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法律知识的起源与传播

A. 法律的起源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法的起源问题，存在过神创说、暴力说、契约说、发展说等。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1、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是法产生的经济根源。从法的最初起源看，正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导致了法的产生。法是为了维护某种所有制、调整一定经济关系和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

2、阶级的产生是法产生的阶级根源。法是为了维护和调整一定阶级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3、社会的发展是法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新的社会规范来解决社会资源有限与人的欲求无限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冲突，分配社会资源，维持社会秩序。适应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国家和法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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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的产生经历了从个别调整到规范性调整、一般规范性调整到法的调整的发展过程。

2．法的产生经历了从习惯到习惯法、再由习惯法到制定法的发展过程。

3．法的产生经历了法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浑然一体到法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分化、法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

B. 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西方的法律自然起源于什么

您好！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时期，分别为：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文化的起源阶段，形成了希腊精神。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时期，西方文化发展的黑暗时期，但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另一重要支柱——基督教精神。
近代文化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希腊精神得以复兴，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宗教改革，促使宗教走向市俗化，西方文化两大支柱共存、共荣。
现代文化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科技革命的推动，西方文化走向了现代化，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理性精神占居了统治地位。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文化
希腊精神的核心是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
1、民主精神
古希腊民主精神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最高权力属于人民。
（1）民主政治在于全体公民执掌政权；（2）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用人惟才；（4）政务公开与自由；（5）私人生活自由与宽恕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体现着一种民主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
2、法治精神
民主与法治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民主必然是法治的，真正彻底的法治也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通行无碍。在古希腊，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
3、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或理性精神是希腊文明中的重要内容和最显著的特征。
希腊理性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其哲学中，如实体与存在的学说，原子论，共相说，理念论，辩证法，形式逻辑等等。
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还表现在对理性以及知识和智慧的热爱与追求上。理性、知识和智慧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具有神性的尊严。追求理性，服从理性，是人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也是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2000多年来的欧洲哲学、宗教与科学，从而深深影响了2oo0多年以来西方人的社会历史与生活。
4、自由精神
希腊的自由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对个性的追求和尊重上。希腊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独特价值，不可重复，不可替代；这样—种观念在古希腊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希腊人的个性意识突出地表现在行为处事具有自己的独特判断力上。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
西方中世纪属于封建时代，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占居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基督教的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爱的精神、禁欲主义以及封建的骑士精神构成了中世纪西方文化的精神主流。
1、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
基督教认为人类的先祖亚当、夏娃由于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偷食禁果，被罚下界，因而人是生而有罪的，这种罪感意识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甚至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
3、爱的精神
基督教有三个基本的道德原则：仁爱、信仰、希望，爱居三德之首。在基督教看来，爱是信仰和希望的落实处。
4、骑士精神
骑士精神是一种世俗精神，是中世纪封建化过程的产物，直接体现了封建的传统，洋溢着封建的精神。骑士是封建贵族，处在封建体制中，是大贵族的附庸，必须向之效忠；同时又是自己领地的主子，有许多农奴依附于他，需要他的宝剑的保护。他有封建义务，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他所遵循的道德如忠诚、荣誉、勇敢都是封建道德。
三、近代西方文化
这一时期发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带来了人类思想大活跃，大解放，在这一时期，其文化的主要精神是人文精神、个人主义、新教精神。
1、人文精神
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的基本精神是人文精神。文艺复兴是以批判中世纪宗教的黑暗为起点的，针对中世纪宗教中只有上帝而没有人的状况，提升人的地位，弘扬人的价值成为其宗旨。
2、个人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人的发现，最重要的精神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仅仅指利己主义，甚至不主要指利己主义，而主要指个人自觉的主体意识与个体性意识。西方文化中同个性自由、个人能力发展与个人主体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主义精神，就崛起于文艺复兴时期。
3、新教精神：宗教世俗化
宗教改革是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兴起于1517年的德国，后来传播到欧洲其它地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深远。
四、现代西方文化精神
现代西方文化的主要精神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自由精神和自由主义
自由精神在西方历史上渊源久远，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立国的基础，也是支配性的精神。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人权：
经济自由主义：
市场自由主义：
思想自由：
个性与意志自由：
2、民主主义和法治精神
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在西方源远流长，现代西方国家政体各异，但民主与法治的精神贯穿如一，民主与法治的潮流在当代已不可阻挡。
西方国家一直以自己是民主国家而自豪，民主和法治精神成为西方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精神。

