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税收法律责任的体系

A. 税收法律的税收法律的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最基本的原则，它是税法三大基本原则中最基本的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税法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都必须由法律予以确认；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这是世界各国税法普遍遵从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包括两个基本要素：
第一是征税必须立法；
第二是纳税也必须立法。
所谓征税必须立法是指国家征税机关，即税法中的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如税法没有规定的，国家不能随意进行课税、征税。《税收征管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所谓纳税也必须立法是指纳税人，即税法中的纳税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负有纳税义务，法律没有规定的，纳税人不负担纳税义务。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其实质是所有税收法律行为，不论征税主体还是纳税主体的行为都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强调税收法定原则是最基本的税法原则的意义就在于告诫任何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必须依法作为和不作为，而其他任何行政规定都不得与此相抵触。
税收法定原则是规范和调整税收法律行为和税收法律关系的最高准则，它不仅约束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同时对所有税收法律行为及其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均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税法的解释、漏洞补充、溯及既往等方面。首先，对税法解释的约束作用。约束税法解释是指对税法规范的内容、含义、术语、立法意图及税法解释除要遵守解释的一般规则外，还要受税收法定原则的制约。目前大多税法解释的主体，是税务部门等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由执法机关作法律解释是要受到严格法定原则约束的，如果允许执法机关对税法解释超越法律文本，就会与税收法定原则相违背。从解释的法律效力看，不同主体解释的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机关的解释属于行政解释，而行政解释不能代表立法机关的解释，只是行政机关对税法的理解，这种解释只对行政机关内部发挥效力，不能直接约束纳税人，否则违背了法定原则。只有当行政机关被授权，并且解释准确无误的条件下，行政机关的税法解释才能代表立法机关，才有对外的法律效力。其次，对税法漏洞补充的监督作用。税法漏洞是指税法无法承载立法意图，导致某种行为应该规定而没有规定的情况。一般情况下，纳税人的行为都受法律主义的指导，为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税法漏洞补充行为。因为如果允许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随意进行税法漏洞补充则无疑等于变相地授予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创制法律的权力，这是税收法定原则决不允许的。因此，除了制定行政法规的国务院以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充其量只能拥有授权条件下的税法解释权，而不能拥有税法漏洞补充权。最后，对税法溯及既往的限定作用。溯及既往是法律上有关法律时效与适用的概念，属于程序(技术)法范畴。法律上的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内涵是，一项新颁布的税法在时间上的效力，原则上仅能支配其施行后所发生的税收法律事实和行为，而不得追及以往的事实与行为。而溯及既往原则与之正好相反。税法能否溯及既往对纳税人利益影响巨大，一般情况，人们希望不利于纳税人的税法不能溯及既往，而有利于纳税人的税法则可以溯及既往。由于税收法律规范的性质比较复杂，在确认税法是否溯及既往时应针对不同的法律规范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在法律实践中“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确认溯及性的一个原则，但是，我国税收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界线不清且相互包涵，比如，《税收征管法》中的法律责任属实体法内容，而实体法中的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又属程序法的内容。如果程序法中的属于实体法内容也“从新”处理，则属于典型的溯及既往，这对纳税人是十分不利的。
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法中适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许多其他具体原则都与其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原则体系中最重要的原则。但是，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单纯一体的法律性质有很大的区别，税法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综合体系，既包括实体法、程序法还包括救济法；既包括税收立法，还包括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等等。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不同的税法领域其作用与影响力是不同的，也存在适用范围的某种限制。
首先，从宏观角度看，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都有明确的约束力。比如，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立法机关对税法要素(要件)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规定，授权的立法范围应有严格规定；要求执法机关严格遵从税法规定不能擅自越权和超越程序要求纳税人；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和事实进行判断，没有自由裁量权限等等。但从更深层次分析，还有税收法定原则不能适用的范围。比如，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除依据制定法外还有判例法。并且根据不断变化出现的新的案件会有新判例不断产生。
其次，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看，更适合我国税法实践的是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是我国税法的基础和主体，在这个领域税收法定原则被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运用。而在救济法，特别是税收行政复议和税收行政诉讼等领域，税收法定原则适用的空间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税法体系的不完善，还没有制定出台税收复议与诉讼的独立法律，在司法实践中还要大量依据其他部门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
(1)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
税收法定原则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合法性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模拟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形成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任何税收的课征均由法律加以确定，无法律规定政府无权向法人和自然人征税。按照通常的理解，这个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问题。
它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保留原则，即有关税收实体方面的一切一般的和基本的事实和要素，均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加以决定或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授权行政机关和由其自行决定的事项，仅为具体的和个别的事项。
第二，法律优先原则，即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税务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超越权限所做的决定一律归于无效；同时执法机关对于违反该原则的税收法规、规章等应拒绝予以适用。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凡构成课税要素的税收的课赋和征收程序规定的内容，都必须尽量明确，而不能出现歧义，以保证执法机关能够准确地执行税法，纳税人可以预测其税收负担的原则。
确立课税要素明确原则的理论意义在于：
第一，防止税收法律中出现过于一般或意义不明确的条款或概念。如果在税收法律中出现了上述这样的条款或概念，对其法律解释会被滥用，从而导致税收执法中的权力滥用，进而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或损害国家的利益。
第二，为防止税收执法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按课税要素法定原则，税收立法权和执法权都是一种法定权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则是一种“自由”权力，稍有不慎则会滋生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行政违法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税收立法中应尽可能地使所有概念和条款意义明确，表达清楚，不设置允许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条款。
