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法官思想的比较

1. 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

1.在思维方式方面上，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实证，剖析整体再加以综合，几乎大部分人都会辩论；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

2.在价值取向方面上，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

3.在伦理道德方面上，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中国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

4.在行为规范方面上，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

中西方文化的感性与理性趋向差异很有趣。

西方文化发展的感性趋向，造就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外在领域—娱乐业和竞赛也的不断发达；西方文化发展的理性趋向，推动了现代文化的内在领域—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

中国文化中的感性和理性两极都不像西方那样发达，缺少感性冲动和理性追索，因而会造成传统的体育与科学发育不良。缺少感性冲动的文化，就很难有文化理性的突破与发展。

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不为人先、不耻人后的观念。

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有一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只注重过去的实践经验而忽视未来的发展变化的思维传统，有助于防止我们的民族陷入各种精神误区，但却同时限制了我们知识想象的自由空间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

(1)中外法官思想的比较扩展阅读：

中国文化下的民主与人权：

一、中国不是没有民主，而是，它的“立体民主”与西方不一样。何况，在朝廷之内，有诸如祖制与御史对皇权的实际约束，以及皇帝通常必须有臣子之奏折方有机会批示以表达皇室“谕旨”之传统惯例，这等于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种横面之分权与牵制。

而这种种形式上的差异，正好是由于文化与历史背景不同所致。而其民主实质与精神，不应因形式有异而否定它的存在。

二、同样，中国不是不注重人权，而是将人权概括于民族权之中。在这点上与西方人权相比，我们不妨将民族权称之为“宏观的人权”。这个与西方的差异，也是出于文化与历史差异所致。这不但是意义上的差异，而且是在形式上的表现不同。

三、西方人将他们微观的人权以及横面的民主政治定为“普世价值”，至少在中国的民族权（即宏观的人权）以及“立体民主”的对照下，他们的普世性出了严重问题。

我们必须对他们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来踪去路严加审视，以鉴别它们是否可以移植到另一文化而具有同样的意义以及同样的表现方式。

2. 中外现代政治制度对比

（一）、共同点
1、在议员或代表产生方式上，都有各自认可的条件、按一定法律程序经选举产生，并按一定选民比例加基本数分配议员或代表的名额，而且都是届期制。
2、在议员或代表的权利与义务上，都有提案权、讨论表决权、咨询权、言论免责权、人身自由保护权，承担向选民或人民负责的义务。
3、在内部组织结构上，都有一个负责召集和主持会议的指导机构，有一个大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会务服务工作的秘书长，有协助审议的各种委员会和工作机构。
（二）、不同点
1、代议机关组成人员的阶级基础不同，履行职责的方式不一样。
2、在内部组织结构上，资本主义议会设置议长和议会党团，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设置常设机关，这是各自独存的。
3、在权力结构方面，资本主义议会只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而社会主义人民代表机关不仅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且是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全权机关。
4、在组织活动原则上，资本主义议会制是“分权制衡”，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是“议行合一”（或民主集中制）。
三、中西代议制度功能效应比较（2学时）
（一）、共同点
1、都行使国家的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以及重大事务决定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其实际功能效应都受内外因素的影响。
（二）、不同点
1、职权范围不同
2、发展方向不同
四、讨论与思考（4学时）
1、不同国家的代议制度不可简单摹仿；代议制度功能效应的发挥取决于诸多因素。
2、借鉴西方议会政治的有益成果，完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讲 选举制度比较
本讲主要介绍了选举制度的一般理论，中西方在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选举的民主程序等方面的异同点，西方选举制度的经验教训，中国选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教学时数：8学时。讲授6学时，讨论2学时。
教学重点：选举制度及其相关范畴，普遍选举权原则和平等选举权原则，选举的民主程序，
教学难点：西方选举技术的构成及特点，中国选举机制的缺陷与完善。
主要内容：
一、选举制度概述（1学时）
1、选举制度及其相关范畴
2、中外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
二、选举的基本原则（2学时）
1、普遍选举权原则
2、平等选举权原则
3、直接选举原则
4、秘密投票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
5、等额差额选举原则
三、选举的民主程序（3学时）
1、选举组织与选区划分
2、选举方式与选举类型
3、选民资格与候选人资格
4、选举过程与选举监督
5、讨论与思考：从总统大选看美国的选举制度
四、借鉴西方选举技术，完善中国选举制度（2学时）
1、西方选举技术的构成及特点
2、西方选举制度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3、中国选举机制的缺陷与完善
第四讲 政党制度比较
本讲介绍了与政党制度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分析了中西政党制度结构模式的异同点，比较了中西政党制度的功能效应。
教学时数：8学时。讲授6学时，讨论2学时。
教学重点：政党与代议机构、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比较，中西政党制度功能比较
教学难点：多党制，中国政党制度结构优化问题
主要内容：
一、政党制度及其类型（2学时）
1、政党、政党政治、政党制度的涵义
2、政党制度的类型
3、学术争鸣：是否可以使用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概念
二、中西政党制度结构模式比较（4学时）
1、政党制度的的内部结构，即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模式。
2、政党制度的的外部结构，即政党与其他政治实体的关系模式。
3、讨论与思考：政党制度结构优化问题
三、中西政党制度功能比较（2学时）
1、政党功能比较
2、政党制度功能比较
第五讲 公务员制度比较
本讲介绍了公务员制度的一般理论，分析了中西公务员制度的主要差异，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向以及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途径。
教学时数：8学时。讲授6学时，讨论2学时。
教学重点：中西公务员制度的主要差异。
教学难点：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途径。
主要内

