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一致性

① 如何理解和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第2款

1、 對「行政機關」和「查辦案件」的解讀
這里的「行政機關」，是指具有行政執法和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以及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在法定授權范圍內實施行政處罰的組織，具體包括稅務、審計、工商、土地、環保、衛生、質監、人民銀行等行政機關，以及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等法律法規授權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修正後《刑訴法》第52條第2款在「行政執法」後加入「查辦案件」一詞，主要是針對我國監察部門對國家工作人員違法違紀案件進行調查、辦理的情況，而此種查處行為並非「行政執法」，立法部門專門在此款中用「查辦案件」來概括此種情況。此外，「查辦案件」行政機關的實踐工作中也經常使用，在200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的《關於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中也使用了「查辦案件」一詞，「行政執法機關在查辦案件過程中，對符合刑事追訴標准、涉嫌犯罪的案件，……。」
2、對「等」字的解讀
對於此款中「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的「等」字的解讀尤為重要，關繫到哪些行政執法證據可以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問題。學者們有不同理解，有的理解為列舉未完，為了文字簡潔不作贅述；有的學者解讀是列舉後煞尾，可以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的行政執法證據也就僅限於「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這四種。從文義解釋的角度，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依照邏輯解釋和系統解釋，就會發現前者更合理。根據修正後《刑訴法》的邏輯思維和行文習慣，「等」字多是代表列舉未完，而如果後面再沒有內容，就不會再用「等」字。如第54條「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根據《刑事訴訟法》與相關行政規章的關系，為了保持內容的一致性，這里的「等」字更宜解釋為列舉未完。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台的《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明文規定，「行政執法部門依法收集、調取、製作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檢驗報告、鑒定結論、勘驗筆錄、現場筆錄，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庭審質證確認，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意見》規定了七項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的行政執法證據，考慮到法規規范之間的一致性，這里的「等」應解釋為列舉未完。
3、對「證據」和「證據材料」的解讀
在法理上，證據和證據材料有聯系但又不相同。其聯系是指，證據往往來源於證據材料，證據材料是取得證據的基礎和前提。區別是：證據材料是尚未審查、核實的事實，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還不是證據；而證據，則是對證據材料經過去偽存真、查證核實，與案件有關的事實。[1]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法律中對「證據」和「證據材料」並沒有作刻意區分，不同的法律條文中使用的「證據」一詞時，含義並不相同，有時「證據」是指證據材料，即有待查證屬實的證據的原始材料。第52條第2款的「證據材料」是指尚未查證核實的證據原始材料；這里的「證據」也是指證據材料，是「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而非作為定案依據的「證據」。物證、書證等各種類型的「證據」，在未經查證屬實之前，僅僅是「證據材料」，這些證據材料可能真實，也可能不真實，需要經過審查判斷才能確定。經過查證屬實，符合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具有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內容的，才是真正的證據。

