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玉溪法院院长

㈠ 孙小果案件从犯罪学角度如何分析

据媒体报道，云南省髙级人民法院近期作出决定，依法对孙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案启动再审。法院认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7年再审改判有期徒刑20年的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当重新审理，遂决定再审，并对孙小果案二审刑事判决一并进行审查。

2019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进驻云南省期间，昆明市打掉了孙小果等一批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孙小果系列案件经媒体报道后，社会舆论持续发酵，其中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和质疑的是孙小果在1998年因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提出上诉，二审被改判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且不知何故，在孙小果服刑期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了再审程序对孙小果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随后孙小果又非同寻常地获得多次减刑，并在2010年便早早出狱。为此，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此案再审，就显得十分必要。首先第一次再审改判可能涉嫌司法腐败。云南省官方通报称，省市有关办案部门正在按照中央督导组和省委的要求。

对孙小果1998年犯强奸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后，二审、再审改判以及刑罚执行和其他违法犯罪加紧开展调查工作。相关部门已对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原副庭长陈超以及孙小果重要关系人等11人采取留置措施。

从当前情况来看，相关办案人员极可能存在司法腐败、权力滥用等违法违纪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3条第（五）项的规定，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其次，再审改判结果存在重大疑问。

孙小果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经二审改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又通过再审程序改为二十年有期徒刑，由死刑立即执行到缓期执行再到有期徒刑，前后量刑上的巨大反差必然涉及法院对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重大改变，需要充分的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

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未公开第一次再审判决书及其他相关案件材料的情况下，其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存在问题从目前来看是存在重大疑问的，这种异乎寻常的改判必然引发社会公众的强烈质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4条的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经研究认为，该院2007年9月27日作出的（2006）云高刑再终字第12号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应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最后，二审判决是否合理合法也应当在本次再审程序中一并予以审查。刑事诉讼法解释第383条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重点针对决定再审的理由进行审理。必要时应当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

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本次再审系“再再审”。除了对最终生效的再审判决进行审查外，还需对一审、二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由于二审改判孙小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社会各界有不同看法，因此本次再审有必要对于二审改判是否合法合理予以详细审查。

鉴于此种考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新闻通稿中专门指出，在再审过程中将对该院二审刑事判决一并进行审查。公平正义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是民众对法治的最基本的期待，其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

依法通过再审程序查清和纠正孙小果案，一方面有助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挖黑恶势力背后保护伞。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净化社会空气，还社会安宁，彰显党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维护党的执政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树立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干部的良好形象。

另一方面，此案已引发社会广泛、高度关注，适时启动再审程序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对该案的关注，还原事实真相，给社会以交待，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还司法以公正，维护法律尊严。

(1)云南玉溪法院院长扩展阅读：

2019年10月14日云南省高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孙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一案依法再审开庭审理。云南省检察机关已对孙小果出狱后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起公诉。云南省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对孙小果案19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重要关系人移送审查起诉。

2019年11月6日至7日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一案公开审理。一审获刑二十五年 。12月17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孙小果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二审公开宣判，对上诉人孙小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2月23日云南高院依法公开宣判孙小果再审案，决定执行死刑。

㈡ 玉溪师范学院院长级别

正厅级别编制待遇
1、玉溪师范学院坐落于滇中著名的“中国十佳休闲宜居生态城市专”玉溪市，属是云南省直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学校创建于1978年。2000年3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与玉溪成人教育中心、玉溪师范学校合并，成立玉溪师范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属于正厅级别编制。2、所以玉溪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都是正厅级别待遇（相当于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玉溪市市长级别待遇）。

㈢ 云南玉溪市红塔区公务员因欠款,被法院强制执行扣工资 ,法院留多少生活费

一般正常情况下，要是是强制执行生活费只会留当地的平均水平的工资

㈣ 甲院长灰指甲抑菌套装云南玉溪有卖吗

这种东西在云南玉溪肯定也有卖的，主要到药店去看一看，应该会有卖的

㈤ 关于褚时健的书 呀传记啊 有人知道吗

人物传记褚时健
褚时健的新舞台

2010年1月末，在云南省著名律师马军的极力引荐下，记者得以顺利进入褚时健家——一处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城
郊的别墅。头发花白，已经82岁高龄的褚时健家里似乎从来不缺人拜访，总是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是他不太愿
意面对记者。不过，作为他多年的朋友和法庭上的代理律师，褚时健对于马军这种为数不多的看望显得很高兴，
除了亲自端上一大盘橙子，话匣子也渐渐打开。

