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與人情

Ⅰ 西方司法制度如何避免「人情關系」

現在的社會,人與人的人情關系是一件十分難以琢磨的事情,人情關系是為了維持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系的一種生存關系而產生的，主要表現為，逢年過節互相送禮、婚喪嫁娶隨份子，以野腔維護這種人情關系。擴大到社會交往，就是一種擴展人脈和討好上級的手段，容易滋生腐敗。分析當今社會的頌橋衫"人情"消費，不能不追溯到傳統儒家所倡導的人情主義。人情主義是中國儒家"尚情"倫理文化中土生土長的特定道德哲學范疇，是體現儒家和中國倫理文化的一種重要的、處理各種倫理關系的方法原則。儒家人情主義以血緣親情為根基，並普遍適用於社會關系領域，而中國近二千年封閉的農耕經濟為人情主義的生存發展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不斷積累沉澱，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式"人情"文化。這種人情理念蔓延到權力領域，就有了"礙於情面"之說，難免為以權謀私掩上了一塊遮羞布。為了搭建起與資源支配者的人情關系，必然千方百計尋找可以"連線"的中介人，然後請客吃飯送禮，"外人"自然就變成了"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那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有了感情的托辭，資源支配者"做人情"或"回饋人情"時，難免大開方便之門，將其所掌握的資源作有利於"自己人"的分配，違法亂紀甚至陷入犯罪深淵。雖然生活在復雜的社會中，人情關系是無法避免的，消蘆但是要對人情關系進行合理的有限的運用萬不能過度。

Ⅱ 法律和人情是否相悖

法律和人情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人認為法律是無情的，就沒有人情，那麼這種認為太絕對了。

法律與人情不是完全相悖的關系，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關系。

法律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總有一些不規矩的人和事情，需要有東西能夠制約，這便形成了法律。

也有人說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是規范後的人情，是為了維護社會穩步發展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人情。

法律是有情的，在社會發展中，法律維護更多的公平與正義，可以說法律才是最大的人情。

法律是人情社會發展的產物，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不能因為人情而隨意變化，它已經變成一個制度，一個規則，一個規范，所有人都得遵守，不可以以人情來逾越。

另一方面在遵從法律的同時，我們也是要尊重人情，這樣才使得社會處處有溫度。

因此，法律和人情不是相悖的關系，也不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都有它特定的形態和存在的價值。

Ⅲ 司法的認定可以外乎人情也可以不外乎人情

再次被刷屏了。山東聊城，源大工貿，一位母親被索債者當眾凌辱，幾近極致，兒子情急之下拿起水果刀捅傷四人，其中一人死亡。

事情的始末彷彿用一句話就能夠概括，法官的一紙判決書讓背後輿論持續發酵。

一審判決法官認為，雖然當時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了侮辱，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況下，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於是，白紙黑字，紅色印章。罪名故意傷害罪，無期徒刑的封印將一個22歲的生命永恆地定格在方寸之間的監獄里。可是，真的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嗎？傷害真的是故意的嗎？

顯然，這樣的說辭很難得到大眾的認同。

首先，我們來看下正當防衛的定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正當防衛，指對正在進行不法侵害行為的人，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仍然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其與緊急避險、自助行為皆為權利的自力救濟方式。

到這里想必大家對正當防衛這四個字在刑法中的釋義已經瞭然於心，正當防衛它要符合四個條件：

1、所針對的，必須是不法侵害；

2、必須是在不法侵害正在進行中；

3、所針對的，必須是不法侵害人；

4、正當防衛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

其次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詳細案情，南方周末披露：

蘇銀霞開辦的公司資金周轉遇困，不得已向吳學占借款共計1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遠超法律規定的36%年利息上限）。

在蘇銀霞共還款184萬元，並將一套140平米價值70萬的房子抵債後，「還剩最後17萬欠款，公司實在還不起了」。

結果，就遭到涉黑勢力的恐怖逼債。

案發前一天，事情已經不妙——

吳學占讓手下拉屎，並將蘇銀霞按進馬桶里，要求還錢。

案發當天，蘇銀霞和於歡母子被關在了一起——

「什麼話難聽他罵什麼，沒有錢你去賣，一次一百，我給你八十。學著喚狗的樣子喊小孩，讓孩子喊他爹。」

杜志浩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蘇銀霞的嘴上。

杜志浩脫下褲子，一隻腳踩在沙發上，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

案發前蘇銀霞曾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民警幾次三番前來，只留下一句話：「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