② 對刑法271條第二款如何理解

關於《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款的理解與適用
我國現行《刑法》第2 71條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該條第2款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第一款規定的是職務侵佔罪，第二款規定的則是應依照貪污罪定罪處罰的情形。
第一款中的「本單位財物」，可以理解為既可能是公共財產，如國有財產、集體所有的財產，也可能是國有與集體、個人、外資混合成的財產，還可能是純粹私人所有財產。那麼依照第二款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或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佔為己有……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是否不論其佔有的「本單位的財物」屬於上述何種性質，一律定貪污罪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就成為區分職務侵佔罪與貪污罪的關鍵所在。
從《刑法》第382條來看，貪污罪的犯罪對象應該是「公共財產」，而第271條第2款規定的「本單位的財物」卻未指明財產性質，有人據此認為，無論「本單位的財物」是何性質，只要符合《刑法》第271條第2款規定的其他犯罪構成要件的一律構成貪污罪。也就是說貪污罪的犯罪對象已經由單一的公共財產擴大到公私財產的范疇了。①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不妥。理由如下：一、《刑法》第382條第1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其中特別強調了「公共財物」，如果貪污罪的犯罪對象擴大到公私財產的范疇，在立法時就沒有必要在該條中將貪污罪的犯罪對象限定為「公共財物」。二、我們從犯罪構成來考察一下職務侵佔罪與貪污罪的區別。不難發現，主體的區別是顯然的，如果對象沒有區別 ，那我們只要考察一下犯罪的行為特徵是否有區別就可以區分二罪。貪污罪的行為是「利用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公共財物」，而職務侵佔罪的客觀行為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佔為已有。」可以看出兩者都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佔有財物。至於貪污罪條文中非法佔有財物的方法列舉了「侵吞、竊取、騙取」等詞，而職務侵佔罪條文中只用了「非法侵佔」，只能理解為是立法語言字面上的差異，實質上二者的行為特徵並無不同。據以上分析，可以認為貪污罪與職務侵佔罪只存在主體的不同。既如此，在對二罪進行立法表述時也就沒有必要象現行《刑法》那樣繁瑣、晦澀，完全可以採用更簡潔明了的表述方法。第382條可表述為：「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本單位財物的，……」而271條則可表述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非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而事實上，現行《刑法》卻並未如此表述。
筆者認為，《刑法》271條第2款規定的「依照貪污罪的規定定罪處罰」不能簡單理解為只要該款規定的人員具有該款規定行為的一律以貪污罪定罪處罰。而應理解為在符合該款規定的同時，還應該滿足貪污罪的其他犯罪構成要件，也就是說，犯罪對象還必須是公共財物。
對「依照貪污罪的規定定罪處罰」作這樣的理解，與刑法條文中類似用語的含義具有一致性，例如《刑法》第265條規定的「以牟利為目的，盜接……，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第264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處三年以下……」。可見第265條規定的依盜竊罪定罪處罰，在符合第265條規定的同時，還要符合第264條規定的「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才能定盜竊罪，而不是只要符合第265條的規定，不論盜竊數額和盜竊次數，一律定為盜竊罪。類似的規定在《刑法》中還有，比如第204條第2款和第201條，等等。
那麼如何界定第271條第2款規定的「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中的財產是否屬於公共財物呢？理論界有如下幾種觀點：
一、在混合型經濟實體中，按國有、集體的股份或者出資比例認定公共財產，用這種方法將公共財產和非公共財產嚴格區分開來。
二、國有、集體控股的企業財產，應全額認定為公共財產，不控股的企業按股份或者出資比例認定。
三、只要有公有資本的混合型經濟實體的財產，一律全額認定為公共財產。
四、國有、集體控股或者投資比例佔多數的企業的財產，全額認定為公共財產，否則一律認定為非公共財產。
筆者贊同第四種意見。上述第一至第三種觀點均有一定的道理，但在邏輯或法律適用上存在漏洞，不能讓人信服。第一種觀點以出資比例認定公、私財產的份額，在適用法律上有問題。如當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侵佔了混合型財產時，依這種理論，對侵佔的公共財產部分以貪污罪定罪處罰，對非公共財產部分只能以侵佔罪論處，導致一人一行為同時定為兩罪的情形發生，這種制度還會引起法人產權制度的混亂，公司法人財產權是統一、完整的整體，從中劃出一部分歸國有，還要劃出一部分為社會公眾或者其他法人、股東乃至外商所有，則法人財產所有權關系則蛻變為合夥型企業的財產關系，與現代法人制度背道而馳，是行不通的。第二種意見在認定公共財產時採用了雙重標准，不具有邏輯上的科學性。第三種意見將含有公有資本的混合型經濟一律認定為公共財產，可能會導致某些宜定為職務侵佔罪的情形被定為貪污罪，不利於對被告人人權的保護，不利於貫徹罪刑法定精神。
第四種意見以是否控股來認定混合型財產的性質，即國有、集體控股(控股51%以上為絕對控股，51%-35%為相對控股)或投資比例佔多數的企業的財產，全額認定為公共財產，否則一律認定為非公共財產。則不會出現上述情況。在現代企業制度下，公司或者企業享有法人財產所有權，而投資主體，包括國家在內，則享有股權。國有財產在轉變為公司所有財產的同時，國家從公司中取得了股權，並「按投入公司的資產額享有所有者的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先擇管理者等權利。」(《公司法》第4條第1款)。也就是說，國家以國有財產所有權換來了的股權，在控股的情況下換來了對企業的管理、決策權。《刑法》第91條第2款規定「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因此，國有、集體控股或者投資比例佔多數的企業的財產，可以認為是在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中的財產，從而以公共財產論。相反，非國有、集體控股或者投資比例佔多數的企業中的財產，則應以非公共財產論。