但是，在税法实践中，上述两种情况又有其存在的客观性。这是因为：
一是，由于汉语文字的丰富多义性、税收立法的现状以及执法者个人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税收立法中虽可以尽量做到不制定太过一般的条款，但使用一些意义含混不明的概念则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如“偶然所得”、“有正当的理由”等等。因此，在立法实践中，一方面，要尽量地少使用类似概念；另一方面，在对此类概念进行法律解释时，要严格按字面解释方法，不得随意进行扩大解释，更不得随意进行类推。
二是，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造成税收执法根据不足而影响效率，这使税务机关执法中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成为必然的事实。但是，对这种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上规定一定的授权范围、严格的条件和具体事项等等。比如《税收征管法》第27条就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作了明确授权。授权的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时，就外部而言，应受合法性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不是没有范围、没有边际的裁量；就内部而言，应受到合理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规定授予税务行政机关为实现税收目的而进行的合理判断、选择行为方向的自由，而不是根据利益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更不是任意所为。
合法性原则是指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债权人及国家的代表，在课税要素充分满足的条件下，以法律所赋予的一切必要手段，必须依法确实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使税收债务按照单行税法的税收债务内容，全面、及时、足额地履行其义务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要求，没有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不仅没有自行决定减免税的自由，也没有不收税的自由。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完全受制于法律规定，擅自开征或停征、减免或退补都是违法行为。
依法征税是权力，也是义务。税务机关无权选择纳税人、更不能与纳税人达成任何变更课税要素或征税程序的协定；任何规避或违反税法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行政执法权的过程中，在程序上也必须遵从法律规定，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执法环节或程序。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主体双方的这种形式上的不平等关系，不是税务机关设定的，而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设定的。同时，国家还会设定一系列特定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来保障和维护双方、特别是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一旦双方就纳税义务的成立与否、履行方式等发生争议，最后的裁判权应由法院来行使，而不是税务机关，更不是其他机关。
综上所述，税收法定原则包括课税要素、课税要素明确以及合法性3个方面的内容。日本金子宏认为“程序上的保障原则”也是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另外还派生出“禁止溯及立法”和“保护纳税者权利”等内容。
(2)税收法定原则与中国税法实践
我国税收法制建设起步较晚，正处在亟待完善的创制阶段。税收法定原则引起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还不到10年历史。因此，税收法定原则给中国的税法实践留下了太多的缺憾。
第一，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定原则。
目前，我们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实体税法体系，但从立法角度看尚存在立法级次低、立法体制混乱、立法权限界定不清、缺乏规范、随意性较大，从而影响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实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宪法中未明确反映与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西方国家宪法对税收法定原则几乎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宪法至今仍未明确规定，除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一句有关税法的含义以外，对政府机关的权力、义务、纳税人的权利等等重大的需要在宪法中确认的基本原则问题均未作规定(特别是涉及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的原则性问题也是法定原则的核心问题均未涉及)。
二是税收立法以行政立法为主，立法结构不合理，权限不规范。如前所述，科学的立法体系应以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立法只有在授权的范畴内、指定的项目上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就现行16个税种的22项立法等次而言，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有2项，占9.1%；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有16项，占72.7%；属财政部颁布的行政规章有4项，占18.2%”这种税收立法结构与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相悖的。
三是税收立法权限缺乏严格界限，致使行政权力过于膨胀。我国行政机关实际立法权极为广泛且缺乏严格的界限规定，如税收实体法除涉外税法外，各税种立法全由国务院完成，而且其中暂行条例中的课税要素又由国务院再授权下放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成。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低级次的具体规定突破较高级次的法律原则，违反授权主体初衷，也为行政机关恣意行使权力提供了合法的空问与便利；另一方面，授权立法不能保证公民平等地参加税收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扩大了执法难度和成本，加大了法律社会化的难度。
第二，税收执法与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严重地侵害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地违背了税收法定原则。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执法的随意性。由于现行税法中对课税要素规定不明确，内容简单，可操作性差，实施细则及相应规章，特别是解释性的行政命令庞杂，这势必扩大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为其随意解释、随意减免提供了便利。比如，自立章法，随意变更税收政策，采取有悖税法的措施与办法等等。
二是征税程序的随意性。受民法法系的影响，我国税法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较为普遍。比如，强调完成税收任务，忽视程序规范，实际上许多涉税纠纷是由于违反程序法而导致的。
第三，税收司法与税收法定原则。
如前所述，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因税收司法自身的诸多原因而在该领域的作用大打折扣，加之具体税收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差距，使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更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我国税法实践中普遍忽视税收法定原则的现象已相当严峻。因此，建立合理的税收立法结构、规范立法权限；建立执法约束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完善税务救济法律建设、建立独立的税务司法体系不仅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治税从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水平的需要，更是建立现代化法制社会与国家的必然趋势。
2．税法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原则，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几乎所有的社会层面，而不同的层面有其具体的不同内容。比如公平原则在税收经济层面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的合理、平等的分配问题；在税收法律层面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税收权利、义务在征纳双方合理、平等的分配问题。由于税收经济和税收法律密不可分的同一关系，使得公平原则在二者之间很难准确地截然分开。
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法公平原则就是“税负必须依照国民间的承担税的能力来进行公平的分配，在各种税收法律关系中，必须公平对待每一个国民”。显然，金子宏只注意了公平原则的税收经济层面，即税收负担，而忽视了公平原则的税收法律层面，即税收权利义务的公平分配。
税法上的公平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税收权利、义务的公平；
二是税收负担的公平。
税收负担公平是内容，税收权利义务公平是手段，换言之，只有税收权利义务的公平，才有税收负担的公平。因此，法律层面的公平原则应从税收权利义务、普遍纳税和量能纳税三个方面来理解。
(1)税收权利(力)义务对等原则。
