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变动
㈠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发展历程
1789年-1865年：围绕联邦同州的关系和奴隶制斗争时期。
1789年9月24日，美国总统华盛顿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建立起美国最早的联邦司法体系，即由6位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及由大法官兼任法官的3个巡回法院和13个地方法院。次年2月2日，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成立。
从联邦政府成立到内战时期，联邦最高法院致力于确立法院在三权中的地位和维护联邦高于州的地位。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是在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领导下，联邦最高法院争取到了司法审查权这一尚方宝剑，并通过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判决，赢得了民众和其他政府部门对它一定的尊重和服从，最终确立并巩固了司法部门在美国政治中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的地位。唐尼法院时期，州权派控制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废除和维持奴隶制的激烈斗争中，唐尼法院维护了奴隶制。联邦最高法院企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空前的宪政危机，但其带有严重偏见的判决不但没有缓解南北对立，反而加剧了南北的对抗，并损害了联邦宪法的权威。美国内战后，联邦体制得以重建，奴隶制被废除，美国宪政发展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1865年-1937年：政府处理经济关系的敏感期关于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和管理经济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政府的目的和功能的争论，这是美国宪政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题目。从内战结束到新政初期，这个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联邦最高法院需要对围绕政府（包括州与联邦政府）的性质和功能的几个重要问题作出结论。这些问题包括：联邦政府是否可以干预经济，干预的底线和范围在哪里，工业化时期处理自由竞争和公共福利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区分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等。此一时期，联邦最高法院主要为保守派控制，利用司法审查权，在维护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的名义下，保护私有财产权，维护自由竞争原则，制止和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899-193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184件案子中裁决州法违宪，其中多数州法是管制经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最高法院反对政府管制经济达到顶峰。1935年1月起的16个月中，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10个同新政立法有关的案子，宣布8个新政立法违宪。
除了在经济上开始实行有限的干预和管理外，联邦政府和联邦最高法院在19世纪后期还开始介入对宗教教育、移民管理、印第安人以及美国殖民地居民的权利等方面的管理。与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政策同步发展的是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政策。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南部种族隔离政策的合宪性，建立了“隔离但平等”的种族关系法律范式。随后在卡明斯诉里士满学区委员会案的判决中，拒绝干涉公开歧视黑人的公共教育政策，还容许许多州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妇女选举权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到1920年8月，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得到多数州的批准而生效，妇女的政治权利终于得到联邦宪法的承认。1924年，联邦政府将公民资格授予美国境内的所有印第安人。众多宪政问题都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阐发和妥协，联邦最高法院成为社会各种利益的争锋之地。
1938年至今：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时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沃沦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消灭种族歧视、改善种族关系方面，迈出了勇敢的步子。沃沦与布莱克、道格拉斯、布伦南共同铸造了宪法上的革命：把人权法案应用于各州；对为个人提供保障的特殊条款作出广义的解释；对内战修正案的应用与解释；放弃以种族和性别上的“怀疑”为由作出任何行政上或立法上的区分；扩大选举权、竞选公职权和公平代表权的范围，以及有关个人自由的其他内容。
70年代初期，伯格法院仍是沃沦法院自由派宪政主义的延伸，但到了70年代后期，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开始趋于保守。肯定了少数民族就业、升学等享有优先权的政策，对于妇女的平等权利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有一定建树。