③ 刑法中的首要分子是指哪些人

你好，刑法中指的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團或者聚眾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
在我國刑法中，首要分子分兩種：
一、集團犯罪中的首要分子。這是指在犯罪集團中起組織、策劃作用的犯罪分子。這類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動通常在犯罪集團中表現為組建犯罪集團、制定犯罪集團的犯罪計劃、指揮犯罪集團成員犯罪，這類首要分子，也是共同犯罪中主犯的一種。
二、聚眾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聚眾犯罪，是指三人以上參加的犯罪活動，它不像犯罪集團有較嚴密的組織，但其中也有組織、策劃、指揮者，對整個犯罪過程的整體性、一致性起著協調作用。
聚眾犯罪刑事責任的承擔范圍問題，有四種模式：
1．所有參與聚眾活動的人均構成犯罪，即第317條的組織越獄罪、暴動越獄罪、聚眾持械劫獄罪；
2．聚眾進行違法活動的首要分子與積極參加者構成犯罪，而一般參與者不構成犯罪：如第268條聚眾哄搶罪、第290條的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非法沖擊國家機關罪，第292條聚眾斗毆罪;
3．首要分子與多次參加者構成犯罪：第301條聚眾淫亂罪；
4．只有首要分子才構成聚眾犯罪，而其他參加者不構成聚眾犯罪：如第289條聚眾打砸搶行為搶走財物或者損毀財物的，第291條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第242條聚眾阻礙解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此時，其他參與者可能定妨害公務罪）.
對首要分子一般按刑法分則具體罪行的規定處罰，刑法分則沒有規定的，按刑法總則的規定處罰。
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僅對該犯罪集團中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對於部分組織成員超過該集團的犯罪計劃所實施的其他犯罪不承擔刑事責任。

④ 《刑法》第27條第2款中應當與所有《刑法》應當一樣么

我國《刑法》第27條第2款規定:「對於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這是法律規定，對任何犯罪都一樣，

⑤ 簡答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內容和特徵

刑法因果關系，有的學者認為，是指犯罪實行行為與對定罪量刑有價值的危害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合乎規律的聯系。也有的學者認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關系，是指人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還有的學者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作為刑事責任的客觀根據而存在於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為與結果之間的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果關系，同時又是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關系，是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的統一。
因果關系的特點
刑法因果關系是哲學因果關系在刑法中的體現，和哲學因果關系具有一致性，他們都有以下特點：
1）客觀性：原因（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關系是客觀存在的。
2）相對性與絕對性：在普遍聯系的鏈條中原因與結果是相對的，孤立考察某一原因（行為）與結果的關系，原因（行為）和結果的地位又是絕對的。
3）時間順序性：原因（行為）須在前，結果須在後。
4）復雜性：一因（行為）一果、一因（行為）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
5）因果關系既有必然也有偶然：即導致結果發生的原因既有必然原因也有偶然原因。
必然因果關系是指行為人的行為與其所必然（合乎規律地）產生的結果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
偶然因果關系是當危害行為本身並不包含著產生危害結果的根據，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並由介入因素合乎規律地引起危害結果時，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聯系

⑥ 刑法第67條第3款是什麼內容

內容為：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後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

犯罪人投案自首可以使其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社會的持續狀態結束，但是給社會造成的損害並不會因自首而消滅。犯罪人投案自首，僅僅表明對自己所犯罪行的態度，並不會改變其原來犯罪事實。因此，審判人員在決定對自首的犯罪分子量刑，必須以其犯罪事實為主要根據。

在司法實踐中，審判人員首先按照自首者罪行的輕重對照有關法律，擬定一個刑罰幅度，而後結合自首的從寬情節，所以把握好度，嚴寬適度，不枉不縱。

(6)刑法一致性擴展閱讀：

自首犯的處罰原則

（一）處罰自首犯的總的原則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這是處罰自首犯的出發點，從這個總的原則分析，包含了三個方面的意思：

（1）對自首犯的處罰，從寬是必須遵循的准則。

（2）對自首犯從寬處罰包括從輕和減輕處罰兩種方式，究竟適用哪種方式，需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確定。

