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末2法院

『壹』 美国队长2雪梨最后法庭说的话

雪梨是谁? 请问是说的是娜塔莎么？是的话，对话如下：

议员：为什么罗杰斯队长没来做陈述？
Why haven't we yet heard from Captain Rogers?

娜塔莎：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因为在波托马可河里漂浮的残骸已经说明了一切
I don't konw what there is left for him to say.I think the wreck in the middle of the Potomac made his point fairly eloquently.

议员：他可以解释一下在你们毁掉我们的情报机构之后,这个国家接下来要怎么维护国家安全？
Well,he could explain how this county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it's national security now that he and you have laid waste to our intelligence apparatus.

娜塔莎：九头蛇卖给你的不是情报而是谎言
HYDRA was selling you lies,not intelligence.

议员：这其中好像有不少是你们自己告诉我们的
Many of which you seemed to have had a personal hand in telling.

议员2：特工 你要知道委员会中有部分委员认为,考虑到你既为这个国家服务过 也背叛过它,你应该被处以监禁,而不是在国会大厦跟我们顶嘴
Agent,you should konw that there are some on this commitee who feel,given your service record,both for this country and against it,that you belong in a penitentiary,Not mouthing off on Capitol Hill.

娜塔莎：你们不会把我关进监狱, 不会把我们中任何一个人关进去 知道为什么吗？
You're not going to put me in a prison.You're not going to put any of us in a prison.You know why?

议员2：请你提示一下吧
Do enlighten us.

娜塔莎：因为你们需要我们
Because you need us.

娜塔莎：是的，这个世界是个脆弱的地方。没错 这其中是有我们的责任，但我们也是最有能力去保护她的人
Yes, the world is a vulnerable place,and yes,we help make it that way.But we're also the ones best qualified to defend it.

娜塔莎：如果你们要逮捕就逮捕我吧
So,if you want to arrest me, arrest me.

娜塔莎：你们知道我在哪儿
You'll konw where to find me.

还有疑问？

『贰』 美国最高法院，为何有2个“孔子”雕像

因为现在在中国真的在世界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高的，与此同时，中国有特别多的文化还有历史人物都已经收到了国际上的认同，所以说孔子的雕像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认可，要知道在曾经的封建时期，落后的中国有非常多的文化都是不被西方国家接受呢，所以说能有今天这个情况出现，我相信也算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了。

综上所述，美国最高法院出现孔子的雕像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孔子现在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大的。

『叁』 美国最高法院到底是法官投票决定判决还是陪审团决定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31日12:04 南方周末

作者:曦古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21岁、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只要是案发地法院的管区之内，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当陪审员，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

首先是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包括与原告或被告有关联的人不得入选。初选陪审团时，法官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审团能够真正代表最普遍意义上的人民，他的选择会从选举站的投票名单或者电话号码本上随机选择。曾经轰动一时的辛普森一案，陪审团的初选共选出了三百零四名候选人，这是因为初选之后，还有一次严格的筛选，主要是剔除一些由于环境和经历所造成的有心理倾向的候选人，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断。

除了法官的审查，陪审员候选人还要接受辩方律师和检方的审查，他们对陪审员候选人都有否决权。另外，双方的律师团都只有否决权，任何一名入选的陪审员都必须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

最终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自始至终，候补陪审员是和正式的陪审员一起参加法庭的审理活动的。每当一名陪审员因故离开，就有一名候补的顶上。一旦候补的全部顶完，再有人必须退出的话，审判就可能由于陪审团的人数不足而宣告失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一般的案子，陪审员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轰动，就必须隔离他们。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许呈堂的证据，在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公众。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

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度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小。

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争议也很多。它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看上去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陪审员随机抽样，来的人五花八门，人种肤色各异，有业无业不论，知识文化不论。在美国，最强大的就是法律队伍了，为什么偏偏要找一帮“外行”来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在美国，所有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这正像美国人有时候开玩笑的说法：如果你不把陪审团制度和其它国家的制度相比的话，它真是糟透了。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认为，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

固然，陪审团制度是有明显的弱点，所有的“法治”都会有“人治”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审理、最终的判定，都有“人”的参与。陪审团制度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断。美国人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就是因为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

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做出的判断。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肆』 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有两处孔子雕像

因为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在东亚地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同时孔子的思想也启发了许多西方哲学家例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

