊。
第三，判詞認定「許霆（合法公開的）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凸顯該判詞描述許霆並非採用秘密竊取的手段作案，盜竊罪的最典型的客觀特徵，是其行為的秘密性，櫃員機「神經了」向許霆獻媚，招手錢來，就像對一個5歲的嬰孩，許霆在大街上向其討要了170張面額1000元的金元券，怎麽能定性「盜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