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刑法異刑

『壹』 簡述中國古代刑法關於等級特權的制度規定

中國古代的禮強調「等差」，「別異」，具體體現在祭祀、服飾、禮儀、服制等方面。在法律上突出表現為「八議」制度。所謂「八議」,是指「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 凡屬八議特權優待范圍以內的貴族官僚,除「十惡」外,流罪以下減一等,死罪則根據其身份和犯罪情節由官史集議減罪,報請皇帝批准,此謂「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八議」制度是封建法律與司法的特權性的集中表現, 展示了中國古代特權法的精髓:通過整套互為呼應的律文,使貴族官吏的犯罪處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以致完全逍遙法外,而這一切均是在合法且合禮的旗號下進行的,法的公平要求與禮的差等性在古代中國實現了奇妙的合一。以上這些是特權法在中國古代刑法原則上的體現。

從中國古代的立法來看，能突出體現等級特權的罪名有：1.奴隸社會的「變更等級名分罪」它是詣在維護奴隸主階級等級特權的罪名。在奴隸時代，天子、諸侯、大夫各有與之名分相適應的禮樂服制，違反者治罪，甚至為天子製作棺墩不符法定標准，也要處死刑。總之，中國古代社會通過這些罪名的制定，嚴格維護著等級特權制。2.能突出體現等級特權法的刑名就是贖刑。從內容上看，贖有金贖、貲贖、役贖，而金贖只適用於有一定身份的上層人物。由於贖刑只對有產者有實際意義，故實行結果是「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這就表明，贖刑之制在中國古代社會是專為少數剝削統治者減免刑罰而設置的，為他們享有法律特權提供了保障。

中國古代嚴格的等級制度，必然導致司法實踐中特權的存在。中國古代的犯罪「特權」主體在訴訟的提起，案件的審理，刑具的適用，刑罰的適用，行刑的場所等方面都享有充分的特權。比如「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即大夫以上貴族及其妻犯罪可不親自出庭受審，而由屬吏代理參加訴訟活動；又比如賈誼的「刑不上大夫」，這里的刑僅指肉刑。少數特殊階層的人之所以能免除肉刑，是因為刑人非人，君子不近刑人。大夫等命臣又實為天子、國家的肱股，體現天子、國家的尊嚴，故不得如外族、庶眾一樣，具有刑人身份的結果[6]，必須對他們的犯罪做變通處罰。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的法律植根於封建等級社會，打上了深深的等差特權烙印，這是由當時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決定的，對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貳』 刑法人物問題

菲得: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06055
義大利犯罪學家菲利先前曾是龍布羅梭的學生，後轉為刑事社會學派，是刑事社會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刑法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犯罪三元論：他放棄了刑事古典學派「自由意志」 與「行為選擇」的觀念，認為，某人犯罪，絕非由於自願，而是必然存在另外的原因。他將導致犯罪的原因分為三類：人類學因素（生理、心理、種族方面的個性特徵）、自然因素（氣候、土壤狀況、晝夜相對長度、四季平均氣溫、氣象情況、農業狀況等）和社會因素（促使人們生活不誠實、不完滿的社會環境）。這些原因可以說是犯罪人人身危險性表徵的描述，其理論特色是「綜合作用」。反對僅用其中某一類去解釋犯罪，與其師龍氏有別。提出「犯罪飽和法則」來解釋社會全部犯罪。認為：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原因十分復雜，在一定的條件下，它的產生具有某種必然性。對於犯罪，不能指望通過刑罰予以消滅，而只能盡可能地將其控制在不危及社會根本生存條件的限度之內。大部分犯罪是可以預防和控制的，盡管「犯罪飽和」。他也主張刑罰個別化，對待犯人及預防犯罪，要對症下葯。

二、身危險性與犯罪類型說：在研究和理解犯罪之前，必先了解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犯罪人分為五類：1天生犯罪人；2精神病犯罪人；3習慣性犯罪人；4機會性犯罪人；5激情犯罪人。犯罪預防對策是建立在「退化與進化」「二分法」基礎之上。退化型犯罪是出於利己動機，進化型犯罪是基於利他動機的。

三、社會責任論：否定舊刑法學體系中的道義責任論，提出社會責任論。刑事責任的根據是行為人反社會的危險性格，應受社會防衛的是行為者，不是行為。刑事責任的本質是防衛社會。刑事責任就是依據刑罰的方法可以達到防衛社會目的的能力，即刑罰適應能力。對於實施犯罪、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之人，給予刑罰處罰；對於實施犯罪、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之人，給予防衛社會的處分，即保安處分。

四、個別預防與「刑罰替代物」：由於古典學派的刑罰威嚇無效，所以他否定一般預防，主張個別預防。刑罰效力有限，只是社會用以自衛的次要手段。強調建立刑罰之外的補充策略。在刑罰學說上，否認國傢具有懲罰犯罪人的刑罰權，主張根據造成犯罪人不同人格的社會情形，用不同的方法取代刑罰，此即「刑罰替代物論」。

這個是關於費爾巴哈的,不能粘貼,給個鏈接:
http://www.cnlyjd.com/falv/Article/yuwaisifa/200605/548084.html