3.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何特点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特点有：

法官是中立的，既不偏颇政府，也不能偏颇人民。因此一个真正中立的法官除了独立于政府之外，还应独立于舆论及民意，只忠实与法律（有一法官为了防止其对某件案件的裁决受舆论先入为主的影响而终身不看报纸）。

这是一个职业分工的问题，虽然美国是传统的民主政府，但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及国民主的缺陷（多数人的暴政），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但相对于一般不懂法律的民众而言，法官更加熟悉法律程序、法律规则，民众会被蒙蔽，所以众意不可靠，实际上这是一个职业分工问题，就像法官不能够去当足球裁判一样，因为足球的规则法官不懂，在诉讼过程中也一样，民众不可能象法官那样懂法，因此民众作为旁观者在案件审理中不一定是被蒙蔽而认识错误，而常常是由于观念的非职业性带来的对法律事务的陌生，使得他们无法对案件作出法律上正确的判断。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全国的多数，尽管其激情动人，其倡议振奋人心，也无法在全国各地以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使全体公民服从它的意旨。法官通过对裁决法律不符合宪法（司法审查权）来达到防止民主暴政的目的。

3.高薪制

即薪水不能被裁减，这可以杜绝政府（通过国会）做一些小动作（如通过削减薪酬，使法官识趣，使判决符合政府意愿）来间接控制法官。

4. 求中西信用思想对比分析

论韦伯的信用观及中西信用之差异

单玉华

摘 要：韦伯是世界上最早从经济伦理角度关注信用问题的西方思想家，他把信用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认为这是推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重要动力。韦伯的信用观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韦伯理论为参照，客观剖析了中西信用在作用范围、作用基础和发展途径上的一系列差异，并认为这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德治国家出现重大信用问题的深层原因之一。

