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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条例

发布时间: 2021-12-26 13:52:12

1. 日元和韩元钱币上的人像都是些谁啊

首先分析日元:

日元纸币有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和1万日元4种。

按当前汇率1000日元约相当于人民币50元,2000日元约为100元,5000日元约为250元,而1万日元约为500元。但2000日元纸币几乎不流通。

一、 1000日元纸币上印刷的人是细菌学家野口英世(1876年~1928年)。

生于福岛县的农村,小时候不小心将左手伸进地炉里,导致左手残疾。母亲对于未能在傍边很好照顾孩子深感自责,鼓励英世通过学问建功立业。在小学时代写的作文受到很多人关注,后来筹钱为左手做了手术。手术顺利取得了成功。由于这个经历,野口开始有志于医学,前往美国从事研究。对黄热病和梅毒等展开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名。其本人也因黄热病在非洲国家加纳去世。

2. 在日本首次被制造的货币名称为

和同开珎(わどうかいちん、わどうかいほう),于和铜元年(708年)在日本奈良铸制,这是一种模仿唐代开元通宝所制造的银、铜币。直径24mm,孔径7mm,方形,字体与公元621年唐代所铸开元通宝一致。

银币于708年5月发行,铜币在7月铸造,8月发行,次年8月停止发行。而在此之前,《日本书纪》(683年)曾有稲斛银一文钱(486显宗2年)的相关记载。另外日本曾大量出土过一些无文银钱(667年)和富夲Ben钱(683天武十二年),以及时间年代不详的厌胜钱(护符钱、死人钱)和平安通宝,但似乎在我了解的时候,这些钱尚存在争议,并未替代和同开珎的地位。

从此时开始,出现了皇朝十二钱,分别是
和同开珎(元明708)
万年通宝(淳仁760)
神功开宝(称德765)
隆平永宝(恒武796)
富寿神宝(嵯峨818)
承和昌宝(仁明835)
长年大宝(仁明848)
饶益神宝(清和859)
宽平大宝(宇多 890)
延喜通宝(醍醐907)
乾元大宝(村上958)

后因皇室信用度及铜料不足等原因,停止发行。至平安时代开始,便改为使用宋钱,即永乐通宝。当然还有各地豪族私铸的鐚钱,常见仿制样式有永乐通宝、元丰通宝、中国钱(铁)等。

至十六世纪末(1588)年,天正十六年时,丰臣秀吉命令后腾德乘铸造天正大判,此后并小判、文禄通宝等货币,才开创了日本使用金银钱的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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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说首次被制造的货币,应该是和同开珎,而首次形成完整货币制度的,则应该是大小判及文禄通宝