C. 西方法律自然起源是

在《古典法律论》一书中，程志敏教授向美国古典学权威加加林所坚持的非历史主义法学立场发出了严厉质疑——成文法的成立，是否可以彻底割断与不成文法，乃至神话之间的关系？对此，他表明了否定立场，我也深以为然。法律之所以是权威，其本质是信仰。惟有人们愿意相信法律，法律才可得到有效施行，才有其存在的空间。这坚定的信仰力，犹如一道光，从人本身出发，经过镜子的折射，最终指向回人类本身。而这镜子，就是原初的神话。了解神话，对于理解法律的起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西方古典神话中，赫西俄德的《神谱》里记载道：“宇宙之初，是一片混沌。由混沌中，首先产生了混沌之神卡俄斯。”《旧约·圣经》里的《创世纪》一章中也是如此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可见，《神谱》和《旧约·圣经》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混沌”这个词来描述神创造之前的宇宙。混沌（chaos，希腊文作ΧΑΟ∑），表达出一种没有空间和时间的介入，各种质料按照自身的内在性进行着无序的运动的境况。紧接着，《圣经》笔锋一转，写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一句话实在是妙，表面上说的是神用光创造了世界，实际上，说的是神赋予了世界以秩序。由此，神，用暴力的手段，硬生生将“光（秩序）”的世界与“暗（混沌）”的世界截然分开，在光的世界里，一切事物按照神的意志有条不紊的进行，神为世界立法：河流从高山流向低谷，太阳东升起落，春季开花，秋季结果；而在暗的世界里，一切属于未知，这是一块混沌虚无的地盘，甚至连神也无法理解这片域。因为秩序的到来，天地的分离，时间开启了，在这个基点参考系上，空间也开启了。但由于时间的开启，世界开始老化，混沌幻化成洪水，猛兽等不断进入光的世界，使它的秩序遭到破坏。于是，一代又一代的神开始修补（克洛诺斯、宙斯不断的用暴力推翻生父的统治），神用暴力建立了世界，同时被暴力所支配，这是神的宿命，它属于混沌，同时也是那片不可知领域的恐怖之处。

神的创世中有一个杰出的佳作，那就是人类。然而，从人类本身的角度看，他们的存在却可怜之至。神用暴力不断地创造世界，人却丝毫不能参与其中。从人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由神创造的世界，天上的鸟，海中的鱼，都是神赋予了它们秩序，人却不能理解这些秩序。因此，人并不是带着目的来到这世上，他实际是一种海德格尔所谓的“被抛”状态。一开始的人，沦为与动物相同的处境，同样被神所驯化。

然而神忽略了人的一个特点：人有万物不可比拟的自由意志。人由神所创造，作为最接近于神的作品，就在于他有自由意志。在《自然与人为：人类自由的古典意义》一书中，肖厚国教授认为，诸如生老病死一类人生存的匮乏，是由于神的惩罚。学生窃认为，毋宁说是神的惩罚，不如说是人取得自由意志的代价。自由，也就是人类的“原罪”。因为自由，人注定会突破神的秩序，与神产生“隔离”。因此，神才会将死赋予人类。于是，“死亡”就这样先行的来到我们的心中。

因为意识到死亡，生的有限性，人类产生了惶恐，从有限性出发，人需要探索回归永恒的道路，需要再次模仿神，去“创世纪”，创造一个属于人的世界。于是，永恒之路最艰难的第一步，是摆脱充满神性的宇宙。人像当初的神一样，在这个神的秩序（相当于人的混沌）世界中，立足一个基点，从这个基点出发，建立了房屋。