关键词：韦伯；信用；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儒学

中国目前的信用困境，使我们开始关注信用问题。韦伯的信用理论为我们反思中国的信用问题提供了一面镜子。对韦伯在上世纪初提出的信用观，人们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去体验。当我们回首韦伯的论断时，不能不感叹韦伯在观察某些问题上的敏锐。韦伯的信用观跨越了经济、伦理和宗教三大领域，他把信用和“资本主义精神”连接起来，剖析了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借鉴韦伯的论述，对比中西信用的差异，对于我们今天的信用建设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韦伯的信用观与资本主义精神
“信用”的含义有四种：第一种是字面含义，指信任使用；第二种是“伦理信用”，指诚实守信，实践成约；第三种“心理信用”，指建立在伦理信用基础上的信任心理和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第四种是“经济信用”，指建立在伦理信用基础上的、以借贷关系表现的价值运动形式。本文的“信用”，指伦理学意义上的信用及其在经济领域中的延展。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在相当层面可以归结为以信用为基本内涵的伦理精神。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不仅具有表面的活动方式，更具有内在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内涵，韦伯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精神”。他说，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不是可以简单定义的东西，但是它有一些特质性表现，借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能够生动地概括他要表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引用富兰克林的几段文字中，多半内容与信用有关，它们是：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只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以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很多有借贷信用的人都犯了这个错误。”

“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①

韦伯认为，尽管不能断言，这些浅显的话概括了全部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些文献以近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精神”。

韦伯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遵规守信是人的天职。韦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统一的整体，它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运转，任何个体要在这个整体中存在和发展，必须遵循它的规则。因为，只要人们一涉足于特定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无论是经营者还是一般的工人，这些规则对他而言都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假如一个制造商长期违犯这些准则，他必然从经济舞台上被赶下去；一个工人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到街头成为失业者。在这些必须遵守的规则中，信用规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规则。而遵守各种规则本身，也是信用的具体表现。

2．赚钱与伦理规则的统一。韦伯认为，表面上看，富兰克林所讲的是经营和赚钱之道，但是，透过经济活动的外在形式所表现的，不单是发迹的方法，还是一种伦理精神。这一伦理的核心是信用，是在严守信用的基础上得到信任，赢得商机，合理地赚钱。在经济发展使上，以精明的手段从商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把经营和伦理准则融和起来，形成“一种精神气质”，这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推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精神力量。所以，在韦伯看来，违犯规则，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简单地看作是愚蠢，而应当被认为是践踏责任，亵渎天职，这是十分严肃的事。在伦理规则的制约下理性地进行经济活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特质表现。

3．赚钱是资产阶级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韦伯认为，经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教产生了自己的宗教伦理学（称之为“新教伦理学”），它包含着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伦理道德观。新教伦理提倡清心寡欲、吃苦耐劳，这种伦理观有助于杜绝浪费和奢侈，实现资本和财富的积累。新教伦理把勤奋劳作、积累财富视为人的天职，从宗教的视角看，完成这一世俗事物的义务被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态，它体现了一种为职业劳动的献身精神。

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把经济发展与精神力量结合起来，第一次实质性地进入了经济伦理范畴。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建筑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这一文化的核心是它的伦理精神，其伦理精神的灵魂是对规则和秩序的奉守，这是人的天职和义务，而信用和信誉则是这些规则的精髓。韦伯总结：“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也确实感到了这种义务。”②韦伯的论述使我们看到，在上个世纪初期，西方国家起码从理论上已经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的伦理导向。

二、传统伦理信用和韦伯关注的作为经济伦理的信用
（一）传统伦理信用

信用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中西伦理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中，信或信用被作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儒学又称仁学，孔子把信作为“仁”的基本规范之一。子张问仁时，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又问“五者”为何，孔子归纳为“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可以说，信是儒学的一个标志。孔子要求，做人要“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同时，他还把对信的灌输和培育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使弟子做到“谨而信”。孔子弟子和后世儒家也把信作为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其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西汉董仲舒把封建社会纲领性的道德规范概括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信为五常德之一。

在西方，信用也是重要的伦理规范。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主张，做人要做信实的人，即能以道德规范合理调节自己行为的人。在中世纪的宗教伦理中，信用和诚实的道德规范也占重要地位，《新约全书·马太福音》有言：“你们的话是是，就说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邪恶。”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封建思想的桎梏，但是不反对信用的伦理规范。洛克说：“公道（justice）和信义(faith)确乎是维系社会的公共纽带”，就连那些为世人所不齿的盗贼，“他们自身亦必须遵守信义和公平底准则，否则他们便不能相互维系。”③