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关注和强调的是征税主体的权力和纳税主体的义务，其实这是对税收法律关系，特别是对征纳双方权利(力)义务关系的一种误解。只有科学、完整的理解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力)义务关系，才能理解税收权利(力)义务的对等原则。应该从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权力与责任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对等原则。
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指纳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它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权利义务对等性的质的内涵是指纳税主体承担的义务是以其享有的权利为前提的，即没有权利则没有义务；权利义务对等性的量的内涵是指纳税主体承担义务的数量应与其享受的权利多少相一致，即享有多少权利则承担多少义务。当然这种量的对等性是相对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是绝对的。
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是指征税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这种对等性表现为征税主体拥有权力的法定性和对具体执法行为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即一方面征税主体受法律约束，不能超越和滥用征税权力；另一方面征税主体要对自己的具体执法行为负责，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权力与权利的对等是指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法律上的对等性，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双方地位上的对等。具体表现为执法过程和司法过程中双方权力与权利运用的充分对等，征税主体不得歧视、欺压纳税主体。
(2)普遍纳税原则。
普遍纳税原则是税法公平基本原则的具体原则，普遍是公平的前提，只有普遍才能平等，才能公平。因此，普遍纳税原则又包括普遍原则和平等原则两个方面，前者是质的概念，后者是量的概念。
普遍原则是指税法在对其构成要素及税收管理管辖权进行设定时，应尽量地使社会大多数成员都成为纳税主体。除因国际惯例以及一定的政策目的而有特殊规定之外(例如对使领馆及外交人员、公共及公益性团体事业等的税收豁免)，任何人均须根据税法的规定承担纳税义务并实际履行，不允许有不承担纳税义务的人。
平等原则是指所有纳税人在税法面前都应受到相同的待遇。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原因而享有某种(或不享有某种)特别优惠的税收(关于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则更不允许)。二是不得实行税收歧视，纳税人不得因其民族、宗教、肤色、出身、语言等而受到特别不利的税收待遇甚至税收歧视待遇。
(3)量能纳税原则。
又称负担能力原则，是指在税收负担上，按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的大小来分担，条件相同的纳税人负担同量的税收；条件不相同的纳税人负担不同量的税收。以实际纳税人负担能力为依据，税法在设定具体的税收标准时，为贯彻公平原则，还必须注意两个重要因素，即税基和税率问题。
税基和税率是税收实体法中两个特定的课税要素，税基的宽窄和税率的高低，对征纳主体双方分配所占份额影响极大。在设置税基和税率时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问题是各国税法普遍重视的问题，这两个要素的设计除了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以外还要考虑一定时期国家经济运行的状况和宏观经济的运行目标与政策。因此，在设计税基与税率时，纳税人负担能力不是唯一的因素。
3．税法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遵循的原则。不同层面效率的内容不尽相同。比如，在税收经济层面，效率原则对征纳双方来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合法途径在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的同时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征纳双方对税收收益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税收法律层面，效率原则对征纳双方来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提高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运行效率，在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的同时获得最大的税收经济效益。
经济层面的效率和法律层面的效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联系表现在目的上，都是为降低成本(广义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效益即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二者的区别表现在手段上，经济层面的手段主要是运用合法的经济手段，如合理的税务筹划等等。法律层面的手段主要是提高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运行时间、运行质量和运行模式等方面。
从税收与税法的实践看，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矛盾体。研究二者关系及其政策取向的意义远高于对二者本身的探讨。
(1)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
公平原则强调量能负担，其结果穷人相对少纳税，富人相对多纳税，从而会影响富人的积极性，最终会影响经济和破坏效率原则；效率原则强调减少干扰，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可能拉大贫富差距和破坏公平原则。这是一对不可逆转的矛盾体，处理好这一矛盾对一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2)处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矛盾的三种选择
从理论上分析，处理公平与效率矛盾有三种选择：
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二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
第三种选择鱼与熊掌兼得，当然是上上策。但当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法制建设环境相对不完善的条件下，这个选择无疑是“空想社会主义”，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我国现阶段均不具备两者兼得的环境与条件。选择效率优先还是选择公平优先?这是必须做出的选择。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通常情况下，当生产力水平处于相对较低阶段时，为了增加社会财富的绝对总量，需要首先增加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时一般的选择是“效率优先”；当生产力处于发达阶段，社会财富相对丰富贫富差距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首先调整社会产品在各阶层的分配，这时一般的选择是“公平优先”。
我国现阶段遇到了两难选择：一方面从总体经济实力看，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目前贫富差距又十分突出(基尼系数已突破0.45)。如果从“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出发，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选择公平优先，以缓解社会矛盾。 税收法律具体原则又称税法适用原则，是税法解释和税收征缴等具体税收部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遵从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原则。
1．实质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是指对于一项税法规范是否适用于某一特定情况，除考虑是否符合税法规定的税收要素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要根据是否有利经济发展来判断决定是否征税的原则。实质课税原则主张从实质上考察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在此基础上确认纳税人的税负。实质课税原则在很多国家税法中均有规定，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等。实质课税原则是适用于税收实体法的具体原则。
2．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要求征纳主体双方在履行各自义务时，要讲求诚实、信用，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任，也不得以许诺错误为由而反悔，故在英美法系中又称为“禁止反言原则”和“禁止反悔原则”。该原则包括道德心理、法律规范和客观事实三个要素。
诚信原则的运用有利保护当事人的信用价值，但该原则的运用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税收行政机关对纳税人提出了构成信赖对象的正式主张；
二是纳税人的信赖值得保护；
三是纳税人已经信赖税务机关的表示并据此已为某种行为。
诚信原则是适用于税收程序法的具体原则。
3．禁止类推适用原则
禁止类推适用原则是指当税法有漏洞时，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不允许以类推适用方法来弥补税法漏洞的原则。税法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性，不得随意解释和任意扩张或类推，立法的漏洞应由立法机关解决，执法机关不得由类推来解决，否则违背了法定主义基本原则。因此，禁止类推适用原则是适用于税收实体法的具体原则。
4．禁止溯及课税原则
禁止溯及课税原则要求新颁布实施的税收实体法仅对其生效后发生的应税事实或税收法律行为产生效力，而不对其生效之前发生的应税事实或税收法律行为溯及课税。这一原则具有保障纳税主体权益的作用。禁止溯及课税原则是适用于税收程序法的具体原则。