（3）對自首犯的處罰雖然從寬是必須把握的大原則，但是，這種從寬處罰是「可以」而不是「應當」。

（二）對於自首犯中犯罪較輕的，從寬的幅度是「可以免除處罰」。

（三）對於自首犯中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在刑法的規定中，立功與自首一樣，也是從寬處罰的情節，犯罪人既自首，又立功，就具備了兩個從寬處罰的情節，因此，刑法對這種情況作了特別寬大的處罰規定。

⑦ 論刑法目的犯中目的和故意的關系

所謂目的犯， 是指以刑法規定的類型化行為人動機為必備要素的犯罪。「目的」是目的犯的核心概念。關於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之關系在刑法理論上長期存在爭議。本文擬從目的犯主、 客觀結構的分析著手， 展開對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之關系探討， 以期對刑法相關理論之完善有所裨益。

一、 目的犯的主、 客觀結構分析

德日刑法理論一般認為， 目的犯主觀方面的獨特之處在於目的犯是「二主觀要件的犯罪類型」。即目的犯是一種主、 客觀要件不一致、 主觀要件多於客觀要件的犯罪形式。在目的犯中， 除了要求對基本客觀構成要件須具備故意之外， 還需要具備特定的內在意向。涵蓋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是故意； 超出客觀要件規定范圍的主觀要件稱之為意圖， 或稱為「第二主觀要件」， 或者是德國刑法學家海格勒所稱的「超出的內心傾向」， 麥茨格所稱的「有意義的意欲」。

一些學者根據目的犯目的對法益侵害的不同作用， 將目的犯目的劃分為兩種不同形態， 第一種目的犯目的， 其意向並非針對「所計劃的法益侵害」本身， 而是針對類型化的行為人動機加以描述， 如刑法中偽造罪的意圖即為此類。偽造罪侵害的法益是貨幣、 有價證券或文件的純正性， 而偽造罪意圖的內涵是「行使」， 該目的的內含已經超出所保護法益之范圍， 因此這種目的被稱為「法益侵害取向的額外主觀要件」； 另一類意圖所涉及的內容為法益侵犯本身， 行為人行為的可罰性確立並非在法益侵害時即已成立， 而需待確立目的存在時方能成立， 此種類型的目的犯類型， 其客觀構成要件實現， 僅為整個犯罪類型的前階段。如侵犯財產罪需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行為人實施了非法佔有他人財物行為， 可以成為認定財產犯罪的前提， 但是要認定成立侵犯財產罪， 還必須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非法佔有目的」就是一個本罪要求的類型化行為人動機， 只要該動機存在， 就可以成立侵犯財產罪。這種目的被稱為「超出法益侵害外的內在意向」。[1]

與目的犯的主觀特徵相適應， 目的犯主、 客觀關系的特徵在於目的犯的「主客、 觀不一致性」。「所謂目的犯， 乃將外部的行為有意義之意欲， 作為實現其他目的之手段的犯罪。此可分為外部行為被意欲為其他結果之目的之客觀的原因， 如所謂分離的結果犯之情形， 及外部的行為被意欲為行為者或第三者之新的結果之手段， 如縮短的兩個行為之犯罪之情形。前者如背信之『為自己或第三者獲得不法利益之目的』是也； 後者， 如偽造之『以行使為目的』者是。背信罪之『損害本人利益』之中間的結果， 被意欲為對於『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之最後的結果之手段， 偽造罪所謂偽造之中間的結果， 被意欲為對於所謂『行使』之最後的結果之手段。最後的結果必然系行為者之意欲」， 也就是說， 第一種目的犯， 以外部所為的行為為目的內容， 以為他結果之客觀的原因； 第二種目的犯， 乃意欲其行為以為其本身或他人之新的行為之手段。[2]第一種目的犯， 被稱為斷絕的結果犯， 第二種目的犯則稱之為短縮的二行為犯。

二、 目的犯目的與故意關系之理論探討

從上述目的犯主客觀的結構分析來看， 目的犯的結構要件在整體上包括三部分： 其一， 對客觀事實進行規定的客觀要件； 其二， 涵蓋此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即故意， 其三則為超出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即「目的」這一特定主觀要素。這種與主客觀相符的通常情形有異的二主觀要件犯罪類型， 引發了學者關於上述兩主觀要件關系的思考， 即目的犯目的與目的犯故意關系如何， 目的犯目的是單獨的犯罪主觀要素、 抑或是故意的一部分或者一種？