房屋的建立具有划宇宙的意义。房屋建筑有结构，有方向，是人用理性赋予了它可理解的秩序，同时是理性的化身，也是人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房屋里，一切按照人的理性秩序摆放，一切都是变得可理解的，人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也正是迷恋于这种安全感，人类会将房子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于是，人的理性也随之传递了下去，在这传递的理性中，永恒就产生了，人也就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暂时摆脱掉随波逐流的命运。在房子之外，是广袤的土地，而这广袤无垠的土地只会让人产生畏惧感，因为它没有方向可言，它的秩序是人不能理解的秩序，因此，屋外之域对人来说相当于“混沌”之处，人是不愿意过分的接近它的。这也正好说明，为何中国古代的隐士，无论居所多偏僻，总要有个住处，没有这住处，他连人也不是了。反观古希腊亦然，一个人被驱逐出城邦流放，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因为他没有了生命的安定之处，时时刻刻暴露在一个未知的自然面前，他无法收获安稳，也就无法继续生存。到此，土地所有权的形而上起源便呼之欲出了。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必须要包括在土地之上的房屋建筑，这其实是人维持自身存在的一种需要，具有生存论的意味。土地所有权的确立表明了神与人的分离，彰显了人类企图掌控自己宿命的欲望，对回归本来共属于人神的永恒的渴望。它是人对神的挑战，同时也产生于人对神的模仿。

虽然人不同于其他物种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拥有接近于神的本性的自由意志，但这自由意志对人来说是可怕的东西，因为人无法理解它，它可以选择生，可以选择死，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人只能接受它，并不能阻止它，它就是人的命运，也是神的命运，其实它本来就该属于混沌的领域，无论是人或神，始终被混沌所包围。这是人类注定要承受的悲剧。

但既然人类已用理性宣告了神对人的破产，那么其足以有理由相信，理性，同样可以自救，使自身从未知的自由，可怕的充满偶然性的混沌领域中得到拯救。这样一来，仅仅有房子就显得不足够了，因为在房子里，人类还会进行着一些受自由意志支配而犯下的不道德行为，或者属于个人隐私的暗黑之事，在此境况下，理性起的约束作用微乎其微。人类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从隐私的家庭领域走出，走到光明的公共领域，于是，政治、法律诞生了。

在人类的光明领域中，人勇敢的为自己立法，这立法（包括所有的成文法，不成文法，乃至一些口头承诺），是人开天辟地的一步。它宣告了人与神的彻底分裂，人不再受神的驯化，同时也是人对命运（Logos，希腊文作λόγος）支配性的直面回答。人需要用理性来制约人的自由意志，减少它出现不受控制而作恶的可能。这也是人对与神的分裂而获的“原罪”的赎罪。因此，立法靠的第一要义是人的理性，人信仰法会让人有意识的约束自己，在限定的程度内掌握自己的自由，从而走向更好的社会，更好的生活，这也就是对人自己本身的信仰。从这角度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须的了。雅典人（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用自己的理性为城邦立了法，他们各司其职而不触犯这些理性法的条条。当苏格拉底被无辜定罪后，面对陪审团的投票结果时，我相信他的内心已经有了答案，他是城邦最具理性的人，也是与旧神离得最远，与新神（理性，人类的自己神）离得最近的人，他晓得对法的敬畏，信仰本身对他的意义，这是他成为人的基础，也是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如果他选择了逃跑或者贿赂，那就是坠落在了自由意志的诱惑中，这是对他自己的亵渎，他从此再也无法自救。因此，他的一生始终如《申辩篇》结尾中的寄语一样，奉献给了人类的尊严，人类的法律：