B. 涉外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涉外税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是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早期的税收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国的疆界范围内，以后随着国家间贸易活动的开展，关税的开征，而使税收开始具有涉外的含义。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初期，就曾出现过关市之赋，其已具有某些涉外的含义，是涉外税收的雏形。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得到发展，由国家在各港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贸易往来的市舶税收，到南宋时期，由于贸易额的增加和税率的提高，市舶税收大为增加，成为南宋时期重要的财政收入。
清朝末期，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内政治腐败，西方列强的入侵和频繁的战乱使得清政府入不敷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战败，清政府先后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中国的关税主权也旁落他人。1863年，英国人赫德入主负责全国关税行政与官员任免事务的总税务司署，从此以后，中国海关被外国人把持长达46年，中国的关税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海关税率的调整需同外国侵略者秉公议定，清政府无权单独制订和修改，这意味着清政府放弃了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权力。这样一来，方便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和资源掠夺，限制了本国工商业的发展，破坏了民族工商业。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1年，清政府在北京与德、美、法、日、英、意等十一个国家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赔偿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以海关、常关税、盐税作抵押。《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可谓丧权辱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涉外税收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这一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按照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很低，吸引的外资项目相对较少，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涉外税收管理对象和涉外税收收入也相对较少。
第二阶段，从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4年税改之前。在这一时期，中国实行对外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资源、市场、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尤其是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商投资逐年增加，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涉外税收收入也不断增加，涉外税收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逐年提高，中国涉外税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涉外税收法律体系逐步建立。除流转税、财产行为税沿用50年代制定的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以外，在所得税方面，1980年9月全国人大制定了适用于外籍个人的个人所得税法，1991年4月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从而建立了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行为税在内的较为完备的涉外税收法律体系。其次，建立了专门的涉外税收征收管理机构。涉外税收工作是国家对外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和对外的形象与威望。涉外税收单独设置机构、实行专门征收管理，有利于贯彻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维护国家权益。再次，实行了征、管、查一体的征管模式。涉外税收政策性强，对外影响大，维护涉外税收政策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做到规范执法至关重要。因此，在政策执行、税收管理、税务检查方面都要求一个窗口对外，防止政出多门。同时，在涉外税收队伍建设方面也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各地都配备了政治素质高，了解国内外税收法律、熟悉国际会计规则、懂外语的业务干部，涉外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
这一时期，中国的涉外税收得到了长足发展。1984年，中国的涉外税收收入为2.16亿元，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0.2%。从1984年到税改前的1993年，中国的涉外税收收入年均增幅超过70%，涉外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也上升到5.5%。
第三阶段，从1994年税改至今，是中国涉外税收高速发展时期。表现在：一是涉外税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除企业所得税外，其他各税基本实现了内、外资企业和内、外籍人员的统一；二是对涉外税收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各级政府都把创造良好的涉外税收环境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来抓，在人员选配、设施配备、管理手段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三是涉外税收管理队伍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1996年国、地税涉外税收征管范围调整后，从事涉外税收工作的人员大量增加，人员素质大大提高；四是征管手段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审核评税、税务审计的推行和实施，提高了涉外税收的征管质量和控管效果，涉外税收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是涉外税收收入和占全部税收的比重都有了大幅度提高。2001年，全国涉外税收收入已达2882.72亿元，占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19%。涉外税收真正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财力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C. 国际税法的国际税法的体系