『伍』 美国法庭庭审程序是怎么安排的

(一)庭前审查：英国和美国的庭前审查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即控诉机关起诉时只能向法官提交起诉书，不得移送任何证据及案件材料，也不得在起诉书中使用或添附任何可能使法官产生预断和偏见的材料，法官对案件进行程序性审查。法国和德国则实行卷宗移送主义，即检察机关公诉的案件，不仅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而且需要移送案卷材料和一切证据，法官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即对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进行实质性审查。
(二)庭审原则：
从立法上看，我国与西方各国均规定了公开原则，即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外，都必须公开开庭审理，并允许新闻媒界予以报道。此外，英、美、法、德各国均规定了直接，言词原则。直接原则又称在场原则，是指案件的审理，除法官主持，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与外，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应当在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审理时不在场就不得进行法庭审理。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审理原则上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而不能仅仅宣读书面的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未规定这一原则。另外法国和德国还规定了法庭审判程序应该一次连续性进行完毕的不间断原则和法庭必须依职权主动调查所有有助于案情的证据的职权调查原则。
(三)庭审开始：
英国和美国一般由经抽签和要求回避程序后组成的陪审团与法官组成法庭，法国和德国由首席法官和陪审员组成法庭。我国则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主持审判或实行法官独任(简易程序)。法官宣布开庭后，一般向被告人宣读起诉书，然后由被告针对起诉书作出答辩。在英国，被告人可选择作有罪答辩，这种情况下则不再召集陪审团，不经听证和辩论直接进行裁决，也可作出无罪答辩继续进行审判；保持沉默，不作答辩或不直接答复问题的，则由陪审团对此予以确定，另外被告人还可以提出其它答辩方式，如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答辩，特赦答辩，“一事不再理”的答辩及不适于答辩和受审(指精神病患者)等答辩方式。在美国，刑事审判程序分为陪审团审裁、法官审判、辩诉交易三种形式。陪审团审裁程序即在法官主持和指导下，陪审团独立参与法庭审理并作出裁断。法官在裁断的基础上就定罪、量刑独立进行判决。法官审判程序即由法官负责审判的全过程，陪审团不参与审裁。在这两种程序下被告人均可选择作有罪答辩或无罪答辩，作无罪答辩的，庭审继续进行。
辩诉交易指检察官为使被告人认罪，以减少控诉罪行，减轻控诉罪名或刑罚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如果法庭接受此项协议，就依据双方商定的罪名和刑罚判决，该起刑事案件遂可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而告终结。这是美国独有的一种刑事审判程序。在法国，刑事审判有重罪审判程序、轻罪审判程序和违警罪审判程序。凡判处5年以上监禁的犯罪属重罪，重罪案件由专职法官和陪审团组成的重罪法庭依据上诉法院审查庭的起诉裁定书进行审理。凡依法判处2个月以上5年以下监禁或200法郎以上罚金的犯罪属轻罪，由犯罪地，被告人住所地式或逮捕地的轻罪法庭管辖，不实行陪审制。判处2个月以下监禁或200法郎以下罚金的犯罪为违警罪，由违警法院受理，也不实行陪审制。在我国，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其余案件则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四)法庭调查：
英国、美国的法庭调查是在法庭主持下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因实行直接，言词的审判原则，证人证言是证据中应用最为普通的一种，绝大多数证人是由当事人提名和提问的，证人一般通过本方与对方当事人的询问以证明或反证案件事实，询问证人的程序为：首先询问起诉方证人，其次询问被告方证人，各方证人先由本方当事人主询问，后由对方当事人反询问，这种交叉询问一般可以进行两轮。法国、德国的法庭调查则是由庭长或首席法官依职权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和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证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调查由审判长主持，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陈述和讯问被告人，出示、核实各证据，包括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和核实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它可作为证据的文书，引入交叉询问规则，控、辩双方可就各项证据质证、辩论。
(五)法庭辩论：
各国均规定控辩双方可对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观点，发表意见，进行论证和相互辩驳，一般由起诉方首先发言，辩护方反驳，如此反复辩论几轮。不同的是英国和美国由起诉方作最后陈述，而法国、德国和我国则是被告方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六)评议、判决：