D. 西方法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特点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法律渊源流长，独具特色，在唐代时还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系。中国的法律文化跨出国界，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的众多国家。许多国家，比如日本、越南等等，都受中华法系的影响颇远。
欧美的法律文化最早产生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法律之中，古罗马法律体现着当时欧洲立法的最高水平，《十二铜表法》更是影响深远。罗马还产生了大量的法学专家，这些法学专家的著作后来经罗马帝国皇帝的批准而具有了法律效力。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9世纪开始，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直到13世纪，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人们又开始关注起来了罗马法，史称罗马法复兴。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欧美社会出现了两大法系，一大法系是法典法系，又称为罗马法系、大陆法系，主要以法国、德国为主，分为法国支系和德国支系；另一大法系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主，称为普通法系，普通法系国家里，法院的判例具有法律效力。而奉行大陆法系的国家里，其法典的最早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法律。
由于中国文化的起源远早于欧洲,在中国率先进入文明社会时,其主要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这种生产工具的性能要低于铁器,从而导致了生产效率的相对落后和生产力的相对不发达,于是在由原始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完成以后,中国社会依然保留了氏族公社时期的某些痕迹,比如说,家庭制度和宗法制度.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家长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结构.
而西方国家在形成文明社会时,铁器技术早已由东方传入了西方,于是西方国家在一开始进入了阶级社会时,其主要的生产工具就是铁器了,由于铁器的相对先进性,使得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迅速瓦解,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家庭成为了社会的细胞,成为了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同时,铁器技术导致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使得社会分化出商业,并逐渐形成了发达的商业经济.这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的现象有很大的区别.
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要通过上层建筑体现出来.而法律是上层建筑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由于宗族家长制的原因,中国的法律重视整体利益,重视家族利益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国家利益,重视刑法而轻视民商事法律,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法律是融合了伦理在里面,所谓"以礼入法,礼法合一"。在周朝时,周公旦编写了《周礼》,当时周礼既是一部指导社会成员行为的道德规范,也是一部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范。
春秋战国时期,礼法制度受到了破坏,法家的地位上升,以商鞅\申不害等一批人为代表的法家人士被统治阶级所重用。法家思想也成为了秦代的主流思想,秦律深深地体现了这种法家思想,如实行严刑峻法,"什伍连坐"等等.
秦朝的迅速灭亡,让汉朝的统治者从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中反思.他们发现,秦律中有很多规定并不适合中国社会的实情,比如说"二男必须分户"的规定,其目的是强行推行小家庭制,但却与中国现实的家族宗法的现状相矛盾。于是汉朝废除了秦律中的很多规定,开始了我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法律开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制定,体现着越来越强的儒法合一的趋势.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一直非常深,宗法制度对法律的影响一直非常深.所以西方某些学者称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伦理法"。
由于宗法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古代社会更讲究家族利益,以及由家族利益延伸而出的国家利益,所以个人利益相对不受重视,法律重视义务而轻视权利,即所谓的"义务重心".
而再看西方的法律,由于西方国家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确立了相对发达的商业经济,同时还确立了现代家庭制的雏形,没有宗族家长制,故西方法律在古罗马时期就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并重的特点,以及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特点。罗马法共分十三编,其中大部分篇幅是调整民事关系的,包括亲属编,债权编,家长制编,等等.这与中国古代的法典"重刑轻民"体现出鲜明的对比。同时,在古罗马时期,就确立了弹劾制的诉讼模式,首次对程序法作出了规定.欧洲近代的法律,特别是法典法系的国家,受罗马法的影响颇深,也继承了罗马法的一些特点.
最后要说的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其实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价值观上的差异.所以我们在移植外国的法律加强我们自己的法制建设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种差异,一定要注意所移植的法律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否在中国行得通,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我们只能借鉴当代法制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而绝不能照搬照抄他们的法律制度。

E.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起源的学说：

（1）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2）在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形态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和习惯，它们与阶级社会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产生的根源有以下三个：

（1）经济根源：私有制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2）阶级根源：阶级的产生。

（3）社会根源：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导致原始社会既有的社会规范无法适应社会冲突，为了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国家产生了，法也产生了。

(5)西方古代法律知识的起源与传播扩展阅读：

法律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连。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约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是基于玛特的概念，传统、修辞语法、社会公平为其特色。

西元前约1760年时，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下，古巴比伦法成文法了，并将写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场上供众人观看；此一法典现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历史学家从争讼纪录中拼揍出来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许的文献残留下来，且大部份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流逝掉了。

旧约圣经大概是仍然和现今法律系统有关的最古老的法律体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采取道德责任的模式，作为对良好社会的建议。古雅典（古希腊的小城）是第一个由除了妇人和奴隶之外的广大公民所组成的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

当时的雅典并没有法律科学，且古希腊也没有和“法律”有关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腊法包含了对雅典式民主发展政制上的革新。