“主要是觉得心累，不想公开多谈了。”曾经被誉为“中国烟王”的他坐在阳光灿烂的别墅四合院里，手指里不
断夹着支“玉溪”吞云吐雾，“我希望人们忘记了我，我出名太多总会有人不高兴，我现在就种种橙子算了。”

大约在2008年初，云南省玉溪、昆明等一些城市里的水果摊上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橙子品种，橙子的名字倒不引
人驻足，却是广告令人眼前一亮：褚时健种的冰糖橙。

曾经名震四海，后又销声匿迹的褚时健，现在又意外地回到社会公众的视线里，并且带来了美味、可口的橙子。
他说：“我种橙子已经进入第七年，以后树长得更大，橙子会结得更多，味道更好。”

尴尬人生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的一个农民家庭，自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后便荣誉不断：1990年被授
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在其领导玉溪卷烟厂(后
为红塔集团)的18年里，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其中仅“红塔山”的品牌价值就达400多亿。

褚时健的不平凡在于：在他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由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小企业，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
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这样的成绩，显然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他掌握了“一个国有垄断型的、并且实行专
营的特殊行业”——那么容易就能够获得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仅中国国内的烟草企业当时就数不胜数。

但随后的1995年，褚时健因为被人举报而被调查，并于1997年7月正式被捕，最后锒铛入狱。此前，他的女儿褚
映红和妻子马静芬也被河南省洛阳警方控制调查，1995年12月女儿在被扣押期间自杀。当时，云南省委主要领
导找到马军，要求他以律师的身份代替褚时健处理有关事务。马军立即赶赴河南洛阳料理后事，亲自把褚映红
的骨灰带回云南交给褚时健。后来，马军又应褚时健本人的要求，为其作了法庭辩护。

褚时健说：“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与马军律师已经密不可分。”

“按照当时中央一些领导的意见，褚时健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他的代理律师
也被各种组织、领导找去谈话，但是我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辩护观点，为此也得罪了许多单位和领导。”事隔
多年后，马军律师终于透露了秘密，“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17年，2002年初获准保
外就医。随后合作多年的云南省烟草公司和红塔集团不再聘任我为企业法律顾问，而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小
虹不久后也被借故免职，可以想象当时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对于褚时健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其中隐
藏着大量‘包括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以烟牟利’等至今无法公开的秘密。”

的确，当时云南省的财政收入曾经有过这样的比例：70%来自于烟草行业，玉溪卷烟厂又独占了其中的70%，换
言之后者曾经占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这样，褚时健既是云南省最大的“财神”，更是全国许多人发财
致富的“财源”。

因此，尽管他曾经因为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75万美元被判刑关押，但是熟悉他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
他，而是给予了他极大的同情与谅解。在监狱服刑期间，经常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想方设法到狱中去看
望他。

马军律师说：“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但是褚时
建18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当时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他的错误有
不可回避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在为褚时健进行法庭辩护之前，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亲自约见我，鼓励我充分尊重、运用法律为其进行辩护，
关心、惋惜之情自不必多言。”马军说，“后来我之所以提出‘富庙穷方丈’的辩护观点，是因为褚时健是在
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我不是为了帮助他开脱罪责，而是希望警醒社会、警醒政府，对于计划
经济年代的一些特殊事件应该特殊应对。”

马军很感慨：“作为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褚时健一年的收入竟不如那个时期的歌星登台
唱一首歌，而且他进去后，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也调整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褚时健落马后，其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合法收入已经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
辈子的工资也没有那么多。而如今，国企高管们享受数百万，上千万，甚至数千万年薪，还配以干股，已经
是家常便饭。不过，曾经因为“褚时健现象”而不平，进而呼吁“高薪养廉”的人们却似乎更尴尬，如今拿
着高薪的那些人并没有放松对金钱的贪欲，甚至愈演愈烈。