在英国和美国，法庭辩论结束后，有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一般由法官就适用于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种争议问题的举证责任在哪一方，不同问题所要求的证据的可信程度，不可采用的证据，本案涉及的法律等问题作出总结提示后，陪审团退庭进行评决，投票表决并作出有罪或无罪裁断，再由法官作出如何定罪、量刑的具体判决。表决必须符合法定票数，否则无效。法国和德国由法官和陪审团共同退庭评议，对不同的评议内容规定了不同的通过方法，一般按照罪过问题(是否构成有罪)、刑罚问题(加重，减轻情节等事实)、费用问题的判决进行表决，表决实行分开投票、连续进行的方法，根据表决结果作出判决。我国则由审判长和审判员(包括人民陪审员)退庭合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判决，重大、疑难案件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陆』 美国最高法院有几大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有9大法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最高审判机构，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的9名终身法官组成，其判例对全国有拘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权，即有权通过具体案例宣布联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违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一个开始不受人重视的小角色跃升为如今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可以说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1、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框架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三条对国家的司法权进行了规定。虽然起初三权之中司法权处于较弱的地位，但开国先贤们始终坚持权力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力图通过三权之间的相互牵制使得各个部门安守本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种特殊的分权体制内逐渐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2、判例传统
美国承继了英国普通法的判例法思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大量判例的积淀，不断刷新原有的宪政原则，在宪政结构各个层面不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使得美国宪法获得了长久不衰的生命力，适应了新的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每个判例都折射出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主题、基本社会现实和主导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因此，美国宪法的发展史主要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史，联邦最高法院是宪法的现行发言人，在程序所规定的界限和对宪法基本理念加以尊重的基础上，联邦最高法院成为进行冷静再思考的场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在塑造着美国。
3、富有开拓精神的大法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之初，三权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如宪法的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的归属并无定论，联邦最高法院杰出的大法官们在案件审理中巧妙地将这些权力收入囊中，为联邦最高法院日后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在废除种族隔离和保护人权上，以沃伦为首的大法官们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胸怀。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式头衔都是用Justice（公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法官），可见其地位之崇高，美国人把他们看作是宪法所赋予的广泛个人自由的监护者和解决全国性重大争论的仲裁人，大法官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法律贵族和政治精英，他们总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审时度势，用手中的法之金剑，指引美国宪法的行进方向，美国宪法中即使是最微小的进步与变革都深深地渗透着大法官们的缜密智慧与穿透现实、洞察未来的力量。
4、妥协的精神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民众之间，适应不同的社会背景，为各个时期社会重大问题的交锋提供了公开的场合，以公开的方式将社会问题肢解、剖析；以判决的形式对各种利益做出价值判断，并对利益之间的冲突做出权衡，弱化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柒』 美国违宪审查