3. 如何评价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理论

福泽谕吉生于大坂堂岛,是当时的丰前国中津藩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泽百助的次子。由于他出生的当晚,作为儒学家的父亲刚刚获得《上谕条例》(记录清朝乾隆帝时期的法令的著作),因此给他取名为“谕吉”。谕吉的父亲既从事管理与大坂的商人的贷款业务,也是一位通晓儒学的学者。但是由于身份卑微,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树,终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谕吉在日后说“门阀等级制度是父亲的敌人”,他本人对封建制度也开始产生怀疑。
谕吉在1岁6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回到中津(现在的大分县)。他与他的兄弟或者当时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并没有忠孝仁义的观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厌倦读书,到了14、5岁的时候,由于周边环境的压力,他才开始学习。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渐积累,渐渐地开始阅读各种汉文书籍。
安政元年(1854年),19岁的谕吉前往长崎,学习兰学。作为他人生的转机便是这时。由于佩里侵日,日本国内对火炮战术的需求高涨。为了学习荷兰的火炮技术,必须要有通晓荷兰语的人才。于是谕吉的兄长便建议谕吉学习荷兰语。谕吉此后开始拜访长崎的火炮专家山本物次郎,在荷兰语翻译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荷兰语。
次年1855年,介绍谕吉认识山本的奥平一岐与谕吉不和,便通知谕吉返回中津。但是,从离开中津那时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谕吉却自行经过大坂前往江户(现东京)。他到大坂后,便去投靠与父亲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长。兄长劝阻他前往江户,并说服谕吉前往大坂学习兰学。于是谕吉便来到了绪方洪庵的适塾。这中间,因为患伤寒,曾暂时回到中津休养。
1856年,谕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学。同年,由于兄长去世,他成为福泽家的户主。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求学,变卖了父亲的藏书和部分家产后,还清了债务,虽然除了母亲以外的亲戚都表示反对,但是谕吉还是毅然前往大坂。由于他无力支付学费,便从奥平一岐处借来便偷偷抄写的建设工程学的教科书(C.M.H.Pel,Handleiding tot de Kennis der 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 1852年),并以翻译该书的名义作为绪方的食客而学习。1857年,谕吉成为适塾的塾长。他在塾中研读抄写荷兰语的原著,并根据书中的理论进行化学实验等。但是由于他害怕见到血,从来没有做过放血或者解剖手术。虽然适塾主要是教授医学,但是谕吉对荷兰语的学习超过了对医学的兴趣。
1858年,谕吉为了担任在江户的中津藩官邸内设立的兰学塾的讲师,便和吉川正雄(当时名为冈本周吉,后改名古川节藏)结伴前往江户。当时住在筑地铁炮洲的奥平家的中屋敷,在那里教授兰学。这个小规模的兰学塾后来成为了庆应义塾的前身,因此这一年便被定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时间。
1859年,谕吉前往横滨。当时,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但是当地全用英语,学习了荷兰语的谕吉连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从此他痛感学习英语的必要,便开始通过字典等自学英语。
同年冬,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团要乘坐美国的军舰Powhatan号赴美国,日本决定派遣咸临丸作为护卫舰。谕吉作为咸临丸的军官木村摄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万延元年)前往美国。当时咸临丸的指挥官是胜海舟。之后,福泽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仅7年后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纵的军舰横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
虽然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是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例如他在书中写道,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的近况,但是美国人几乎没有人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后代们的生活。(事实上,华盛顿并没有留下后裔) 谕吉还和同行的翻译中滨万次郎一起购买了韦伯辞典的盗版书带回国内,成为日后研究的帮助。
回国后,他仍然在铁炮洲教授课程。但是此时他决定放弃荷兰语,专教英语,把兰学塾改变成英学塾。同时也受雇于幕府,从事政府公文的翻译。据说当时他对于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还需要参考荷兰语的译本进行翻译。回国的当年,福泽还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1]。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在书中,福泽将表示V的发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浊音符号变成“ヴ”,这成为后来日本通行的标注方法。
在同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内下野守为正使的使节团出使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也随之同行。当时也用幕府发给的津贴费买了许多英文书籍带回日本。他在欧洲对于土地买卖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异,并对于许多在书本上无法看到的事物进行调查。例如欧洲人习以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闻的医院、银行、邮政法、征兵令、选举、议会等。
通过这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回国后,他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开始了对西学的启蒙运动。当时,他曾作为官员提倡幕府机构的改革,但在1868年(庆应4年)后,便将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专心从事教育活动。
在明治维新后,福泽继续大力提倡普及西学。并针对日益高涨的国会设立运动,提出创立英国流的不成文宪法的论调。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政变后与政府要人绝交,在1882年创办日报《时事新报》,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引导社会舆论。1898年因为脑出血而病倒,之后虽然一度康复,但在1901年(明治34年)复发,溘然长逝。在葬礼上,遗属遵从福泽的遗志,婉拒了各方的献花,但是唯独默然收下了福泽的盟友大隈重信送来的丧礼。
由于福泽生前居住在庆应义塾的校区内,因此现在在他去世时所在的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内设有石碑。戒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2],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泽谕吉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校长会带领众多师生前往扫墓。
福泽由于是1万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户晓。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也因此,有人在数1万元纸币的张数时,会以1人、2人的人数来计数。
福泽也是将会计学的基础“复式记账法”介绍给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贷方”的用语也是福泽首先翻译的。
首先将近代保险制度介绍给日本的也是福泽谕吉。他在《西洋旅案内》(中译:西洋旅游介绍)中介绍了人寿保险、火灾保险和损害保险等三种保险制度。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使“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此外,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中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朝的士兵称为“猪猡”等种族歧视的说法,其实是石河将自己的观点伪造成福泽的说法写入全集的。但是,对于这种观点,仍有不少人表示质疑。但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甚至还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但无论福泽如何认为,作为日本当时的精神导师的福泽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亦难辞其咎。他对亚洲的观点,尤其在当时精神导师的地位而导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而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入欧”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4. 一万日元的家伙是什么梗