1986年以后的伦奎斯特法院，内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远不像进步时期、“新政”时期和民权运动时期那样鲜明。这种现象也反映了80年代以来美国宪政发展的特点。由于利益的组合总是针对具体和现实的目标，利益结合的基础不坚固，加上利益间的频繁交错，过于激进和过于保守的力量都不能得到广泛和持久的支持。
约翰·罗伯茨出任美国第十七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由于首席大法官是终身制，因此他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施加相当的影响。美国舆论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对于美国今后很长时间内的司法走向有决定性意义。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英式判例法体系，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对关键案件的判决等于新的法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已经占多数，如今又由一名保守派法官出任首席大法官，那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可能受到保守派理念的主导。
㈡ 美国最高法院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最高审判机构，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的9名终身法官组成，其判例对全国有拘束力
㈢ 美国国会，白宫，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相互关系：
美国国会，白宫，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白宫受限于美国国会,而美国国会又受限于最高法院。
关系详情：
国会：行政官员与法官的薪金由国会所决定，但国会不能增加或减少总统的薪金，或减少法官在其任期内的薪金。国会亦会决定其议员的薪酬，但是美国宪法第二十七号修正案限制了国会议员薪酬增加的生效期，议会薪酬增加的议案要在下届国会选举时方才生效。
众议院拥有弹劾行政官员与法官的权力；参议院则负责覆核所有的弹劾提议。值得注意的是参议员与众议员并不当为文官：其并不可作为弹劾的对象（若参众两院的议员有三分二或以上要求某议员退任，则没问题）在众议院只要有过半数支持便可通过弹劾议案，但此议案要经由参议院再作议决，并要获得三分二支持方可生效。若官员被定罪，则会自动离任。在弹劾过程里除移除其职位或阻止其转职外，并没有其他惩罚，但其所犯罪行则会在弹劾后作出审讯并处罚。
国会负责审查行政部门的组成。若在选举团制度下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获得过半数支持的话，则众议会负责在票数最高的三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任总统（这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十二号修正案所定立）。而副总统则由参议院在最高票数的两位候选人里选出。当副总统职位出缺时，总统可在得到参众两院同意后委派新人选。此外，总统若要任命内阁官员、驻外大使与其他行政官员，则必要取得参议院的建议与认同。当参议院休会时，总统可以不经确认程序作出暂时委派，称为“休会任命”。
国会与总统亦可影响司法部门的组成。国会可以成立次级法院并拥有独立司法权。此外，国会负责限制法院组成人员的数量。法官则由总统在聆听国会建议并获得其认同后指派。
总统：美国总统可以通由行使议案否决权来控制国会，但参众两院若各有三分二的票数反对该否决，则这议案否决权便没效。当参众两院无法为休会期作出结论时，总统可以作出安排。参众两院或任何一院皆有可能会被总统命令召开紧急会议。而副总统是参议院的主席。
正如上述所言，总统可以在听取参议院的建议与取得其认同后任命法官。其亦可颁布特赦或缓刑令。其特赦令不用经过国会审核，亦不用得到被授予者同意。
美国总统亦是美国陆军与海军的总司令。
法院：法院通由司法审查权来控制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这个慨念并没有写进宪法里，但却是众多宪法草拟者的设想（如联邦主义议文集也曾提及）。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v.Madison）一案里，最高法院定立了运用司法审查权的前提，虽然如此，部份人仍然对此持有反对意见，认为此权力是为了政治目的，但在特定情况下的政治现实却诡异地限制了反对意见，而此法律先例并且定立了法院可以宣告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的权力。（详情可参看美国司法审查权之探讨）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最高法院为惟一的法院可以对法律的合宪与否作出判决；其实即使是次级法院亦可运用此权力。但只有最高法院的决定对联邦具有约束力。上诉法院的决定只适用于该上诉法院的司法管辖区。
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在总统被弹劾期间会在参议院里任议会主席。然而参议院的规则并没有给予议会主席很多权力，所以最高法院院长在这里的角色只是较为无足轻重的。
美国国会拥有惟一的立法权力。在不授权原则下，国会不会在其他机关委派任何立法代表。
美国总统拥有行政决策权，其主要职责为“监督法律之忠实执行”。
司法权为审判案件与争论的权力；其由美国最高法院与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次级法院所有。其法官必须由总统在经由听取国会建议与获得国会同意后所委派，其职务为终身制，并会获得足够的超时工作补偿。如果一个法院的法官并不具备这样的性质，该法院则不能运行美国的司法权。可以运行司法权的法院则称为“宪政法院”。
㈣ 美国最高法院现任9名大法官分别是谁
美国最高法院由9位大法官组成，法官终身任期，由总统提名，国会批准。其中一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8名（associate justice）。最高法院根据五人多数的意见裁判，各个政党也希望在大法官中增加支持该党的法官数量，所以大法官的提名和大法官的退休和离世都会给美国政坛带来动荡。