要说违宪审查，首先就应该提到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概述
详细：
经过六年的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终于在1783年赢得了独立。但美利坚共和国的正式建立却是在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被各州批准以后。1789年4月，联邦政府成立，独立战争领导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被推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 建国后不久美国国内就因利益不同和政见分歧，出现了联邦党(federalists)与反联邦党(antifederalist)的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s)两大阵营。大体而言，联邦党人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反对法国大革命，而民主共和党人则主张维护各州的自主地位，对外同情法国大革命。美国宪法虽然将联邦权限明文列举于宪法，并将未列举的剩余权力则归属于各州，但是由于美国宪法相当简练，解释的弹性很大，因此谁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谁就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的政党和选举政治还不成熟，总统和副总统混在一起选举，得选举人票最多的为总统，其次为副总统。于是，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继乔治•华盛顿之后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而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则成为他的副总统。在其第一届任期即将期满的1800年7月，亚当斯任命他的联邦党人朋友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 为国务卿，协助他竞选连任。
在1800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中，亚当斯只得了65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杰弗逊和艾伦•伯尔(Aron Burr)，却各得了73张选举人票。根据当时的规定，由各州在众议院以州为单位（一票），投票选择杰弗逊和伯尔两人中的一位为总统另一位为副总统。由于联邦党人宁可把票投给腐败无能的政客伯尔，也不愿选择在他们看来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危险的激进派"。于是，杰弗逊只得了18个州中8票，未能超过半数。在一个星期内，众议院一共进行了35次无记名投票，结果都是如此。这时，联邦党人的领导人、杰弗逊的政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督促他所能影响的联邦党人，让他们控制的几各州投了空白票，从而使杰弗逊以微弱多数当选。 因为在汉密尔顿看来，杰弗逊至少是正人君子，而伯尔则是没有原则性的投机政客。这时已是1801年2月17日，离总统总统就职只剩下了两周。
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党也遭受重大的失败。这样，他们不但失去了总统的宝座，同时也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于是，联邦党人就把希望寄托于联邦司法部门，借以维持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乘着新总统上台和新国会召开之前，国会中的联邦党人在1801年2月13日通过了《1801年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 增设了5个联邦地区法院和3个联邦巡回法院，由此增加16个联邦法官的职位。1801年2月27月，国会又通过一项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ganic Act)，授权总统可以任命特区内共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这样一来，亚当斯就可以在新总统上台之前，任命他的联邦党人来可担任这58新增的法官职位。为此，亚当斯忙乎了半个月，直到卸任前一天（1801年3月3日）午夜才结束所有58个法官的任命程序，与此同时，国务卿马歇尔则在所有"星夜法官"的委任状(commission)上盖上国玺。人们因此把这批法官称为"星夜法官"(midnight judges)。
在此之前的1801年1月20日，亚当斯总统还作出了惊人的举动，任命国务卿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月27日，经参议院同意后，马歇尔于2月4日正式到职赴任。但是，马歇尔此时并末辞去国务卿的职务，只是不支领国务卿的俸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总统任期届满为止。因为当时正是新旧总统交接的之际，马歇尔一面要向新国务卿交接，一面又要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忙得晕头转向，竟然来不及把由他亲自盖章的17份委任状送到所委任的"星夜法官"之手。
新总统杰弗逊对联邦党人的这些阴谋诡计深恶痛绝。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后，得知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便立即指他示他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son)扣发这些委任状，并示意麦迪逊将这些委任状 "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掉" 。接着，民主共和党人控制的新国会通过新的立法，在1802年3月8日废除了《司法条例》，进而也就砸了21个联邦法院"星夜法官"的饭碗。不过，新国会没有撤销有关治安法官的《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被免职的"星夜法官"向最高法院控告新国会的作法，新国会还进一步以重新安排最高法院开庭日期的办法，暂时关闭了最高法院，改一年两次开庭为一次开庭，从而使最高法院在1801年12月~1803年2月关闭了长达14个月之久。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 1803年2月了。
但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联邦党人利用最高法院对民主共和党人进行反击。最高法院刚开庭，未拿到委任状的治安法官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与另外三个同样情形的"星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诉麦迪逊，要最高法院下状纸（ writ of mandamus）命令麦迪逊交出委任状，以便走马上任。他们起诉的根据是《1789年司法条例》(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条的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习惯所容许的范围内，有权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命令，命其履行其法定义务" 。这正是马歇尔求之不得的机会，他立即受理了此案。这就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不过，如何处理这个案子，对马歇尔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果他支持马伯里，下令麦迪逊发出委任状，麦迪逊极可能拒绝执行，而法院并没有任何手段来执行这一判决。如果他不支持马伯里，这无疑是向世人表明联邦党人已向民主共和党人屈服。在冥思苦想之后，马歇尔和他的最高法院的伙伴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经过一番精心准备，1803年2月24日，马歇尔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判决，马歇尔后来把它称为"其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决定"。在代表最高法院宣读判词 时，马歇尔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 申诉人马伯里是否有权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