罗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腊学说的影响。它形成了当代法律世界的桥梁，在罗马帝国的盛衰之间的时代里。罗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时进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编成了《民法大全》。这部法典在黑暗时代时遗失了，直到11世纪才被重新地发现。

中世纪的法律学者自此开始研究罗马法规，并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纪时的英国，国王权威的判决开始发展成了先例的体系，这成为了英美法系。同一时间，在全欧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规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来交易。

作为当代商业法先趋的《商人法》强调著合同的自由和财产的可让与性。当18世纪、19世纪，国家主义兴起之后，《商人法》即并入了国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国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的德国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民法典。

相对于英国的一般法之中充满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写在小本书籍中的法典较易于输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会同的趋向。欧盟法即以条约作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欧洲法院发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国有不同的法律传统，且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学派和实务。《政事论》（约编于公元100年左右，虽然也包含一些较早的资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条约，被认为是可信赖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学为容忍和多元，并流传在整个南亚之中。印度教传统和伊斯兰法在印度变为大英帝国的一部份时被一般法取代掉。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时接受了一般法。东亚的法律传统则反应了对世俗与宗教影响的一种独特的混血。

日本是这之间第一个开始将其法律系统依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国家，引进了少许的法国及大量德国民法典的概念。这也部份反映了德国民法典在19世纪末期逐渐兴起的实力。相似地，传统中国法律也在清朝末数年开始转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参考日本民法典，引进了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国当代第一部民法典。

该法典仍然适用于中国台湾地区。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中华民国时期所制定的六法全书，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架构很大程度地受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所影响，其型式主要在于牺牲私法而扩大了行政法的领域。

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进行，中国的法律架构已经开始出现变革，至少在经济上（若非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话）的权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显示出其对行政优先的立场转向。更甚者，在历经了十五年的协商，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随着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将指日可待。