（一）國外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目的犯目的和故意的關系

目的犯的概念來源於德國， 與我國不同， 德國刑法中沒有故意的明確定義， 一般認為， 故意分為意圖、 直接故意、 間接故意， 其中意圖主要強調意志因素， 即行為人努力促使結果發生； 直接故意主要強調認識因素， 即行為人確信結果會發生； 間接故意也主要強調認識因素， 即行為人認為結果可能會發生。

德國學者對意圖和故意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存在將意圖與故意等視齊觀、 意圖與故意具有程度上的差異等諸多觀點。[1]由於「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中， 主觀要素和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之間的關系成為極為復雜的問題，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故意的內容與構成要件客觀要素的內容是一致的， 換言之， 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制約著故意的內容」。[3]如前所述， 目的犯主、 客觀結構非常特殊， 因此一些學者認為目的犯目的與故意、 過失地位並列， 而且由於目的犯目的不存在和它對應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是超客觀的主觀要素， 因此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不同。

普通法系的一些學者將目的犯目的與一般的犯罪故意區別開來。如「由於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許多普通法傳統的學者和法官認為， 在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之間存在著一個區別。一般的故意就是那些簡單地附隨著行為的故意， 就像諸如伴隨強奸行為的強奸故意。特定的故意應當是很好的加以定義了， 就像盜竊罪要求的故意一樣： 永遠剝奪所有權人的財產的故意。」[4]還有的學者則將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稱為基本犯意和進一步的犯意、 「特定意圖」。在論述基本犯意時， 在檢察官訴摩根（DDP v . Morgan）的案件中， 西蒙法官指出， 「我的意思是要求基本犯意的犯罪， 其明述的內容（或者更常見的是暗示）， 不能超出犯罪行為的范圍」。[5]根據上述論述可以看出， 英美法系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認為與犯罪行為對應的是基本的犯罪故意， 而與目的犯特定意圖對應的就是所謂的「特定故意」， 二者存在明顯的區別， 不能歸於同一范疇。

（二）我國學者的觀點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與德日刑法理論不同， 具體到與上述目的犯結構理論相關的不同之處主要有兩點， 其一， 德日刑法理論中的犯罪構成理論是三段式、 立體的犯罪構成理論， 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需要經過三個不同的階段， 即構成要件符合性， 違法行和有責性， 各個階段是彼此相對獨立的判斷。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則直接來源於蘇聯，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是平行的結構； 其二， 相應德日刑法理論中的故意通常認為屬於責任的范疇， 其故意主要是針對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和意欲， 因此， 雖然德、 日刑法中並未明確地規定故意的概念， 但是學者一般均認為目的犯之目的是獨立於故意的主觀要素。我國刑法則對犯罪故意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根據我國刑法第14條規定， 我國的故意是對行為「危害社會的結果」的認識和意欲， 因此， 即使我國刑法對故意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 但由於不同學者對故意概念的解釋不同， 對於目的犯目的與故意的關系仍然存在不同的回答。

通說的觀點認為， 目的犯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一種或者包含於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之中。例如， 有學者認為， 在對犯罪故意進行分類時， 「根據犯罪故意中是否要求具備構成要件的目的， 可以將故意分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所謂目的故意， 是指行為人必須具備某種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才能成立的犯罪故意。目的故意特指目的犯的故意。所謂非目的故意， 是指其成立不以具備某種具體目的為必要要件的犯罪故意」， 主張這種觀點的學者還將目的犯中的目的與普通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相區別， 認為「需要說明的是， 這里所說的目的， 專指刑法分則具體犯罪構成要件中規定的目的， 它的存在是該種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要件。而未在構成要件中規定的其他犯罪目的， 如直接故意（希望故意）中的行為人， 均是以構成要件的結果為其犯罪目的的， 但該目的並非犯罪故意成立所必需， 而且該種故意仍然屬於這里所說的非目的故意」。[6]

顯然， 根據上述通說的觀點， 目的犯目的是區別於普通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特殊的直接故意意志， 但其本質仍然是一種直接故意意志因素。主張目的犯目的屬於犯罪故意的學者一般認為， 在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的存在是犯罪故意存在的前提條件， 例如， 如果沒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則不存在盜竊罪的故意， 則不成立盜竊罪。如果不存在「以行使為目的」， 則不存在偽造貨幣罪的故意， 則不成立偽造貨幣罪。