試問，此時此刻，對於任何一個正常子女，如果你的母親受到這般凌辱，你還會存在理性嗎？一個小時後，於歡失控，抄起水果刀瘋狂捅向逼債者，結果四人中刀，其中杜志浩失血過多死亡。

法官認為，未有人實用工具，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感？人身受限制，對方無盡的侮辱和辱罵，過激的行為難道不是工具？生命健康權難道僅限於肉體之上？對於精神上的傷害可以置之不理？這不正是不法侵害正在進行中？人格上的侮辱算不算是另一種的強奸和綁架？

再回到案件本身，蘇氏母子是欠錢，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前面有共還款184萬，另有70萬房子抵押，月利息10%，遠超法律規定的36%年利息上限······可見她們不是不想還錢，當下是實在沒錢可還，在已得本金的前提之下，難道非要弄出人命才肯善罷甘休，況且你限制了她們的自由，去哪兒給你弄錢去？

也許這也是吳在社會謀生的另一種手段。既然放高利貸，想必就應該知道其中的風險機制。杜作為討債者，從事的也是高危行業，況且在中刀之後，自己開車去的醫院，死亡的原因是失血性休剋死亡，顯然，吳並沒有為他的這部分員工做好實時的護駕救急准備，或許多這么一道措施，雖然杜不是什麼好人，但也不至於因為沒有得到及時止血還拚命開車去醫院救治而丟了性命。

如果侵害上升到精神層面，於歡即便防衛過當，也不存在刑事責任。

此時此刻，於法律是非而言，我們平常人似乎只能做個吃瓜群眾。但當一個人或其近親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的凌辱時，是沒有理性可言的，至於奮起反抗造成的一定後果，司法的認定可以外乎人情也可以不外乎人情。

到這里，幾乎是我對於歡案件關於正當防衛方面的大致辯解。當然，我不是殷清利律師，只是就事論事，想必他的辯詞會比我精彩十倍百倍。敢於免費接下這起案件的律師，本身就是存在大愛的。

Ⅳ 情理法三者關系的感悟

情理法三者關系的感悟心理學近年來，隨著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人民群眾對司法活動的關注度和參與度越來越高，任何一起看似很普通尋常的司法個案都有可能被媒體輿論所聚焦，甚至引發成眾口熏天的輿情事件。應當認為，社會對司法活動越關注，越有利於推動國家法治的發展和進步，也越有利於促進司法機關忠實履行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的職責使命，不斷改進和完善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努力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主動適應輿論、理性甄別輿論、積極應對輿論、正確運用輿論，是新媒體環境下人民法院無法迴避的課題。面對公眾輿論的關切乃至質疑，我們一方面要保持嚴謹、理性、平和的心態，正確認識建設性輿論監督和依法獨立審判的目的都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善於認真聽取社會公眾的意見訴求，主動回應人民群眾的關切期待，自覺接受媒體輿論的監督評判，以積極的姿態努力形成司法與輿論之間的雙向良性互動，從而引導公眾輿論將內心疑慮轉換成司法展望，尊重、理解和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另一方面要站穩司法立場，切實遵循「法理情」這一法治社會的邏輯規則，堅持用說理式審判輸出公平正義，力求司法審判在適度開放性與有節制自主性之間達成均衡，確保司法審判充分體現法的尺度、理的適度和情的溫度，努力使人民群眾從內心認可並支持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法治即規則之治，法律的權威來自嚴格的執行。毫無疑問，「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要義，「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是不容置喙的司法底線，「法」始終是排序於「法理情」邏輯規則第一位的判斷標准。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法官就應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審理，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裁判，確保司法審判既符合程序正義要求，又契合實體正義價值。當今社會已處於思想多元、價值多元的時代，這就要求法官必須堅守公正司法的內心定力，秉持法治思維的理性邏輯，堅持以法律為辨析是非、判斷曲直的第一標准，不盲目迎合喧囂輿情，不隨意偏離法律尺度，切實防止司法裁判與法治的價值、精神、原則背道而馳。尤其是，不同的案件有其發生的特定原因，還可能存在紛亂復雜的情理糾纏，甚至觸及道德倫理並引發公眾輿論的道德評判。但是，「理」和「情」畢竟屬於主觀判斷標准，情理不是法律，情理不能替代法律。因此，面對以輿論形式表達出來的情理爭辯和道德評判，法官應在虛心傾聽被社會主流人群屏蔽了的聲音和異己觀點的同時，善於甄別究竟是理性辯論還是情感宣洩，不偏聽偏信，不跟風盲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