中外历史上，信用不仅是重要的道德规范，还是重要的商业准则。

中国商人很早就形成了信守承诺、诚实公道、货真价实、质优量足、童叟无欺的传统经营规范。认为只有“商贾敦悫无诈”、才能“商旅安,货财通。”明清时期的徽商以其诚实不欺的形象闻名遐尔，靠的就是以诚取信。

西方思想家也很早就意识到经济与伦理的内在联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中，就把经济学与伦理学联系起来，认真思考了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性，提出赚钱或财富并不是要追求的真正目的，对个人成就的评价不仅仅以金钱为尺度，而应该把社会成就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马歇尔在分析为什么人们愿意把钱借给对方时，也提到信用在这种借贷中至观重要的作用。指出那些大商人所以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良好的声誉，这是通过好几代人的诚实经营才取得的。④

（二）韦伯关注的作为经济伦理的信用

尽管东西方思想家都意识到了经济活动中信用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并未就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韦伯比较深入地思考并论述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并从理论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

韦伯把信用作为经济规则中的核心规则。他看到，在经济活动中，人的直接目的是赚钱，用现有的钱可以带来更多的钱，而信用和诚实可以使你利用别人的资金赚自己的钱，使别人的钱袋成为自己的钱袋；其次，信用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通过实际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信用的破坏可能在瞬间，要弥补失去的信用是非常困难的事，所以精明的商人怕失去信用，谨小慎微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他们明白，失去信用的时刻就是失败的开始。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秩序的形成需要众人恪守规则，市场经济下的商品交换，表面上看是物与物的交换，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交换，它只有在等值、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进行。而等值、自愿的交换离不开诚实、守信的行为准则。否则，就会出现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强买强卖等非等值、非自愿的交易活动。从个人来看，这种交换于己无法长期维持；从社会来看，这种交换损害了他人利益。讲信用，既是对对方利益的尊重，也是满足个人利益之必经途径。

韦伯强调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相当的前瞻性。且不说信用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运动形式，在产生渊源上与伦理信用有着内在关系。即便从当今信用经济的客观要求上，信用的作用也日趋明显。尽管人们对信用经济的定义有诸多争论，但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中，随着金融资本作用的强化，信用手段的多样化，信用关系的急剧扩展，人们对经济意义上和伦理意义上的信用都更加依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伦理信用缺失的时候，经济信用危机就可能发生，经济上的惩罚亦相期不远。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或企业的信用危机可能形成局部的经济危机，再发展为社会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进而演化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这不是天方夜谈式的推断，而是被证实的现实。时下，安达信公司由信用危机而陷入的生存危机就是例证。

安达信公司作为从事会计事务的公司，应该以信用为立足之本。但是，创立于1913年的美国安达信公司（ANDERSEN），作为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安然公司破产案中因审计失职和销毁有关文件而信誉严重受损。美国国会、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相继对安达信公司进行调查，该公司百年积累的信誉毁于一旦。信用的丧失，使安达信公司迅速失去了重要客户，至2002年2月，包括福特汽车、默克制药、联邦快递、德尔塔航空公司在内的36家大客户已经与安达信解除了合同。安达信公司面临着解体或终结的命运。安达信的重创再次告戒人们，在信用经济中，得信用难失信用易，失信用则失人心失商机。

三、中西信用之差异——信用的作用范围不同

时下，信用在中国是热门话题。对信用多向度的关注，源于当今中国严重的信用问题。社会性的失信，干扰了我们正常的经济秩序，恶化了人们的应有关系，妨碍了社会的发展步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自视为礼仪之邦，事实上也把信用当作“为人之本”达两千多年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与此同时，信用在西方国家则基本走向规范化，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都把信用作为重要的伦理准则，中国还是一个传统上的德治国家，是什么原因使中国陷入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这既是一个值得推敲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难于回避的现实问题。