還有的學者則認為， 目的犯的目的是獨立於犯罪故意的一種主觀因素， 認為「由於我國刑法中明確規定了故意的含義和種類， 因此， 目的與故意的關系應該非常明確。雖然在一般意義上來說， 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也是一種目的， 但它明顯區別於目的犯中的目的； 目的犯的目的是故意內容之外的一種主觀要素， 而不是故意的一種形式」。[7]

三、 本文觀點

筆者認為， 目的犯目的屬於行為人主觀上的一種意欲， 而故意則一般包括「認知」和「意欲」兩個部分， 因此要判斷二者關系最重要之處在於比較目的犯目的之意欲與故意之「意欲」是重合、 包含、 交叉、 還是互相獨立的兩個范疇， 如果二者是重合或者包含的關系， 則目的犯目的屬於直接故意的一部分； 如果二者是交叉或者獨立的兩個范疇， 則目的犯目的不能為故意所包含。

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內容與認識因素聯系緊密。根據我刑法第14條的規定， 我國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內涵與德日刑法中的故意不同的是， 我國的犯罪故意第一次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引入故意概念， 「危害社會的結果」取代了德日刑法中的「法定構成事實」， 成為行為人認識因素的內容， 相應的， 故意的意志因素由德日刑法中「希望或放任法定構成要件事實發生」轉變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因此， 對危害結果的理解就成為理解我國犯罪故意內涵的關鍵。危害結果是犯罪行為危害社會具體的、 客觀的體現。關於危害結果的含義， 刑法理論上存在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 廣義結果說認為， 凡是犯罪意思的客觀化， 都是危害結果， 它不限於行為對客觀外界所造成的有形變化， 還包括身體動作和其他非物質性損害。狹義的危害結果則是指危害行為導致犯罪客體發生的物質損害或者危險狀態。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則認為， 危害結果是指危害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所造成的實際損害和現實危險。[8]危害結果是社會關系遭受到侵害的重要征表。離開了犯罪客體， 便不能正確認識行為後果的性質。而目的犯目的與犯罪客體緊密相聯， 不具有特定目的， 則不可能對一定的社會客體造成損害， 既然如此， 目的犯目的就自然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中， 成為犯罪故意內容的一部分。

但筆者認為， 上述觀點有待商榷。將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作為犯罪故意的認識和意欲的對象不符合犯罪的本來面目， 混淆了行為人行為時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意欲以及事後對犯罪主觀方面評價的不同階段。犯罪客體是刑法所保護的、 而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主義關系， 是我國刑法理論中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一個重要指標， 我們在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 首次要考慮行為是否對犯罪客體造成了損害。但這種是否對犯罪客體造成損害、 造成何種損害的判斷和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一樣， 都是一種事後的判斷， 因此， 讓行為人在行為前認識作為事後判斷的對犯罪客體損害的危害結果是不現實的。而且， 犯罪客體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當然是客觀存在的， 但有些罪犯罪客體究竟為何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尚存在爭議， 未達成一致的看法，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期待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認識到自己對犯罪客體造成了損害？因此， 將對犯罪客體造成實際損害或者危險的危害結果作為故意的認識和意志因素的內容值得商榷。

我國犯罪故意的另一缺陷是排除了行為犯成立犯罪的可能性。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認為， 危害結果並非一切犯罪的構成要件， 行為犯的成立不以危害結果的發生為必要條件。如果認為犯罪故意是對危害結果的認識和意欲， 則行為犯就不可能成立犯罪， 而這也是和司法實踐不相符的。 基於以上法定犯罪故意概念的不足， 借鑒德日刑法理論中故意的概念， 從維護罪刑法定和責任原則出發， 本文認為， 我國的法定犯罪故意概念並不合理， 犯罪故意的認識對象應該是構成要件的主要事實， 相應的其意志因素則為決意實施上述已經認識到的內容或者放任上述已經認識到的內容的實現。

在上述本文界定的概念基礎上，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目的犯目的希望達到的結果和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並不一致性， 下面從目的犯中兩種主要的目的犯――斷絕的結果犯和短縮的二行為犯具體各罪中各舉一例， 說明本文的觀點。