关于国际税法体系的含义，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从规范性文件的体系的角度来界定国际税法体系，认为，国际税法体系是由国际税收协定和其他国际条约中有关税收的规定、国际税收惯例以及各国涉外税法所组成的法律体系。另一种观点是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界定国际税法体系，认为国际税法的体系，是指对一国现行生效的所有国际税法规范根据其调整对象之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国际税法的体系是比照国内法的法律体系的划分而对国际税法规范进行相应划分后所组成的一个体系。
在法学研究中应尽量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保持一致。一般来讲，部门法学所使用的概念应与法理学所使用的概念保持一致，各部门法学所使用的具有共性的概念也应尽量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使整个法学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也才能降低不同学科进行学术交流的成本。各学科所使用的概念可分为固有概念和借用概念，对于固有概念，可以在符合实践需要的基础上保持其固有的含义，而对于借用概念则应尽量与其在借用学科内的固有概念保持一致，只有在为了适应本学科的特殊性需要的基础上，而不得不对其加以变动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适合于本学科特殊性需要的重新阐释与界定。国际税法体系显然不是国际税法学的固有概念，而是直接从法理学借用过来的概念，没有必要对法律体系的含义进行适合于国际税法学的重新阐释与界定。因此，国际税法体系的概念应与法理学中法律体系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保持一致，即把国际税法体系理解为国际税法的部门法体系。
关于国际税法体系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包括四部分：（1）该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或其他国际条约中有关税收的条款；（2）该国所承认并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3）该国的涉外税法；（4）其他国家与该国有关的涉外税法。这里所论述的国际税法体系是国际税法的规范性文件体系，与国际税法的渊源差别不大，甚至就是国际税法的渊源。与本书所界定的国际税法体系不同。
还有学者认为，根据国际税法所调整的国际税收协调关系的种类，可以把国际税法分为国际税收分配法和国际税收协作法。在国际税收分配法中又可分为避免双重征税法和防止偷漏税法。在国际税收协作法中又可分为国际税制协作法和国际税务争议协作法。该学者是主张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的，因此，其所讨论的国际税法体系也不包括涉外税法。这种以部门法为出发点的划分方法，为国际税法体系的研究带来了一些新意。
众多国际税法学者都没有探讨国际税法的体系，可能有国际税法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原因，但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即国际税法本身尚无体系可言？前面已经指出了，这里采用的是广义国际税法论的观点，将所有与国际税收有关的国际法和国内法都纳入这一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税法本身都不是一个部门法意义上的领域，其组成部分又如何能划分成各个部门法并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呢？
鉴于此，这里只能从宽泛意义上的部门法角度来对国际税法的组成部分予以划分，即根据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国际税法的主要任务与作用来划分国际税法的组成部门。在第一层次，国际税法由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狭义国际税法和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涉外税法所组成。在第二层次，狭义国际税法主要由调整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分配法和调整国际税务合作关系的国际税务合作法所组成。涉外税法则主要由涉外所得税法和涉外商品税法所组成。在第三层次，国际税收分配法主要由消除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法以及防止国际逃税和避税法所组成。我们这里只是初步提出这种国际税法体系划分的观点，至于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还需要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D. 什么是税收法律体系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哪些