后面的对比分析显示，尽管中西信用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二者的文化背景不同，使之在具体环节上产生了一系列差异，这种差异是导致中国信用困境的深层原因，此差异的首要表现，是中西信用的作用范围不同。

（一）信用在西方的作用范围

信用在中西伦理规范中都据重要地位，但是，在信用与商业活动的结合程度上，中西有着巨大差异。在资本主义之前，经济活动由农业和商业两大块构成。广义的商业指所有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在工业经济之前，它包括了除农业之外的所有经济活动。所以，信用准则与商业活动的结合程度，体现了传统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状况。所以没有在这里强调传统农业经济中的信用问题，是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农业中，不存在典型的与其他劳动者的交换活动，也使信用这一需要双向或多向经济交往才能体现的特定关系不明显。

从古代开始，西方思想家虽然对贪婪持否定态度，但是对财富、商业活动并没有形成从主体上予以否定的理论体系。韦伯认为，即便是中世纪主导西方思想意识的宗教思想，对于尽职敬业（包括商业职业）都是苛意强调的，德语和英语中的职业一词与宗教本身就有深刻关系，他说：“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误解。越是在具体情况下强调这个词，这一概念就越明确。”⑤既然一个人的职业是神或上帝的安排，无论它是农业还是商业，人都应该全心全意投入其中，为农者勤于耕耘，为商者广积财富。

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职业的概念包括了更多的对“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肯定的评价”。韦伯分析了宗教改革使宗教、职业、伦理三者结合的新起点：“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物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⑥

韦伯认为，在西方文化中，评价人的成就和认定人的道德，有其特定的标准。既然从事商业同从事其他行业一样，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天职。所以履行好这一天职，积累财富，就是一种现实的成就，应该给人以强烈的成就感。同时，能够取得这种成功，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⑦韦伯坦言，这种道德品质是值得肯定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这一职业所产生的成就感更加明显。所以，对于经营者而言，认真工作，积极创业，谋求财富，是合乎天职要求的，是道德的。

既然商业是重要的职业，那么用来调节社会活动的伦理准则对这一领域就十分必要。这种重商言商的文化氛围，使信用等伦理准则一开始就广泛地介入商业（以及后来的工业）活动范围，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滋润着人们的品质，培养了人们的习惯，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渐渐纳入信用化的轨道。

（二）信用在中国的作用范围

信用在中国的作用范围小于西方。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当时的封建农业经济相适应，具有典型的重农抑商色彩，并把重义轻利作为重要的伦理准则，这客观上阻滞了信用等伦理规范在商业领域中的作用。

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其言论中时常谈及君、臣、父、子、长、幼、友、农、工等各色社会角色的伦理定位，但是他（包括后世儒家有也有这个特色）很少言商和商人。他们普遍认为，就经济活动而言，商业与农业相比不是“正业”，在这个行业中，无论取得何等的成就，都不被社会推崇，也不能产生像西方人那样的成就感。所以思想家们不屑于言商，更不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领域。

更重要的是，义利观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孔子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基本奠定了儒家眼中“利”的定位。而“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义以为质”等一系列重义轻利的思想，也深深置根于后世儒家的意识中。如孟子主张保义去利，把保利去义的人“谓之至贼”。称颢则把义和利截然割裂：“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语录十一》）。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中，义和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学者往往认为，“君子谋道不谋财”，商人重利，儒家尚德，二者格格不入，赚钱和从商的事永远都不能冠冕堂皇地放在桌面上谈，故耻于言商。这种状况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很少关注商业领域中伦理问题的局面。所以，中国经济伦理的苍白，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在习惯上，中国人常把“商”与“奸”合称，谓之奸商，也显示了一种思维定势。其实，中国有许多儒商，但是他们的出现，不过是他们自觉“移植”儒家伦理到商业行为中而已，并不是儒家伦理对他们关注的结果。由于儒家伦理在产生的时候，就把“商”视作“另类”，将其排斥出伦理关注的范围，所以，与西方相比，包括信用在内的经济伦理在中国显得“先天不足”。这一历史遗传因素，不利于中国经济的信用发展。