貝卡利亞:http://www.puhra.cn/chinese/printpage.asp?ArticleID=665
是義大利刑法學家.
近代資產階級刑法學鼻祖，於1738年出生於米蘭的沒落貴族家庭，
從小在帕爾馬的教會學校讀書，青年時代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正如
他在1766年寫給他的著作的法文譯者莫雷萊（Moree-llet）的信中所
講： 「我把一切都歸功於法國人所寫的書。這些書喚起了我心靈中8
年來一直遭受溺信教育扼制的人道情感。僅僅 5年的功夫，我就完全
轉而相信這些哲理，並且成為（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的信徒。
促使我完成頭腦中革命的第二本書是愛爾維修的著作。是他猛然把我
推向追求真理的道路，他第一次喚起我對人類的迷惘和災難的注意。」
（轉引自《貝卡利亞及其刑法思想》，黃風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87年，第23頁）23歲加入「拳頭社」， 於1763年3月到1764年1月
寫出了《論犯罪與刑罰》。1768年被授予米蘭宮廷學校的政治經濟學
教授，1771年被任命為最高經濟委員會顧問，幾年後又擔任了財政法
官，接著又接受了朱塞培二世的任命，領導國務委員會第三廳的工作。
雖然在此期間寫了幾部美學和經濟學的著作及一些有關刑法改革方面
的諮詢意見，但再也沒有寫出像《論犯罪與刑罰》那樣的傳世之作。
《論犯罪與刑罰》在世界許多地區版本和譯本很多。

本書包括序言和47篇專題。作者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抨擊了封
建社會以罪刑擅斷、司法專橫為主要特徵的刑法制度，闡述了資產階
級的刑法原則，宣告了近代刑法學的誕生。

貝卡利亞在本書中是從刑罰權的問題開始入手探討的，解決刑罰
的根據問題。在封建社會，刑罰以封建統治階級的個人好惡為轉移，
罪刑擅斷。要建立資產階級刑罰，首先必須解決刑罰是建立在什麼基
礎之上，他引述了孟德斯鳩的一句話：任何刑罰只要不是絕對必要的，
都是專制的。他指出：「主權者懲治犯罪的權力是以必須維護公共福
利的保護機構，使它不受人們的侵犯為基礎的。而安全愈是神聖不可
侵犯，主權者所保護的國民的自由愈多，刑罰也就愈公正。」（見本
書第 2篇）所以刑罰存在的根據不能從已經發生的犯罪中去尋找，而
應從公共福利的保護的需要中去尋找。他還系統地提出了罪刑法定主
義理論，即只有法律禁止的行為才能稱作犯罪，只有法律才能規定懲
治犯罪的刑罰。為實現罪刑法定，他又提出了立法權問題、法律的解
釋權、法律的准確性問題，他認為「頒布法律的權力只能屬於立法者
——根據社會契約形成的整個社會的代表。任何法官——他只是社會
的一個成員——都不可能既為社會的其他成員規定刑罰而又不違背公
正的精神」。（見第3篇） 「法官不是立法者，只根據這一點，解釋
刑事法律的權力就不能屬於法官。法律不是從我們的祖先那裡作為家
庭的傳說或者遺囑——它讓後代只是服從——傳給法官的」。（見第
4篇） 「如果說解釋法律是一種弊害，那麼很顯然，促使人們進行這
種解釋的法律的含混不清也是一種弊害。如果法律是用人民難以理解
的語言寫成的，而這種語言又把法律書籍由大家的公共財富變成私有
的家庭財富，而且使人民不能判斷出自己的自由與別人的自由的界限，
並從屬於少數人，那麼這種弊害就將達到極點。」（見第5篇） 他還
提出了衡量犯罪輕重的唯一標尺就是社會遭受到的危害程序，指出：
「使民族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准。因此，那些認為犯罪
人的意圖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準的人的想法是錯誤的。」同時還批判
了以被害人的身份和罪孽的輕重作為犯罪標準的錯誤做法。 （見第7
篇）他也提出了刑罰與犯罪相適應的思想，「在這兩端中間，由上到
下排列著一切違反公共福利的犯罪行為—由最大的一直到最輕微的犯
罪行為。如果幾何學可以應用到人類行為的無數模糊不清的結合上面。
那麼就應當有一個相應的刑罰—由最重的到最輕的—階梯」。（見第
6篇） 根據罪刑相適應原理，因此犯罪人不論社會地位如何，同樣的
罪應受同樣的刑罰，不能因犯罪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同罪異刑。他
還提出了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論和刑罰人道主義的思想，指出：「刑
罰的目的並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和痛苦，也不是要使已實施的犯罪成
為不存在。……刑罰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的人再使社會遭受到危害
並制止其他人實施同樣的行為。因此，應當採用的只是這樣的刑罰，
即在保持刑罰同犯罪行為相均衡的條件下，它給人們的精神上的影響
是最強烈和最持久的，而使罪犯的身體受到的痛苦是最少的。」（見
本書第12篇）他還提出了犯罪分類的思想：「有些犯罪行為是直接破
壞社會或使它的代表者死亡的；而另一些犯罪行為是侵犯公民的個人
安全、生命、財產和榮譽的；第三種罪行是同法律為了社會的福利而
規定的每一個公民應當作或不應作的事情相抵觸的行為。」（見本書
第8篇） 此理論對後來資產階級刑法岔體系的建立有重要影響。在結
論篇中，他把他所有的刑法理論歸結為一句話，又稱之為定理：「要
使刑罰不成為一個人或許多人對個別公民的暴力行為；刑罰必須是公
開的、即時的、必要的，在該種情況下可能判處的刑罰中最輕的、同
所犯的罪相均衡的、在法律中有明文規定的。」

貝卡利亞的刑法思想為資產階級刑法理論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徹底否定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刑法理論體系，完成了刑法史上一次重要
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