F. 古代西方法制思想的发展脉络

西方法制思想通常被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其实没那么简单，它是自古希腊以来深深植根于西方人格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代表的新神推翻旧神，使整个神界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正义主宰了一切。宙斯是正义之神，法律之神，他负责使自然界和社会秩序井然。他的意志不可违抗，但他并不总是直接干预人世的事务，而是赐给人类以法律，让他们自治。许多城邦的立法都是以宙斯的名义建立的，法律被看作人们的权利和幸福的保障。在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时代，智者学派开始用社会契约（约定说）来解释法律，奠定了西方一切法制思想的基础。如普罗塔哥拉的那个著名的寓言：宙斯怕人类彼此危害而灭亡，派赫美斯把正义和尊敬带到人间，后者问他怎么分配，回答是“分给所有的人”，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分享这种道德，那么“城邦就会不能存在了”（注：见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页。）。因此论及木工技术之类的事只能请专家，论及政治德行，则应让每个人发表意见。另一位智者加里克里斯说得更明确：“法律的创造者乃是大多数的弱者，他们制定法律、安排奖惩，都是为了自己及自身利益”（注：见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页。）。苏格拉底虽然反对智者，认为公正在于明智，但他也承认，有了明智，人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合乎自己利益的。所以在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权利）而制定法律这点上，他与智者派是一致的，只是他认为人人都有的理性才是公正的标准即法律的依据，法律由此而成为了一门科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则进一步把这种科学上升为一种哲学（法哲学），它并不实用，但却在他的人性论中有其严格的逻辑根据。他是按照人心的结构、而不是按照统治者的需要来制定社会秩序的：人心有知识、意志、欲望三种能力，社会也就必须有哲学王、武士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只有哲学王才能合理地治理社会，正如人心也必须由理性来统治一样。亚里士多德则从现实出发，开始把法制、政治当作一种技艺，但也不是中国式的统治术（法、术、势等等），而是一门尽量保障大多数人幸福的艺术，是立足于对人民各阶级的分析（平民、贵族、中等阶级）来确定最好的法律体制。在这里，统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为公民谋幸福的手段。
中世纪的基督教源于希伯来人的宗教，但在犹太圣经《旧约》中，就已经体现出西方最早的法律思想即“契约论”了。所谓“约”就是人与上帝订约，上帝约许以色列人得到最好的土地，条件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当然，希腊人的契约只是人与人立约，但是异化形式则恰好与犹太法律思想相吻合，由此而产生出《新约》，因为耶稣基督既是人也是上帝。这样，基督徒守上帝的律法就不是出于外在的恐惧，而是出于内心的希望（获救），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的一千多年中，世俗君主不论多么专制和无法无天，或是力图把基督教用作自己的统治工具，却始终无法在精神上独占对人民思想的控制权，纵有千军万马也不得不屈从于教会的无形势力的缘故。这种情况养成了西方人历来认为法大于权、法大于人的观念。
到了近代，自然法派的创始人格老秀斯从《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引出，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一切人的自然权利，连神也不能改变它。它包括：1)财产权；2)履行契约的义务；3)个人运用自己权利的自由。（注：参见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他对国家的定义是：“国家乃是一群自由人为着享受公共的权益而结合的完善团体”（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586页。）。霍布斯和洛克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发展了这一理论，前者认为“享受公共权益”意味着最大地避免祸害，因而人民应当自由地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一个唯一的专制君主；后者则认为公共权益就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因而主张君主立宪。两者的立足点都是人性论，但前者认为人性本恶，后者认为人性本善。孟德斯鸠接受了洛克的观点，认为人性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中并不是攻击性的，而是互相需要的；但他们最初并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维护自己的自由。为此他通过对历代政治的分析，提出了分权制衡的思想，但这一思想的前提恰好是人性本恶：人们只要有机会和可能，就会倾向于滥用权力，侵害他人自由，导致腐败。卢梭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注：《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历史上的国家法律由契约产生，但一旦产生总是凌驾于人民之上，异化为人民的主人；所以必须找到一种结合形式，“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注：《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不同，卢梭所找到的结合形式是人人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整个共同体，而不是某个或某些人；由于这种转让的条件是人人一样的，所以每个人并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任何别人，而是从别人那里获得了同样多的权利，因此在订约后他所服从的还是自己。卢梭由此认为，唯有服从人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注：《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这种思想后来被康德归结到道德上的“自律”，黑格尔则表述为“犯罪受罚是犯人的权利”的辩证结构）。他强调人民主权和“公意”，认为立法权不能转让和代表，行政和司法权都只是“公仆”和受托者，随时可以通过公民投票而撤换；如果当权者破坏契约，人民有权起义。

G. 古代东西方法律的异同

相同处： 古代东西方法制的进程中，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无一不走上了法典化之路，从习专惯法到成属文法。1、这些法典都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原始法或是以民刑为主、杂以他法的古代法。立法技术落后，较野蛮，都存在着同态复仇，都对肉体的刑罚有一定的血淋淋性。2、 自然法思想，依附于神力来号令众人信服。不同处：1、神力的接受者不同。西方对人力、神力的区别更大。2、西方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法；侧重私法：调和平民、贵族间的矛盾；民族色彩较浓，较平等；法律主体为其自己人，不包括被征服者和奴隶；东方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次要法；强调刑法；注重在大的方面，国家的强治久安；专制的色彩较浓，集权；等级制，法律囊括了所有的人。

H. 在西方,法学最早起源于哪里

在西方历史上，正是在罗马帝国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职业法学家集团，第一次出现了法律教育和法学学派 ，第一次出现了法学著作。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是一部最早的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西方法学著作。

到中世纪中期和后期，出现了一种以恢复和研究罗马法为核心的法学，即自12～16世纪相继出现的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以及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这三个法学流派虽各有特点且相互对立，但通过它们 ，罗马法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为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统一的法律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8)西方古代法律知识的起源与传播扩展阅读

法学大类包括：法学类、监所管理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社会学类、民族宗教类、政治学类、公安学类等。

1、法学类

法学，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诉讼法，法律，国际法，刑事司法，律师，涉外法律，经济法律事务，公安法制，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法律硕士，法律实务。

2、监所管理类

监狱学，犯罪学，狱政管理，刑事执行，劳教管理，罪犯管教，罪犯教育，矫正教育学，罪犯心理矫治，涉毒人员矫治，司法管理，民事执行，行政执行，监狱管理，刑事侦查技术，司法鉴定技术，安全防范技术，应用法制心理技术，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毒品犯罪矫治。