四、中西信用之差异——信用的作用基础和发展途径不同

（一）中西信用的作用基础不同
中西信用的作用基础不同，表现为，中国的传统信用是典型的伦理规范，它建立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西方的信用既是伦理规范，也是宗教规范。在制约力量上，西方信用的外在约束力更强。

韦伯认为，在西方世界，信用之于人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伦理准则，是善的表现，是人之为人的“应该”，在宗教上它还表现为“必须”。他说，通过加尔文教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和新教徒的“天职观”（calling），可以说明，现在的世俗世界里，教徒只有通过履行世俗职业的责任，实现职业成就，来确定对上帝的忠诚。新教徒的伦理观可以称之为“禁欲的职业伦理”，即：人生来都有“原罪”，必须通过赎罪才能获得拯救，其世俗的赎罪途径是，每个人都要竭力争取世俗职业上的成就（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就的重要标准是赚取和积累大量财富），同时，还要自我克制，使自己的生活和经营合乎某种理性的道德模式。这样，宗教信仰就在现世转化成了社会行为。这既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和宗教基础，也是新教徒经营行为的信仰基础。

宗教作为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对行为的束缚作用比伦理大得多。伦理和宗教的力量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内心的信仰。但是，伦理信仰只是劝善，并不伴随精神强制；宗教在劝善的同时，对于悖逆行为，伴随着精神强制（如通过地狱的预示，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另外，伦理信仰和宗教信仰，从理论上讲都应该有选择的自由，在“为”与“不为”之间没有外在的强制力量，这是伦理、宗教和法律的区别所在。但是事实上，宗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借助了外在的强制手段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在社会管理手段上，伦理是典型的软手段，宗教则在长时期内介于软、硬手段之间。上述差别，使伦理的制约硬度小于宗教。西方的信用观建立在伦理和宗教的共同基础之上，其制约力量自然要大。这有别于中国的信用基础。

信用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地位固然重要，但是，儒家讲信，是作为一种伦理准则，它具有伦理约束的共同规律。伦理约束是一种内在的约束，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一力量有时是法律约束和制度制约难以达到的。但是，它只有在内化为个人信念时才能产生现实作用。伦理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主要表现了对人的引导性，表现了“你应该”，而不是“你必须”。当一些人拒绝接受这一引导时，他可以无视这种“应该”而我行我素。纯粹的伦理制约力量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中国和西方在信用基础上的这个差别，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的信用制约力量。

（二）中西信用的发展途径不同

中西信用基础的不同，已经使二者在信用作用力上有所差别，而二者在信用建设途径上的差异，又扩大了这一距离。

哈贝马斯在分析韦伯的研究成果时指出：“韦伯注意研究，通过宗教合理化的途径形成的现代意识结构在机制上的体现，就是说，他注意研究文化合理化转变成的一种社会合理化。”⑧

韦伯通过西方国家的宗教合理化过程，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础，但是他没有止于此，而是进一步分析了这种伦理精神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过程，使其“按照合理的自然法而系统化的现代法观点，通过普遍的法律科学，法律制定，专业上精神集中的法律公开性等等，深入于法律体系，以及经济交往和国家管理的法律组织；”⑨这样，包含信用准则在内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事实上通过两个途径贯彻出来，一是法律和制度机制，一是宗教信仰的力量。（韦伯没有言及伦理本身的作用，但其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韦伯认为，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宗教伦理在近代发育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进而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形成社会性的制约力量，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儒家伦理则没有在近代形成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也没有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其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性控制。”⑩

韦伯把中国近代没有形成系统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作用，是不科学的。但是，他尖锐地指出儒家思想的保守性特征，则不为过。相比较而言，儒家文化是一种“和文化”，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争文化”；儒家文化强调的是“适应和顺从”，基督教文化强调的是“控制和创新”。基督教文化从三重角度渴求制度和法律：