一万日元(日本纸币最大面额)上那个日本人的头像,许多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以为是哪位天皇。其实他不但不是天皇,甚至连官也没当过,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级别”的学者而已。

能够登上这样大面额的纸币,足以证明他的重要性。确实,他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很多读者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可能很多人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和中国有关。

福泽谕吉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位忠实的儒学信徒。福泽谕吉说:“从父亲遗留的手书,便足以证明他是个彻底的汉儒。”他崇拜中国文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谕吉诞生那一天,他恰好得偿夙愿,购得了一套中国清王朝的《上谕条例》,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

福泽谕吉:

福泽百助坚定地信仰儒学,一举一动都谨尊圣贤的教导,“即使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绝不做亏心事”。因此自然以儒家之道来治家。

福泽谕吉说,“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家传统。”因此,“家兄与纯粹的汉学者一样注重孝悌忠信。”有一次兄弟两个人谈起人生理想,他哥哥说,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按孔孟的教导活着,“至死也都是忠信孝悌”。

虽然父亲在谕吉幼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确立的儒者家风却长久地影响着这一家人:“我们的家风极为规矩。并非有严格的父亲在监督我们,可是我们母子和睦相处,兄弟姊妹从不吵架。不只如此,无论如何绝不做下流之事。

5. 重大的文物流失

一、英国

英国所藏清代档案,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战争中掠夺的中国档案,其形成者是中国地方政府,如两广总督的档案;二是英国在华机构,在与清政府及所属机构的日常工作交往中形成的档案(中英两种文字都有),如东印度公司及外交机构的档案。以上档案均已向社会公众开放,可调阅、抄录、复制等,用于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术研究等。
(一)英国公共档案馆
1、被掠夺的清代档案(1765—1857年)
这部分档案共1954件,是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广东劫掠的中国官方档案。其中包括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往来的文书;地方政府本身形成的文书;原存放在两广总督千门、广东巡抚衙门等机构的文书。这部分档案可分为以下六类:
(1)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档案(1835—1857年),73件;
(2)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往来公文书(1765—1857年),337件;
(3)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档案(1810—1857年),529件;
(4)起义、秘密结社、军事组织与作战,以及镇压起义(1811—1857年),820件;
(5)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1856—1857年),84件;
(6)地图与插图,71件。
以上档案,我馆已从该馆复制成35毫米缩微胶片25盒。
2、英国在华机构形成的档案
(1)东印度公司中文秘书处档案(1793—1834年)
这部分档案共34卷,是由东印度公司设在广东和澳门的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形成的档案。该委员会在1834年撤销之前,实际行使东印度公司所拥有的英国在华贸易垄断权。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793年英王乔治二世致中国乾隆皇帝信函的中文译本。信中介绍了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使团正使,前往中国。大量的通信是关于茶叶、棉花贸易;在广东的贸易代表与中国地方当局关于司法纠纷的交涉;洋行商人破产问题以及关税问题等。此外,还有渉及鸦片走私贸易的档案。
(2)英驻华使领馆的档案(1727--?)
这部分档案结止时间不祥,共699件。内容涉及:中央政府、排外运动、义和团起义、市民动乱、教育、财政、中外关系、工业、劳工、矿业、鸦片、护照、公共卫生、铁路、改良运动、航运、中日甲午战争、电信、贸易等。
(二)大英图书馆东方书稿图书部
该馆保存有珍贵的中国档案文献。其中,满文档案有满文朱批奏折、满文请安折等;汉文档案有中国皇帝给英国王的敕谕、康煕南巡图、道光二十一年镇海营水陆图册,广东吴川营、大鹏营、顺德营、外海、内河水师名册,罗浮山动植物、矿物调查册、广州城图、广州至澳门珠江沿岸军事防御图册等。此外,还有太平天国军事文书、完整的《图书集成》(1726年第一版)、《情报》(又称《北京公报》,从1820年开始,1840—1908年间的几乎完整)。
(三)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现并入大英图书馆)
1、东印度公司同中国广东贸易档案(1715—1833年);
2、有关中印边界的外交档案(1800—1947年);
3、印度事务部就中国问题同外交部的联络档案(1858—1947年);
4、广东工厂档案(1623—1841年),这部分档案是1931年通过英外交部移至印度事务部的。主要内容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部分是工厂档案的复制件;
5、西藏档案(1760—1904年间),内容:印度与西藏的双边关系;贸易代表处活动;各类英属印度使团访问拉萨。
(四)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图书馆
1、中国海关档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和梅乐(Fenderick Maze)的信函136封(1868—1906年);1884—1885年金登干关于中法和议的备忘录。
2、在华教会监理会的档案:会议记录和通讯(已制成缩微胶卷)。
3、太平天国实录;
4、澳门地图、清宣统皇帝给庄士敦的国画册页等。
(五)剑桥大学
在华洋行档案:信函17.6万封,及装订成册的信函78卷。
(六)伦敦大学
在华教会档案:伦敦会(1803—1939年)来函、通讯档、报告、日志等(已制成缩微胶卷)。