1.首席大法官罗伯茨1955年出生在纽约，现年63岁，担任大法官已经13年。布什总统提名其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2005年至今，他一直担任联邦首席大法官。
2.肯尼迪大法官1936年出生，现年82岁，担任大法官30年。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他不仅具有执业实务经验，并且在多个大学担任过教授。1975年担任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经里根总统提名，在1988年担任大法官至今。
3.托马斯大法官出生于1948年，现年70岁，担任大法官25年。就读过圣十字学院和耶鲁大学。1974年拿到密苏里州执业证书，担任过密苏里州检察长助手，议员副秘书，担任过多个政府职位。1980年，担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巡回法院法官，经布什总统提名，从1991年任职至今。
4.金斯伯格大法官女性大法官，出生于1933年，现年85岁，担任大法官25年，就读过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耶大学法学院。她也曾经担任过法官助理，在大学担任过教授。她在发起女性自由和权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担任美国加州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经克林顿总统提名，1993年任职至今。
5.阿利托大法官1950年出生，现年68岁，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经12年。担任过法官助理，助理检察官，美国副助理检察长。在1990年担任美国第三上诉巡回法院法官，经布什总统提名，于2006年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6.索托马约尔大法官1954年出生，现年64岁，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11年。就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担任过地区检察官助理。1991年，经布什总统提名，担任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随后担任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经奥巴马总统提名，于2009年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7.卡根大法官出生于1960年，现年58岁，担任大法官8年，就读过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担任过法官助理，法学教授，哈佛法学院院长。2009年，奥巴马总统提名她担任副检察总长，2010年又提名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8.戈萨奇大法官1967年出生，现年53岁，2017年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最年轻的一位。就读过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
9.布雷特大法官1965年2月12日生于华盛顿特区，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法律博士学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其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2018年10月就职。
曾任美国上诉法院第三巡回法庭Walter法官的法官助理，美国联邦检察总长办公室检察官，美国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华盛顿律所合伙人，布什总统的高级副顾问、总裁助理和幕僚秘书，06年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
㈤ 美国最高法院是怎样的
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名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最高审判机构，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的9名终身法官组成，其判例对全国有拘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即有权通过具体案例宣布联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违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种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简单多数票的表决方法来决定。
美国宪法没有直接提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否有司法审查权。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通过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某个法律违宪而不被采用。
联邦法院系统还设有各种专门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同级的有：受理向政府要求损害赔偿的案件的索赔法院，受理关税上诉案件和专利权案件的关税和专利权上诉法院。与地方法院同级的有关税法院和征税法院。另外，某些联邦行政机构具有部分司法权，可以裁决其职权范围内的争议。这些行政机构有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工关系局等。
联邦最高法院大厦前门镌刻着圣经里的一句名言：“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㈥ 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利包括