税法体系由个税、企业所得税和税收征管法三大法律组成，其他税收法规则由国务院、国税总局等制定。呈现出税收法律少而法规多的情形。因此目前和今后的任务应是加大权力机关立法的速度和力度。

E. 国际税法

一、国际税法的地位
国际税法的地位，是指国际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及国际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如何。国际税法的地位是一个关涉到国际税法的独立性以及重要性的重要范畴，它与国际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体系、渊源等基本范畴都有密切的联系。

目前学界尚没有学者专门论述这一问题，大多都是在论述其他问题的过程中对此问题一带而过，应当说，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于国际税法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就是对于国际经济法甚至整个法学关于法律地位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税法的独立性

关于国际税法的独立性，总体来看，学界持广义国际税法论的学者的观点是倾向于国际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 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近来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这一问题。

该学者认为，广义国际税法论在论证国际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时有两个难题需要解决，一个是国际税法与国内税法的协调问题，一个是涉外税法自身的范围问题。广义国际税法论在强调涉外税法是国际税法的组成部分时，并不否认涉外税法属于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这样，广义国际税法论就必须回答部门法交叉划分的合理性问题。分类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没有分类就没有近代科学的发展与繁荣，而部门法的划分就是对法律体系的一种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分类。科学的分类要求各分类结果之间不能任意交叉，而应该有比较明确和清晰的界限，当然，在各类结果之间的模糊地带总是难以避免的，但对这些模糊地带仍可以将其单独划分出来单独研究，而不是说这些模糊地带可以任意地归入相临的分类结果之中。把涉外税法视为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的共同组成部分就必须论证这种划分方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且必须论证国际税法与国内税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广义国际税法论基本上没有给出论证，因此，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就大打折扣了。

另外，关于涉外税法的地位问题也需要广义国际税法论给出论证。涉外税法是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其范围是否确定等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就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单纯的涉外税法只有很有限的一部分，而大部分税法、特别是税收征管法是内外统一适用的；对于那些没有专门涉外税法的国家，所有的税法均是内外统一适用的。这样，涉外税法与非涉外税法实际上是无法区分的，因此，涉外税法本身就是一个范围很不确定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对于这一点已有国际税法学者指出：“正如涉外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一样，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类体系；而是出于理论研究的需要并考虑到其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才将各个税类法中的有关税种法集合在一起，组成涉外税法体系。”[2] 把这样一个范围很不确定，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才集合在一起的一个法律规范的集合体纳入国际税法的范围，国际税法的范围怎能确定？国际税法怎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

我们认为该学者的批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前面我们论述国际税法概念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已经暗含了我们的观点，即我们把国际税法界定为最广义的国际税法并不是从传统部门法的角度出发的，也不是把国际税法视为一个纯而又纯的部门法，而是从有利于国际税法发展的角度，把国际税法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法律领域来研究。因此，我们认为，广义国际税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起码不是一个法学界一般意义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

当然，这并不表明国际税法不能或不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有些学者坚持的“新国际税法论”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们只是认为，就目前学界所普遍承认的广义国际税法论而言，不将其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更能自圆其说。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并不代表国际税法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领域，因为二者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把国际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领域而不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更有利于国际税法的发展与完善。

（二）国际税法的重要性

国际税法的重要性问题实际上是国际税法作用的另一种表达，对此，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认为国际税法在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领域，国际税法的具体制度是影响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鼓励国际经济发展的措施中，税收措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可以预见，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化，国际税法在国际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国际税法的体系