第二， 第二，如果他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政府是否应该为他提供补救的办法？
第三， 第三，如果政府应该为申诉人提供补救的办法，是否是该由最高法院来下达强制执行令，要麦迪逊将委任状派发给马伯里？
马歇尔明确表示，对第一个问题："本院认为，委任状一经总统签署，任命即为作出；一经国务卿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状即为完成"。
既然马伯里先生的委任状已由总统签署，并且由国务卿加盖了国玺，那么，他就已经被任命了；因为创设该职位的法律赋予该官员任职5年，不受行政机关干预的权利，所以，这项任命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赋予该官员各项法律上的权利，这些权利受他的国家的法律的保护。"
因此，拒发他的委任状，在本法院看来，不是法律所授权的行为，而是侵犯了所赋予的法律权利。"
对第二个问题，马歇尔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论证说： "每个人受到侵害时，都有权要求法律的保护。政府的一个首要责任就是提供这种保护。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对于侵犯所赋予的法律权利不提供补救，它当然就不值得这个高尚的称号。" 他甚至上纲上线地说："如果要去除我们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耻辱，就必须从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因此，我们有责任查明：在我们的社会是否有人免于法律调查，或者受伤害一方被拒绝给予法律补救。"也就是说，国务卿麦迪逊不得剥夺马伯里既得的权利，法院有责任帮助马伯里从麦迪逊那里获得委任状。
话到这里，人们自然会认为马歇尔会立即对麦迪逊下达执行令，以便让联邦党人皆大欢喜。但出人意料的是，马歇尔没有这样作，而且，他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虽然联邦法院有权对行政官员发出执行令，但在马伯里这一案件中，这并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责任，因此它无权命令麦迪逊发出委任状，也就是说，马伯里告错了地方。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发出执行令取决于它所管辖的范围。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有涉及大使、公使、领事等外国使节或州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子时，最高法院才有初审权(original jurisdiction)。而马伯里即非外国使节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因此最高法院对他的案子并无初审管辖权。同时，在联邦宪法规定的最高法院的固有权限方面，也没有把向行政官员下达执行令包括在内。显然，马伯里起诉麦迪逊所依据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与宪法存在冲突。据此，马歇尔把问题一下子跳到了国会法律的合法性上。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是最高法院究竟是应遵从《司法条例》第13条，还是遵从《联邦相符》来作出裁定？
这一部分的阐述遂成了这个判决的根本和主体，也成为美国宪政史的华彩篇章。马歇尔指出，国会通过的《司法条例》在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向政府官员发出状纸时，它实际上把联邦宪法所规定的原始司法权扩大了。如果最高法院执行了《1789年司法条例》，就等于最高法院承认国会可以扩大宪法明确授予它的权力。但事实却是，国会没有这个权力。因为宪法是人民制定的，制宪是人民"原始权利"的伟大运用，但这种权利的运用"不能也不应经常地反复" ，所以，宪法一旦制定，其基本原则也就确立起来，这些原则所产生的权威在制宪时就被认为拥有"超越一切的"（supreme）和"恒久的"(permanent)"的性质 。
在给出这个前提后，马歇尔便提出，显而易见的问题 "是宪法控制任何与其不符的立法还是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项普通法来改变宪法。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宪法或者是一项至高无上(superior paramount)的、不能用普通方式改变的法律，或者是与普通立法一样，当立法机关愿意改变它他时就可以被改变。如果是前者，那么一项与宪法相抵触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是后者，那么成文宪法不过是人们的些荒唐的企图，用来限制一种本质上不可限制的权力〖指立法权〗" 。
话说到这里，宪法的神圣性已呼之欲出。接着，马歇尔趁热打铁，抛出了他最后的撒手锏，明确提出如果法律和法律之间，以及立法机关的立法与宪法冲突时，最高法院必须就其中一个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因为"判定什么是法律断然属于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 。因此，当宪法和一项普通法同时适用于某个案件，而且两者存在冲突，只能实行其中一个时，最高法院的决定当然已宪法为准。如果法官不承担起维护宪法的责任，就有违他尽职尽责的誓词，这"无异于犯罪"。出于这一责任，他宣布，"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也就是《司法条例》第13条违宪无效。
虽然马伯里的官运没能实现，但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在司法领域中的较量可谓大获全胜。本来，在杰弗逊等民主共和党人已经明确表示即便最高法院下了执行令，他们也不会执行。并且打算以此为由，来弹劾马歇尔和他的四位联邦党人最高法院法官（当时的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组成，清一色联邦党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马歇尔来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为马伯里正名争气的同时，却避开了民主共和党人所设的陷井，直接指向法律和宪法孰重孰轻这一根本问题，最终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虽然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89年的《司法条例》并没有对司法审查权有明确的阐述，更没有提到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州议会或行政当局的行为违宪无效。但马歇尔的判决也非无源之水，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根据。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美国的宪法之父之一汉密尔顿强调："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和专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也应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有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如果两者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较大之法为准。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在汉密尔顿看来，立法机关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这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来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 。（《文集》，392－93）