二、美国

(一)美国国会图书馆
1、清内务府档案,28卷。
2、堂行簿,1卷。道光29—30年。
3、完婚登记簿,2册,道光27年至同治8年。
4、开销总簿和实存经费并开销银两总簿,7卷,光绪28年至宣统2年。
5、丧礼簿,1卷,宣统一年。
6、题本和奏本,乾隆7年。
7、内务府编写的北京店铺详细名录,30页。
8、家谱图表,其中有5卷为满文。
9、镶蓝旗应得口食、银两、兵丁等花名册,8页,道光12年。
10、正白旗闲散幼丁等花名册,10页,乾隆朝。
11、红白事银两数目册,乾隆朝。
12、帐本,嘉庆7年。
13、各库武器和供应帐册,乾隆至光绪年间。
14、有关建筑物规范的件册。
15、盛京内库出入细数销算清册,乾隆12年。
16、富人收税人名录。
17、帐册,康熙至嘉庆年间。
18、圆明园大木作定例。
19、普详峪万年吉地工程做法清册,8卷。
20、公主府工程做筹册,19册,光绪一年。
21、朝阳门箭楼各项银总册,6卷。
22、估修复圣林工料细册,4卷。
23、宣统崇陵工程做法,47卷,宣统一年。
24、菩陀峪万年吉地东西配殿做法,7卷。
25、奉天省东大陵照片,81张,光绪20年。
26、桂公府内阁间工程做法册,3卷。
27、宗人府选册,4卷,光绪10年至宣统9年。
28、宗人府选册,4卷,同治12年至光绪15年。
29、咸丰果园人丁清册,4卷,咸丰6—9年。
30、光绪果园人丁清册,4卷,光绪21年。
31、江南提督公文,1卷,光绪19年。
32、京察满司宫履历清册,2卷,光绪13年。
33、京察满司宫履历清册,2卷,咸丰7年。
34、恩旨豁免赔项册,4卷,嘉庆25年至道光1年。
35、广东布政使司武职各官罚俸册,1卷,光绪27—28年。
36、江苏夷务军需制造销册,57页,道光22年。
37、江北粮台帐目抄本,2卷。
38、江北藩库收银放银簿,4卷,光绪31年。
39、直隶地粮未解及豁免清册,1卷,咸丰7年至同治9年。
40、王府帐房总帐、分蓝甲银帐、人名簿、升迁降革病故帐、存制钱帐、银钱帐、分金帐等,9册,光绪10年至同治7年。
41、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24卷,光绪30—33年。
42、大清同治吏部奏议,4卷。
43、驻津验米大臣来往文件,4卷。
44、山西巡抚张之洞奏议,4卷,光绪7—10年。
45、上谕档,2卷,光绪5—13年。
46、江苏夷务军需章程,1卷,道光22年。
47、鸦片战事公文,道光22年。
48、京抄,42卷,道光23年。
49、京报,38卷,光绪33年至宣统3年。
50、徐州粮台并军需章程,1卷。
51、乾隆嘉庆两朝奏谱,40卷。
52、秋审档案,9卷,嘉庆18年至道光2年。
53、秋谳比,16卷,嘉庆8年至道光12年。
54、法部直隶各省重囚招册,65卷,光绪33年。
55、秋审要案,4卷,乾隆39年至道光14年。
56、江西调查民事问题,2卷,宣统2年。
57、乡会试朱卷汇辑,38卷,嘉庆至道光年间。
58、历朝岁试,4卷。
59、乡试题名录,47卷(手抄件)。
60、江康虎手稿,包括一份会试朱卷,6份书单,1份起居注后跋和若干试卷。
61、苏藩政要,2卷,道光6—7年。
62、府库风俗颂庆祥宫号玉磁铜等件和道库公字玉器陈设,4卷。
63、内府物器谱,5卷。
64、拟办宣化府等处煤矿文件图说,1卷。
65、苏郡九邑孝子节妇册,1卷。
66、吏部铨选满州官员则例,1卷。
67、长沙市各业公所章程,2卷,乾隆58年至民国6年。
68、谕折汇存,700卷,光绪20年至宣统3年。
69、上谕条例,240册,雍正13年至乾隆56年。
70、山东交代章程,8册,光绪28年。
71、豫东历年刊公布条例,16册,咸丰元年至光绪21年。
72、泉漳治法论,1册,同治7年。
73、历年钱毁条例,120册,乾隆16年至嘉庆22年。
74、吏部奏定章程,12册,道光至咸丰年间。
75、刑律条例,内容包括户律条例和礼律条例,70册,乾隆年间。
76、刑钱必览,嘉庆19年。
77、解州清丈图说章程,光绪7年。