关于国际税法体系的含义，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从规范性文件的体系的角度来界定国际税法体系，认为，国际税法体系是由国际税收协定和其他国际条约中有关税收的规定、国际税收惯例以及各国涉外税法所组成的法律体系。[4] 另一种观点是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界定国际税法体系，认为国际税法的体系，是指对一国现行生效的所有国际税法规范根据其调整对象之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国际税法的体系是比照国内法的法律体系的划分而对国际税法规范进行相应划分后所组成的一个体系。[5]
我们认为，在法学研究中应尽量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保持一致。一般来讲，部门法学所使用的概念应与法理学所使用的概念保持一致，各部门法学所使用的具有共性的概念也应尽量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使整个法学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也才能降低不同学科进行学术交流的成本。各学科所使用的概念可分为固有概念和借用概念，对于固有概念，可以在符合实践需要的基础上保持其固有的含义，而对于借用概念则应尽量与其在借用学科内的固有概念保持一致，只有在为了适应本学科的特殊性需要的基础上，而不得不对其加以变动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适合于本学科特殊性需要的重新阐释与界定。国际税法体系显然不是国际税法学的固有概念，而是直接从法理学借用过来的概念，没有必要对法律体系的含义进行适合于国际税法学的重新阐释与界定。因此，国际税法体系的概念应与法理学中法律体系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保持一致，即把国际税法体系理解为国际税法的部门法体系。

关于国际税法体系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包括四部分：（1）该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或其他国际条约中有关税收的条款；（2）该国所承认并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3）该国的涉外税法；（4）其他国家与该国有关的涉外税法。[6] 我们认为，这里所论述的国际税法体系是国际税法的规范性文件体系，与国际税法的渊源差别不大，甚至就是国际税法的渊源。与本书所界定的国际税法体系不同。

还有学者认为，根据国际税法所调整的国际税收协调关系的种类，可以把国际税法分为国际税收分配法和国际税收协作法。在国际税收分配法中又可分为避免双重征税法和防止偷漏税法。在国际税收协作法中又可分为国际税制协作法和国际税务争议协作法。[7] 该学者是主张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的，因此，其所讨论的国际税法体系也不包括涉外税法。这种以部门法为出发点的划分方法，为国际税法体系的研究带来了一些新意。

众多国际税法学者都没有探讨国际税法的体系，可能有国际税法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原因，但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即国际税法本身尚无体系可言？前面我们也已经指出了，本书所采用的是广义国际税法论的观点，将所有与国际税收有关的国际法和国内法都纳入这一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税法本身都不是一个部门法意义上的领域，其组成部分又如何能划分成各个部门法并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呢？

鉴于此，我们这里只能从宽泛意义上的部门法角度来对国际税法的组成部分予以划分，即根据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国际税法的主要任务与作用来划分国际税法的组成部门。在第一层次，国际税法由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狭义国际税法和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涉外税法所组成。在第二层次，狭义国际税法主要由调整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分配法和调整国际税务合作关系的国际税务合作法所组成。涉外税法则主要由涉外所得税法和涉外商品税法所组成。在第三层次，国际税收分配法主要由消除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法以及防止国际逃税和避税法所组成。我们这里只是初步提出这种国际税法体系划分的观点，至于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还需要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注释」

[1]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3]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4]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5]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6]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7]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F. 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中各法律法规的级次是怎样的

目前，中国有权制定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国家机关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税收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范围内普遍适用，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效力。目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税收实体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下简称《车船税法》）；税收程序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规范性决议、决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其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比如，1993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
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我国现行税法绝大部分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税收的基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条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比如，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辆购置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船舶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关税等诸多税种，都是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条例。二是法律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管法》，由国务院制定相应的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
三是税收的非基本制度。国务院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通知、决定等。比如200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7号）中有关房地产交易营业税政策的规定。四是对税收行政法规具体规定所做的解释。比如200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解释的复函》（国办函〔2004〕23号）。五是国务院所属部门发布的，经国务院批准的规范性文件，视同国务院文件。比如2006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33号）。
三、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主要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发布有关税收事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包括命令、通知、公告等文件形式。具体为，一是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行政法规实施细则。二是在税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具体适用过程中，为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补充内容而作出的具体规定。三是在部门权限范围内发布有关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规章。根据中国现行立法体制，税收立法权，无论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还是地方税，立法权都集中在中央，地方只能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对某些税制要素进行调整。比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税额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幅度内确定。再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和省级人民政府）在国家统一审批减免税项目之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税或者免税，须报省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五、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是指省或者省以下税务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的适用于其管辖区域内的具体税收规定。通常是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定，在特定区域内生效。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依据，是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上级税务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六、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地区）签订的税收协定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协调相互之间在处理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和其他涉税事项，依据国际关系准则，签订的协议或条约。税收协定属于国际法中“条约法”的范畴，是划分国际税收管辖权的重要法律依据，对当事国具有同国内法效力相当的法律约束力。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谈签税收协定至2010年底，已对外谈签了96个税收协定，其中94个已经生效执行，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也签署了税收安排。这些协定和安排在避免双重征税、吸引外资、促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税收征管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外国缔结的有关税收的条约、协定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依照条约、协定的规定办理。目前，中央人民政府不在特别行政区征税，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税收制度，参照原在香港、澳门实行的税收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宽免和其他税务事项。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其制定的税收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内具有仅次于基本法的法律效力。特别行政区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但备案不影响生效。