3、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I. 比较中西方古代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有专门这样的书。这是法学研究专家也很难回答。看法制史书。
粘贴给你参考下：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法律差异成因浅析
古希腊关于法的概念和方法、关于城邦民主政体的立法，对欧洲国家的公法及司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及殖民时代的兴起传播到世界各地，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之后，西方先进法律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

古代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是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儒家文化传播源头，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法系，所谓“中华法系”我认为其实就是德主刑辅的儒家法，它在近现代之前，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影响极深，伴随唐的全盛达到顶峰时期，但在旧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国家之时，便走向衰亡。

同样是文明古国，但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一个帝国历史中断，一个一脉传承至今；一个其制度、思想影响全球，一个正端力图改革传统……造成这种差异的成因，我主要想从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 人类学角度

二、 社会形态角度

三、 文化思想的历史特点角度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两种法律文化（如宗教……），这里只是描述了差异成因的一个层面，且每种只是粗浅的分析。其中主要把焦点放在了第一点上，它是差异之源头。

自然地理造成的“人种差异”（绝无种族歧视之意图）

古代中国是依傍黄河长江发展起来的农业国，也就是所谓的“河流文明”，而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工商业比较发达，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国家。或者我们可以说古希腊文明是在“流通”中孕育，而中国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明。

尽管表面上自然力量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正在不断减弱，但它却是左右人类祖先创造文明不可觎的因素。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单细胞动物到脊椎动物，从猿到人，每一个民族的起点都是一样的，我们很难说哪个地区的类人猿比较聪明，或是有更高的智商，我们所不同的只是物理上的差别。

气候、纬度、海拔、海陆分布……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饮食结构的不同，使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在体形上有很大差异，古老的汉民族（今天中国北方地区的汉族居民多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或汉化后少数民族的后代）呈典型黄种人特征，根据龙勃罗索的“天生犯罪人”理论，攻击性应该相对较小（当然这不代表没有战争）。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儒家文化作为经典。纵使有千头万绪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我认为，世界的一切从无到有，都是无意识的一种自然选择，至少在其形成初期是缺少意志干扰的，是一种趋利弊害的自然天性在其背后支配。与所有生物的进化一样，人类会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文明形态（在缺少丰厚文明基础的社会早期，“最适合”应该包括生理上的因素），例如“儒”，不否认儒家思想也有它功利和残酷的一面，但总的来看，形容其最好的词语却是“中庸”和“温”。中国人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追求一种安定（即使是征战也是为了大一统），渴望有一个权威来维持安定，保障秩序，组织生产，断定是非曲直……并且也乐于服从这种权威。又如《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应该也是许多国人性情的一种总结，并非没有根源。

相作为比较的，西方民族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流淌着一种“走出去”的热情，这也和欧洲的地理环境有关，国家领土的不甚充裕，耕种环境普遍低于东方，使他们有条件走出去，有时也不得不走出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西方民族产生了相应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古希腊的雅典为代表，雅典的工商业较发达，其财富一半是由生产创造，一半是在交换中形成。“交换”不但增加了雅典人的财富，也奠定个雅典人“公平”、“对等”、“自由”的思想财富基础。

有人会想到，中国也是有漫长海岸线的，但从古人的角度来讲，那里并不是前进的方向，沿海地区没有中原的沃野千里，甚至曾是驱逐发配的地点，自然更不会出现而今的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特区之类的行政区化。

虽然古希腊人“走出去”的领域也许没有半个中国大，但重要的是其城邦间的交往为一种“国与国对话”的高度，古代中国也有过这样频繁外交的时期——春秋战国，也曾出现了思想史上唯一次大解放，但唯一遗憾的是我们是为了“兵”，而希腊人的交往中包括了“商”。因此，古代中国唯一个重“法”的时代，把精力都放在了“刑”上，从此局面无法扭转；而古希腊成了现代民法的溯源地。