在马歇尔的判决中，不难看出汉密尔顿的理论影子。不过，他虽然坚持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但并没有明说在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中最高法院拥有最终和唯一的的宪法解释权，也没有强调最高法院的审查权比国会和总统可能拥有的权力更高。这可能是马歇尔的高明之处。他深知，国会的任何法律最终都会涉及到公民的权利，而只要是权利问题，就有极大可能会演变成为需要由法院来裁决的司法问题，这样一来，最高法院自然就拥有了事实上的最后宪法解释权。在当时，马歇尔的司法审查理论还看不出其深远的影响，因为直到1857年斯科特案时，最高法院才第二次宣布另一项国会法律违宪。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是美国宪政历程上最有影响的一页，它为美国联邦司法部门配备了强大的永久性法律工具，建立起一道防止各级政府（立法和行政）侵害公民权利的法律屏障。这大概是马伯里、麦迪逊，甚至是马歇尔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尽管如此，马歇尔的判决本身完全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大多数学者甚至认为，马歇尔的判决实际上有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马歇尔的判决的根据之一是最高法院对此案没有最初的管辖权，无权受理。这意味着它根本就不应该作出判决，而是把案子打到有管辖权的联邦地方法院。但他并没有这样作，而是一方面根据《司法条例》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与宪法相冲突为由宣布它违宪。不过，马歇尔似乎可以辩解说，他接受此案时，并不知道它无权受理，无权受理只是在受理过程中获得的新认识的一个结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党派斗争需要的这一判决，终于成为美国宪政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嘲讽。不过，人类历史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自私的动机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全球三种违宪审查模式比较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罗锋报道 违宪审查是国家权力过程中的一种基本纠错机制。如同其它任何一种纠错机制一样，是宪法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因此，违宪审查并不神秘。从各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与运行中不难发现，目前世界各国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司法机关即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国。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在这种模式下，由于司法是三权分立中的独立一部分，因此具有独立审查立法的权力。而这种模式中的许多案例，是与判例法制度相适应的。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公民手中。他们可以通过个案向任何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搁置违宪的立法；也可以在议会走廊说服议员修改宪法，推翻违宪的判决结果。最近的几个案例包括2004年1月26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奥黛丽•科林斯判处布什总统的“爱国者法案”有部分内容违反美国宪法的第一和第五修正案。
据介绍，美国最早的违宪审查发生在1796年“希尔顿控诉合众国”一案中，当时的美国法官佩特森和威尔逊，就行使了判决国会一项法案违宪的权利。到了美国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1801～1835任职)任期内的1803年，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宣布它有权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并第一次判决一条联邦法律违宪。从此这种基于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机制就确立下来了。但是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司法活动本身也难保证是绝对客观中立的过程，法官的主观性往往干扰了他准确体现立宪意图。
第二种模式是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英国。违宪审查在英国的历史比美国还要长，尽管英国是世界上三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但是早在君主立宪制度确立之初，《权利请愿书》与《权利法案》就明确表示，法律由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独立适用。英国的宪法性法律《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英国法律是英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君主及其大臣必须批准与确认。
英国实行“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内阁和法院由议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议会可以制定、修改和废止任何法律，包括各种宪法性文件；任何一部法律如果违宪，议会有权修正或废止。这种监督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而保证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得以更有效地贯彻和执行。但是问题在于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有的时候就失去了审查的意义。
三是由专门的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和德国、俄罗斯、意大利、韩国等国的宪法法院。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各组织法在公布前，议会两院的规章在施行前，都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应就其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著名的案例是2002年12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二厅以多数反对的结果，否决了德国将于2003年1月生效的《新移民法》，联邦法院多数法官的意见是，今年3月22日联邦参议院通过新移民法的程序违法了德国宪法第78条的规定，原因是勃兰登堡州未能一致投票却算作了赞同票。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专门机关不可避免受到政策影响，政治倾向性强，很难保证客观公正的监督。
在不同的国家里，违宪审查的部门不同，但是共同的是违宪审查机构的专业化与独立性：专门审理政府或立法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独立于普通法院、独立于行政机关，并且都关注过程合法性。从违宪审查的手段上说，现代国家通过两种方式对法律及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一是事先审查，即在法律、法律性文件颁布生效之前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一旦被确认违宪，该项法律、法律性文件便不得颁布实施；二是事后审查，即颁布实施之后进行的合宪性审查。
而宪法审查之后的执行，更是世界各国法律保障的基础。著名案例在1957年，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不同种族不同公立学校”(即黑白人必须分校的做法)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当时许多人反对高法判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两位领袖。一位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位是阿肯色州州长。但是，当阿肯色州长试图抵制高法判决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却命令军队进入阿肯色州，强制执行高法判决，保护黑白人同校。