盜竊罪是斷絕的結果犯的典型， 因此， 本文首先就盜竊罪目的與犯罪故意的關系進行考察。盜竊罪的目的是非法佔有他人財物， 那麼盜竊罪的故意是什麼呢？根據刑法的規定和合本文上述對故意內涵的界定， 盜竊罪的故意就是明知自己實施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會侵害他人對財物的佔有， 而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這里的意志因素中不必然包含行為人非法佔有的目的， 因為也可能行為人明知自己實施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會侵害他人對財物的佔有， 而希望這種結果發生， 然後在竊得行為人財物後加以使用， 使用後再返還給被害人， 這種情況下就不構成盜竊罪， 只有行為人是出於「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時才能認定成立盜竊罪。

再以典型的短縮的二行為犯――偽造貨幣罪為例， 偽造貨幣罪是典型的行為犯， 偽造罪的故意是明知偽造而實施。但是僅有故意還不能構成犯罪， 行為人主觀上還必須具有「以行使為目的」， 即將貨幣投入流通， 如果行為人不具有這種目的， 則不會對公共信用和國家的貨幣發行權造成損害， 也不可能擾亂貨幣管理秩序。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 在斷絕的結果犯和短縮的二行為犯中， 目的犯目的與直接故意意志因素都存在明顯區別， 二者存在不同的意志因素。目的犯目的是獨立於故意的犯罪主觀要件， 一般的故意犯罪， 行為人主觀方面只要具備刑法要求的故意就可以構成犯罪， 但目的犯除了要求對構成要件的認識和意志因素以外， 行為人主觀上還必須具備特定目的。但是目的犯目的與犯罪故意的關系密不可分， 沒有目的犯目的， 目的犯也就不存在， 研究所謂的目的犯故意就沒有意義。

⑧ 什麼是刑法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請問！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復即主觀與客觀制相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它的基本含義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中國刑法中的基礎性原則，有學者甚至將其稱之為支撐中國刑法理論的「阿基米德支點」。

主客觀統一原則，基於犯罪的主觀因素與客觀的因素可能相互分離而單獨存在的客觀真實，強調在解決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時必須同時考慮犯罪的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並注意二者是否統一於犯罪行為之中，是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8)刑法一致性擴展閱讀

傳統刑法理論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即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它的基本含義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但在司法實踐中它並不意味著在犯罪和刑罰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和平均主義，而是有偏重性的。

主客觀相統一的偏重性是在犯罪和刑罰方面要求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報應和預防相統一的基礎上的進一步追問。認為在犯罪問題上，行為及其實害（客觀方面）起決定作用，強調社會危害性的本質特徵；在刑罰的問題上，行為人及其人身危險性（主觀方面）起決定作用，強調預防的正當性。

⑨ 刑法中的意思聯絡是什麼意思

認定意思聯絡的意義主要是用來判斷是否符合共同犯罪的
意思聯絡就是共同致害人之間是否達成合意，是否有計劃有目的實行「共同」犯罪。
具體地說，
目前，關於意思聯絡的定義，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意思聯絡是共同犯罪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表明願意共同實施某種犯罪。[2]此觀點將意思聯絡界定為「表示願意共同實施某種犯罪」。

（2）意思聯絡是共同犯罪人不僅主觀上都有犯意，而且要有犯意聯系，他們之間以犯意的互相疏通為必要，彼此協調，只有這樣的共同故意，才能使共同犯罪的活動具有內部一致性。[3]此觀點將意思聯絡界定為「以犯意的互相疏通為必要」。

（3）意思聯絡是將共同犯罪人通過意思的傳遞、反饋而形成的。[4]此觀點將意思聯絡界定為犯罪人的「意思傳遞、反饋」。

（4）意思聯絡是共同犯罪人在認識因素上要認識到不是自己一個人單獨實施犯罪，而是與他人共同實施犯罪。[5]此觀點將意思聯絡界定為都認識到了自己在和他人一起犯罪。

上述觀點都基本上概括了意思聯絡的內涵，但也都有不盡完善之處，即它們都沒有對意思聯絡在共同故意中的本質作出科學界定。意思聯絡是不僅使共同犯罪人認識到自己是在和他人一起犯罪，而且能藉以形成共同故意的主觀溝通和思想聯系。根據此定義，意思聯絡的概念可從兩方面去界定：一方面,意思聯絡是一種共同犯罪人之間藉以形成共同故意的主觀溝通和思想聯系；另一方面，意思聯絡是一種能使犯罪人認識到自己不是一個人單獨實施犯罪，而是在和他人一起共同犯罪的主觀溝通和思想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