褚时健案发后，有经济学家曾经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那时候人们都在议
论，以为褚时健的一生将到此结束——即便不是生命的结束，至少也是事业的结束，他必将渐渐消失于公众
视线。

于是，即使褚时健已经被公开判刑，在监狱里服刑，但是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故事仍然在云南省内和烟草行业
里神秘地流传，讲述故事的人都认为：第一，褚时健的才能无人可以代替；第二，云南省一定会想办法挽救
他；第三……

不过，英雄之所以不同于凡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褚时健的感悟是：要积极而不是
消极地对待挫折，做人一定要心宽，不要有太多计较，要坚持往前走。“我有一些老朋友，一遇到挫折就消
沉下去了，站不起身来了。”

“褚橙”风靡

“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更令我放心的是，褚时健仍然活得很好。”马军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
人，经过7年的辛勤耕耘又种出了新品牌的橙子，这样的老人值得尊敬。”

历史的水波一波一波地远去了，就留下来岸边的这些痕迹，犹如褚时健的“红塔烟草帝国”，它们是成绩犹
在的表征。后来的褚时健，在经历女儿狱中自杀、自己身陷囹圄的沧桑后，却蜕变成了一位更坚强的老人。
在75岁的时候，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承包了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附近一片面积为2400多亩的荒山，种下了34
万株橙树苗。

“我带着妻子进驻到荒山里，穿上农民劳作时的衣服，再次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身患严重糖尿病的褚时
健说，“有许多人关心我，生活本来不成问题，但是我闲不住。众所周知烟草的事情我不太方便介入了，但
是我还有其他事情可以选择做。”

在日常生活中，褚时健发现美国进口到中国的水果例如橙子、葡萄和樱桃等口感很好，但是价格也非常贵，这
让他不由又回想起过去那些岁月：“当时人人都说欧洲、美国的烟比中国的好，中国永远不可能生产出像‘三
五’、‘万宝路’等著名香烟，但是我不信这个邪，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终于打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
的名烟牌子。”

褚时健决心“重出江湖”，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信心，“种出和美国橙子一样好吃，甚至比美国更好吃的橙
子来”。

尽管有着多年成功栽种烟草的农业经验，但是褚时健发现种橙子和前者有许多不同，因为橙子有着自己的特性
，在水分供给、营养成分配给、枝条留密和虫害、病害等方面都需要一项项去观察、实验和研究。

“我是边学习、边总结，并且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了长期的合作研究，过程中困难的确遇到不少，
比如糖分、酸度、日照等情况都需要细致应对。同时对于肥料的配制，灌溉用水的选择都花了心思，尤其灌溉
用水都是从远处特别运来，以保证橙子味道的纯正。”褚时健说，“我一直鼓励自己，要做就要成功，要做就
要做好。美国人能够种出好吃的橙子，我也一定能种，我不会比他们差。”

一名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甘心成为了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民。五六年后，褚时健所栽种的橙树终于结
出了果实，开始由于宣传不够，主要是靠一些老朋友帮助购买，包括集团消费。后来，“质量好了，口碑就好
，所以我从不主动宣传。”他说。

果然，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昆明街头的其它橙子10元4公斤随处可见，而他种的冰糖脐橙8元1公斤还很难买
到，而且很多橙子更是一采摘下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销售。

马军说：“一直有人恶意中伤褚时健，说他以前在烟草行业的成功靠的是国家资源。而现在他二次创业种橙子
的过程，并没有依靠什么国家资源，基本上靠的是产品质量和公平的市场竞争，但是他仍然很成功。”

现在，褚时健承包的果园里已经有300多人在工作，果农们基本都来自附近山区。他引用了以前种植烟叶的管
理经验，给每棵果树都定了标准，尤其产量是固定的数字，因为果实太多会影响后期质量，所以果农一见到差
点的果子就主动摘掉，杜绝了以次充好。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名果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每年就能领到40
00元工资，质量达标的再领4000元，年终奖金又有2000多元，这样正常情况下一名果农一年能领到1万多元，
个别人甚至达2万多元，明显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褚时健表示：“我愿意带领在果园中打工的农民一起走
向富裕。”