78、宛陵判事日记,1卷,光绪29年。
79、上谕条例,12册,咸丰1—10年。
80、本朝题驳公案,11卷,康熙59年。
81、历年有关秋审,1册,乾隆7年至嘉庆12年。
82、定例汇编,86卷,乾隆21年至道光19年。
83、1662年前绘制的中国地图集。
84、1673年绘制的大型中国地图。
85、1821年印制的大型中国挂图。
86、1831年印制的大型中国水墨挂图。
87、长城边界手绘图。
88、天津至广州海域图,两张。
89、西安至成都手绘路线图。
90、18世纪浙江地图集(手绘)。
91、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手绘挂图。
92、南京市手绘明细图,注明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收复情况。
93、广西南部边界山区通道军事图。
94、云南、四川边界军事手绘图,两张。
95、广西省军事防御挂图。
96、18世纪杭州市手绘图。
97、18世纪钱塘江和杭州湾挂图。
98、18世纪浙江省海岸线挂图。
99、山东省莱州市平面图。
100、吉林省手绘挂图。
101、山西省太原市挂图。
102、18世纪长沙市地图集。
103、日本占领前台湾地图集(印刷本)。
104、黄河流域图三张(手绘)。
105、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包括长江和运河工程图,20张,康熙至乾隆年间。
106、黄河图。
107、山东全省河图。
108、豫东黄河全图。
109、河源图。
110、中游河工全图。
111、黄河下游图。
112、黄运湖河全图。
113、六省黄河堤坝河道全图: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南。
114、中河厅属光绪元年分补厢中牟下汛三堡顺堤扫工题估河图。
115、河北道属光绪二年黄河形势工程全图。
116、下北河厅属光绪二年比较元年抢修扫工平险丈尺图。
117、下南河厅属光绪二年分抢修工段比较上年化险为平河图。
118、黄河水坝图。
(二)哈佛燕京图书馆
该馆藏有明清档案,约计千件左右;藏有中国善本和手抄本2500余种3万余册;中国地方志约3525种35000余册;满文图书百余种及不少满文档案等。主要清代档案目录如下:
1、驻美公使梁诚档案,2函12册。
2、全衔奏档,1函6册。
3、各省秋审实缓比较,2函17册。
4、道光钱粮奏折,1册。
5、富德奏折档(满文),1册。
6、嘉庆禀底本,1册。
7、嵩年奏折档,6函24册。
8、小玉牒,1册。
9、大清奏稿,1册。
10、京师城内首善全图,系木版印刷。
11、京师全图,系木版印刷纸本。
12、陕西全图,系方格木版图。
13、嘉峪关外安西青海合图。
14、嘉峪关外镇迪化分伊犁合图。
15、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16、八旗钮祜禄氏通谱。
17、吉勒图堪尉诺命。
18、陈庆慈知县父母诰命。
19、武备院库藏册。
20、钞本上谕。
21、满汉奏折对译。
22、满汉奏折录。
23、奏折。
24、奏折录。
25、陵寝事奏折。
26、内务府事务。
27、批折旧式。
28、行各部院衙门白文。
29、夸兰达存之户口。
30、乾隆52年6月来文档(正黄旗满洲都统)。
31、嘉庆12年10月来文(正黄旗满洲都统)。
32、正蓝旗满洲都统档册。
33、正红旗满奏本(正红旗满洲都统)。
34、镇守杭州等处将军档册。
35、镇守荆州等处将军档册。
36、奏折档簿。
37、户部奏折底。
38、上谕奏折档。
39、驻藏办事大臣奏折档。
40、第四甲喇档册。
41、清俄条约。
42、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册(顺治4—8年)。
43、清阮元收藏的铭文拓本,吴大澄收藏的墓志等,约有2000张。