奴隶制的作用

许多学者认为：“古代希腊是许多人文科学思想发祥地，以及公认的科学之源，在那里发轫了西方的知识传统。法学却极为薄弱。几乎没有产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也没有产生专门研究法律的法理学著述。甚至在古希腊的文字中，与法理学和法学相对应的词汇也难以寻觅。”同时，古代中国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对于法理的研究接近于零。

两个都是“没有”法学家的国度，为什么古希腊却能成为现代法律思想的源头呢？

有一点我们是要注意的——古希腊的奴隶制。虽说封建社会从形态上高于奴隶社会，但象中国这样的小农经济社会，哪个人不是土地的奴隶呢？整个社会没有真正的奴隶，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人。如果说“思考”是一种幸福，那极少的中国人体验过这种快乐。

“哲学”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包含有“智慧”和“爱”的意思。

智慧是需要思考来承载的，古希腊的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对人生、宇宙、自然、社会的思考，即使是在天文学、医学、数学等科学研究中，古希腊人也充分体现出一种“思考”的偏好。在古希腊的文化世界中，“真理的追寻”是不变的主题，那是一种为了科学而科学的精神。

另外，“爱”是什么？由此引出的关于“理性”，“正义”，“善”的探讨，使古希腊人更注重个人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在这种爱与智慧哲学思考上产生出来的民族，自然会崇尚一种“平等”，其政体也自然会把“民主”当成一种精髓，而“法”作为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工具，也会体现出一种与东方截然不同的本位。

古希腊对法的贡献是一种超越具体层面、抽象意义上的成就，它存在的价值犹如法学领域里得圣经，不是技术和实用上的工具性成就，而是法的精神的体现。

当中国广大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作土地奴隶时，当掌握权利的地主阶层绞尽脑汁力图维持这种“奴隶关系”时，古希腊的自由人却每天都能体验这种“为思考而思考”的幸福。

文化方向的稳固性

“安定”与“走出去”并没有谁高谁下，它们都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只不过过分的追求“不变”没有成为后来世界的主流，而使追求“中庸”的土地上的人民受到了打击而已。

思考与不思考也没有褒贬之分，假如海洋是凝固的，世界是封闭的，那“无知”也是一种幸福。

不同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的形成，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是一定地域一定时期内优胜劣汰的结果，在原来的社会格局未被打破前，其就保持它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发展的轨迹基本是完整的不偏离的。

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与权力有缘而与权利无关，公法私法不分；是“义务”本位的社会文化，而非古希腊的权力“本位”；是由上至下的父权社会，是“家天下”的国家——人民让渡权利给国家，形成“君为天下父”的伦理权力，这种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可置疑的，甚至被神化为一种脱离最初权利授予的权力形态。法律要求每一个人的，首先是对于社会（家族、国家）的各种绝对义务，这种要求、禁忌、没有或很少地赋予其权利的做法，虽然狭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如《唐律疏议》十二篇——堪称中国封建法律的典范，其特点是法律条文以刑为主，民事法律行为和道德行为也做刑事化处理，例：“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压抑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人的解放，也限制了法和社会的发展，但也确实达到了当初组成国家的预期目的；它通过国家、刑罚来处理民事案件，调节民事关系，达到了威慑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安定的效果。

一个地区在社会依旧向前发展，社会矛盾未被激化的时候，很难让其走向一条背离历史的道路，即使是危机四伏，百姓们也很难立刻接受一种“先进”的文化。当初选择的文化方向会指引人们前进，使其自身不断作出调整，不断巩固深化，其结果也许是适应时代发展，也许是成为未来的壁垒。

古希腊的法律文化也是同样道理，它的形成并没有预料到几千年后的成就，只是适应社会发展下去。

总之，从上帝把人类安排在地球不同的角落开始，就注定了人类走向不同道路的命运。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依旧在发展，依旧有选择的权利，并因时代的发展而能更科学的预测未来，作出正确长远的选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视线永远无法及其整个未来，所以依旧是依照现实作出最适合的选择，这点正如我们的古人。

注：参见书目

①. 《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魏健馨&王学林

②. 《科技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李建珊

③. 《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何勤华

④. 《中西法律——公法与私法的差异探讨》张光辉朱晓源

⑤. 《古代希腊的哲学与法学》江渚子

⑥. 及其他网上资料和图书馆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