“有一次我去了解沃尔玛里的销售情况，发现我们的橙子已经卖完了，而旁边美国进口的橙子还剩了一大堆。
”褚时健乐呵呵地说，“顾客们认为美国的橙子皮偏厚，味道偏酸，而我们的橙子水分更足，甜味明显，更
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这些可都是我们大家多年心血的成果。”

褚时健说：“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做，不可能做不好，以前我种烟是这样的态度，现在种橙子也是这样的态度。
其实种东西和培养人是一样的道理，一方面是要用心，另一方面是前期施与的养料要合理，这样才可能结出
好果实。”

他表示，目前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产品普遍品质不高，就是因为对“原料”重视不够，前期投入不够，而只注
重后期“加工”，“其实对于人才的培养也是一样的道理，全社会对于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行动
上仍然遵循一些陈旧的习惯”。

公道评价

马军表示，尽管平时很繁忙，但是褚时健的情况一直为自己所挂念，除了多年的朋友交情和法庭上的据理力
争为其保下了性命，马军更有着独特的评价：“一个闲不住的老人怎么度过自己的晚年，褚时健给了大家非
常好的示范。”

不过，也有人对褚时健能够被顺利减刑、保外就医和保外期间能够重新创业提出了异议：“褚时健的身体能
创业，却不能坐牢？”当然这样的评论马上遭到了更多人的反驳：“如果没有褚时健案，也许就不会有今天
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

而褚时健本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在意类似的评论或争议了。

“现在，小果园就是我们的世外桃源，除了在家休息，我的时间几乎都花在怎么种好橙子上了。”褚时健说
，“其实自从我恢复自由以后，不断有朋友来请我去做烟草方面的顾问，承诺年薪都在30万至50万以上，另
外还有各种优厚的福利。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出头做事情了，一是年纪大了，二是不想再出名了，因为我这个
人不做事情则已，一做就要做成最好的。”

虽然口头上一直很谦虚，话语里也很谨慎，但是褚时健家里随处堆放的各种书籍、报刊，电视里经常播放的
新闻节目其实已经在透露出他的“秘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境在他的身上有着明确的体现。

“烟厂的人也经常来请我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包括生产技术和田间地头的种植技术都有，但是每次我也只是
谈些简单的意见，他们听不听、用不用我的建议我并不太在意，但是我保证自己不会乱说话。”他说，“我
现在每天都在看新闻，毕竟搞了半辈子经济工作，对国家、地方的许多事情还是有着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一
般不公开发表意见了，甚至不太愿意告诉别人‘我仍然很关心国家的经济活动’。”

褚时健表示，平时自己不断边了解、边思考，总觉得现在许多工商企业的做法有问题，如果纠正、改良了其
实可以做得更好，发展的空间会更大。

在褚时健的新企业里，他明确表示自己只负责技术方面的事情，董事长是他的妻子马静芬，同时由外孙女负
责销售方面的工作，“我现在是为她们打工的，靠技术吃饭。”

尽管褚时健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波折，但是他的能力和贡献却一直被认可，很多中央和云南的领导到玉溪出差
，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一个问题：“老褚现在身体怎么样？”许多退休后的干部也隔三岔五地找理由上门看望
他，甚至到果园里找他叙旧。

“尽管上级领导和在任的领导们都不直接来看望我，但是他们对我的关注和关心我是知道的，这让我觉得他
们还算是有点良心的人，所以我也能够理解他们的难处。对于我的那些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多谈了，包括我
自己也一样。”褚时健说。

马军表示，对于褚时健过去的各种荣耀与是非，包括其被批准保外就医，并且在刑期正式结束前栽种橙子等
情况，社会的关注度一直都很高，有人觉得对他的宽容体现着社会的进步，也有人认为对他的纵容是对法律
的不敬，种种言论从来没有停息过。事实上，无论在云南省内外，还是在企业界内外，对于他的评价一直都
有褒有贬，但是有关他的命运与行踪则一直是个社会热门话题，“尤其在云南省，谈烟草、谈企业时，始终
很难避开褚时健这个名字”。