(三)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
1、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至第6卷),顺治2年6月—12月,朱丝栏写本,蝴蝶装。
2、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第14、40—42卷,朱丝栏写本)。
3、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60卷)乾隆15年4—6月,朱丝栏写本,蝴蝶装。
4、满文纪,朱丝栏写本,2函16册。
5、《汉文国史列传》6函60册,乾隆朝抄本。
6、《满文忠义列传》12函24册。
7、《满文礼部则例》4函186卷,朱丝栏写本。
8、满文小玉牒,1册,系第六代世祖章皇帝支本。
9、大清上谕奏事档集,18函112册。
10、清内务府档案,包括咸丰、同治、光绪三朝。
11、《治平胜算全书》(年羹尧辑著)1函8册,序文所署日期为雍正2年春正月,似为原写本。
12、《兵钤外书》1函12册,系原写本,沈阳吕磻、广宁卢函恩同辑。
13、《重刊洴澼百金方》2函20册,道光12年4月。
14、《大清律例按语》10函70册,绿格原写本。
15、《秋审比较汇案》1函8册,7行红格原写本。
16、《说帖》7函24册,9行红格写本,道光18年—光绪11年。
17、《律例统纂集成》24册。
18、《沈家本监狱访问记》(线装铅印本)。
19、清末载泽等大五臣《考察日本宪政报告书》2函10册,为宪政编查馆朱格写本。

(四)耶鲁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
该馆所藏中文图书约有19万册,以现代中国史料最为丰富,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藏书,共有320种640册。该馆还藏有反映16至18世纪的各式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五)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该馆藏有中文图书约计15万余册,与钓鱼岛事件有关的资料,约有360种;太平天国资料103种;康有为著作及传记资料72种;梁启超著作及传记资料82种。还有原属张学良藏《满文篆书御制盛京赋》10函40册;广西云南地方的苗民图说共10册,等等。