G. 中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方面

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统一了内外企业所得税法。
中国涉外税法始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和1981年分别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两部税法在维护国家主权及利益的基础上，体现了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特点。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1986年又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基本确立了我国对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框架和格局。1991年4月，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合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通过并公布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涉外企业实现了税率、税收优惠和税收管辖权的统一适用。流转税方面，我国在整个20 世纪80年代对涉外商品销售和劳务继续沿用工商统一税，财产税方面则沿用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1994年，我国实行新的工商税制改革，在流转税法方面停征工商统一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此外，税法还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内资企业一样，统一适用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屠宰税等税种。由于内外资企业在流转税、财产税等方面基本统一，而所得税却依然内外有别，因此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主要定位在所得税的减、免、缓等措施上。
从总体上讲，中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诞生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时的背景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发展经济的基本国策，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为了大规模地吸引外资，加快利用外资的步伐，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我们选择了一条“以优惠促开放”的道路。表现在税收制度上，就是给予外商投资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待遇，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负全面和明显地低于本国企业的税负。并且，围绕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保税区等的建设，逐步设计、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其它特定地区――内地一般地区”的多层次的涉外税收优惠格局。全面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以及多层次的涉外税收优惠格局的确立，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推动作用。

H. 税收法律体系的核心是（ ）

税收法律体系的核心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税法体系指的是全部现行的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成为税收法律子系统而形成的一国税收法律内在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任何国家的税收法律规范，都是建立在相应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可以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

不同社会历史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税法体系; 同一社会历史形态国家的税法体系本质相同，但可以有不同的税法体系形式。

(8)涉外税收法律责任的体系扩展阅读：

完备的税法体系应具备以下要求：

1、税法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基本概念是统一的；

2、不同税收法律规范之间应存在纵向的效力从属关系，及层次较低的税收法律规范应不违背层次较高的法律规范或是层次较高的法律规范的具体化；

3、同一层次的不同税收法律规范之间应有横向协作关系，即应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协调一致。

完备的税法体系应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完整性。要求每个税种都具有相应的税法规范予以规制；

二是内在的协调一致性。既要求保证税法的指导思想、原则、概念、术语的统一性，还要求下位阶税法规范符合上位阶税法规范，并且同一层次的税法规范间也应当保持协调、一致，不能相互矛盾；

三是权威性。要求层次较高的税法规范在整个税法体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四是科学合理性。要求具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体系内部紧密衔接，具有较强的严密性。

I. 涉外税收

外国企业是我国的非居民纳税人，只就其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征收所得税。由支付方代扣代缴。所得税是按照10%税率缴纳预提所得税。计算所得税时不扣除任何费用。
预提所得税是对在一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所取得的来源于该国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的征税办法的统称。预提所得税并非是独立于外资企业所得税之外的另一税种，而只是为适应上述跨国所得的特点，所采取的一种源泉征收方法。当这类所得在我国境内发生时，即以这类所得的取得者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从每次支付的款项中代扣代缴应纳税额。
预提所得税以纳税人取得的收入全额为计税依据，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予减除任何成本和费用，但与我国签订有双边税收协定国家的外国企业，适用协定规定的限制性税率。
预提所得税的计算公式为：
应扣缴税额=支付单位所支付的金额×预提所得税税率
【例】某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2001年将一项商标使用权提供给中国某企业使用，获特许权使用费200万元。另外，该公司还从中国境内的内资企业取得利息所得30万元。计算该公司应纳的预提所得税税额。
 适用税率：营业税税率5％，预提所得税税率10％。
 应缴纳营业税=200× 5％=10(万元)
 应缴纳预提所得税＝（200-10+30）×10%＝22(万元)

J. 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包括哪些税种

共有18个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税收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范围内普遍适用，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