褚时健说：“不论我以前做得对还是错，只要别人能够承认我曾经在经济工作上做了些好事情，我就认为评价公道了，自己也就知足了。”

㈥ 玉溪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写的一首关于赞扬护士的诗

护士，你们是白衣天使。
是人们在黑暗生活中的明亮火焰。
你们的爱伟大。
你们用自己的智慧与勤劳，
换取了每一个病人的好评。
你们是最伟大的白衣天使！

㈦ 云南一厅官受贿700余万庭上悔罪揭发他人吗

12月3日，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云南省农垦局原党委书记马吉林涉嫌受贿犯罪一案。根据检方指控，马吉林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7205560元、1万美元、1万英镑，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974年12月至1975年12月在昭通地区氮肥厂工作；

1975年12月至1980年3月在解放军35025部队服役；

1980年3月至1985年7月在昭通地区行署教育局工作；

1987年7月至1990年3月先后任昭通地区鲁甸县桃园区区长、桃园乡党委书记；

1990年3月至1992年12月，先后担任巧家县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

1993年1月至1997年3月任昭通行署土管局副局长；

1997年3月至2001年8月任昭通地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2001年8月至2002年12月任中共昭阳区委常委、副书记(正处级)；

2002年12月至2008年3月任中共鲁甸县委书记；

2008年3月至2013年8月任中共昭通市委常委、昭阳区委书记；

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任云南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

2014年11月至2015年12月任云南省农垦总局巡视员；

2015年12月退休。

2017年2月19日，据云南省纪委消息：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云南省农垦总局原党委书记马吉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017年6月19日，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消息，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4月25日，玉溪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云南省农垦局党委原书记马吉林以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回看马吉林严重违纪案：别做“荒了地”的党委书记

2014年5月，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省委第二巡视组开始对云南省农垦总局（云南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巡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带题不定题，巡中来选题。”进驻前，巡视组根据情况通报会和网络舆情掌握的情况，初步确定了重点专项问题。

在召开动员会前，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巡视组的重视：省农垦总局局长主持会议，党委书记马吉林的席位卡却被置放在主席台下；而按要求，马吉林是要在会上作表态发言的。巡视组对这样的安排很不解，并及时予以纠正。

“感谢省委巡视组给我这样一个坐主席台的机会……”表态发言时，马吉林自话自说，只谈开展工作如何难，不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表态。

这个情况大大出乎预料，巡视组意识到他可能“荒了自己的地”。经过反复推敲，巡视组决定从知情人入手，拿到关键的证据，精心准备了针对性较强的“清单式”谈话提纲，采用“二对一”和“询问式”的谈话方式，基本封住了被谈话对象对问题线索的“退路”，使其无法回避问题和矛盾。

“请你谈谈党委领导班子及成员执行遵守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马吉林自2013年8月任职以来，不到单位正常上班，发工资时也不见他来领取。”公司财务人员有些困惑地回答。

在了解到马吉林不领取工资的情况后，巡视组马上追问其党费缴纳情况。“马吉林的组织关系在2013年9月转到省农垦总局，至今多个月未缴纳过党费。”公司党委工作人员说道，“没有组织召开党委会，也没有研究安排党委工作。总局因干部人事任免及年终考核，召开了两次党委扩大会议，他也未参加。”

在之后的约谈中，有的谈话对象谈得脸色发青、虚汗直冒；有的谈话对象不但回答清楚了巡视组“清单”上要了解的问题，还主动提供了很多重大问题线索。

巡视组明白，精准查找问题线索，只有“对账”还不够，还需要当事人“认账”。在掌握大量事实基础上，巡视组决定单刀直入约谈马吉林。

“在我上任前，省农垦总局制定了《党委会议事规则》，限制了党委会职能及召开范围，为不与局长发生冲突，影响改革中农垦的稳定，我主动选择回避，去下属单位走访调研……”