三、日本

(一)国立国会图书馆
1、族谱360种。
2、黔南识略。
3、滇系,两套4函、另6函。
4、江苏赋役全书,14函。
5、福建赋役全书,4函。
6、吴县洞庭山鱼鳞册,12函120册。
7、长洲县鱼鳞册。
8、鱼鳞册,康熙15年丈量,2函2册。
9、吴县租册,6函。
10、长邑鱼鳞册,16册。
11、长卢盐务册(原档),11函22册。
12、吴县忙银漕粮实征文册,32函133册。
13、河南钱粮册,87函1092册。
14、乾隆邸报(乾隆36年、38年、40年、44年,嘉庆6年)。
15、第一期修理昭陵明楼等工程约估清册(上、下)24册。
16、盛宣怀致井上馨函,5件(未发表过)。
17、袁世凯函件(日本国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文书内)。

(二)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收藏满蒙藏文图书:《镶红旗档》,自雍正五年至宣统,共2420件;蒙文《甘珠尔经》一部,共108套;《宗喀巴法句集》一部20套,零星佛经220余种;藏文《甘珠尔经》一部103套,《丹珠尔经》一部225套。主要目录如下:
1、养寿园电稿(写本),光绪16—24年,1函3册。
2、从政观法录,30卷。
3、江西赋役全书,影印。
4、老账,5册。
5、吴县漕米实征册(档案)共26函,156册。
6、浙江赋役全书,7函。
7、淮关统志,满汉文,6函。
8、续淮关志。
9、四川赋役全书,2函10册。
10、河南赋役全书,13函78册。
11、直隶宣化赋役全书、直隶畿辅赋役全书,共35册。
12、苏州赋役全书,8函48册。
13、山西赋役全书,6函36册。
14、福建赋役全书,4函24册。
15、钱票标本集(实物),10册(中国纸币的各种式样)。
16、内务府造送皇产地亩册,2函33册。
17、定陵注略,2册(影印)。
18、奏折档乾隆3年3月、11月—60年12月。
19、奏折档,嘉庆元年正月。
20、奏折档,道光27—29年,1函8册。
21、吏部考功司题稿,嘉靖20—22年,4函11册。
22、上谕档,乾隆53年—嘉庆元年,5函16册。
23、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朱格10行写本,二品衔署长卢监运使津海关道周馥谨识。
24、边事汇钞,1函。
25、苗族风俗图,册页彩绘,1函。
26、苗册,册页彩绘,2函。
27、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族谱,2函10册。
28、朝鲜国王来书簿,写本4册,1935年照沈阳崇谟阁藏本抄。
29、掌仪司嘉庆元年册封后妃档,6函6册。
30、查办八旗事务表档,24册。
31、满洲旗世袭武职及世受佐领家族谱,19函。
32、满文八旗则例。
33、各种佛经。
四、俄罗斯

(一)俄历史档案馆
1、中俄谈判御旨。
2、中东铁路文书,1817—1930年。
3、中国到俄国考察海军,1888年。
4、张作霖政府时期的商业活动,1902年。

(二)俄海军历史档案馆
1、1840年北京地图。
2、1886年中国通商文书。
3、1989—1916年光绪请俄抢救中国船员。

五、加拿大

国家档案馆
中国个人或家庭移民及人头税的档案。

六、澳大利亚

华人去澳洲的移民档案。

七、意大利

罗马国家档案馆保存有清代康熙年间的卖身契和雍正年间的军饷档案,数量不详。

注:未注朝年者,均为原稿未提供。

6. 清朝科举制度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登上历史政治舞台而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进士科考试是明清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共分为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不过,在此之前,读书人必须通过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以取得童生的身份,取得了童生身份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这可以看做科举前的预备性考试。在清朝,县试多在二月举行,而府试则在八月。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清代对科举进行了一些改革,增加复试。顺治十五年(1658年)首开乡试复试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会试复试制。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后,各省的举人一律要到京师进行复试,规定没有经过复试的举人不准参加会试。这些改革措施都只注重于如何防止作弊及维护考试的公正上,而对科举如何才能选拔真才实学之士重视不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科举开始设置新科目。光绪十三年(1887年)把算学列为考试科目。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设经济专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发布上谕规定答题一律不准用八股文形式。