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利包括：
对州最高法院或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有权就内法律问题进容行复审；有权颁发调审令，调审下级联邦法院或法院审理的案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拥有司法审查权，审查联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不论是初审案件，还是复审案件，都是终审判决。
(6)美国最高法院变动扩展阅读：
自罗斯福新政后，总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名本党的大法官，已经成为美国“活宪法”的现代机制，正是通过司法任命，最高法院才可以同全国性的政治过程保持着沟通。
美国宪法才能够在文本不变的前提下不失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但如果在党争激烈时，某个关键的大法官席位发生空缺，新任命可能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均势。
这时的司法任命就承担了此机制理论上无法承受的重负，极易发生病变。斯卡利亚的身后之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正因此，波斯纳认为，美国最高法院不仅是一家政治的法院，而且还蜕变为一家政治化了的法院。
㈦ 美国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有哪四次
美国司法往事一瞥
2019-09-03 11:39
虽然现在的美国看起来有些胡闹、幼稚、缺乏教养，虽然历史上（都不太好用“历史”这个词儿，时间短了点儿，夸张点说就好比量身高用“光年”做单位）的美国看起来有爆发范儿、阴险狡诈、飞扬跋扈——但我们翻一番美国的法治往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律师缔造和治理了美国：
1.《独立宣言》签署者56人，有超过半数是律师（一说25人）和法官；
2.制定美国《宪法》时的与会代表55人，一大半是律师，包括杰斐逊、汉密尔顿、马歇尔、亚当斯等；
3.美国200多年历史中，有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70%的政府高官（正副总统、国务卿、内阁成员）是律师，包括大家熟悉的奥巴马、拜登、希拉里。
4.美国有110万律师（百万雄狮），是世界上律师最多的国家。人口占世界5%，律师占全世界律师1/3左右。
在美国，律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和一个阶层，更是一种力量和文化，正如林肯所说：让法律成为这个国家的信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法治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偏见和罔顾事实，正如电影《以性为本》所讲述的，即使存在女权歧视，依然被傲慢的司法体系视而不见，甚至是视为物竞天择的公平，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九牛二虎后，才产生了首位女法官。
㈧ 最高法院最近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改变婚姻的定义在美国
反对同性婚姻阵营已表示，将釜底抽薪推动修宪，把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结合条文化。只是修宪案须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议员或全美三分之二州议会发起，并获四分之三州议会通过，可见“反击”门坎极高，通过不易。反对阵营并举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Roe vs Wade堕胎合法化裁决、撕裂社会遗患无穷例子，说明最高法院不应对应归各州民意决定的敏感议题，做出全国统一的法律决定。
保守观点认为，婚姻是人类为维系保障社会稳定和文化传承、自然进化发展出来的最久远社会制度。它不只是两人组建家庭，还涉及父母、子女间的代际传承、社会稳定和种族文化延续，使婚姻制度具有崇高神圣性质，要接受它被改变很不容易。各国虽都承认民事结婚仪式的效力，但多数把婚姻仪式交给教会，就是以宗教的神圣性强化个人和社会对婚姻制度的责任感。而教会强烈反对同性婚姻，未必是出于宗教偏见，而是出于维持社会文化传统的稳定和存续。
美国社会比西欧传统保守，如今这个裁决颠覆世人印象。法国对同性恋、婚外情等非传统的性议题，远比美国开放宽容，但今年5月18日法国总统签署同性婚姻合法化法律，却激起巴黎街头至少15万人示威，左右派一致站出来反对，主要基于对同性婚姻组织家庭、抚养儿童是否合适的顾虑，可见即使世俗化很深、性很开放的法国社会，对涉及下一代教养的社会制度变革，仍充满不安和犹疑。
赋予同性恋者平等权利，避免歧视是潮流，也该受宪法保障。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推动民权运动，各式各样平权运动相继而起，同性恋者反对被歧视，争取尊严与平等，算是较后起的一波，但进展快速。16年前，美国国会高票通过只承认异性结婚的法律，自由派的克林顿马上签署，如今克林顿为签署该法道歉，奥巴马邀宴提起诉讼的两对同性伴侣，华邮报道，其捐款大金主有六分之一属同性恋者，可见风气转变之快速。但自由派庆祝胜利的欢欣鼓舞，会不会反而激起保守派反弹？堕胎议题民意如流水的变化就是教训。
同性配偶有法律保障后，举凡税务、福利、移民、医疗、保险、教育、继承、职场等，无不涉及配偶的新认定标准，随之而来的政府和社会制度“被颠覆”，譬如移民同性配偶的认定、税务优惠、保险福利等，据说达1400项，每一项都是今后政府和企业执行力的挑战。美国是否已准备好接受它，或将造成紊乱失序，让违法、钻空子的不肖之徒更有机可乘，值得美国政府留意。
另外，在美国的华裔多数较保守，重视家庭和子女教育，对这些争议公开讨论较少，对性问题相对保守，或许可不必坚定支持或反对同性婚姻，更不能歧视同性恋者，如能用平常心看待美国开放社会的演变，未尝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经验。以加州为例，亚太裔“出柜”同性伴侣就有66000人，还不包括隐密未公开者，可见判决也影响许多亚太裔移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