针对马吉林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存在“宽松软”的问题，巡视组一一列出“问题清单”，提出了严格要求。事实面前，马吉林表示“照单全收”，即知即改，立行立改。

根据巡视组提供的线索，云南省纪委对马吉林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㈧ 云南省玉溪市各法院招聘书记员吗

京安速记江苏徐州法院书记员培训中心的高级讲师告诉笔者
好像不招，
速录是一种高版级技能,想成为权一个专业的速录师,不仅要有熟练的录入技术,还必须具备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的补充和积累.
速录师和普通的打字员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能够与声音同步记录,也就是边听边打.1台速录机、1台笔记本电脑是其全部"家当".据介绍:速录师每分钟最少能打220个字,最快的速录师一分钟能打500字左右.笔者注意到,速录师打字不是用一般的电脑键盘,而是一种专门的速录机,速录师操作起来,能同时按下10到14个键,每次最少能打出2个字.
那学习速录是不是很难呢?徐州京安速记亚伟速录培训中心的高级讲师告诉笔者,由于速录师所借助的是一种特定的速录机,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但其入学条件并不高,只要能听懂普通话,有一定的拼音基础就可以学.经过4-6个月的培训,就能达到180-220字/分钟,熟练的高手甚至能达到每分钟300字以上的水平。。。。

㈨ 楚雄州法院院长是什么级别干部

副厅级别（副州长级别）。
1、楚雄彝族自治州属于云南省下辖的自治州之一专，地处云南省中部属，东靠昆明市，西接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连普洱市和玉溪市，北临四川省攀枝花市；因此是正厅级别；
2、所以楚雄州法院院长就是副厅级别（相当于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级别）。