『捌』 （美国最高法院）厄尔.沃伦和沃伦法院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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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父亲是挪威移民，母亲是瑞典移民。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了本科学位（1912年）和法学学位（1914年）。从法学院毕业之后，沃伦在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了5年。

1942年，沃伦以共和党的身份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并在1946年和1950年连任两届。在担任州长时，他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扣留在美日本人和日裔，在经济方面工作出色，为二战后直到1960年代中期的近20年繁荣打下了基础，并为加州建设了声望卓著的公立大学系统，为两代加州人提供了质高价廉的高等教育。沃伦在1948年曾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托马斯·杜威搭档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但以微弱之差败给了杜鲁门。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沃伦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令很多人意外的是，沃伦比预料的更加倾向于自由派，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提名沃伦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在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包括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1962年到1964年期间的“一人一票”各案（极大改变了很多州农村地区的投票权重）、Hernandez 诉德克萨斯州案（裁定墨西哥裔美国人有权参加陪审团）、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要求警方羁押当事人必须告知其拥有某些权利，包括请律师的权利，常被称为米兰达警告。

肯尼迪遇刺案发生后，沃伦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又被称为沃伦委员会。在调查之后，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说（沃伦报告），行刺纯属个人所为。

1969年，沃伦从最高法院退休。

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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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伯特·奥尔森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1943年-1953年 继任：
古德温·奈特
前任：
弗雷德·M·文森 美国首席大法官
1953年-1969年 继任：
沃伦·E·伯格

美国宪法以及修正案(中文简体...此公上任之初便在最高法院院务会议上表示,沃伦法院做出的一些司法判决应予推翻,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1966年的米兰达案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384 U.S. 467(1966)） 1963年3月初的一天，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名白人姑娘被一个带有西班牙语系口音的年轻人绑架并强奸。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警察发现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名叫厄尼斯多?米兰达。 米兰达出生于一个墨西哥移民家庭，父亲是一个油漆工。他自幼就不喜欢上学，属于“经常在街头混的男孩”，而且多次被送进少年管教机构。九年级的时候，他终于辍学，后来当过兵，干过杂活。他的工作记录也不太好，他曾经因为在工作时间擅离职守而被解雇。另外，他还曾因为盗窃汽车而被判刑，在联邦监狱关了一年。本案发生的时候，米兰达23岁。

1963年3月13日，警察逮捕米兰达后将其带到警察局，受害人指认了米兰达。然后，警察将米兰达带到审讯室，由两名警察进行讯问。警察没有告知米兰达依法享有的权利。在两个多小时的审讯时间内，两名警察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迫使米兰达供认自己的罪行，包括“一人唱红脸一人唱白脸”的审讯策略，并最终获得了有米兰达签名的书面供词。在那份供词的上方有一段事先统一打印好的文字：“本口供是我自愿作出的，没有威胁也没有豁免的承诺，我完全知晓我的法律权利，明白我所做的任何陈述都可能用来反对我。”陪审团采纳了该口供并做出了有罪判决。米兰达对判决不服，在政府为其指定的律师的帮助下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1966年初，最高法院决定受理该案，并于6月13日以5：4的表决结果作出推翻原判的裁决，裁决中说道：“（a）……(d)在没有其他有效措施下，以下保障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程序必须遵守：在进行任何讯问之前，必须清楚的告知被羁押人：1、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讲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2、你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讯问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3、如果你没有钱委托律师，我们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 (e)在讯问之前或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讯问必须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见律师，讯问必须停止，直到律师到来。(f)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讯问并且取得了供述，那么要由政府来证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弃了律师权。(g) 在被羁押讯问期间，犯罪嫌疑人回答了一些问题，但没放弃他的特权，他还可以在后来的讯问中主张保持沉默。(h)给予警告并且放弃权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无罪辩解具有可采性的先决条件。……”。闻名世界的米兰达规则就这样诞生了。

该判决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起草的，米兰达判例也是沃伦大法官做出的最受争议的判决之一。也有很多人把米兰达规则的产生归咎于这位具有司法改革风格的人物身上。但是，其实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在18世纪中叶，普通法特别关注被告人自主决定是否作出供述的权利，布莱克斯通告诫道，依照叛国罪律条，‘匆忙作出，缺少保障的供述……不应当采纳为证据。’” “然而，到1836年，政策又倾向于采纳供述。” 那时采取的做法是，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被控告人做了对自己不利的供述，“一旦有效证实，无需任何补强便可足以判处其有罪”。 到20世纪早期，可能由于犯罪率的攀升及文化混乱，司法部门更倾向于打击犯罪。当时刑讯逼供现象严重，而法院则放之任之。1936年布朗诉密西西比州