（1）要进行控制就必须借助规则，制度和法律是它的高级表现；（2）要创新就要有突破，维护新事物的秩序同样需要规则和法律；（3）宗教戒律的“必须”与伦理准则的“应该”相比，更接近法律的“必须”。适应了宗教“必须”的西方人比适应了“应该”劝导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法律的严谨和强制，更容易迈出通往法律的步伐。从以上三点来说，基督教文化，在使西方人接受信用规则、并使其走向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确产生过独到作用。

不同的文化氛围，导致中西在信用发展途径上的差异。西方的信用发展，是沿着“伦理信用+宗教信用——经济伦理信用——信用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途径发展，中国的信用发展，是沿着“伦理信用——有待发展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途径发展。我国信用发展的这种跳跃性，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自然表现，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不可否认，我们的这种发展路径，与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发展路径比是仓促的，有大量工作等待去做。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创新意识逐渐成熟，但是信用等伦理准则的法律化进程依然缓慢。在市场经济建设的头一、二十年，我们基本上把市场经济建设作为纯粹的经济过程，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出，忽略了伦理道德与法律的结合。这种忽略经过一定的“孵化期”，在今天渐渐显现出不良后果。

最后应该指出，韦伯所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则，相当一部分通行于市场经济。有时，韦伯也直言“市场的规则”。他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精神”中，其重信守规、笃职敬业、开拓进取的一面，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同样适用。在信用观上，剔除韦伯理论的偏激之处，借鉴他的某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传统上作为一个德治国家，在信用建设上固然有一些优势，但是，介于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我们在信用建设上也有某些“先天不足”；同时，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质和中国对信用建设的人为忽略，使我们在信用建设上还有巨大“后天差距”。我们不可能借助宗教的力量来促使信用的强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加速信用的法律化、制度化过程，来消弭我们的弱势，使我们的信用建设进入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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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7。第33、34页。
②⑤⑥⑦[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7。第38、58、59、50页。

③周辅成：《西方伦理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704、706页

④[英]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第80页。《家庭藏书集锦》光盘BOOK-H。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⑧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上。重庆出版社，1994。第221、220页）

⑩[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中国法制和美国法制的比较

1、法的种类不同。

中国法制是大陆法系，美国法制是英美法系。

2、法律渊源不同。

中国法制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以及该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美国法制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3、法律结构不同。

中国法制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涉及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

美国法制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而发展起来的。

4、法官的权限不同。

中国法制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

美国法制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5、诉讼程序不同。

中国法制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突出法官职能，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法庭来审判案件。

美国法制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法官只是双方争论的“仲裁人”而不能参与争论，与这种对抗式（也称抗辩式）程序同时存在的是陪审团制度，陪审团主要负责做出事实上的结论和法律上的基本结论（如有罪或无罪），法官负责做出法律上的具体结论，即判决。

6、法律分类不同。

中国法制大陆法系一般会把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而英美法系就不会这样的区分。

美国法制英美法系主要把法律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类方法的不同对法律的制定有思想上的根本差异。