1905年9月2日,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6人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面对如此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意见,清廷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就开始废除科举制度,停止所有乡会试,科举制终于灭亡。

清朝从乾隆朝末年开始逐渐衰落。皇帝一度重用贪官和珅,导致政治日渐腐败。而清朝统治者也失去了早期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渐趋保守和僵化。19世纪上半叶,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由于清朝的禁烟行动,导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开始不断入侵,迫使清政府与其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根据这些条约,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人民负担沉重,由此而爆发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一度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挑战。
为挽救自身命运并增强国力,清政府内部亦进行了一些维新运动,试图革新图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自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开始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修建新式学校、培训技术人才;同时也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逐步改进清军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到同治年间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其间清朝成功消灭太平军、捻军之乱,并收复新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也有较大的改善。至18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在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战役中,清军和法军互有胜负。战后,清朝设立了海军衙门,并建成了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洋务运动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仍未达到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结果导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其后《马关条约》的签定。随后,由光绪帝亲自领导发动的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则因保守派的反对和政变而告流产。
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时六次南巡,耗费无艺。中岁后又任用和珅,贪渎为古今 所无。官吏都不得不剥民以奉之,上司诛求于下属,下属虐取于人民,于是吏治大坏。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颇能自握魁柄,不肯授权于臣下的。他以异族入主中 原,汉族真有大志的人,本来未必帮他的忙。加以他们予智自雄,折辱大臣,摧挫言路,抑压士气,自然愈形孤立了。所以到乾、嘉之间,而局面遂一变。

7. 乾隆皇帝为了惩治贪污,用了哪些方法

我们从各种史料中不难看出乾隆帝一直对惩治贪污都是非常重视的,众所周知清代的法律,是有律又有例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律、例并行,无论是律还是例都是判案的理论根据和准则。

随着贪污案的形式多样,乾隆朝也不断的改定律例。先后重新修订、改编并最终发布了《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上谕条例》以及各部、院、衙门的《则例》,和起到律法作用的乾隆帝的各种手谕,圣旨,数不胜数。


由此可见,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仅是身首异处, 而且家产也一律没收。可贪污案却是屡禁屡发,到晚期更是变本加厉,正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载: 一个小小县吏,“善巧取人财”,“人计其平生所取, 可屈指数者, 约三四万金”。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乾隆朝贪污案之多,也能看出乾隆也很重视惩贪,但是贪污之风却愈演愈烈,到了后期,便一发不可收拾。

8. 为什么福泽谕吉能被印到日本面值最大的钞票上

明治维新,这个词含有两个意思:狭义指1867年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德川将军奉还大政,明治新政府成立,天皇亲政,1868年发布“五条誓文”(明治政府的基本方针),富国强兵,所以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确切地说,是改元明治一百五十年),连中国媒体也跟着纪念,大概要当作他山之石;广义指日本创立近代国家的一连串过程,至于截止于何时,废藩置县抑或立宪体制之确立,众说不一。与明治维新有关的另一个词是福泽谕吉,我们中国人也久闻其名,广义的明治维新期间他堪称最大的启蒙思想家。

福泽谕吉的业绩主要在教育和著述。代表性著作有《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福翁自传》。特别是《文明论之概略》,明确给时代提出理论性指针,对后世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屹然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经典。不过,据一位把此书翻译成现代日语的大学教授调查,他的学生里没有人读过福泽的著作。正因为是启蒙读物,而今读它不需要高度的知识和训练,但毕竟过去百余年,当时写得简明易懂,现今却变得佶屈聱牙了。明治时代的书还是满纸汉字,对于远远比日本人更坚持汉字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倒是别有亲切感,若略通古文,几乎可以用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读出个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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