（Brown v. Mississippi,297 U.S. 278,56 S.Ct. 461,80 L.Ed. 682）一案中，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吊打的方式取得的证言被密西西比州法院作为定罪的依据。到20世纪40年代，警察强制讯问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警察在讯问中，逐渐从折磨、威胁转向用更潜在压力的方式给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使犯罪嫌疑人在强迫氛围中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因此，联邦最高法院表现出要制定一项对供述任意性更明确的检验标准。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并且“最高法院肯定知道大部分关于供述案件的上诉涉及的是黑人被告” ，“似乎联邦最高法院将限制讯问作为其种族平等工作议程的一部分” 。“将潜在强迫拿来做更加有洞察力的检验标准，应当会对贫穷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被告人更有利，因此有助于减轻影响到刑事司法制度的社会及经济不平等”。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定，因此使很多法官对那些受到不公正讯问的被告抱有更多的同情态度。同时，“美国刑事司法体系总是制造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有问题的结果。” 因此，最高法院认为他们应该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刑事司法活动。1964年在艾斯考波多诉伊利诺斯州(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1964))案件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说明了绝对的保持沉默的权利，并且强调是否给予并且是正确的给予了告知，强调被告是否已经放弃了沉默权。

但是，实践表明，该判例“其裁定意见模棱两可，混乱又受限制的裁定”， 也就是该判例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如果联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对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护，它需要更弦易张，做出更大的动作。当然，这剂良方就是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判例”。 因此，1966年诞生的米兰达规则，不能说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及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

『玖』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数量是几位

根据联邦法规，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组成。

法官均是由美国总统提名，并且需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方可任命。一旦获参议院确认任命，法官享有终身任期，他们就无需再服从其原先的政党、总统、参议院的意志来审判。法官保留他们的职位直到去世、辞职、退休或弹劾（不过至今未出现法官被罢免的情况）。

每位法官都有一票投票权，一票之差（五比四），判决透露了法官的政治思想信仰及背后的哲学或政治类比。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办公。

(9)美末2法院扩展阅读：

提名和确认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虽然大法官的判定最终可能与总统的期望相违背，大多数提名总统候选人都会宣扬其意识形态观点。美国《宪法》未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职资格作任何规定，总统可提名任何人担任这一职务，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近代，参议院批准的过程引起了新闻界和宣传组的高度重视，游说参议员批准或拒绝提名候选人取决于其档案是否符合党派观点。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提名是否应以正、负或中立报告提交参议院全体议员提出听证和投票。委员会亲自面试候选人是较新的做法。

在1925年，哈伦·菲斯克·斯通是第一位提名候选人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出现的提名候选人。斯通试图消除关于他与华尔街关联的担忧，而近代的质疑做法在1955年出现始于约翰·马歇尔·哈兰二世。

一旦委员会将提名法案提交全院会议并附审查报告，参议院全体议员将进行审查。反对相对来说是不常见的；参议院已明确地反对了十二名最高法院的提名人，最近一次的反对提名是在1987年的罗伯特·博克。

尽管参议院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认可在司法委员会中投反对票来阻止提名，但在2017年之前，一旦参议院全体议员的辩论开始，阻挠议事的议员将可能阻挠提名。

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名担任大法官的亚伯拉罕·亚伯·方特斯于1968年接任厄尔·沃伦为首席大法官，这是阻挠最高法院提名的第一个成功案例。这包括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所关注的方特斯的伦理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提名尼尔·戈萨奇填补安东宁·斯卡利亚的空缺席位，这是第二个经阻挠成功提名的案例。

然而，与福塔斯的阻挠者不同，只有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戈萨奇的提名，因为他们对戈萨奇保守的司法哲学表示怀疑。此前共和党多数派曾反对接受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梅域·加兰填补空缺。这导致共和党多数派取消规定以消除对最高法院提名的阻挠。

并非每个最高法院的被提名人都可获得参议院投票。总统可以在任命投票发生之前撤回提名，撤回通常是因为参议院明确反对提名人；最近撤回提名的是在2006年的哈里特·米尔斯。参议院也可能无法按提名行事，届时将在会议结束时终止。

例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11月第一次提名约翰·马歇尔·哈兰二世时，没有参议员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1月重新提名哈兰，参议院在2个月后批准了其提名。

最近，如前所述，参议院未对在2016年3月提名梅域·加兰的提名有任何动作；该提名于2017年1月份到期，而该空缺后来由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尼尔·戈萨奇填补。

一旦参议院确认大法官提名，总统必须在新法官任职前签署一份带有司法部印章的委任状。大法官的资历是基于任命日期而不是确认或宣誓日期。

1981年以前，大法官的审批程序通常很快。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政府，大法官的任命通常在一个月内得到批准。

然而，从里根政府到现在，这个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国会认为法官比过去更具政治色彩的作用。根据国会研究机构统计，自1975年以来提名至参议院投票的平均天数为67天（2.2个月），而其中值为71天（或2.3个月）。