7、法律术语的不同。

两大法系的法律术语有很多不能相互对应的概念，即使有相同名词的法律术语，但是在意思上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6. 国外和国内的思想方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外国人到中国,不少人欣赏中国的民族优点；中国人到外国,不少人欣赏外国的民族糟粕.
外国人的权力受法律限制；中国人的法律受权力左右.
外国没钱的穷人藐视法律；中国有钱的大款藐视法律.
外国人的升学、求职、就业、从政、经商、投资等重大事项的选择机会,随着其亲属权力的上升而下降；中国人的升学、求职、就业、从政、经商、投资等重大事项的选择机会,随着其亲属权力的上升而上升.
外国的企业破产,有不少老板跳楼；中国的企业破产,有不少法人升官.
外国人先学法律再当法官、检察官；中国人先当法官、检察官再学法律.
外国人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重在要儿童说“不”中国人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重在要儿童听话.
外国人读大学宽进严出；中国人读大学严进宽出.
外国的学校常请护士、警察、消防队员、环卫工人给学生作报告,旨在让学生了解社会,增强生活理念；中国的学校常请名人、官员、劳模、大款给学生作报告,旨在给学生树立标杆,增强生存压力.
外国人调查市场,先问产品价值；中国人调查市场,先问产品价格.
外国人上网,绝大多数是有事才上网,旨在觅信息解惑；中国人上网,绝大多数是无事才上网,旨在寻刺激聊天.
外国人曾讥笑中国人：别老是吹你们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太监、裹脚、梳长辫子也算文明?中国人也讥笑过外国人：别老吹你外国的经济富裕,科技发达,你们当年侵略中国时使用的枪炮、火药,航海开发使用的指南针不是我中国的四大发明么!
外国人曾研究过中国的荷花为何出污泥而不染,发明了环保防污涂料专利,因此,向中国人索要了大笔专利费；中国人曾研究过外国的罂粟花,发现罂粟之果能过瘾销魂,因此,向外国人奉送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大好河山.
外国人从中国偷运文物回国赚钱；中国人从外国偷运垃圾回国赚钱.

7. 中外法律名句，要经典的，针对性强的

犯罪总是以惩罚相补偿；只有处罚才能使犯罪得到偿还。——[英国作家]达雷尔 L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法律吸吮穷人的膏血，而富人却掌握着权柄。——[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
有此上士，则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东汉]虞延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象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意]贝卡利亚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法]罗伯斯比尔
法律又是什么呢？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列宁
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庞德
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卡尔·马克思
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菲力普斯
法律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但它自认为它是整个世界。——约翰·莫蒂默
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邪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只有战胜者才有权判定什么是战争犯罪。——加里·维尔
警察是法庭的仆人。——英美法谚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No remedies, no rights.）——法谚
婚姻的结合要求夫妻双方都要忠实，忠实是一切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法】卢梭
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古希腊】柏拉图
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贝卡利亚
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古罗马法谚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中]邓小平
要理解法律，特别是要理解法律的缺陷。——【英】边沁
无犯意则无犯人（Non reu nisi mens sitrea）——英国法谚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中】《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之属按语》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西方法谚程序先于权利。——英国法谚
再坚强的堡垒也敌不过金钱的侵蚀。（西塞罗）
法是关于人世和神世的学问，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科学。---《法学阶梯》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麦克莱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林 肯

8. 请问中外思想家的差别

中外思想家的差别
1、最早中外思想家都是以思辨为主，像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以前的哲学家其观点和论述都是与我国古代论述方式是一样的；不过中国思想家一直都以易经为乳汁，包括孔子、老子等；而西方则没有像易经这样的哲学原料；
2、亚里士多德从逻辑三段论开始西方思想家论证开始比较严密，并且随着科学萌芽的开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把自然科学的成果加以利用，并且成为主流；
这时中国思想家也有利用科学的加以叙述，比如张衡混天说，但是其核心思想还是没有挣脱易经的范围；其主流越来越有根可讯；从孔子到程朱一脉相成；自然科学的发展很难从思想上撼动；
3、从社会制度上中国不管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都比较严密，统治者倡导的主流从政治上保障了起发展的权威性不容其他学说发展，比如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秦尊法家开始中国一直尊奉一家主流思想排除其他，自古有之；而西方除了神学圣经曾经成为主导外，其他学说一直独立存在，所以西方一旦从中世纪摆脱神学的束缚后科学、思想迅猛发展，而中国依然沉浸在孔子的学说下，或者利用孔子学说加以阐述，缝缝补补；
4、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思想家师徒传成一脉相成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非主流学说没有政治地位和传播渠道起到了抑制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野史中很多新鲜思想但却得不到传播；
5、就思想家本身学说来说，中国思想家由于上述原因，把秩序、和谐、天人合一作为追求最终目标而西方则遵循逻辑从自然科学出发，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严密性；
6、西方以理性为主，中国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