㈩ 一位父亲游手好闲因杀人坐牢，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不务正业也因杀

2007年8月，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春和镇黑村发生一起老父怒杀逆子案。
镇黑村的老汉李文寿有一个不幸的家庭。时年58岁的李文寿与妻子普玉兰共生育了两个子女，29岁的女儿李某某吸毒近10年，案发当时正在戒毒所戒毒；19岁的儿子李兴红自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在家，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不仅从不帮父母做农活、理家务，四五年前就染上了毒瘾，而且还时常在村里“偷鸡摸狗”，闹得全村不得安宁。儿子李兴红自染上毒瘾后，没钱就向父母逼要。两个农民的父母没有钱给儿子，李兴红就“骂、打、砸、卖”全用上：他破口辱骂父母，不如畜牲；他出手殴打父母，曾将父亲的额头打了缝9针，将母亲打后推进水沟里，逼其不得不偷偷外出打工两年躲了起来；他卖掉了家中包括锄头、稻草在内的所有值钱的东西，父母种的庄稼在地里还没有成熟就被他许卖，逼得父母只有将家里吃的粮食悄悄藏到其他村民家，吃一顿去拿一点回来，办案检察官看到李家现有的3个碗和4双筷子都是乡亲给的，几个小凳子是被其母亲所藏的。正因为这样，李文寿家一无所有，从1996年以来就一直住在集体的公房里。
在自己和老伴受罪、村民指责的“走投无路”情况下，李文寿出于“为家庭除害，为村民除害，让大家过上几天好日子”的思想，于2007年8月18日1时30分许，趁儿子李兴红在床上熟睡之机，将其打死。
杀了人还要求从轻处罚
案发后，多方要求从轻处罚（不判刑）被告人李文寿，成为处理该案的焦点――
李文寿：打死儿子后，李文寿知道这是犯法了，就及时投案自首。然而，他对自己的行为究竟需要负多大的法律责任是不清楚的，一再要求司法机关对他要从轻处罚，因为他家太不幸啦。下面是杨燕晨与李文寿的几段对话：
问：“亲生儿子被你打死，你现在是否后悔？”
答：“我一点都不后悔，他儿子不死我老子就得死。人是我养的，命是国家的。我儿子那种人活着是个臭鸡蛋，死了是个凤凰，我知杀人是犯法，但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即是要枪毙，我也不管了，把他杀死对我家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从反面说我是个罪犯，从正面说我对社会、对青少年还有一点教育意义。我虽然是个杀人犯，但与看守所里关着的其他杀人犯性质不同啊！”
问：“杀死儿子后，你想过要负多大责任吗？”
答：“我希望判个缓刑。”
问：“杀人是重刑，你怎么想着判个缓刑呢？”
答：“法律是死的，但解决问题是活的呀！判个缓刑，我回去和老妈妈（老伴，云南方言称老伴为老妈妈）做个伴。”
同样，李文寿的妻子普玉兰对丈夫打死儿子的行为也是支持态度，她对自己的儿子这样死在亲生父亲手下，一点也不伤心，一滴眼泪也没流。她还一再哀求红塔区检察院检察长杨燕晨：“不要判李文寿的刑！”
村干部：案发后，黑村村委会的干部们对李文寿打死亲生儿子李兴红的行为所持态度是：李兴红确实坏；李文寿可以不把他打死，但打死了也无所谓；李文寿打死的亲生儿子是很坏的儿子，要处理也应当从轻。
村委会副书记钟正武说：“这个小鬼（李兴红）确实是个害人的人。在家里，他闹得父母无法活呀！上个月，他家地里的包谷还没有成熟，我亲耳听见李兴红就恶狠狠地对父亲李文寿说：‘老杂种，这块地里的包谷是我的，等干（成熟）了你给老子板板扎扎地掰回来，老子要拿去卖钱。’在村里，他在乡亲们眼里是个很讨厌的人。我们护村队巡逻时，经常在深夜一二点钟看见他在村里游荡。只要这个小鬼不在，村里的治安就要稳定得多。现在，他被他父亲打死了，好了，村里得安宁了。从这个角度讲，对李文寿应该从轻处理。”
村民们：案发后，黑村有数十名村民联名向检察机关呈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宽恕李文寿，“不要拿他去坐牢”。并举例3年前发生在春和镇刘总旗村委会六组村民王某某打死屡教不改的吸毒儿子被判缓刑一案，要求“不要拿李文寿去坐牢”。
法与情碰撞，检察长当公诉人
面对该案法与情激烈碰撞的情况，红塔区检察院检察长杨燕晨认为，这种碰撞除了人们同情被告人李文寿的家境外，更多和最主要的却是人们对法律的无知和模糊，对该案的最终处理，一个是对被告人李文寿既要严肃处罚又要合情从宽，另一个是要澄清人们对法律认识的模糊。
于是，杨燕晨自己亲自出庭公诉。他组织公诉科科长杜美琼、检察官曹宏伟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于法有据的、法与情相统一的《李文寿故意杀人案公诉意见书》。
杨燕晨在该案开庭前多次与红塔区法院的领导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就对该案的处理磋商意见、提出建议，相互统一思想；最后决定让黑村村委会组织群众来旁听庭审。
在庭审的公诉席上，杨燕晨在发表的公诉意见中着重指出这样4个问题：第一，被告人李文寿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必须受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惩罚。第二，被告人李文寿在作案后及时到村委会联防队值班室报告情况，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自己杀人的事实，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收集证据，使该案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侦破，具有法定的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第三，被害人李兴红有重大过错，因此对被告人李文寿具有法定的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第四，从该案中应当吸取的3条教训。
经过认真考虑该案的实情，红塔区法院于2007年12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李文寿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故意杀人致人死亡，判10年，于法而言，对被告人李文寿来说已经够轻的了，可杨燕晨觉得还是判重了。于是，杨燕晨又将判决情况向玉溪市检察院汇报，提出了自己认为根据该案实情和李文寿现在的家境应该再减轻一些处罚的意见。杨燕晨的意见得到了重视，玉溪市检察院领导通过与玉溪市中级法院领导商量意见，统一认识，最后玉溪市中级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以“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有错误”为由，指令红塔区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
经过再审，红塔区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文寿无视国家法律，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故意杀人罪。原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李文寿系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被害人李兴红对引起本案有重大过错，可以对被告人李文寿酌情从轻处罚。据此，红塔区法院于2008年3月28日作出判决：撤销本院原判决，即被告人李文寿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原审被告人李文寿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个再审判决的结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